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马、恩、列、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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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在全世界就开始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对斯大林草菅人命、残酷镇压的大胆揭露，本来是俄国人自己开始的。但奇怪的是，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围绕着要不要取消天安门广场高高矗立着的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最高领导层里还颇多犹豫和争论。结果，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中国是最后一个在公共场合摘掉斯大林画像的，也是最后一个停止公开为斯大林进行辩护的。而当初决定这样做的，竟然都是毛泽东。
　　与斯大林有过如此多积怨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斯大林死后高举斯大林的旗帜，甚至至死不渝地捍卫斯大林？比较一下同样与斯大林有过相当深的积怨，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人的铁托，在苏共“二十大”后对斯大林的种种严厉批判，毛泽东的态度确实令人有点难以理解。于是，各种猜测纷至沓来。有人估计，毛泽东当时就已经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了，为斯大林辩护不过是想以此来防止自己死后中国会出现同样的局面。而更多的人则相信，毛泽东同情、理解斯大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系与斯大林颇多接近，两人在对马克思主义主要观点的理解上，几乎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
　　
　　苏共“二十大”风波骤起，毛泽东拒绝摘掉斯大林的像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几乎是迅速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道路。苏联的非斯大林化之所以来得如此突然：一是斯大林的专制、多疑和由此而生的频繁的政治清洗，在其周围的领导人当中造成了极度的恐惧心理，几乎没有人希望看到突然出现脑溢血的斯大林从昏迷中重新苏醒过来，自然，也没有人希望再出现一个新的斯大林继续这种恐怖政治二是斯大林的国际国内政策无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导致战后苏联不仅没有从紧张的状态下解脱出来，反而陷入到新的紧张状态之中，而过度重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生产的畸形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社会上特别是高级干部当中普遍存在着希望变革的心理。斯大林刚刚去世，苏共中央政治局对外马上就要求中朝两党马上结束朝鲜战争，对内则迅速公开平反在斯大林主持下造成的冤假错案，甚至在党内公开检讨斯大林时代的各种问题，包括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都很实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斯大林死后发生在苏联党自身的这种政策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权力斗争的明显痕迹。而在苏联党内争夺权力的这场角力当中，能否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大党的支持，对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十分特殊的背景，再加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过去的一些做法始终耿耿于怀，因此，这种情况不仅没有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变得疏远，反倒是使它们一度变得更加接近起来了。
　　1954年10月，刚刚在苏共党内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取得共产党国家中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党的认可与支持，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不仅亲自率团来华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国庆纪念，而且不顾党内的反对意见，坚持要向中国提供规模宏大的援建项目，帮助中国从长期落后的经济状况中摆脱出来因此，他此行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增加援助的重要协定，并取消了过去斯大林强加给毛泽东的一些明显不平等的协定。最直接地推动了中国基础工业建设的156个项目的援建计划，就是在这次访问期间正式承诺并签署下来的。不难想象，赫鲁晓夫此举给毛泽东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双方的关系一度变得相当密切。中苏两国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密切合作，直接促成了越南停战和柬埔寨、老挝，乃至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人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方针。而毛泽东也参照苏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初步检讨，尝试着从许多方面对中国照搬斯大林的经济建设模式进行了研讨，甚至主动提出了不搞个人崇拜的问题。
　　让中苏两党都没有想到是，不过两年之后，即1956年，由于苏共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竟使得他们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祝贺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中共中央特派朱德率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朱德一行是1956年2月4日抵达莫斯科的。14日，他们应邀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开幕式，听取了赫鲁晓夫所做的报告。让他们感到有些诧异的是，在赫鲁晓夫当天的报告中，不仅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而且不止一次地暗示斯大林破坏了苏维埃的民主与法制。这在多少年来已经习惯于在各种正式场合颂扬斯大林的中国共产党人来看，自然是不同寻常的。因此，朱德在第二天大会上的致辞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他宣读的毛泽东的致辞仍旧继续称颂斯大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导师。根据当时与会者的日记，朱德突然引人注目地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
　　十天之后，即大会进行到几乎最后一天的时候，人们终于知道苏共中央在大会期间对斯大林的态度为何如此冷漠了。
　　赫鲁晓夫从24日深夜起一直到25日凌晨，向苏共代表们做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并严肃地告诫与会者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到党外去，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但是，会后，同样是根据赫鲁晓夫的主张，苏共中央分别向几个大党的代表团的负责人提交了这一秘密报告的副本。这是一个多少有些致命的决定。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所有共产党人深感震惊。
　　秘密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报告暗示，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1934年被暗杀可能与斯大林有关，而斯大林又利用基洛夫事件，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大批假案错案，并大开杀戒。仅1934年参加联共（布）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被指控为“反革命”而被捕，或流放或被杀；这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就有70％因为同样的罪名被逮捕并枪决。仅在1937—1938年两年时间里，经斯大林亲手批准捕杀的名单就有383份，几乎都是党、政、军、团乃至文艺界的重要干部，人数竟达到4.5万。
　　自从列宁死后，斯大林早已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和象征，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言人。突然之间，斯大林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嗜血成性的暴君，这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打击共产党人的形象，给西方世界提供最有力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然而，做事一向容易情绪化的赫鲁晓夫丝毫没有考虑到这种严重的后果。他明明知道“我们不能将武器交给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脓疮”，但却相信“大会代表们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的”
　　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只是在苏联党的代表大会上做这个秘密报告，而不让各国党知道，事情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至少，秘密可能会保持得更长久一些，它对各国共产党，包括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也可能小得多。但是，即使如此严重的报告已经被党代会的代表们所知道了，要想封锁住消息只会在苏共党内乃至整个苏联内部引起无端的猜疑和分歧。因此，会议刚刚结束，赫鲁晓夫的报告文本就被下发到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体党团员和普通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当中去了。很快，各国党也都知道了这个报告的内容。它自然会造成一连串的震动和风波。
　　还在大会期间，当发现苏共中央有批评斯大林的意图之后，中共代表团就急忙去电北京，询问应付办法。中共中央当时的答复是：会议照常参加。
　　28日，赫鲁晓夫特别约见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等。他在与朱德的会谈中就秘密报告产生的经过及其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必要性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还远不止报告所揭露的那些。尤其是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斯大林过分依靠镇压和剥夺的方法，对苏联的农业生产以及工农联盟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朱德按照代表团商定的意见，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不过，朱德在私下还是对苏联方面讲过：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不仅属于苏联共产党，也属于各国共产党，你们对他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却不同其他党商量，这不合适。
　　在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副本之后，邓小平很快就带回北京，并译成中文大字本，分别提交给毛泽东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17日即开会讨论秘密报告，交换看法。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敢于揭盖子、破除迷信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与会者也担心赫鲁晓夫此举过于草率，如此不全面地谈论斯大林的功过问题，侧重于强调斯大林专制残暴的一面，一旦消息泄漏就很可能会给资产阶级提供攻击共产党人的口实。此即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当时他对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毛泽东的“喜”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干预的情况下，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因此，他对斯大林不仅早就没有多少敬畏之心，而且并不把斯大林看做是真理的化身。如今赫鲁晓夫自己打碎了笼罩在斯大林头顶上的层层光环，暴露出了其丑陋的一面，这自然会让毛泽东在心理上感到某种满足。但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做法却颇感担心。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的几乎同一天，即美国时间的3月16日，《纽约时报》驻东欧国家的记者就发出报道，披露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消息。18日，毛泽东刚一得到新华社的通报，就紧急召集书记处成员开会，商量对策。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接连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研究应当如何表态等问题。很显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都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冲击，特别是在共产党国家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对此，毛泽东看得很清楚。他明确认为，必须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写文章，进行补救。即要从正面讲清楚，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所犯错误是共产党人勇于解剖自己、改正错误的表现；而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故不论斯大林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也不能否认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否认领导了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三十多年的斯大林，事实上就等于否认自己。
　　基于这样一种态度，毛泽东与刚刚从莫斯科参加完苏共“二十大”回到北京的苏联大使尤金有了一番颇能反映其对赫鲁晓夫报告真实看法的谈话。31日，在与尤金的寒暄几句之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他已经看过了邓小平、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报告的副本。他说：在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人不好先说话，因此，问题由苏联党自己揭露出来，是件好事。随后，他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他对斯大林由来已久的不满。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斯大林从1926年起，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就犯了不少错误，包括1926年过高估计国民党；30年代不考虑中共的意见，对王明偏听偏信，通过共产国际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45年抗战结束时坚持要中共同蒋介石罢战言和；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仍旧怀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仍极不光彩地讨价还价，坚持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如此等等。
　　毛泽东最后将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归纳为七条，即：一、目无法纪的肃反；二、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三、对农民的政策给工农联盟带来重大危害；四、非法迁移某些民族；五、否定集体领导原则，过分听信谄媚；六、独断专行；七、对南斯拉夫等国的外交政策有严重问题。
　　他特别提到了“逼供信”的问题，并显然记起了他在江西时期的“富田事变”和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富田事变”和“抢救运动”与斯大林的目无法纪的肃反几乎如出一辙，也是用“逼供信”的办法取得了大量的假口供，前者造成了红二十军从班长、排长直至军一级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后者同样使大批党的干部被诬为特务内奸，好在因各方面反应强烈，毛泽东及时觉悟干预，半途刹车，幸未酿成严重惨祸。
　　从这时起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下都直截了当地批评斯大林，有时还批评得相当尖锐。许多历史旧账和恩恩怨怨都被提了出来，并且归因于斯大林。但是，即使在毛泽东与苏联大使最初的这次谈话当中，他也没有忘记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个别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当苏联大使随后通知中共中央说，苏联已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联党领导人的像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为“我们人民不满意”。他坚决反对跟“风”转。他在内部明确批评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到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不能跟着转。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时，活着的领导人的像一概不挂不举，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兄弟党领袖的像统统取消，而斯大林的像则不能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天安门前的那“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他叫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
　　很显然，毛泽东与莫斯科围绕着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
　　
　　毛泽东认定斯大林是好心犯错误，是认识上的问题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究竟分歧何在呢？严格说来，赫鲁晓夫即使在秘密报告当中，也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他开篇即明确肯定了“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各国共产党就报告未能对斯大林做出总体的科学评价这一点表示出不满之后，苏共中央更是进一步在文章和决议中肯定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他是一个理论家和大组织家，领导了党反对各种敌人的斗争，“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斯大林评价问题的分歧，说到底是因为对斯大林错误性质及其程度的看法有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虽然提到了斯大林的几方面问题，但给人印象最深和引起世人震惊的，是他肆无忌惮地滥杀自己的同志。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并不认为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估计，斯大林不过杀了一百万人，其中一定还有不少真的反革命。也就是说，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肃反扩大化问题。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不杀掉那些罪大恶极的“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抬不起头来。至于肃反扩大化，不仅苏联有，就是中共历史上也有过，它是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和政策上出现失误的结果，不能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既然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认识问题，那么，无论是对赫鲁晓夫过分强调斯大林的残暴，还是对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因于个人崇拜，毛泽东都不以为然。从3月31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当中，毛泽东一句没有提到个人崇拜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他并不同意莫斯科关于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个人崇拜的观点几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中共中央形式上也强调应当反对个人崇拜，但在悬挂领袖画像的问题上，其他活着的领袖画像都被取掉了，毛泽东却欣然同意自己的画像“挂就挂吧！”
　　根据这一精神起草，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通过的这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对莫斯科所强调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从理论上作了某种分析，整篇文章的重点，放在了毛泽东所再三强调的错误“难免论”上，强调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前无古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说斯大林犯错误，主要是因为“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再加上接受和鼓励个人迷信，实行个人专断，这才“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无产阶级专政优越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能够自己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而资产阶级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据此，毛泽东特别加写了一段充分肯定斯大林的话，称“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断定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第一是难免，第二是认识偏差，毫无疑问是基于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基本的判断。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只要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不论他犯有多大的错误，也终究不过是些错误而已，并且肯定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目的所犯的错误。那么，何以判断犯有如此大错的斯大林仍然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呢？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很明显，因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仍旧是共产党的天下，仍旧坚持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这才是评价斯大林问题的最大的是非。
　　不过，无论是叫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叫斯大林的暴行，这里面最让共产党人感到尴尬和困惑的，也正是这个制度问题。共产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运用阶级独裁的方式巩固政权，本来就备受崇尚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资本主义各国舆论的攻击。赫鲁晓夫等人极力把斯大林的错误同个人崇拜现象联系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生怕人们会由此联想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上去，生怕人们会提出质问：如果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为什么斯大林在世时，你们不仅不能纠正这些残暴行为，而且人人自危，不得不推波助澜？
　　秘密报告泄露后，苏联党并未能逃脱来自西方世界的强大的舆论压力，甚至就连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人，也不能不批评赫鲁晓夫不应仅仅用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性格缺点来解释问题。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民主的“退化”，得到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响应。那意思是说，列宁在世时和苏联建国初期，其党和国家还是比较民主的，斯大林独裁之后，苏联的民主明显地“退化”了
　　斯大林的问题究竟是个人崇拜造成的呢，还是因为民主“退化”了呢？根据随后一步步披露出来的材料，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要远远超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谈到的内容。用“退化”这个词未必能确切地说明问题的根源。
　　据查，基洛夫被害，多半就是与联共（布）党内当时还存在着的某种民主形式有关。比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当时代表们可以进行不记名投票，而不是举手表决。比如，基洛夫还可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但正因为如此，基洛夫不幸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比斯大林多得了数百票。但这样一点民主并不能阻止斯大林擅改投票结果，更不能阻止对基洛夫的刺杀。参加这次投票的大会代表和新选出来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乃至各地党政基层领导人之所以随后大部分均被镇压，原因也显而易见。
　　经过调查，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人被害，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225名正式代表中1108人被害。报告没有提到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负责人以及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等，被害的比例甚至更高。俄罗斯联邦州党委和执委成员90％被镇压，多数市、地方和区党委均被摧毁。苏联红军及海军中的高级将领也没能逃出厄运。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五个元帅中的三个，四个一级指挥员中的三个，以及所有的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多达约五万重要的军事政治干部被杀，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战争爆发时，只剩下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75％的军官担任他们的职务不到半年时间。仅1936—1939年间，苏联因为政治原因被清洗和杀害的人数有数百万人之多，远远超过毛泽东估计的100万何况，这些人也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些社会上的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东霸天、西霸天”，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斯大林自己的同志和他们无辜的家属！
　　已知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仅被囚禁和被流放的人数，也已超过1000万人，这更是远远超过当时中国关管的200多万人。最为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屠杀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部及其家属更是创记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斯大林还使用各种暗杀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敌，如暗杀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等。在斯大林指挥下尤为触目惊心的一次集体屠杀外国人的行动，是已经众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继解散波兰共产党，杀害了其在苏联及欧洲的几乎所有党的干部以后，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枪杀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
　　采取这样一种几近病态的野蛮屠杀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能够被说成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他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出现偏差而犯的“不自觉”的“错误”吗？能够简单地用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或什么个人崇拜之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甚至，单纯用民主发生“退化”的说法也不能说得清楚。因为，假定苏联党和国家真的曾经有过比资本主义国家略为完善些的民主体制，很难想象斯大林能够如此容易地取得独裁者的地位和对自己人大开杀戒。
　　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并非真的不了解斯大林问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教训。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当时的说法就是：“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并且说过：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间谍活动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与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然而，他显然是赞同苏共中央关于在革命的条件下，必须对民主进行某种程度限制的说法的。他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地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
　　不知道是因为受到太多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还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不得不尽力维护社会主义的声誉，即使是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当时也没有人公开指责苏联的“社会主义”太过专制。当然，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包括少数党内分歧较大的东欧国家执政党，由于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增加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话题，甚至开始公开主张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但对于像苏联这样一些牢牢地掌握着统治权的共产党来说，从自身制度和体制的严重缺陷上来考虑问题的必要性，似乎并不被看得特别紧要。甚至就连“退化”这样的字眼儿，莫斯科听起来也极不舒服。
　　7月初，苏共中央就专门发表声明，坚持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维埃民主，是当今世界上最充分的民主。不仅今天如此，就是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否则就不能解释，何以苏联能够在空前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并且粉碎了世界上最凶恶的德日两大法西斯战争机器。它坚持认为，绝对不能从制度方面去寻找原因。声明强调，苏维埃被迫对民主做过一些限制，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下是不得已的，它并不能成为产生斯大林残暴行为的一个原因。斯大林的问题，还是因为斯大林性格太过粗暴，因为有贝利亚这样的坏人控制着国家安全机关，特别是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崇拜，才使得任何反对他的行为成为不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
　　几方面的意见比较起来，欧洲党认为斯大林问题有民主“退化”的背景，苏共中央强调个人品质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则认定是好心犯错误，属于认识问题，共产党阵营内部已是各唱各的调了。
　　
　　毛泽东说：“对波匈，苏军可以撤出，让它们独立自主嘛”
　　
　　1956年9月下半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中，除了毛泽东因为对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不满，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并在饭桌上狠狠地把斯大林和苏联党挖苦了一番以外，中共中央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与苏共中央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

　　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当中，还是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当中，都对苏共“二十大”做了积极的评价，并特别肯定了“二十大”反对个人神化的“重要功绩”。只不过，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我们党其实早就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的做法了，并且长期以来就是由集体而不由个人来决定重大的问题的。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地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确实出现了某种优越感。他们明显地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党的领导体制、党群关系以及肃反政策的把握等等，都做得比苏联好。既然如此，谁还会去对照检查自己的问题呢？毛泽东早就认定，斯大林有许多错误。但在斯大林还处于一种神话地位的时候，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苏联，像毛泽东说过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公开崇拜以外，完全没有批评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做法，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并且是明显偏激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联党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对米高扬致辞中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经验与理论贡献这件事会生那么大的气。
　　如果说这时的斯大林问题曾经给毛泽东带来过一些积极的思考的话，那么，大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了。毛泽东这时明显地赞同苏共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这一错误公式的批评，这在一向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段很特殊的现象。中共“八大”之所以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逐渐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与此不无关联。毕竟，这一年里，农民实现了集体化，城市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加速完成中，过去意义上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即将不复存在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确实也没有必要了。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只剩下百分之十的职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的。从这一点出发，当年处于同样情况下的斯大林，确实没有必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了。毛泽东明确讲，斯大林那时之所以仍旧到处寻找斗争对象，到处捉人杀人，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根本上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所以天天恐慌。当国家只有一个党专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比如，民主党派不也是天天骂我们吗？只要不登在报纸上，听听也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满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成功与经验，满足于自己的理念与睿智，并不能使毛泽东从斯大林的悲剧中看到自己的问题和真正吸取教训。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由于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从1956年春天开始，东欧各国党已经不得不开始为那些因为同样原因而被镇压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仅波兰政府4月27日宣布的，必须恢复名誉的共产党人，就有八万人之多6月28日，波兰爆发了有名的波兹南事件，事件最初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而起的。但波兰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使得一家机械工厂工人的抗议活动引发了对政府机关的冲击，而波兰地方军警的镇压又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件。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党7月18—28日召开了中央全会，苏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企图要波兰党公开承认骚乱是一起有敌对势力挑唆的政治事件，但波兰党坚持把事件限制在局部的和经济的范围之内，坚持认为工人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是主要原因，并且在随后完全违背苏联人的意愿，宣布将恢复因主张独立自主而被开除出党和遭到关押的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职务，并有意解除从苏联回来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长要职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职务。
　　波兰出现的情况使莫斯科大为惊慌和恼怒，担心波兰可能脱离华沙条约组织，转向西方。赫鲁晓夫因此下令派兵对华沙取包围态势。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等飞往华沙，准备强行干预波兰党10月19日准备召开的党的中央全会的选举结果。在19—20日的会谈中，两党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在波兰党领导人再三保证没有脱离华沙条约的意图，并愿意努力使罗索科夫斯基留在政治局内之后，赫鲁晓夫也做了让步，同意不干预哥穆尔卡的当选，并将部队撤回基地。
　　让赫鲁晓夫更加手足失措的是，波兰这边还未平息，匈牙利那边又发生了连锁反应。在波兰为哥穆尔卡恢复党籍之后，匈牙利舆论强烈要求为一年前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被开除党籍的纳吉平反。匈牙利共产党迫于舆论压力，于10月14日宣布为这位因为反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主张政治上更加宽容的纳吉恢复党籍。哥穆尔卡在赫鲁晓夫代表团飞往华沙干预之后仍然当选第一书记，更进一步激起了匈牙利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群众开始大量集会游行，要求纳吉上台、自由选举，甚至高呼撤走苏军的口号。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格罗没有采取安抚的政策，更不打算让纳吉复职，而是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与群众形成了严重的对立10月23日，示威群众企图冲进广播大厦，保安警察被迫开枪，结果引发了一场骚乱。据当天夜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报告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已陷入混乱，警察无力应付，调入国防军一个营试图恢复秩序，反而被群众缴械，匈牙利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希望苏军干涉。
　　还在10月21日，即哥穆尔卡当选波兰党第一书记的当天，中共中央接到了尤金送来的苏共中央来信，通知中共说波兰情况严重，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希望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紧急磋商。毛泽东当晚召开会议，确定同意派刘少奇率团去莫斯科，并很快约见了尤金，告知了他这一情况。谈话中，毛泽东明显地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引发事件起了不好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第二天，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得知赫鲁晓夫率团前往波兰，并派兵包围华沙的情况。当晚毛泽东再度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毛倾向于反对出动苏军去干涉波兰党内部事务。经过讨论，与会者取得了一致的看法。23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度会见尤金，通知他说，中共中央认为波兰问题虽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活动，但有广大群众参加，看来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倒向西方。波兰党要改组，是波兰党内部事务，不能用强迫的办法阻止其改组。通过适当的让步和平等的合作，是可能使波兰党继续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会见后，刘少奇即率团启程飞往莫斯科。
　　23日晚，当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时，才知道苏军事实上并没有进入华沙，赫鲁晓夫到华沙后已发现原来的怀疑有误，因此，波兰危机的信号已经基本解除。苏方已不反对波兰改组和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但就在赫鲁晓夫向刘少奇等通报波兰情况时，他接到苏军元帅朱可夫的电话，得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现严重骚乱，匈国防部长要求驻匈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帮助恢复那里的秩序。刘少奇随后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情况不明，不宜表态，但内心明显地是不赞同的。
　　24日，刘少奇、邓小平等应邀出席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参加讨论波匈事件，得知苏军已经开进布达佩斯。刘少奇在发言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认为波匈事件的重要原因是苏联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强加于人的政策在两国积怨过深，造成了群众对苏联的普遍不满。因此，他要求苏方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深刻检讨他们处理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时所犯的错误。
　　在刘少奇一行留在莫斯科期间，格罗被迫下台，刚刚得到平反的卡达尔担任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纳吉成为政府总理。对此，苏联方面明确地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是，由于匈牙利军队和警察已经分崩离析，苏军只是帮助首都布达佩斯维持秩序性质，所派军队人数过少，匈牙利国内各地的骚乱迅速漫延，形成严重的无政府局面。再加上西方自由电台极力煽动，边境开放，反苏的民族情绪得到充分释放，各党派拒不加入新政府，致使新政府毫无权威性可言，全国形势更趋混乱。
　　27日，纳吉政府宣布在苏军的援助下，已经肃清了反革命暴乱。第二天，为迁就国内因苏军干涉而难以平息的激进情绪，纳吉等在与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等协商后，又公开宣布，不仅苏军将会尽快撤离布达佩斯，并逐步撤出匈牙利，而且曾经参与过镇压行动的国家保安警察部队也将予以解散。
　　在苏军开始准备撤离布达佩斯的29日，赫鲁晓夫等会见了刘少奇，说明波兰、匈牙利等都提出了要苏联撤退在两国国土上的苏军的要求，他们担心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将会因此而崩溃，从而便利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刘少奇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有必要保持华沙条约组织的存在。但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却坚持认为，有必要给予东欧各国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地位。他在当天的电话中说，苏联对东欧国家应该更开放些，驻军也可以撤离，华沙条约也可以和它们商量，满足它们独立自主的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进一步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但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怀疑。刘少奇因此问赫鲁晓夫：如果苏方不让步，不撤军，人家退出华沙条约怎么办？比如匈牙利，如果退出华沙条约的政府得到群众的拥护，你们怎么办？反复讨论的结果，赫鲁晓夫也深感问题棘手，同意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全国局势发展的进一步的报告送交给中共代表团看。报告称，匈牙利反苏反共的气氛已难以控制，各地都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杀，苏军撤离，匈牙利必然倒向西方，因此，必须考虑根本方针问题。中共代表团看后颇感吃惊，讨论了一天，也没有能够得出统一的意见。刘少奇晚上通过电话再度请示毛。毛泽东表示：把撤出和进攻的两种办法都向苏联同志提出来，跟他们商量。他的意见是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
　　当天晚上，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中苏双方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开始力主苏军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坚决维护共产党政权。赫鲁晓夫则强调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是单纯把苏军开回布达佩斯所能解决的了。要出兵，就意味着必须要冒对匈牙利实行全国占领的巨大风险。这很可能会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引发国际干预，必须十分慎重。会议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31日，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一是纳吉正式宣布匈牙利准备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已经决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二是传来英法两国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向埃及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正准备出兵埃及的消息，美国大使秘向苏联寻求协商，西方国家利用苏军出兵匈牙利共同向苏联发难的可能性当不存在。注意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的腰杆儿又硬了起来。苏共中央主席团经过一天的讨论，做出了出兵的决定。
　　第二天，苏军大举出兵匈牙利，很快平息了那里持续了一周之久的全国性骚乱，重新建立了一个以卡达尔为首的亲苏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颇感满意，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事，说这是我们劝说苏联同志的结果。
　　
　　毛泽东引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毛泽东随后的历次谈话中可以看出，对波匈事件，他印象最深的大概有两点：
　　第一是认为东欧一些国家反革命杀得太少了，因此稍有风吹草动，敌人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兴风作浪。在11月中旬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此有明确说法。他指出：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第二是开始认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批斯大林，就是要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同一次会上，他讲：我们共产党人只有两把对付敌人的“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

　　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这很危险”。
　　关于中苏之间围绕着斯大林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此前还只是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了解。波匈事件后，毛泽东以极度不满的口吻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了这番话，事实上是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内部公开化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甚至使用了“里通外国”的提法，警告“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即“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他告诫他们：“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并且要求“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这里讲的“外国”，指的就是苏联。很显然，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正在发生某种复杂而微妙的变化。
　　波匈事件还明显地使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不像以往那么乐观了。一个多月前的那种兴奋和满足感消失了。当时他高兴地告诉苏联同志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我曾经跟尤金同志说过，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他甚至开始考虑“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准备后事”了但如今，他又开始忧心忡忡了。他公开表示，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经消亡了，看来问题还不那么简单。社会主义国家出了一个贝利亚，大家就吃了一惊；后来又出了一个高岗，又吃了一惊；现在匈牙利出了那么多反革命，这就教育了我们。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可能还会犯错误，如果斗不赢，就会被别人推下台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把哥穆尔卡上台同出现贝利亚、高岗、饶漱石相提并论，这反映出毛泽东内心深处对党内斗争导致政权易手的问题，已开始予以高度的重视。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把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相提并论，但他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变得极差。他再三说，赫鲁晓夫这些人不仅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缺乏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怎么行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根据毛泽东关于这次一定要捅穿一些问题的指示，周直截了当地向赫鲁晓夫等提出，在斯大林问题上，苏共领导人应当主动做自我批评，承担必要的责任，不能把问题都归结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去。在1月17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当中，周恩来又当面逼问赫鲁晓夫：你们二十年来同斯大林一起共事，难道对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错误的发展没有责任？如果不怕杀头的话，你们至少也可以少作些助长斯大林错误发展，多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的事情嘛！为什么你们丝毫不做自我批评呢？但米高扬当场表示：当时的情况下，除非像对付贝利亚一样，把斯大林捉起来，否则别无办法。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则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独断独行，根本没有可能进言。如果密议捉斯大林，那么被捉的将不是斯大林，一定是我们自己。在还没有庐山会议以及“文革”那样惨痛经历的情况下，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等人的解释显得很难理解
　　可以想象的是，毛泽东这时虽然谈到过“准备后事”的问题，但他显然认为他距离自己的“后事”还远。因此，他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中国不要出哥穆尔卡这样的人物。好在他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信任的，他虽然提到党内有少数动摇分子，形容他们像刮台风前的蚂蚁一样，鼻子灵得很，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他们就动摇了。但他这时提到的这种动摇分子，级别最高也就是“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说是他们受了波匈事件的鼓舞，“主张要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毛泽东形容他们是“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最厉害的话是下面这么几句，即“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相信阶级斗争出现新动向，这是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国内个别地区出现少数人闹事后毛泽东产生的新的联想。用他的话来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举的例子是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学生闹事，说是“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
　　根据历次运动的经验，这几个极端例子的具体事实如何，颇值得怀疑。毛泽东随后举过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的例子，说的是一个支部书记公开贴出小字报，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反对出兵干预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就算“反革命”，这即使在当时也显得有些牵强。包括毛泽东所举的那“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不过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两位干部，所主张也不过是在毛泽东派人征求他们看法时，私下提出来的一些希望党和国家吸取斯大林问题的教训，从制度上加强制约机制，政治上更加民主化的建议，本意并非就是要搞西方那一套。对此毛泽东也未必不清楚但抓住几个极端的例子，联系阶级成分或出身，进而把问题上纲上线，借机阐发自己的观点，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向风格。而他这时想要强调的，就是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的观点。讲学生闹事，他说根子在高等院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背后又有那些“老于世故”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讲动摇分子，他说背景是因为他们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讲到我们相当一部分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之所以在农业合作化以及统购统销等问题上表现右倾保守，他还是着眼于阶级出身和阶级成分，认定问题还是出在这些干部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那些心怀不满的家里人讲了一些坏话，如此等等结果，所有的意见，不论提出的方式正当不正当，也不论善意恶意，只要在毛泽东看来有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归结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了。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于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意外地发现有太多的“蚂蚁出洞”时，他立刻想起了匈牙利事件，“蚂蚁”在毛泽东的眼里变成了“吃人的鲨鱼”。整风运动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阶级斗争的法宝又祭起来了。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烈地感觉到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有害无益，说正确的权威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否则，偌大一个党，偌大一个国家，包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由谁来判断是非对错？他开始大谈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中国党有些人也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他们不知道，有些人打倒斯大林是有个人目的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我看还是列宁说得好。有人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其实，毛泽东多少有点过虑了。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何尝曾经丝毫触动过他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地位呢？麻烦的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死后，是否还需要另一个斯大林呢？
　　
　　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曾长期集合在莫斯科的周围，接受同一个指挥中心——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社会主义的苏联，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曾长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身为共产党人，并且极大地受益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在这方面自然也绝难例外。中国革命刚一胜利，毛泽东就主动宣布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并迅速与苏联建立了互助同盟关系，清楚地反映出苏联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但是，曾几何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竟反目为仇，双方关系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甚至影响到双方国家关系一度竟处于紧张的战争边缘。同为共产党，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号称同志加兄弟，并且是战友加盟友，为什么竟会走到反目为仇、剑拔弩张的地步？这里面值得总结的原因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改变呢？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喜欢强调两党间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中外许多学者则喜欢把这一切归结为毛泽东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但单纯从意识形态或单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似乎都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对苏联看法的改变过程是渐进的和曲折的，而导致他改变对苏联看法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概括起来说，那么也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解释：第一，是历史上的恩怨；第二，是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第三，是民族利益上的矛盾；第四，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以下仅就这四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说明。
　　
　　关于历史上的恩怨
　　
　　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一向很复杂。青年时代，他就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当年的中国青年学子几乎无不想方设法留日、留法、去南洋，而他想的却是“不如留俄。加入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又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提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的共产党人当1935年中国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时，同样又是毛泽东最鲜明地主张：“打到苏联边界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军事上（得到）飞机大炮”，再来向东发展。当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已经相当壮大时，毛泽东对苏联更是寄予厚望，以致有苏联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的话由此不难想象，当1947—1949年中国革命眼看就要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应当访问苏联，向斯大林当面请教建国方略并缔结互助同盟。他甚至力排众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公开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外交路线。
　　说起来，在毛泽东的成长道路上，俄国人也确实助力颇多。正像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称赞的一份中共文献。“朱毛红军”一度是莫斯科报纸上有关中国革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毛泽东的文集更是俄国人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领导人的著作集。因此，毛泽东才能在党内“左”倾领导人的排挤下，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最后成了得到莫斯科正式支持的中共领袖。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多次干预，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有后来那样的地位。
　　当然，所有这一切，毛泽东了解得很少。他长期感受到的是少数言必称苏联的留苏学生的歧视、压制和打击，那些断断续续发生在1930年代前半期的不愉快往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里唯一的例外只有一个季米特洛夫，对这位共产国际后来的总书记在来自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企图取得党的最高权力时于1938年公开出面支持了他，使他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感念至深，但仅此并不足以使他对莫斯科领导集体的能力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越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证实自己的正确，他就越是认为，莫斯科在对待他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太多的错误。
　　领导中国革命的高度自信，导致毛泽东在确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迅速强调了独立自主。1940年代初，面对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和莫斯科极力要求他与国民党妥协的做法，双方终于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当然，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想法还是矛盾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八大”刚刚通过决议肯定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尖锐，不能看作主要矛盾，他一时还难以从理论上根本改变这一定论。因此，他这时虽然一再强调革命、斗争一万年以后还会有，理智上还没有把一切社会矛盾和党内分歧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一方面肯定“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一方面又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比如不同意把所有工人罢工、学生示威都看成是反对共产党，并且明确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谁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就怀疑谁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甚至杀头的危险。他不是没有注意到波匈事件中有群众严重不满党和政府官僚主义的情绪，因而仍旧主张要允许批评，强调要加紧反对官僚主义，提出党要公开整风不过，毛泽东对于批评的界限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你只能长花，不能长草，“你长草，我就锄”。而这个花和草的界限就在于，凡是在毛泽东看来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花；凡是在毛泽东看来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草在这里，人治的色彩异常鲜明。因为这个“有利于”与“不利于”，全凭各级领导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来判断，完全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的法律依据。
　　毛泽东早在抗战开始之际就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策略原则，强调自我保护。后来，因为这一观点不能得到党内和军内多数领导人的理解与拥护，再加上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带来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一度致力于巩固与发展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随着1939年以后中共在敌后大规模独立发展局面的出现，国共之间围绕地盘和政权问题的摩擦与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开始高度重视与国民党的斗争问题。1939年秋天欧洲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重新树起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旗帜，为他在思想上否定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强调斗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表现出相当高度的政治热情。想不到，一年以后，德国威胁再度迫近苏联，共产国际重又强调统一战线，极力主张国共缓和。这种把苏联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的做法，使毛泽东难以理解。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即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围绕着1941年初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歼一事而发生的争论，是毛泽东有生以来与莫斯科之间第一次直接发生重大意见分歧。他的确早就估计到国民党要有所动作，并一再提议对此作出反应，但莫斯科就是不相信。事变后他再度主张进行反击，又接连遭到拒绝。面对千辛万苦在江南发展起来的这支近万人的部队被国民党一举消灭，莫斯科方面甚至不愿做出任何毛泽东所期望的反应，毛泽东自然深受刺激。联系到抗战初期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他明显地意识到，莫斯科并非像他那样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想法，促使他下决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一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他拒绝在军事上采取莫斯科所建议的针对日军的战略牵制行动，清楚地显示出他与莫斯科的分歧所在。
　　为了推行一条旨在自我保护的独立自主路线，毛泽东不得不乘着1942年俄国人自顾不暇的机会，发起了一场党内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原本只是为了让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党史成败的对比来了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有今天，就是因为毛泽东克服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在高级干部中间整风所揭露出来的教条主义的种种劣迹，显然进一步激励了毛泽东破除迷信的勇气。当然，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继承性，毛泽东没有也无法根本改变对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某种崇敬心理。他所以大量印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有关指示作为全党整风学习文件，继续使用相当尊敬的语言谈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以及苏联党的地位和作用，如同他自己后来所说，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仍旧相信，只有斯大林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此，即使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当已经不再是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出面干预毛泽东对王明的处理的时候，他也依旧表现出相当的尊重。
　　而再度使毛泽东深为不满的是，斯大林始终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应有的地位上。就在他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满怀希望地在中共“七大”向全党宣布战后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夺取革命胜利之后不久，苏共中央竟于抗战结束后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逼着他去与蒋介石讲和1946年，苏联方面更建议中国党学习法国共产党的经验，放弃独立武装，去当议员，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到了1948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明显地能够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时候，俄国人又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所有这些情况都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感情，使他还在建国之前就对斯大林和苏联开始在感情上存在隔阂。斯大林逝世后，他曾明确讲，还在他去莫斯科见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因为斯大林给人的感觉“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这也就难怪，当苏共“二十大”开始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几乎对每一位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大谈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讲当年俄国人如何相信王明那些留苏学生，不相信他、压制他、打击他。十分明显，他内心深处对历史上来自俄国人的那种压制和猜疑，始终耿耿于怀。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
　　
　　关于独特性格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第一、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继访问莫斯科。但是，这两次访问给两个人的印象却大相径庭。7月，刘少奇率团访苏，他很自然地在与斯大林的交谈中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地位，对斯大林的任何说法乃至自我批评都采取十分谦逊的态度处之而毛泽东几个月后访苏时的态度，则与刘少奇颇为不同，他很明显地想要把自己摆在与斯大林平等的位置上来讨论问题。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刘少奇初见斯大林时使用的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寒暄与问候，第一次交谈的话题也尽量避免涉及敏感问题；毛泽东初见斯大林时却了无顾忌，当斯大林用俄国人的方式开门见山地赞扬他的客人之后，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却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结果，做惯了所有人领袖的斯大林很容易和刘少奇沟通，和毛泽东的接触却颇多误会与猜疑。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和陪同他前往莫斯科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可知，在访苏期间，毛泽东仅发脾气“大吵”就有三四次之多当然，毛泽东与刘少奇访苏所负的使命各有不同，斯大林的想法也经常在变，几个月前与几个月后也不尽相同，因此毛、刘二人的境遇也可能不尽相同。但不难断定的是，即使在遇到同样麻烦的时候，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个性不同，他们处理起来所得到的结果与印象也会有所不同。
　　毫无疑问，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当中，领袖个人的性格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斯大林的多疑，赫鲁晓夫的心血来潮，都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样，毛泽东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他是那种极好强、易敏感、爱冲动、不大掩饰其内心感情及好恶的人。早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的这种耿直的个性就表现得相当充分。1925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八个月之久。1920年代末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19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在一些中共的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方面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己”、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以至于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都得出印象，知道毛泽东“好争吵”，因此告诫中共中央：要尽量发挥毛泽东的作用，但不要让他进书记处或进常委，因为不能把党的工作机关变成“争论不休的讨论俱乐部”
　　毛泽东的这种个性，同他的经历有关。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十岁读小学的时候，就曾因为不愿挨打而离家逃学，竟至“流浪了三天”。到了十三岁的时候，他已经敢于公开顶撞父亲，甚至当着客人的面与父亲争吵。据他说，有一次，“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一个十三岁的仍然少不更事的孩子，就敢于顶撞严厉的父亲，甚至以死相抗，其个性之强可想而知。
　　毛泽东的这种突出个性，促成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他很小就有鸿鹄之志、鲲鹏之梦。其少小离家求学之初抄录的诗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反映了他早有很强的抱负心，但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中却颇多不顺。在学校被城里的和富裕的学生看不起，在学历上仅及中专未能入高等学校深造。本来有机会像大多数同伴一样出国留学，又因为热心国内政治运动未能喝上洋墨水。所有这些，都给这位从韶山冲出来的自尊心极强的农家子弟带来了心理上的压抑感。毛泽东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的情况时，那种压抑感就跃然纸上。他说：“由于我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即使在投身革命之后，他也每每感到压抑。特别是在他创造了中国红军和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之后，不仅不受信任，而且备受歧视与打击。好不容易从逆境中崛起，做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甚至在中国打出了一片天地，却还是得不到莫斯科的信任，并被疑神疑鬼，这些都极大地强化了他的这种受压抑的心态。比较一下毛泽东风华正茂时渴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壮年时笑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自诩“风流人物”的诗句，不难想象志向至大至远的毛泽东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会抱有何等强烈的不满。它们无疑会更加强化毛泽东性格的特点，并促使他变得高度敏感。而越是在意气风发之时，他内心在这方面也就越难平衡。这也就是为什么，1949年12月16日，已经做了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见到斯大林的第一句话，竟是充满怨气的宣泄。
　　毛泽东的经历及其性格，使他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了“小人物”、“下等人”、“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地位，并形成了一种对“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和“压迫者”的极端轻蔑与反感。革命期间，即在中国革命还极度需要苏联这根重要外部支柱的情况下，他都很难压抑自己的这种个性，在成为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亚洲头号大国的领导，尤其是在整个政权日渐巩固之后，在面对处处习惯于把自己摆在“宗教裁判所”地位的苏联共产党时，他的这种个性特点就越是容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比如，毛泽东所回忆的在莫斯科访问时几次发脾气大都是由此而发。他说他第一次发脾气，是因为发觉斯大林冷落他，把他摆在旅馆里一周时间不露面。另一次发脾气，是因为约好苏中两国以官方名义声明驳斥美国国务卿的一次谈话，苏联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他则习惯性地以中央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了谈话，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竟因此拐弯抹角地批评了他，使他深感自尊心受到伤害又比如，1950年代初，毛泽东请苏共中央派个理论家来中国进行考察并帮助他修订著作，他本意多半只是想让斯大林了解他，对他放心，想不到这个理论家来到中国之后，竟大放厥词，声称：我们苏联都没有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你们有什么必要提“毛泽东思想”呢？毛泽东当时并不认为把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提并论是恰当的，但俄国人的指手画脚却严重地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1956年，毛泽东虽然指示从中共“八大”新拟的党章中删去了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他对俄国人的不满已经难以抑制。正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他因为发现米高扬致辞中不提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和理论贡献，故此在米高扬致祝词的时候故意不参加会议，说是对米高扬贬低中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贡献一事“表示抗议”。而毛泽东所说的这个理论贡献，不就是中共“七大”所高度评价的“毛泽东思想”吗？由此可知，毛泽东当着米高扬的面，大谈当年苏共如何“发号施令”，声称：“过去我们憋了满肚子的气，现在可要出气了”，确实是憋了太多不满的缘故。
　　在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秘密批判了斯大林以后，毛泽东对苏联已经没有什么可忌讳了。既然不必忌讳斯大林，自然更容不得资历远在他之下的赫鲁晓夫等人对他指手画脚。因此，借着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机会，他这时多次向外国党领导人表示，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站在自己头上发号施令，党与党之间决不能再搞“老子党”与“儿子党”那一套
　　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确实要比斯大林谦逊得多，也小心得多。从1954年到1957年，苏联内部及东欧国家集团内部问题层出不穷，赫鲁晓夫要求助于毛泽东的地方太多。因此，至少从表面看上去，双方的关系应该很容易走向互信、互助、互通有无。但是，毛泽东很快发现，苏中两国一个强一个弱，仍旧很难讲平等。而最困难的在于，双方的强弱已经不同于当年的情况。当年苏共是什么都强，而如今，他相信，苏联强的只是物质力量。从“苏联是今天唯一能对付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资产阶级害怕苏联，不害怕中国”这个角度看问题，毛泽东仍旧主张“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头”，强调苏联还应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总司令”，中国至多只能算是个“副总司令”。可是，从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的角度，从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角度，他却相信赫鲁晓夫所差甚多，认为中共在某些方面要起主导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使他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
　　中国在精神方面的优势不能抵消在物质方面还必须要求助于苏联的这一事实，使毛泽东在双方交往方面明显地比过去变得更加敏感。1958年的联合舰队事件，之所以会激起那样大的风波，甚至促使毛泽东说出：俄国人从来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等等激愤之词，很大程度上都与毛泽东的这种敏感的心态有关
　　严格地说，赫鲁晓夫也存在严重的大国主义的倾向，而当时他在这件事上的本意未必就是要控制中国，若比较斯大林当年迫使毛泽东接受的那些不平等条款，赫鲁晓夫这时的建议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何况要求是中方提的，苏方提出自己的设想还可进一步交涉与谈判。毛泽东发脾气后，赫鲁晓夫又亲自赶来中国，向他解释并寻求谅解。事情完全不至于闹得这样大。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会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既是因为事关国家主权这样的大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其个人性格。这件事后来竟成为导致两党矛盾迅速暴露、两党领导人之间感情迅速恶化的一个导火索，不难看出，对于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走向恶化，毛泽东个人的性格确实是有影响的。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同遇事多疑但处理外交问题相对小心谨慎的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恰恰是那种性格过于鲜明的领导人。用俄国人自己的眼光来看，赫鲁晓夫受教育太少，过于心直口快，太容易冲动，有时几乎是口无遮拦，常常不加认真思考就做出惊人的举动。最典型的就是他竟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脾气，脱下皮鞋敲桌子，和公然把导弹运到古巴，向美国挑衅，最后又不得不把导弹撤回来这两件事。这即使在苏联的外交史上也是最令人尴尬的两件事了。不难想象，中苏关系之所以在赫鲁晓夫时代而不是在斯大林时代发生严重破裂，确实是与两位领导人过于鲜明的个性有关的。
　　如果可以进行简单的类比的话，两位在商场或外交场上性格和能力上的强人相遇，也许还能成为好朋友，但他们一旦进入家庭，成为夫妻，那就难免要吵架，甚至闹离婚。可悲的是，1950年代的中苏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外交关系，倒更像是一种家庭关系。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民族、政治实体，却偏偏要根据所谓意识形态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当父子、当兄弟甚至当夫妻，每一方都要求对方按照家庭关系来思维和行动，而事实上每一方都有自身的利害关系，哪一方都不可能轻易妥协，都难免会在相当程度上坚持自己的看法和利益，因而每一方都会觉得对方对自己不忠诚。结果也只能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关于民族利益的分歧
　　
　　不可否认，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联的诸多不满，确有相当一部分是同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他对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的理解是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说法不同的。毛泽东通常更喜欢用“人民”这个字眼儿来说明他的利益所在和追求的本质，比如说他的军队是“人民军队”，说他的政权是“人民政权”，说他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等等。而他在这里所讲的“人民”，其实仍是建立在阶级概念基础上的，即是指“下等劳动人民”。因此，“人民军队”、“人民政权”通常又可以称之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同样，在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除了同样使用带有阶级色彩的“人民”概念界定他的民族和国家以外，极大地影响着毛泽东感情的“强”与“弱”、“大”与“小”、“穷”与“富”这样一些上等与下等、贫贱与高贵的尊卑观念，显然也同这种深入脑髓的阶级观念一起，成为他判断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只有了解了这种情况，我们才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的世界观和民族观。
　　毛泽东与俄国人最早的摩擦，发生在1940年秋。当时正值欧洲大陆沦陷不久，国际形势对抗战不利，国共关系亦高度紧张之时，他对形势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判断蒋介石有与日军联合夹击中共的阴谋，因而设想过派十五万精兵先发制人，由西北打入国民党西南基地，抄其老窝此电自然受到莫斯科的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甚久。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一度准备对蒋予以报复，而无论是莫斯科还是重庆的苏联大使及苏方军事顾问都明确反对。为此，毛泽东再度与俄国人发生争执，他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务必立即“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接济我们”，特别是“援助我们夺取兰州”，接通苏联，取得飞机大炮，占领甘肃河西走廊，进而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同年5月，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山西中条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由于国共关系还未能从皖南事变沉重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同时八路军也因1940年底的百团大战而伤了元气，因此，中共中央没有按照国民政府的命令部署靠近这一地区的部队采取直接的救援行动。苏联顾问对此颇为不满，以致说三道四。对此，毛泽东十分恼怒，专门去电重庆，强硬地警告苏联顾问“不要随便乱说在这里，毛泽东一切策略考虑的出发点，都是要保存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政权。在形式上，毛泽东这里的一些做法似乎不利于当时中国的民族利益，但在他的观念里民族也是有阶级的，他相信要保护和争取的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它才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把中共的军队与政权视为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就使得毛泽东对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等，承认起来并无困难。在他们看来，这些条约的产生恰恰是国民党无能的表现。他们相信，一旦轮到他们掌权之日，所有中国曾经失去的权益都会很容易地被收回，只有到那时中国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与尊严。但是，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几乎是寸步不让的。
　　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之所以拒绝派八路军去为保卫苏联而采取牵制行动，就是这种态度的一种反映。他对此解释得很清楚，即：“由于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
　　毛泽东在整风期间讲过一句话，最能反映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这是在他批评王明时说的。他说，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苏联)想得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得太少。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要依靠苏联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种心态或者可以归结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但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这种“民族主义”仍旧是建立在列宁主义阶级观基础上的，他仍旧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与俄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驻延安的莫斯科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相信，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共，大河没水小河干；而他相信，没有小溪不成其为大河，中国革命对苏联也是一种支持。因此，毛泽东这里的“民族主义”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建立在地域、血缘、文化基础上的一种对特定人群的认同感的自然流露。当苏联1947年批判南斯拉夫之后，当“民族主义”一词成了专指那些只考虑本民族利益，自私自利，不讲国际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用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毫不犹豫地批判起这个概念来了，毛泽东更是力图脱出民族这个狭窄的范围。
　　既讲阶级利益，又讲民族（国家）利益，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对毛泽东来说，它们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毛泽东相信，民族也好国家也好都是要按阶级来划分的，只有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党与国、阶级与民族，在毛泽东看来，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不唯如此，民族（国家）利益，有时还要服从党的利益的需要，因为只有代表阶级利益的党才更能反映和代表国家及民族的根本利益。
　　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主张“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因为无产阶级到底是国际的，是负有世界革命重大使命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仅仅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爱自己的国家是不够的，即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吾爱中华，尤爱阶级。
　　什么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际主义”？概括成一句话，就是“革命时外援，胜利后援外”。这里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首先是要外部援助而不是去援助外国，但它在胜利之后，就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援助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义务。因此，在革命期间，毛泽东格外重视来自苏联的援助，而对以牺牲本国革命利益来援助苏联则不以为然，更不满意俄国人在援助中共的问题上总是瞻前顾后、斤斤计较。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批评俄国人“自私自利”和“民族主义”时反复举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他所谈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特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
　　他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批评俄国人出于自私的目的，在抗战期间把武器统统给了蒋介石，只给延安送了些药品和马列书籍。另一个例子是批评俄国人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一面鼓动中国出兵援朝，主动向中国提供大量武器装备，一面却在中国无偿地大量损失生命财产的情况下，要求中国为苏联的武器装备付款出于同样的道理，毛泽东也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人对那些尖端技术总是那么神神秘秘的，生怕中国人拿了去。不就是那么点儿东西吗，朋友之间同志之间有什么了不起？
　　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就像中国人在朋友吃饭时习惯于一个人请客，而一些欧洲国家的人习惯于各自付款一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公”与“私”的看法具有明显的差别。毛泽东对援助问题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应当遵循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义轻利”的原则。中国的古训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讲的都是一个“义”字。朋友之情是为“义”，个人钱财是为“利”，同样，国际主义是为“义”，武器技术当为“利”。因此，他极其鄙视那种重“利”轻“义”的行为，崇尚“君子不言利”。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也并非都不那么言“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做法自然与苏联极其不同。至少在整个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政府为援助亚、非、拉美各国革命运动，不仅倾其所能，甚至可以不计后果。尤其是在与苏联关系破裂后的1960年代，这种援助更是无所不尽其极。就是在1960年代初，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几年里，其援外金额仍超过其偿还苏联债务十几亿美元的总额。光是中国援助越南的金额，就超出抗美援朝战争费用两倍还多。在这方面，毛泽东从不主张讲中国国家民族之“利”，甚至也不念中国百姓之益。他的原则是：“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只要真正反帝，我们就支持。”即使因此会损害中国的某些外交关系，也在所不惜；中国的建设、老百姓的生活要受影响，也无所顾忌。他为此再三向外国党的领导人说：援助就是无偿的，“要买、要还账，这没有道理，不是国际主义。
　　那么，毛泽东是否不讲民族之“利”呢？当然不是。问题是，他在许多场合更多地还是从“义”上来看这个“利”的问题。比如，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几度与苏联讨论过归还抗战结束后被苏联占去的诸如中长铁路、旅顺港等问题。他提出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当年你们占去这些权益是对的，因为它们当时是国民党的，而现在天下已经是我们的了，共产党当然不能占共产党的东西，否则别人会说闲话，说你叫什么共产党？毛泽东曾明确讲，苏联当年控制中国东北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是对的，“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而中共夺权后则应该归还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这里所表现的思维特点仍是强调一个“义”字。因此，当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归还苏联占去的中国权益问题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讨价还价时，其内心极感困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兄弟党，马列主义的党，却想方设法去占有一些不“义”之财，“实在不光彩”
　　不难想象，毛泽东1949年底到莫斯科去，原本是希望斯大林能够痛痛快快地从兄弟之情和国际主义的大义出发，主动废除中苏两国间以往的一切不平等协定，想不到斯大林不仅不是他希望的“谦谦君子”，而且有时表现得就像是中国人眼中那种斤斤计较的“小人”特别是围绕着苏方非要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要两块“势力范围”，坚持苏联技术援助必须采取合办合营公司的形式，苏联的股份必须占到51%，苏联有权利用中长路运兵等明显地不平等的要求，毛泽东事后明白过来，更是极其不满。
　　在195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交往中充满了相互不信任的例子。在中国方面，最多的批评就是俄国人对中国人态度傲慢并颇多戒备，事事向中国方面保密毛泽东在1960年代多次说他对一件事不理解，说我们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俄国人卖给我们设备时常要留一手，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就是不告诉我们？还在1954年，毛泽东其实就向刚刚上台的赫鲁晓夫抱怨过，说在中苏合营的公司中，苏联方面不仅在技术上对中国严密封锁，在人员使用上对中国技术人员加以排斥，就是在公司的利润问题上也总是搞小动作，让中国方面大吃其亏。赫鲁晓夫确实也承认苏方的这种行为有些过分，很快将有关合营的协定废止了事。
　　但类似的事件是禁绝不了的，因为中苏两国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需要和文化背景。不要说当年苏联对所谓“兄弟国家”的政策要首先为自己考虑，而且大多数苏共领导人还把独立色彩甚浓的中国看成是一种威胁，至少也是一匹无法驾驭的野马因此，像赫鲁晓夫那样不顾苏联自身能力地提供援助的情况毕竟是不可能长久的，大多数苏共领导人主张对中国“留一手”是难免的。然而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却颇难理解。当1958年的“联合舰队”问题之所以会被提到主权问题的高度上来，引起毛泽东那么大的火气，就典型地反映出双方认识上存在的这种差距。
　　在毛泽东看来，核潜艇也好，原子弹也好，不过都是从地球上挖出一些东西把它变成某种物质的东西而已，只能算是“利”的范畴，而国家主权、意识形态却是属于更高层次的“义”的范畴。只要是基于“义”，苏联完全应该主动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朋友。可惜，苏联却总是恃强凌弱，不仅对自己的东西待价而沽，还总是对人家的家务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他之所以认为苏联搞“老子党”，搞“大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看不惯俄国人重利轻义，总是企图指挥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甚至占这些兄弟国家的便宜。毛泽东对“联合舰队”问题的激烈反应，就是因为他痛恨苏联重“利”（潜艇）而忘“义”（中国的主权），不仅不能主动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而且还想要借机占中国的便宜
　　
　　关于革命理念的歧异
　　
　　如果说民族问题是利害之争，那么革命问题则是义利之辩。义既然高于利，那么在毛泽东与苏联党的争论当中，关于革命理念的争论究竟占有多重的地位应该不难了解。
　　我们已经知道，无论从历史上的恩怨出发，还是从个人的或民族的情感出发，毛泽东对斯大林都有一肚子的怨气。照理，赫鲁晓夫1956年公开反对斯大林，应该得到毛泽东的欢迎和支持才对。但是，事情恰恰相反，他坚持要对斯大林“三七开”(即把斯大林的错误和功绩总和为十，肯定其错误只占十分之三)，明确认为赫鲁晓夫公开批评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丢了一面革命的旗帜。结果，历史上的恩怨也好，个人的或民族的情感也好，统统都成为次要的了，围绕着要不要斯大林这面旗帜的问题，他反而同赫鲁晓夫以及苏联党越来越尖锐地冲突了起来。由此一点即不难看出，毛泽东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与苏联党关系之破裂，究竟何为主何为从。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说来说去，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信任与否的问题。为什么要求得斯大林的信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相信他和斯大林一样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他批评斯大林的各种言论之中，分量最重、重复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指责斯大林当年曾经不许他革命。这是指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斯大林接连发来电报，逼着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承认蒋介石的统治那件事。几乎在每一次谈论到苏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的时候，他都要提到这件事，并强烈地表示他的反感。最典型的如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中，他气愤地接连四次提到斯大林在当时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这件事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下的一个很难宽恕的错误。而在此之后对斯大林的看法，也大都同这个问题有联系。像毛批评斯大林不该在1947年延安失守时提议与蒋和谈，不该在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时还要中共停下来与南京谈判，尤其不该怀疑他可能是中国的铁托，如此等等。同样，围绕着1950年朝鲜战争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再三求助于中国，并且因为毛泽东决定出兵而对毛泽东改变看法，这又使他十分满意，以后多次提到这件事。这些情况都说明，毛泽东把斯大林的信任看得很重，同时也表明，他对斯大林虽有不满，但多属于个人情感上和一般利益上的矛盾，本质上并无太多恶感。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保持对斯大林的某些好感，无疑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这个一致，正如他在1949年形象地说明的那样，就是在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十月革命这一榜样，又有了主张阶级斗争的列宁主义作为指导，中国才会有共产党，才会有毛泽东，才会有它的1949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不论斯大林有怎样的问题，不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多少错误，斯大林毕竟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是少数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特殊意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一。特别让毛泽东欣赏的是，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斯大林就当着前去访问的刘少奇等人的面，高度评价中国革命对落后国家革命的榜样作用，肯定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等等。这样的评价，对于多少具有传统的中国中心观的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精辟了！
　　实际上，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不少中共领导人就公开宣传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对整个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这些人在，毛泽东始终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自觉思想尚未成体系。如今斯大林明确加以肯定，这无疑让他深受鼓舞。毛泽东是那种总是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姿态，一心希望对中国、对世界有所贡献的政治家。因此，他非常看重他的革命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而这个时候，区别于俄国革命的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毛泽东把他的这一贡献称之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里所讲的“马列主义”，就是指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而所谓“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则是指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通过中心城市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方式，走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独特形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很显然，毛泽东相信，至少希望，他所开创的这一新的革命道路能够对那些落后国家的革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当毛泽东得知斯大林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时，他自然深受鼓舞。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过一个月，毛泽东就颇为自信地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刚刚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苏联和东欧各国不重视、不了解中国革命会经常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发现他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正在遇到挑战。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最开始发起这种挑战的是英共。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一篇文章时，需要删去毛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等论断。英方认为，这个原则在英国已经不适用了。否定这个原则的普遍性，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它不仅和他的经验不同和他的理念不同，而且几乎等于要否定他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的普遍适用性。因此，他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联络部告诉波立特：“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做什么修正。”他并且告诉波立特，苏联同志在发表他的这篇文章的俄文版时，也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任何异议。言外之意，苏联党也是赞成他的这个观点的但英共依旧我行我素，毛泽东的那些论断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发表时还是被删掉了。一年以后，当波立特来到中国时，毛泽东对这件事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并当面强调“工人阶级只有用武装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取得政权”，告诫英共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和工党混为一谈，去侈谈什么“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当然，波立特对此也是不以为然。
　　英共对武装斗争以及暴力革命的态度固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但他最初还只是把它看成孤立的现象。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思想发源地的苏联也会产生同十月革命方式背道而驰的“和平过渡”思想。这个冲击之大，使他倍感吃惊。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肯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后，毛泽东的不安看起来比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还要严重。在苏共“二十大”尚未结束，中共中央还不十分了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之际，毛泽东就明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观点有不同意见。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紧接着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毛泽东会因为米高扬的祝词没有称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理论贡献而大动肝火。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由反斯大林主义到反苏反共的政治事件之后，他更是直接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鼓吹“和平过渡”联系起来，强调“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这把刀子不能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集体发表文章，主张“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并断言：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明显，保卫十月革命道路，说到底，其实就是要保卫他所开辟的新的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明确告诫党内：要警惕苏联的错误倾向，因为，批判斯大林等于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提出“和平过渡”观点，事实上等于连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不要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就等于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也就等于否定共产党
　　如果仅仅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和同志关系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赫鲁晓夫等人肯定要比斯大林好处得多。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分特权，坚持要中国同意接受条件不平等的合营公司……所有这些，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开始了为50个援建项目提供设备的工作，但更多的援助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关于援建91个大型工业项目，关于为15家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关于建立51个军工企业和3个军事工业科研所，关于新建扩建41个工业企业和电站，关于援建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械、电器、无线电等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以及帮助提供实验性核反应堆和加速器，直至签订帮助中国制造导弹、发展最新宇航技术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图纸资料以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协议等等，都是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实现的同时，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任何不满，通常都采取个人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其态度一般也比较谦恭。这些在斯大林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毛泽东建立起对赫鲁晓夫的信任感。相反，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人越来越不信任了。为什么？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与苏共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接触中，他吃惊地发现，他和这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已经越来越少了。他尤其意想不到的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对自己的力量毫无信心，几乎已经没有任何革命的愿望！毛泽东是讲唯物论的，但在他的经验里，一定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后，没有什么不是由人心所决定的。人心向背，不仅可以决定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同样也应该可以决定世界帝国主义的垮台。更何况共产党人还握有绝对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像波兰这些早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共产党，竟连在国内宣传反对美国的勇气都没有。哥穆尔卡告诉毛泽东说，他关于加强反帝反美的宣传的建议在波兰就行不通。

　波兰人要是搞无记名投票的话共产党肯定下台，东德的情况就更糟。他因此不能不再三为那些对美国怀有深深的恐惧的共产党领导人打气，强调：“物质力量的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政治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做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做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
　　
　　毛泽东所谓“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这样得出来的结论
　　
　　1957年11月，当世界各国共产党集会莫斯科时，毛泽东已经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以为张本的许多东西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苏联和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抛到脑后去了。他不能不把这一切归罪于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在无法劝说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根本改变对革命的看法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逐渐开始考虑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同国家实力联系在一起的。不管他表面上怎么讲：原子弹是纸老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力量对比问题“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做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做决定”，事实上他却不能不承认：你没有东西，人家就看不起你。
　　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不就是比谁有原子弹，看谁钢铁多吗？中国有的是人，人多智慧多，热情高，干劲大，又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为什么不能调动起这几亿人的积极性，来一个经济上的“大跃进”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他们准备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你们十五年赶上美国，我们可以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十五年后英国可能达到三千万吨钢，那时我们可以达到四千万吨钢。因此，从1958年初开始，毛泽东就憋着一股劲儿，到处宣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道理，声称过去因为对工业一窍不通，所以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其实几年过来也就懂得了，有什么了不起！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于是，在毛泽东关于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公开号召下，一个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由于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粮食、钢铁和原子弹这些东西，因此，从城市到乡村，几亿中国人被组织起来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去大炼钢铁。开始是十五年赶上英国，半年时间又变成了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
　　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到这时充其量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看成是一只“好斗的公鸡”，毛泽东则把赫鲁晓夫看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企图通过抹杀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与和平共处的“懦夫”。实际上，还在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印发了《马列论不断革命的语录》，在内部开始批评苏共中央。当1959年6月赫鲁晓夫得到美国总统向他发出的访美邀请之后，苏美这两大敌对阵营核心国家之间明显地出现了走向缓和的重要迹象，中苏两国之间自然不可避免地进一步走向观点上的对立。
　　真的能够实现赫鲁晓夫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以及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吗？毛泽东对苏联党不要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的做法极端不满。他开始明确提出：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革命的，在今天，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主要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不革命还算什么共产党？”不反帝，尤其是不反美帝，“这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什么和平过渡，不过是“因为资产阶级压力太大，有些党就要找寻方便”罢了。“被压迫的民族跟帝国主义就无所谓和平共处。”其实，“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还要提和平手段？”当然，毛泽东不反对讲一讲策略，问题是，他认为，不能自欺欺人，而赫鲁晓夫的做法，根本上“就是向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屈服”
　　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思想上已经和苏联党完全分道扬镳了。
　　
　　结论
　　
　　毛泽东与苏联党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有历史上的积怨，也有个人性格上的冲突，更有民族利益上的对立，所有这些矛盾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在双方之间造成了隔阂，特别是促成了毛泽东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与苏联日渐疏远。这些矛盾冲突，在不同的时期也分别起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双方关系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矛盾或冲突，都不曾也不能根本改变毛泽东对双方关系本质的看法。概括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要不满是哪些呢？归纳毛泽东的历次谈话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斯大林始终不信任他，先是在中共党内扶助支持留苏学生王明等人，长期压制他、打击他；以后他仗打胜了，又怀疑他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另一个铁托。
　　（二）抗战时武器给了国民党，不支持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了，可以推进中国革命了，斯大林竟又强迫他去与蒋介石谈判，“不许革命”；以后仗打起来了，斯大林始终怀疑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三）斯大林总是盛气凌人，摆出一幅教训人的样子，处处凌驾于他人之上，大摆老子党的架子，在他访苏时有意冷落他、教训他，让他憋了一肚子的气。他始终不喜欢斯大林的书和文章，也是为此。
　　（四）批评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要中国为苏联建橡胶园，将东北、新疆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许第三国染指，建合股公司，要控股权等。
　　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上述怨言可以看出，他的感受过程大致是：斯大林先是不信任他、压制他，不支持他；然后又不许他革命，仗打起来不相信他能胜利，仗打胜了又怀疑他是民族主义者，冷落他，摆架子；最后是不能真正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不能平等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在这几个方面，毛泽东讲得最多、感受最深也是最不满的，其实主要是前三项：压制他、不许革命和冷落他。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斯大林有怨言，不喜欢，最后却还要尽力地维护斯大林？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利害之争。换言之，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分歧，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方面或国家利益方面的。毛泽东的不满集中表现在：他认为斯大林早就应该支持他、信任他、帮助他来实现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理想，并且能够平等地对待他。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定出兵援朝之后，斯大林开始频繁地与毛泽东互通信息，交换意见，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观迅速好转了。照他自己的说法，斯大林从此终于相信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地改善了。
　　从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变化的过程来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系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的事情发展的方向正好相反。如前所述，赫鲁晓夫上台后尽力与毛泽东搞好关系，在民族利益方面尽可能满足毛泽东的意愿，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的趋势。当毛泽东发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原则之后，他很快就开始对赫鲁晓夫抱以不信任的态度。正是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导致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都曾大发脾气。显然，使毛泽东根本失去对苏联信任，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分歧。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实践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在把意识形态视同生命的毛泽东看来，是最不可原谅的。
　　当然，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又是与他的个性、切身的利益，特别是其现实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终极目标的永恒性及其手段、方式和过程的灵活性，则是以毛泽东个人的判断和解释为标准的。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令人颇感困惑的现象。1950年代初，当毛泽东强调中国的武装斗争经验的时候，他几乎是全力推动和支持周边国家的革命党走武装革命的道路；1954年以后，当他赞同与周边国家政府和平共处的时候，又转而劝说周边国家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把那些在停止武装斗争后难以在其国内生存的分子大批地接到中国来定居，甚至硬性解散了华侨当中的共产党组织，以换取周边国家政府对中国的友好与同情。当1950年代末以后他又重新开始强调反帝反修、鼓吹世界革命的时候，他显然又毫无顾忌地推动周边乃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党起来实行武装斗争，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外交利益。但到了1970年代初，当他下决心要利用美国来牵制苏联的时候，他又转而实行对美缓和，进而劝说与美国处于全面对抗中的兄弟党采取同样步骤，为此他又不惜得罪了那些跟着中国一起激烈反帝反修的左派共产党人注意到毛泽东的这种种政策变动及其对内对外所带来的连锁性的影响，我们亦不难联想到，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种种恩怨，固然是这样或那样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但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强人政治的体制以及在此体制下膨胀无度的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作用显然也是极其关键的。

　　来源: 摘自《革命》，杨奎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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