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毛泽东71岁生日背后的毛刘间分歧说了很多“话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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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71岁生日背后的毛刘间分歧 说了很多“话中话”　


毛泽东不是一个把自己的私生活看得很重的政治家，且延安时代他就在党内倡导“不祝寿，不送礼”的风气，因此尽管全国人在歌唱“大救星”的同时也在祝福他的生日，使得每年的12月26日成为一个特殊的日子，但一般地说，毛的生日在其政治生涯中并不十分重要。当然，这不是说他的生日并无可说之事，特别是在他的晚年。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汪东兴和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操办了寿宴，请了3桌人。据参加宴会的陶铸夫人曾志回忆：
不一会儿主席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李讷呢，李讷下乡去搞”四清“，她没有资格来。
突然主席扭头对坐在旁边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起来。我们相信，这决不是批评李富春……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讲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也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也参加了寿宴的副总理薄一波则回忆说：
在12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激烈措辞把寿宴的喜庆气氛一扫而空，这是毛借寿宴之名所作的政治示威，其背景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农村的“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城市的“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1964年12月28日的“十七条”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一律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四清”运动），其起因是毛觉得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四清”运动头绪复杂，其节奏由几份重要文件反映出来。
“四清”运动与刘少奇威望的上升
《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彭真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1963年5月20日下发）是发动“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文件，中心内容是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小四清”）的方式解决干群矛盾，并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1963年11月14日下发）在进一步指出运动的基本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的同时，对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作了纠偏，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防止扩大打击面。
《后十条修正草案》（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刘少奇主持起草，1964年9月18日下发）是对《后十条》的修正。1964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刘负责《后十条》的修改，同时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挥部，由刘挂帅。《修正草案》把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很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要求“把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认真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再进一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在此前后，刘还采取了一系列使运动急剧“左”转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全国推荐由其夫人王光美提出的“桃园经验”，以抓“现行反革命”的方式开展运动。薄一波后来认为：王光美的报告“过分夸大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这些文件、‘典型材料’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进行错误的‘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自杀、逃跑等事件经常发生……在重划阶级成分的过程中一部分群众也被拔高了阶级成分，受到错误的处理。”城市社教和工交领域的“五反”运动也严重偏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59、1160-1162页。）由此生产了大量冤假错案。
《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邓小平、彭真、陈伯达根据毛的意见起草，1965年1月14日通过下发）修改了刘少奇1964年12月28日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由原来的十七条增加到二十三条，去掉了原稿中“扎根串联”的刘式语言，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直接通向“文革”的新观点，还明确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四清”运动始于大跃进之后大饥荒。1960年代初，刘少奇亲自下乡调查数十天，对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灾难极感震惊。基于责任和良知，他在党的会议上痛陈大饥荒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指出“恐怕不能再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等。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刘以理性务实的态度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一面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从极左政策上退下来，调整经济政策，与民休息，挽狂澜于既倒；一面调整社会关系，安抚知识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为数百万“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平反，承认彭德怀写信提意见这一行动本身的正确性，还着手大批“甄别”右派分子“。随着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刘的个人威望和号召力也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威望却因大饥荒而明显受损，以至于延安时期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政治局委员彭真，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59页。）应当说，毛是同意调整政策的，也参与了救灾救荒工作，偶尔还有“人祸”的说法，也突破了“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习惯性说法。（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10、1111页。）
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在对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的判断上，毛与刘少奇等人有很大不同。毛只承认“没有经验”而不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有什么错，他认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灾害”加“苏修逼债”。有时他把大饥荒说成是阶级敌人的破坏。如在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说：“凡是问题比较大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复辟。对政权被敌人篡夺的，要进行夺权斗争。”（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12-113页。）有时又把“浮夸风”归咎于曾经反对“浮夸风”的彭德怀。如在1961年3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反右是应该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34页。）如此等等，总之灾难与大跃进无关，与毛主席的决策无关，刘少奇等人推行的纠左政策是“右”了。
还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期间，毛就已经从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实际否定中“看出问题”并对之产生警觉。此后，中央一线的纠左实践，特别是所谓“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等，使毛进一步认为党内不少人已“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革命精神正在衰退，资本主义正在猖狂进攻，党内正在产生修正主义。
在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之后，毛以反右代替纠“左”，在1962年10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大讲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全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农村以“四清”为主，城市以五反为主。
刘当然也有阶级斗争的兴趣，但他关心的重点仍然是经济问题。薄一波回忆：“……有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少奇同志在8月20日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和9月26日在全会讲话中都提议：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到去对付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党的一贯理念。“四清”既已发动，刘也就因势利导，顺着毛的理路而作了更激越的演绎和实践，并迅速取得运动的领导权，在1964年把自己积累的威望和权力发挥到顶点。这一年，刘不但带着夫人到处演讲“桃园经验”，而且不同意团结95%以上干部（这是毛一直挂在嘴边的话）的规定。在1964年8月1日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刘又说“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毛所发明和倡导的方法）“已经不行了”，“搞‘四清’，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能把情况搞清楚。”（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95页。）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现代史专家李新回忆，刘在这次会上的姿态和语言也特别张扬：周恩来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刘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如此“号令天下”岂是一个二把手所为？李新当时就感到：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他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20-121页。）
军官们如此不满，毛更有理由不安，他原来就对《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有所保留，当李雪峰、陶鲁笳等华北大员于8月20日表达了对“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意见后，毛立即下令“文件缓发”，并召开中央局书记会议重议两份文件。问题是，当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他的意见后，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这些大跃进的干将、也是毛的爱将都支持刘的主张，李雪峰亦在会上作了检讨性发言。8月30日，毛明明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见，也明明指出：“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但与会者仍然同意刘的部署，将两份文件下发。“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的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56-1157页。）
这就是刘少奇在1964年的权势和威望。毛由此相信，自己的话已不管用了，刘少奇有“取而代之”的动机和能力。联系到一段时期以来自己“大权旁落”、两个主席像并列、全党开始学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现状，毛决定反击。
毛刘分歧的公开化
1964年12月，中央利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教”问题。在15日下午的会上，两位主席话分两头，各说各的。20日下午的会上，刘总在谈“四清”的主要矛盾，毛还在说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当刘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时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民主革命，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71页。）
刘敢于插话、敢于当面发表不同意见，这是毛不能容许的。12月28日下午，毛在主持讨论了《十七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后，拿出随身带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和《宪法》说：“……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74页。）
给毛火上加油的还有两点。一是会议期间，刘要陶铸跟李雪峰讲，由李出面召集会议请王光美宣讲“桃园经验”。据曾志回忆，与会者大多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对此很不满。二是会议在12月28日印发《十七条》后，就按原计划准备结束了。毛对此深为不满，他怒发冲冠地对陶铸说：“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了啦？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嘛！”“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第432页。）
这就是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宴会前后发生的事。在此后延期的会议中，毛多次严厉地、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明确否定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12月31日，中办通知各地“停止下发”、“自行销毁”《十七条》，次年1月4日，毛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定稿下发。其实，没有毛的同意，《十七条》不可能通过下发，只不过它仍部分地反映了刘少奇的观点。如关于运动的性质，《十七条》在列举了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认为：“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而《二十三条》就干净利落多了：“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的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毛刘分歧终于公开化。薄一波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会议期间恰值元旦，刘少奇和王光美出席了中央办公厅的迎新晚会，但没有像往常一样结伴下场跳舞。在朱德、贺龙等人的劝说下，刘主动找毛作自我批评，并于1月13日下午召集周恩来等17人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征求意见和听取批评。也是在这期间，毛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毛的抱负不只是要打倒刘少奇，而是坚持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反对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复辟。在毛看来，他和刘的分歧，关系到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所以，仅仅“四清”已经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了，他转而酝酿与发动“文化大革命”。
数月后，毛重上井冈山，填词抒怀：“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他要用更猛烈的“风雷”扫除“一切害人虫”，创造一个他所理想的崭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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