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讨论文章一组

tuffy05

从《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看毛泽东晚年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的犹豫

姜秀英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罗荣桓去世以后几天里写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对罗荣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此，全党都有共识，但诗中的某些诗句， “恐怕是全部毛泽东诗词中最难解的”〔 1〕。如：“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国有疑难可问谁？”等等，如何理解，众口不一。其焦点在于毛泽东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否联想到了林彪。有人认为，如果此诗和林彪有联系，则“有伤大雅，亦喧宾夺主”〔2〕。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本人认为，毛泽东写这首诗， 一方面是怀念老战友，赞颂罗荣桓，同时又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为林彪能否成为最佳接班人而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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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正确理解、注释毛泽东诗词，特别要注意毛泽东写作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引发了国际上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1958年，赫鲁晓夫又以老子党的姿态，妄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被我拒绝后，中苏关系逐渐紧张。1960年3月， 毛泽东初步得出了苏联出修正主义的结论。7月， 苏联方面对中国采取撤回专家、撕毁合同的制裁措施，将两党分歧扩大到两国双边关系。1961年10月，苏共含沙射影地反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3〕。1963年7月，苏共中央公开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公开信》，大肆反华。中国共产党自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以，50年代末至60年代，毛泽东所作的诗，大部分贯穿着反对“帝、修、反”，特别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这一点，也体现在《吊罗荣桓同志》诗中。如：“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他用斥鷃的形象象征赫鲁晓夫之流，以大鸟（大鹏鸟）的形象象征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形象比喻在1965年所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中再次得到验证。同时，毛泽东又用鸡耻笑老鹰低飞的寓言讽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表达了我党不屈服于压力、蔑视国际反华势力的大无畏精神及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能战胜修正主义者的必胜信心。
笔者不同意有人将这两句诗解释为是双关语，即暗含有“讽刺那些对于能上能下的好干部罗荣桓抱有讥讽态度的小人”〔4〕； 更不同意“斥鷃”和“昆鸡”是指林彪〔5〕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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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是否和林彪有关，最关键的地方在诗的尾联。罗荣桓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此时或今后，“国有疑难可问谁？”在60年代，毛泽东认为的国家的“疑难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如前所述，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国内的“反修防修”上。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说：“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他曾提醒全党“党内并不纯粹”〔6〕。 如果不注意“反修防修”，“那就不要很多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7〕。说此话时正是1963年。据在毛泽东身边做医护工作并帮他保存诗稿的吴旭君同志回忆，毛泽东在向罗荣桓遗体告别以后的几天中，讲话很少，若有所思，夜不能寐，最后用了一个通宵，完成了吊罗荣桓诗。天亮以后，毛泽东又与吴旭君谈了很多，谈家事，谈父母，谈撤离延安，最后谈到他自己死后的事。〔8〕很显然， “反修防修”是此时毛泽东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奋斗一生，打下了江山，但这江山在他身后会不会变色，党和国家的权力会不会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他的接班人会不会变成修正主义者，需不需要更换接班人，这就是他的“国有疑难”。
从毛泽东沉痛的语气上看，似乎对国家的疑难问题只可问罗荣桓。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罗荣桓在党内军内的职位虽十分显要，但并不居于前列。罗荣桓在党的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里排名分列第16位和第14位，八届政治局委员中排名第11位，在十大元帅里排名第七，在中央军委领导成员中排名第九。所以从这里似乎难以理解毛泽东的疑问。但是回想一下罗荣桓的一生：“数十年如一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定不移地……站在正确路线方面，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团结”〔9〕以及毛泽东与他的关系、对他的关心和对他的高度评价， 就不难看出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所以毛泽东才会如此信任他，国有疑难，一定要问他。
对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选，毛泽东非常慎重。从1945年6月起，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 中央军委里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同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行主席之职。 1956 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为副主席，列四位副主席之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10〕。 1959年4月二届人大上，刘少奇继毛泽东之后成为第二任国家主席。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回答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对于接班人问题的询问时，明确宣布刘少奇是他选定的接班人，但后来又发生了变化。
从1962年以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越来越大。他认为刘少奇右倾。在毛泽东看来，“右倾机会主义恐怕以改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11〕。尽管毛泽东此时并未把刘少奇与修正主义者完全划等号，但此前他已承认中国有修正主义者。既然在中国已有修正主义者，就要“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关于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它涉及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既要培养千千万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又要考虑自己身后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继承者。刘少奇主持经济调整工作时的一些意见和做法，已使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不安。接班人让他来当，会不会出问题呢？既然如此，可不可以再考虑另外人选呢？根据以后的史实，毛泽东确实是在考虑新的人选，“一个既能控制军队又能处理党务的人”〔12〕，即林彪。
对于林彪，早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时，毛泽东就表现出让林彪成为他的接班人的意愿。〔13〕1958年5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林彪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提出了“四个第一”和学毛泽东著作的所谓“三十六字”方针，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可是挑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毕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毛泽东只是在考虑和犹豫中。
如果此时毛泽东考虑由林彪来替换刘少奇，那么，谁最了解林彪呢？当然是罗荣桓。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罗荣桓和林彪共事时间最长。“1930年2月，林彪任红四军军长，随后，罗荣桓任红四军政委， 两人便开始共事。直到1938年3月林彪被阎锡山部队误伤返回延安。其间，除了从1933年5月到1935年9月，罗荣桓不在一军团外，两人一直在一起” 〔14〕。东北解放战争和入关作战中，除罗荣桓出国治病及休养外，两人又合作二年多。屈指算来，林彪和罗荣桓合作的时间长达八年，占自中国人民军队建军以来，直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2年间的1/3。所以，在毛泽东看来，知林彪者，只有罗荣桓。加之罗荣桓是毛泽东认为的敢于说真话的老实人，对他无比信任。“国有疑难”问他也就合乎常情了。
事实上，毛泽东在对选林彪为接班人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已决定让刘少奇下台。〔15 〕所以他在1965年夏天会见来访的法国文化部长时说，我和戴高乐一样，没有接班人。〔16〕1966年6月10 日在同越南胡志明主席谈话时又说：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17〕还有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都表明毛泽东对林彪能否当合格接班人的犹豫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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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给以上述解释，那么诗中的“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就一定与林彪有关。假设毛泽东有意要选林彪为接班人，他自然会想到林彪在历史上的表现。正因为林彪的表现有时不佳，特别是在长征和辽沈战役中，所以毛泽东想征求在战争年代与林彪合作时间最长的罗荣桓的意见。据在长征中与林彪一起工作的聂荣臻回忆，林彪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个人主义严重。1934年，在冲破第三道封锁线时，林彪不执行军委命令，不占领九峰山，一直拣平原走。1935年 5月，会理会议前，林彪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不理解，给中央写信，让毛泽东离开军事领导岗位。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前，林彪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要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不愿留在荒凉的陕北。对于林彪长征中的表现，毛泽东总是认为他年轻，不懂事，“还是个娃娃”〔18〕。当时林彪为军团长，统兵不过万余人，其在会理会议中的错误要求被政治局会议否决，因此，“长征不是难堪日”。
可是到了辽沈战役时，在打锦州还是打长春上，林彪的问题可就大了。早在辽沈战役前，毛泽东就提醒东北野战军：“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 “从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19〕。毛泽东十分看重南下作战，但又尊重林彪的意见，同意先打长春。1948年5月，由于准备不足， 攻长春未果。9月7日，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详细说明了攻打锦州的重大意义。可是林彪对于是否打锦还在犹豫，部队及指挥所南下的速度很慢。10月2日， 林彪擅自建议军委放弃已部署好的攻打锦州计划，还要回头去打长春。毛泽东收到电报后，于3日17时、 19时连发两封长电，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畏敌、迟疑、不果断、动摇既定方针的错误。当时罗荣桓明确表示不同意回头攻打长春，并对林彪进行了说服工作，使林彪很快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避免了“一个大错误”。对于攻锦还是打长，林彪在几个月中几次反复，毛泽东自是很不满意和焦虑。直到林彪再决心攻锦时，毛泽东才感到“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20〕。
毛泽东为什么把“战锦”当成大问题呢？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决议：要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在此背景下，身为野战军司令员、统兵几十万的林彪在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过程中的表现，怎能不让人担忧？所以11月11日毛泽东的复电又再次强调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21〕另外，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辽沈战役是首战，锦州之战又是关键的一仗，敢不敢打锦州直接关系到解放战争的前途。我认为，毛泽东的“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主要都是针对林彪而言的。有人从格律上指出：“战锦”不是指“攻打锦州”，认为它与长征不对仗。〔22〕我认为，注解毛泽东的《吊罗荣桓同志》诗，不应该非常苛刻地按照律诗的格律要求去理解，重要的是要掌握毛泽东写作此诗时的大背景。
正是从考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接班人这个大局出发，为了防止在他身后党变修、国变色，他才在重用林彪的同时，又想起了林彪历史上的一些不佳表现，如严重的个人主义、革命低潮时期的悲观情绪、搞小动作以及“抗拒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违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23〕等，正是处于这样的矛盾状态中，他除了为老战友的去世感到极度悲痛外，还有深深的遗憾。
总之，毛泽东通过《吊罗荣桓同志》诗，既表现了他对与自己长期患难相处的战友的深深信任与痛惜之情，也表达了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既有对国际反华势力的鄙视，又有对党和国家未来前途的思虑；既有对罗荣桓的赞颂，又有对林彪的不完全相信。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此诗直到1978年毛泽东去世以后，才得以公开发表。
注释：
〔1〕〔2〕〔22〕胡为雄：《诗国盟主毛泽东》，306、304、 30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3〕〔6〕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4〕徐涛：《毛泽东诗词全编》，26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5〕〔14〕黄瑶等：《罗帅最后十五年》，156、124页， 人民出版社，1987。
〔7〕〔11〕〔15〕〔1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147、1100、1134、116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8〕吴旭君：《毛泽东两首诗词的写作时间及其他》， 光明日报1986—9—28。
〔9〕《邓小平同志的悼词》，《人民日报》1963—12—23。
〔12〕〔13〕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378、3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6〕R•特里尔著，刘路新等译：《毛泽东传》，41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18〕参见《聂荣臻回忆录》，218—301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6。
〔19〕〔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1949），28页，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1〕《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25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23〕杨国庆等：《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195页， 解放军出版社，1986。


理论探讨 19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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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吊罗”与“批林”


冯锡刚


在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中，《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是争议最大的作品之一。官方所公布的创作时间与作品所表露的作者心境，有着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
　　为了确认创作时间，毛泽东生前的护士长吴旭君，于1978年8月28日专门给当时主管宣传的一位中央常委写了一份题为《关于毛泽东写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经过》的报告，认定“此诗的写作时间就是在（毛泽东）去北京医院和罗荣桓同志遗体告别后几天的事情，1963年12月下半月内，不超过63年底”。
　　争议最大的是对颔联“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的理解。胡乔木主持编辑的《毛泽东诗词选》的注释全文是：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在贵州、四川境内率领中央红军迂回作战，四渡赤水，出敌不意地威逼贵阳转入云南，胜利地渡过金沙江，从而摆脱追堵的几十万敌军。在迂回过程中，部队经常需要急行军。林彪曾在同年五月在四川南部会理城郊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夜写信给中央军委，认为这样“走弓背路”要 “拖垮军队”，要求改变军委领导。林的这个要求被政治局会议完全拒绝。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战锦”是指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攻打锦州，即辽沈战役的第一个和关键性的大仗。毛泽东同志在九月七日为中央军委写的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早已详细说明攻打锦州的重大意义和同先打长春的利害得失的比较，但林彪仍然找出种种理由来一再反对。罗荣桓同志是主张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的，所以诗中特意提及。
　　
　　这个解释的最大矛盾在于：1963年12月，毛泽东正十分倚重林彪，完全不可能在吊挽罗荣桓的同一时刻去“批林”。罗荣桓逝世，林彪送了“六亿人意气风发日月重光万里长征方期任重道远，数十年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朝永诀痛失挚友知心”的挽联，并在《人民日报》刊载。每日必读此报的毛泽东，想来当会寓目。林彪与罗荣桓的原则分歧，在当时是否有人敢于报告给毛泽东还是一个问题。即便闻知，毛泽东在当时对林彪推行个人崇拜的举措亦不会持有异议。
　　鉴于以上种种事实，笔者在1994年12月曾以《〈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新解》为题，对这两句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但是终有强作解人之憾。胡乔木坚持采用“批林”的注解，总有某种原因。近日读《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一书，内收有《关于〈毛泽东诗词选〉的通信》，茅塞顿开。
　　1986年5月 2日，胡乔木在致逄先知、龚育之的信中说：“吊罗荣桓同志一诗，我看了吴旭君同志的回忆，很难提出可疑之点，证以诗中‘君今不幸离人世’一语，断非若干年后才能写出的。现存手稿同意你们的论证。盖中间一段他不可能再想到这首诗，到七十一年后再追想，记忆模糊，参以当时心境，故改处甚多。作者的诗常自书写或重写多次，此诗则为特例，因此作在作者生时决难示人，即林死后犹然，罗处当然不会听说。此中究竟实亦非不可理解，细想想就明白了。因此，建议写作时间不动。”
　　逄先知、龚育之这两位当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对这首诗的创作及手稿书写的时间的论证，体现在所拟的注释条文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这首诗在作者的手稿上未署写作时间。一九七八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同志的可靠回忆判定的。仅存的一份手稿，从笔迹看是写于七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常对过去作的诗词加以修改。”
　　胡乔木对这条注文作了修改，全文如下：“〔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这首诗一九七八年发表时所署的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同志的可靠回忆判定的。但现在仅存的一份手稿，从笔迹鉴定当是七十年代初期据原作的回忆重写的。作者常对自己的诗词反复书写和修改。”
　　胡乔木的修改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使用了“鉴定”这个词，较之原来的“看”自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二是强调现存手稿是“据原作的回忆重写的”。“重写”显然不是指“重新抄写”，证之于前信所说，到1971年后“再追想，记忆模糊，参以当时心境，故改处甚多”等语，含义明确。
　　不知何故，1986年9月《毛泽东诗词选》正式出版时，这条注文作了如下删改：“〔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这首诗一九七八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做医护工作并帮他保存诗稿的同志的回忆。”
　　这一注解完全撇开了对现存唯一的手稿的书写时间的判断。根据手稿，胡乔木实际上已经作出了“此诗重写于七十年代”这一重要判断。笔者完全赞同这一实事求是的明智的判断。问题是胡乔木何以坚持“写作时间不动”，而且坚持将其列入正编,从而打破自定的标准——“经作者校订定稿”。理由可能只有一条：写作日期的确定和公开发表，都已经中共中央批准。他在5月14日的信中这样说服逄先知、龚育之两人，坚持将包括《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在内的三篇诗词纳入《毛泽东诗词选》正篇：“这三篇都经中央郑重发表，现列入副编会引起读者的混乱和诘难，使中央的工作缺少应有的连续性严肃性（此与政治路线是非无关），编者也难以举出尚未定稿确凿充足的证据和理由，从而使本书的编辑出版既打破了原有的权威性又无法树立自己的权威性。”
　　现在看来，此种解释真是勉为其难，可以视为那个时代所带来的历史局限吧。根据上述种种，胡乔木坚持采用“批林”的注释条文，不但可以理解，而且符合作者“重写”的本意。但问题在于，未能依据手稿，对此诗作“七十年代初重写”这一符合事实的注释。
　　李树庭先生根据对此诗手稿书写年代的考证，建议将创作时间订正为1972年11月或者1973年12月。从此诗的整体内容看，径署“1963年12月” 固然大不宜，但如按李先生的建议改署，亦未必恰当。吴旭君的回忆虽是孤证，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诚如精于此道的胡乔木所说，“君今不幸离人世”这样的诗句，断非20世纪70年代所能写出的。重写后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既留有60年代初稿的痕迹，又烙上了经历九一三事件后的鲜明印记。或许有人要问：怎么可能作如此重大的改动？这其实不难理解，作者首先是政治家，不是纯粹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更不是纯粹的诗人。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考虑，是耶非耶，另当别论


《百年潮》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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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罗荣桓之子解读《吊罗荣桓同志》


王信霞


　　47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罗荣桓在北京逝世。毛泽东在悲痛之余创作了那首举世闻名的吊唁诗——《吊罗荣桓同志》，以抒发心中的复杂情感，这是毛泽东诗词中唯一的一首悼念元帅并直接标明“吊罗荣桓同志”的吊唁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首诗引起了史学家的广泛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就此采访了罗荣桓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原副政委、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罗东进，罗委员饱含深情地阐述了他对这首诗的独特理解。
　　1963年12月16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准备听取聂荣臻元帅关于十年科学计划的报告。会前，毛泽东异常严肃地站起身来，很低沉地说：“就在今天下午，罗荣桓同志因病逝世了，在这里，我提议，为罗荣桓同志默哀三分钟以表达我们的怀念。”立刻，全体起立。默哀毕，毛泽东接着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他这个同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对敌人狠，对同志亲，从不背后议论人，有话讲在当面。原则性、纪律性很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12月19日，毛泽东参加了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仪式。罗荣桓从秋收起义就跟着毛泽东，毛和他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罗荣桓元帅去世后，毛泽东主席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晏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一生作诗词很多，怀念战友和亲人的悼亡诗词却很少，现今真正留存于世的，除了一首怀念亡妻杨开慧和战友柳直荀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之外，就是这首七律了，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和器重。
　　
　　诗歌应该是毛泽东1963年底创作的
　　
　　1978年9月9日，为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2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3首诗词，其中就有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并附手迹。“这也是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罗委员告诉笔者，“当时，我就问我母亲‘您过去知道吗？’但母亲也回答说不知道，她从来没听说过。”
　　“由于毛主席写这首诗的字迹非常潦草，不大像是他那个时候的其他作品。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怀疑这首诗是不是主席在‘林彪问题’之后写的。后来，我母亲和我说，据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之所以字迹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父亲去世以后，主席的心情很悲伤。主席在和罗荣桓遗体告别后，整夜都睡不好，吃了两三次安眠药还是睡不好，于是就创作了这首诗，但他感觉老是不好，写着写着就扔了，写最后一遍的时候他还是扔到纸篓去了，最后还是吴旭君从纸篓里捡出来收来的。”
　　这首诗发表以后，诸如“战锦”是不是指打锦州？“斥晏鸟”、“昆鸡”是不是暗指林彪等等，曾引起了很多猜测。作为与罗荣桓元帅生活时间最长的孩子，罗东进在询问了其亲友及阅读父亲相关史料之后，谈了自己的理解。
　　
　　“草上飞”不完全像黄瑶解释的那样
　　
　　1928年罗荣桓上了井冈山之后，部队也开始多起来了。当时部队有个29团，这个团的士兵都是由湖南的农民起义军组成的，因为快过年了，形势稍微好了一点，战士们想回家过年，所以这个29团就在团长带领下下了井冈山，当时朱德和陈毅同志劝阻他们，说这样太危险，但他们不听。后来陈毅怕29团这样单独行动会吃亏，就带着28团也跟着下山了。这个时候毛主席就很着急，他怕28团也跟着吃亏，所以就带着我父亲的部队下山去接应28团。当时部队行军都是爬山越岭，有时候两座山之间有个峡谷，看着很近，但是一走起来，一上一下要半天时间。毛主席担心28团困在那儿要吃亏，要把他们早点接回来，就得赶时间，可是那座山很陡，如果战士往下跑就收不住脚，就会摔倒；如果稳住劲往下走，用的时间又太长。考虑到山势虽然比较陡，但山坡斜面比较平缓，平面还长了很多很厚的草，有半人来高，所以罗荣桓他们几个就商量是不是让战士揣着枪像坐滑梯一样滑下去，这样就快很多。就这样，部队很快下到山下。
　　“记得当年草上飞”——据说黄巢起义失败后在洛阳做了和尚，有题像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此诗收入《全唐诗》。黄瑶认为 “草上飞”即是暗指此事。实际上，毛主席借用此句当暗喻秋收起义及井冈山割据之时，红军在游击战争中机动灵活，英勇神速，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父亲也是领着农民起义军上的井冈山，参加了革命队伍；再一层意思就是战争年代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境。“我觉得黄瑶这样的解释太过具体，因为主席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草上飞’也可以说是主席借来喻自己，意谓当年打游击、闹革命的时候就和父亲在一起，他们经常能见面。战争年代经常行军，这样跑来跑去就类似‘草上飞’一样，这样的比喻，不见得就是指哪一次。实际上，它是毛主席将对父亲的回忆一下子拉到了从秋收起义开始说起。”
　　
　　“战锦”实际上就是指攻打锦州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这两句恐怕是毛泽东诗词中最难解的诗句，长期以来它一直引起学者的争议。有学者把“战锦”引申“战斗之后的奖励”，再进一步引申理解为“革命的胜利”，但是罗东进委员认为这主要是指攻打锦州。
　　毛主席要打锦州的想法是很坚决的，他几次打电报给东北，但林彪有些犹豫。当然他犹豫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并不能说林彪那个时候就反对主席，因为林彪感到此举还有很多问题：那时我们的后方主要在黑龙江，而长春、沈阳等都还在国民党手中，从黑龙江到锦州之间又有1000多公里，当中主要是靠铁路运输，铁路沿线又都是国民党把持，这样，一旦解放军后勤被切断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林彪才犹犹豫豫，老想打长春。“当毛主席知道林彪不想打锦州又要回去打长春的时候，非常着急，他睡不着，吃不下，甚至冬天的晚上还在院子里思考。连着给林彪发了几封电报，严令一定要打锦州。后来我父亲和刘亚楼商量之后，还是觉得应该按照主席的意思打锦州，即使有困难也要想办法解决，最后林彪又同意了，而且打得也很坚决。”罗东进告诉笔者：“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问题而否定林彪，那是不对的。实际上，这两句诗意谓：这么多的风风雨雨都经历过来了，但它们都不是大问题，关键的问题还是‘战锦’。经过抗日战争、国共谈判直至谈判破裂，进行解放战争，当时关键的问题是要抢占东北、消灭国民党，这些我父亲参与了。实际上，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失败的命运也基本定局了，因为战役一结束，蒋介石回到北京后都吐血了，所以用‘战锦’句来形容父亲对主席的支持，因为父亲一直都是支持主席的，在关键问题上还很知心。所以作为诗人的毛泽东选了一个最典型的战例来形容父亲对他思想的彻底领悟、忠心拥护和无限支持，因而当父亲去世后，毛主席非常感慨。要是非得把这句话落实到某个实处的话，那也就不是诗了。”
　　
　　“斥晏鸟”、“昆鸡”不是暗指林彪
　　
　　“林彪问题”之后，有些学者读了毛泽东吊罗荣桓的诗，就以为“斥晏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中的“斥晏鸟”、“昆鸡”是暗指林彪，这显然是党史知识缺乏的表现。实际上，林彪并不是与罗荣桓合作时间最长的人，这显然与诗句中的“每闻”及“长笑”对不上。罗东进认为，该句可能是指父亲罗荣桓在山东工作期间曾与一些领导同志的意见不太一致。
　　山东在抗日战争时很复杂，卢沟桥事变之后，由于山东的党组织破坏得比较厉害，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黎玉同志回山东，重新组织山东的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山东举行了十几次的武装起义，之后又有了三四万人的武装力量，但这些武装力量不是正规部队，更没有作战经验。所以黎玉同志到延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就讲到了山东需要去一支正规军的武装，当主席问他需要多少兵时，黎说：“要是给我一个团的话，那是最好的，实在不行，给一个连也行。”后来，主席考虑到山东地区的重要性，派了115师去山东。但这是有个过程的，因为当时国民党给八路军的作战区域是阎锡山战区，并不包括山东，所以要进入山东需要蒋介石的批准。后来中央就先派了个东进支队去鲁西北开展工作，由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率领。“接着蒋介石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朱德、彭德怀需要去那里开会，于是，我父亲就派115师343旅685团以护送他们去开会的名义，去了靠近苏北的湖西地区。最后，我父亲和陈光带着师部和115师343旅686团千余人从 1939年3月进入山东。我是1939年2月出生的，因正好赶上我父亲要进入山东，临走时他就给我取了‘东进’这个名字”。谈起这段往事，罗委员似乎很感慨，“进入山东之后，我父亲先在樊坝打了一仗，消灭了伪军的一个团，后来在陆坊又打了一个遭遇战，这一仗打得很惨烈，部队牺牲了二三百人，但日本伤亡更大，死了近两千人。后来蒋介石还为此发了‘殊戡嘉慰’的电报。这样115师进入山东就‘合法’了。后来第十八集团军又派了徐向前和朱瑞在1939年五六月份也进入了山东，我母亲也带着我跟着他们一起进入了山东。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父亲，当然，我是没有任何记忆的。”

　　“国有疑难可问谁”的“谁”并非特指罗荣桓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一句朴实无华，似脱口而出，却充溢着毛泽东对罗荣桓去世后的难以言状的悲痛与伤感。但是，这里的“谁”并非就特指罗荣桓，罗东进告诉记者：
　　“平津战役后，繁重的工作一度使我父亲晕倒，以至主席还专门派卫生局的黄树则去天津给我父亲看病。这样，我父亲就没有随部队南下作战。新中国建立后，主席曾找我父亲谈话，希望他出任第一任公安部部长，但我父亲因身体原因未就任，后来主席安排他出任第一任的检察长，后来又担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长等职。到1958年，我父亲的身体状况实在难以胜任工作，他便给主席写信希望免去其政治部主任一职。1959年，尽管我父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由于他身体不好，所以他没有出席‘庐山会议’。后来，主席让彭真征求我父亲关于由谁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意见，我父亲考虑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建国以后，林彪同志身体一直不好，在养病，恐怕他担任这项工作会有一定的困难（其实他知道其时林彪在主席心中的位置）’。另外，他觉得不能老用一军团的人，所以他提出能不能由贺龙来担任。但主席并没有完全采纳他的这个意见。最后由于林彪身体原因，由贺龙协助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罗东进委员接着说：“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复杂，中苏关系开始紧张。毛主席又逐渐觉得有些领导同志和他的思想不太一致了，而这时和他知心的人又越来越少。所以我父亲去世后，主席才无限感慨，有感而发遂作此诗。但我父亲既不是总理，又不是中央常委，加上身体又极度不好，为何主席有‘国有疑难可问谁’一句呢？似乎这句话和当时我的父亲的实际情况有点不着边。之所以如此，我的看法是：其时，主席觉得与其知心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连比较知心的罗荣桓同志也不在了，他很感慨，这些感触与当时的很多问题、焦虑在主席脑中交织着，从而形成了诗句。所以，它并不是特指我父亲就和主席关系亲近到非常程度，不是说主席缺了我父亲就不行，这个‘谁’实际上应该是指一批这样的人。”
　　访谈快结束时，罗东进还向笔者谈起了自己读大学期间父亲给他写信的往事。他说，1959年，我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行前，父亲一再嘱咐我好好学习，做到又红又专。还专门给我题词：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的。紧密地联系同学，互相协作，达到一起提高。警戒孤僻自大，也不要自卑无信心。遵守军事纪律，养成大无畏精神。我到学校后给父亲去了两封信，至今我还记得父亲回信的内容：
　　两次来信均已收到。头一封信不成文体，内容贫乏。第二次信稍微好些，希望你坚持写信，这是一种补充学习的方法。最后祝你正式入伍，成为一个人民解放军新战士！你要记住：这是党和国家给你的荣誉！要努力去完成学习任务。
　　1960年秋，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这让父亲很不理解。那时候，我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学校也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由于当时受林彪学习毛著庸俗化、教条化主张的影响，同学们只注重读书的数量，四处乱用毛主席语录。我在写信中也向父亲历数了自己读了哪些著作，并不适当地引用了一些语录。当时，父亲对林彪的一些错误提法非常忧虑，看了我的信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内容十分重要的回信，信中说：
　　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的。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和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下万应药方……
　　我在信中还向父亲反映了我和有的同学之间，有时会出现对某些问题看法不一致的现象。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怕别人说我固执、骄傲；如果放弃自己的意见，又有放弃原则的嫌疑。针对这一问题，父亲给我回信写道：
　　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是很自然的。同志们要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求得一致。但不要在同志间，无论对谁，存在成见用事。
　　“父亲做事一向低调，从不炫耀什么。从小，父亲对我们这些孩子的教育就非常严格。当我从儿子的角度缅怀父亲时，光环中的他不仅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更是一位儒雅宽厚的长者。”谈起父亲，罗东进肃然起敬，“我参加工作以后，每当遇到问题时，总会想起父亲，父亲的为人处世让我们终生受益。”


文史精华 201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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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创作及书写时间考疑


李树庭


　　1978年9月9日，为纪念毛泽东逝世2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三首诗词，其中有《吊罗荣桓同志》一诗并附手迹。诗题标署写作时间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关于这首诗的创作和书写时间，在发表前后，从高层到毛泽东诗词的研究者中，均有人提出疑问。由于诗的创作和书写时间不能确定，以致国内外出版的许多毛泽东诗词评注、赏析、鉴赏等著作中，对这首诗的内容出现了许多自相矛盾、令人费解的阐释，成为毛泽东诗词及书法研究中的一个疑案和悬案。笔者不揣浅陋，现就这一问题提出一孔之见，以就教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
　　
　　一、疑点的提出
　　
　　1.1978年8月，当时分管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因为在纪念毛泽东逝世2周年时，中央决定公开发表毛泽东的几首诗词，曾向为毛泽东保存诗稿的护士长吴旭君询问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写作时间。8月28日，吴旭君就此写了专门报告，称："关于毛主席《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写作时间，遵照您的指示，我认真仔细地回忆过"，报告中明确说明这首诗是毛泽东在北京医院向罗告别后几天的时间写的(报告见《党的文献》 1996年第1期)。1986年9月28日，吴旭君又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毛泽东两首诗词的写作时间及其他》一文，关于"吊罗诗"，谈了与上述报告相同的经过。
　　这里的疑点有二：一是中央当时提出当年9月9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诗词时，在供选定的几首诗中，为什么独独对这一首的写作时间不能确定？二是时隔8年，吴又在报刊上公开撰文谈此事，当是仍有人在怀疑该诗的创作及书写时间。这里，我们可以有理由地问一问，吴旭君的回忆到底准确不准确？是否有误？
　　2.1995年5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说不尽的毛泽东(下)》第583-584页"访黄瑶"一文中，黄瑶先生称："现在把它(指毛吊罗诗)定为1963年，是根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定的，但从字体上看不像1963年的。"黄先生还对访问者说："诗的内容，首先要弄清它的时间，才能说明他的含义。"他还说道，从诗中批评林彪的事与林彪当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相比较，是无法解释的。
　　这里，黄先生也提出了两个疑点：一是从毛诗手迹看不像1963年的；二是如是1963年的作品，那么诗的内容及含义无法理解。
　　3.笔者从事毛泽东书法研究近30年，认为这首诗的手迹不可能是书写于1963年的手迹。笔者也了解到，北京有关部门人士亦对此诗的创作、书写时间定为1963年12月颇有争议。他们认为，1963年，正是毛泽东书法(无论是软笔还是硬笔)艺术进入精进繁富的时期，他的字不可能与他同时期(即他写此诗前后)的字风格有如此大的悬殊。
　　
　　二、疑点的考辩
　　
　　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不是创作书写于1963年12月，其理由何在？
　　1.吊罗诗的内容看，这首诗不是写于1963年12月。读这首诗时，很明显知道这是一首怀念罗帅、抨击林彪的政治感怀诗。诗中涉及林彪的史实有"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长征"、"战锦"、"斥晏"、"昆鸡"、"国有疑难"等七处。从诗意看，所涉七处均与林有关，"草上飞"，井冈山打游击；"红军队"，江西根据地；"长征"，一军团；"战锦"，辽沈战役打锦州；"斥 "，罗不同意林彪提出的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等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方法受到林的奚落。上述措词，均不是对林的褒扬，而属贬斥。然而1963年12月，正是林彪深得毛泽东倚重，红得发紫的时期。5年前的1958年，毛泽东提议林彪选为党中央副主席；1966年8月，林即成为党内惟一的副主席，毛的接班人；1969年4月，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九大章程。此前的1963年12月14日，罗荣桓逝世的前二天，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千余字的谈军队宣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信，信末还另嘱林找曹操《神龟寿》的诗"一读"，告林以养生之道；罗逝世的当日12月16日，毛泽东又给"林彪、贺龙、荣臻、瑞卿、肖华"写了一封谈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长信，信中赞赏"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12月25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亲切地称林为"林总"、"林彪同志"。既然如此，毛泽东怎么会突然在同年12月的《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中对林彪由几天前的青睐有加到几天后的痛斥一番呢？这于情、于理、于文、于史都是说不过去的。
　　2.从吊罗诗的手迹风格看，这首诗的手稿不是书写于1963年12月。1959年以后至1969年，毛泽东的书法无论是软笔还是硬笔都已进入他毕生的黄金时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前期以行草为主，后期趋于大草和狂草。其雄强俊快、飘逸秀美、生意盎然、奔腾流畅的风格早已在国人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我们比较罗逝世前后的几幅毛泽东手迹。罗逝世前二天，毛给林彪信的手迹以毛笔书写，竖书12页，行草交替，神气贯通，气势磅礴，活力无穷；罗逝世的同一天，他给林、贺、聂、罗(瑞卿)、肖的信以铅笔横书4页，疏密相间，点划结体流畅自然。且写此信时，罗荣桓同志已去逝，因为信中涉及总政治部的工作时前两天提"荣桓"而于此提"肖华同志"。吴旭君回忆，此诗(指吊罗诗)是毛向罗遗体告别后几天的时间里毛反复吟咏创作并在吴的提示"是谁能使阁下这般钦佩？"之后加一题目的。毛向罗遗体告别是12月19日，以后的几天，按吴旭君说"即1963年12月下半月内"。那么罗逝世后8天，12月24日，也在"下半月内"，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信要找几个材料，该信也以铅笔横书，点划飞动流转，结字清晰精妙，布局错综得法，其风格一如前后时期毛泽东书法的风格，却独与吊罗诗手迹风格大相径庭。另吴当面称她为之服务了数年的毛泽东为"阁下"并非惯常的称谓，亦似不确。查此前资料，未见吴有此称呼。
　　1963年12月，毛泽东刚进古稀之年，他的精力、腕力和艺术功力不可能使他写出吊罗诗这样结字散乱、布局错位、上下相叠、点划残缺的龙钟之作，从手迹反映的状况看，这是毛泽东垂暮之年的手笔。
　　3.从吴旭君的回忆看，她对此诗创作书写年代的回忆可能有误。
　　1963年12月至1978年8月，时隔15年，吴旭君作为毛泽东的护士长，主要不是对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时间负责，虽然她负责毛泽东的诗稿，她所应负的主要责任恐怕在于毛泽东每天的身体健康状况的变化。也许有人会问，她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她的回忆应当是可靠的。笔者认为，不一定。即使是当事人，对于某一具体日期的记忆也会因年代久远而出现记忆模糊。
　　以身边工作人员为例：汪东兴，毕生跟随毛泽东。1965年5月21日至30日随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他1993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汪东兴日记》一书第233页中他这样写道："下午3时，中央派人将文件送到井冈山。我们把文件送到主席处时，我看到主席正聚精会神地写‘重上井冈山 ‘的诗稿。诗是这样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以下与1976年1月正式发表的完全一致，从略)‘。"你能说汪东兴的日记有误吗？笔者认为有误。事实是毛泽东此诗手稿起首句原为"一日复一日"而非"久有凌云志"，"只要肯登攀"原为"只要用心钻"，且诗稿中没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三句。很明显，汪东兴的日记(姑且这样认为)有误。
　　再如，对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故乡韶山创作《七律·回韶山》一诗的回忆，毛泽东的秘书高智和身边工作人员王明富分别在1993年11 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机要秘书的思念》和1999年1月西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两书中说他们亲眼看到毛泽东创作《七律·回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以下与正式发表的完全一致，从略。)一诗，谁能说他们的记忆有误？但毛泽东当时的原稿第一句为"别梦依稀哭逝川"，末句为"人物峥嵘变昔年"。这记忆又有误。
　　4.从毛泽东追怀诗创作情况看，吊罗诗不可能创作于1963年12月罗逝世当时。
　　查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所载67首诗词中，涉及对逝去人物凭吊、追怀性的诗词有6首。分别是：①《挽易昌陶》(1915年5月)，②《挽戴安澜将军》(1943年3月)，③《蝶恋花·答李淑一》(1957年5月11日)，④《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1961年)，⑤《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易昌陶是毛泽东的同班学友，其病逝后，毛泽东以同窗身份写诗悼念，仅表哀痛之意；戴安澜将军，国民党抗日将领，为国捐躯，毛泽东作为中共首脑，在延安各界追悼的大会上以挽诗出现，另有意义。笔者注意到上述二诗均为死者刚去世，作为即赋诗，诗题均冠以"挽"，且上述二人的身份以及与毛泽东个人的交往和毛泽东对其的尊重程度是无论如何不可能与杨开慧(毛的原配夫人)、罗荣桓(同乡、几十年血火之中的战友)、鲁迅(毛泽东最称道的中国文化巨匠)相比拟的。毛泽东追怀杨开慧的诗，时距杨牺牲27年，纪念鲁迅的诗，时距鲁迅病逝26年。按理说，毛泽东在罗逝世后即到医院作了告别，也多次向周围的同志表达了对罗的思想、作风、品格的称道，作为党和国家领袖，对他的战友和同乡的逝世，这已在感情上做得很充分了。作为一个对人的评价极为慎重的诗人，毛泽东为什么在罗刚刚去世时还要以诗的形式匆匆作结论？笔者认为对罗以诗的形式追怀当是遭遇了与罗相关的事件而非追怀不可的感世之作。否则这是不可想象的。
　　5.从诗中发出"国有疑难可问谁？"慨叹的背景看，吊罗诗不可能创作于1963年12月。
　　罗帅逝世时，毛泽东所面临的党内外、国内外形势是不是足以令有着超常胆略和气魄的伟大革命家发出这种近乎哀叹的感慨呢？此诗发表后，许多注家附会牵强，把当时的党内外、国内外形势描述得十分严峻、紧张，这是没有根据的。笔者认为，当时的形势非但不严峻，反而比较乐观。毛泽东在罗逝世前两天即 12月14日写给林彪信的开头即满怀信心地明确指出："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概括起来说，当时的形势好主要表现为：①已经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全面复苏；②党内高层团结稳定；③与苏联的关系(论战)已处于决胜阶段。从1963年9月6日开始的"九评"，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共同指导下，至12月12日，已发出六评。苏联希望停止论战，毛泽东则认为"赫鲁晓夫一天不如一天"，"现在的情况对我非常有利"(见吴冷西《十年论战》659页)。因此整个形势不存在毛泽东的诗中流露出的忧虑。相反，诗中"国有疑难可问谁？"一句倒可以作为我们解开这首诗创作和书写时间问题的钥匙。
　　6.吴旭君及有关人员说这首诗的诗稿之所以如此零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服了安眠药所致，这恐怕站不住脚。毛泽东写吊罗诗时服了药，他写这首诗之前的几天服药没服药？他写这些诗之后的几天服不服药？他之前之后都服药，为什么写的字仍然清逸流畅而独此手迹不能卒篇？服药之后既然身手不听使唤，为什么脑子还听使唤？要知道安眠药主要是对大脑神经中枢产生安定作用的。
　　
　　三、疑点的解答
　　
　　判定毛泽东诗词的创作时间，对后人正确理解、研究他的诗词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从事毛泽东诗词及其书法研究的同志们的一项责任。笔者作为毛泽东诗词及其书法的一名业余研究者，在此提出大胆的看法。笔者认为，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创作及书写时间应定为林彪"自取灭亡"后的1972年11月罗荣桓诞辰70周年或1973年12月罗荣桓逝世10周年时为宜。
　　如此，诗中所涉对林彪的一系列历史的抨击便迎刃而解。1971年"9·13"事件后，中共中央发布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林彪在井冈山根据地、长征途中、辽沈战役时、抗美援朝时，以及他形而上学地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遇到包括罗荣桓同志在内的不少领导的抵制和反对等一系列问题被揭露，直至阴谋杀害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政变，毛泽东对林彪的面目彻底看清，他在许多场合公开讲"林彪是反对我"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追怀罗，抨击林，合情合理，顺理成章。
　　如此，该诗手稿风格与60年代书法风格不一致的问题就迎刃而解。"9·13"事件后，毛泽东受到很大刺激，大病一场，衰老了许多，曾几次昏迷休克。对毛泽东本人来说，有迟暮之伤，沉沦之痛；毛泽东对他的许多战友如罗荣桓来说，不堪追往，不堪积忧，触景睹物，悲怀何及。此时，毛泽东每每吟诵《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悲怀之心境流露无遗。他视力锐减，腕力不支，行动不便。党的十大闭幕时，他连站起来送代表们出场的精力也没有了。处于这种身体和心境状态下的毛泽东写诗，其手迹如"吊罗诗"一样，可以想象。
　　如此，毛泽东在诗中发出"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慨叹也迎刃而解了。在毛泽东晚年，党内外、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复杂，与1963年时完全不同。首先，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1972、1973年时，虽稍有降温，但远未结束。一批与他同生共死的战友或则身亡，或则囚禁，或则病入膏肓，毛泽东身边已群英凋落，四顾无人；其次，林彪叛逃，"四人帮"乘虚而入，唯恐天下不乱，四处点火发难，国家不得安宁，人民怨声载道，经济濒于崩溃；其三，国际上美苏称霸的同时对我封锁和挑衅，周边关系紧张。面对如此动荡多变的国内外局面，毛泽东在此"国有疑难"的时刻，能不想到罗荣桓等已经逝去的忠诚战友，能不发出"可问谁"的仰天悲呼吗？
　　为尊重历史事实，笔者认为，将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创作时间订为1972年11月或1973年12月为宜。


文史月刊 200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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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毛泽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是“批林”的吗？


胡为雄

　　
　　在毛泽东1960年代的诗作中，《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可入上乘。然而它被国内绝大多数毛泽东诗词研究者误解误读了。其诗云：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会在此时挑剔林彪吗】
　　该诗在《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首次发表时，编注者这样介绍说：罗荣桓“1963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毛泽东 “知道罗逝世的消息以后悲痛逾常，这首悼诗就是在悲痛的激情中写成的。由于罗曾长期同林彪共事，所以诗内提到林的事”。对于该诗，编注者将句中的“每相违”释为“常有不同意见的争执”，将“长征”一句释为长征路上解决林彪反对中央军委领导的问题“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将“战锦”释为攻打锦州时“罗荣桓同志是主张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的”，林彪则“一再反对”。笔者早在1989年就指出这是一种误注。然而，在1996年版《毛泽东诗词集》中其注释一仍其旧。依据这样的题解和注释，可将该诗意译如下：
　　记得当年红军初创的游击战争年代，你我与林彪总是发生意见争执。
　　长征路上解决林彪反对我及军委领导的问题无甚困难，在攻打锦州的战略大问题上，林彪一再反对，你却支持了我。
　　每每闻知那鷃雀林彪欺负你这大鹏，那昆鸡耻笑你这老鹰……
　　这完全是在写林彪的大字报，哪里是在吊罗荣桓同志。任何读者这样来读诗，恐怕都会有味同嚼蜡之感。按照这种思路，这首诗恐怕连蹩脚的诗都称不上，而是在平铺直叙地记述罗荣桓及自己与林彪的关系史。显然，这里的注释已错位得离谱了，其问题在于没有把诗与文（及史）区别开来，没有把握诗尤其是毛泽东的诗的特质。毛泽东素认为“诗言志”，“诗以情胜”，“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诗“不能不用”“比、兴两法”。
　　理解该诗要先看标题——这是吊诗而不是诛文。它悲意甚浓，在悼念罗荣桓时绝无数罪林彪之意。同时还要理解诗中贯穿的背景意识是“反修”，它与林彪风马牛不相及。把林彪强扯于诗中既与诗的意境不合，更与毛泽东赋诗填词时所显现的轩昂气宇和豁然大度不合，亦与其背景史实不合。
　　在对自己的《沁园春•雪》这首“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的词的说明中，毛泽东曾说，“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此，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咒骂这一些人吗？”在艺术处理中，毛泽东对秦皇汉武这些封建帝王尚“只能如此”，难道对林彪会更苛刻吗——如果该诗真的是在批判林彪的话。
　　实际情况是，1959年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在1963年极受毛泽东器重和厚爱。因此，即使不是在赋诗，毛泽东也断然不会此时挑剔和非过林彪。1960年代，“反帝反修”尤其是“反修”构成了毛泽东赋诗时思想乐章的主旋律，仅从《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七律•冬云》（1962年12月26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以及手书并能背诵的叶剑英在大连棒棰岛所赋主题为反“苏修”的《七律•远望》（1965年）等诗词中，便可直接看到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中心意识是如何反修防修，使中国不改变颜色。1963年罗荣桓病逝，毛泽东为悼念老战友，悲切地写就这首吊诗，使吊哀意识与“反修”的忧患政治意识融为一体。在毛泽东笔下，罗荣桓是一位可信赖的兢兢业业的治国之才，对于他的不幸早逝，毛泽东十分悲伤。
　　在对该诗产生的大背景、相关史实及毛诗的独特风格作了大致了解后，便可对该诗作出全新的诠释。诗中“每相违”的意思应是每每难见面（违者，离开、避去之谓，此处不能释为违背、违反等义）。“长征”用以象征艰难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长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最为困难最为危险的时期——即使对“长征”二字穿凿附会，长征路上红军内部险些置毛泽东于死地的也是张国焘，而作为曾是手下爱将的红一军团团长林彪，当时在毛的眼里还只是个“娃娃”。 “战锦”二字是理解此诗的关键点，决不能由“战锦”无谓地推出林彪反对毛泽东的决策。林彪作为辽沈战场前线的最高指挥官，有权根据敌情变化配置和使用兵力，安排实施各个战役，尽管他要请示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与前线指挥官在军事决策上出现差异或反复属正常现象，毛泽东也决不致因此而耿耿于怀。
　　而且，若“战锦”真的是指辽沈战役中的攻打锦州之战的话，亦与“长征”不对仗。长征是名词，战锦是动宾结构；长征是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事件，是军事史上的奇迹，而“战锦”只不过是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之一辽沈战役中的一个较重要的战役。若把“战锦”理解为靠武装斗争得来的锦绣江山，那就完全与“长征”对仗了，并且还是胜对。古时用锦类织物奖赏沙场有功将士，有大功者朝廷还赐予锦衣、锦带等，加官封侯。古诗亦有云：“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因此，也可视毛泽东诗中的“战锦方为大问题”是在用典，提醒全党防止革命胜利后骄傲、享乐情绪的产生，避免党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
　　接下来，斥鷃、昆鸡贬指“苏修”，大鸟、老鹰则褒比中国“反修”战士。“欺大鸟”和“常笑老鹰非”暗指苏联及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比如与之有直接关联的王明路线的几次错误，反对中共进行解放战争，以及1950年代苏联丢“刀子”时说中国人“教条主义”，1960年代中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加入世界反华大合唱。
　　
　　【“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
　　在作了这样的理解后，全诗可意译为：
　　记得当年红军初创的游击战争年代，你我同在军中却常常不能见面。
　　艰难卓绝的长征现在看来已算不了什么，而保证红色江山不变颜色遂成时代主题。
　　
　　那鷃雀欺戏我大鹏屡为世闻，它非难中国完全是昆鸡嘲笑老鹰。
　　此时此刻你却不幸辞世，今后国家大事的商讨可问计于谁？
　　笔者以为，只有这样理解《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才是确切的。该诗的第一联是毛泽东追思旧谊，中间两联明写“反修”，但含蓄地表达了毛泽东赞赏罗荣桓在“反修”等国家大政问题上的立场。罗帅的不幸病逝使毛泽东在国是问题上存在无Ë可问的怅失感，因而诗的最后一联直抒悲情，对罗的评价看似着墨过重，但这正好突出了诗的“吊”意。
　　当然，诗无达诂。根据解释学，对任何文本的理解总是与误解结合在一起。要判别Ë能正确理解原作，并非易事。但对一件作品的理解若文化差距太大，明眼人是完全可以看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的这种误注误读已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在中共党史学界中。
　　在毛泽东的全部诗作中，凭吊战友的仅此一首（此外还有早年追悼同学的《五古•挽易昌陶》和追思亡妻及友人、具有浪漫色彩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这是因为罗荣桓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1963年12月16日下午罗荣桓逝世，毛泽东当晚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听取聂荣臻等汇报“十年科学规划”，会前毛泽东提议全体起立为罗荣桓默哀。默哀毕，毛泽东说道：“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其他场合，毛泽东对罗荣桓也有很高评价。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曾说：“罗荣桓是个人才，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1961年和 1962年，毛泽东曾两次与人谈话提及罗荣桓的品格，用10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他还说：同我一辈子共事的人，只有罗荣桓。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年版）
　　罗荣桓确如毛泽东所言，是最守纪律、不计名利的圣人。1955年授军衔，罗荣桓得知中央拟定元帅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主动提出自己应授大将，但毛泽东还是坚持原议。在全军十大元帅中，有六位在毛泽东之前去世，毛泽东参加葬礼的只有罗荣桓和陈毅两位。罗荣桓逝世后的几天里，毛泽东一直沉浸在悲痛中，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后，曾对人说：“这只是我个人对于罗荣桓同志寄托的战友的哀思，不要当作以往的作品看待。”由此也可见，这首吊诗确实与林彪无甚关系。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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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xsk

　　
这是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手稿，据称写于1963年12月。因字体显得颤抖，故或曰是因为服了安眠药，或曰应写于1972-1973身体不佳时。其实未必如此。请看下面一幅手稿：

　　
这是毛泽东1961年秋写的《题仙人洞照》，字体也显得颤抖，但几乎同一天的毛笔书法，却遒劲有力：

　　
这与上面那幅字体的字型、笔法基本相同，而效果迥然有异。所以两幅显得颤抖的手稿，可能是在缺乏必要的书写条件下勉强写成的，如在床上、车上等，使的又不是惯用的书写工具毛笔。

由此看来，说《吊罗荣桓同志》手稿不是写于1963年12月，而是其后的某个时间，似乎根据不足。胡乔木的“从笔迹鉴定当是七十年代初期据原作的回忆重写的”，更是不能成立。

仅为推测，供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