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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何青青在自己的博客里转发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发表的文章《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网上另有以《毛泽东,被流言掩盖的真实生活》为标题,2013 年 12 月 24 日刊登于《环球人物》杂志第237期的文章,由周福明、吴连登、孟进鸿、王明富、王鹤滨 黄建新口述,本刊记者刘畅、张忆耕、王乐然整理,本刊特约记者余玮整理,内容一样。转贴者是与何青青一样勤奋的网民垦荒者。为了方便起见,以下简称“谣文”)。阅读一遍,但见错讹颇多,对其水平实在不敢恭维。自笔者从2013年4月起因不满关于毛泽东生活的谎言满天飞,开始发表一些以正视听的文字以来,养成了一个不良习惯——每当情绪郁闷之时,就去读某些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文章,看着他们如何一本正经地撒谎,说些“粗心”编造的假故事,觉得比听相声,看小品还过瘾,心情立即“多云转晴”。这次也是一样,且萌生了点评“谣文”的想法。
) u2 t e' `! p: v6 I2 o 关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大量谣言和谎言并存。花些精力揭穿它们,笔者举双手赞成。什么叫谣言,什么叫谎言,笔者无意深究,但它们无疑都与历史真相严重背离,这是任何一个还有良知的史学研究者均深恶痛绝的。不过,驳斥谣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为驳斥一个谣言而编造另一个谎言。那样做不仅无助于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形象,相反,还会造成更多的混乱。“谣文”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9 C1 N$ L, V) _, G 下面,笔者将“谣文”违背客观事实之处逐一列出(用楷体字),并予以点评(用宋体字)。孰对,孰错,请读者自己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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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他老人家离开我们37年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但是,除了敬仰和追忆,这些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误读。从衣食住行到个人财产,从性情到健康,各种真假难辨的说法在流传。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黄建新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痛心地说:“这些漫无边际的造谣诽谤,给主席的名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 X, q9 h( Q5 w# s5 @. z& Z
卫士周福明,管家吴连登,警卫孟进鸿、王明富,保健医生王鹤滨……他们跟随毛泽东多年,在他们眼中,毛泽东不仅是领袖,更是亲人。面对流言和误读,他们比谁都气愤、都痛心。在吴连登看来,“之所以谣言四起,还是因为一些人对主席不够了解。如果大家知道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将不攻自破。”' e0 x, P6 s9 J/ W
“这些年,社会上有很多对主席的不实言论。他的子女可能不方便出来回应,但如果我们也保持沉默,就太对不起主席了!我们有生之年,还是要尽力多讲一讲,还主席一个清白。”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不能沉默了,知情者有话要说。”
$ ]: X O& {8 K9 f1 ^( T3 g( y“我们只讲真话,只讲对历史负责的话。” 【点评】“谣文”开宗明义,表示因为“漫无边际的造谣诽谤,给主席的名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大家很气愤,因此要还毛泽东一个清白。如何“还这个清白”?多年前学术界就呼吁开放毛泽东生活档案,因为这才是解开其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谜团的唯一有效办法。如今毛泽东去世都快40年了,这批档案依然尘封在韶山纪念馆里,不对外开放,世人无从了解真相,揣测之词、捕风捉影之说自然不免盛行。周福明、吴连登、孟进鸿、王明富、王鹤滨这些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想为毛辩诬,最应当做的就是促使有关部门及早对档案解禁,这样一来,一切“造谣诽谤”自然都站不住脚,真相可大白于天下。可惜他们仍然沿用几十年不变的老套路,以知情人的身份“尽力多讲一讲”。这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真实。真的不会因为说的次数少就变成假的,假的也不会因为说的次数多就变成真的。纳粹德国政权的宣传部长戈倍尔宣扬的“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的信条,在今天的中国恐怕没人敢公然奉为圭臬。
- L5 [, l! \1 d! I% S. _ 周福明、吴连登等人说:“我们只讲真话,只讲对历史负责的话。”这个态度很好。但请需要提醒一句,如今的老百姓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愚民了,你说什么就信什么,也要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笔者读“谣文”一过,发现它在“言”与“行”上并不一致,结果令人失望。+ K2 \. R- d7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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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从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在菊香书屋的北房紫云轩进行。主席喜欢那里的原因之一,是菊香书屋有北京内城的最后一块耕地,主席觉得整个环境很像他韶山老家。% A# ^/ {: V& z0 P- y5 ~
1966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趁主席离京外出考察期间,对紫云轩进行了一次维修。主席回国后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为不悦,一段时间后便搬到旁边游泳池的更衣室,再也不肯回来了。更衣室很狭小,条件差,并不适合作起居室,主席却说:“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好将游泳池的小传达室布置成主席的卧室,将休息大厅改成书房兼会客室。游泳池没有厨房,饭菜仍在菊香书屋做,再给他端过来。【点评】“谣文”说“主席从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在菊香书屋的北房紫云轩进行”,只能当笑话看。撇开毛泽东每年频频外出,40多次赴杭州,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最多一次住了半年这事儿不说,仅在北京,他就有北京新六所一号楼(1949年夏秋修建,常去,1958年以后不再去)、玉泉山一号楼(1953年修建,常去)、中南海游泳池(1955年修建,毛喜欢去住,1966年以后长期居住)、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1960年就开始在此约人谈话,以后常去)、人民大会堂118厅(1960年代毛经常在这里接见外宾,召开政治局会议)。只有密云水库石骆驼别墅,笔者判断大概毛本人可能从未去过。1949年以后,毛在紫云轩之外的京城其他住所中活动时间并不少。被采访者非要说从1949年8月23日至1966年8月,毛泽东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在菊香书屋的北房紫云轩进行,这句话想表达什么意思,是否想以此说明毛泽东搬到游泳池之前,只有菊香书屋这所房子,以遮掩住他同时在北京拥有六所一号楼、玉泉山一号楼、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人民大会堂118厅的事实(这里尚不包括他后来住过的游泳池、202,没住过的密云水库石骆驼别墅以及北京官园别墅)呢?
# M) y; _, s6 @$ K1 F$ [ “谣文”说1966年因对紫云轩“修葺一新”,毛泽东大为不悦搬到游泳池去住,其实这是个流传甚久的假故事,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说过类似的话。这个说法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笔者在《〈毛泽东与中南海〉指谬》一文中曾予以反驳,抄录如下:. S7 l- a% \1 H% Y% G0 U& v
毛泽东为什么要移居游泳池?张玉凤说是因为未经毛泽东同意而修缮菊香书屋的缘故。但专门负责修缮中南海房屋的田恒贵工程师另有说法。他说自游泳池修好后,毛泽东时常来住。至于1966年正式搬到游泳池的原因,则是“是因那里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比菊香书屋更敞亮”。1957年11月2日跟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发现,毛泽东住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他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心情好像特别好,对这样敞亮的房间很喜欢。从苏联回国后,王敬先将他的观察告诉了周围的人,于是人们有了毛主席喜欢大玻璃窗的印象。菊香书屋经过这样的改造后,毛泽东确实比较满意。0 g# Y5 s9 K) ?4 L, d/ V
张玉凤说毛泽东因未经其同意而修缮菊香书屋,因此搬离。这个意思在什么时候向什么人说过,笔者不知。笔者知道的事实是:1959年6月,毛泽东在滴水洞口的韶山水库游泳,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住好吗?”1960年5月,毛泽东回长沙,与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再次谈起韶山有个滴水洞,这个地方很好(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817页),要让张平化把滴水洞修起来。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第二次回到故乡,首次住进张平化为他盖的滴水洞别墅。毛泽东很满意,“抬眼望着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86页)仅仅1个月零1天后,他返回北京,却对菊香书屋“安上双层玻璃”这样的小修缮“大为不悦”,“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引者注,即游泳池)里去住了”。毛泽东因不高兴而迁居,在中南海可是捅破天的大事,主其事者按理应受到处理。1953年江青自作主张修了玉泉山一号楼小游泳池,毛泽东还让她写检讨,并拿出自己5亿元(旧币)稿费替她付账。奇怪的是,这次却没有听说有哪个人受到批评,也没有听说哪个人写检讨。只要不是智力太差,谁都掂量得出来,修缮一下旧宅和建造一座新宅哪个花费更大,谁都清楚哪个是勤俭节约,哪个是铺张浪费!
' g& C, b! T: y6 ~" \6 D “谣文”说毛泽东一开始搬到游泳池的更衣室,那里很狭小,条件差,他说:“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毛说没说过这个话?因是私下闲谈,没有录音和纪录,既无从认定有,也不敢判断无。读者只能去看客观事实:其一,毛泽东并没有住在狭小的休息室里,有关部门将游泳池小传达室布置成卧室,将休息大厅改成书房兼会客室。其二,毛入住游泳池后,那里从此成为禁区。原先,中南海的孩子们还可以去室外游泳池游泳,现在不行了,就连妻子江青想接近戒备森严的游泳池也不允许。其三,毛既然搬到游泳池去住了,按理应当把菊香书屋交还给管理机关,另行分配给他人。但毛的东西什物依然放在菊香书屋里,饭菜依然在附近的毛家小灶做,每顿端过来。可见,毛泽东搬到游泳池,并不像多年以来所宣传的那样具有“反对铺张浪费”的“伟大意义”。他只是在中南海又占了一处房子。1 K, p: u# g+ e; Z" M1 B-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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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物质生活的要求简单至极,但烟瘾非常大。有人说,毛泽东的烟是特供他一个人抽的,还有专机负责运输。对此,生活管理员吴连登予以了澄清。
, }8 d, x) G; @- {/ ^ 主席一生对吃、穿、用都没有讲究;家里也没有一件摆设,更别说什么古董玉器了。唯一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茶叶好办,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但1969年,主席开始对雪茄产生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的会客室召集领导们开会,坐在旁边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眼巴巴地看着他。开会时一般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w4 M. C- U9 M/ T
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国外进口的,是四川什邡一家烟厂制作的,工艺确实很讲究,一般厂子短时间内还学不会。+ u1 L& H5 z) m% k- m( W7 y
警卫孟进鸿承担着给毛泽东找烟的任务。他回忆说:: I) W( a, z$ G4 @5 M6 b! t. a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造反、大串连,社会秩序大乱,生产这种雪茄烟的烟厂不能正常运转了,主席的烟就供应不上了。我接到指令,前往四川,请成都军区把任务交下去,让军区给中央送机要文件的同志把烟带过来。同时抽这种烟的还有李先念等几位领导。
6 r, |* K* l. |) Z3 r c 主席抽这种雪茄烟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抽不动,通气不大顺畅,要用细铁丝扎几个孔才能吸;二是这种烟一头粗一头细,粗的一端供点火,细的一端用嘴吸,但主席忙时拿起来就吸,有时就把粗的一头放在嘴里,细的却不易点着,也不好抽。我们就请卷烟厂的师傅研究对策。为解决抽不动的问题,他们把里面的叶片搓成了小碎片,外皮仍保留整张不变,这样吸起来就通畅多了。烟卷好后,把细的一端切掉,保持两头一样粗,成圆柱形,且烟的长度不变,这样吸哪头、点哪头都可以。主席抽了这种改进的雪茄烟后,再也没说什么,问题解决了。主席问过烟的价钱,再三叮嘱,不要让烟厂吃亏。【点评】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抽什邡雪茄?笔者在《毛泽东的专供烟——什邡雪茄进京路》(以下简称“什邡雪茄”)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谣文”中,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警卫孟进鸿对此说法却不一致,相互“打架”。事实真相是,毛泽东很早就知道这种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的、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夫人萧里亲自督办的雪茄烟。但他真正以抽什邡手工卷制雪茄为主,还是在1968年得了严重的哮喘症以后。! c/ H- C$ M4 v- b8 @1 A2 ^# l% |
“谣文”说民间谣传“毛泽东的烟是特供他一个人抽的”,现在吴先生告诉读者,这不对,因为抽这种烟的还有李先念等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从特权表现上看,这有多大差别?什邡雪茄烟厂在北京专门设立的“132”小组只生产两种特制烟,2号和13号烟,2号是专门为毛泽东生产的。把特供受益者从一位增加到两三位,仍改变不了雪茄烟特供这一事实。民间的说法可能不准确,但说为一个人特供就是“谣传”,说还有两三个人也享受着呢,就是以正视听,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而且毛抽的2号烟,李先念等人都不抽,确确实实“是特供他一个人抽的”,这句话在文义上都什么不对吗?
0 S) }5 X+ P) ]; c 说毛泽东的特供烟用“专机负责运输”,可能有误,却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孟进鸿所说的让成都军区“给中央送机要文件的同志把烟带过来”,坐的就是值班飞机,是北京与各大战略方向机要文件交换的惯行方式。孟自己也说过,毛到南方,想吃一些菜,南方没有,每天用送文件的飞机捎一小筐菜来。飞机确实不是为送几条雪茄、一小筐菜专门派出的,但换个人想用飞机“捎”这些东西比登天还难。专门为某个物件派专机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文革”期间,毛泽东妻子江青就让空军司令吴法宪派飞机从北京飞到广州,偌大的飞机只运输1件货物——她的一件小大衣。
- ]! ]3 b3 z: } 孟进鸿说“主席问过烟的价钱,再三叮嘱,不要让烟厂吃亏”,笔者亦无从断定毛是不是说过这句话,我们仍然还是看事实:1971年什邡雪茄烟厂为了解决毛泽东、李先念抽烟的问题,专门派技术工人到北京设立“132小组”。按照吴连登的说法,毛每月吸烟费用是100元,专供烟生产小组共有13人,就算一半人为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造烟,另一半人为毛泽东造烟,100元的购烟费平摊到6.5位工作人员身上,为每月15元左右。这些钱根本支付不了“132小组”中危德纯、柏宝英等干部的工资,支付不了1939年入党的厨师工资,也难以让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技术骨干养家糊口。即使不算原材料的耗费,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应使什邡雪茄的成本远远超出每条9元的价格。该雪茄每盒为0.9元,比当时普通人抽的烟贵好几倍,但专供烟生产小组卖出去的烟钱仍远远不抵花掉的钱。什邡雪茄烟厂派出4名顶级技术骨干到北京工作,挣的钱还够给4个人发工资的。烟厂到底吃没吃亏,这些亏损是由谁来承担的?至今还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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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y& x! l$ y' @ 另一名警卫王明富也多次负责舞会的安保工作,对内情十分了解。% _/ J4 \* g0 ^/ P8 \0 c
中南海的舞会不是主席一个人的舞会,朱老总、少奇同志、周总理等一些中央领导都会参加。这些领导平时工作特别忙,整天开会、搞调查。办舞会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放松精神、愉悦身心的机会。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跳得很好,朱老总就是扭秧歌一样地走。有时会请一些外面的文工团来参加舞会,每次来人都要做严格的审查。我们负责在门口搞警卫,过程费时费力。这时就有人提议,中南海搞个自己的文工队。于是从各地挑了一些吹拉弹唱的和跳舞的文艺工作者,住在中南海东边的万寿殿。舞会上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标准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风好。至于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没见到有美女。
: N, ^) E; i; S8 ~后来,因为有人提意见,这个文工队被解散了。据吴连登回忆,“文革”开始后,因为“破四旧”,舞会也被取消了。【点评】关于中南海文工队,王明富的说法与事实相差太远。笔者曾在《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与特别保障体制》一文中谈及这个文艺团体的来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1953年,有关方面考虑到对进入中南海的演员都要进行严格政审,而他们的流动性很大,临时抽调不是个长远之计,遂以公安部的名义,致电解放军各兵种和大军区,抽调演员组建中南海文工团。彭德怀不赞成电文上要求被调者“相貌周正”这类的话,说政治影响不好,毛泽东也批示不赞成成立文工团,此事遂暂时搁置。半年以后,负责领导人保卫工作的罗瑞卿再次提议此事,从全军陆续调来七八十人,成立中央警卫团领导下的文艺团体。一部分人是器乐演奏员,另一部分人是声乐、舞蹈演员。但这个文艺团体从来没有正式命名,当年的演员们回忆起来,都叫它中央警卫团文工队(参见《在毛泽东身边》,第227-234页)。1958年,全军大精简,规定只有大军区级单位才可以保留文工团(参见王凡、东平《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团提升为正军级是很晚的事儿,当时的团长张耀祠才是个副师职干部,中央警卫团文工队只好解散。此后,仍沿用过去调各部队文工团员伴舞的老办法。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陈惠敏、刘素媛、孟锦云,海政歌舞团的徐宝凤等人在一段时间内都成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固定舞伴。“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有时还是化装舞会,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参见阎长贵口述,周冉整理《阎长贵:从江青秘书到秦城囚徒》,载《文史参考》2012年第5期)。王明富说他没有看到美女,可能因为眼眶子高,与别人审美标准不同,但从全军各单位抽调来的演员起码不会个个是歪瓜劣枣吧?前面说过,文工队被裁减,是因为1958年全军大精简,按规定,一个团职单位不具备拥有文艺团体的资格(当时的副师级警卫团长张耀祠属于高配),与“有人提意见”无关。当年罗瑞卿不顾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反对,从军队各单位调人硬把这个文工队成立了起来。此时他会因为彭有意见而取消文工队吗?如果提意见的是比彭地位更高的人,这个人是谁?王明富却不说。吴连登说“文革”开始后,中南海的舞会取消了。“文革”是什么时间开始的?一般认为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之后。江青的首任机要秘书阎长贵于1967年1月9日经戚本禹推荐,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调到江青处,1968年1月9日被隔离关押。他说中南海“舞会照常进行,有时还是化装舞会”,当为亲眼所见,因为此前和此后他都无缘进入红墙深院之内,见到莺歌燕舞这一幕。这表明直到“文革”开始半年后,中南海舞会仍在照常举行,什么时间取消的,还搞不清楚。与之相关的,吴连登还有一件事没有说,不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文革”中,舞会被取消了,但毛泽东的一些舞伴照常出入中南海。比如毛泽东保空军司令吴法宪的态度,就是通过刘素媛转达的;孟锦云受到不公正对待,被打发到武汉一家医院当护士,也是回京时偶遇当年文工团同事小丽,被带进中南海见了毛泽东。毛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当了护士。与之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毛泽东大女儿李敏、妻子江青想见其一面都难上加难。+ ^6 o( O! J- D: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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