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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国十七年北京市教育领域受“阶级路线”的影响，将公民的教育权予以区分，十分重视面向工农大众，特别注重干部子弟优先，通过政治审查制度将剥削阶级子女升入高等学校的权利予以限制或剥夺。“阶级路线”在教育领域的贯彻取得了工人和贫下中农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支持，扩大了新中国统治的政治基础，但是形成了新的社会歧视和特权阶层，最终使北京市教育领域成为“文革”的重灾区。
[关键词] 阶级路线 工农优先 政治审查 干部子弟
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根源，马列主义将教育定义为“阶级斗争的工具”，[1](P4) 对教育这一性质的界定，使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以后在教育领域贯彻了一条“阶级路线”，所谓教育领域的“阶级路线”是指新中国的公民在入学、入队、入团、入党、升学等教育的许多方面，根据家庭出身的不同予以不同对待。在建国后新的社会谱系中，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的子女，一直是优先教育、选拨、使用的对象，而“剥削阶级”子女的向上流动则受到限制甚至剥夺。教育领域的“阶级路线”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北京市的教育得政治风气之先在这方面最为典型，本文拟对建国十七年“阶级路线”影响下北京市各阶层的教育权利分配及状况变迁进行研究，从这一角度对北京市教育领域成为“文革”的重灾区作出历史的解读。
一、工农及其子女的教育优先权
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方针。[2](P8) ，教育“向工农开门”既是普及教育之举，更是一项政治任务，工人、贫下中农“根正苗红”其子女也被认为政治上可靠，所以成为教育优先发展的社会阶层。
1．工农教育的优先权
工农干部、产业工人和贫下中农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时主要依靠的力量，革命胜利后将其培养为知识分子，适应建设事业的需要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共中央决定在“机关、部队、工厂、学校普遍设立工农中学，吸收大批工农干部及工农青年入学，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干部。”[3](P14) 按这一方针从1950年起建立工农速成中学，招生对象是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工农干部和有三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学习三四年达到中学程度后再升入大学。
工农速成中学中最为著名的是教育部与北京市文教局联合创办的北京人民大学附设的“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1950年开学共招收3个班，学生120人，年龄在20-26岁之间，其中参加革命或产业劳动10年以上的19人，5年以上的20人，3年以上的81人。[4] 如著名劳动模范郝建秀、战士作家高玉宝，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屈银华都曾在这里深造。同时还创办了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北理工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等学校。
工农速成中学是大学预科性质的，1954年国家规定：“对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合于优先录取条件的产业工人及工农干部考生其各科成绩适当加分；参加第一类考试者，除政治常识外，每门科目平均增加10分，总共增加50分；参加第二类考试者，每门科目平均增加15分，总共增加60分。”[5](P65~66)可见，由于工农学生成绩参差不齐，国家在其升学过程中给予了很大的照顾。
2．工农子女入学率不断提升
1949年7月北平市中小学第一次招生，教育局通令各市立中小学对工农子女予以照顾，规定：“工农子女适当照顾，放宽入学年龄，降低录取分数标准。为了更好地组织超龄生学习，在超龄生较多又有适当师资条件的地方，小学办速成班，或单独举办速成小学。”[6] 根据这些原则，随着工农群众在政治上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特别是农村土地改革后生活的改善，工农送子女入学的热情空前高涨。
1949年北京市各小学多吸收了17242名工农子女入学，市公、私立中学多吸收工农子女12300人。[7](P167) 之后，为照顾工农子女入学，北京市教育局规定：“对投考市私立小学的工农及干部子弟降低5分至10分并放宽年龄尽先录取，如仍不合格者，有条件的降级录取，并对家境贫苦无力求学者免收杂费。”[8]这样就以最大限度保证了工农子女入学，北京市中小学生中工农子女的比重明显提高。
1954年以后历年档案中工农子女入学比例的统计都维持在70%以上。但是，如下表所示：
1955年 北京市中学学生家庭出身统计表[9]
总计
| 工人
| 农民
| 革命军人
| 职员
| 其他
| 合计
| 22208
| 25497
| 1732
| 40553
| 27077
| 117167
| 其中
| 初级中学
| 19139
| 21383
| 1284
| 28000
| 19686
| 89492
| 高级中学
| 3069
| 4114
| 448
| 12553
| 7391
| 2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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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1.工人包括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搬运工人及司机、保姆等体力劳动工人；
2.农民包括贫农、雇农、中农；
3.职员包括机关团体干部、教职员、技术人员、店员等。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统计中的“工农子女”占70%以上的算法，其中包括了工人子女、贫农、雇农、中农子女、革命军人以及国家机关团体干部等在内，如按照单纯的工农家庭出身算的话，得出数据如下：北京市中学生中的工人、贫农、雇农、中农子女占40.7%，其中初级中学占45.3%，高级中学只占30%。可见，贯彻“阶级路线”的过程中，工农子女被赋予的教育优先权，被革命军人、职员等家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事实上由于家庭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传统劣势工农子女在高端教育资源的竞争时往往处于劣势。
3. 工农子女在教育上的事实劣势
建国十七年中农民子女中途退学现象严重。1963年北京市委教育部调查了昌平县小汤山、泰陵两个公社，小汤山公社1962、1963两年共有退学学生108人，其中贫下中农子女79人。1963年泰陵大队有106名小学生退学，全部是贫下中农子女。退学的原因主要是：家庭劳动力少，经济困难，无力供给子女上学，需要子女参加一定的辅助劳动。[10]退学除了生活本身的压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53年之后，国家规定：“凡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旦未能升学，就必须回乡去当农民，参加农业生产。”“而60年代农村中学的高考升学率只有1% ”[11](P5，231)农民认为“上了学还是回家种地，念不念书不吃劲”。[10] 与其花钱上学之后再回家种地，不如让孩子直接退学当农民算了。
能够升学的工农子女在高端教育资源的分享方面也处于劣势，如陈晓鲁提到：“1963年，我高中上了（北京）八中。八中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农子女少。”[12] 当时，在北京市的重点中学里多数如此，干部子弟有权力支持，知识分子家庭一般学习氛围浓，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多为建国前的资本家、地主等掌握文化的阶层，他们虽处于社会底层，但往往能将社会上的歧视化作学习的动力，而工农子女由于家庭收入、生活条件、文化氛围等经济和历史因素的限制，并不能够在考试上有较强的竞争力。北京市数量较多的一般中学里吸收的才多是工农子女，这些学校教学质量相对较低，高考升学率只有20%左右，学生即使有幸升学，考入的也多是一般大学如师范、农林等学校，工农子弟中很少人能够进入社会“精英”的圈子之内。
二、剥削阶级子女教育权的逐步限制和剥夺
建国后一方面伴随着教育的发展，工农及其子女的教育机会得以明显扩大，另一方面伴随着1957年之后阶级斗争的不断升级，教育的泛政治化也日益严重，剥削阶级子女升入高等学校的权利被逐步的限制和剥夺。
1．剥削阶级子女的政治歧视
1957年反右时高校学生中出现了不少右派分子，导致高校招生受到了“左”的批评：“以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存在着贯彻阶级路线不够、注意新生政治条件不够的严重缺点，要求今后大力改进。”[13]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之下，1958年国家对政治审查标准作了较大的修订，指出：“高等学校在审查录取新生时，首先要看政治条件，要注意审查考生平时的政治立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经过审查认为政治条件合格的，再结合学科考试成绩和健康条件，择优录取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较好的新生入学”。政治条件、政治质量被放在了高校招生条件的首位。
在1958年“内部掌握，不公布”的政治审查标准中明确规定：“对于地主、富农和反动官吏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没有划清思想界限，表现落后的，都不予录取；而机密专业则对一切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政治上没有明显的进步表现的都不录取。”[5](P320)
高等学校招生时要求高级中学在“政治审查”时将毕业生分为“可以取入机密专业”、“可以取入一般专业”和“不宜录取”三类，剥削阶级子女是不可能录入“机密专业”的，所以分数较高也只能降级录取，如果一旦被写上“不宜录取”，无论成绩如何只有落榜一途。更为不幸的是，“文革”之前的高考并不公布分数，政审的原则也只是内部掌握，落榜的青年并不知道自己落榜的真正原因。遇罗克的遭遇就是典型，父母右派的出身使他没有报考大学文科，而选择了地质学院，1960年根据高教部的存档成绩单证明（“文革”时档案被发现），他高考成绩优异，却连大学的最后一个志愿也未被录取，原因是政审不合格，在高考落榜后，遇罗克去了红星人民公社郊区当了农民，1962年，取得了公社同意报考师大中文系，成绩很优秀但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叫大队卡住了。[14](P234) 由于对“阶级路线”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歧视的深刻思考，遇罗克在“文革”中撰写了著名的《出身论》以反驳“血统论”，但却被当做“现行反革命”枪决，成为“阶级路线”的牺牲品。
大学之门对剥削阶级子女逐渐关闭，高校中剥削阶级子女比重逐年下降，1958年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新生，占新生总数的16.9%，到1965年下降至6.1%。[5](P587)
2．剥削阶级范围的不断扩大
政治审查时虽然限制了“划清思想界限”，“重在表现”等条件，但是由于这些条件都是审查者的主观判断，一些干部担心有袒护“出身不好”青年的嫌疑，在具体执行中往往宁左勿右，将所谓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范围一再扩大。最初是地、富、反、坏、右子女，后来加上资本家子女、历史不清白分子的子女，再后来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也被划入资产阶级范围之内，还有民主党派、富裕中农甚至一般职员的后代都在劫难逃。最初“子女”只是指直系子女，后来扩大到孙子孙女、侄儿侄女以及其他亲属。在有些地区甚至“左”到凡亲属中有一人成分不好，那么即使这个青年的父母是“红五类”，也会被视为不可靠。[11](P192)
如1961年北京市教育局向中央反映高校招生中的问题时指出：在北京招生的46所高校共录取新生6759人，有部分学校在录取学生时，审查学生的政治条件只看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而不注意考生本人的政治觉悟和考试成绩；有的一般专业，按机密专业的政治审查标准录取；有的机密专业，按绝密专业的要求录取。因此，在全部录取结束以后，有考试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的376名考生没有被录取。北京市教育局对这一批考生作了检查，其中只有少数人是由于剥削阶级出身或社会关系复杂，本人不能划清思想界限、表现落后，因而不应录取；多数人都是表现较好、要求进步，甚至有的是团员干部，这些人完全应该录取；还有一部分人，家庭成员中有被我政府镇压、判刑、管制或在海外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但是本人的确表现进步，仅仅因为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中规定过严，要求这些学生必须经过“实际考验证明确实划清了思想界限，并有特殊进步表现”或“显著进步表现”，因此，都被列为政治条件不合格而没有录取。[15] 由此可见，由于政审标准掌握的过严导致了5.6%的成绩优秀的学生被挡在大学之外。
到“文革”前已愈演愈烈，在1964年《文教简讯》第67期登了一封群众来信质问高教部：“对家庭成分要求之严，简直成了惟成分论者。几乎是完全不看学习成绩，光凭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来录取！成分好就是觉悟高，成分不好就是觉悟低。”“历年来，学生的学习成绩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不受重视，对社会关系要求之严，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5](P587)
三、干部子弟的教育特权
建国后在新的社会谱系中，尽管干部子弟与工人、贫下中农、烈士子弟同属人民阵营，但从出身论的观点看，他们对政权的重要性并非等同，北京市的干部子弟作为红卫兵运动中出巢的第一窝黄蜂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与建国十七年来干部子弟享有的特权以及所受的接班人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1．专设的干部子弟学校
1949年入城后革命干部阶层的特殊利益逐渐显现出来，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及团体得根据需要，设立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小学的设置、人事配备、经费，由设立机关和团体负责解决”，“如限于人力物力不能招收全部机关子女时，得依干部的职务、工作年限、待遇等条件优先录取一部分。”所以在供给制、单位制的管理模式下，教育领域出现了一批经费充裕、设备精良的干部子弟学校，当时全国闻名的有：北京军区八一学校、北京市一〇一中学、北京育才中学、空军机关育英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语学校、外交部子弟小学等等。
干部子弟学校的编制非常大，干部子弟小学学生与员工之比为6:1，而一般大城市小学的这一比例为28:1，农村小学为35:1。[16](P149) 由于这些学校只对本系统的干部子弟开放，具有明显的特权色彩，引致普通市民的不满，老百姓责怪过分照顾干部，说：“官向官，吏向吏” [17]这也引起了一些领导人的警惕，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2](P78) 直到1955年北京市取消干部子弟学校，所有干部子女小学停止招收寄宿生，各部门办的干部子女小学交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接管，以便统一管理。[18]这些学校虽允许平民进入，但仍是干部子弟聚集的地方。
2．干部子弟进入重点学校的特权
专设的学校取消，随着重点学校制度的完善，干部子弟多数进入北京市的重点中小学。北京市小学入学一般是就近原则，但升中学有统一考试，学生考前可报三个志愿，学校严格按照统考分数录取，重点中学里集中了最优秀的教师、最完善的设备，升学率高达70%—90%，这在当时意味着可以获得更有保障的、更优越的社会地位，所以进入重点中学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但干部子弟却在进入重点学校方面享有特权，体现在：可以随便选择学校、升学考试成绩不够予以照顾、招生中提前预留名额、开学以后转学插班等方式。如陈毅之子陈晓鲁提到：“1963年，我高中上了八中……考八中时，分数还是稍差了一点，是‘照顾’进去的。父亲太有名了，我的分数就差一点点，学校说，那就让他进来吧。”[12] 李锐之女李南央（中学在北京女十中）回忆：“进入初中二年级后，班上一位元帅的女儿离开了我们，转入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是女子中学中排行第一的。”[19] 1961年北京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很多学校代表对干部子弟特权表达了不满，北京二十六中代表质问北京市教委说：“高级干部的子女，为什么要上哪校就上哪校？”北京五十中的代表说：“区里不少干部的子女进了崇文小学，对高级干部子女给予的特殊照顾，不合适。”北京市女二中代表说：“招生留名额，干部的子女成绩不够标准也收了，影响教学质量，对外影响也不好，还助长了学生的特殊化。”[20]
3．干部子弟学校生活中的特权
干部子弟入学后的在学校中待遇也较一般中小学学生为优。1952年各干部子弟学校学生的津贴费的标准不同，最低的是北京小学每人每月10,4909元，最高的是华北中学附小每人每月23,0295元；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甲等140斤小米、乙等130斤小米、丙等100斤小米。[21] 而1952年普通高中的助学金：甲等每人每月9,5000元、乙等每人每月7,5000元、丙等每人每月5,0000万元。[22]可见，干部子弟小学生最低的补贴比普通高中生最高的助学金还要多，其学校生活上的特殊化、等级化略见一斑。
六十年代以后干部子弟在学校里接受的是接班人的教育，一些重点中学里公开宣称他们的培养目标就是未来的部长、副总理、外交官等，1965年考入北京四中的陈凯歌描述道：“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这种在孩子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23](P48) 正是这些学校生活中的种种特殊对待，使干部子弟不断膨胀，造成了脱离群众，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使得他们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
结语
建国十七年北京市教育领域贯彻的“阶级路线”，主要出发点是使工人、贫下中农成为政权坚实的群众基础，使干部子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特别是1957年之后对于剥削阶级子女教育权的限制或剥夺形成了新的社会歧视，使得工人、贫下中农的社会优越感大大提升，取得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政权衷心的拥护。不过教育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具体的问题，教育本身的发展并不是完全遵照行政命令的轨迹，而是逐渐变迁的过程，通过北京市的具体状况可以看出，工人、贫下中农在教育中事实上的劣势造成了优先权的名实不符，使得他们对于这一教育体系极其不满，为“文革”中对教育领域的“修正主义”的批判积聚了情绪。
而干部子弟的的培养更是通过教育形成了特权阶层，当“文革”风暴骤起时，重点中学的高干子弟最早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气候中了解到了高层政治动态，他们认为时代给予他们的革命契机已经到来，在“文革”初期没有任何一个大学的学生敢于组织起一个政治性组织，发表自己的政治宣言的时候，清华附中的干部子弟们最早建立了红卫兵组织。 [24](P9) 红卫兵最初的首领清一色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弟，他们直接以“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理论，首先对学校进行了冲击，原因在于“文革”前教师在理论上认为要平等对待所有的学生，学校对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采用了一样的标准要求，而“文革”开始后，干部子弟地位转变，他们公然控诉学校领导给他们的特权不够。
工农的不满和干部子弟的膨胀在执政者蓄意引导之下绘成洪流，使北京的教育领域首当其冲成为“文革”的重灾区。正是因为教育领域“阶级路线”的实施是“左”倾错误的产物，所以在1978年之后高等教育招生考试中的政治审查制度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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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北京市档案馆.市、区教育部门和城、近郊区中学三级干部会议文件[Z].档号001-023-302，1961.
[21]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巿委关于北京市中小学学生负担及生活情况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Z].档号001-172-001，1952.
[22]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关于调整人民助学金标准及改进办法的规定 [Z].档号011-002-246，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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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ss line of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Beijing During Seventeen Years after the New Country Built
SUI Zi-sui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Beijing 100048 ）
Abstracts uring seventeen years after the new country was built,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Beijing has being influced by the Class line,divided the education right into some different ways ,such as priority,restriction and deprivation.The interior of working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workers and peasants very much,especially to the priority of cadres’ children,but the education right to hig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Exploiting class has been restricted and deprived gradually by the Political censorship system.The Class line was carried ou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which gained the support of Working people.,enlarged the rule base of CPC’s regime,but formed new Social discrimination,finally made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rdest hit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Keywords: Class line Prioriti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Political censorship The children of cadres
通信地址：100048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05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姓名：隋子辉 联系电话：13601274853 电子邮箱：suizihu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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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3 16:4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