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回首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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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钓鱼台

丁东


　我认识阎长贵先生有5年多了。当时，我们在北京平西府一带居住，算是近邻，走动比较多。近一两年住得远了，见面很少，但经常通邮件和电话。

　　阎先生长我14岁。我和他交往，他从来不摆老资格。常常是一篇新作，写出草稿，就发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有时不揣冒昧，提出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意见，他基本上都采纳了。他的诚恳和谦逊，使我更加尊敬。

　　屈指算来，我知道阎长贵的名字已有47年。1966年，我还是一个初中生，阎长贵的署名文章就已经传遍海内。当时他是《红旗》杂志社的编辑，那年三四月间，在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组织下，他参与撰写了两篇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和戚本禹、林杰联名发表，被各种报刊转载，其知名度不亚于今天的明星。他说，自己当时心态是“夺取政权，咱没赶上，保卫政权，决不能落后”。现在认识到这些文章是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对此深感内疚。

　　“文革”开始后，阎长贵先后进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央文革简报组、江青办信组工作，从1967年1月起担任江青秘书，11月底担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1968年1月蒙冤，他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7年之久。出狱后，他又背着黑锅，到湖南洞庭湖农场劳动。幸亏农场领导人尽量善待，才使得他获得人间的温暖。改革开放以后，他冤案平反，重返《红旗》社杂志工作。退休以后，目击“文革”叙事中鱼目混珠的种种乱象，又开始了相关的回忆与研究。

　　阎先生一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就显示出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特色。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同时也是历史现场的当事人。当时，国宾馆钓鱼台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场所。他在钓鱼台工作期间，接触了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与江青打交道自然更多。这让他获得了一般学者所不具备的高层政治生态的感性体验，成为他还原历史真相、追寻历史疑团的基本参照。

　　他记忆力极好，对当年的细节如数家珍。现在流行的各种说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走样的、哪些是虚构的，他不只是靠文献和逻辑来判断，更是靠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判断。所以他的考辨文章，具有更高的公信力。2009年，他和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后，马上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近来，他又要将若干新作结集为《在钓鱼台的日子》，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阎长贵先生出身山东农家，为人特别朴实，一是一、二是二。江青当初挑选他当秘书，也是看中了他这个性格特点。他在洞庭湖农场得到当地干部的同情和照顾，人家说：“他太老实了！”这种性格使他对学术研究特别较真儿，决不随波逐流。

　　江青把他构陷入狱，让他吃尽了苦头，但他研究江青，却坚持“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如实地还原江青的本来面目。舆论对江青上世纪30年代的评价多为负面，阎长贵则说她当时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工作，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和她后来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地位时做的坏事相比，1930年代是她的黄金年代。

　　关于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有限制江青参政的“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甚广，阎长贵经过认真考证，判断这种说法不足为信。他就此写成文章，让我转何方先生一阅，并和我一起到何方家中当面求证。何方多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张闻天夫人刘英晚年与何方就党史的内情有过多次深谈。张闻天和刘英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重要知情人。何方当面向阎长贵表示，“约法三章”的确子虚乌有，刘英生前也是这个看法。

　　阎先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和当时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彼此信任，沟通机会较多。有一次我阅读了史云、李丹慧所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发现里面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华国锋接班是毛远新向毛泽东推荐的，于是我向阎先生求证。阎先生很快给远在江西的毛远新打了电话。毛远新当时给他的答复是：“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属意和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说，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说他不能团结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他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那本书里还谈到谢静宜托王海容、唐闻生捎话给毛泽东，她有错误可以批评她，但不见她，她有些难过。为此，阎先生当即和谢静宜通了电话，谢静宜反问：“我还要通过她们向主席为我说情吗？”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张玉凤披露毛泽东晚年要安排江青当中央主席，毛远新、张玉凤当政治局常委。为此，阎先生和他之后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一起，分别找汪东兴、张玉凤、毛远新求证，写成文章，否定了这种讹传。

　　阎先生曾经对我感慨：当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活着的只有一个半人了。一个是指戚本禹，半个是指穆欣，因为健康状况，已经不能说话。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是自然规律。然而，随着历史当事人的谢世，一些重要细节也将随之带进坟墓，这不免给想要了解历史的后人留下诸多遗憾。有鉴于此，我希望阎先生笔耕不缀，给世人留下更多的历史见证。



来源: 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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