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路线分歧与制度质疑——林彪父子的政治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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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分歧与制度质疑——林彪父子的政治区别

陈子明


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后，为“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竭尽全力。林彪对毛泽东这个人看得很清楚：“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但为什么林还要为毛摇旗呐喊呢？他私底下有个解释：“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事实上，林彪失算了。正是由于他的“主动”、“照顾”，使毛泽东得以“锋芒毕露”，打倒了政治局及常委中的多数同事，实现了“个人独裁”。毫无疑问，林彪为毛泽东文革路线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林彪认为文革应当告一段落了，毛泽东却要“继续革命”，于是出现了路线分歧。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主动出击，遭到失败。毛泽东要他作检讨，林彪鉴于高岗、刘少奇、彭德怀的教训，拒绝检讨，形成了政治僵局。在毛泽东紧锣密鼓地策划解决林彪问题的时候，林立果下决心反抗。林立果及其“小舰队”的详细情况，至今仍是一团迷雾。但他们的反抗和林家父子的死亡，成为毛泽东文革路线由兴到衰的转折点。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可以用在林家父子身上。

一、路线分歧与庐山会议

1949年以后，林彪并非事事都拥护毛泽东，譬如说称病拒绝领兵去朝鲜，腹诽大跃进和反苏：“大跃进，凭幻想胡来，是蚀本生意，搞得过分，过极了，破坏了个人积极性。对苏联，做绝了，绝则错。”但是他懂得“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所以在公开场合一直顺毛捋，所以毛才会把他指定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是到1969年以后，林彪与毛泽东的路线分歧加剧了。

林彪根据常理认为，在“抓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促生产”上来。所以他支持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陈伯达是林彪在这个时期的主要政治盟友，因此我们可以透过陈伯达的言论来了解林彪的思想。1968年1月29日，陈伯达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我觉得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发展电子工业，大力发展现代化的电子技术、电子器材的工业。……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发展，将促进我们的工业大跃进，将是在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新的工业革命的出发点。采用现代化电子技术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产品质量，而且能够大大节约原材料，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增产节约的要求，同时是实现主席历来提出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项具体措施。”显然，陈伯达此时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工业大跃进”、“工业革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上来。1969年，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批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时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而张、姚则反过来攻击陈是“唯生产力论”。

应当说，此时的林彪、陈伯达以及周恩来所主张的回归常识和常理的路线，代表了中共党内多数人的想法，他们的路线与1975年的邓小平、叶剑英路线，是承前启后、一脉相传的。但是他们完全误判了毛泽东。自从“大跃进”失败以来，毛泽东对于在经济上、科技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已经丧失了信心，也失去了兴趣。他此时着迷的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来开创自己的历史品牌，通过制造“精神原子弹”来震撼世界。真正理解、继承和发展了晚年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只有中国的张春桥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当毛泽东与林彪谈论由“小张”接班的问题时，林彪才从梦中醒来。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路线斗争，是林彪、叶群、吴法宪等人首先挑起的。他们动员了大多数中央委员，不指名地围攻张春桥，企图把他一举拿下。但他们不同于堂堂正正对“大跃进”提出批评的彭德怀，选择了一个极端愚蠢的话题，说张春桥反对“称天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样，当毛泽东本人出来挺张，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批判“称天才”时，反张阵营就不攻自破、土崩瓦解了。如果说1959年庐山会议是一出历史的悲剧，1970年庐山会议则是一出历史的闹剧。文革中“打着红旗反红旗”，不论是林彪还是一部分“造反派”，最终的结果都是成为毛泽东的牺牲品。旗帜鲜明，这是开展正确路线斗争的先决条件。

毛泽东“杀鸡给猴看”，先拿下陈伯达，再敲打黄吴叶李邱“五大将”，等待林彪缴械投降。但是林彪至死不认错，中共党内像他这样的人，只有不多的几个，前有陈独秀，后有赵紫阳。但是，林彪下了庐山以后，只是停留于消极抵抗，并没有采取任何反对毛泽东及其路线的积极措施。

二、制度质疑与“五七一工程”

“大跃进—大灾难”导致几千万人饿死，文革中上亿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当年刘少奇曾赞叹，中国老百姓“真好啊”，现在的文化决定论者则哀叹，中国人“真懦啊”。事实上，不论是在“大跃进”还是文革期间，人民群众中都曾经反抗过，涌现出数以千计的所谓“反革命组织”，只是由于专政机器空前残暴，舆论控制空前严密，所以各地的“星星之火”，没能形成陈胜吴广式的“燎原之势”。而由于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国军民，使得林立果及其“小舰队”的“五七一工程”，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反抗案例。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密谋策划武装起义，企图刺杀毛泽东，是有人证、物证的。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林彪和“五大将”知道和支持“五七一工程”。后者与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分歧，还属于路线分歧的层面，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党内路线斗争。而“五七一工程”的作者们，已经对现行制度有所质疑。

“五七一工程”说毛泽东“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这些内容与林彪自己写的小纸条，是一脉相承的，表明林家父子对于毛这个人的品行，有着一致的认识。

“五七一工程”又说，毛泽东“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这些话已经属于理论性、制度性的剖析和批判，是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这些人说不出来的。

“五七一工程”号召：“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可以说正是后来群众性的四五运动的第一个动员令。“五七一工程”主张：“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个主张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先声。

下发“五七一工程”的效果，完全出乎毛泽东的预料——不仅没有搞臭林彪，反而进一步动摇了自己的合法性与群众基础。当然，即使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仅仅林彪“折戟沉沙”这件事，就已经让他下不了台。胡平曾经写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早就感受过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与不满。我们发现自己的很多愿望和想法被压制，自己的许多利益被损害。不论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是何等的冠冕堂皇，美妙动听，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大量的丑恶和污秽。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这些感觉经验却并不足以帮助我们萌生怀疑与反叛的思想。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想不通’，可是，我们不敢轻易地怀疑党怀疑领袖，我们总是怀疑自己。我们怀疑自己理论水平不高，世界观没有改造好，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因此对形势不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总是力图用官方的理论去解释现实，解释经验，而不是根据现实，根据经验去批评理论。”如果没有一种特殊的刺激，人们很难摆脱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式。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九一三事件”。胡平当时写了一首诗：“闻林彪事件有感惜乎不中秦皇帝，毕竟渔阳鼙鼓来。纵有家书欺海内，奈何神像落尘埃。”很多当年的知识青年也有类似的感触。林彪死后，毛泽东的神像也跌得粉碎，从此无法再登上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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