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文革研究正在走向历史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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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正在走向历史研究之路

作者：文贝 　

　　中国几十年对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和思考经历了伤痕文学、诉苦文学、反噬文学、、回忆录文学几个阶段，正在突破“官式文革史观”和各种政治束缚，向真正的历史研究之路进发。
　　批判文学。主要发生在四人帮被捕后，开始“拨乱反正”期间。在中央统一部署下，除了揭批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罪行”外，由主流媒体引导下开展了以大批判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其中1979年陈禹山关于张志新《一份血写的报告》和刘宾雁《人妖之间》颇有影响力。同时，通过歌颂平反人物来反证政治上的政确。如莫文骅《少奇同志给我一匹马》、何为《临江楼记》、了巴金《望着总理的遗像》、丁一岚《忆邓拓》、楼适夷《痛悼傅雷》、宗璞《哭小弟》等。这种批判一直维持到1979年至1981年的《两案审判》。
　　伤痕文学。最早起步于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后来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1979年）、古华描写小镇岁月的《芙蓉镇》 （1981年发表）、、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等。这些作品大部分以知识青年下乡为主题，揭的是年轻人的伤痕。
　　诉苦文学。主要集中在文革中受难的老干部子弟和曾经被迫害的文化人。如巴金的《随想录》、丁玲《“牛棚”小品》、萧乾《“文革”杂忆》、杨绛《干校六记》等。以及刘少奇夫人及子女、邓小平子女等高干子女及家人的文革回忆文章。
　　反噬文学。这种思潮主要在1989年“64”结束后。在批判文学中担任领军人物的文化人或官僚被整肃后，开始了所谓的“反思”。这部分人大多数是早年追求革命，文革受到冲击，文革后重新出山，又因自由化而下台。在“大彻大悟”中展开了对共产党的反噬。包括刘宾雁、胡绩伟、李锐、杨继绳、李昌、何家栋、李普、李慎之、朱厚泽、谢韬等。
　　回忆录文学。在2000年左右，写回忆录成风。无论是达官贵人、文学巨匠，还是社会小人物，都开始写各种回忆录。有的在国内公开发表，有的地下出版。有的在港澳台出版，有的在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出版。由于这些文章大部分脱离了国家新闻出版的控制范围，既被政治利用又没有审核标准，出现了良锈不齐或粗制滥造的问题。
　　正名文学。2000年之后，随着国内政治空气松动，许多人通过境外媒体或网络，发表的了一些非主流的文革回忆录。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写作组长范达人的回忆录,《“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王力反思录》、四人帮党羽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原外交部工作人员马继森的回忆录《外交部文革纪实》、文革初期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聂元梓撰写的《聂元梓回忆录》、林彪集团主要成员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上、下册）》原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冼恒汉生前口述写成的长篇回忆录《风雨八十载》、由丁盛口述、余汝信整理编注的《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重庆工人造反派领袖黄廉的回忆文章《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红卫兵骨干周泉缨的新书：《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黑龙江学生造反派领袖范正美回忆录《秋梦追思》、文革中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组长陈冀德的回忆录《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群众造反派组织“新一冶”一号头头曹承义的回忆录《悲欣交集话文革》、原重庆反到底一号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付主任李木森的回忆录《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一号勤务员自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德的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邱会作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等等。这些回忆文章颠覆了几十年来，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义：“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 “官式文革史观”。他们的出现，打破了文革史研究领域的沉闷局面，丰富了文革史研究的材料来源，使文革史研究突破官方历史的特征，向真正的历史研究之路回归，为文革史研究带来了一缕新鲜的空气。
　　大陆公开出版与主流政治结合较紧。
　　能够公开出版发行的都是经过审核，至少没有违背主流政治原则的。叶永烈的文革系列小说文章、一些文人的所谓“文革史记”。《文坛风暴纪实》（夏杏珍）、 《八载秦城梦》（袁浩）、《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林希）、《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大跃进亲历记》（李锐）、《顾准自述》、《胡风自传》、《刘少奇冤案始末》（黄峥）、《牛棚杂忆》（季羡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十年风雨纪事》（吴德口述）、《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等。这些作品紧扣中央对文革的定论，较好的配合了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
　　地下出版物空间较大。一些无法通过审核的作品，有的通过版打擦边球找小出版社出版，有的干脆自己掏钱印刷，或者在网络上直接发表。《悲欣交集话文革》（曹承义）、《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杨立）、《一个小人物的苦涩记忆》（李执民）、《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徐充、刘顺发）、《一个右派分子在乡下的忏悔日记》（刘皓宇）、《反右蒙难五十年》（王玉林）、《七机部文革八年——杨国宇日记》（杨国宇）、《文革沉思录（全三册）》（王军胜）等等。
　　海外出版政治观点伸缩性较大。《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陈伯达口述》、《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陈晓农）、 《共和国部长的挽歌：张霖之的奋斗与牺牲》（俞虎）、《红色纪念碑》（郑义）、《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 宋柏林）、《红卫兵这一代》（米鹤都）、《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 》（ 穆欣 ）、《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丁盛口述、金光访问记录、余汝信整理编注）、《秦城春秋：中国第一政治监狱实录》（方舟）、《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 （沈如槐）、《生逢其时——“文革”第一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陈冀德）、 《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徐景贤 ）、《“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全两册）》（张云生、张业堃）、《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王友琴）、《文革“五大领袖”：聂元梓回忆录》（聂元梓）、《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范达人）、《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李敦白）、吴法宪回忆录（上、下册）（吴法宪）、《回顾与反思》（姚文元）、《李作鹏回忆录》（李作鹏 ）、《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十年文革：李雪峰回忆录》、（李雪峰） 《血与火的历炼：施义之纪念文集》 （陈枫）、《烛尽梦犹虚：胡耀邦助手林牧回忆录》（ 林牧）、《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李锐日记（1-3）》（ 李锐）、《风雨人生路》（刘文忠）、《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 》（ 晓风）等。这些作品突破了主流政治的禁锢，既有对文革的控诉，又有一些辩护式的文章。政治上的立论大部分都建立在否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内容充满着胡编滥造和不真实的问题。
　　逾越政治制度和突破“官式文革史观”尚需时日。
　　就目前而言，逾越政治制度和突破“官式文革史观”都很难登上国内媒体的大雅之堂。没有自由的创作不可能是真正的思考和反思，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只能让更多的人对文革史痛上加频。在国家坚持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应当允许社会在宪法的框架内充分讨论。希望这个过程不要太久，否则当文革史被一些人的创造固化成定式以后，伤害的不仅仅是文革过来人，也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无论是经历者还是后来人都有权以自己的观点解读文革史。
　　无论是政治上的应景文章还是所谓真实的回忆录，都存在着政治倾向鲜明，史实不准确、美化拔高自己、文过饰非、颠倒是非、选择性记忆等等通病。既有 “官式文革史观”的帮衬，又有应合政治的作文。
　　很多回忆录并非是亲历者的真实，更多的是 “公撰”或者文人操刀之作。即使是亲自执笔，也隐恶扬善，把自己打扮的一贯正确，把问题推给别人，功利性强。公撰者则公器意识强，文过饰非，挟加私笔。很少有人能真正把自己放在历史的手术台上，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解剖和拷问自己。　　傅苹回忆录严重失实遭质疑 ，李鸿章回忆录是美国记者独撰。陈丕显回忆录违背历史吏实，李志绥回忆录胡编滥造等等问题，说明社会大部分人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当作是真实。
　　邱会作回忆录不反毛泽东，不反文革，不反共产党而反对小平。吴法宪回忆录反毛反周歌颂林彪。都只是个人态度。
　　不能像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受到质疑和批评后，发誓再不写东西了，说“那既对不起死人，也得罪活人。再写，我就真得无颜见主席了。”完全没有必要，他完全可以继续坚守自己拥毛反四人帮反邓小平歌颂林彪。无论是介意批评还是喜听赞美，都容易陷入受影响的泥潭。
　　所有文革的经历者或者后来人，都有权或者有资格发表自己对文革的评议。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历史的组成部分，是非对错只能由人民评判。
　　跑到国外隔着墙头扔石头的不算好汉，靠胡编滥造涂抹历史至少在人格上不过关。人不能损失自己的语言能力，敢于直面自己和勇于说出真相才称英雄。
　　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不同观点很正常。只要不走极端，刻意歪曲或粉饰，都值得提倡。
　　文革研究正在走向历史研究之路，这是社会的进步。

　　20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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