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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
这里人们通常说的老三届，是指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到1967、1968年夏天应该毕业的初中和高中生。文革开始后，学校几近瘫痪。师生都放了天马，所有的学生都飘在社会上。学校瘫痪了，没有了老师，没有了校长和教务主任，该毕业的毕不了业，该升学的无学可升，学生也离不了学校。比如我原来就读的女十四中；原来是教会学校，叫竟存女中。文革开始后没有人管了，也不招生。我们虽然不上课了，原来的班级编制照旧存在，我们还算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各校的学生以家庭背景不同，自动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在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的带领下，轮流走马灯似的造起反来。
八十年代出了一批“伤痕文学”作品, 如电影《芙蓉镇》一样， 多数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都是故事里只有好人和坏人两类， 仿佛文化大革命就是几个本性奸恶的坏人迫害了大多数无辜的好人。果真如此吗？
伤痕文学造就了一种定式思维；形成了一种“文革定义”：红卫兵是一小撮，迫害了大多数善良的好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文化革命这场运动，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参与了的，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你支持我吗？不支持我就是反对我，你敢反对我吗？反对我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人民的敌人。”有多少人没有写过大字报？有多少人没有上街游过行？批斗大会，台上揪斗"牛鬼蛇神"的是在迫害别人，那台下跟着挥拳高呼“砸烂狗头”的就是无辜人民吗？倘若只有几个恶人在台上发威，而没有台下的万人助阵，就不可能闹得大江南北风起云涌。有几人没跳过? 有几人没有战脚助威？有几人完全清白无辜？就像一个大风车，人人曾被推到过了最高端，人人跌到过最低谷。
最简单的是：你必须表态，你不表态就被视为一种表态！你对阶级敌人恨不起来？那说明你的立场有问题！譬如某人是要被打倒的，你不振臂高呼，不揭发检举，你就是同情他，力图包庇他，铁了心打算和他站在一条阵线，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在举国上下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国民里的“好人”就所剩无几了，“善良”变得苍白脆弱。
在国外，人家一问起文化大革命，国人所有的回答几乎都是：“四人帮和红卫兵搅乱了国家”，责任是少数人的；和“我”没有关系。民众如此态度，历史的悲剧就难免重演。
事实是：文化大革命里，很少有人能游离于政治之外。
很多西方人对文化大革命感兴趣，有人会追着你聊；当我坦言我曾经参加过红卫兵，人家看我的眼神就微妙起来；红卫兵在他们眼里跟党卫军冲锋队一样。几乎没法让他们相信，那个年代，在中国, 几乎人人都是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他可能不叫红卫兵，他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兵团”, 或者叫“首都红三司”，“5.16战斗队”，“狂彪造反团”什么的。
不同的阶层组成了不同的政治派系，你方唱罢我登场。革命小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四旧、抄家、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秩序，破坏巨大；街道的家庭妇女组成小脚侦缉队表决枪毙政治犯，造反派抄走资派的家，硬挤进人家的单元房,“工人宣传队”逼着人们集体跳忠字舞，军宣队办“学习班”监禁不听话的人。成千上万的民众，今天像潮水一样涌上街头怒吼：“打倒XXX”，“砸烂XXX的狗头”, 明天就举着五彩小旗欢呼，并“热烈庆祝”同一个人的复出。最大的悲哀是多数人并不觉得自己的尊严受损，鲜有人为自己的是非不明，忠奸不辩感到羞耻，且至今依旧。
“伤痕文学”已经误导了西方，误导了年轻一代。我们还活着，我们有责任阻止历史被永久误导。
一群不能正视自我、正视现实的民众是懦弱的，缺乏良知的。民众如此态度，不但不能避免将来的错误，而且仍旧可能重导复辙。
文革开始后，先是干部子弟、“红五类子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成红卫兵跳出来造反，打倒“反动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接着，由建国前的有产者、知识分子、上层人士家庭背景的人为骨干，组成造反派；他们之中很多人，文革前一直感觉压抑。后因江青在 1967年4月3日接见了他们，总称四三派；如“某某造反团”或“东方红战斗队”、“井冈山兵团”等，他们被中央文革利用来镇压干部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
下一轮，是主要由工农兵，城市平民子弟组成的；其中不少是从早期的红卫兵中派生出、较为温和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因江青率中央文革1967年4月4日接见他们，后统称“四四派”，曾一度主导各校的“革委会”。四三派与他们夺权、经中央文革“调停”联合，组成新的“革委会”。哪一派整起人来手都不软。
1967年，四三、四四是属于当时处于高地上的群体，四月五日却是“老红卫兵”们的日子。这一天是清明节，是中国人祭奠祖先的日子。自三月下旬起，处于极度失意与愤恨中的老红卫兵们，怀着满腔的悲愤，倍加缅怀为了创建共和国，倒在长征路上的先烈们。他们三三两两地结伴，或成群结队地，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扫墓；到天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默哀….这也是一种不约而同的行动，少年们的怒火像火药桶一样，令中央文革不安。这是为什么有了四月三日、四月四日，江青率中央文革，两次在万人大会上接见不同派别的学生组织。此举其实是公开发布对山雨欲来的四月五日的“剿灭总动员”。她号召四三、四四派联合起来；“毫不留情地镇压联动的疯狂反扑！”宣称：“他们去哭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仇恨。
江青跟干部子弟势同水火，因为这部分人家长一辈就对她颇有微词，子弟们原本就不很买她的帐。还在1966年，这批人就最先公开跳出来要打倒江青，也第一批被宣布为“反动组织”。江青后来一直很倚重四三派，他们之中很多人按照今天的标准算是精英；有能力、有独立见解。这批人也最讨厌干部子弟，打击干部子弟比由工农子弟组成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手狠，最后也遭到了无情的“清算”。大家轮流被中央文革用来做枪炮，闹得中华大地杀气腾腾。 直到最后大家都闹腾得累了。放眼望去，却全成了坏分子、反革命。恨不得“坏人”比“好人”多了，大家反倒不太在意了。再后来是军管了，全都成了革命对象。这是很复杂的一段历史，很多人都刻意回避。
如果，也只有，当年的当事人们，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记述这段经历，叠加起来，才有可能较为接近事实地还原历史真相。
如果经历了这场浩劫的人集体缄默，历史将无可避免被错误地解读。
回想被我整的第一个人，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金融，她小学时也曾和我同班过两年。那时她圆圆的脸，活泼可爱，唱歌和朗诵在学校和年级里都是佼佼者。特别是朗诵，读起课文来阴阳顿挫，表情丰富，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的老师都很喜欢她。小学她是第一批入队的，二年级就戴上了红领巾，在我看来很神气，好像还是中队长什么的。到了中学就更是班主任的得意宠儿了。
如同多数美国人认定美国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一样；我们受到的教育使我们深信不疑：社会主义是最好的制度，中国的少年儿童是最幸福的儿童，我们吃得饱、穿得暖、每天能高高兴兴地走进学校的大门，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只能靠吃香蕉皮过活…...我们的责任就是好好学习，做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接班人。
我那时满脑子“革命理想”，每月省下的零花钱全买了《共青团手册》、《雷锋日记》、《共产党员修养》之类的小册子。天天自我反省，哪些言行不符合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要求，哪些感觉应当自我批判和检讨，怎样才能真正建立为祖国、为人民献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等等。检查自己的同时，也不断在审视周围的世界，批判周围的世界。
初三开学后，同学间出现了神神秘秘的传说：“某某杂志的封底图片上有反动标语”，人们仔细地在封底、封面甚至宣传画中寻觅着“反动标语”，大家得知；有阶级敌人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让中国人民再受“二茬罪”。
金融和班长邵增光都出身不好，但是学习认真、热衷班集体事务，积极要求入团，表现非常积极。她们每天神神秘秘地写日记，然后常不经意间把日记本“忘”子课桌里，被做值日的同学拿来翻看。字里行间全是像革命标兵雷锋一样的豪言壮语。班主任生了病，她们就去登门探视，还会哭得眼睛红红的，在当时的我们看来，这种专门拣惹眼的时机做好事儿，帮助同学做值日，还假装不留名什么的行为，虚假到难以容忍。初二，她们都是第一批要被发展入团的对象；那时候叫“积极要求进步”。我从心底里觉得她们不真实，可又没有证据，只是凭直觉反感得要命。一有机会就会讽刺她们，说她们“假积极”、“小市民”、“马屁精”……班里有一些和我有同感的同学，经常聚在一起挖苦她们、跟她们捣乱，我们的恶作剧很自然地被认为是跟老师，跟“团组织”对着干。
初二学期结束时，班主任给我的评语里有一句“打击进步同学”。父亲手指敲着摊在桌上班主任写的期中总结，脸都绿了：“你知道打击进步同学是什么意思吗！是托派！你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不知道？！你懂不懂！？”…… 初三上半学期，年级里准备发展金融入团，我们班里的八个同学联名写了反对信，送到团市委, 反映女十四中团支部的问题。我们警告说; 我们学校的团支部被资产阶级腐蚀拉拢了，变修了，专门发展出身不好的学生入团，变相地在学校里鼓励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如果共青团里吸收了这样的假积极分子，组织就会变修，丧失纯洁性，后果严重。”我们都不是团员，其实根本没有发言权。学校为此非常生气，先是取消了我们几个参加北戴河军训的资格，进而准备讨论给我们处分，正闹得沸沸扬扬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是1966年的夏天。电闪雷鸣，红旗漫卷，整个国家旋转了起来。随着运动大潮的起伏，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权威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
自5月29日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在海淀初成立，迅速如雨后春笋般蔓延到了全中国。六月初，全市的红卫兵开始了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大辩论，学校停课了。工作组进驻，被打倒，到8月18日，8月31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运动如惊涛拍岸，后浪推前浪，令人接应不暇，反应不过来。
在破四旧的风暴中，少年们得了到来自最高决策者的首肯鼓励，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称：“我们要建设新世界，就必须破坏旧世界”，之后又连续发表社论《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好得很！》。林彪代表毛主席多次表态：“坚决支持你们！”江青四处点火，反复在大庭广众之下宣称：“我代表毛主席，支持你们，向革命小将致敬！”“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学生们热血沸腾，千百万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冲向社会，冲上街头，动荡开始了。
当时的派出所，都差不多全力“配合”红卫兵的革命行动，重大问题还要向“革命小将”“请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造反蔓延到全国各地，随即打砸抢升级。各地省市委普遍受到了冲击，处于瘫痪状态。 对此，毛主席说： “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这之后，除了毛主席，一切权威都风雨飘摇了。
当时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一些年纪稍长的红卫兵感觉到事态严重，为制约红卫兵中的过激行为，联合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 紧接着，东城、海淀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纠察队的通令一道接一道发向全市；“不准任意抄家，不准任意揪斗，不准武斗，打死人要偿命，不准冲击国家机关，不准迫害老干部”。周恩来首先肯定并支持纠察队的工作，并给纠察队配置了办公场地、电话等。
9月初，国务院公布了《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后，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串联”。
“串联”持续到11月底，毛主席前后八次上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
我家不住在“大院儿”里，没有很多“小道消息”的来源，除了在学校同学中道听途说来的传言，不了解什么内幕。那时的我，对社会、对人生、对政治的了解全来自教科书，其实几乎是一无所知。我是个小萝卜头，并不置身在漩涡中心，只处在漩涡边缘。那个时候，初中生很仰慕高年级的学生，自从参加了女十四中红卫兵，一开始，跟着高中的红卫兵去别的学校串联，所谓“串联”，就是到其他学校，跟他们的红卫兵联系，了解他们是怎么成立的、怎么在学校里造反。有时分组到其他学校抄大字报、抄口号什么的。哪里有辩论，就成群结队跑去“增援”，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包括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因为我压根弄不清楚，自己的父亲算不算是好汉。
一个初夏的晚上，跟着高中红卫兵们去参加“辩论会”，记不清是去了舞蹈学校还是戏剧学校，辩论的什么也全无印象。至今唯清楚记得的是；凌晨，回学校的路上，经过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刚洒过水的马路上湿漉漉；华灯下，亮晶晶地泛着水光，空气清新，心旷神怡。那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半夜和同龄人在街上“闹革命”，此后我们就住在教室里，睡在拼接起来的课桌上。沉闷的生活秩序打破了，山雨欲来，少年们躁动着；“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大家感觉就像高尔基书中“暴风雨中的海燕”，心中充满“使命感”。
我们学校地处皇城边缘，少有大富大贵值得革命的对象。学校没什么革命可闹，就参加了东城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简称东纠），总部设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作为纠察队员，我被派到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
自从加入了纠察队，就没有回过几次家。记得有一次回家取衣服，家里住满了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自从我加入了红卫兵，爸爸和继母对我都客气了许多。家里本来保留有很多交响乐的唱片，那是我已经去世母亲的遗物，记得最清楚的一张唱片是78转塑胶唱片《波列罗》，因为父亲经常放。我后来想，父亲是纯中式老派人物，不应该喜欢这类东西，唯一的理由可能是这个曲子链接着他的某些回忆。 还有很多父亲喜爱的《打渔杀家》《凤还巢》《借东风》之类的京剧唱片。见我回到家里，父亲主动告诉我，他们早已经砸烂了那些“四旧”，当做垃圾处理掉了。
为接待全国各地来北京“朝圣”的红卫兵，整个北京站前厅关起了门，东城纠察队和西城纠察队分别占据了二层西侧和东侧的候车大厅。我们用长椅子分割成男女生休息区。东西纠察队各自分三组按钟点值班，在食堂免费吃饭，值晚班的还可以吃夜宵，通常夜宵能吃到馄饨，油饼儿和面条。
我们住在北京站二层的西厅。我们中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四五岁。楼下就是现在的北京站西货运口，有人专门负责搜检被遣返的“阶级敌人”，他们中一些人，试图藏匿携带一些贵重物品，往往会被搜出没收。金条、外币、古董、手表、现金等贵重物品，像装修垃圾般露天堆积着。我们中没有人想到过动一指头那些东西。有人说：“因为你们太小，不懂那些东西的价值”，这不对；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满地的人民币我们不认识吗？漂亮的貂皮大衣我们不认识吗？在今天这个全民拜金的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能懂得人类会有一种精神，叫做“理想”。如果我们中有人拿了，哪怕是一小点儿财或物，大家会说；“这个人很次，”“次”差不多是当时对人最难听的评价了。“次”会被所有的人从心底蔑视并唾弃。
我们每天面对着像潮水一样涌动的串联人潮。焦急地等待上车的人群，一直排到方巾巷北口（北至现在的长安街）北京站差不多瘫痪了，多数员工也造了反；火车站日常运转落到了站前派出所和东、西纠察队肩膀上。每一次调度通知将有火车发往某地；开闸放人之前，要先在广场上用大喇叭广播，由纠察队员和站前派出所的警察一起，先在站外开始整队。为防止人潮汹涌，防止有人被挤倒发生踩踏，我们得和警察、北京站所剩无几的员工一起，手挽手结成三道人墙，背对人群，用脚做支点，竭尽全身的气力，用我们的后背顶着人潮。放人进站时，我们的人墙常常被挤到栅栏的死角处，危险自不必言。每一次放人后，都留下满地被踩掉的鞋、帽、书包等等的杂物，一片狼藉。也时有被踩踏受伤的人。
我们还要负责火车开出前的准备工作。从空车的卫生，到检查每一节车厢是否还有没走的人，那时没有能够提前公布的时刻表；你在站前广场上等候，可能等一天，也可能等两三天，甚至更长时间。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有到长沙的车或者到武汉的车。黑压压的人群困坐在站前广场上，直到今天的长安街南侧。一等若干天，连上厕所和吃喝都成问题。你不敢走开片刻，随时有可能因为有车来，起立编整排队的人群，若是正巧你去如厕，赶上放人整队，前边几天就白排了。总有人会千方百计设法溜进站台，爬窗躲进待命的空车厢。对广场上望眼欲穿的人群来说，甚至都不能选择去哪里，只要能离开北京，离开站前广场，就是“出路”。
有一个20多岁的家伙，在那时的我们眼里，他已经是“老家伙”了。穿了一身发白的旧军衣，背着一个军用大背包，将近一米九的大个子，又高又壮，像美国特种兵似的。我们几次把他从空车厢里揪下来，赶他去广场排队。他总是能奇迹般的又混进站台。有两次，我们需要七八个人把他抬出站，就像一群蚂蚁抬一块巨大的面包渣一样。
全国的大串联从1966年的8月底开始到12月初，毛主席八次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几千万人流经北京站进出。到了十月底，年纪稍大的高中生坐不住了，怕将来没有去外地“串联”的机会，跑到南河沿的东纠总部要求换人，总部已经没什么人了，头头们都走掉了。北上的、南下的、西进的、东征的，能走的都走掉了。最后闹得由周恩来和陈伯达出面调节：“你们不要急，北京站现在需要你们，将来会给你们特别安排串联的时间和机会的。” 先是北京二中和二十四中的几位高中生跑了，接着陆陆续续有人近水楼台，上了车也走掉了。二十一中的陈红阳是老高二的，屡屡动员我与另几个女孩子结伴儿；“别傻了，再不走就没机会出去了！我带你们去看羊爬山。”回家商量，父亲不同意，我没有再坚持。
没有多久，纠察队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对我们这批人来说，实在是有些冤枉的。
我在北京站坚持到11月上旬，大串联还在进行中。同班同学刘玉双到我家，跟父亲说明我们两人要结伴去广州，大约父亲见她人高马大，又稳重憨厚，觉得稍稍放心，同意了，并且建议我们南下的路上，一定要去徐州，他在那里参加过淮海战役，特别嘱咐我要去淮海战役纪念塔瞻仰。
我们两人的广州“串联”，今天在脑子里实在是淡忘了，我们先去了徐州，只记得去看了高耸入云的烈士纪念塔。而后继续南行。到广州时，那里的“串联”已接近尾声，街头虽有大字报，我们却云里雾里不知所云。那次对广州的印象：毗邻延绵的街道两侧，多是陈旧的两层木板房，灰色的薄瓦片屋顶，整条街连成一片。一到晚上灯光昏暗，常见衣衫随便的市民与家人围坐在小木桌旁吃晚饭。入夜户户上了板儿，二楼小窗泻出幽幽的灯光，让我们这些北方佬觉得神秘秘的；街道更显得黑黑旧旧。我们能吃到的只是又干又硬的粗米饭，配上两条整棵的油菜，半生不熟，实在难吃。遇见几个北京学生，是海淀某校红卫兵的，说：在北京，江青他们把周荣鑫、雍文涛当做纠察队的后台揪出来了，连四中红卫兵孔丹的妈妈也被整了，（后被迫害自杀）中央文革开始抓人，已经抓了我们好几个西纠的“战友”。大家义愤填膺，我们坐不住了，决定立即回北京。
没有直接回北京的火车，我们就上了一趟去西安的车。后来记忆最清晰的，是那列火车，据说原本是宋美龄的专列：淡蓝的色调，皮座椅，宽走道。如果不是挤了那么多的人，一定是很气派的。但是当时挤得几乎无处下脚。我们两人抢得了一块行李架上的空间，可以轮流去睡一会儿，车走走停停，完全没有钟点儿。在一个大站我们下车买吃的，回来发现我们的“宝座”已经被后来者占据了。后来的时间里，我们只能被挤在厕所里。有人要用厕所，我们就挤出来，没人用厕所的时候，我们就四五个人挤在厕所里。
回到北京，红卫兵已经日渐衰败，随着运动的“深入”，很快，发现“文化大革命”，原来要革的就是“干部”这个阶层的命。随着父母们相继受到冲击，这批红卫兵对中央文革越来越不满。我们中有的人，前脚去抄别人的家，回家发现自己的家已被抄。“革命”的指向已经很清楚地转向了“革命干部”，现实超出了这一批人能够接受的底线。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冲击波扫倒了老一代，也扫向了子弟们。第一批红卫兵最早介入了文革，也最早成了文革的“反对派”。干部子弟中广为流传着毛主席的一句话：“我们的干部子弟在学校里的表现往往是中间偏右的，那些表现好的往往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但是无论他们表现怎样，我们不会信任他们，革命的担子最后会落在你们肩上。” 我们那时太天真，怎么也弄不明白，“当然的接班人”怎么一下子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后来统称“老红卫兵”。
造反派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为口号，热衷于揪斗“党内一小撮”，专门揪斗各省部委、中央机关领导干部。老红卫兵与造反派势不两立、冲突频发。中央文革当时刻意扶植造反派，用他们镇压“老红卫兵”。
到了1966年11月底，江青痛斥纠察队：“保爹保妈保皇派！”“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揪出他们的后台！”并被公安部宣布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
我们开始感觉到了压抑、愤恨；一小部分为我们自己，一大部分为了拼死打江山的“老革命”们。一个又一个，为打江山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被打倒，一个又一个国家领导人被罗织罪名；“揪出来”，关押、揪斗“打倒”。切身的体会，让我们开始震惊于黑白颠倒的不公正。
以江青为首的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处煽风点火，挑动造反派揪斗“当权派”，进而开始向“军内一小撮”下手了。
我们开始时试图说理，试图寻求真相。渐渐地，开始怀疑这场“革命”的正确性，开始怀疑发起这场“革命”的动机。
今天回想起来，仍觉不可思议；走在街上，在人群里，不需要语言交流，也不用看穿戴，你会立即准确地判断出“同类”。迎面过来的人群中，你立即能从气质上认出“自己人”。没有人指挥，没有人组织，大家不约而同地换上了无字的红袖章。
这说来奇怪，难以置信，但的的确确就是“不约而同”。
四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众多的影视作品中，多有旧军装、红袖章等等的“形似”，却鲜见“神似”者，更多的是神、形皆不对的粗陋之作。
1966年底，父亲得到单位通知，干部必须约束子女，禁止五个以上的孩子结伙外出。父亲再三几近央求：“呆在家里，要什么都给你买，千万不要出去惹事了，好不好？”当初完全没有体会到家长的惊惧。“誓死捍卫革命江山”的天真理念，让这一群青春期的少年几近疯狂，无所顾忌；“战斗以求生存！”
联动“冲”公安部参加了几次记不清了，按照今天的确切定义：“上访”而已。在我眼里，“联动”其实并无严密的组织，它只是由最初一批红卫兵中的骨干分子、被勒令解散的西城、海淀、东城纠察队成员，还有一些干部子弟中的热头青少年，不约而同、自发凝聚而成。
1966年12月中，江青在工体万人大会上痛斥：“纠察队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要坚决镇压！” “联动保爹保妈，血统高贵，什么东西！”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跟干部子弟不共戴天的造反派“首都红三司”开始狂抓人，三司矛头直指党政军内的老干部，被戏称“三司捕快”，他们抓“联动”往公安部送。
联动“冲”公安部，是为了找公安部长谢富治说理，为了要求他们释放被捕的“西纠”、“联动”成员，为了抗议中央文革任命“三司”做打手，为了发泄对中央文革的愤恨。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们涌进公安部，在礼堂里三三两两地围着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辩论、说理，要求他们放人。不记得有没有结果，最终，那天我们被客客气气地请出了公安部。
矛盾越来越激烈了，联动向公安部发出了“最后通牒”。限公安部24小时放人，要谢富治出面谈判，否则将“火烧公安部”。
第二天晚上，数以千计的北京老红卫兵、“联动分子”，从四面八方涌向公安部。公安部的墙上被刷上“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利！”
那次我们一部分人是在人大附中门口集合，开始就聚集了四、五十人。大家三三两两从东西南北城骑车赶来，为了声援海淀被捕的“联动”成员，有的是大院儿孩子们结伴，有的是“东纠”、“西纠”的同行，互相并不认识。集结后，一起骑车往长安街进发，沿途不断地汇集进了更多的人。联动的“最后通牒”无疑给了中央文革充分的准备时间；自行车队一过了甘家口，就遭到了埋伏在路边的“市民”的伏击，他们用土豆、烂白菜梆子、藤编的菜筐投掷我们，试图阻挡我们的队伍。冲过了一道道封锁线，发现沿街布置了越来越多“小脚侦缉队”和“工人民兵”，如临大敌，严阵以待。
队伍很多次被阻断，来到天安门西侧的28中门口时，已经发现有被包围之势。几千名“联动分子”汇集到公安部门前，高呼着“炮轰公安部，油炸谢富治！”景象颇为壮观。长安街的华灯下，一片无字的红袖章。 年龄最大的不过十七八岁，小的十二三岁。大有决一死战的架势。
风云突变，瞬间，我们发现被包围了。黑压压的人群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包抄了过来，很多人手持棍棒，显然是严密部署过的行动。我们之中有人大呼：“撤！”顿时，大家四散突围，我的车钥匙找不到了，27中一个叫张军的小男孩儿冲过来，用他的军用皮靴一脚踹开了车锁，一边儿骑在车上往外冲，一边儿挥动着手中的钢丝锁，杀出一条血路，我们一行七八个人互相保护着，突出包围圈，向皇城根儿方向疾驰而去，后来，我们在二十四中与另外几位突围出来的东纠成员集合。大家的态度一致；“拼了！跟三司决一死战！”
北京上空阴云密布，大家觉得越来越压抑了。
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下午我们几个女孩子在古楼中学一位姓游的女生家听唱片；有消息来说晚上各校的“老兵儿”要在北展开会；我们随后匆匆散了，各自回家吃饭，晚上到北展集合。进到北展会场，（就是今天的北展剧场）的时候，剧场里已经座无虚席，连楼上两侧的包厢里也晃动着军大衣。
台上淡绿色的幕布中央，挂了一张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印象中，先是有海淀几个学校的老红卫兵上台讲话，他们多是老高中的。开始时还算秩序井然，有人发言总结过去的成绩，也提到了“缺点”，还提出红卫兵要“破私立公”……然后有几个海淀联动骨干上台讲话；此时有人开始散发传单，随后有石油附中的联动成员冲到台上，气氛热烈了起来；其中之一穿件军大衣、戴了一顶大皮帽子，有人小声告诉我：“他叫蔡东北，石油附的”….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的反毛泽东思想讲话！”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台上的人大声念着手中的传单，台下顿时爆发了雷鸣般的喝彩，掌声雷动，“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突然，人群一阵骚动，有人说：“三司有人混进来了！”会场开始动荡了起来，像是起了风浪的水面。台上开始有人抢话筒，“反对乱揪老革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台上台下混成了一片。两个小兄弟连着一块天花板，从天而降，掉下来也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突然一个二踢脚直崩到主席台上，崩进了毛主席像的脸颊上，会场一片哗然，先前的秩序荡然无存。
有人安排开始放映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紧接着，又放苏联电影《区委书记》，最后银幕定格在八个大字上：“以血还血，以命抵命！”终场的灯光逐渐亮起来的时候，全场沸腾了，所有人像发狂一般跳了起来，很多人跳上了座椅，站在高处舞动着手里的传单，大家跺着地板，把帽子、靴子、围巾、手套抛向空中，“ 以血还血、以命抵命！”“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所有的人一起怒吼，宣泄着对中央文革的愤恨。
1967年春天，我被作为“反革命组织联动”成员被捕，先关在海淀分局拘留所。同时被抓进来的，还有七八个跟我一样的半大孩子，我们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互相看不见，就大声地互相呼唤，交谈。我们用脚踢牢房的门，大骂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27中的张军捶着门叫看守：“把谢富治给我们叫来！我们要见谢富治！”看守们一开始还过来呵斥几句：“闹什么！闹什么你们！老实呆着！”不想，反倒惹得这帮孩子更闹得凶了起来；一齐大喊：“我、们、要、见、谢、富、治！”
“嘿，警察！狂什么狂！告诉你，我们早晚会出去！你出不去！你永远出不去！你得在这儿呆一辈子！”
“联动万岁！”
我们一起捶着牢房的门：
“打倒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
“打倒谢富治！”海淀分局看守所，因为来了这群半大孩子，闹得沸反盈天。
看守接受了教训，不再搭理我们。
我们开始大声唱长征组歌：“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终将放光芒”….我们开始用指甲在牢房的墙上刻下卡斯特罗的名言：“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歌声此起彼伏：“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我们把后两句拖长了声音重复着。
如此闹了三四天，我们开始觉得饿了。每天早饭一个窝头一碗汤，中饭一个半窝头一碗白菜汤，只是白菜帮子比早饭稍微多些，晚饭还是一个窝头大半碗白菜汤。我们中最大的十六七岁，小的十三四岁；饥饿让大家安静了下来，长征组歌不那么雄壮了，又过了两天，走道里没有了声响。
因为只有我一个女生，一直被单独关押在楼道最里面的牢房，后来进来了一个30岁左右的妇女，她自称是因为孩子掉到水里淹死了。
一个星期后，我和另外两个“联动小头目”被转移到半步桥自新路的第一监狱。
押送我们去一监的车上，得知同车的一位难友叫郝北上，家里是公安部的。另一位是35中的，叫陈冬生。郝北上抱怨说: “不行，我饿得要命，” 陈冬生问警察：“什么时候放我们？要不你找我们家，让我爸爸给我送点儿吃的来！” 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放我们回家？现在要把我们弄到哪里去？押送的警察说：“别说话，到了地方你们就知道了！”
听这名字！半步桥、自新路！我后来常常想考证明白，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是先有的第一监狱，还是先有的这个地名？
第一监狱的气氛不像海淀分局，从海淀分局到一监，区别就像重庆的渣滓洞到白公馆。这里死一般寂静；像在海淀拘留所那样如火如荼的“斗争场面”，在这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座放射形的建筑，像张开五指的一只手，我辨别不出东西南北，直接被送进了一间小牢房。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横开着一条小窗户，进门有一块一米左右宽的水泥地，再往里就全是木条钉成的炕了，只有四十公分左右高。被子是白里黑面，大部分时间你只能坐在“炕”上。牢门不像海淀分局的拘留所，有带铁栏杆的窗户，你可以趴在窗口看走廊。这里的牢门上也有小窗户，但是铁栏杆外面有一扇小隔板，可以从外边打开向里看，里面却完全没法看见外面。有时看守会悄无声响地走到门外，突然打开小窗外面的木板，查看你在做什么。
在这里，我被单独关着。看不见人，也听不见人的声音。预审员初次“提审”只泛泛询问了姓名、年龄、学校等的基本信息。然后给了我笔，一叠黑色横隔的笔录纸；叫我“老实交代问题”。这时才知道，世界上最无理可讲的地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到了这里，你无权辩解，也不要你叙述事实。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说你干了什么，你就已经干了什么。
只有在早上和下午两次“放风”时，我们才有机会在牢房和厕所之间走动。看守会挨着号依次开门让犯人们轮流去“放风”。唯一能和别的犯人碰面的机会，就是往返厕所时与其他犯人擦肩而过的瞬间。这时一般会有看守站在近旁注视着犯人们。此刻，我才真正意识到了“自由”二字的意义，痛彻地感觉到了自由的珍贵。
一天，正在极度的苦闷中困坐，忽听得一个响亮的女生：“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顿时竖起了耳朵，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却没有人说话。我留了心，晚饭后，趁着楼道里有人收拾饭桶什物的噪杂声，我听见隔壁轻轻地敲墙声，“哒哒哒， 哒哒” “哒哒哒，”我赶紧靠在墙上，也用指甲轻轻地回应。第二天早上我留了心，看守先开了隔壁的门，放她去厕所，那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女孩子，凭直觉，我知道她就是昨天大声颂念毛主席诗词的那位，是我的“战友”。待她从厕所出来时，女看守开了我的门。我们擦肩而过，她极轻地嘀咕了一句：“桶底下，”我在厕所洗手时，迅速地从在放在水池边的桶底下抽出了一张小纸条，塞进衣服里。回到牢房里背着门打开，“我叫郑钟伟，女附中的，请告外边情况？握手。”第二天，我回应了她：“中央文革越来越狂，很多人被抓”。
她经常会大声地朗诵毛主席诗词，出来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她和楼上其他难友们交流的办法。
每周有一个下午，牢房门会被打开，我们依次排好队，由看守和管教带着到楼外的空地“放风”，不准说话，只能拉开一定的距离，跟着前面的人在院子里走圈儿。有一天正走着，突然二楼传出一声短促的大叫：“周倜！”我一激灵，下意识地抬头循声往楼上张望，一排十多个窗户，都一模一样，没法分辨声音是从哪个窗户传出来的，我听出那是陈冬生。 估计带队的管教并没有听清楚这个名字，回来列队时，并无其他麻烦。
1967年4月初开始，我们时常被安排听广播，4月3日和4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连续两天在工体召开万人大会，党中央最高喉舌《红旗》社论定调、措辞越来越严厉。公安部宣布：“西纠、东纠和联动（东、西城纠察队、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反动组织，坚决予以取缔！”中央文革明示造反派：要布下“天罗地网”；“要专他们的政！” “要坚决镇压！” 广播里开始语调激昂地播送“红旗社论”，要全民动员，严厉镇压联动分子，中央文革恶狠狠地宣称；“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儿不给，半点儿也不给！”
4月22日晚饭后，监狱昏暗的楼道里出现了踏杂的脚步声、开锁声夹杂着点名的声音。我们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每一个人都盼望着被提审，提审意味着你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遗忘，提审意味着，你也许距自由更近了一小步。
我们被安排在放射形楼的中间厅里集合列队，七八十人都在人堆里寻找着熟悉的人，低声呼朋唤友，“战友”重逢，大家好不欣喜。
管教站在队前，向我们宣布：“今天带你们去听一听政府对你们这些人的政策。你们要老老实实遵守纪律。”
门外空场上停了几辆大轿子车，我们被又一次点名，被叫到名字的上车。记得最后只有六中一个叫黎胜利的，没有被点名上车。
车开出了第一监狱的大铁门，大家七嘴八舌地推测，这是要带咱们去哪儿？去卢沟桥集体枪毙？或者是带我们去工体的万人会场集体批斗？反正现在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批斗又何妨？枪毙又何妨？不知谁开了头，大家唱起了长征组歌。好久没有这样的聚合了，歌声有一些拖沓，有一些沉重。我想：是因为太久没吃饱过，还是牢房把我们关老了？
我们认出了长安街，“不是去卢沟桥，”车停在了人民大会堂的侧门，已经有两辆一样的大轿子车停在旁边了，我们被带进了西门的小礼堂。
大厅里灯火通明，在这里与其它几处监狱来的“同志们”会合了，大家兴奋异常，乱哄哄在人群里找寻和招呼着各自认识的人。从左侧的门里相继走进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谢富治、周恩来等一行人，待到大家看见周恩来进来时，全场喧哗了起来……江青颤抖着声音，假模假式先讲了一通话，现在能记起的只有她先是一声：“同志们呀….”很多人当时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我们被称作“同志们”了？我们不是已经被公开宣布是“反动组织要坚决予以镇压”，“必须毫不留情、坚决专政的阶级敌人”了吗？
江青点了北大附中牛皖平的名，要牛皖平站起来她看看。又问：“你们吃的饱吃不饱呀？”几乎是所有的人一齐大喊：“吃不饱！”“饿着那！”
江青说:“委屈你们啦，’’ “你们还要把联动办下去吗？允许你们继续办，还要给你们配办公室，配电话。”
几位首依次讲过话，末了又问我们；“你们是先回去拿你们的东西，明天再回家呢，还是今天就回家？”全场的回答出奇地一致：“现在就回家！现、在、就、回、家！”
离开前，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学习材料”，其他的东西记不清了，印象深刻的只有一篇单行本小册子，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因而不使子弟“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多与重器，而不及令有功于国”。因为似懂非懂，当时并没有十分明白。 只明白他们的大意是说；将来的国家，还是你们的，将来还是要靠你们这些人来接班，但是先要让你们经受更多的磨炼。
我们畅快异常。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会这样就被放了，而且“联动”还可以继续办下去！来时的大轿车在北京空寂的街头急驶，连夜把我们分别送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中学同学晋进来了我家。我告诉她昨晚的事，兴奋地告诉她中央文革明确表示了：我们还可以干，还说要给我们配办公室，配电话…… “别傻了！看看前几天的报你就知道了，现在是四三派掌权！老兵儿彻底完了。”晋进说。
不到中午，我的狱友送来了四三派的传单和1967年4月23日北京日报，报称；为体现党的宽大政策，“昨天释放了123名联动小头目”。
一种被欺骗了的愤怒油然而生，大人物们居然也会这么公然地两面三刀！
这之后，我自己飞快地从“革命小将”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我们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出局的第一批学生，之后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日子了。
放出来后，女十四中已经进驻了“工宣队”，四三、四四派联合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派人，来家里揪我到校办学习班。记得一进校门，四层教学楼所有的窗户都齐刷刷地挤满了重重叠叠的小脑袋；她们指指点点着：“瞧，就是她，让公安局给逮起来了，刚放了诶！” “哟，就是她呀！”……学校没有人敢靠近我，也没有人跟我说话，除了工宣队的教导员训话。让我吃惊的是，有一天同班同学金融忽然来我家里找我。说知道我放出来了，来看看我。我文革前从不与她交好，还整过她，当时并没有多说什么，但还是有些感动，她不是我们红卫兵的，居然还敢这个时候来看我。
一来二去我们交往密切了起来，后来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她成了我唯一还保持着联系的中学同班同学。后来我惊异于她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曾经问她；“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你那么积极，是怎么回事？”她说：“嗨，你怎么不明白啊，那都是装的！” 她告诉我，文革前，她和家里的人无时无刻不感到压抑，如履薄冰；“我们活着得比别人小心得多，你不懂，我们必须得特别小心！”原先，我只知道她家住在取灯胡同一带，是满人。爸爸因为什么事被发往外地，原来算是“出身不好”的人，后来才知道她家是满清贵族，革命后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此后，每每想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要小心翼翼地活着，心中充满敌意，却无时无刻不强做认同….我发凉的心直往下沉。而正是我这样的人，十几岁时的使命感、理想和无知的激情，构成了另一部份人生存的压抑和痛苦。
多年以后，大约是2002年，金融和初三六班的其他同学组织在景山聚会，她们筹划的时候，金融说建议找我参加，有人很迟疑；“她不会来吧？她会不会生咱们的气，不愿意参加？” 那是1966年离开学校以后，初三六班唯一一次聚会；我去了，有些惭愧，因为我叫不出很多她们的名字。
前几年，金融约了我们的班主任王鸿华老师一起吃饭，在金融的办公室外等她下班，我和王老师聊了起来，我开玩笑地问她，“您还记得初二期末给我写的期终评语吗？”
“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你小时候不怎么说话，挺蔫儿的，挺老实的，在班里不怎么显眼。”
“我爸爸看了您的评语差一点儿没疯了——您给我的期终评语上，说我打击进步同学！”我笑着说起上学时的事儿来。
王老师彼时已经年近七十，精神还算健旺，把眼睛睁得老大，稍有尴尬地说：“你臊我，有这回事儿？我都不记得了。”现在想来，真不懂事，当初不该提这样的废话，那之后没过多久，王老师就病逝了。
2012.7.5 于京城北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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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2 17:5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