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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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

杨银禄


　　一见如故，订立契约

　　1972年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北京发回一份电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副教授洛克珊•维特克夫人希望到中国访问，专门采访有关中国妇女革命的历史，请考虑作为友好人士予以接待。

　　7月19日至9月1日，维特克夫人应邀来华访问。在中国友协的安排下，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康克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维特克夫人。此外，会见她的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老革命家，是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人物。

　　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国公民，受到这样高规格的接待和会见，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她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便提出了会见江青的要求。她说：美国人知道宋美龄，却很少有人知道江青。她认为江青是当代中国最时髦、最有权威的女人，写一本关于江青的书，肯定会给美国读者带来震动。

　　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的呈文上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看到几位大姐会见维特克夫人的简报，又见到周总理的批示后说：“一位政治家如果想在国内有牢固的政治地位，没有国际舆论的支持是不行的。”她立即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请他到钓鱼台10号楼，研究会见维特克夫人的事。

　　姚文元接到电话后，很快来到10号楼。他们研究后，江青对我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精神还好，见见维特克夫人为好。我建议也请文元同志参加，请总理安排时间。”

　　8月12日下午3点钟，江青由姚文元陪同，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了维特克夫人。

　　江青和维特克夫人一见如故，两人毫无拘束。江青说：“哎呀，你真年轻、真漂亮。你是研究中国的副教授吧？我非常高兴会见你。”

　　维特克夫人对江青说：“见到你，江青夫人，我非常荣幸，非常感动。到中国来，而不见到你，那么我还算来过中国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我太高兴了，太激动了。我非常愿意写你个人的历史，因为你的历史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分不开的。写你，一定会有意思。”

　　“是的，”江青接着维特克夫人的话茬儿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是，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谈妇女运动。我可不一样，我的面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讲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文化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本书，有关中国的书。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给你，我给你说，你来写。以前美国有一位著名作家叫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主席，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你就是第二个斯诺，你也将一举成名。”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到陕北苏区采访的美国人。他在《西行漫记》中第一次忠实地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首次发表了毛泽东的著名诗作《七律•长征》。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以一个杰出新闻记者非凡的洞察力，预言毛泽东 “将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还揭示了毛泽东“将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的奥秘：因为在他身上有着“一种坚定本质上的活力”、“一种不可思议的特质”。

　　江青为何在维特克夫人面前谈起斯诺？她的潜台词是：斯诺是一位美国人，30年代写了一本关于毛主席的书，一举成名。那时，毛主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在西方也成了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维特克夫人也是一位美国人，如果在70年代写一本有关江青的书，也会一举成名。她江青今后也会和毛主席一样成为党内的领袖，也会成为在西方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这叫互有需要，互相利用，对双方都有好处。

　　江青和维特克夫人的这次会见整整持续了4个小时，但江青仍觉得对这位洋女人讨好得还不够，还为她大摆了宴席。冷菜不算，热菜就有8个，外加北京特产——烤鸭。本来是礼节性的会见，结果变成了胡吹乱侃的会谈。


不听劝告，一意孤行

　　1972年8月25日下午4时，江青约维特克夫人到广州远郊老虎洞林彪原来的别墅继续会谈。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科长的唐龙斌负责礼仪，新闻司副局长张颖做具体联络工作，另外还有英文翻译小沈，一位速记员，对外友协的负责人老丁和陪同老陈、小俞。

　　在一张长方形大桌子上，摆开了三张“西北战场图”，长茶几上放着两个可移动的麦克风，连接着录音设备。张颖凑到江青身边，低声说：“维特克夫人对战争没有兴趣。周总理叫我转告你再谈一次就够了，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维特克夫人的签证是28号，不要再延期了。”江青装作没听见，把话题转到衣着上，对总理的意见置之不理。

　　江青亲热地拉着维特克夫人的手走进会议室，对维特克夫人说：“我的谈话怕你记不下来，你就不要作记录了。否则，你既听不完整，记不完整，也记不准确，你注意听就是了。所以我今天特意录音，把我所谈的全部内容都录下来。我不仅给你全部录音稿，而且录音带也全部送给你。”

　　虽然江青承诺把录音带和记录稿将来送给维特克夫人，但维特克夫人怕江青的承诺不能兑现，所以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还是不停地在日记本上记录着。

　　外交部的同志提醒江青：“送录音带的事别说得太肯定了，免得以后麻烦。”江青装作没听见，对着麦克风大讲她在西北战场作战的经过。

　　江青说：“那时毛主席在指挥西北战场，我也在那里，在毛主席身边，协助毛主席指挥。”维特克夫人看到“西北战场图”很感兴趣，说：“你这些地图画得那么清楚，连行军时间表都在上边了！但是，你刚才对我说的我却没有记清。”“这些地图都是为你画的，”江青兴奋地说，“你将来写书的时候是有用的。”

　　会谈进行了5个多小时，江青用丰盛、美味的广东菜肴招待维特克夫人。宴罢，江青接着谈战争：“撤离延安的时候，所有的女同志都离开了作战部队，先过了黄河，只有我一个女的始终留在西北战场，继续参加战斗……我时时为毛主席作参谋，我们共同指挥，一直到胡宗南的军队被消灭。”

　　维特克夫人几次向陪同她的外交部的同志表示：“我对战争没兴趣，想听听江青私人的故事。”外交部的同志把维特克夫人的话翻译给江青时，江青说：“我当然会给她讲的，忙什么？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你应该告诉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

　　江青讲她如何“指挥战争”的故事足足讲了十几个小时，才接着讲她的私人生活。


逸闻趣事，胡诌一气

　　当讲起自己的名字时，江青说：“我第一个名字叫李云鹤。鹤是一种轻盈美丽的鸟，两条腿很美。我小的时候，两条腿也是细长细长的，所以我父亲给我起名叫云鹤，鹤立鸡群嘛。我的名字和我以后的情况完全一样，我确实出众嘛。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天上有彩云，仙鹤在空中轻盈地飞翔，多么美丽，多么富有诗意。”

　　“我到上海以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看我长得很美，很喜欢我，非要给我起个名字。当然啰，给一个电影明星起名字也是他的骄傲。他给我起名叫蓝平。后来，有人写电影海报时，把蓝平的‘平’写成苹果的‘苹’，我觉得这个名字也是蛮不错的。蓝色的苹果，与众不同，有新意。平常的‘平’没有特点，没有特殊的意义。以后在电影字幕上和我自己写文章署名，都是用‘蓝苹’这两个字。”

　　“我现在的名字可不得了啦，国内外都知道。你知道吗，江青这个名字是我到延安时自己起的。大海浩瀚，江水滚滚东流去，多么有气魄。江水是蓝色的，清清的江水，多么迷人，多么有诗意。我最喜欢蓝色的旗袍，线条是很美的。从政治上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嘛。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江青继续得意扬扬地向维特克夫人夸耀她的名字：“我还有一个名字叫李进。你读过毛主席的一首很著名的诗词吗？我给你背一背：‘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首诗词是毛主席赠给李进的，李进就是我。”

　　当讲到自己的家庭时，她说：“我的父亲是个木匠，是做大车轱辘的，虽然赚了一些钱，但生活还是很苦很苦的。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没有吃过好吃的。学校离我们家较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在学校只能吃一两个烧饼，喝一瓶蒸馏水。我的父亲脾气很坏，是一个骂人艺术家、打人专家。他原来有一个老婆，因为不会生孩子，又娶了我的亲母亲。他几乎每天都打骂我母亲，有时把我母亲打得跪在地上求饶，还是不停地打。有时我母亲怕挨打就偷偷地钻进柴火堆里躲起来。有一年元宵节，我父亲把我母亲的一只小手指打断了。母亲实在受不了那种折磨，趁着漆黑漆黑的夜晚，就领着我走夜路回到我外婆家。父亲找到我们以后，母亲又遭一顿毒打。自从那以后，我特别怕走夜路。唉，我现在想起我父亲打骂母亲时的凶相还不寒而栗呢。”说到这里，江青两只胳膊抱在胸前，说：“那种情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江青顿了顿，用手理了理额头的一缕发丝，继续讲她的经历：“我的原籍是山东省诸城县，1914年出生。哪一天出生我不说，保密，因为说出去，怕大家给我祝寿。1929年，我们村里有一个地主看我有出息，主动出钱把我送到青岛艺术学校学习。之后，他还经常给我捎钱去。学校免费，上学条件比较优越。后来，应一个朋友的邀请，我到了上海搞艺术工作。在那里，我演过《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等。我演了这几出戏以后，一举成名，走红啦。1937年，我放弃上海的优越条件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我是挺着胸、昂着头进延安城的。”

　　说到这里，江青停顿了一下，闭了一会儿眼睛，继续说：“在上海，一个电影明星，物质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心情郁闷得很呀！到了延安，一看到红旗就激动得潸然泪下呀！”

　　江青揉了揉眼睛，又指了指维特克夫人，说：“你没有我那种经历，是体会不到我那时的心情的。哎呀，还有一点我没有讲到，请允许我补充一下：30年代，我在上海，虽然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还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主要是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最主要是领导文艺运动。那时候，鲁迅是革命文艺的旗手，了不起呀！鲁迅对我是很欣赏的，不仅对我演的戏，对我的文章，对我个人，都是很欣赏的。鲁迅说这是个真正的革命的女性……周扬、夏衍、田汉他们围攻鲁迅，也围攻我。鲁迅逝世的时候，我们文艺界为了纪念他，集会游行，我走在最前面，表达了沉痛的心情。”

　　接着，江青喋喋不休地讲她的姿色： “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疯狂地追逐我。有一次很有趣，是你们美国人，一个水兵，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在外滩上，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拦住我的去路，向我敬了一个滑稽的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那家伙嬉皮笑脸，走近我，双手伸过来了，想占我的便宜。我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的，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了一声对不起，走开了。你别看我现在领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富于感情了。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的，背点给你听听。”

　　江青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就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一个上海小调：“我呀，小妹妹哩，舍呀舍不得……咿呀呵嗬唉……哈哈……”

　　在广州，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第一天，就给我们下了命令：“我跟维特克夫人谈话的内容非常重要，你们每天都要坐那里认真听，认真学习，好好受教育。”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意听她胡诌乱侃，人虽坐在那里，但没有听进去多少。

　　我坐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平时高傲、冷漠的江青，现在为了讨好一个年仅34岁的外国妇女，竟然不知羞耻地谈起她的罗曼史，哼粗俗小调，真是大杀风景。我们在场的人都感到无地自容。

　　江青为了使维特克夫人看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她树碑立传，能早日扬名于全世界，陪同维特克夫人吃山珍海味，一起游览公园，乘火车专列到石湾参观陶器工艺品厂，赠送象牙裁纸刀、特制书签、檀香扇等工艺品，赠送线装《古诗源》、《二十四史》等书籍。她还每天用新鲜的茉莉花、白玉兰做成花环，戴在维特克夫人的脖子和手腕上。我怎么也想不到，平时威风八面、神气十足的江青，竟在一个晚辈面前低三下四起来，真是有辱国家尊严啊！

　　江青生怕维特克夫人对她印象不深，写书材料不足，一再劝说维特克夫人推迟回国。她对外交部的同志说：“维特克夫人的机票一定要改期，有什么损失完全由我方负担。如果误了她讲课，损失也由我方负担。”

　　当外交部的同志向江青婉转陈述说“维特克夫人推迟回国不好”时，江青竟然下达了命令：“把维特克夫人的回国日期推迟几天，立即给我去办！”外交部的同志无奈，只好请维特克夫人推迟行期。

　　就这样，从8月25日至8月31日，前后共谈了7天，每天谈一次，短则五六个小时，长则达八九个小时，共谈了60多个小时。

　　在为维特克夫人送行时，江青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

　　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就忙着组织人整理她与维特克夫人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稿。这可把整理稿件的工作人员忙坏了，送了一稿又一稿，她均不满意。不满意就改，改了一次又一次。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江青的谈话整理成文。


领袖干涉，立即刹车

　　文稿送给周总理以后，周总理对此非常慎重，于1972年底召集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和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周总理在会上郑重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记录没有必要送给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第二天，张颖等有关人员把所有的记录、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文稿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

　　会后，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我，问：“江青同志跟维特克女士的谈话录音带有多少？”我回答：“这些录音带是用装电影片子的铁桶装的，有两桶。”周总理又问：“有人借走过吗？”我说：“没有。我怕丢失，在广州上飞机以前就用密封条封好了，到现在密封条都没有撕掉。”


　　周总理表扬说：“那好，你办事还是蛮认真的。这些录音带请你保存好，绝对不能丢失和外传。先放在你那里，如何处理，以后再说。如果有人要借，请你直接打电话给我，经我批准后方可。主席那里除外。”我说：“请总理放心，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办！”

　　维特克夫人虽然未能得到江青跟她谈话的记录稿和录音带，但在回国以后还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开始写江青传记，题目是《江青同志》。这本书出版后在西方成了畅销书，第一次就印了3.5万册，以后又不断重印。

　　1974年5月3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了江青跟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

　　5月10日，周总理叫秘书赵茂峰给在江西“五七”干校的我打电话，询问江青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录音放在何处，我告诉他放在10号楼秘书保密室的西南角。赵茂峰还说：周总理问你们在那里习惯不习惯，请你们注意身体。后来我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看到美国的报道以后，正在调查处理此事。


《党史博览》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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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拒绝同威特克合作的一笔“生意”


窦应泰



天桥餐馆来了一位神秘的美国小姐
　　
　　法国巴黎，1973年6月里的一天晚上，天桥中餐馆老板唐纳（马绍章）忽然在家里
　　接到餐馆女侍打来的电话：“马老板吗?店里有位外国人，她一定要见您一面!”
　　唐纳暗吃一惊，急忙问道：“是前天来过的那个美国女人吗?”
　　“就是她，今晚她又来了，她说一定要和您见一面；并且她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您面谈。”
　　唐纳握着电话听筒，沉吟许久，终于拒绝了那陌生女人的请求：“告诉她，天太晚了。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见面，明天再说!”说罢，他就挂断了电话。
　　唐纳放下电话，忽然感到江青的巨大阴影再次向他头上笼罩过来了。
　　“一定是她，不然的话，绝不会有外国女人到这里来找我，作为一般外国客人，如果到我的天桥餐馆来，大多是品尝中国美味的。可是这个外国女人却非常奇怪，她每次到店里来，都要在二楼雅座里那些旧照片前看了又看；好像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唐纳把心里的狐疑说给妻子听。
　　“你是说，那位外国女人，就是前些时报上说的威特克?”陈润琼显然早对那个与江青在北京谈了60多小时的美国学者有所耳闻。“就是她。”唐纳以肯定的语气告诉妻子，“那个外国女人到店里来的时候，我虽然每次都不在场。可是，后来据女侍们向我描述，她非常像报上说的那个威特克。”
　　唐纳站在百叶窗前，心神不定地踱着碎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刚刚平静的生活，又被北京那个可恶的女人打破了。但是他不相信威特克是前来给他送信，摇头否认说：“捎来信件倒不可能，因为现在的她早不是30年代的蓝苹了。一个处心积虑想攀上眼下中国权力之颠的人，又怎么敢把她的信件落在我的手里呢?国内前几年传出北京红卫兵到上海抄郑君里和赵丹的家，不就是在搜查她的什么信件和照片吗?”
　　陈润琼冷静考虑许久，说：“既然如此，她又想找你做什么呢?”
　　唐纳越加感到心烦意躁，他忽然说：“会不会又是那个女人的鬼主意，派威特克来给我捎信，让我们离开巴黎，或者想从我手里讨回她当年通过郑君里捎寄的那些信呢?”我并不是害怕江青又搞什么鬼名堂。我现在毕竟是在法国，她鞭长莫及，奈何我不得。我讨厌面见这个美国人，因我担心见了她以后，会不会又生出许多莫须有的新闻来!”
　　陈润琼想了想，又叹息说：“可是，不见也不是办法。因为我们毕竟还不了解，人家来法国是善意还是恶意。在不了解对方来意的情况下，就闭门不见，总是不礼貌的。这样吧，为慎重起见，明天我和她见一面。如果她只是礼节性的拜访，那我会委婉谢绝她。”
　　次日上午，当陈润琼来到丈夫开的天桥餐馆时，发现果然有位美国女人正坐在二楼左侧那间客厅里，静静地等候着她的到来。
　　“小姐，真对不起，因为马先生正患着感冒，所以他委托我来见您。”陈润琼友好地与这位美国女人寒暄，她这才发现来访者气质高雅，棕黄色的齐颈短发，映衬着一张她从前在美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时见惯了的美国青年女子的脸孔。早在几个月前，陈润琼就在英国报纸上见过威特克女士的新闻照片，现在她忽然发现面前的威特克，要比照片上的她显得更加年轻漂亮。陈润琼习惯于外交场合的交际，她和威特克紧紧握手后，谦和地让座说：“请问小姐多次到我们的餐馆里来，找马先生莫非有什么事情吗?”
　　“夫人，真没想到您会代替马先生和我见面。”美国女子不失时机地从那精致的小挎包里，掏出一张烫金英文名片来，客气地递给了气质高贵的陈润琼，说：“这是我的名片。让我们从此成为朋友吧!”
　　陈润琼接过一看，名片上印着一行英文：
　　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问题研究者罗克姗•威特克
　　“谢谢，原来您就是有名的威特克小姐!久仰大名，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呀!”
　　“夫人，在我来巴黎之前，就听说您早年和马先生都曾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任职，而且，夫人还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特聘译员。在我看来，您也是一位资深外交家了。没想到，夫人竟比我还要年轻许多。遗憾的是，我今天在这里见不到尊敬的马绍章先生了……”
　　
　　“哦，威特克小姐，是这样的。”
　　“我不相信马先生现在为经商奔忙，连见客的时间也排不出来了?”
　　“请您千万不要这样认为。威特克女土，马先生确实生了病。如果您有什么话需要马先生知道，或者有什么信息或信件要给他，那么请您相信，我是可以为您代转的。”
　　“谢谢您了，夫人。您也许早就见到了。在欧洲各国的报纸上，已经刊登了我去年访华的消息。不错，我在中国期间，见了许多了不起的中国妇女界人物，特别是受到江青同志的多次接见，那是我的毕生荣幸。夫人，正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说的那样，江青同志和我的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她曾对我说过：‘只要你希望我说什么，我就可以对你谈什么。’所以，我很荣幸。但是，非常遗憾，我此次专程到法国来寻找马绍章先生，并不是有什么信息或信件需要捎带给马先生，也不是别人有什么话要我转达给他，是我本人希望当面和马绍章先生谈一谈。”
　　“我说过，他正在生病。”陈润琼不卑不亢。
　　“夫人曾经有过国际外交的经历，自然也知道有些话，是不好经他人转达的。所以，我仍然希望去亲自探望马绍章先生本人。如果他确实生病的话，我可以去医院探视他!不知我的要求是否可以得到满足?”
　　“谢谢，不过，现在马先生不希望有人去探视他。而且，据我所知，马先生他数十年来居住在法国早已对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不感兴趣了。威特克教授应该了解，马先生多年一直在巴黎经商，他和政治是根本不搭界的。”
　　威特克仍不肯罢休：“夫人说得对，我早就知道，马绍章先生始终在这里经商办餐馆。请夫人放心，我并不想和马先生谈任何政治性问题，甚至我可以对夫人保证，如果允许我和马先生见上一面，我可以对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只字不谈。因为我现在想和马先生谈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共同经商!”
　　“共同经商？请问，您想和马先生谈什么生意?”
　　“这确是一笔数目不小的生意。”
　　“谈生意?很好。如果威特克女士是个商人，我们也许就不必有任何担心和顾虑了。可是，您分明是位大学教授嘛，而且又去了中国和江青等政治要人接触那么多时间。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感到忧虑了。”
　　威特克针锋相对地说：“其实夫人可以代我转告马先生，请他大可不必忧虑江青。她并没有要求我来巴黎为她做什么，我也没有必要去为她去做与我无关的任何事情。我现在急于想见马绍章先生，说到底绝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自己。或者说是为了我和马先生一次难得的生意而来的。”陈润琼仍然难以释疑。
　　“请夫人放心，我以人格作保证。我绝没有任何不良企图，我也是在为马先生好呀!”威特克见陈润琼仍不允许她面见唐纳，心里万分焦急。她决定继续向陈润琼进言：“我确想和马先生认真地谈一笔生意，而且还必须要和他本人亲自谈。所以，一定请您通融一下，让我和马绍章先生见上一面。”陈润琼不语。
　　威特克继续进攻：“当然，既然是谈生意，也可能谈得成，也允许谈不成。这都没有什么，我只要求您能玉成我和马先生的见面，可以吗?”陈润琼的心已被威特克的真诚执著打动了。在她确认威特克也是个善良女性，她毕竟与阴险狠毒的江青有本质上的不同之后，陈润琼的心终于软了。她感到女人的心是容易相通的，在威特克的再三请求下，她最后首肯下来，但又再三申明说：“如果威特克小姐确想谈谈生意方面的事，那么，我可以代为安排您和马先生见面。可是，您必须向我保证，所谈的一切都与中国的政治无关才行。”
　　“放心吧，夫人，我说得到，就做得到。一句也不谈中国的政治问题，这总可以了吧?”
　唐纳对美国女学者率直地说：“不!”
　　
　　大约又过了一周，唐纳终于会见了威特克小姐。
　　地点是在巴黎唐人街，一家名叫“唐城酒家”的中国餐馆楼上小雅座。因为“唐城”地处唐人街深处，僻静而不引人注目，便于唐纳和这位神秘客人谈话。
　　“威特克小姐，您究竟要和我谈什么生意?”唐纳在小楼雅问里和威特克见面后，他警惕地注视着对方那双蓝幽幽的眼睛，然后不待威特克寒喧客套就把谈话切人正题。他希望与威特克的谈话越简短越好，不想和一个美国人过多周旋。
　　“马先生请放心，我肯定不谈您不感兴趣的政治问题，但是，为了把我们的生意做好，就必须要说一说我在北京会见江青的情况!因为我是见了江青以后，才忽然决定到法国来找马先生的。”
　　唐纳知道就是面前这个威特克，从中国回到美国以后，忽然以江青崇敬者的身份成了西方国家引人注目的名人。唐纳在《华盛顿邮报》上见到威特克发表的文章：《江青与我会面的内幕——一位美国学者的回忆》。威特克在这篇回忆中写了江青与她几次见面的详情。唐纳本来对威特克就充满了怀疑，如果她不说要和自己谈一笔生意，并保证不谈及政治性的问题，那么唐纳是绝不会见她的。现在他有些愤慨了，说：“威特克小姐，我们早已有了约定：不谈政治，只谈您希望做的生意。”
　　“是的，我们今天是要谈生意。可是，马先生，为了谈这桩特殊的生意，我必须要交待这桩生意的来龙去脉。”
　　唐纳心中疑虑，这位美国女学者跑到法国来，三番五次急于求见他，莫非真想谈什么生意吗?就打断她的话说：“威特克小姐，我喜欢直来直去。如果您真想放弃学者身份，改学经商的话，我倒很愿意听听您的打算。”
　　“好吧，马先生，我所说的生意，当然是一本万利。”威特克一边和唐纳碰杯对饮，一边爽然道出她专程来法的全部计划：“如果您希望和我合作，那么这笔生意，肯定比先生在巴黎经营餐馆的利润丰厚百倍或者千倍。”
　　“哦？”唐纳心绪顿时紧张起来，他把狐疑的目光再次投向高深莫测的威特克，一时难以理解对方的用意。
　　“是这样，我想写一本书。你也许知道了，在北京和广州期间，江青多次接见我的用意，我是到达广州以后才逐渐明白的。在北京期间，她只和我谈些有关女人养生之类的问题。可是她让我去广州继续再谈的时候，她才把真实用意表达出来。她对我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任何外国人说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江青又对我说：‘我对你谈的所有话，都是可以供你将来研究和发表的。’她还说了许多暗示性的话，意在引导我明白她的全部用意。她说：‘威特克小姐，你见过斯诺的夫人吗?我曾经在北京接见过她。她丈夫斯诺先生曾写过一本叫《西行漫记》的著作，他也因此闻名于世界。我希望你也走一走斯诺的道路!’ 直到这时，我才终于明白了像江青这样身高位显的政治决策者，为什么同我前前后后谈了60多个小时的原因了。”
　　“那是你们的事，对不起，威特克小姐，我对此连半点兴趣也没有。”唐纳不客气地截断威特克滔滔不绝的谈话。他不希望听威特克谈论江青，因为那是唐纳心中最大的忌讳。
　　“不，请马先生见谅，您是我心中永远的绅士。既然您是有教养的中国绅士，就该懂得尊重客人，听我把想说的话都讲完。江青希望我走斯诺的路，就是希望我为她写一本像《西行漫记》一样的书，借以在西方广泛流传。毛泽东当时就是靠斯诺的那本书，才走向西方世界的。现在江青也如此，也许不久她也会走向西方世界了，我相信她将来会成为世界政治明星的。”唐纳不说话，他知道现在只有硬着头皮听下去了。
　　“江青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女性，她敢大胆地向我表露心中最隐晦的秘密。她曾经对我讲：‘我是不是马列主义者呢?是的!我是已经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她又告诉我：‘如果需要，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的。’”
　　“威特克小姐，对不起，我不想听下去了。”听着威特克的絮叨，唐纳心绪有些烦躁了。他忽然打断对方的侃侃而谈，手一摇说：“这就是您想谈的一笔生意吗?可我不明白，这应该是你和江青的一笔生意，和我马绍章有什么关系呢?”
　　威特克急忙说：“马先生，说清这些以后，我们就可以谈谈生意了。江青想让我为她写一本书，显然是与政治有关的传记。她希望我把她写成中国革命的旗手和现代的女皇，说穿了，就是写一个女政治家的人生。本来，她向我提供的上述资料，已经足够写一本这样政治性很强的人物传记了。可是，当我回到纽约以后，真想把江青在北京和广州对我谈话的记录，全部整理出来，写成一本书发表的时候，却遇上了个意想不到的麻烦。这就是我必须要到法国来找您的原因了!”
　　唐纳大惑不解：“我能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吗?”
　　“当然!”威特克煞有介事地表白内心的渴望与需求，说：“在我动笔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哪一位出版商能够买断《江青传》的版权。也就是说，我必须先找到对《江青传》有浓厚兴趣的出版商才行。他只有同意和我签订合约，并且预先支付写作这部传记的全部用费，我才可以动笔。可是，问题随之而来了。毋庸置疑，那些出版商都对东方这个叫江青的女政治强人发生了兴趣。但是，出版商们对我把江青写成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竟连半点兴趣也没有。那些出版商都认为：江青根本无法和毛泽东相提并论。他们认为中国真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些人。而在这些出版商的眼里，无论在任何时候，江青都只能是一个演员!”
　　“演员?”唐纳大吃一惊地睁大眼睛，情不自禁叫出一个字来：“妙!”
　　“对，出版商们说得千真万确，江青确实是一位真正的演员!她不仅是现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一个才华出众的女主角，而且她早在30年代，就曾经在电影和话剧两大舞台之上，分别扮演过各种悲剧和喜剧的角色了。尽管那时的她还不够醒目，但是，那个时期的历史，反倒引起了美国出版商们的一致兴趣。所以我才来找你马先生求助的!”
　　唐纳坐在餐桌前，一言不发。直到现在他才恍悟威特克从纽约专程来巴黎的苦心了。他心里既愤怒又难过，万没想到威特克竟会把这样的难题忽然摆在自己的面前，就问：“威特克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马先生，我的意思非常明确。”她继续将自己的来意表达清楚，以期引起唐纳发自内心的兴趣：“我在美国已经找到一位最有实力的出版商，他同意一次就付给我们一笔数目惊人的美金，作为我们将来写书的启动资金。当然，如果江青的书出版以后，他还同意在丰厚的利润中给作者以相当可观的提成。但是，出版商要求我们写的，并不是江青提供的那些资料。他们是希望我们写一本描写江青在走上中共政治舞台以前的生活经历。”
　　唐纳心中怒火燃起来了，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威特克又说：“马先生，也就是说西方读者现在希望了解的是，江青在30年代的上海，是如何与您结识、相爱、结合，最后又是为什么分道扬镳的。因为这样的书，可以一下子就在西方世界走红。正是因为在你们中国，不许百姓随便谈论江青从前的历史，所以，出版商才认为这样的书有相当好的卖点!马先生，如果我想写这样一本书，江青在北京对我谈的内容非常有限，而马先生是唯一最知情的人啊!所以，我情愿把出版商预先支付的40万美元，支付给马先生二分之一，或者可以更多一点，只要您接受我的采访。如果，我合作写这本书，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唐纳坐在那里冷冷地笑了。他并没马上拒绝威特克，因为那样会显得他过于没有城府。他只将手里的香烟弹了弹灰，慢条斯理地说：“威特克小姐说的生意，看起来果然效益不菲啊!”
　　“当然当然，这是回报非常可观的一笔生意啊。如果马先生同意合作，那么您从此就再也不必操持这样一家小小的餐馆了。您可以想一想，如果这部书一旦面世的话，那我们还可以拿到更多的回报呢!”
　　“谢谢威特克小姐的美意，可惜，我对此没有任何兴趣！不错，诚如小姐所说，早在30年代，我在上海确与现在这位‘文革’旗手有过某种缘分。可是，那毕竟已是翻过去的历史了，今天还有必要再去谈那些无聊的往事吗?”
　　“为什么没有必要?”威特克不相信以经商为业的唐纳，居然会对送上门来的巨额美金丝毫不感兴趣，仍然苦苦进言说：“先生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有必要对历史负责。同时，我们在记叙江青从前的历史时，也在记叙先生个人的历史，那样，先生不仅是金钱的受益者，而且又可以借江青出名传世，甚至将来还会成为世界名人呢!如此两全其美的好事，先生莫非要拒之门外吗?”
　　“对，我坚决拒绝金钱的诱惑，我也不希望自己因别人而成为什么名人!很抱歉，威特克小姐，我不认识现在的江青，我认识的只是从前的蓝苹！至于您说的生意，恕我直言，那不是我能做的。我虽然经营餐馆收入有限，可是，我这种生意是赚问心无愧的钱，花起来心里安宁。”唐纳激动了，他把桌子重重一拍，一改多年的温文尔雅，忽然冲动地站起身来，面对目瞪口呆的威特克庄严说道：“您想，我怎么会去写那种东西呢?简直太无聊了——又何止是无聊呢?如果我真那样做的话，简直就变成无赖了!威特克女士，我马绍章绝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小小餐室里忽然变得格外寂静。威特克困惑而尴尬地坐在那里，半晌没有说话。许久许久，她才听到唐纳那笃笃有力的脚步声，已经在楼梯口边消失了，她这才感到此次到法国的旅行，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失策的。
　　

《中外书摘 》 2007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