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华：对新华社实行军管，扭转新华社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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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华社实行军管，扭转新华社的混乱局面

李锦华


奉党中央之命，进驻新华社

1967年的12月20日，那天晚上，我和来自不同单位的10几名解放军干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40军副政委张纪之同志的带领下，奉命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大家谁也不知道将要受领什么任务，都以急切的心情翘首等待着。深夜 1时35分，敬爱的周总理突然来到了我们身边，他和大家一一握手，并和蔼地询问了每个同志的情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都知道，总理身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与周总理同来的还有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吴法宪等。周总理坐下后，语气非常严肃地对我们做了重要指示。他说：“毛主席昨天还问新华社军管去了没有。新华社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宣传通讯机关，它担负着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进行通讯报道和调查研究工作，担负着国际国内通讯联络工作，掌握着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新华社目前两派斗争很激烈，没有建立起坚强的领导班子。为了加强对新华社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派你们13位同志组成军管小组，对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总理说：“主席讲，新华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业务一大堆，工作不能一日中断。你们去了要先抓革命，先搞调查。要依靠新华社自身的力量，多进行正面教育，办好学习班，两派一起学习，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尽快实现大联合。”随后，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份党中央385号文件《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并说军管决定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有些文字毛主席还亲自作了修改，并要求我们尽快进驻新华社。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军管小组在张纪之同志的率领下，当夜进驻了新华社。第二天下午召开全社大会，宣读了党中央关于对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受到了全社上下一致热烈的欢迎。
军管小组进驻新华社后，第一项工作就是遵照总理指示，先搞调查，摸清新华社的基本情况。先后听取了当时各个群众组织的情况介绍及要求。找各派头头、靠边站的干部、各方面的代表交心谈话，经过一段紧张繁忙的工作，初步摸清了新华社当时的基本情况。
新华社总社当时共有3000多人，加上国内外分社共5000多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致使新华社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当时的情况是：
一、新华社科以上领导，包括社级领导，全部都被“打倒”了。各级领导都处于瘫痪状态，正如周总理指示中说的，没有建立起坚强的领导班子，无法正常工作。
二、派性严重。当时两个主要群众组织，“革联”和“公社”尖锐对立，互不相让，甚至要武斗。我们进驻后的第二天，皇亭子（新华社宿舍）就几乎打起来。我们立即到现场制止了一场武斗。在以后建立班子，配备干部，外派国外分社干部，执行政策等方面，双方都各持己见，甚至严重对立。为了整对方，向江青告黑状，公安机关秘密抓了一些人，造成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这是当时开展各项工作的最大障碍。
三、秩序混乱，不讲政策，随意抓人，批斗人。有些老干部，夜间被抓走批斗，有的老干部要求把他们送到卫戍区监护起来，怕自己被整死。国际部副主任丁拓就要求把他送到卫戍区。批判干部也不讲文明，实行体罚，不尊重人格。
四、宣传报道业务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许多新闻不能报道，不敢报道。就拿国际部来说，每天接收大量的外电外讯，但编辑报道的只有几千字，最少时每天只有三四千字。
五、国外分社人员大都撤回国内，对外宣传报道、调查研究处于停顿状态。
六、新华社大门外常有外单位人员静坐，甚至要冲击新华社。为防止不测，军管后，警卫新华社的部队由一个连增至两个连。
总之，新华社当时处于十分混乱和危险的局面。

促成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

周总理指示，“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尽快实现大联合”，要把极左思潮派性造成的两派群众组织势不两立，思想严重分歧，感情十分恶化的状况，通过一系列的工作，重新将两派群众团结起来，共同为开创和谐的局面而努力。这在当时的确是最迫切、最关键、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任务。我们通过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特别是一次次地找两派的大小头头促膝谈心，向他们反复宣传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宣传顾全大局、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必要性，苦口婆心地进行教育劝导，从根本上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认识和觉悟，为实现大联合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坚冰终于被打破了，融解了。1968年的春节，新华社的广大职工是在一派欢声笑语中度过的，两派实现了大联合，大家从内心深处感到满意和高兴。在此后的5年里，干部群众团结一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有问题共同协商解决，整个局势一直都很稳定。

周总理亲自抓宣传报道

周总理非常重视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宣传报道是新华社的头等大事，毛主席说，一日也不能中断。周总理指示军管小组要依靠新华社总勤务组抓好宣传报道工作。整个5年多的军管期间，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开展的。军管小组认真贯彻了周总理的指示。首先派政治思想好，有一定业务能力的干部，如李荣欣、章同华、王国贤、杨玉亭分管总勤务组，帮助支持他们大胆工作；其次是逐步恢复副社长工作，要他们集中精力抓宣传报道。后期宣传报道工作主要由朱穆之、邓岗、石少华、缪海凌等副社长亲自抓。第三，是及时充实和加强总勤务组的骨干力量，先后将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资深的解力夫、赵棣生、彭迪、丁曼等调入总勤务组；第四，是张纪之集中主要精力抓宣传报道，每天深入总勤务组，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经常接受并贯彻周总理指示。凡重大的国际国内新闻报道都是报总理亲自审批。

9.13林彪叛逃事件我们知道的最早

1971年9月13日深夜，周总理就把张纪之同志叫到人民大会堂，告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行在山海关飞机场乘空军三叉戟飞机向北外逃，要求有关林彪的新闻报道一律扣发，要新华社特别注意苏联和蒙古方向的动向。张纪之回社后，立即召开了军管小组和各有关部处一把手开会，传达了总理指示。这是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谁也想不到，以为听错了，反复又问了几遍，但事件既然已经发生了，谁也改变不了。可以说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是最早知道林彪叛逃消息的。随后张纪之要求各有关部处一把手立即上岗值班，严格按总理指示执行，扣发所有有关林彪的新闻报道，要求电务处增加接受电台，密切注意苏蒙方向的消息，有情况立即报告，军管小组的同志也都分头参与监督执行。新华社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当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坠毁后，总理又对新华社的新闻报道作了周密细致的布置，内外有别，内紧外松。林彪事件公开前，正值1971年国庆节前夕，林彪是副统帅，又是国防部长，涉及到林彪的新闻特别多，政策性又特别强，报到不报道，用什么标题，放在什么位置等都是总理亲自审定。
周总理也严厉地批评过张纪之，记得有一次张纪之向军管小组传达总理对他的批评，是一件涉外的报道（具体内容不记得了），外事记者李琴捅的漏子，将不应该报道的事给报道了，但她没有主动向总理说明，总理很生气，严厉地批评了张纪之，张向总理作了自我批评，也在军管小组作了自我批评，没有责怪记者李琴，也没有做任何解释来开脱自己的责任。我的印象是，张纪之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有领导风度，心怀若谷。
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都是在周总理亲自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开展的，重要新闻报道，特别是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新闻报道都要送周总理审批后方能发表。总理太辛苦了，新华社的每日截稿时间多要等到凌晨，收到总理的批示方能下班。

实现领导班子三结合

周总理指示，实现“三结合”是最大的任务。所谓“三结合”就是把表现好的、有威望的、有能力的干部，加上群众代表和军代表选拔结合起来，组成领导班子。这其中最关键也是难度最大的，就是如何重新启用被“打倒”的和“靠边站”的领导干部。新华社当时的干部状况十分严峻，他们有的被党中央点过名，有的正挨批斗受“专政”蹲牛棚，有的背有种种“罪名”……军管小组通过办学习班，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选拔党性强的干部组成专案组，对各级干部进行审查，做出正确的评估并得到群众的认可后，一大批干部重新站出来，担任了不同岗位的领导工作。到1972年9月，原部、处以上的领导干部被“解放”的约占87.9%，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的占84.5%。有一次周总理在天安门上对张纪之说，你们对宣传报道业务不熟，新华社有些副社长如缪海凌、邓岗，让他们出来抓业务。军管小组立即上报，恢复了缪、邓副社长职务。此后新华社的宣传报道业务，主要由他们来抓。再如国际部的谢文清副主任，1968年就被结合到国际部的领导班子，后来又成为一把手。国际部其他领导如彭迪、丁拓、孔迈、陈佩明、王飞、李楠等也都陆续恢复了“官职”。一批年轻干部也被吸纳进了领导班子，如鞠庆东、于恩光、许家砚、聂坤儒、王子英、郭静等。新华社的“三结合”实际上只有两结合，军管小组成员没有参加进去，军代表在新华社各单位主要是支持和帮助工作。

提出重用朱穆之

朱穆之同志是新华社“文化大革命”前的副社长，军管小组进社前也是“重点批斗和专政对象”，在党中央《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中他被“点了名”。同时被“点名”的还有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和新华社副社长王敏昭。
对朱穆之同志的问题，军管小组进驻后曾组织专案组认真进行了审查，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但因党中央“点了名”，军管小组不敢明确表态，只是一般性地组织群众做了批判。后来对朱穆朱解除了“专政”，送他到“五七”干校进行锻炼。当得知毛主席对吴冷西同志有批示，人民日报准备“解放”吴冷西的消息后，军管小组立即对朱穆之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当即给党中央写报告，提议恢复朱穆之同志副社长职务，将朱穆之从“五七”干校调回总社，并安排住在当时新华社最好的住房---专家楼。党中央对我们的提议迅速给予了批复，朱穆之很快被恢复了副社长工作，主持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军管结束前，新华社要建立正式的领导班子，中组部提议张纪之同志任党组书记兼社长，张纪之积极建议由朱穆之同志担任社长职务。后来，党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任命朱穆之为新华通讯社社长，张纪之为党组书记。

建立正式的领导班子

在新华社建立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是周总理最关心的事，军管小组始终都当成头等大事，认真对待。军管后期，为建立正式的各级领导班子，对干部的候选人，慎重细致地考察评估，贯彻了以原来老干部为主，适当吸收优秀年轻干部，兼顾到两派群众组织的思想感情，要有一定数量的女同志参加领导班子等原则。通过座谈讨论，个别谈话，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取新华社过去管干部工作的同志意见和建议，如沈定一、徐舟力等，不少人选和方案都是他们提出的。在军管结束前，新华社从社级领导到各部、处的领导班子都建立起来了。就拿社级领导班子来说，原来的副社长邓岗、缪海凌、穆青、石少华等都恢复了职位，朱穆之还提升为社长，年轻干部吸收了两派的头头，郭全有、肖祥树参加了领导小组。这两位同志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在克服派性，促进大联合，巩固新华社的团结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周总理示意领导小组要有女同志参加，经过做工作，李琴也成为领导成员。原部、处级干部中选拔了解力夫为副社长。解力夫同志，1939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边区做新闻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跟随部队在枪林弹雨中采访报道，做出了贡献。到新华社后，长期在参编部工作，他的文字水平、业务能力都很强，外文也不错。他的政治思想水平，原则性也很好。文化大革命中，他能正确对待两派群众，群众对他反映好，深受群众欢迎。他为人正直，严于律己，谦虚和蔼，善于团结同志。他生活俭朴，公私分明，清正廉洁。他后期调总勤务组，分管国际宣传报道，能正确掌握政策，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他在群众中威信高，他的提升，得到新华社的广大干部和军管小组的热情支持。
在建立领导班子初期，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军管小组张纪之被任命为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兼副社长，军管小组副组长张政德被任命为副社长。

派王殊去西德任首席记者

“文化大革命”初期，新华社驻外记者大都被调回国内参加运动，军管后期形势稳定，各项工作逐步走入正轨，恢复和加强国外分社工作，派出驻外记者也就被列入了议事日程。派谁出去和派往哪个国家，这在当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国际部的于恩光被派往伦敦任首席记者争议就不大，比较顺利。于恩光思想品德好，党性强，能团结人，工作积极踏实，业务能力强，他到英国后工作很出色。
接中央指示，新华社要向西德派驻记者。当时中国和西德还没有建交，去西德的记者担负着重要而艰巨的调研任务。军管小组认真研究后，认为王殊同志能担此重任。但派性和极左思想的影响，不少同志反对派王殊去波恩任首席记者。军管小组在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后，决定派王殊同志去西德。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殊是一位出色的新闻、外交工作者。他在西德工作期间，克服种种困难，做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党中央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首肯和重视。毛主席、周总理亲切接见了他，谈了两个多小时。毛主席还亲自递烟给他，王殊没舍得吸，想留做纪念，没想到被在场的乔冠华部长给吸掉了。不久，中国和西德正式建交，王殊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王殊成为中国驻西德的大使，以后又任外交部副部长。这是新闻工作者不可多得的荣耀，也是新华社的光荣。

整顿国内分社

新华社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设有分社，遵照周总理办学习班的指示精神，军管小组分期分批将国内各分社的干部调回北京办学习班，提高他们的认识，统一思想，克服派性，正确处理与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关系，并调整和加强了分社领导班子，使分社工作走上轨道，保证了宣传报道、调查研究及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周总理关心外事工作

周总理对新华社的外事工作十分关心。“文革”初期，新华社的对外活动几乎中断，军管后期对外活动陆续恢复，先后邀请了不少国外新闻代表团及新闻工作者来华访问。刘福平同志领导外事部全体同志认真执行对外政策及外事纪律，积极负责，勤勤恳恳，热情周到，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接待任务。总理很支持这项工作，被邀请的很多代表团他都亲自接见。我在军管小组中分管外事部的工作，先后参加了周总理接见外宾3次，李先念副总理和郭沫若副委员长接见外宾各一次。墨西哥最大的一家报纸《至上报》的社长1972年来华访问时，这位40多岁的社长独自经英国飞中国，一下飞机就要求周总理接见他（原计划没有安排总理接见），下榻北京饭店后，他哪里也不去，非要见周总理，如不安排他见总理他马上就回国。经请示，周总理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位社长得知后非常激动，来时的便装马上换成了整齐漂亮的西装。到了人民大会堂接见厅，总理和他合影留念，与他进行了热情交谈，回答了他的很多问题，他非常满意，更加敬佩周总理了。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这条新闻，并发了照片。
总理回答关于智利阿连德当选总统问题时说：“智利有长期的议会道路，所以阿连德的方针是比较独立的，但不是完全独立。之所以最后得了那么多票，是因为反革命的子弹帮了他的忙，这个子弹一打，激怒了智利人民，几乎全投了阿连德的票，开始不是这样的。我还提醒你，如果军队受到外国势力的插手，还有出乱子的可能，即发生政变的可能，我们希望智利官兵都是爱国者，保护国家主权独立。阿连德的政权是民主政权，民主政权没有武力支持是不成的。你们拉美进步政权，被武装力量推翻的，数不胜数，你比我清楚”。
重温历史，周总理的论述不仅非常精辟，而且具有远见卓识。民选的智利总统阿连德不合美国的口味，美国政府就操纵支持智利的独裁军人皮诺切特，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了合法的智利阿连德的政权，实行反革命专政和白色恐怖，杀害了千千万万的智利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智利人民现在仍坚持要审判他，讨还血债。
周总理的接见和谈话在墨西哥《至上报》头版发表后，受到各方关注，影响很大。
为了支援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1971年5月在北京举办了巴勒斯坦周的活动，阿拉伯国家来了20多位新闻界朋友，有社长、有总编辑、有记者，他们其中有的很富有，穿戴讲究。有的却很穷，如埃及两位记者，连换洗的衣服都很少。他们到中国后，受到热情地接待，都非常高兴，十分活跃，非常友好。
周总理很重视这批新闻界的朋友，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了他们。当他们来到大会堂时，总理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随后每个人都作了自我介绍（包括国家、姓名、从事的新闻单位等）。总理对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表示支持并欢迎他们来访。当总理表示愿意回答他们提问时，记者们纷纷踊跃地举手提问，总理对他们的提问都一一作了回答。有些记者还想二次提问，总理说你们提的问题全都回答了，你们没有提到的问题也回答了，并将记者的姓名、国籍、新闻单位及提出的问题一一地重复了一遍。总理的记忆简直神了，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最后新闻界的朋友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周总理的敬意和感谢。
以后我又陪同这个新闻代表团在北京参观了燕山石化厂，中阿友谊公社。在天津参观了杨村解放军军事表演，受到了天津市领导的热情款待。随后又乘飞机到上海进行参观访问，受到上海市领导的热情接待，最后又到南京参观了长江大桥，欣赏了南京军区幼儿园小朋友精彩的艺术表演。
在北京期间，首都新闻界在北京饭店为他们举行了招待宴会。

参加郭沫若副委员长接见尼泊尔贵宾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郭老，郭老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他身体很好，因耳聋带着助听器，慈祥和蔼，待人亲切，平易近人。他认真听取了外交部凌青司长的情况介绍，当客人到来后，他热情地握手迎接。照相后入座，与尼泊尔贵宾进行了诚恳的交谈。他着重宣传了我国的外交政策，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对我国对外政策的五项原则、八项准则记得非常熟，一条不拉，一字不差，不愧为人们常赞誉的文豪、天才。
文革前，北京的高级饭店不多，北京饭店就算是最高级的了，每个标准间，每天10元钱，当时觉得那么贵。新华社的外国客人多住在北京饭店，也有住在新侨饭店和民族饭店的。服务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都很好，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大公无私，不贪不占，无私奉献。遇到有送小费的，或恶意试探的，都有礼貌地予以谢绝，他们认为这样做是高尚的人格尊严的体现，受到了不少外宾的敬重和赞扬。
当时的宴请标准，中餐每人4.5元人民币，西餐每人5.5元人民币，香烟、酒水除外。四菜一汤，饭菜质量都不错，外宾反映较好。

军管小组成员的情况

中央决定派以张纪之同志为首的十三位同志组成军管小组，对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
组长张纪之，四十军副政委，副组长张政德，高等军事学院教员，甄文君，政治学院教员。组员：李荣欣，高等军事学院教员，孙浩，政治学院教员，章同华、王志军、郑苏枫，后勤学院教员，赵锋、董楚荣，空军学院教员，李锦华，通信工程指挥部参谋长，刘允中，通信团教导员，王树榕，总参二部外交官。另加张纪之的秘书胡荣华。后来又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和增加了部分同志。他们是：吴萱、王国贤、杨玉亭、俞林森、申云来、张银水、张文盛、范永忠、张成荣、张庆丰、张法杰、王绍云、王槐春、杜秉林，李春祥、王文杰、范振寰、孙志华、席文华、阴超群、杨冠德、刘广仁、刘崇基、李德山。其中张文盛同志春节前去山西永济新华社五七干校慰问干校学员，心脏病发作，经抢救无效，病故于西安。张文盛同志是某师的副政委，工作积极负责，群众关系较好，有威信。他的去世令大家很悲痛。新华社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全社职工都参加了，大家为这位为军管工作献身的好干部送行。
周总理对军管小组非常信任和重视，特别是张纪之同志经常直接从总理那里受领任务，接受指示。当时新闻界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局、外文局、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新影等参与新闻单位的重大活动，都是指定张纪之牵头，新华社主办。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随行记者很多，首都新闻界举行宴会招待美国新闻界人士，就是由新华社主办，张纪之牵头。这是一次盛大的中外新闻界人士大聚会，美国新闻界人士近百人，首都各个新闻单位的领导和代表也有100多人。宴会在前门北京烤鸭店举行，张纪之致词欢迎美国新闻界同行。美国记者非常高兴，十分活跃，他们大概也是头一次享受名扬四海的北京烤鸭，当服务员用盘子将冒着热气、油光酥脆、焦黄滚圆的北京烤鸭展现在宴会大厅时，美国人高兴地叫了起来。不少人拿出相机拍照，有的同服务员合影，有的好奇地询问，气氛非常热烈活跃。宴会后又安排参观了烤炉，介绍烤鸭制作的全过程。美国人非常满意，非常高兴，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友好交流，宴会给他们带来了美好的纪念。
类似的活动，如宴请朝鲜新闻代表团、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罗马尼亚新闻代表团、阿拉伯国家新闻界等都是张纪之牵头出面。
国庆节、五一劳动节等重大节日的宣传报道，也多是由张纪之同志牵头，协调准备，组织完成的。筹委会每次都给张纪之发很多请帖，我们军管小组的同志也沾了光。1970年9月30日下午7时，我参加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国庆招待会，能够直接聆听总理国庆讲话，和总理一起参加国宴，心情十分激动，感到非常荣幸。


张纪之同志是位好干部

张纪之同志是位好领导，好干部，新华社的军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军管小组，特别是张纪之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切实认真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政策，特别是周总理的具体指示，工作上抓住了重点，抓住了关键要害，着重抓了大联合、三结合、解放干部和宣传报道工作。注意掌握政策，对人的问题处理实事求是，特别慎重，保护了大批干部，争取团结大多数，促使新华社形成了团结稳定的大好形势。
他带领军管小组全体同志忘我地工作，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把新华社建设好的艰巨工作中，5年多的时间，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节假日都很少休息，同新华社的广大职工同吃同住同工作，鼓足干劲，克服重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军管人员，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光明磊落，不搞特殊化。军管人员不仅没有违法乱纪行为，而且也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家属子女安排工作，没有占有新华社的住房。军管结束时，除张纪之、张政德根据上级的安排留下工作外，其余军管人员全部撤离新华社，没有占新华社的任何职位，可以说是为党、为国家无私奉献，不求回报。这在当时的北京和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张纪之同志离开新华社后，有人想借机整他，说他反总理，还有人找我调查。我说，张纪之始终都认真地贯彻周总理的指示，新华社的成绩就是贯彻总理指示的见证。

我受到的教育和感受

认真按总理的指示办事，就会事半功倍，成效显著。这里有个比较，四人帮粉碎后，我参加了中央工作队，解决七机部老大难问题，得知周总理为解决七机部老大难问题，接见七机部有关人员30多次，没有解决问题，总理说自己无能。宋任穷同志说，我们听了很难过，不是总理无能，而是四人帮在破坏。四人帮粉碎5个月后，七机部仍处于瘫痪混乱状态。解决新华社的问题，由于军管小组坚决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办事，新华社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关键所在，就是是不是认真按总理的指示办事。比如总理一再强调的大联合、三结合，一碗水要端平，办学习班，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大胆使用好干部，业务上要依靠总勤务组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军管小组认真贯彻落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负责新华社国际部，就是按这些指示工作的，首先是对两派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公道正派，通过办学习班，做思想工作，促使双方互相信任，互相尊重，消除隔阂，促成大联合。这样的联合，思想基础牢固，经得起考验，没有反复，大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派性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对人的处理容易发生偏差，所以对人的处理一定要特别慎重，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搞清事实，要严格按政策办事，不能偏听偏信，感情用事，不能急于定案，不能因自己的疏忽伤害干部。这方面我在国际部遇到过不少事例，比如在审查刘宾江同志时，发现他的档案中提高觉悟后，批评自己有过骂毛主席的语言，在派性严重的形势下，假如被断章取义地捅出去，一定会被打成反革命。我要求审查人员一定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再比如谢文清的夫人郭宪球，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因为谢文清派性大，对立面很反感，想借机将郭打成特务。我看了档案，了解到她是在特务机关工作，但并不是特务。经反复做思想工作，总算把这件事平息了下来。又如，国际部年轻的编辑涂欣欣，有人检举她骂林彪像奸臣，经了解，她在她哥哥的单位和一些年轻人闲谈，有人说看林彪的长相像奸臣，她也说了，她哥哥那个单位知道后作了批评教育，没做组织处理。这事被国际部的有些人知道了，因为是她的对立面，所以非要把她打成诬蔑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我当时认为这件事，她哥哥是主要当事人，他们单位并没有按反革命处理，涂欣欣只是附和参与了，而且有认识有检讨，不应该按反革命处理，但是在一些派性严重的人强烈要求下，军管小组某领导点了头，我当时坚决反对，但无能为力，最后涂欣欣被抓起来了，据说后来精神失常了。对此我非常痛心和内疚，觉得对不起这位年轻人。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新华社群众服务。军管5年多来，我和他们朝夕相处，白天同他们一起参加运动，开会，办学习班，谈心，交流思想，统一认识，审查干部，开批判会。夜间就到各编辑室，看他们编稿、发稿、审稿，体察他们的辛勤劳动，跟他们每个人都接触过，交谈过，对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一定的了解，我们相处的很好，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如国际知识、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使得我至今对国际形势仍很关心，也有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这和他们的帮助和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们在工作中顾全大局，维护党的根本利益，不计前嫌，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支持老干部出来工作的公而忘私的精神，为新华社的团结稳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使我深受教育。他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们相处得很好，非常和谐，工作进行得顺利，心情也自然舒畅。
新华社秘书处有一个机要阅览室，这里的机密文件特别多，有外交部、中央调查部、总参二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调研资料及电报，有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这些资料主要提供给各部门主要领导参阅的，军管小组的同志也可以阅读，我经常利用晚上去阅读，增长了见识，受益匪浅。像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毛主席同尼克松的谈话，毛主席同田中的谈话，我都看过，很受教育，开阔眼界。比如谈到翻译唐闻生时，由于她出生在美国，外语又很好，而美国总统候选人必须要出生在美国，毛主席就风趣地说她可以参加美国总统选举。毛主席还要求外交部派一些娃娃到国外去学习外语，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后来新华社派了一些小孩随父母去国外学习外语，有的开始是白天送到外国人家里学习外语，晚上接回家，效果不理想，后来改为全日都在外国人家里学习，节假日接回来，学得很好。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他反对到处为他塑像，说白天晚上刮风下雨都让他在外面站岗。此后在国内把塑像大都处理掉了。
在新华社军管的后两年我分工负责新华社办事组的工作。军管后期建立健全了社级领导班子，在新华社核心领导小组下，设立了总勤务组，管宣传报道；政工组，管政治工作，管干部，管运动；办事组，管电务处（负责接收世界各国通讯社发布的电讯新闻）、行政处（负责吃住行）、外事部（负责接待与新华社有关的外宾）、秘书处（负责中文发稿，机要档案及社领导的有关活动）、印刷厂、图片社（负责洗印新华社各种图片）、战备单位（负责打起仗来新华社的地下坑道建设及机动的战备车队）。
办事组组长李延年、副组长王毅之。这是两位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党性好，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能团结人，我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他们对我也很尊重，协调配合较好，各项工作都开展得比较顺利。我们在一起相处友好，心情愉快。
周总理对新华社的战备工作很重视，军管小组根据总理指示，对原来的两个战备车队进行了精简整编，编成了一个战备分队，使其更精干，更便于机动，更适应战时需要。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织了战备分队和有关部门的编辑记者，结合新华社的情况进行野战拉练。组成了两个野战机动分队，每个分队都能抄收新闻，发新闻稿，编发参考消息，出新闻图片。两个车队都有电台，印刷设备，图片洗印设备，发电设备，两个分队保持经常通信联络，一个分队向易县方向行进，一个分队向北戴河方向进发。沿途还组织了参观学习，如参观了焦庄户地道战设施，还和当地老百姓座谈联欢。为使知识分子得到锻炼，还组织了行军，急行军，通过敌人封锁线，夜间站岗放哨等活动。大家普遍反映较好，不仅得到了锻炼，还受到了教育。
经周总理批准，还将新华社战时的地下工程建设纳入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地下首脑工程系列。组织了专人进行勘查、定点、设计、施工，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工程任务，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建设。此外还新建了印刷厂和图片社，改变了原来陈旧落后的面貌。


原载《难忘岁月——一位通信战士的岁月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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