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化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6.08.31）

tuffy05

张平化
1966.08.31

先给大家交代一下来意。我离开湖南很匆忙，回来也很匆忙，离开的时候是六月十三号，我在乡下接到电话，要我两三天内要赶到，我就匆匆忙忙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和华国锋同志，还和×××交代了一下，就走了。十三号下午离开湖南，十四号到达上海，在上海停了两天以后，十七号到达北京，到了北京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没有和别人联系。中宣部（中央宣传部）这个阎王殿，过去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进去过，这次进去才知道真正是阎王殿，你看陆定一、周扬、姚溱、许立群、林默涵，部长、副部长都是阎王，还有一个秘书长×××也是个阎王。还有与阎王挨得很近的人，如张勤。要炸毁阎王殿，就要把阎王揭发、批判，把阎王斗倒、斗垮、斗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还是依靠中宣部的原来这些人，就是依靠那些左派，团结大多数群众进行斗争。我进去的时候，宣布我是副部长同时兼工作队队长。我这个工作队长还没到，副队长、队员就先到了。进去时，连两个副队长都不认识，那些队员、组员就更不用说了。那几个阎王倒是见过面，下面的好人一个也不认识，有两个见过面的也忘记了。这些人中哪些是左派呢？一个也不认识，把我投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要我搞工作队长，真是棘手。好在那里有中央直接领导，有毛主席亲自领导，有陶铸同志主持，掌握大方向，我们做些具体工作，好好调查研究，分析情况就是。

处在这样个情况下，我离开湖南时间很短，对湖南自己还是有感情的，从感情上来看是很关心湖南的。湖南送来一些材料，也没时间看，什么时候被迫接触湖南问题的呢？还是湖南上北京的学生，开始是第一中学的学生，以后又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后来又是成批的学生到北京去，除零碎时间接见学生外，湖南的差不多都接见了，又成批的接见了三批，一批几十个人，后来又和陶铸同志、任重同志一起接见了中南各省赴京的学生。我在和学生的接见过程中，越接见越感觉到湖南的问题严重，特别是长沙爆发“八·一九”事件后，更使我感到不安，感到问题严重。因此，不管如何忙也要研究湖南的来电、来信、来访的材料。我是认真看了的，考虑到一个宣传部的副部长直接干涉一个省委的事情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把这个情况向中央反映，一方面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反映，一方面向陶铸、任重同志反映，希望对这些问题提出批评、指示。因此，前一阶段，主要是反映情况，因为我接见了这些人，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我想直接插手做这样、做那样工作总觉得不妥当。后来，看这情况越发展越严重了。“八·一九”事件的性质是很清楚的，就是有组织有计划地镇压学生运动。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立场干出来的。不仅在“八·一九”，而且在八月二十日，进一步扩大恶果，进行所谓大辩论，出动大批宣传车，宣传所谓事实的真相。当书记的看到这个情况，还说是自发的冲突，那里来的那么多自发呢？我看到有些简报，说工人赤卫队是自发与学生发生冲突，哪里来的这么多自发？实际上，工人赤卫队是接到电话去的，是急急忙忙赶去的。我问过他的。红卫兵一下子能集合那么多，谁打的电话？有的说：是红卫兵自己打的电话。我看不管谁打的，都是市委安排的。十九号晚上，那样的集中工人赤卫队讲话，孔安民穿着全副军装，讲话的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是对湖大革命师生的，与革命学生为敌。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省委当时含含糊糊。“八·一九”事件后，人家在市委挨了打，从市委跑到省委，省委不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又喊了一些红卫兵、赤卫队把他们夹起来。讲话时态度不是鲜明的。比如：在那种情况下，还讲好人打好人怎么样，好人打坏人怎么样，坏人打好人怎么样。讲那些话，是极不严肃，完全模糊了阶级立场。即使当时情况不清楚，就查清楚再办嘛。在没查清之前，态度是可以表示的。二十号再来个所谓大辩论，蒙蔽社会各界，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不叫有组织有计划地镇压这个运动又叫做什么呢？这事是自发的吗？是偶然的吗？是无意的吗？我回来后听到有人说思想不通，这有什么不通呢？对这个问题性质认识不明确，反映了什么问题？这反映了我们自己不是站在革命这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老爷的一边，总是想方设法袒护，袒护镇压学生运动的人。袒护别人也就是袒护自己。我感觉，对待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是很危险的，对文化革命是很不利的，对整个工作也是很不利的。愈感到问题严重，我心中愈感到不安，在北京坐不住。在长沙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情况，我是有责任的，我自己过去当过书记，想到自己在湖南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工作没有做好。虽然长沙的事件不是我亲自干的，直接干的是长沙市委和现在的省委。虽然不是我干的，我算了一下时间，我离开湖南恰恰是两个月零六天，我有责任，与我工作错误有联系。

文化大革命，我有两段错误：一段是在中南局五月会议以前，这一段我基本上没有抓文化革命。我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亲自参加搞点，还是比较好的。但把自己装在点里头，没有掌握全面，对文化革命注意不够。象文化革命这样一件大事情没有抓，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也是不可挽救的损失。去年十一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响了第一炮，是很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全国报纸都登了，有的报纸虽然登迟了，但都先后登了，就是我们的报纸没登，干干脆脆的不登。这是在历史上不可挽救的损失。虽然办报的要负责，但你当第一书记管什么去了？这样大的事情都不管：小的问题不抓，这样大的问题也不抓。我现在检查的时候，凭这点就可以撤职，这是失职的行为。实际上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意义，是到广州会议才认识的，认识深刻一些是到中宣部以后，过去，报纸上的好文章、坏文章都没有看或基本上没有看，看看标题就放在一边了。这样做工作还行？还当第一书记掌舵？文化革命没有搞好，文化革命没有抓，干部思想准备很差，与后来发生严重事件，与我个人不是没有联系的。

后一阶段是抓了，广州会议以后那是抓了，但抓错了，就是派工作队，急急忙忙往学校派工作队，搞了一条错误路线，对大、中学、文化机关急急忙忙派工作队。是谁干的？是我干的。我看干部力量薄弱，为了加强工作……。打电话，调地委副书记、县委副书记，犯了个大错误。现在看来，还没有一个工作队是很理想的，完完全全贯彻群众路线的。这不能怪工作队，应该怪我们派工作队的人，不相信群众，要从外面派去，上面派去。好的工作队也是当保姆包办代替。一个工作队作风正派一点，思想好一点的也难保险，……。师范学院就发现工作队围攻少数学生，迫害学生，逼得学生想自杀，写了绝命书。湖大发现个别学生跳楼。这样严重的情况，都是与派工作队有关，这个责任主要是在派工作队的责任。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要回来一趟，特别是正在紧张斗争尖锐复杂的时候，不应该回避，我应该回来。因此，我直接向主席报告了我所了解的情况，谈了我的看法，提出我要回去一趟。我向主席说，我回去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请罪，是向人民、全体师生，也向干部请罪，检查自己的错误；第二个任务是造反，除了承认自己的错误之外，还要同湖南的革命师生员工、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站在一起造反，造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四旧”的反，搞好文化大革命。亡羊补牢，将功赎罪。过去没有搞好，回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跟同学们学习，向工农兵学习，向革命师生员工学习，特别是跟青少年学习，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这就是我回来的意思。我向主席表了决心：我说这次回去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群众不能容忍我，把我抓起来，乱棍打死。打死也甘心，我这个生命反正是剩下来的，反正总有一天是要报销的；一种可能是革命群众还能原谅我，观察观察，考验考验，把我收下来，参加造反队看一看，让我努力工作，造反闹革命。主席听了我的请求，说同意，说这个态度是好的，重复讲了两句，表示他坚决支持我回来。

我回来以后，先到省委，与省委常委见了面，时间很仓促，作了短时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也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三十号上午十点钟到达的，我想等金明同志一道过河去，等了一上午没等到，就干脆不等了。三十一号下午过河到湖大，到湖大办公楼前一下车，同学们就把我包围起来了，有的拉手，同学们说要我讲话，非常热情。我没法，只好在二楼栏杆上讲了话，也就是交代来意，“请罪、造反”，问他们收不收，他们说收。当天晚上，由湖大发起河西七个大、专学校联合，有湖大的，师范学院的，矿冶学院的，财贸学院的，政治干校（问王晓同志，你记得还有那些单位？……），当天晚上三万人开了一个大会，有的说是四万多，反正人很多，谁也数不清。我讲的还是这一套，讲我是来干什么的，怎么回来的。在讲话中可以看出同学们非常热情，非常高兴。话讲完了，红卫兵给我戴上了一个红卫兵袖章，正式当上了兵，我也是红卫兵一员，我感到很光荣，我感谢他们。湖大的革命师生及河西的革命师生也都表示，批准我和他们一起造反。单靠毛主席的批准还不够，还要看革命群众批准不批准。现在我住在湖大（湖南大学）。今天是要开这个会才过来的，也想见见北京来的红卫兵和其他同学们。我深深感觉到住在河西空气比较好，我讲的空气，不是岳麓山的风景好，而是指那里的政治空气好。到河西就感到热气腾腾，生动活泼，自己也感到年轻了一些。我在那里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那么多接见的人，川流不息，没有他们的帮助，根本不行。我感到和群众在一起，受他们的教育，受他们的感染，对于保持自己的革命青春是很需要的。人年纪大了，容易老气横秋，特别是和青少年在一起，受他们的教育，受他们的感染，可以使我们思想不变，永葆革命的青春。我们看问题，常常比他们落后。我举一个例子，我的儿子在清华大学，也是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时候，我的儿子高兴得很，很积极。他要上街，我给他泼了一瓢冷水。我问他们学校搞得怎么样。他说：那还不行罗。我说：学校搞得不够好就上街，那么大的兴趣？他当时不作声，看来是不同意。还有个老子和儿子的关系，儿子在老子面前当时是不好反对的。过了一个礼拜，红卫兵搞得轰轰烈烈，什么街名，什么王府井改了，什么东单改了，还搜出了许多反革命罪证，什么反革命证件，反革命枪支弹药。这时候还有些流氓最害怕了，过去不好管的现在老老实实到派出所，说把我关起来。怕什么？怕红卫兵。在中央住的中南海围墙的周围的住户藏了不少的枪支子弹，包围着党中央，你看危险不危险！这次都被红卫兵一查都查出来了，你看好不好。过去有些老大难的问题没法解决的，红卫兵都解决了，做了大量的好事。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王府井这个名字究竟多少年？没有考究，至少不止二十年，起码几百年。谁也不敢干的，红卫兵敢干，谁也不敢想的，红卫兵敢想，他们是革命的急先锋。《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好得很》，热烈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这时我那个儿子向我提意见了，说“你的说法不对。”那怎么办呢？我只好接受，作检讨嘛。他们是彻底的革命者，只要对革命有利，就干。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非常可爱的。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气势磅礴，一斗、二批、三改，从学校走到了社会，在整个社会上斗，在整个社会上批，在整个社会上改，真正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次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由首都带头向全国发动，全国都先先后后起来了。当然，有不平衡，有高有低，有早有迟。这个运动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再向农村发展。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所接触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说，文化大革命触及到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这个运动，触及到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每一个同志都是不会没有感想的，每一个同志，都不能把自己置之度外，每一个同志都得对这样一个革命洪流表示自己的态度。现在，实际上没有人不表示态度的。按照每个人表示的态度不同，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好得很”派，另一派是“糟得很”派，没有表示态度的也是暂时的，终归要表示态度的。在座的同志们绝大多数都是各极领导干部，我想向大家交交心，对文化大革命，你是“好得很”派？还是“糟得很”派？仅仅是口头上讲，还是在行动中真正认识到这是好得很？不把这个弄清楚，把自己摆到什么地位就弄不清楚了。把自己摆在无产阶级立场，还是把自己摆在资产阶级立场？我建议，每个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都要反躬自问，站在哪一边，含含糊糊是不行的。这样的阶级立场路线问题，如果含含糊糊，那是不允许的。譬如对长沙发生的“八·一九”事件？你究竟是表示哪种态度？长沙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是站在被镇压的学生的这一边？还是站在镇压学生的老爷那一边？每个同志都必须迅速选择。必须明确表示态度。我感到有不少的人是站在革命群众对立面，替老爷们讲话，动不动就讲学生闹事，闹什么事？人家闹革命，闹革命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阻拦？为什么要镇压？为什么要挑动工人斗学生？学生斗学生？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嘛！有所谓徐天贵被绑架的问题，长沙出现了传单，反对所谓绑架。我们看徐天贵是在什么样情况下被抓起来？是在学生被镇压，一天两天请求省委解答。……并且给他戴了高帽子，这个事情，主要责任不在群众身上，在于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回避和群众见面？在群众愤怒的情况下，把我们一个部长抓起来，这叫什么绑架？所谓绑架，是土匪行为，与革命群众怎能相提并论？请发传单的人想想，你是站在什么立场去了？

还有，最近在湖南宾馆发生的一件事情，由于我们在招待方面的一些缺点，不热情，或还有其它原因，引起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反感，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打了服务员，把一个服务员打的伤势比较重，服务员也咬了红卫兵的手。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本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我们应该首先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责已严，责人宽。就是红卫兵打人不对，应该向红卫兵同志提出来，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为什么要抓住这个事情，散发传单，大肆煽动？把受伤者打得很惨，煽动群众包围红卫兵，打红卫兵，并且还向全国来歪曲这个事情，这是什么行为？能这样做吗？完全可以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找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提意见。首先应该检查自己，然后向对方提意见，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用这样煽动的搞法，就是把人看成是敌人，看成反革命，把矛盾的性质混淆了。这样的问题不能怪下面，尽管服务员有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看到服务员挨打，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外面有人包围红卫兵，指责红卫兵，这也不能怪工人。到底这样煽动要达到什么目的，要好好查一查。

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立场搞错了的话，就要犯一系列的大错误。所以我要大家问问自己，究竟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什么态度？特别是对青少年采取什么态度？特别是对红卫兵急先锋采取什么态度？同志们，红卫兵是什么？红卫兵绝大多数都是由红五类（就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军、烈属）的子弟组成的，都是真正的革命后代，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你就感到他们非常可爱。同志们自己都有子女，在坐的绝大多数都有当红卫兵的子女，我是有两个儿子当红卫兵。你对自己子女采取什么态度？他们有点缺点错误，你就把他当土匪，当反革命吗？我看大家都可举出许多例子，你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换句话说，你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这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老爷一边？

要知道，这次伟大的革命洪流，是任何人谁也阻挡不住的，一切腐朽的东西，都要把它们冲洗掉，把全中国建成一个崭新的面貌，包括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的灵魂，也要接受革命的洗礼，都要使它们面貌一新。谁要阻挡，就是革命的对象，就是革命的障碍物，都要把它们扫除干净。我在这里讲这段话，是对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抱信任的态度来讲的，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只要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是能够改正的。问题是要讲清楚，含含糊糊是不行的。要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极少数。对他们来讲，不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而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对这些极少数人进行思想教育是不行的。而对绝大多数同志，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是可以的。但也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对负责的，思想教育不容易……。你看，刚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十六条大家都学习了，也传达了，而且还开了庆祝大会，就是不执行。中央的同志、主席对我们的教育还少吗？群众路线主席讲了多少年了，在他的著作中，反反复复讲群众路线，在几千人的会上专门讲民主集中制，说我们不贯彻民主集中制，就要变成法西斯，就要变成南斯拉夫，这是为什么……。我们对主席说，现在有了十六条，从组织上有了保证，可能好一些，主席说：究竟执行不执行，还要看，总是有些人还不执行。你们看，主席讲得多准。要是我们老老实实地照着主席讲的办。就不会发生长沙这样的事件了。这些事情是和十六条相违背的，这些事情是与主席教导相违背的，是与群众要求相违背的。出了事情后，我们再翻翻十六条，对照对照，到底执行了，还是不执行。十六条讲得很清楚，不许用任何借口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你们是不是想继续干下去，你自己把自己摆在革命洪流的对面，甘心当革命的对象，我也没办法。我今天在这里尽一点责任，我要大声疾呼，希望同志们最好不要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作官当老爷。谁要违反了我，我就调动赤卫队，调动红卫兵，要这样搞，还不是和蒋介石一样的吗？

毛主席最近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满清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京大学的陆平、彭佩云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清华大学蒋南翔有好下场吗？我们派去的工作队有些又镇压学生运动，也没有好下场。当然，工作队主要是我们派工作队的责任。同志们应该猛醒，不要当作耳边风，谁要采取镇压学生运动有他的自由，但要告诉你，没有好下场。

我们有的同志，对工人运动没有什么抵触，对农民运动也还可以，但一看到学生运动反感大得很，就害怕了，为什么呢？这实际上也还是对工人农民运动没有真正的认识、理解。有的同志讲了这样的话，很有道理，革命革别人很勇敢，搞土改、四清是整别人，这次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就反对了，感到苦恼，烦闷，冒火，冒了火怎么办？就压制，镇压。社会主义这一关是不好过的，光有革别人的命勇气，没有革自己旧思想、旧习惯的命的勇气，是过不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的。为什么革命青少年的革命彻底性比我们强？因为他们旧的东西比我们少，他们没有做官当老爷，没有臭架子，我们这些人做官当老爷长，旧习惯大，旧框框多，我们要把这些旧东西甩掉，需要别人帮助。如果不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做毛主席的忠实战士，忠实学生。毛泽东思想是最彻底的革命的。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决心改造自己的灵魂，你能忠于毛泽东思想，能够真正生根吗？不破那些旧的、坏的东西，就不能立新的。读书再多也是空的。这是我讲的主要的一些问题。

另外，还提一点，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党的领导的问题。什么叫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真正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是党的领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就是违反了党的领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搞清楚。我自己也没搞清。这次长沙镇压学生的事件是在什么情况下酝酿的？这就是在“三相信”的情况下酝酿的，这就是它的思想准备。“三相信”就是相信党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队或者工作团。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是反动的。

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应该相信毛泽东思想。省委也好，市委也好。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要反对你，打倒你。过去，我们各级党委包括工作组，认为谁要是反对各级党委，反对了工作组就是反党，甚至反对了党员就是反党，这是用党员的牌子来压人。这样的帽子满天飞。有人问，陶铸同志是不是讲了党的领导是不能由党员来垄断的？是的，陶铸同志是讲了这话，我同意。你是党员，就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实现党的领导。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呢？最根本的是群众路线，先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党和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关系如何？我说，看你在群众中是不是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群众一起闹革命，是不是群众把你选进去，真正起到一个领导的作用。不然的话，什么党员、党委统统不能领导。如有的党委说，我是党委，我要领导，你得听我的。拿一个牌子去压人，这样的领导，越领导越坏，群众越反感。相反的，如果他不是党员，真正能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同样可实现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能够由党员来垄断。

有人讲“三相信”的口号是我提的，“三相信”我没提过，我只讲过这样的相信，“相信毛主席，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这还是不够明确，应该集中一条，唯一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毛泽东思想为唯一的最高准绳。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就拥护他，谁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就反对他，就把他打倒。还有，相信工作组的问题。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问题在于我们，也不要过分去责备他们，主要责任在于我们。除了极个别民愤很大的斗争外，对绝大多数来讲，是教育，取得教训就行了。工作组的组员大多数是一般干部，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学生，……不管怎样，提倡相信工作组是错误的。

现在，再讲一个问题。很多地方问，工厂里搞不搞？农村搞不搞？街道搞不搞？就是搞不搞文化大革命？过去，有个步骤，所谓分期分批，分期分批是农村的老经验。当前这个形势还讲什么分期分批，群众不分，他要闹革命，你还不准，搞起来了犯什么法？原来我们所担心的，是人员的分配，怕一下子搞起来，领导来不及，怕妨碍生产，怕干部躺下，……我看这两个顾虑都没有必要。如果是积极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把群众觉悟提高，把运动搞起来，我看是不会妨碍生产，相反，会大大促进生产。把文化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那是错误的。要做到这一点的条件是，一是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同时加强计划。……妥善安排，也是依靠群众，依靠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相信群众，工厂里的工人，工厂里的技术人员，工厂里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是关心生产的，是愿把生产搞好的。只要在充分发动的基础上，妥善安排，是能够做到运动生产两不误的。也应该做到运动和生产两不误。以文化革命为动力，可以促进他们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搞好生产。农村也是一样，充分发动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依靠他们自己。现在大家关心抗旱，如果运动搞得好，群众觉悟高，思想革命化，抗旱抗的更好。还是在于真正相信群众。如果强调分期分批，你不行动，他还是要搞。一定要采取欢迎的态度。相反的，强调工厂不要搞，农村不要搞，结果他还是要搞。各级领导要管起来，特别要给农村干部讲清楚，有很多革命同学下乡遇到很多阻力，就是不欢迎，公开喊：不欢迎罗，不要来罗，用各种方法阻拦你，刁难你，甚至发动农民包围你，发动工人包围你，这样对运动不利，对生产同样不利。

我看，为了把运动搞好，把生产搞好，只有站在运动里面，把分期分批这个框框摔掉，及早地摔掉，这个框框对运动不利，对生产不利。林彪同志讲，精神战线上的斗争是长期的，有大战役，有小战役，有战略性的总进攻，也有战役性的进攻，现在是总进攻，是大战役，有量变，有质变……，现在是飞跃。谁要按老框框办事，就要犯错误。

上面讲的，是个人的看法，难免有错误，我还要再三声明：我这次回来，完全是以个人身份，向主席报告，主席要我回来，不是派我回来，在湖大讲话时，记录记错了一个字，说是主席派来的，我改了。把我当成钦差大臣，冒称钦差大臣，这个事情万万干不得，我的讲话不能代表任何组织，我的身份完完全全是个人的，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普通一兵。今天的讲话，也完全是以一个普通干部，普通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个人的意见，有一分可取就取一分，有二分可取就取二分，如果不可取，就算没有讲，有错误，希望大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