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解决上海问题

tuffy05 · 发表于 2014-5-2 00:13:05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解决上海问题

李海文

　　在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天里，华国锋主持召开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系列的决定，并同时研究了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

　　华国锋说：对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驱车来到玉泉山8号楼叶剑英的住地。晚10时30分，华国锋挽着叶剑英的手，一起走进了会议室。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共11人。政治局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政治局候补委员有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
　　华国锋提议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剑英要华国锋主持。
　　华国锋说：“我现在向政治局会议宣布：今天晚上已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随后，他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
　　华国锋与大家研究即将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他说：“既要解决问题，又利于大局稳定”，“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
　　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对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在他们当中，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是大多数。参与阴谋活动的，还有浅有深。无论是浅是深，只要把参与阴谋的那一套向党向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打击面要缩小到‘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身上。至于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更要着重教育，帮助他们分清路线是非，认识错误的内容、危害、原因和改正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方针，是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这个方针和传统，长期以来遭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们要在斗争的实践中切实地把它恢复过来。”
　　会议研究了上海问题。
　　大家分析了上海的实际情况。上海是“四人帮”的发迹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的控制和指挥从来没有放松过，他们调到北京后，还一直兼着上海的市委书记，张春桥是第一书记，姚文元是第二书记，王洪文虽是党中央副主席，却又是上海市委书记，排在张、姚的后面。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历来看不惯他的那一套。张春桥根本指挥不了部队。
　　华国锋讲：“只要把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省市的问题就好解决。其他各省市的造反派和‘四人帮’比起来就是小玩闹。”
　　华国锋说：“‘四人帮’在上海拉过警备区的四个领导干部，号称有四个‘枪杆子’，只有周纯麟没有拉过去。先让马天水和周纯麟来。先做马天水的工作。”他想了想又说：“同时通知丁盛、廖汉生（南京军区政委）。”
　　华国锋让周纯麟与马天水一同来北京，有几个考虑：其一，周纯麟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负责保卫上海。其二，“四人帮”一直整他，他是一个可靠的老同志。其三，只叫马天水一个人来，他可能会生疑而不来，如果他不来事情就难办了。
　　马天水、周纯麟二人于7日下午从上海到达北京。

　　在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态度顽固，提出无理要求，华国锋派苏振华、倪志福做他的工作

　　7日上午，中央政治局要谷牧派精干可靠的人员到上海了解情况。同日下午，党中央派专机将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的负责人和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领导接到北京。华国锋首先派人将彭冲接到玉泉山，说：“今天找你们来，告诉你们，中央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
　　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集到京人员开会。马天水走进会场，见华国锋、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王、张、江、姚四人没来，心里一惊，又故作镇静地和大家热烈握手，热情地打招呼，一切如常。
　　华国锋主持会议，叶剑英首先宣布中央已于6日对“四人帮”隔离审查。
　　听到这个消息，到会的绝大部分人都十分激动，周纯麟高兴得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马天水傻了眼，抱头闷坐在那里。
　　华国锋系统介绍了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历次的批评，介绍“四人帮”如何阴谋篡党夺权，以及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必要性。
　　会场气氛热烈，不少人插话。
　　华国锋手上拿着三份毛泽东的手稿，说：他们大造舆论，几种报刊都是他们控制的。他们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其实是我在1974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把我留下。我报告主席，整个形势是好的，有几个省，浙江、江西、福建、云南有问题，政治局要讨论研究解决。主席写了三张纸给我三句话，一张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一张是“照过去方针办”，一张是“你办事，我放心”。我正式给政治局传达前两张，后一张没有传达。“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在告人民书里，在悼念词里他们不写，在社论里讲了。六个字改了三个字，作为临终嘱咐大做文章。当时主席逝世，我们都很忙，忽略了这个事。乔冠华在联合国的讲话稿，讲了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在2日看了把这个字改了。张春桥又批了“暂时不要传达”。到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用梁效的名义，文章里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陈锡联同志从唐山回来，对我说，我们都是叛徒了。在悼词里面不提“三要三不要”，讨论时，陈锡联同志提出要把“三要三不要”加上去，姚文元淡笑了一下，还是没有加上去。后来，汪东兴同志又向我提出，经我坚持，加上去的，张春桥表示写就写吧。
　　会议一直开到8日凌晨。会议宣布几条纪律：不准私自向外面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接待客人。
　　8日清晨，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晚上继续开，大家发言。”他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
　　华国锋回过身来，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并向他使了个眼色。周会意地点了点头。
　　在去宾馆的路上，周纯麟、马天水、周启才坐在同一辆车里。周纯麟敲了马几句：“你今天为啥不高兴？大家都很高兴啊！而你连记录都不做，回去怎么传达啊？”
　　马天水说：“我好像被打了一闷棍！这些事，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啊！”
　　周纯麟说：“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也是上海的大事，今晚大家都还没来得及发言，明天你可要好好表个态！”
　　马天水却说：“这些材料说服力不强。毛主席去世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那么坏吗？我不同意把他们抓起来这种办法，就是有错误，也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给他们有检讨改过的机会嘛！难道四个人都是一样的错误吗？”
　　周纯麟说：“华主席讲话时，材料都说得很清楚，证据确凿，你又不是没听到。他们谋害毛主席、反对周总理，难道还是假的吗？！你对他们的不少事情都是很了解的，应该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三人到京西宾馆后一起上了楼。周纯麟回到自己的房间，周启才跟着马天水进了套间。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等了一夜，因他不了解中央开会的内容，一直未向上海报平安。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房佐庭马上跟着一同进屋。
　　马天水一进门就对身后的房佐庭说：“给我要徐景贤的电话。”不一会儿，徐景贤的电话接通，秘书将话筒递给马天水。马天水当着周启才的面不敢造次。
　　华国锋知道马天水不会转变，要争取、教育他。在政治局内由谁来做他的工作比较合适呢？东海舰队驻在上海，苏振华是海军政委，可以指挥东海舰队，不怕上海闹事。倪志福是上海人，又是工人、劳动模范，在上海有一定的影响。他决定先由苏振华、倪志福做马天水的工作。
　　8日下午，苏、倪来到京西宾馆，先到周纯麟的房间，向他了解马的情况。
　　周纯麟说：马天水情绪不好，一上午没有起床。他坚持说材料不真实，说服力不强，还自言自语道：“看样子我是回不去了（指回上海）。”周又把昨晚在车上的话说了一遍。他们仔细商量后，一起到马天水的房间。马天水仍转不过弯来，提出要见“四位领导”。
　　苏振华严肃地指出：“马天水同志，你在‘四人帮’的泥潭中陷得太深了！现在你必须转变立场，不然你将犯更大的错误，甚至犯罪！希望你能猛省。”
　　谈话后，苏振华、倪志福、周纯麟共同进行了研究。周提出：马天水虽是上海的总管，现在他乱了套，不如让徐景贤、王秀珍来京解决问题。苏、倪同意周的建议。
　　8日晚上，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又开了一夜，江苏、山东、湖北等省和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人发言，对“四人帮”进行揭发和声讨。只有马天水情绪消沉，不讲话。
　　华国锋、叶剑英等向大家介绍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情况。大家纷纷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
　　马天水最后一个发言，神情紧张，脸涨得通红，不停地问：“这‘四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是不是一定要用抓起来隔离审查的办法，应该给四个人考虑的时间。中央是不是再给一些材料看看？”他还提出了两个荒谬的要求：一是让他再见见他们；二是希望中央对他们宽大处理，处理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各省市区、各大军区的领导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到9日晚，中央打过招呼的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已近一半，而且和上海临近的江苏、山东、江西、福建的领导人都已谈过，大家都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以前到北京来开会，上海后台硬，经济实力雄厚，大家见了马天水格外热情；而现在没有几个人理他，马天水形单影只，好不孤立。马的态度也有变化，走路低下了头。

　　政治局接到上海小组的报告，召周纯麟汇报，决定召徐景贤、王秀珍来京

　　9日晚，中央政治局得到上海小组的报告，上海有武装叛乱的迹象。当晚8点多钟，召周纯麟到玉泉山5号楼。周刚坐下，李先念就详细地询问了上海警备区兵力部署和上海民兵的情况。接着，他严肃地问：周纯麟，你估计一下，“四人帮”被隔离的消息公布后，他们上海的党羽会出现什么情况？
　　周纯麟思索了一下，说：“我估计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大干，一种是小干，一种是没什么大的问题，比较平静。但是大干的可能性不大。”
　　李先念追问原因。周说：“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被抓起来后，他们没有打旗的了，在上海有哪一个人能挑头？就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也不行，树不起来。而小干呢，就是他们可能利用一下民兵，把我们警备区的机关冲垮，或把我们上警的几个领导同志抓起来。”他稍许停了一会儿，又说：“不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但先决条件是，要尽快地把‘四人帮’的罪行向上海人民群众公布，使群众不再受蒙骗……”
　　接着，周纯麟又把马天水这几天的表现情况作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问：“徐景贤、王秀珍能来吗？”
　　周纯麟说：“中央要他们来，恐怕会来的。”他建议让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们。
　　9日晚上，房佐庭从北京打电话告诉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要他们两人来北京开会，空军会派飞机，情况来了会清楚的。
　　马天水要徐景贤接电话。徐景贤汇报了下午开会情况。马天水说：“还可以在马路上贴拥护中央决定的大标语，但开大会要等我回来。”
　　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黄涛、张敬标六个常委开会，研究、估计事态发展的几种可能性。
　　王少庸等老谋深算，提出：“可能有问题，是否不去人，或者去一个人？”
　　徐、王商量后说：“这是马老通知的，（我们）两人不去不好，去了一定打电话回来，如果没有电话就是出事了。”
　　他们决定一起到北京还有一个原因。10日上午，他们看到《人民日报》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写道：“历史证明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批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张敬标分析后错误地认为，可能是有人反对华国锋，而江、张、姚、王是站在华国锋一边的。
　　徐、王商量去北京后要及时通报消息。最后，他们决定让张家龙随同去北京。
　　王秀珍说：“我们走后，你们几位就在康平路集体值班，注意各方面的动向，有问题在一起研究。”
　　徐景贤说：“我们两人去北京开会的消息，在场的人要保密，不要传出去。”
　　王秀珍马上又打电话给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说：“我和徐景贤要去北京开会，你那里不要动，有事要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要听他们的指挥。”
　　徐景贤要王秀珍打电话告诉施尚英，民兵值班，“撤销五位数（即31000人，实际上只有11000人），保持四位数（即2500人），恢复正常”。然后，徐、王与廖祖康谈话，要他撤销东湖的据点。但是，廖并没有撤，一直维持到马、徐、王13日从北京回来。
　　徐、王10日晚到北京。让他们来北京的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如果来早了，马天水的态度未变，三个人沆瀣一气，更难转变。但是如果来晚了，12日外电报道了江青等被捕的消息后，徐、王就不会来了。12日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要大干的一天，因马、徐、王都在北京，他们虽然吵闹得很厉害，也没敢行动。

　　华国锋要求解除拉练，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

　　在10月9日晚政治局会议上还解决了一个问题。周纯麟汇报毛泽东逝世后，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有一个师正在由青浦向上海方向拉练。
　　华国锋马上说：“马上停止，不能引起误会，逼出事来。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引起恐慌了。”下令解除拉练后，这支部队很快就回去了。
　　华国锋深信“四人帮”早已失去人心，即使在上海，广大群众和干部深受他们的欺凌和压迫，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一定会奋起反抗。广大民兵是不明真相，一旦“四人帮”下了“打”的命令，他们绝不会听命。他反复讲，一定要将“四人帮”和广大群众分开。现在部队向上海运动，虽然是早已决定的，但是容易造成误会，不利于做上海民兵的工作。
　　华国锋后来回忆说：我让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
　　10月9日晚上，徐景贤、王秀珍答应到北京开会。华国锋、李先念等又找彭冲等人和南京军区的两位负责人谈了一次。
　　10日中午，彭冲、廖汉生、丁盛等回到南京。彭冲在省委常委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达了中央的精神。
　　10日晚，徐、王到达北京。华国锋决定他们暂不参加政治局的打招呼会议，由马天水、周纯麟向他俩传达“四人帮”被隔离的情况。徐、王却质疑说：“这件事可能是青年人搞的。我们前几天在北京时，还没有听说有这些事，为什么突然把他们（指“四人帮”）一起都抓起来？”
　　徐景贤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谈了10月8日以来他们在上海调动民兵、搞战备部署的情况。接着，徐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经同意后，徐打电话给上海的冯国柱说，第一，他和王秀珍已安全抵京。第二，一切要等我们回来再定。
　　11日中午，徐、王聚在马天水的房间里开会。周纯麟得知后，立即过去，刚推门进去，他们就不讲话了。徐、王立即起身走开，马天水赶忙招呼周纯麟坐下。
　　徐景贤的表态是一时冲动，他并不甘心。不一会儿，房佐庭到王秀珍房间送文件，徐景贤跟着也进来了。
　　王秀珍向房佐庭说：“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呀，怎么一下子被他们搞起来了？是怎么一回事啦！老房，你在马老身边几天了，马老是怎么想的？”
　　房佐庭讲了马在中央表态的情况。
　　徐景贤说：“同意他们的会议精神，就是同意和平演变啊！”
　　王秀珍说徐景贤：“你怎么把调动民兵、分两个点的情况对周司令也说了，不能对他说的，周司令是党中央安排在我们市委那里的一支钉子。”
　　11日下午2时左右，中央再次派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来到京西宾馆会议楼，找周纯麟和马天水谈话。周纯麟汇报了徐、王的情况。马天水谈了10日深夜徐、王提的一些问题。回来后，周纯麟和马天水立即向徐、王转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内容。
　　12日，马、徐、王都坐不住了。因为一连三天不让他们参加政治局会议，不知中央会如何处理他们。他们通过在京西宾馆几天的观察，看到全国各省市区来参加会议的都热烈拥护中央的决定，明白大势已去，此时再搞武装叛乱，无疑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因而担心上海出事。如果上海真的发生武装叛乱，他们罪孽深重，难逃法网重罚。另外，他们内心不肯接受“四人帮”被隔离的事实，希望看到更多的材料，要为他们当面向中央辩解。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上海派中央工作组

　　10月12日上午，华国锋在玉泉山5号楼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工作组的人选。
　　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立场上，与党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过去被“四人帮”压下去的一派也准备搞串联；上海的群众也自发地起来了，需要正确的引导，中央应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
　　倪志福对这次会议印象深刻。20世纪80年代，他详细回忆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叶剑英成竹在胸地说：我赞成国锋同志的意见，为了防止上海这些人狗急跳墙，搞武装叛乱，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
　　叶剑英停了停，略一思忖后说：我看振华同志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在建国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再说，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苏振华去上海，工作起来也有方便条件。
　　陈锡联、李先念随后表示同意叶剑英的意见。
　　华国锋接着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根据“四人帮”控制上海的实际情况，中央去接管上海的人选，最好是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能够取代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职务的人。“四人帮”和他们的余党不是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的“领袖”吗？他是什么工人阶级“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去，我看志福同志也一起去上海。
　　李先念、叶剑英等表示同意。华国锋说：过去上海和江苏的矛盾很尖锐，但上海和江苏不论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
　　李先念说：可以派彭冲同志去，他处事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建设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将会得到江苏的有力支援和帮助。
　　中央其他领导也都同意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一起去接管上海。
　　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组建中央工作组，并急电命令彭冲进京。
　　一切安排妥当，华国锋才决定召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
　　1985年，华国锋回忆：“上海的工人就是好，不听他们的。等我们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去，他们已经控制不了局面。这时中央已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同志到上海。上海有东海舰队，苏振华是海军政委，调动海军方便。倪志福是上海人，对上海熟悉。天安门事件最早在南京发生的。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顶‘四人帮’坚决。上海有困难可以就近得到江苏的支持。严佑民我早在1975年就认识，我到公安部提出要解放几个副部长，他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由政治局决定，由大家提的名。谁提的谁，我已记不清了。”华国锋十分谦逊，不愿意过多谈自己，因而说“谁提的谁，我已记不清了”。

　　中央政治局再做工作，徐景贤、王秀珍交代问题

　　1976年10月12日晚10时，华国锋、叶剑英和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苏振华、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接见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一直谈到13日凌晨1时30分。李先念因劳累没有参加。
　　华国锋要马天水先谈谈。马天水汇报了几天来的思想认识过程，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华国锋拿出张春桥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影印件，给了周纯麟、马天水等人每人一份，对徐景贤说：你给大家念一遍。
　　徐景贤看了确实是张春桥的手迹，哑口无言。张春桥在《有感》中把政治局多数同志叫“他们”，把“四人帮”叫我们，阵线划得清楚，公开要分裂党。
　　陈永贵、吴德、吴桂贤介绍“四人帮”反对周恩来的具体情况。马天水等人都说，真没想到他们这样对待总理，在我们面前他们装得很尊重总理。
　　华国锋介绍江青控制主席处的文件，把江青改过的两个讲话文件给他们看。他还详细介绍了毛泽东逝世前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大闹政治局的事。华国锋说：摇鹅毛扇的是张春桥，这份《有感》是他的总思想，“又是一个一号文件”，他恨主席恨得很。
　　叶剑英说：上海是受蒙蔽、受封锁的。主席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你们这次来了，情况就明了。张春桥的《有感》里，把阵线划得很清楚，“他们”“我们”，搞宗派历来是反党分子的做法。
　　华国锋说：主席不但想打烂“四人帮”，而且还怕把新同志拉进去，所以在陈永贵同志报告上批了“钓鱼台没有鱼”。
　　华国锋介绍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然后说：我们不会采取“四人帮”对别人的办法，乱戴帽子，乱整人。有错误改了就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按毛主席的路线，以实践来检验，只要转变立场，我们是欢迎的。揭发批判，我们欢迎。有些材料要保存好。你们一时思想转变不过来，是可以理解的。廖祖康、肖木（王洪文秘书），要来京办学习班，他们是青年，要帮助改正错误，我们相信你们能搞得更好。“四人帮”解决了，全国的形势就会更好，你们过去对外省点名批评，但这次江苏对上海没有提意见。经济上我们一定安排好，煤、铁的供应决不能减少。对于“好八连”以及其他基层同志的努力，都要肯定，不要因为某某某送过什么东西，就否定他们，要区别开来，群众是好的。
　　中央领导同志问马天水等人：你们过去听说过“四人帮”吗？
　　马天水等人回答，从来没有听说过。

　　徐景贤、王秀珍交代问题，武装叛乱胎死腹中

　　周纯麟、马天水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果断措施。
　　徐、王向中央领导汇报了这次来北京前，在上海和军队的几位同志会合在一起，还调动了民兵，准备决一死战。现在了解了这几个人原来是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感到极大的义愤，并表示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华国锋笑着说：你们回去别人会骂你们是叛徒！你们把立场转变过来，就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
　　随着马、徐、王态度的转变，会议气氛渐渐变得和缓。散会时，周纯麟、马天水等三人同政治局同志一一握手告别。到了京西宾馆，王秀珍后悔没有交代调动民兵数字的问题。第二天一早她找到了会议上负责记录的同志，告诉了上海调动民兵的数字，请补到记录里去。
　　中央责成他们回上海，向干部群众传达中央的精神并表明自己的态度。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在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听了我的谈话以后，他说：说服力不够。我们拿出《二月三日有感》，他受震动了。张春桥的《有感》到底矛头指向谁？指向毛主席嘛！16号文件中把毛主席批他们的话用了好几段就有力量。江青不总是代表毛主席身份出现吗？我们就用毛主席的话揭露她。毛主席说，她不代表毛主席。我们就用毛主席批示揭露“四人帮”。作用是大的，所以我们取得了胜利。
　　1976年10月13日上午，在王一平、徐良图安排下，曹大澄用军用电话报告了上海要在13日发动叛乱的消息。华国锋、叶剑英接到报告后，当即（13日上午9点）派专机把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送回上海，使王洪文余党策划的武装叛乱胎死腹中。
　　在飞机上，周纯麟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一、回上海后，立即通知市属各大单位，说明“四人帮”被隔离了的事情是确切的；二、市委马上按中央指示办，逐层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三、各单位照常工作，不准任何人搞破坏；四、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一切听中央指挥。这四条，要由他们三人亲自给各有关单位打招呼。
　　上午10时多，马、徐、王垂头丧气地下了飞机。只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来迎接，警备区没有派车接周纯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通知警备区。
　　他们提出要到丁香花园（当时市委会议场所之一）去开会。周纯麟感到，此时最要紧的事是要尽快掌握部队情况，坚持要先回家。一到家，周纯麟立即把政委请来，询问部队情况。政委说，南京军区已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警备区部队已按南京军区的指示，作了调整和部署。周纯麟紧张的心情才有所缓和。
　　到丁香花园后，马、徐、王向其他人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徐景贤拿出毛泽东给华国锋的几张亲笔批示影印件给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看。张敬标把毛泽东的批示“你办事，我放心”往沙发前茶几上一摔，用手拍打着说：“我以为你们带回来什么重磅炮弹响！原来是这几张东西，上面又没头没尾的，谁拿到了都可以用嘛！”
　　徐景贤说：“这是毛主席的手迹。”
　　张敬标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凭这么几张东西就可以宣布人家反党了？！”说到头天晚上造反派大闹的事情，他边哭边说：“我们老头子反正年纪大了，死了没有什么……你们说服得了他们？革命革到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弄成这样的下场，培养一批青年干部不容易，他们革命热情非常高。”
　　冯国柱也边哭边说：“自从你们走后，各路情况摸下来都是传四个人被抓起来了，警备区的几个人从南京军区开会回来也不敢来找市委了；总工会、写作组的人都要起来干，逼着市委表态，而你们在北京不断来电话要家里稳住，一切等你们回来再说。弄得几个在家的人两头受夹，度日如年啊！”
　　13日下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锦江饭店14楼召开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指王洪文的余党）会议。马天水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作补充，讲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然后表态。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还没等他们讲完，会场就大闹起来。
　　13日晚8时，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集市相关单位头头会议，继续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会场内议论纷纷。

　　华国锋说：应该支持上海的工人

　　10月14日清晨，上海不少公共车辆上已被写上“打倒四人帮”“打倒王、张、江、姚”的大字标语，行驶在各条交通线上。
　　14日，在延安中路200号召开区、县、团、局和大专院校的负责人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当宣布“四人帮”已被隔离时，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情绪高昂，只有少数的人闷坐着，不吭声，还想搞一些“合法”斗争。
　　下午，“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陆续传达到群众。群众立即沸腾起来了。机关、学校、工厂贴出各种声讨大字报并迅速蔓延到街头。一支支自发的游行队伍出现在大街上。上海人民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转化为各种声讨行动。愤怒的群众游行队伍一层一层地包围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大院（楼）。
　　上海交通大学师生员工走在最前面，首先到康平路刷大标语：“砸烂反革命黑窝！”“揪出反革命的帮凶！”“清除四害，斩草除根！”他们还迫使徐景贤走出机关大院，接受师生们递交的抗议书，并要他转告马天水、王秀珍，要好好检举、坦白、交代！
　　各级干部积极传达，不仅在上海传播，还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主动传到外地。15日上海“长自轮”领导听到打招呼会议的消息，16日传达给船员，当天下午起锚，开船去大连，17日晚在船上传达给48个旅客，旅客无不兴奋。当晚，100多名船员、旅客召开声讨大会，悬挂打倒“四人帮”的大幅标语。当时，辽宁省迟迟不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大连的群众还不知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8日深夜2时许，“长自轮”到达大连港，因挂有粉碎“四人帮”的标语，港监不让进港。“长自轮”将此情况报告上海远洋局。很快，大连港监上了船，气势汹汹地说：没有信号不能进港。船上用无线电话再三联系。旅大市委命令：叫你们政委下来。船上同志召开支委会，认为问题大，没有让政委上岸交涉。旅大市委第二次又命令：一、不准进港。二、撕下大字报，自己与上海联系。三、给旅客做工作。四、接受地方党委领导，否则犯错误。船上领导研究后，决定给中央、交通部写报告，再增加三幅拥护中央决定的标语。
　　“长自轮”的报告很快到了华国锋那里。华国锋说：应该支持上海的工人。
　　8点20分，大连港接交通部的通知，准许“长自轮”进港。
　　因大连欺骗群众，双方僵持了6个多小时，船员大怒，一上岸，拿着糨糊桶到处贴大标语，刷到13辆汽车上。“打倒‘四人帮’”“打倒毛远新”的标语一直刷到旅大市委。4个便衣警察一直跟着船员，但是不敢行动。
　　华国锋高兴地说：“上海人民知道粉碎‘四人帮’的时间早，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实在好啊！这个消息实在好啊！我听了实在高兴，这些工人实在好。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

　　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10月13日，彭冲应召入京。当晚，华国锋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华国锋说：“就以上海来说，‘四人帮’经营十年之久，我们原来准备那里可能出一点大的乱子。但是实际上，揪出‘四人帮’的消息一传开，‘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余党就陷入上海1000万军民揭批‘四人帮’的汪洋大海之中。革命群众意气风发，社会秩序稳定，工业生产逐日上升，大的乱子没有出，中的乱子没有出，小的乱子也没有出。”“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以后，就是抓好揭批‘四人帮’的阶级斗争，千万不要钻到具体事务里去。具体事务让上海市原来的有关职能机构去搞。如果有人乘机搞乱，破坏生产，破坏革命，你们查他们就是了。”华国锋嘱咐：“你们去了以后要注意，生产不要受影响，要控制住局面。”
　　事后，华国锋说：我们政治局的同志不多，到上海去了两位，又从南京调了彭冲同志，这表示政治局的决心。
　　华国锋对彭冲说：“你这次去，要有个长期打算。”
　　李先念提醒彭冲：“你到上海去，上海有些人会眼红的，同你是对头冤家嘛！这一点不要紧。但自己要注意一点，不要带江苏的人去。”
　　彭冲很重视李先念的这条意见，没有从江苏带干部去，在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以后，也不管干部工作，从不对干部的安排或提拔提出个人意见，一切集体解决。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这些讲话集中反映在1976年10月18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中。《通知》在列举了“四人帮”的罪证后，首先指出：“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然后指出：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又有极少数人是跟着“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纠缠历史的旧账，不要一棍子打死。中央热烈希望，跟随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尽快觉悟过来，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自己的立场，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党史博览》 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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