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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附中文革备忘录(上)
前言
南师附中前身,三江师范学堂附属中学堂,筹建于1902年。1949年8月前,名为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改名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南师附中)。
南师附中曾涌现出巴金、胡风、汪道涵等众多著名人物,其中包括袁隆平等54位院士。
南师附中也是高干子弟、高知子女云集的学校。文革前,干部子弟几乎占到学生总数的一半,南京军区、省市领导的许多子女都在这所学校。
1964年,南师附中进行教育改革。1965年1月,与上海育才、北京景山、辽宁黑山三所中学一起,被教育部定为全国教育改革试点学校。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朱之闻担任教改工作组组长,南师附中校长沙尧为副组长之一,组员包括省重点学校的校长共12人。南师附中的教改目标是实现毛泽东教育思想,强调学生「为革命而学」,「一颗红心,多种准备」。
1964年,南师附中树立了放弃高考,背离家庭,去农村落户的学生典型黄桂玉(方玉)。包括她在内的3所中学共72位新农民(南师附中43人),在盱眙县马坝公社落户,被誉为72贤,成为全国中学生的楷模。
至1966文革前夕,「为革命而学」的政治激情,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争相革命的情景,在南师附中已形成氛围。学校树立的「为革命而学」的教改典型周小阳,登上了刊物《中学生》。南京市仅有的6名中学生党员,南师附中的干部子弟占了5名。
正是这种特色的政治氛围,使南师附中的文革极具特点,且有代表性,成为文革研究的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
1966年的南师附中共26个班级,每个年级4个班(高一年级为6个班级),学生总数1320名。
1966年
5月16日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发动文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1967年5月17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
5月18日
高二、高三学生,结束盱眙县马坝公社1个月的学农,返宁途中在马集中学,开了声讨「三家村罪行」的大会。
5月20日
高三学生要求停课闹革命。校方提出「分科复习,准备迎考」。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2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6月初
南师附中的建国院、五四草坪等处,设立了大字报栏。校长沙尧在大会上规定,只能批判社会上公开点名的牛鬼蛇神及反动文章,禁止同学贴校内人员的大字报。
6月8日
下午,高一戊李鲁闽(干部子弟)贴校内某教师的大字报。沙尧说:「哪个叫你们搞基层的?上面没来指示,年轻人头脑就是简单!」
6月9日
全校开始停课,专写大字报,揭露教师的错误言行。沙尧下令收回大字报:「要贴,贴到教室去。」。
高三丙、高三丁分别给班主任葛家覃、胡百良写大字报。沙尧吩咐贴「小字报」。
6月13日
中央和国务院通知,1966年高校招生推迟半年。
中国科技大学的董一龙等校友,写来两封信,批评校领导屈服于高考制度。有同学想效仿北京学生给党中央写信,被沙尧制止。
高三甲同学收到华中师大一附中关于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以及北京四中号召学生投身革命实践的倡议书《敢教日月换新天》。沙尧扣押这两份倡议书,不准传阅
。
6月18日
《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四中、一女中,给中央和毛主席的信,要求彻底改革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即日起,全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闹革命」。南师附中校园一片敲锣打鼓声。
禁止贴校内人员大字报的规定被突破。被贴大字报的教师人数迅速超过四十人。教师曹焕三、曹金陵贴出「揪出走资派李夜光」的大字报,指责李夜光反对教改,解放前去过台湾。校内盛传沙尧在一次党内会议上的发言,暗指李夜光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李夜光贴出反驳大字报,否认去过台湾。
马明(数学教师)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这也与沙尧在党内会议上的讲话有关。
大字报集中于有「历史问题」的教师身上,其中有赵耀如(副校长)、季廉方、陈继贵、陆远猷、马笃庆、吴耀卿等。吴耀卿被指控为国民党军队的翻译官,实际上是抗战期间美国顾问的翻译。
6月30日
马笃庆贴出检查,立即遭到大字报围攻。说他的检讨「又臭又长,是假检查、真反扑、想蒙混过关,决不能放过老奸巨滑的狐狸。」
沙尧强调:要分清两类矛盾,讲政策,矛头要集中到已经定性的「死老虎」身上。
负责档案管理的党支部办公室主任杨琼,时常「不经意」 地透露一些教职工成份的「小道消息」, 暗示学生去揪「死老虎」。如总务处副主任杨长庚、总务处库房保管员周欽及部分有历史问题的教师。
初二乙学生将装有墨汁、浆糊的盆子架在教室门头上,强迫班主任吴至婉进入。如此反复作弄教师,致使吴老师没有衣服可换。
学校小卖部也成了大字报「炮轰」的对象,说小店是「黑店」要砸烂。大字报说小店的老太经常克扣食品的斤两,晚上还偷舔油球上的油痕。有学生在小店的门板上贴上封条。小店老太和她的女儿被赶回农村老家。
7月4日
数学教师陶强,遭到她家小保姆的揭发。说她在家将毛主席石膏像破坏,并倒进垃圾里(陶强后来的叙述是小保姆失手打碎了石膏像,她是帮忙处理倒进垃圾里的。)。小保姆的揭发,引起学生们的愤怒。
学生将字纸篓套在陶强头上,淋上墨汁游校,在东一楼西侧召开现场批斗会。有学生烧掉一个写着她名字的纸人,引起一片欢呼声。数学组的老师们,也揭发她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教师闵开仁、杨志年,分别将陶强送的小提琴、手表、教学书籍,扔在陶强的脚下,表示坚决与她划清界线。
沙校长担心学生失控,在东二楼发表讲话。强调当前是揭露阶段,要「揭深」、「揭透」、「揭完」。 呼吁党员、团员,保卫党的政策。有高二的学生出面给陶强打洗头水,此举反而火上浇油。同学们喊出「打倒陶强!」的口号。
以后的几天,陶强不止一次赤裸双脚,口叨鞋祙,敲着锣,在校园内被游斗。一些「红五类」学生还将流经校园的金川河水、污泥,从头到脚浇得她如泥人一般。她被打耳光,眼镜被打落,脸被打肿,自行车也被初中学生抢走。她头发被剪光,不得已戴了一顶草帽,还被勒令取下。有一次在校园后门口,陶强戴上草帽,被认为违反规定,遭受几个「红五类」女生的伞柄抽打,引起周围居民的公愤。
陶强家被抄(66年8月),存折被拿走,天天挨打挨骂。她多次向吕鸣亚老师表示,走投无路时准备跳玄武湖。吕鸣亚老师劝慰她:千万别走这条路,为了自己,也为了张钰哲先生(紫金山天文台台长),要顽强地活下去。
7月5日
高三甲《只争朝夕》小组李天燕、曾小渤、王史维、廖迎凯、金勤等5人,张贴了《为毛泽东思想而战》的大字报。至8月9日,该小组贴出了三期大字报。
7月11日
南京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南师附中。
7月13日
工作组组长张寿春在五四草坪的大会上宣布:工作组是协助学校党支部开展文革的。
工作组在南师附中仅仅召开过几次会议。8月初悄然撤离学校。
同一天,高二丙张阳宁、吴芸生等贴出大字报《南师附中对谁专政》,指出学校的招生及典型培养上,存在阶级路线的问题。
高一丙「红五类」学生,以同学中有曾国藩、李鸿章后代,且抗拒思想改造为由,抨击学校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类大字报的出现,为接踵而来的「血统论」盛行,拉开了序幕。
高一戊谢小泉贴出南师附中第一张「炮轰」沙尧的大字报,表示不认同沙尧反对李鲁闽贴老师大字报的行为。谢小泉的大字报得到高一年级众多同学的声援和支持。
高一丙徐小进也贴出炮轰校领导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开始批判沙尧压制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矛头指向沙尧。
7月下旬
高三甲王史维,咬破手指写血书:「思想独忠毛泽东」。
高三甲曾小渤,也写下平生第一首诗《东日》:
东日喷薄彩霞新,儿女肩负大志行。玩物丧志千古训,羞泪难报主席情。
8月5日
全校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对当前运动的指示:撤销工作组,一切权力归师生文化革命委员会。全校师生进入文革筹委会的选举阶段。
8月8日
上午,筹委会候选人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大会受到高三丙余瑶瑶和高三丁程江江等人的冲击。
关于组建筹委会有不同的意见。高二丙张阳宁等认为,先提出名单,然后以大字报辩论的的形式产生代表。高三丙学生提出,先由各班选出一名代表,由代表们投票选举筹委会。
经过一天的争论,决定采用高三丙方案。
8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上午,南师附中文革筹委会宣布成立,张阳宁出任筹委会主任。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兵)在学校北操场宣布成立。这是南师附中第一个以家庭出身为特征的红卫兵组织,省市地方干部子弟居多。高三丁周小阳、程江江,高二乙陈光华,高二丁朱会民、王晓方等同学为该组织的骨干,其中周小阳、程江江、王晓方为学生党员。
中午,校广播站播放了思想兵的《红卫兵创立宣言》。 《宣言》鼓吹「自来红」们站起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思想兵成立伊始,已将斗争矛头对准非「红五类」同学。
8月11日
高三甲《只争朝夕》小组的曾小渤、王史维、李天燕联名贴出大字报《造反有理》。 10日晚,曾小渤根据北京情况及与李天燕的交流,写了大字报《造反有理》。当晚去王史维家,修改、抄写了大字报。曾小渤连夜赶回南师附中。11日清晨,在五四草坪大字报栏贴出。大字报密密麻麻填满了支持的签名。这是南师附中极具影响力的一张「造反」大字报。
当天,王史维又以「红色造反军」的名义,贴出大字报《夺权—交出管理大字报权力》。敦促校领导将大字报管理权立即移交南师附中文革筹委会。如果校领导拒不交出,「筹委会立即夺权,呼吁一切革命同学支持我们的革命要求!!」
8月12日
上午,以何纪宁为首的高一丙班六位女同学贴出了反对血统论的大字报《我们对红卫兵创立宣言的看法》。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引发了高一丙班教室的一场辩论。
同一天,《红卫兵第三次世界大战备战军校红色造反军》(造反军)正式成立。此前,高三甲李天燕得到北京红卫兵《造反三论》,毛泽东给红卫兵的信,以及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信息,促使高三甲《只争朝夕》小组在高三年级串联,酝酿效仿北京成立红卫兵。造反军以高三年级军队干部子弟为骨干,其中陈阿明、刘力群是学生党员。
8月12日,南师附中附近的八中学生,贴该校党支部书记大字报。被一些学生干部、团员,指责为反对党的领导,其中的「地富反坏右」子女,属于「反攻倒算,阶级报复」。
南师附中的干部子弟(高三)闻讯后,呼吁附中「红五类」 ,去声援八中‘保领导’的学生,也要求非「红五类」 同学一起前往,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体会,去现身说法。当日下午和笫二天,南师附中多数学生都曾去过八中。八中同学告诉附中学生,并不是「地富反坏右」 子女反对校领导,许多「红五类」 同学也参与了造反。南师附中的「红五类」学生宣讲阶级路线的重要性,非「红五类」学生则宣讲自己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八中学生不认可从「娘胎里带来的烙印」,认为学生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南师附中高一乙黄克明(非红五类子弟)在学校的大字报中表态:愿意出让自已的在学名额,给「红五类」子弟入学。
随后几天,《八一战斗队》也宣告成立。八一战斗队以高二丙张阳宁、吴芸生、胡东光等军队干部子弟为骨干,成立宣言也较少「自来红」的渲染,旨在批判「走资派」。
8月13日
高三丁李得宁也贴出了反对血统论的大字报,提到赫鲁晓夫和周恩来的例子。指出:「我们许多中央首长的家庭出身都有问题,而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赫鲁晓夫的家庭,却是三代的血统工人」。李得宁的大字报被人刷上「反面教材,永久保留」的字样。
8月15日(星期一)
造反军李天燕、刘力群、曾小渤、王晓鸣、王晓旭到达北京,下榻北大附中。启程前,5人曾向校方争取进京盘缠未果。在北京,除北大附中外,他们还走访了101中学、人大附中、石油附中等学校。
8月15日
总务处副主任杨长庚,被杨琼称为国民党特务,总务处杨友林(志愿军复员)趁机报复。校园里,经常看到杨长庚被拿棍棒的红卫兵追打。
有一次,造反军通知他到大池塘旁的理化楼「开会」,杨长庚一进门就被布置好的造反军学生劈头盖脸地打过来。「会场」设在二楼东侧,他从二楼西侧进去,一路挨打,动手的学生很多,两个两个轮换着打,直打得杨长庚两眼发花。当时打人的学生踢他的肚子如同踢皮球一样,杨长庚痛得要命,以后每逢阴雨天就隐隐作痛。杨长庚原来就有血压高病史,那天晚上杨长庚的血压更高。第二天在工人医院(省人民医院)看病时仍然昏头昏脑,连医生都说打得「太毒了!」。
可是只过了3天就发生了新的暴行。红色造反军学生将杨长庚拖到后山学生宿舍,一上二楼就被套上麻袋,接着便是一阵毒打,使用棍子打,用脚踢踩,造成杨长庚终生腰痛的后遗症。学生们从宿舍一直追打到池塘边,连人带麻袋一起放进学校池塘里呛水。最致命的击打发生在掀开麻袋的瞬间,一位学生的军用皮带扣击中了杨长庚的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原本就是假眼),当时打得杨长庚感觉眼睛如同爆炸一般,视线模糊。造反军学生这才放过了杨长庚。守候在学校门口的杨长庚女儿将其扶回家。工人医院眼科医生让他绝对休息,杨长庚的四女儿不再去自己的学校,专门看护父亲,使得南师附中同学不能下手。
另一次在北操场,杨长庚被红卫兵追打,被逼跳入操场东侧的一个齐腰深的小池塘里,岸上的几个红卫兵,逼他上岸,并用石块砸他,最后红卫兵答应上岸后不再打他,杨长庚才爬出水塘。
杨长庚当时有轻生的念头。他曾经去过长江边,独自一人在江边坐过很久,但最终还是挺住了,认为不能这样去死。当杨长庚回到家的时候,妻子外出寻找他还没有回来。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杨长庚再一次被红卫兵拖出去殴打。
多年之后,那只被皮带击中的眼睛已经失明,双眼全瞎。
杨长庚被装麻袋殴打的那天,地理老师徐康宁也遭殴打,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天黑时,徐康宁被红卫兵带到五四大楼三楼的一间点着蜡烛的教室。突然一床被子从头将他包住,接着就是一顿焖打,徐康宁吓得要命,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特别是腰部被严重打伤,在床上躺了一年多时间。以后不久,便因病去世了。
8月16日
高一甲班教室贴出通告,将班上同学分成五类(红卫兵之外)。非「红五类」学生,不仅被排除在「破四旧」行动之外,还要进行思想改造和自我反省,接受「红五类」的教育。
8月17日
发生捆绑、殴打周欽老师事件。一位初二学生(烈士子弟)与几位同学,因不满库房保管员周钦按照规定发放用于大字报的笔、墨、纸张,而引发争辩,产生拉扯。路过的高年级学生(干部子弟),指责周钦对烈士子女「心怀不满」。随后发生周钦被群殴的场景。
五四草坪上,学生将周钦围在当中,里层的红卫兵对周钦的头部雨点般猛击。
有人拿来揭发周钦的大字报,让他读。周钦将大字报撕碎并称:「这完全是造谣诬蔑!」
于是开始新一轮的殴打,并且越打越重。
有人将地面的尘埃扬起,向周钦掀去,并将他头部按下,强迫吸入尘埃,直至休克。
校医杨秀清闻讯赶到,要对周钦实施救护,被红卫兵阻挡(她和校医董美瑞还被红卫兵贴了质问阶级立场的大字报)
周钦醒来后,继续遭红卫兵的围殴,他只得绕过五四大楼逃遁,几十人在后面追赶并拳脚相加。大楼西侧的篮球场上,周钦再次被人群围住,最后被拔河用的粗麻绳绑在篮球架上。
几个红卫兵(高三乙纵晨光等)用绳子将周钦的双手紧紧反绑在兰球架上,然后从上到下再绑了十余道,将他的身体牢牢地固定到兰球架上,脖子上还挂着一块写着「打倒地主分子周钦」 的牌子。
烈日曝晒下,周钦的汗衫被撕烂,脸面绯红,已经昏迷。中午时分,学校司机张云道以周钦血压高、心脏不好为由,替周钦求情并亲自解开了绳子。后由劳改队的教师将周钦搀扶离去。
张云道事后对人说,周钦的脖子被绳子勒住,如果当时不及时解开,很可能挺不过五分钟。
周钦后来曾痛哭不已地对陶强老师说:自已一辈子老实做人,不敢出头,文化革命中还遭此厄运,被人捆绑,颜面扫地。几年后,周钦得癌症病逝。
8月18日
凌晨,李天燕一行5人随牛皖平登上北大附中「红旗」的一辆大巴,来到天安门,登上观礼台。天安门广场聚集了80万红卫兵。
7时半左右,大会开始。牛皖平、宫小吉、彭小蒙等在观礼台的队伍中挑兵点将:一部分标兵去天安门城楼下和金水桥畔,一部分由他们带队上天安门城楼,其余留在观礼台。经李天燕推荐,曾小渤、王晓旭被批准与李天燕一起上天安门。8时左右,3人随牛、宫、彭,列队进天安门。3人从东面台阶上,看到身着便服的陈毅从西边台阶向下跑。估计他看到毛泽东穿了军服,也赶回去换军装。3人此时才确信:毛主席要接见。
大会开始后,曾小渤背后有人问「谁是外地的」,曾回答「我是」。「哪里的?」,「南京的。」,「准备一下,到中间讲话!」说完就要曾小渤跟他走。
旁边的彭小蒙说他就是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曾小渤立刻告诉李天燕,让他去讲话。
李天燕仅三呼「万岁」而归。见到曾小渤:「快和我握手吧,我和毛主席握手啦!」。大家纷纷与他握手。
接见结束,牛皖平携李天燕一行,在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摄影留念。曾小渤还向路过的红卫兵借来皮带、帽子和袖章。
当天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南师附中造反军当天上街游行,高三乙刘迎胜被记者现场采访。收音机传出了刘迎胜的声音。
南师附中、南大等校学生提出「立即取消自留地,斩掉资本主义尾巴」,迫使郊区一些生产队开始收回自留地。
8月19日
根据林彪讲话,红卫兵在北京市卷起「砸烂旧世界」的狂飙。北京二中率先张贴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不到中午,30万红卫兵就出现在照相馆、裁缝店、餐馆、商店、书摊等公共场所,掀起对「黑五类」抄家和街道改名的浪潮。
李天燕一行也曾随北大附中「红旗」参加过几次批斗「黑帮」的活动。
8月18日之后,南师附中第四支红卫兵组织——红色尖刀队成立(简称尖刀队)。该组织以高二甲王金恒等为骨干,高二年级的同学为主,工农子弟相对较多,总人数明显少于上述三个红卫兵组织。尖刀队的声明中表示:支持学校红卫兵的一切革命行动。
黄字袖章的造反军占据了东三楼,八一战斗队占据着东一楼,东二楼。黑字袖章的思想兵占据了北操场体育教研室,也被称为「北操场黑字兵」。
几个红卫兵组织的共同点,在于都认同「血统论」;对待学校领导、运动方向上,则认识不一。
造反军、八一战斗队属于「敢把皇帝拉下马」,紧跟毛泽东的那一派红卫兵。他们勇于批判当权派。
思想兵属于在教改中与校领导更为接近的那批学生。他们更倾向于拿「牛鬼蛇神」教师、「黑五类」同学开刀。
8月20日
南师附中举行了第一次校长沙尧批判会。由于部分党员教师藏匿沙尧的事情被曝光,致使批判会更为激烈。张阳宁担任任大会主席。许多红卫兵在大会上发言,批判沙尧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打击、迫害干部子弟。
一位造反军学生讲述了学校、班主任,对初二甲班烈士子弟的打击、迫害。沙尧等校领导被责令站到主席台。
造反军的王史维也上台发言,指出批斗沙尧大会,大方向错了。沙尧有错误,但决不是「走资派」,应将斗争矛头转到真正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身上。有人说南师附中有保皇派,南师附中有「皇」吗?
会场一片哗然,一片喊叫声。大会主席请王史维停止发言,王史维离开会场。
当晚,高二丁王燕虹(八一战斗队)去沙尧家,与沙尧触膝谈心,希望他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判。
8月21日(星期日)
晚上,南师附中举行了笫二次沙尧批判会。同学们揭发了沙尧指使亲信(曹金林、曹煥三等教师),秘密收集教师、学生动态、材料的内幕。
唯一一位发言的非「红五类」学生(高一甲),讲述了自己在沙尧、班主任曹金林的诱导下,走上「白专」 道路的经历。在红卫兵的呐喊声中,曹金林被罚站到主席台。一位高一甲的「红五类」 学生上台,喝令曹金林跪下,然后将一只装满浆糊的桶扣到他头上。会场为之震撼。大会主席让扣着浆糊桶的曹金林站着接受批判,还宣布沙尧、曹金林等人,必须随时接受革命学生的审查。
沙尧被批斗之后,有学生写大字报说团委书记吴鼎福是沙尧的一条狗。吴鼎福被初中的红卫兵用绳子栓着脖子,学着狗叫,绕着北操场跑道爬了一圈。
8月22日
中央转发公安部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为红卫兵行动合法化提供了依据。
8月23日
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闻风而动,深入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地寻找抄家对象,地富反坏右分子,在红卫兵和单位群众的押送下游街示众。
棲霞寺、鸡鸣寺被砸,南京城隍庙、棲霞寺的千年石刻被毁。特别是南京毗卢寺,华丽的殿堂全部被毁,众僧被逐出寺庙,台湾阿里山桧木制作的11面观音佛像被锯,鎏金佛像和被毀的大佛,装载在数辆十轮卡车上,拖着游街示众。寺内万佛楼的三千尊鎏金佛像全部散失。
南京市更名为雨花市,玄武区为要武区,鼓楼区为延安区,白下区为朝阳区,秦淮区为遵义区,建邺区为红卫区,下关区为东方红区。除了「雨花市」外,各区的改名均被采纳。新街口、鼓楼、山西路、热河路4个主要的城市广场,也被改名为「东方红广场」、「人民广场」、「红卫兵广场」和「解放广场」。南京市的大街小巷,也都被改名。美囯人创办的鼓楼医院被改名为「反帝医院」 。
南师附中的校名也被更改。造反军的改名是「笫三次世界大战备战军校」,思想兵的改名是「红大附中」、八一战斗队的改名是「红卫兵战校」。
其间,数十名红卫兵聚集到五四草坪至建国院的通道口。他们搬来椅子,站在椅子上演讲。然后分头将女教师陶强、吴寿玉、吴至婉、王倚琴,拉至围观的人群中间,用校门口理发店的剪刀、推子,强行给她们剃阴阳头。女教师们泪如泉涌,痛哭失声。每剃完一个阴阳头,都会引来上百围观学生的掌声、笑声。
许多同学路过,不敢怒,不敢言。
在沙尧批斗会上被陪斗的男教师曹金林,笫二天也被剃了阴阳头。
五四大楼前水泥场地,高三丙任维新被绑在一把椅子上,暴晒示众。竹纸篓倒扣在头上,纸篓上贴着写有「流氓」二字、打上红叉的字条。
64年「72贤」之一的胡崇海,曾在65年10月给朱之闻的信中反映生活困难,希望能调回南京。校方将信件作为反面教材印发给学生们批判。胡崇海被红卫兵看作「反动学生」揪回学校进行批斗。胡还因信中提及的成语「每下愈况」,受到红卫兵的奚落。语文教师袁金华在现场对围观的学生说:「每下愈况这个成语倒没有错」。
几天后,一群红卫兵要撬砸东三楼的学校档案室,追查校领导整学生的黑档案。教师许祖云出面制止:「这样做要犯错误的」。档案室门最终还是被砸开,里面的档案被翻阅,地上散乱了不少(原数学教师杨壮彪档案丢失可能与此有关)。此时,杨壮彪正五花大绑,被打得皮开肉绽,扔在楼下的草坪上。他原本是数学组唯一的青年党员,因64年‘小五反’(不进行社教的单位),背靠背揭发了沙尧开后门,将关系户的子女弄进学校的事情,得罪了沙尧。沙尧借杨壮彪与女学生有亲近关系的软肋(包括省委副书记许家屯女儿),将杨壮彪双开(开除党籍,开除教职)。
8月23日
深夜,高一丙造反军白嘉军、姜红案等12人,翻墙进入秦志宁(高一丙)家抄家。在院子里,将其父秦宪夫的被誉为中国早期油画的一些代表作,以及相关书籍、画册等,浇上汽油付之一炬,直烧到次日凌晨4点。当时还抄走了秦志宁的日记。
白嘉军等还参与过对其他同学的抄家、批斗会。包括对高一己王丽华的审问、殴打。
8月24日
南师附中红卫兵「勒令」中央商场停业一天,由他们进去「清查」属于「四旧」的商品。
同一天,高二乙班谭钢屏、陈光炎以「红旗」 战斗队的名义贴出大字报,希望红卫兵把握住斗争大方向,而不是指向同学。大字报贴出后,立即遭到全校红卫兵的围攻。批判谭钢屏、陈光炎的大字报大标语贴上五四大楼。
「红旗」战斗队被红卫兵勒令解散,「红旗」队部被砸、被封。
「红旗」是最早成立的,不信奉血统论的另一类学生组织。「红旗」还包括高二丁许金达、高二乙王大明(包括她弟弟)、高二甲何瑜文、高一甲孙其昌、初二丙何学平、初二乙汪学之等同学。后来,在12月全面展开批判「血统论迫害」的行动中,谭钢屏、陈光炎、许金达等同学又重新成立了「红旗永不倒」战斗队。
8月25日
下午,谭钢屏被思想兵(高二乙杨少阳、田智敏,高一丙宋新国等)抄家。谭的父母都是徐悲鸿的入室弟子,他们的画作及藏品,包括收藏的文房四宝也被思想兵付之一炬。谭钢屏当时被勒令呆在邻居住所内。
8月26日(星期五)
南师附中造反军、八一战斗队,参加了雨花台集会,揭发省、市委的「滔天罪行」。参加会议的市委代表,被戴高帽绕场游行。参加集会的还有九中、十中、十一中、宁海中学等校共三百多红卫兵。红卫兵们,动手挖掉了方孝儒、杨向的墓。
同一天,高二丁进行班级「挖烙印」,教室的桌子围成四方形,全班学生围坐。到了下午4~5点时分,十几个高二乙、高二丁的思想兵,将高二乙的陈光炎押进高二丁教室。陈被押到教室中央,被逼下跪。陈拒绝跪下,被思想兵从膝盖后踢倒,当众遭受毒打,致使大小便失禁。思想兵主要使用军用皮带,作为打人工具,由朱会民领头实施暴行。当时很多高二乙的同学,其他班级的同学都在高二丁教室外围观。这次批斗陈光炎,是高二乙陈光华与朱会民等共同策划的。
高二丁的挖烙印,通宵达旦持续到第二天。夜间批斗会上批斗了徐海宁。说她在一张画报上画有一个「勾」,反面就是毛泽东的画像,被朱会民说成是「反对毛主席」。另外钱玲、刘民、潘志安也受到批斗。
陈光炎遭毒打的当天,将经过告诉了谭钢屏。第二天,他们连同陈的母亲、姐姐,一起去南京市政府投诉了南师附中思想兵的暴行。
8月27日上午高二丁继续批斗同学。首先批斗了袁立金,也是当众逼跪殴打。接着批斗陈瑞麟,甚至不由分说,上来就是一阵毒打,逼戴高帽子下跪。最后批斗的是许金达。正值对许金达施暴之际,王燕虹(高二丁,八一战斗队)途径教室,看到这幅情景,立即出面制止了暴行。当时,朱会民还扬言要殴打王燕虹。
陈瑞麟戴着高帽、跪在教室的一幕,被路过的姐姐陈干梅(高三丁)看到。姐弟俩回家不敢跟父母说。陈瑞麟当时被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床上不能动。
8月31日,气温高达38.4摄氏度(气象局档案)。高三甲的石正基约许金达去长江游泳,看到许的背上青一块,紫一块(尽管穿着背心),非常吃惊。许金达当时搪塞了过去,没去游泳。
连续两天遭受思想兵暴行的几位学生,都是对血统论迫害有所抵触,或对于热衷推行血统论的朱会民有所微词的同学。陈瑞麟父亲是党员知识分子,陈瑞麟的日记被红卫兵歪曲后,陈瑞麟被作为反动学生批斗。思想兵也是将陈光炎日记歪曲后,将他作为反动学生批斗、剃阴阳头、戴高帽罚跪。红卫兵扬言:「坚决打烂陈光炎的傲骨,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高二丁被称作「血统论重灾区」。思想兵在高二丁教室还组织了跨班级、跨年级的学生批斗会。包括初三丁孙永明、高三丁吴超明等同学也被拉来批斗。批斗会上,高二丁思想兵朱会民问孙永明:「你父亲干什么的,杀过人吗」。孙回答:「军医,没杀过人」(孙的父亲是南京军事学院军医,也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军医)。朱又问:「军医?为贫下中农看过病吗!究竟给什么人看病!」。孙回答:「伤病员」。朱接着问:「国民党伤病员治好后,又去杀共产党!你父亲是间接杀人!」。朱会民将皮带抽向孙永明,还将孙永明按跪在地上,逼他承认自己是狗崽子。
高三丁吴超明的父亲是黄埔军校六期学员,曾率国民党旧部起义。受南京军事学院政委王平之邀,在该院担任过教官。朱会民问吴超明:「你父亲杀没杀人」。吴回答:「杀人」。朱问:「杀了多少」。吴只好回答:「成千上万」。吴避免了被殴打。
谭钢屏因被红卫兵抄家,很多天没有去学校,躲过了被批斗的劫难。
8月27日
南师附中成立「劳改队」。担负打扫厕所、修整绿化、浇水施肥、清洁校园、搬运垃圾等项工作。劳改队包括:校长沙尧,付校长赵耀如、樊新白,总务付处长杨长庚,教师吴寿玉、吴至婉、陶强、吴耀卿、季廉方、丁文卿、赵峻山、吕鸣亚等。还包括被批斗的高三丙任维新。后续又不断扩大,直至近二十人。劳改队员时常受到几位初中红卫兵监管人员的漫骂、体罚、殴打。
杜红日(初二甲)、胡海鸽(初一丁,女)成天拿着鞭子抽打这些劳改队成员。杜红日曾让沙尧跪在桌子上,用刀尖对准沙尧的鼻子,进行恶搞。
汪学之(初二乙)用柳树枝敲打赵耀如头部,致使头破血流,竟用泥土抹在伤口处止血。
有红卫兵(初一)写大字报,说经他们考证认定,樊星白副校长是杀害江姐的刽子手。
有红卫兵将陶强老师的自行车占为己用,还向陶老师索要修理费。
有红卫兵(初二)夺过吴耀卿老师的提包,到厕所往包里撒尿,再将提包还给吴耀卿,博得同伙们一阵狂笑。
校园内经常发生打人事件。被大字报定性为「牛鬼蛇神」 的教师常被一些初中红卫兵无故殴打,他们手执木棍和皮带,找到有问题的教师下手,被打的教师们只能哀求着抱头鼠窜。
8月下旬
造反军抄了高一丙成之德家,引发一场风波。成之德爷爷成济安为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时率部光复苏州,后任江苏都督府总务厅长兼卫戍部长暨南京临时政府宪兵司令。1924年结识周恩来并与李大钊过往密切。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中将。其父成竞志是南工建筑系教授,著名建筑师,1956年自愿回国参加建设。其叔叔成思危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抄家事件传到北京,引起周恩来的震怒,指示要进行调查,并要求对重要的统战对象的家庭给以保护。江苏省委负责人亲临成之德家进行慰问。
高三丁是南师附中教改试点班。思想兵周小阳、程江江,造反军王史维、刘迎胜等共同策划了对高三丁钱南秀、王亮、李得宁、吴超明的联合抄家行动。当时高三丁造反军李丹柯,事先也知道这个行动。刘迎胜还向李丹柯打听过钱南秀家的地址。李丹柯避开了抄家行动,回到浦口。事前,高三丁李晓东(思想兵)曾对钱南秀说,如果主动交出家中的「四旧」,可以不抄家。钱南秀这样做了。但是抄家行动的当天,还是没有让钱南秀回家。红卫兵认为被抄当事人不在现场更有利于行动。李得宁最初也没让回家。当天傍晚时分,东三楼造反军人员陆续离校,李得宁问及高三乙陈阿明(省委书记陈光之子)是否可以回家。被允许后,李得宁才得以离校,不料与前往抄家的造反军狭路相逢。当时,造反军负责人李天燕等悉数在场。李母遭受殴打,造反军甚至连被子也没有放过。
钱南秀遭到造反军、思想兵,同一天的轮番抄家。母亲被殴打,以致二年后过早地离开人世。
抄被子的事情不止一起,高一甲蒋以亭家的被子也是被初二的红卫兵抄走,后来通过班上造反军张建东、董金华才索要了回来。李得宁家的被子也是通过造反军的卢寿春弄回来的。
吴超明父亲曾是黄埔六期学员。红卫兵在抄家中抄走了其父的一些收藏画卷。吴超明家前后有6~7次被抄,包括校外,街道上的一些组织和散户也曾落井下石。其中一次,街道人员及民警正准备动手,被及时赶到的高三丁郑国民、张正、徐群所制止。这几位同学当时弄来了黄军装、袖章,冒充了一次红卫兵。
高二丙八一战斗队的杨清丰,带着初中红卫兵抄了同班买德懋在三牌楼和会街临街二楼的家,拖走了一板车的物品,临走还烧毁了买德懋家的蚊帐。
高一甲班的一些红卫兵还到原初中同学袁琳瑜家抄家,贴大字报进行羞辱,致使袁同学痛不欲生。抄家的理由竟然是:袁同学(家庭出身受歧视,无学可上),不响应去新疆务农的号召。
红卫兵甚至去高一年级高苓、高坪姐弟的家,企图带走其父高鸿(文革后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到南师附中搞批斗。此举被其父所在南京大学的学生制止。
高一戊侨生袁烈奋,刚从国外回来,造反军学生就逼他「挖资产阶级烙印」,造家庭的反。
省市委领导为了表明支持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由公安部门主动提供统战对象的抄家名单、住址,甚至提供车辆,配合红卫兵抄家。
造反军曾乘坐公安部门的卡车,参与了对江苏省副省长﹑民主人士刘国钧的抄家行动。抄家物品包括照相机、电动车(被造反军在北操场折腾坏了)等。
造反军甚至要求公安局提供南京市全部「牛鬼蛇神」名单,并直接拉队伍到公安部门交涉。公安部门人员只好当场拨通北京公安部电话,并让造反军人员能够听到通话的声音,才中止了造反军的全面抄家的计划。
当时,学校唯一的一辆加拿大道奇卡车日夜不闲,运送红卫兵去抄家,运回抄家的物品。抄来的物品堆放在生物大教室(小礼堂)和音乐教室。
9月2日
下午四时,造反军在高三乙教室批斗了高三甲的杨洪苍同学。由北京南下的中学红卫兵当场作批斗示范。两位北京女红卫兵动手煽打杨洪苍耳光,将杨的眼镜打落在地。造反军曾小渤、杨娴婷也表现张扬(其实内心也很矛盾)。曾小渤挥舞着军用皮带,引起在场同学的惊吓声。批斗结束前,造反军用前排的桌子将杨洪仓围在中间,然后红五类们站到桌子上,摆出威慑的姿势外加吼叫声结束了这场闹剧。
当时红卫兵的口号是:「此反必造,同学必斗;老子与老子干,儿子与儿子干」。杨洪苍的父亲当时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官,军事学院得知此事后,明示杨洪苍不要再去学校,以避免遭受进一步的迫害。
高三丁的钱南秀也遭到班上红卫兵(思想兵,造反军)的批斗。9月上旬,高三丁班布置了批斗现场,课桌铺上白色台布。同学按照家庭出身对号入座。钱南秀站在中间。周小阳、程江江、李晓东、吴林华、卢寿春都有发言。李晓东说:「这些年来,阶级斗争的棱角都被磨钝了」。吴林华情绪比较激昻,背个书包冲到钱南秀面前进行指责。其间,「黑五类」的王亮也走到钱南秀处,表示了「划清界限」的态度。
9月初,南师附中红卫兵举办校园「牛鬼蛇神」批斗示众大会。
红卫兵押着「牛鬼蛇神」在校园内行走,队伍中有人是光头,有人是阴阳头,有人戴着高帽子,人人都在喊自己是反革命。秦琦用南京话喊「我是反革命分子秦琦」,马笃庆用安徽话喊「我是反革命分子马笃庆」,其他教师也用方言在喊。一时间,南腔北调,方言杂乱。
接下来是在五四大楼前水泥场地列队示众。「牛鬼蛇神」被喝令立正,再弯腰近九十度,在烈日下暴晒。有人对任应培老师的后脑勺狠打了十几个来回。站在队列最后面的高二甲戴乔奇 (也被剃了光头)被粗暴地扭进场,跪在地上,手臂被扭在后面,头被按向地面。红卫兵一面殴打,一面逼他认罪。戴乔奇只好哭喊着:我是流氓!我是流氓!
有两个初中红卫兵,借整肃教师之机,夺了吕鸣亚老师的手表,被高三甲曾小渤叱斥后才归还。
串联开始后,高二甲红卫兵王晓淮借口串联需掌握时间,将吕鸣亚老师的手表占为己有。
9月3日
南京市委解除沙尧党内外一切职务。造反军立即组织沙尧游街示众。全校教职员工被强令随行,原市委工作组张寿春组长也被拉来陪斗,甚至嘴叼皮鞋赤脚行走。队伍从学校沿中山北路向山西路进发,计划在山西路广场开批判会。
沙尧等20多位「牛鬼蛇神」干部、教师,被勒命弯腰九十度行进。高三乙纵晨光还将排在普通队列中的副校长李夜光,硬拉到牛鬼蛇神队列。教师赵中吾不仅弯腰九十度,还得背着一张桌子。游行队伍每走过一程,就在路边召开现场批斗会,桌子就是演讲台。
游街队伍在山西路附近受到围观民众的阻挠。批斗活动只好草草收场。以后的几天,山西路周边出现不少「革命群众」指责南师附中红卫兵打人的大字报。
返回途中,高三甲曾小渤因没听到班主任柯琦霞呼喊「毛主席万岁」 ,用皮带在她背上抽了一下。这一举动令曾小渤事后悔恨不已。
同一天,南师附中镇江路宿舍区,任应培等「历史反革命」、「 黒帮」老师,均被集体抄家。
高一己班红卫兵梁渤海等学生还抄了华侨老师苏万物家。苏老师家保存的许多书藉,被当作四旧抄走。
9月初,造反军发现南师附中生物实验室,存放的人体头骨标本出自雨花台。遂去雨花台,采访了烈士陵园的一位杨姓老红军,认定人骨标本为「烈士遗骨」(雨花台烈士忠骨事件)。于是,将「烈士忠骨暴露荒野」,「殡仪馆送殡队伍途径烈士墓」等内容写成大字报,贴到市委门口,矛头直指刘中(称刘中也是狗崽子)。
9月初,华东水利学院等校的造反派同学,为扬州地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件,来到省委门口反映情况,要求省委给出答复。
省委副书记许家屯,组织南师附中思想兵赶到现场,控制讲台,冲散华水等校的学生。
许家屯在省委二十九号,夜餐招待南师附中思想兵。随后,又组织思想兵,去省委三十三号门口围攻人民大学南下串连的学生。人民大学的学生,顾全大局,主动撤走。
9月5日
造反军就市委加强文革控制的相关文件内容,去市委辩论。造反军全体出动,并由高三学生曾小渤、纵晨光二人在市委雕檐画栋的房顶鱼脊上,刷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八个大字。将造反「造」到市委大院,这还是头一次。在市委大礼堂的辩论会上,夹在造反军中的一位自称名为「党中央」的北京女红卫兵,发言中数落了市委干部,也抢了造反军的风头。市委副书记刘中趁机离场。这次辩论会被称作「9.5辩论」。
9月6日
省市委操纵的全市性保守派红卫兵「南京红卫兵总部」,在上海路8号神学院大院成立。南师附中思想兵是该总部的重要成员。造反军也阴差阳错地出席了大会。八一战斗队也到场。省委书记江渭清、副书记彭沖、南京军区副司令林维先、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周泽等亲临会场。当省市领导为「黑子兵」授旗,全体起立鼓掌时,唯有造反军坐地不起。
9月9日
南大、无锡轻工业学院以及全市造反派学生,以两个事件为由(人民大会堂蒋介石画像事件及雨花台烈士忠骨事件),在省委门口聚集示威。 「南京红卫兵总部」奉命前往救驾,在北京西路邮局楼上设立前线指挥部,以高音喇叭捣乱现场,调集中学红卫兵抢占讲台,阻止大会的进程。造反派师生冲进省委大院,静坐绝食,对峙了三天(多人在绝食中晕倒)。在与许家屯6个小时的谈判破裂后,造反派学生撤离。「九.九事件」以造反派无果告终。
南师附中造反军与思想兵在对待省市委的态度上对立明显。
9月10日、11日
造反军在鼓楼、新街口一带,张贴炮轰省市委的大字报。
9月份,南师附中红卫兵在学校生物大教室举办了一次抄家物品展览。劳改队充当了布置展览会场的主要劳力。
展品甚至包括刘国钧的一只雕刻精致的马桶。
9月17日
思想兵在北操场,组织了「非红五类」去江宁县陆郎公社,实地「挖烙印」的动员大会。高二乙陈光华(思想兵司令)主持大会,高二丁朱会民宣讲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朱会民顺着毛泽东的‘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思路,阐述了「挖烙印」的必要性,欲将高二丁挖烙印的经验推广到全校。
9月20日
去陆郎公社「挖烙印」临行说明会上,红卫兵规定非「红五类」学生在农村挖烙印期间必须干的两件事:把自己过去的日记交出来,让随队红卫兵检查,以及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自己家庭的问题。
几百人的「挖烙印」队伍,先徒步去雨花台祭扫革命烈士墓。一路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声不断。当晚连夜步行,第二天才赶到江宁县陆郎公社。途中,同学们出现疲困现象,口号也不喊了。有人认为这也是「阶级烙印」的表现。于是在休息时,就地「挖烙印」:一位高二女生,当场作检查,公开骂自己是「混蛋」,周围的非「红五类」同学还作出违心地回应。
江宁「挖烙印」期间,同学按班级分成学习小组,分头住在农民家,半天劳动半天「挖烙印」,或白天劳动,晩上「挖烙印」。
「挖烙印」同学,早上都要列队接受红卫兵监管人的训话。
高二丁仍然是挖烙印的示范班。其他班级参加挖烙印的,仅是一部分学生,而高二丁则是全体出动。
当地农民对「挖烙印」很不理解。思想兵就向农民解释:「别看他们表面上老实得很,其实滿脑子坏思想,反动思想,不能同情他们」。
农民们仍然不理解,也不认可「挖烙印」。
28日
晚间,南京外国语学校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红卫兵殴打玄武区建筑公司工人王金致死的恶性事件。事发之初的26日,几位南师附中初中红卫兵与南外学生一起在马路上散发传单时,也参与了扣押王金的行动。
「王金事件」当时激起民愤。南师附中思想兵却在第二天赶往南外,声援该校红卫兵。南师附中一位英语老师亲眼看到南师附中高二丁王晓方(其父王绍筌为南京市副市长),在南外校门口演说,称南外红卫兵是「革命造反」。
南师附中教导处副主任胡百良的夫人郑绿漪是官沪宁的班主任,她在事件的第二天,贴出大字报「官沪宁是个好孩子」,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这张大字报也被视为胡百良夫妇的携手之作。
同一天,南京市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南京市红卫兵警备纠察队」成立大会(隶属于「南京红卫兵总部」)。省市委还特地为纠察队每位成员,配备了永久牌自行车作为行动工具。南师附中造反军是「红卫兵警备纠察队」的核心成员。
9月29日
参加「挖烙印」的队伍陆续返宁,回到学校。
9月下旬,中央要求各地学校派出教职工代表与红卫兵一道参加了毛泽东的接见。学校党支部办公室主任杨琼和教师许祖云,作为南师附中推选的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活动。
高三丁部分男同学在建国院一间小屋,成立了「红色挺进队」。
10月
南师附中的红卫兵发出通令:禁止非「红五类」同学参加大串联。
大串联最初的日子,学生外出,除了学生证还得有学校的串联证明,证明学生的家庭成份。
南京下关火车站向南京市中学红卫兵发出邀请,协助车站查验学生的身份,造反军欣然前往。
去北京串联的势头已不可阻挡,随着校内红卫兵的出走,其他学生也陆续外出串联。高二丙高惠敏贴出《出身不好,也可以去北京串联》的大字报。
10月初
一天晚上,建国院高三丁红色挺进队活动的小屋,有人带来了油印版的「出身论」。黎明同学认为:「说得是对的」,当时在场的还有沈立智、王虹等同学。
红色挺进队一行十人(10月7日)乘火车去北京。当时仅购买了到滁县(滁州)的车票,没有被要求出示串联证明。上车后,列车长表示支持去北京串联的行动。
与此同时,思想兵为扩大势力,大张旗鼓开展「红卫公社」(红外围)的组建。加入的条件:家庭不能沾「黑」或有「问题」,个人要「表现积极」。「红卫公社」 组建之前,几名初中非「红五类」 同学成立了‘学习红卫兵行动队’。这些不是红卫兵的学生,整起同学来也很积极,被称为「二皇」。
10月11日,红卫公社突然宣告解散,前后不到一个星期。
11月中旬
外出串联的学生开始陆续返回南京。当时滞留在广州的高三丁红色挺进队,利用广东省计经委大院的条件,开始刻印批判「谭氏路线(血统论)」的油印传单,并在广州市区散发。
11月15日
造反军的留守人员在校内贴出大字报,欢迎炮轰红卫兵组织的错误,特别提到要批判北操场思想兵执行的反动路线。此举没有得到其他红卫兵组织的响应。以高三丙学生为主成立的井冈山造反总队(井冈山),对此表示了支持。
12月1日
高三丁红色挺进队返回学校,更名红色野战军(红野)。红野与井冈山成为批判血统论的最为活跃的两只队伍。他们当时的油印小报,成为记录文革的珍贵资料。
各班级的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
面对批判血统论的课题,校内各组织发生分歧,分为了校内派、校外派。
12月7日
造反军军部东三楼展开辩论,讨论校内、校外的问题,并发生激烈争执。
12月8日
小礼堂(生物大教室)举办了造反军与红野等组织,关于「校内」、「校外」话题的辩论会(几天有数次辯论)。
造反军主张暂缓血统论的争论,先集中力量炮轰省市委,还认为在学校内批判「谭氏路线」是方向错误,是矛头对准红卫兵。而其他新成立的组织,则主张从批判血统论入手,解放思想,并不存在「矛头」问题。
八一战斗队及红色尖刀队也赞成从批判血统论着手,而北操场的思想兵则一直保持沉默。主张批判血统论的新组织为了壮大力量,迅速形成联合的共识。
12月11日
夜晚,造反军部分「校外派」成员发动「12.11政变」,组成新造反军,并贴岀不少大标语、大字报。12月12日,旧造反军的大部分同学相继加入新造反军,「政变」迫使造反军军部向「校外派」倾斜。13日,新造反军声明恢复旧造反军,统一向外,炮轰省市委。
12月12日
晚上,主张批判「血统论」的学生组织在红野高三丁教室商议联合的具体事项。确定联合组织的名称为红色造反联合会(红联),成立大会的时间选定在12月16日晚上七点,地点在高三丁教室,由红野推出会议主持人等等。
12月16日
上午,高三丁原思想兵宋杰贴出「退出声明」。这是与红野事先策划,配合红联成立的一个重要行动。
晚上,准备红联成立大会的同学都没有离校回家,而是聚集在学校食堂就餐。上百人的就餐,让食堂内热气腾腾。
晚七时,高三丁教室座无虚席,同学们相互拥挤着,没有位子的就站着,敞开的教室门外也挤满了同学,这是令人激动的时刻。大会由红野的王虹主持,同学们争相发言,有控诉血统论迫害的,有提出组织架构建议的,总的气氛就是要将批判血统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会议认为红联是一个松散的联合组织,红联下的各组织有充分的自由度,只是在需要集体行动的时候,在红联的旗帜下统一行动。会议推选了若干红联召集人(后来改成中心组),决定了红联旗帜,印章的制作,以及发布红联成立宣言(委托高三丁李丹柯执笔)等事宜。
高三乙的《刘英俊战斗队》、高三丙的《井冈山造反总队》、高三丁的《红色野战军》、高二乙同学为主的《革命造反总队 》等几个较大的组织都是红联的首批成员,最初的召集人基本出自这几个组织,其中有高三乙的张三力、高三丙的顾浩、高三丁的沈立智、王虹、李丹柯。红联成立会场上,初显铁嘴本色的高一甲赵生易,也成为高一年级的召集人。
高二的《红旗永不倒》、高一甲《东方红革命造反团 》、高一乙《钟山风雨 》、高一丙《飞鸣镝战斗队》(红联成立之际还在串联途中)、高一戊《中南海警卫团 》等其他班级的学生组织,也都是最初的红联成员。高一丙何纪宁、初三甲周正垅,随后也增补为红联召集人。
12月20日
南京八.二七,包括八.二七中学分会,在南大八.二七扶助下正式成立。八.二七方面之前与南师附中红联取得联系。红联派出高三丁沈立智参与中学分会筹建工作(地址四女中);派出高三丙翁毓菲(翁越菲)参加南京八.二七秘书组工作(地址南京大学)。
由于中技校当时还没有统一组织,很多中技校组织加入了八.二七中学分会。至67年初,八.二七中学分会拥有成员6万人,是当时南京唯一的中学造反派联合组织。
12月20日当天,「八.二七」根据前一天晚间与市委达成的「十项协议」采取行动,出动近十辆卡车滿载数百名大学生,查封中学红卫兵组织「南京市红卫兵警备纠察队」在上海路8号神学院的总部,遭到对方抵抗,引发肢体冲突。
12月下旬开始,南师附中的教师组织也陆续成立。其中有「红五星」战斗队、「忠于毛泽东思想」 战斗队(老忠)、「五七战联」 、「铁臂揺」战斗队及后来的「经风雨见世面」 战斗队(经风雨)。
「红五星」主要由年轻教师组成,多为党、团员。组长孙盛元(团委副书记),成员有方永兴﹑闵开仁﹑姚振松、许祖云等。
「红五星」成员是最早造沙尧反,以红五类自居的少壮派教师。与造反军关系较密切。
「老忠」的成员大多数是党员,中层干部。组长袁金华(教导处副主任),成员有曹金林﹑曹煥三﹑胡百良(教导处副主任)、徐远凡等。
「铁臂揺」 成员主要由中老年教师组成,还接纳了樊星白(副校长)﹑杨雪﹑陶强等民主党派人员。
成员多有校「劳改队」经历。
「五七战联」组长秦琦、徐鸣嵩,成员有葛家覃、吴至婉、秦炘、柯琦霞等。
「五七战联」与红联,特别是井冈山保持较好的关系。
「经风雨」组长吕鸣亚,成员有陈新昌、张守己﹑谢占先﹑潘贵章等。周钦当时没有参加文革组织,经吕鸣亚邀请,常到「经风雨」歇脚。
「经风雨」是在教师毛泽东思想长征队的基础上成立的。67年1月,长征队步行到上海,正赶上一月风暴。长征队在江南造船厂冷机车间参加劳动一个月,被工人视为「革命师生」。直到南京1.26夺权之后才返回学校。该组织在文革中的信条是认真学习,提高修养,不参与任何具体造反及派别活动。
校内的20多名校工全都参加了「工人红卫军」组织。「工人红卫军」 的基本观点与红联相同。在校革委会成立前的二年多时间里,「工人红卫军」 维持了学校除教学活动之外的基本运转。许多校工吃住在学校,即便社会武斗最为激烈的时候也是如此。
「红五星」是最早成立的教师组织,在批判校长沙尧的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一些教师。例如孙盛元、杨志年对待较年长的教师就曾出言不逊。杨志年甚至在食堂,骂教师季廉方、丁文卿、杨雪为「混蛋」,并有推搡动作。
其间,红联的《飞鸣镝战斗队》为了团结教师,主动与许多老师展开交心活动,包括陶强、吴至婉、吴寿玉、汪遐义、田翠娥、孙盛元、许祖云、金从友等教师,鼓励他们丢掉包袱,轻装前进。陶强老师看到同学与她平等交谈,很受感动,还流下眼泪。许多老师主动找到《飞鸣镝战斗队》的同学,进行思想交流。
王虹整理(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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