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毛泽东的“防政变”与“首都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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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防政变”与“首都工作组”
——兼谈周恩来、叶剑英在当时的作用

王锐

－直以来，论及文革之初中国高层斗争时，许多人一方面为刘少奇最后惨死的结局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又为其大权在握，却甘愿束手就擒，甚至未作一点反抗而坐等灾祸降临，深觉不可思议。有些人甚至说，其时在北京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为何不趁毛泽东长期不在北京之机，发动－场政变，把毛搞下去？就像在文革爆发的两年前，苏共中央高层一些人趁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之机，发动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成功把赫搞下了台那样。而且，如此做，还基本上可以避免后来那场全国性的大动乱大灾祸。
笔者研究文革时，当初也多次有过这－疑问。近年，随着对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以及周恩来、叶剑英与之关系的深入探索研究，似乎终于可以找到答案。也才觉得当初产生这个问题，实在非常幼稚。

“五月会议”的血雨腥风

文革初期，曾经有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这个机构很长时间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却对保证文革按毛泽东意图发动及向纵深发展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更关键的是，它的组建和存在，对刘少奇等所谓中央一线领导，起着实际的震摄及监控、防范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刘或其他任何人有条件和胆量发动对毛泽东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变”。
先看看此时的政治局势和背景。
“首都工作组”成立于1966年5月中旬，其时，正是所谓“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月会议”（5月4日到5月26日），在文革史上，是一次重要而且十分关键性的会议。会议期间，发生了太多可值一书的重大事件。
首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曾经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一直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后来披露，这个《通知》的有些内容，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其中最著名、最有份量的－段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当时，认为毛泽东特意加进去的这段话，是针对的“彭罗陆杨”，后来才证实，毛主要针对的是刘少奇。“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文革中也一度成了刘少奇的代名词。
其次，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为江青控制，权倾一时，甚至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
此外，林彪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八讲话”。这个讲话，主要有两点内容特别令人瞩目。一是大谈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公开提出当前着重要防“政变”，防“兵变”，称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毛主席正在调兵遣将防政变。当时林彪确实讲得有点杀气腾腾。另一点就是，林彪将颂扬毛泽东的话语，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高度。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话是，林彪称，“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又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指南。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此话当时也被认为是针对彭真、罗瑞卿等。后来才揭示，此话针对的是其时正坐在主席台上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听到此话，想必十分受用。
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决心对刘少奇公开摊牌，并让林彪接替其接班人位置。据吴法宪回忆，有次他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车（其时吴已是最高核心层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车上周对他亲口讲过当时情形。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十一章，香港明镜出版社）
不过，再后来，林彪出事后，又有人称他的这次“五一八讲话”是在为自己以后搞政变造舆论，是别有用心，在唱“政变经”。
这次“五月会议”，还作出了停止或撤消“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职务，并由中央予以立案审查（即分别建立专案组）的决定。后来将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中央高层领导人迫害致死，并相继逮捕审讯，关押迫害诸多党政军首脑人物的中央专案组，即由此派生演变而来。
这个会上，还有一件比较滑稽的事。就是有好多天，曾集中火力猛批朱德元帅。最早，是要朱徳在会上作检查。迫于压力，朱德在大会上当众检查。后来又说其检查不深刻，发动与会者猛批。说朱德有政治野心，想夺权，想搞政变等等。不仅林彪等人，连周恩来、陈毅等都参加了对朱德的讨伐攻击。众所周知，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朱德元帅就长期处于有职无权地位。平时出去走走（所谓“视察”），在家时种点兰草。但可能朱德元帅在军队中一直威望很高。毛泽东要搞文革怕军队不稳，担心有人会拥戴朱德，所以先把朱徳弄出来，扫扫面子打打威风。毛泽东整人之心机，真是深不可测。有趣的是，朱德的事，从此再无下文，不了了之。
会议期间的5月18日和23日，前后几天时间，首都北京党政军高层，还发生了多起因文革风暴卷来，自身无法面对而被迫自杀身亡的“非常事件”。
第一位自杀者是曾担任过《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已经被打为“三家村”黑帮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他在林彪作“五一八讲话”的当天自杀身亡。第二位自杀者，是担任过毛泽东秘书，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田家英。其自杀于5月23日晩。第三位，是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的安东将军，5月22日清早服大剂量安眠药身亡（安东将军因聂荣臻元帅为之说话，死因未作“自杀”结论，后来定性为“非正常死亡”。按当时规定，自杀属“背叛革命”，“自绝于党和人民”。政治上背黑锅不说，还会祸及家人）。
“五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仍在杭州未到会，表面上由刘少奇主持，但实际上会议进展情况以及会上一切决定，均由康生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再由康生向政治局传达。所以说，这个“五月会议”，实际上是毛泽东在遥控。刘少奇不过是台面上的主持者。
官方的正统文献，对这个“五月会议”多有记载评述。可惜并不客观。比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对“五月会议”记载如下：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十六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大事记》第276页至2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第一版 ）
这种表述，完全不提毛泽东对会议的遥控和主导，却将“五月会议”的账，主要算到林彪，其次是刘少奇身上，是不公正，也完全不合事实的。
尤其是，这个《大事记》条目中，闭口不提毛泽东暗中指示周恩来，绕开党中央和政治局常委会，建立实际控制北京的“首都工作组”一事。

毛泽东对“政变阴谋”的猜疑和提防

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尤其是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发生了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不流血政变”以后，毛泽东对中共高层是否可能发生类似事情，是否有人会将自已彻底赶下台，始终疑虑重重。可以说，自那时起，“政变”阴影，就一直在毛泽东脑际纠缠，挥之不去。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没有任何征兆情况下，突然解决“罗瑞卿问题”（连刘少奇到了上海开会时，也不知道这次会是为什么事）。骨子里，就是因为罗是总参谋长，又曾长期任公安部长，权柄重，位置关键，怕被人利用搞他的政变。毛这一举动，主要是“防政变”的考虑。后来搞彭真，目的也是如此。彭真长期经营首都北京，被毛视之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成了“独立王国”。彭又是刘少奇心腹，在中共高层，排名第八，曾一度主持过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搞杨尚昆和陆定一，也有“防政变”的因素。杨主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键的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也是他分管范围，其位置极特殊，又曾被毛认为对他搞过“窃听”。陆定一是舆论大总管，在新闻舆论界很有影响和势力。任何人要搞政变，离不开舆论支持和控制。
毛泽东在正式动刘少奇之前，先出手搞掉彭、罗、陆、杨所谓“四家店”，其用心正在防“政变”。
随着文革全面发动的时间临近，要最后与刘少奇摊牌，毛泽东对所谓“政变阴谋”的猜疑就越重。仅据官方权威文献披露，文革之初的1966年5月至7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领导人时的谈话和私密书信中，就多次提到“中国可能发生政变”这一敏感话题。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就明显表露岀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政变”的担忧和焦虑。毛泽东从苏共中央变成“修正主义”谈起，他说：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10至14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月）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来中国度假休养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再次谈及党可能分裂变修的问题，并含沙射影直指刘少奇。毛泽东对胡志明说：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我与毛泽东的交往》第4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18页至1419页）
6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去长沙，第二天，往家乡韶山，住“滴水洞”。毛泽东在这里呆了将近一个月，静心思考下步举措。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及政变问题。毛泽东写道：
我的朋友的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20页至1421页）
这是毛泽东在两个来月中第三次谈及所谓“党分裂”和“右派政变”问题。可见其焦虑之深。这段时间，他所思虑谋划的，除了文革运动布局，主要就是对“政变阴谋”的提防和反制。其中最主要的“防政变”措施，就是暗中指示在北京的周恩来，以所谓“保卫首都”之名，建立“首都工作组”。然后进行一系列人事安排和部队调动。

周恩来奉命组建“首都工作组”

《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向周恩来下达这个“保卫首都”的相关指示，得指示后，周，叶两人又是如何商议，两人联名写信具体经过等，至今未得其详。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想法和最后决定，是由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作出，并遥控在北京的周恩来予以落实执行的。
毛泽东此时的心思和着力点，最核心的恐怕就是“防政变”。说直接一点，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就是要搞人，搞掉中央及地方高层的一大批他不满意的人。但他要提防，他搞这些人的意图真正实现之前，那些可能被搞的对象，不惜“背水一战”，联合起来搞他。尤其是他长期不在北京坐镇的情况下。
毛泽东这时，就必须着力提防一年多以前苏共中央那些人搞赫鲁晓夫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所谓“保卫首都”，不过是个借口，是个幌子。因为此时，中国并无外敌入侵危险，也无内乱。首都北京不存在危险，“保卫”二字从何说起？
据《周恩来年谱》，拟建的“首都工作组”共有11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
“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
从成员名单来看，这个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就是说，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
更重要的是，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也就是说，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事。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而所谓“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内容就是，只对周恩来一个人负责。而周恩来，只对毛泽东负责。
从此举看，其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是充分信任的。否则不会将关系着毛自身安全的如此权力，如此重责，放心交付于周。
文革中，在批判刘少奇或其他人时，常用“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或是“分裂党，分裂军队”，这样的攻击性提法。其实，仅就这件事情来说，不管决策的毛泽东，还是具体执行的周恩来、叶剑英，才真正是公然违反中共的组织原则，“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其实际效果，既分裂了党，也分裂了军队。
因为，无论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还是邓小平主持的实际负责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其时都在北京，而且也在正常运转。尤其是，这两个机构及主持者，都是经中共高层集体研究，或是相关党内高层会议决定的。毛、周二人都是政治局常委，当时也是投了赞成票，认可过的。现在却绕开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自行决定并作出这种超越党政军中央机构的重大举措和行动，不是“背着中央，另搞一套”是什么？而且，仅就其动机和实际后果看，确实起到了“分裂党，分裂军队”的作用。
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呈上后，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批示照办（其实，本身就是遵毛泽东之意行事的，只不过小组人员构成上须报知毛泽东最后审批认定）。
在“首都工作组”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之前，周恩来在叶剑英协助下，已经有所动作。据文献资料及相关当事人回忆，周、叶二人当时主要抓了北京卫戍区的改组扩建，以及相关部队的调动及协调，还有就是，如何加强北京的安全警卫等一系列相关事宜。
换言之，此时整个首都地区已被周、叶二人主掌的“首都工作组”从军事上以及“安全警卫”方面控制了。
再说得具体一点，也就是，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整个“党中央”，已实际上处于这个特殊的“首都工作组”的控制和监视之下。

周恩来作军事部署

接下来，周恩来就绕开党中央，也不经过中央军委，独自作了相关军事部署，并进行了几项关键性的部队调动和军方人事安排。
也据《周恩来年谱》，5月18日，周恩来单独约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此二人都是当时实际控制和指挥首都地区部队的关键实权人物），就部队一系列调动安排进行具体落实。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周恩来这次单独约见军方实权人物，是事先经中央军委批准或授权，或起码告知了中央军委领导。
还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长期主管的是政府（国务院）事务，共和国以来，也从来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如今却单独召见军方高层，并做出如此重大的军事调动和部署，是不寻常的，有越权之嫌。他依据的，显然就是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所谓“首都工作组”。
该文献记载，三个人（实际是周恩来一人，其他两人都听周的）当天就作出了几项关键性的决定，并由周恩来下来后书面报告毛泽东。
注意，这里有个细节十分重要：周恩来是写亲笔信，派信得过的“信使”专送在外地的毛泽东，而不用领导人专用的“红机子”保密电话，或是机密电报等。
这说明毛也好，周也好，已对此时的中央有关部门怀有戒心，怕其间相关消息被窃听被窃看。他们已经不完全相信，无论中央高层或军方警方乃至情报机构的保密电话电报等通讯方式，可以做到“绝对保密”。宁肯选择最原始最麻烦最费时的“信使送信”方法。
1967年武汉的“七二○”事件中，中共高层也采用过这种“信使送信”方法。事件发生，局势大乱。毛泽东被困武汉，在北京的江青与林彪商议后，由江致信毛泽东，劝其立即转移。江致毛亲笔信一封，派人专机飞武汉送毛。信使竟然是副总参谋长邱会作。江青甚至还说出了“信在你脑袋就在”这样严厉的话。弃现代化通讯手段不用，而宁肯采用这种“信使送信”的古老方法，令人想起基地组织的拉登。不过，拉登不用电话等，是防美国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寻电子信号跟踪而至。而中共高层却是为开展党内斗爭，防泄密。
当时，周恩来写信而不用电报电话或传真，主要目的，当然是要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及其手下亲信完全封锁消息。
文献显示，周恩来当天书面报告毛泽东审批的决定和相应部署主要为：
其一，改组扩建北京卫戍区，并由傅崇碧任司令员；
其二，调解放军第63军驻防石家庄的189师，以及第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来北京，作为卫戍部队，担任首都卫戍任务；
其三，待这些部队到京后，立即对原来担任中央及北京要害部门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宣传机构的警戒保卫部署，全部作重新调整。（以上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至32页）
周恩来这份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自此，正式开始了北京卫戍区的扩建重组，进行相关部队的一系列调动，以及首都各要害机关部门警卫力量的大调整。后来在文革中地位关键、知名度很高的北京卫戍区首任司令员傅崇碧，也就此走马上任。
几天后的5月26日，由叶剑英主持，召开了“首都工作组”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就“首都工作组”面临的任务，以及内部组织情况，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安排，机构运转程序，还有工作方法等重要内容，进行全面研究，并作出了相关决定。
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出席了“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定调子的讲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说：“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
周恩来还说：“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
在这次会议上，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在“紧急情况”时，需要调动北京地区的卫戍部队，如果周恩来在京，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不在时（因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还有出访等外事活动），可报邓小平批准（以上均见《周恩来年谱》下册，第33页）。
这个决定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可谓有点意味深长。5月15日，周恩来与叶剑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提到，“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当时在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工作的，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但从整个过程及军队调动部署情况来看，刘少奇并未参与其事，而是周恩来在全权负责。
前文已述，报告中提到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是一句空话。显然，这个“首都工作组”，只有周恩来有权拍板作出决定。周的身后实际做主的，是毛泽东。
这就是说，“首都工作组”一切举措、行动和部署，只对周恩来负责，它不仅绕过了中央书记处，也绕过了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还绕过了中央军委和总参。这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出席并作出决定。不过，这样重大的决定，显然不会是来自周恩来本人，而只能是来自毛泽东。
这个事实说明，尽管名义上仍是刘少奇在京主持政治局及常委会，但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在另搞一套。其时，文化大革命还未全面铺开，“工作组”等问题甚至还未发生，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还有两个多月。这说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并要借故搞他的想法，由来已久。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后来的“派工作组”等情况，刘少奇都已在劫难逃。
此外，这次会议还决定，紧急情况下，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权，周恩来不在时，由邓小平决定。这说明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比较信任的，而且对刘、邓是有所区别的。否则不会把如此重大权力交给他（尽管是充当周恩来不在北京时的“替补”）。
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的5月31日，周恩来将会议所作出的相关决定以及卫戍部队调动安排等军事部署情况，一一向在杭州的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这些决定与部署，亦均获毛泽东批准认可。
“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叶剑英就着手建立工作组下面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等。办公室地点在军委“三座门”。
关于这个“首都工作组”日常工作班子的组建及负责人，据傅崇碧回忆是：办公室主任由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担任；办公室副主任3人：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办公室其余工作人员由北京军内外各大单位选调。（见《傅崇碧回忆录》第1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其办公室正副主任均由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及负责安全警卫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出任，可见其“反政变”的色彩很浓。而那个雷英夫，正是后来最先向中央高层写材料揭发刘少奇的始作俑者。
傅崇碧还回忆说，“首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还决定，今后，“每周至少开一次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听取办公室的汇报和研究讨论有关问题”。

“首都工作组”主要任务是“防政变”

周恩来、叶剑英5月15日的报告，以及5月26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都规定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这就是，加强首都北京的警卫，确保首都的安全。
所谓“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其实，这只是个借口。说穿了，就是保证尚在外地的毛泽东，一旦返京后绝对安全。并在毛泽东以文革之名，对一批党政军高层（以刘少奇为首）大清洗时，防止有人会对毛泽东搞所谓“政变阴谋”。
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也是这个“首都工作组”成员的刘志坚将军，文革后接受访谈时，曾有一段很关键很说明问题的回忆。
据刘志坚说，早在文革正式发动前的1966年4月中旬，他受周恩来委派，与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同赴上海，参与对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的讨论修改（这种委派，不是由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派，而由周恩来直接指派，这也十分耐人寻味。说明彼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其时，中央政治局在杭州开扩大会，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受毛泽东指派，正在上海主持这个文件的修改事宜。其间，文件草稿已作过多次讨论修改。
有一天，几个人正在座谈讨论时，江青突然耸人听闻地当众说，她担心“毛主席在杭州安全没有保障”，并表现出深为忧虑的样子。几个人听了不免吃惊。
作为军方人员的刘志坚，深感江青此说事关重大。思索之后，下来立即通过军内保密电话，将情况告诉了北京的总参谋部。总参谋部负责人对此自然也万分重视，当即以总参名义，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要许世友采取紧急措施，调动可靠部队，加强杭州地区的警戒，保障毛泽东的安全。
同时，总参负责人要刘志坚立即赶赴杭州，向周恩来及中央军委领导报告。刘志坚第二天即秘赴杭州，分别向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告诉了南京军区许世友已经采取的军事警戒及安全部署情况。（《动乱之初——刘志坚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和遭遇》，载《“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第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之后，江青还多次对杨成武等人说过这样的话：“主席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之前，主席不能回北京。”江青还要总参及中央军委，特别加强毛泽东的安全保障工作。
据后来一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这个话，文革初他刚从东北调来北京时，奉命去见刚任“首都工作组”组长的叶剑英，叶剑英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吳德写道：“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而这种“安全保障”，并不是指一般性的安全警卫，而主要是“防政变”的相关军事部署大动作。毛泽东在文革深入发动及自己返京重回“一线”掌控局势前，指示成立“首都工作组”，并重新调整组建拱卫京师的北京卫戍部队，可以说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是防着刘少奇、彭真，或是曾一度担任过公安部长和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或其他任何人，对他搞“赫鲁晓夫式”或“非赫鲁晓夫式”政变。
关于“防政变”的意图，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个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就表露得十分清楚。如今看来，林彪那个专谈政变大讲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就不是他一时兴起的随意而为，而是有感而发的。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特别引人瞩目：“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部署。……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
总参谋部让许世友作加强对杭州毛泽东保卫的军事部署，是4月中旬的事。周恩来与叶剑英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报告，是5月15日。周恩来约杨成武、郑维山谈扩建北京卫戍区，调动部队加强对中央要害机关及电台、报社等的安全保卫，也正是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5月18日。林彪是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些情况他应当是知情者。
由此看，林彪“五一八讲话”中这番话，就不是他有意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基本上是事实。他讲的其实就是在周恩来、叶剑英一手操持下，关于成立“首都工作组”及相关军事部署等一系列动作。只不过，这是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核心机密，在座者（包括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对此并不知情。
3天后的5月21日，周恩来也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内容几乎相同的讲话。
周恩来说：“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得好。”又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子、有枪杆子、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转引自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
现在看，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先是要搞掉彭真、罗瑞卿等，后来要搞掉刘少奇等，确实担心这些人会反抗，甚至对他搞“政变”。这些话他对江青讲过，也对林彪讲过。
可见，毛泽东决心将文革大规模发展并深入搞下去，一直到他7月18日正式返回北京之前，“防政变”确实是他曾经认真考虑过的主要问题。建立“首都工作组”，以及由此而来的改组扩建北京卫戍区，并作相应军事调动和部署，都是针对他即将搞掉的刘少奇等人，“防其政变”的具体措施。
“首都工作组”的建立及其幕后一系列运作，在1966年5、6月那种特殊而敏感的政治格局中，起码说明两点：
一是周恩来此时已明确倾向于毛泽东（或者说站在毛泽东一方，而不是站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一方），并全力支持毛深入发动文革；
二是毛泽东在文革全面发动的前夕，通过周恩来及其所控制的“首都工作组”，已经控制了北京的局势。北京当时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周恩来手中，而不是刘少奇手中。
或者说，这个所谓“首都工作组”，才是当时实际控制北京乃至党中央的“另一套班子”。

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关于叶剑英元帅在文革中的处境变化和作用，海内外史家学者多有论述。不过，多着重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怀仁堂事件”，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行动等。不过，对叶剑英在文革初期，尤其在这个“首都工作组”里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似乎少有人论及。
笔者认为，叶剑英元帅在文革初期中国高层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他与毛泽东、林彪、江青的关系等，值得深入研究。不过，仅就当年5月成立这个“首都工作组”，让叶剑英来挂帅并实际主持工作这件事来看，毛泽东其时对叶剑英是深为信任的。
而且，此事当时也还要过江青和林彪这两关。两人之中，如果任何一人持坚决反对态度的话（尤其是江青），此事便不会有如此顺利。
可见，当时叶帅与林彪，与江青，关系大体上还过得去。尽管可能周恩来的极力推荐也是其间因素之一（周、叶抗战时期曾在南方局共事长久，彼此深有信任了解），但是如前所述，如此重要的问题，不是周恩来可以做主的，必须由毛泽东最后拍板，决定权在毛泽东。
毛泽东授意让叶剑英与周恩来联名给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提出成立“首都工作组”，表明当时毛泽东在心目中，已决定让叶剑英来负责主持这个万分重要的特殊机构了。毛泽东之所以选中叶剑英，这是大有考究的事。
在几个军委相关领导中，叶剑英一直是排名靠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宣布对中央军委进行改组。《通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军委常委13名，叶剑英排名第11位，是元帅中的最后一名。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见《共和国史记》第二卷第399页）
之后不久林彪称病休养，军委日常工作实际是贺龙在主持。一直到文革前夕。但这个“首都工作组”，不由林彪，也不由贺龙代表中央军委参与或挂帅，组长却由叶剑英出任，表明毛泽东有自己的深层考虑。
毛泽东文革初期对叶剑英的特殊信任，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可以说明，那就是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叶剑英进入中央书记处任书记，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决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批追认）。由此，叶剑英此时取代了贺龙元帅，实际主持了中央军委，接过了指挥军队的大权。
而且，其后8月上旬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全面改组。其中补选的6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就有叶剑英。
尤其是，数位元帅、军委副主席当中，进入中央书记处的，也仅有叶剑英一人。这显然同叶剑英新担任了“首都工作组”组长有关。因为叶剑英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身份，才便于在“首都工作组”中对党政军各部门机构及人员进行具体的领导和指挥。
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许多著述中都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于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进行了面对面的严厉指责。毛泽东在讲话中厉声指责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只好检讨认错，主动承担责任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余怒不息，公然当面指斥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这时，叶剑英突然插话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没料，此话引起毛泽东更大的怒火和指责，当即厉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见《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116页）
此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座者，均为党政军最高层人物，毛泽东公然声称“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其所指何在，已是不言而喻。
大概，刘少奇也被激怒了，失去了冷靜，当场多少带有顶撞毛泽东的态度作答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刘少奇年谱》下册第6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刘少奇这里所说的“五条不怕”，即当时高干中广为传播的“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党内的一次讲话中说的，号召党员干部要敢于讲真话，要有“五不怕”精神。刘少奇在此用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来回敬他，可见其对毛的忍耐已达极限。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文革后也说，这是刘在公开场合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顶撞毛泽东。
在此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矛盾，尚未在公开场合爆发，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也尚未写出。叶剑英在这种场合，说出“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这样的话，显然与他“首都工作组”组长这个身份有关。他既是从军委这个角度向毛泽东表态，也是从“首都工作组”这个角度表态。
如果说，叶剑英此话不一定是专门针对刘少奇而发的话，起码可以表明，他这番讲话，明显带有代表军队全力而且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意思。从另一个角度上，这也带有向已经与毛泽东公开摊牌的刘少奇示威施压的味道。
这一举动，显然也带有向毛泽东此前的信任和重用，作出某种回报姿态之意。毛在众元帅中，选中排名靠后的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又让其进入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而且程序上，是“先斩后奏”，先任命赋以实权，以后才由中央委员会补认。这些都是极为少见的。叶剑英当然明白毛这番用心。
前些年，笔者见过一文章中叶家后人谈叶剑英，其中提到，叶帅身上，有“忠君”思想。叶帅当年，要“忠”的那个“君”，显然就是毛泽东。
“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叶剑英就着手建立工作组下面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等。
傅崇碧在其文革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曾谈到自已参加“首都工作组”的情况，及叶帅在其间的作用。
傅崇碧回忆说：“1966年5月，首都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时的第一次会议，叶剑英副主席让我参加。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引者注：其实是叶剑英主持，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参加并讲话），宣布首都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任务是清理整顿首都治安，保证中央和首都安全。领导小组组长是叶剑英副主席。”（见《傅崇碧回忆录》）

“首都工作组”领导下的北京卫戍区

“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大约一周，经周恩来同意，于6月3日由“首都工作组”与北京军区联合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地点在军委所属的京西宾馆。
这次会议，在北京卫戍区的历史上比较重要，被称为“六三会议”。出席参加人员是新扩建后的卫戍区营以上干部。会议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出席会议有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军委几位副主席，以及解放军三大总部、各军兵种、在京的各军事院校负责人，以及北京军区的正副司令员，正副政委等领导（当时北京卫戍区建制还属于北京军区管辖）。
这次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扩编的命令。叶剑英和杨成武分别代表中央军委和总参在大会上讲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今天的大会，总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以及北京军区的负责人都来参加，对会议寄予很大希望。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加强首都卫戍部队，在原来基础上，增加到三个师另一个团。这几个部队各有特长，有的熟悉警卫勤务，有的善于野战。为了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你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杨成武则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在讲话中说，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首都卫戍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另一个团，增加为三个师另一个团，在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领导下，担负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首都的任务，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
在讲话中，杨成武特别指出，卫戍部队的具体任务，按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以及叶帅的指示办。
这话说得意味深长。在中共历来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下，北京卫戍部队，不是按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的指示办，而是按周恩来、叶剑英和这个“首都工作组”的指示办。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
北京卫戍部队扩编的同时，在叶剑英主持下，“首都工作组”当即提出了对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及一系列整编安排方案。
该方案主要内容为：
一，在6月10日前，完成保卫北京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
二，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卫戍师、团干部，及担负保卫重要目标的连级干部调配；
三，6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部队的调整。
也就在6月3日当天，周恩来对“首都工作组”上报的首都警卫部队调整方案作出批示。其批示如下：
“剑英、成武、王尚荣三同志，同意这一报告中所提的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请即组织实施。望在4天内将部队部署和调整具体落实，并将营连的驻地和机动兵力驻地绘图标出送阅，其它三事均同意。”（以上见《傅崇碧回忆录》第180页）
北京卫戍部队扩编，最初说是由原编制的一个师另一个团，增加到三个师另一个团。但其后的组建和扩编，大大超出这一原订计划，部队实力强大得多。
据傅崇碧回忆，扩编后的北京卫戍部队共有4个师（其中包括第24军最强的机械化师第70师），而且每个师辖6个团，而不是通常的1个师3个团或4个团。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团，一个干部大队，一个军乐团，总兵力达到10万多人，成了当时国内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之一。
而且，傅崇碧将军还说，后来根据叶帅的指示，还作出决定，“在必要时”，驻高碑店的112师，驻天津的193师等3个野战师，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调动。（以上均见《傅崇碧回忆录》）
从这些安排部署上看，北京卫戍部队“防政变”的成分很大。因为，如果仅仅是负责警卫任务，或维护首都社会治安，哪里需要这么多野战部队甚至包括当时国内还为数不多的机械化师？
在政治待遇及级别上，北京卫戍区升格为与大军区平级。中央及中央军委开会，凡有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及省委书记一级的领导参加，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也都参加。
到后来，据说北京卫戍区收到的中央文件，甚至比原来的顶头上司北京军区还要多。可见其在文革特殊背景下，北京卫戍区地位的举足轻重。

吴德谈“首都工作组”

吴德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发动的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时，被选中调来北京，任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中共“十大”吴德进入中央政治局，一直担任北京市主要负责人。
吴德近年有一部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问世。虽然有人认为吳德这部口述回避了些东西，但总体上，还是为世人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当年高层内幕史实，也为海内外文革史家所瞩目。
吴德这部回忆录中，就谈及当年他所接触到的“首都工作组”一些很重要的史料细节。
据吴德的回忆，“首都工作组”不仅主持改组北京卫戍区，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甚至连改组北京市委这样的大事，都是由这个“首都工作组”在具体主持操作。由此，一方面可见当年这个“首都工作组”确实非同寻常，另一方面，也可证实，当时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实质已成应付日常事务的“傀儡中央”。连改组北京市委这样本是党中央应有职责和权力的事，竟无法参与做主。
吴德在回忆录中谈及他由吉林调北京这段特殊经历时写道：“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市工作的决定。我当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我在沈阳呆了几天，5月24日到了北京。那时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正在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26日）。毛泽东在外地，刘少奇主持。”“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由李雪峰与我谈。”
“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
关于“首都工作组”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吴德谈了三个方面：
“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这里也可见，建立“首都工作组”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保证毛泽东回北京的安全。换句话说，也就是“防政变”，防止党內高层或其他什么人对毛泽东搞政变。
“二是改组北京市委。”吴德谈到，在他来北京之前20多天，华北局已派出以池必卿、黄志刚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不过可能因为渉及到自已，对如何改组北京市委的详情，吴德并未多说。而吴德对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的情形谈得比较具体。
“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逮捕。(《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3至6页)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接连搞的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重大改组行动，体现或执行的正是毛泽东这种意图，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

刘少奇成“笼中鸟”束手就擒

在周恩来主持和指挥的“首都工作组”完完全全控制了北京后，毛泽东终于在1966年7月18日乘专列回到北京。
自1965年11月12日，即《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同天杨尚昆被撤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继任）两天后，毛泽东离京赴南方，算起来，他有半年多没在北京。此次返京，北京政治形势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本来，自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来，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因对文革运动到底怎么搞法，心中全然无数，多次请毛回京坐镇，毛泽东执意不回北京。事后看，毛泽东及江青等，是担心毛的安全得不到百分之百的保证，担心遭到刘或其他人的“暗算”（当然是癔想中的）。
这里有个值得重视的细节，毛泽东返京前一周的7月11日，周恩来曾专机到武汉，在当时国事那么忙的情形下，还破例呆了两天。当天及第二天，周恩来连续单独见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周为何赴武汉？是毛泽东召他去还是他自己决定去？详情内幕相关文献至今均无披露。
《周恩来年谱》仅简单记载：“7月11日 飞武汉。”“7月11日、12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至于谈些什么内容，未作更多披露，只提及毛给周看了那封几天前写给江青的信。周建议为此找林彪谈谈（《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0页）。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被认作最权威的上下卷《毛泽东传》，对此更是只字未提。反而如此写道：“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泽东传》下卷第1420页）好像周本来就在武汉。可见官方正史在关键问题上多么不可靠。
笔者推测，毛因为打算返京，独召周恩来赴武汉，详细了解首都现状及高层动向，尤其是北京安全保卫及局势控制方面是否万无一失，以决定是否返京及何时返京。周恩来也一定会向毛泽东全面汇报“首都工作组”组建运作详情，以及卫戍区部署、部队调动等等，让毛对北京安全以及对整个局势控制心中有数，并百分之百放心。
其后，周恩来又专飞上海见江青。名义上是将毛7月8日那封信转交江青。实际上，也是将北京高层动态，及北京安全防范情况包括部队部署告诉江青（如果不用汇报二字的话），让其彻底放心。因为此前江青说过这话，“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以前，主席不能回北京。”
正是如此，才有了7月18日毛泽东离京半年多之后，正式返京，而且重回第一线亲自主政——就是不管是名义上，还是实际操作上，从刘少奇手中把党中央大权夺了过来。
刘少奇得知毛泽东返京，曾想登门汇报一切，却被毛拒之。而毛泽东却接见了陈伯达、张春桥等。
7月19日深夜，参加毛泽东亲自在怀仁堂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才见到了毛泽东。以后几天，至8月初，刘少奇名义上还主持了几次政治局常委会，但一切按毛旨意行事。毛泽东却紧锣密鼓，暗中布局，准备与刘少奇正式摊牌。
返京后，10天之内，毛泽东采取了两个重大行动。
其一，宣布撤销文革初期派往各学校和单位领导运动的“工作组”，并以此为由，追究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责任。实质是开始对刘、邓的清算。
其二，决定紧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机构（包括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进行全面改组。
临时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一个“非常举措”。本来，中共八大党章规定，每年或至少两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但自从1962年9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后，过去了差不多整整4年，中共再未开－次中央全会。如今毛泽东却突然提出开全会，事先未作任何商议甚至通报，完全是想开就开，说开就开。
没有任何一点事先筹划准备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人员也十分奇特。仅有74名中委、67名候补中委与会，却另有47名非中委或候补中委的人“列席”。这列席者，有包括江靑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还有北大“第一张马列大字报”作者聂元梓在内的十多名所谓“革命师生代表”，有的甚至连党员也不是。
毛泽东做事，真是敢想敢干，不按常理出牌。后来事实证明，正是这批“列席者”，组成了全会上围攻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先锋和主力。活生生将国人视为神圣庄严的中央全会，变成了一场文革闹剧。
全会议程和时间上也多变。原定开5天，后来开了12天。原定议程，会议第一天由邓小平以总书记名义向与会者宣布说明，主要有：讨论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补议确定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决议等。会议中途，毛泽东于8月5日，写下那张所谓《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于8月7日临时作会议文件散发。由那批列席者带头，会议立即转入了对刘、邓的批判围攻。这次中央全会的议程和结局，也由此大变。事后看，那些“议程”，不过是毛泽东提出要召开中央全会理由的一个幌子。
曾列席这次全会闭幕式的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自已所经历的一些内情。吴法宪说：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等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后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595至597页）
吴法宪还说，当时在场的那20多位高级将领和部长们，听后全部都沉默不语，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当时在场的陶铸，也没有讲话。周恩来讲完以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走了。会也就散了。”
8月12日，全会闭幕当天，根据毛泽东提议，改组了中央机构，重选了政治局常委（本来选政治局成员和常委应是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刘少奇从排名第二降到第八位。当天，刘少奇在会上作检讨性发言。他说，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脫。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刘少奇还请求辞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职务。（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9页）
现在看，刘少奇当时的想法还是天真了。他以为毛泽东和江青这些人会因此放过他。就在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和当天，叶群两次找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写诬陷刘少奇的材料。8月14日，林彪将这两份材料通过江青，交到了毛泽东那里。
9月10日左右，刘少奇写出了《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呈报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此时还是不露声色，于9月14日复函刘少奇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0页）
刘少奇接毛泽东复函的当天，向已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致信，请示说：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0页）
刘少奇有所不知，在毛泽东默许下，江青、康生等人操纵下，欲置刘少奇夫妇于死地的活动正在悄然进行着。
就在刘少奇给周恩来写信两天后的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以薄一波等61人出狱事为题，陷害刘少奇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欲将刘打为“叛徒集团”头子、后台。毛泽东当时没表态，将之存档，却为今后置刘于死地留下材料。而江青等人，已在秘密建立针对王光美（实为整刘）的专案组。
刘少奇此时，真正成了“笼中鸟”，“网中鱼”，只能听人宰割。11月12日，刘少奇在出席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后，就再没在公众场合露面，一直处于软禁中。
至此，再回到本文开头那个问题，可以说，在毛泽东长时间不在北京的情况下，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及其组建的“首都工作组”，刘少奇或任何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政变”——何况他们根本不会这样想。

“首都工作组”不明不白的终结

最后，谈一下一度权力无边的“首都工作组”以后的结局。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整个政局的复杂多变，以及各方面利益及权力的较量与冲突，“首都工作组”的工作也就不那么正常和顺畅了。到1966年下半年，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的状态。
这首先是“首都工作组”的一些成员先后受到冲击，以后甚至被打倒靠边。其自身难保，无法再参加“首都工作组”任何工作。最先是北京市委的李雪峰、万里，再以后，身为国务院秘书长、一直是周恩来总理手下主要助手的周荣鑫，因为“西纠”问题，在一次大会上被江青点名。之后就是挨批斗，被停止工作。
到1967年初，刘志坚、郑维山两位军中将领，也先后遭受被中央文革小组点名的厄运。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的王尚荣、雷英夫、于桑等，也先后在本单位挨批斗。放眼整个“首都工作组”，仅剩下叶剑英、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傅崇碧等少数几个成员。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日渐得势。
其深层原因却是，毛泽东7月中旬返京，尤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彻底掌控了北京局势，对周恩来、叶剑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组”就没有多大兴趣了。说不定內心深处，还有某种猜疑和戒备。另一方面，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的信任和倚重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中央文革小组逐渐成了超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甚至政治局常委之上的一个特殊机构。党中央机构的权力已大大弱化，运转也很不正常。这时，对江青等人来说，连周恩来也不放在眼里，何况于“首都工作组”！
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江青本人）经常直接对北京卫戍区，对谢富治掌握的公安部发号施令，直接下达指示。这样，“首都工作组”实际面临着被甩开，被架空的局面，其在政治格局中的权威性和要害地位也大打折扣。
最根本性的变化出现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事件”之后。
2月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由于有2月10日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与陈伯达这个背景，出席碰头会的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对中央文革小组作了前所未有的抨击。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3人找江青一条一条说了会上情形。江青当即安排3人直接面见毛泽东告状，引起毛泽东“龙颜震怒”。加上2月17日谭震林写信给林彪，指名痛斥江青。
毛泽东于2月18日深夜紧急召集会议，当众大发脾气，说了许多过头话，使得主持这次碰头会的周恩来不得不主动承担责任，作了检讨。毛泽东立即指示要对徐向前、谭震林、陈毅等3人开“政治生活批评会”进行批判，并让3人“请假检讨”（实际上是停职检查）。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连续开了7次这样的“批评会”，除几位老帅、副总理检讨外，周恩来被迫再次检讨。
“怀仁堂事件”之后，江青趁势向周恩来夺权，她在一次有周恩来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公然向周发号施令说：“主席（指毛泽东）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已经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也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王力：《文革第一年》，载《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口气之大，前所未有。
随着江青一伙人对“二月逆流”的批判升级，叶剑英基本上靠边站，被停止了工作，周恩来处境也很艰难。而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凌驾于中央党政军最高权力机构之上。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工作组”基本上名存实亡。
有意思的是，随着文革向纵深发展，连曾经执掌“首都工作组”大权的叶剑英自身及子女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据傅崇碧回忆，当林彪听说叶剑英的两个孩子及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在卫戍区所属部队当兵时，就给傅崇碧下令，要把他们抓起来。傅崇碧不愿这样干，就派人事先通知他们离开。
到了1968年3月，一天，谢富治突然又找他布置说（谢富治已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中央文革小组已决定逮捕叶剑英的子女叶选宁和叶向真，以及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谢富治要傅崇碧带人去执行。
傅崇碧当然不干，说：“这得先给叶帅打电话，报告他老人家。”谢富治说：“一打电话不都跑逑了，还抓什么？”傅崇碧坚持说：“你不让打电话，我不派人去。”
谢富治没办法，只好说：“你不去，可不要走漏了风声。”最后，谢富治另外派人去抓，自然一个也没抓到，因为傅崇碧也派人暗中通了消息。（《傅崇碧回忆录》第185页）
由此可见叶剑英当时处境的险恶。也可见，毛泽东真是善于玩“帝王术”的高手。毛泽东当初成功依靠和利用“首都工作组”，保证自己放心返京，击败“政敌”，清除“隐患”。并且再度“出山”君临天下。眼下，目的已达到，且局势大变，“首都工作组”及主要成员，自然面临“兔死狗烹”的命运。
说穿了，一度大权在握的“首都工作组”，不过是毛泽东政治大棋盘中的一枚棋子。
傅崇碧不理谢富治及中央文革小组那一套，照常与叶剑英等老帅来往密切。谢富治知道后，十分不满，并因此责难傅崇碧，说他不该经常往老帅那里跑。这时，傅崇碧就拿“首都工作组”做幌子，说是叶帅仍是“首都工作组”组长，当然有些情况应该让他知道了解，谢富治对此无话可说。
因为不管党中央也好，或是毛泽东本人也好，都没有正式发指示或发话说撤销这个“首都工作组”。


《昨天》第30期，2014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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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防政变”与“首都工作组”

——兼谈周恩来、叶剑英在当时的作用

　
王  锐


－直以来，论及文革之初中国高层斗争时，许多人一方面为刘少奇最后惨死的结局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又为其大权在握，却甘愿束手就擒，甚至未作一点反抗而坐等灾祸降临，深觉不可思议。有些人甚至说，其时在北京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为何不趁毛泽东长期不在北京之机，发动－场政变，把毛搞下去？就像在文革爆发的两年前，苏共中央高层一些人趁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之机，发动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成功把赫搞下了台那样。而且，如此做，还基本上可以避免后来那场全国性的大动乱大灾祸。

笔者研究文革时，当初也多次有过这－疑问。近年，随着对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以及周恩来、叶剑英与之关系的深入探索研究，似乎终于可以找到答案。也才觉得当初产生这个问题，实在非常幼稚。

“五月会议”的血雨腥风

文革初期，曾经有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这个机构很长时间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却对保证文革按毛泽东意图发动及向纵深发展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更关键的是，它的组建和存在，对刘少奇等所谓中央一线领导，起着实际的震摄及监控、防范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刘或其他任何人有条件和胆量发动对毛泽东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变”。

先看看此时的政治局势和背景。

    “首都工作组”成立于1966年5月中旬，其时，正是所谓“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月会议”（5月4日到5月26日），在文革史上，是一次重要而且十分关键性的会议。会议期间，发生了太多可值一书的重大事件。

首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曾经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一直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后来披露，这个《通知》的有些内容，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其中最著名、最有份量的－段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当时，认为毛泽东特意加进去的这段话，是针对的“彭罗陆杨”，后来才证实，毛主要针对的是刘少奇。“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文革中也一度成了刘少奇的代名词。

其次，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为江青控制，权倾一时，甚至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

此外，林彪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八讲话”。这个讲话，主要有两点内容特别令人瞩目。一是大谈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公开提出当前着重要防“政变”，防“兵变”，称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毛主席正在调兵遣将防政变。当时林彪确实讲得有点杀气腾腾。另一点就是，林彪将颂扬毛泽东的话语，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高度。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话是，林彪称，“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又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指南。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此话当时也被认为是针对彭真、罗瑞卿等。后来才揭示，此话针对的是其时正坐在主席台上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听到此话，想必十分受用。

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决心对刘少奇公开摊牌，并让林彪接替其接班人位置。据吴法宪回忆，有次他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车（其时吴已是最高核心层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车上周对他亲口讲过当时情形。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十一章，香港明镜出版社）

不过，再后来，林彪出事后，又有人称他的这次“五一八讲话”是在为自己以后搞政变造舆论，是别有用心，在唱“政变经”。

这次“五月会议”，还作出了停止或撤消“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职务，并由中央予以立案审查（即分别建立专案组）的决定。后来将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中央高层领导人迫害致死，并相继逮捕审讯，关押迫害诸多党政军首脑人物的中央专案组，即由此派生演变而来。

这个会上，还有一件比较滑稽的事。就是有好多天，曾集中火力猛批朱德元帅。最早，是要朱徳在会上作检查。迫于压力，朱德在大会上当众检查。后来又说其检查不深刻，发动与会者猛批。说朱德有政治野心，想夺权，想搞政变等等。不仅林彪等人，连周恩来、陈毅等都参加了对朱德的讨伐攻击。众所周知，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朱德元帅就长期处于有职无权地位。平时出去走走（所谓“视察”），在家时种点兰草。但可能朱德元帅在军队中一直威望很高。毛泽东要搞文革怕军队不稳，担心有人会拥戴朱德，所以先把朱徳弄出来，扫扫面子打打威风。毛泽东整人之心机，真是深不可测。有趣的是，朱德的事，从此再无下文，不了了之。

会议期间的5月18日和23日，前后几天时间，首都北京党政军高层，还发生了多起因文革风暴卷来，自身无法面对而被迫自杀身亡的“非常事件”。

第一位自杀者是曾担任过《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已经被打为“三家村”黑帮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他在林彪作“五一八讲话”的当天自杀身亡。第二位自杀者，是担任过毛泽东秘书，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田家英。其自杀于5月23日晩。第三位，是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的安东将军，5月22日清早服大剂量安眠药身亡（安东将军因聂荣臻元帅为之说话，死因未作“自杀”结论，后来定性为“非正常死亡”。按当时规定，自杀属“背叛革命”，“自绝于党和人民”。政治上背黑锅不说，还会祸及家人）。

“五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仍在杭州未到会，表面上由刘少奇主持，但实际上会议进展情况以及会上一切决定，均由康生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再由康生向政治局传达。所以说，这个“五月会议”，实际上是毛泽东在遥控。刘少奇不过是台面上的主持者。

官方的正统文献，对这个“五月会议”多有记载评述。可惜并不客观。比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对“五月会议”记载如下：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十六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大事记》第276页至2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第一版 ）

这种表述，完全不提毛泽东对会议的遥控和主导，却将“五月会议”的账，主要算到林彪，其次是刘少奇身上，是不公正，也完全不合事实的。

尤其是，这个《大事记》条目中，闭口不提毛泽东暗中指示周恩来，绕开党中央和政治局常委会，建立实际控制北京的“首都工作组”一事。

毛泽东对“政变阴谋”的猜疑和提防

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尤其是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发生了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不流血政变”以后，毛泽东对中共高层是否可能发生类似事情，是否有人会将自已彻底赶下台，始终疑虑重重。可以说，自那时起，“政变”阴影，就一直在毛泽东脑际纠缠，挥之不去。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没有任何征兆情况下，突然解决“罗瑞卿问题”（连刘少奇到了上海开会时，也不知道这次会是为什么事）。骨子里，就是因为罗是总参谋长，又曾长期任公安部长，权柄重，位置关键，怕被人利用搞他的政变。毛这一举动，主要是“防政变”的考虑。后来搞彭真，目的也是如此。彭真长期经营首都北京，被毛视之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成了“独立王国”。彭又是刘少奇心腹，在中共高层，排名第八，曾一度主持过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搞杨尚昆和陆定一，也有“防政变”的因素。杨主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键的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也是他分管范围，其位置极特殊，又曾被毛认为对他搞过“窃听”。陆定一是舆论大总管，在新闻舆论界很有影响和势力。任何人要搞政变，离不开舆论支持和控制。

毛泽东在正式动刘少奇之前，先出手搞掉彭、罗、陆、杨所谓“四家店”，其用心正在防“政变”。

随着文革全面发动的时间临近，要最后与刘少奇摊牌，毛泽东对所谓“政变阴谋”的猜疑就越重。仅据官方权威文献披露，文革之初的1966年5月至7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领导人时的谈话和私密书信中，就多次提到“中国可能发生政变”这一敏感话题。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就明显表露岀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政变”的担忧和焦虑。毛泽东从苏共中央变成“修正主义”谈起，他说：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10至14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月）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来中国度假休养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再次谈及党可能分裂变修的问题，并含沙射影直指刘少奇。毛泽东对胡志明说：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我与毛泽东的交往》第4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18页至1419页）

6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去长沙，第二天，往家乡韶山，住“滴水洞”。毛泽东在这里呆了将近一个月，静心思考下步举措。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及政变问题。毛泽东写道：

我的朋友的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20页至1421页）

这是毛泽东在两个来月中第三次谈及所谓“党分裂”和“右派政变”问题。可见其焦虑之深。这段时间，他所思虑谋划的，除了文革运动布局，主要就是对“政变阴谋”的提防和反制。其中最主要的“防政变”措施，就是暗中指示在北京的周恩来，以所谓“保卫首都”之名，建立“首都工作组”。然后进行一系列人事安排和部队调动。

周恩来奉命组建“首都工作组”

《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向周恩来下达这个“保卫首都”的相关指示，得指示后，周，叶两人又是如何商议，两人联名写信具体经过等，至今未得其详。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想法和最后决定，是由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作出，并遥控在北京的周恩来予以落实执行的。

毛泽东此时的心思和着力点，最核心的恐怕就是“防政变”。说直接一点，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就是要搞人，搞掉中央及地方高层的一大批他不满意的人。但他要提防，他搞这些人的意图真正实现之前，那些可能被搞的对象，不惜“背水一战”，联合起来搞他。尤其是他长期不在北京坐镇的情况下。

毛泽东这时，就必须着力提防一年多以前苏共中央那些人搞赫鲁晓夫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所谓“保卫首都”，不过是个借口，是个幌子。因为此时，中国并无外敌入侵危险，也无内乱。首都北京不存在危险，“保卫”二字从何说起？

据《周恩来年谱》，拟建的“首都工作组”共有11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

“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

从成员名单来看，这个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就是说，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

更重要的是，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也就是说，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事。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而所谓“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内容就是，只对周恩来一个人负责。而周恩来，只对毛泽东负责。

从此举看，其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是充分信任的。否则不会将关系着毛自身安全的如此权力，如此重责，放心交付于周。

文革中，在批判刘少奇或其他人时，常用“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或是“分裂党，分裂军队”，这样的攻击性提法。其实，仅就这件事情来说，不管决策的毛泽东，还是具体执行的周恩来、叶剑英，才真正是公然违反中共的组织原则，“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其实际效果，既分裂了党，也分裂了军队。

因为，无论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还是邓小平主持的实际负责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其时都在北京，而且也在正常运转。尤其是，这两个机构及主持者，都是经中共高层集体研究，或是相关党内高层会议决定的。毛、周二人都是政治局常委，当时也是投了赞成票，认可过的。现在却绕开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自行决定并作出这种超越党政军中央机构的重大举措和行动，不是“背着中央，另搞一套”是什么？而且，仅就其动机和实际后果看，确实起到了“分裂党，分裂军队”的作用。

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呈上后，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批示照办（其实，本身就是遵毛泽东之意行事的，只不过小组人员构成上须报知毛泽东最后审批认定）。

在“首都工作组”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之前，周恩来在叶剑英协助下，已经有所动作。据文献资料及相关当事人回忆，周、叶二人当时主要抓了北京卫戍区的改组扩建，以及相关部队的调动及协调，还有就是，如何加强北京的安全警卫等一系列相关事宜。

换言之，此时整个首都地区已被周、叶二人主掌的“首都工作组”从军事上以及“安全警卫”方面控制了。

    再说得具体一点，也就是，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整个“党中央”，已实际上处于这个特殊的“首都工作组”的控制和监视之下。

周恩来作军事部署

接下来，周恩来就绕开党中央，也不经过中央军委，独自作了相关军事部署，并进行了几项关键性的部队调动和军方人事安排。

也据《周恩来年谱》，5月18日，周恩来单独约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此二人都是当时实际控制和指挥首都地区部队的关键实权人物），就部队一系列调动安排进行具体落实。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周恩来这次单独约见军方实权人物，是事先经中央军委批准或授权，或起码告知了中央军委领导。

还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长期主管的是政府（国务院）事务，共和国以来，也从来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如今却单独召见军方高层，并做出如此重大的军事调动和部署，是不寻常的，有越权之嫌。他依据的，显然就是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所谓“首都工作组”。

该文献记载，三个人（实际是周恩来一人，其他两人都听周的）当天就作出了几项关键性的决定，并由周恩来下来后书面报告毛泽东。

注意，这里有个细节十分重要：周恩来是写亲笔信，派信得过的“信使”专送在外地的毛泽东，而不用领导人专用的“红机子”保密电话，或是机密电报等。

这说明毛也好，周也好，已对此时的中央有关部门怀有戒心，怕其间相关消息被窃听被窃看。他们已经不完全相信，无论中央高层或军方警方乃至情报机构的保密电话电报等通讯方式，可以做到“绝对保密”。宁肯选择最原始最麻烦最费时的“信使送信”方法。

1967年武汉的“七二○”事件中，中共高层也采用过这种“信使送信”方法。事件发生，局势大乱。毛泽东被困武汉，在北京的江青与林彪商议后，由江致信毛泽东，劝其立即转移。江致毛亲笔信一封，派人专机飞武汉送毛。信使竟然是副总参谋长邱会作。江青甚至还说出了“信在你脑袋就在”这样严厉的话。弃现代化通讯手段不用，而宁肯采用这种“信使送信”的古老方法，令人想起基地组织的拉登。不过，拉登不用电话等，是防美国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寻电子信号跟踪而至。而中共高层却是为开展党内斗爭，防泄密。

当时，周恩来写信而不用电报电话或传真，主要目的，当然是要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及其手下亲信完全封锁消息。

文献显示，周恩来当天书面报告毛泽东审批的决定和相应部署主要为：

其一，改组扩建北京卫戍区，并由傅崇碧任司令员；

其二，调解放军第63军驻防石家庄的189师，以及第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来北京，作为卫戍部队，担任首都卫戍任务；

其三，待这些部队到京后，立即对原来担任中央及北京要害部门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宣传机构的警戒保卫部署，全部作重新调整。（以上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至32页）

周恩来这份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自此，正式开始了北京卫戍区的扩建重组，进行相关部队的一系列调动，以及首都各要害机关部门警卫力量的大调整。后来在文革中地位关键、知名度很高的北京卫戍区首任司令员傅崇碧，也就此走马上任。

     几天后的5月26日，由叶剑英主持，召开了“首都工作组”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就“首都工作组”面临的任务，以及内部组织情况，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安排，机构运转程序，还有工作方法等重要内容，进行全面研究，并作出了相关决定。

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出席了“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定调子的讲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说：“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

周恩来还说：“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

在这次会议上，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在“紧急情况”时，需要调动北京地区的卫戍部队，如果周恩来在京，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不在时（因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还有出访等外事活动），可报邓小平批准（以上均见《周恩来年谱》下册，第33页）。

这个决定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可谓有点意味深长。5月15日，周恩来与叶剑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提到，“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当时在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工作的，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但从整个过程及军队调动部署情况来看，刘少奇并未参与其事，而是周恩来在全权负责。

前文已述，报告中提到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是一句空话。显然，这个“首都工作组”，只有周恩来有权拍板作出决定。周的身后实际做主的，是毛泽东。

这就是说，“首都工作组”一切举措、行动和部署，只对周恩来负责，它不仅绕过了中央书记处，也绕过了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还绕过了中央军委和总参。这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出席并作出决定。不过，这样重大的决定，显然不会是来自周恩来本人，而只能是来自毛泽东。

这个事实说明，尽管名义上仍是刘少奇在京主持政治局及常委会，但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在另搞一套。其时，文化大革命还未全面铺开，“工作组”等问题甚至还未发生，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还有两个多月。这说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并要借故搞他的想法，由来已久。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后来的“派工作组”等情况，刘少奇都已在劫难逃。

此外，这次会议还决定，紧急情况下，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权，周恩来不在时，由邓小平决定。这说明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比较信任的，而且对刘、邓是有所区别的。否则不会把如此重大权力交给他（尽管是充当周恩来不在北京时的“替补”）。

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的5月31日，周恩来将会议所作出的相关决定以及卫戍部队调动安排等军事部署情况，一一向在杭州的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这些决定与部署，亦均获毛泽东批准认可。

“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叶剑英就着手建立工作组下面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等。办公室地点在军委“三座门”。

    关于这个“首都工作组”日常工作班子的组建及负责人，据傅崇碧回忆是：办公室主任由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担任；办公室副主任3人：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办公室其余工作人员由北京军内外各大单位选调。（见《傅崇碧回忆录》第1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其办公室正副主任均由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及负责安全警卫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出任，可见其“反政变”的色彩很浓。而那个雷英夫，正是后来最先向中央高层写材料揭发刘少奇的始作俑者。

傅崇碧还回忆说，“首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还决定，今后，“每周至少开一次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听取办公室的汇报和研究讨论有关问题”。

“首都工作组”主要任务是“防政变”

周恩来、叶剑英5月15日的报告，以及5月26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都规定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这就是，加强首都北京的警卫，确保首都的安全。

所谓“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其实，这只是个借口。说穿了，就是保证尚在外地的毛泽东，一旦返京后绝对安全。并在毛泽东以文革之名，对一批党政军高层（以刘少奇为首）大清洗时，防止有人会对毛泽东搞所谓“政变阴谋”。

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也是这个“首都工作组”成员的刘志坚将军，文革后接受访谈时，曾有一段很关键很说明问题的回忆。

据刘志坚说，早在文革正式发动前的1966年4月中旬，他受周恩来委派，与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同赴上海，参与对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的讨论修改（这种委派，不是由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派，而由周恩来直接指派，这也十分耐人寻味。说明彼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其时，中央政治局在杭州开扩大会，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受毛泽东指派，正在上海主持这个文件的修改事宜。其间，文件草稿已作过多次讨论修改。

有一天，几个人正在座谈讨论时，江青突然耸人听闻地当众说，她担心“毛主席在杭州安全没有保障”，并表现出深为忧虑的样子。几个人听了不免吃惊。

作为军方人员的刘志坚，深感江青此说事关重大。思索之后，下来立即通过军内保密电话，将情况告诉了北京的总参谋部。总参谋部负责人对此自然也万分重视，当即以总参名义，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要许世友采取紧急措施，调动可靠部队，加强杭州地区的警戒，保障毛泽东的安全。

同时，总参负责人要刘志坚立即赶赴杭州，向周恩来及中央军委领导报告。刘志坚第二天即秘赴杭州，分别向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告诉了南京军区许世友已经采取的军事警戒及安全部署情况。（《动乱之初——刘志坚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和遭遇》，载《“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第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之后，江青还多次对杨成武等人说过这样的话：“主席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之前，主席不能回北京。”江青还要总参及中央军委，特别加强毛泽东的安全保障工作。

据后来一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这个话，文革初他刚从东北调来北京时，奉命去见刚任“首都工作组”组长的叶剑英，叶剑英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吳德写道：“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而这种“安全保障”，并不是指一般性的安全警卫，而主要是“防政变”的相关军事部署大动作。毛泽东在文革深入发动及自己返京重回“一线”掌控局势前，指示成立“首都工作组”，并重新调整组建拱卫京师的北京卫戍部队，可以说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是防着刘少奇、彭真，或是曾一度担任过公安部长和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或其他任何人，对他搞“赫鲁晓夫式”或“非赫鲁晓夫式”政变。

关于“防政变”的意图，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个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就表露得十分清楚。如今看来，林彪那个专谈政变大讲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就不是他一时兴起的随意而为，而是有感而发的。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特别引人瞩目：“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部署。……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

总参谋部让许世友作加强对杭州毛泽东保卫的军事部署，是4月中旬的事。周恩来与叶剑英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报告，是5月15日。周恩来约杨成武、郑维山谈扩建北京卫戍区，调动部队加强对中央要害机关及电台、报社等的安全保卫，也正是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5月18日。林彪是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些情况他应当是知情者。

由此看，林彪“五一八讲话”中这番话，就不是他有意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基本上是事实。他讲的其实就是在周恩来、叶剑英一手操持下，关于成立“首都工作组”及相关军事部署等一系列动作。只不过，这是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核心机密，在座者（包括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对此并不知情。

3天后的5月21日，周恩来也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内容几乎相同的讲话。

周恩来说：“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得好。”又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子、有枪杆子、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转引自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

现在看，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先是要搞掉彭真、罗瑞卿等，后来要搞掉刘少奇等，确实担心这些人会反抗，甚至对他搞“政变”。这些话他对江青讲过，也对林彪讲过。

可见，毛泽东决心将文革大规模发展并深入搞下去，一直到他7月18日正式返回北京之前，“防政变”确实是他曾经认真考虑过的主要问题。建立“首都工作组”，以及由此而来的改组扩建北京卫戍区，并作相应军事调动和部署，都是针对他即将搞掉的刘少奇等人，“防其政变”的具体措施。

“首都工作组”的建立及其幕后一系列运作，在1966年5、6月那种特殊而敏感的政治格局中，起码说明两点：

一是周恩来此时已明确倾向于毛泽东（或者说站在毛泽东一方，而不是站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一方），并全力支持毛深入发动文革；

二是毛泽东在文革全面发动的前夕，通过周恩来及其所控制的“首都工作组”，已经控制了北京的局势。北京当时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周恩来手中，而不是刘少奇手中。

或者说，这个所谓“首都工作组”，才是当时实际控制北京乃至党中央的“另一套班子”。

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关于叶剑英元帅在文革中的处境变化和作用，海内外史家学者多有论述。不过，多着重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怀仁堂事件”，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行动等。不过，对叶剑英在文革初期，尤其在这个“首都工作组”里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似乎少有人论及。

笔者认为，叶剑英元帅在文革初期中国高层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他与毛泽东、林彪、江青的关系等，值得深入研究。不过，仅就当年5月成立这个“首都工作组”，让叶剑英来挂帅并实际主持工作这件事来看，毛泽东其时对叶剑英是深为信任的。

而且，此事当时也还要过江青和林彪这两关。两人之中，如果任何一人持坚决反对态度的话（尤其是江青），此事便不会有如此顺利。

可见，当时叶帅与林彪，与江青，关系大体上还过得去。尽管可能周恩来的极力推荐也是其间因素之一（周、叶抗战时期曾在南方局共事长久，彼此深有信任了解），但是如前所述，如此重要的问题，不是周恩来可以做主的，必须由毛泽东最后拍板，决定权在毛泽东。

毛泽东授意让叶剑英与周恩来联名给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提出成立“首都工作组”，表明当时毛泽东在心目中，已决定让叶剑英来负责主持这个万分重要的特殊机构了。毛泽东之所以选中叶剑英，这是大有考究的事。

在几个军委相关领导中，叶剑英一直是排名靠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宣布对中央军委进行改组。《通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军委常委13名，叶剑英排名第11位，是元帅中的最后一名。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见《共和国史记》第二卷第399页）

    之后不久林彪称病休养，军委日常工作实际是贺龙在主持。一直到文革前夕。但这个“首都工作组”，不由林彪，也不由贺龙代表中央军委参与或挂帅，组长却由叶剑英出任，表明毛泽东有自己的深层考虑。

毛泽东文革初期对叶剑英的特殊信任，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可以说明，那就是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叶剑英进入中央书记处任书记，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决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批追认）。由此，叶剑英此时取代了贺龙元帅，实际主持了中央军委，接过了指挥军队的大权。

而且，其后8月上旬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全面改组。其中补选的6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就有叶剑英。

尤其是，数位元帅、军委副主席当中，进入中央书记处的，也仅有叶剑英一人。这显然同叶剑英新担任了“首都工作组”组长有关。因为叶剑英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身份，才便于在“首都工作组”中对党政军各部门机构及人员进行具体的领导和指挥。

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许多著述中都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于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进行了面对面的严厉指责。毛泽东在讲话中厉声指责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只好检讨认错，主动承担责任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余怒不息，公然当面指斥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这时，叶剑英突然插话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没料，此话引起毛泽东更大的怒火和指责，当即厉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见《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116页）

此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座者，均为党政军最高层人物，毛泽东公然声称“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其所指何在，已是不言而喻。

大概，刘少奇也被激怒了，失去了冷靜，当场多少带有顶撞毛泽东的态度作答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刘少奇年谱》下册第6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刘少奇这里所说的“五条不怕”，即当时高干中广为传播的“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党内的一次讲话中说的，号召党员干部要敢于讲真话，要有“五不怕”精神。刘少奇在此用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来回敬他，可见其对毛的忍耐已达极限。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文革后也说，这是刘在公开场合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顶撞毛泽东。

在此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矛盾，尚未在公开场合爆发，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也尚未写出。叶剑英在这种场合，说出“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这样的话，显然与他“首都工作组”组长这个身份有关。他既是从军委这个角度向毛泽东表态，也是从“首都工作组”这个角度表态。

如果说，叶剑英此话不一定是专门针对刘少奇而发的话，起码可以表明，他这番讲话，明显带有代表军队全力而且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意思。从另一个角度上，这也带有向已经与毛泽东公开摊牌的刘少奇示威施压的味道。

这一举动，显然也带有向毛泽东此前的信任和重用，作出某种回报姿态之意。毛在众元帅中，选中排名靠后的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又让其进入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而且程序上，是“先斩后奏”，先任命赋以实权，以后才由中央委员会补认。这些都是极为少见的。叶剑英当然明白毛这番用心。

前些年，笔者见过一文章中叶家后人谈叶剑英，其中提到，叶帅身上，有“忠君”思想。叶帅当年，要“忠”的那个“君”，显然就是毛泽东。

“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叶剑英就着手建立工作组下面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等。

傅崇碧在其文革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曾谈到自已参加“首都工作组”的情况，及叶帅在其间的作用。

傅崇碧回忆说：“1966年5月，首都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时的第一次会议，叶剑英副主席让我参加。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引者注：其实是叶剑英主持，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参加并讲话），宣布首都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任务是清理整顿首都治安，保证中央和首都安全。领导小组组长是叶剑英副主席。”（见《傅崇碧回忆录》）

“首都工作组”领导下的北京卫戍区

“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大约一周，经周恩来同意，于6月3日由“首都工作组”与北京军区联合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地点在军委所属的京西宾馆。

这次会议，在北京卫戍区的历史上比较重要，被称为“六三会议”。出席参加人员是新扩建后的卫戍区营以上干部。会议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出席会议有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军委几位副主席，以及解放军三大总部、各军兵种、在京的各军事院校负责人，以及北京军区的正副司令员，正副政委等领导（当时北京卫戍区建制还属于北京军区管辖）。

这次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扩编的命令。叶剑英和杨成武分别代表中央军委和总参在大会上讲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今天的大会，总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以及北京军区的负责人都来参加，对会议寄予很大希望。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加强首都卫戍部队，在原来基础上，增加到三个师另一个团。这几个部队各有特长，有的熟悉警卫勤务，有的善于野战。为了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你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杨成武则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在讲话中说，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首都卫戍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另一个团，增加为三个师另一个团，在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领导下，担负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首都的任务，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

在讲话中，杨成武特别指出，卫戍部队的具体任务，按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以及叶帅的指示办。

这话说得意味深长。在中共历来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下，北京卫戍部队，不是按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的指示办，而是按周恩来、叶剑英和这个“首都工作组”的指示办。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

北京卫戍部队扩编的同时，在叶剑英主持下，“首都工作组”当即提出了对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及一系列整编安排方案。

该方案主要内容为：

一，在6月10日前，完成保卫北京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

二，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卫戍师、团干部，及担负保卫重要目标的连级干部调配；

三，6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部队的调整。

也就在6月3日当天，周恩来对“首都工作组”上报的首都警卫部队调整方案作出批示。其批示如下：

“剑英、成武、王尚荣三同志，同意这一报告中所提的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请即组织实施。望在4天内将部队部署和调整具体落实，并将营连的驻地和机动兵力驻地绘图标出送阅，其它三事均同意。”（以上见《傅崇碧回忆录》第180页）

北京卫戍部队扩编，最初说是由原编制的一个师另一个团，增加到三个师另一个团。但其后的组建和扩编，大大超出这一原订计划，部队实力强大得多。

据傅崇碧回忆，扩编后的北京卫戍部队共有4个师（其中包括第24军最强的机械化师第70师），而且每个师辖6个团，而不是通常的1个师3个团或4个团。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团，一个干部大队，一个军乐团，总兵力达到10万多人，成了当时国内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之一。

而且，傅崇碧将军还说，后来根据叶帅的指示，还作出决定，“在必要时”，驻高碑店的112师，驻天津的193师等3个野战师，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调动。（以上均见《傅崇碧回忆录》）

从这些安排部署上看，北京卫戍部队“防政变”的成分很大。因为，如果仅仅是负责警卫任务，或维护首都社会治安，哪里需要这么多野战部队甚至包括当时国内还为数不多的机械化师？

在政治待遇及级别上，北京卫戍区升格为与大军区平级。中央及中央军委开会，凡有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及省委书记一级的领导参加，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也都参加。

到后来，据说北京卫戍区收到的中央文件，甚至比原来的顶头上司北京军区还要多。可见其在文革特殊背景下，北京卫戍区地位的举足轻重。

吴德谈“首都工作组”

吴德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发动的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时，被选中调来北京，任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中共“十大”吴德进入中央政治局，一直担任北京市主要负责人。

吴德近年有一部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问世。虽然有人认为吳德这部口述回避了些东西，但总体上，还是为世人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当年高层内幕史实，也为海内外文革史家所瞩目。

吴德这部回忆录中，就谈及当年他所接触到的“首都工作组”一些很重要的史料细节。

据吴德的回忆，“首都工作组”不仅主持改组北京卫戍区，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甚至连改组北京市委这样的大事，都是由这个“首都工作组”在具体主持操作。由此，一方面可见当年这个“首都工作组”确实非同寻常，另一方面，也可证实，当时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实质已成应付日常事务的“傀儡中央”。连改组北京市委这样本是党中央应有职责和权力的事，竟无法参与做主。

    吴德在回忆录中谈及他由吉林调北京这段特殊经历时写道：“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市工作的决定。我当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我在沈阳呆了几天，5月24日到了北京。那时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正在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26日）。毛泽东在外地，刘少奇主持。”“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由李雪峰与我谈。”

“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

关于“首都工作组”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吴德谈了三个方面：

“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这里也可见，建立“首都工作组”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保证毛泽东回北京的安全。换句话说，也就是“防政变”，防止党內高层或其他什么人对毛泽东搞政变。

“二是改组北京市委。”吴德谈到，在他来北京之前20多天，华北局已派出以池必卿、黄志刚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不过可能因为渉及到自已，对如何改组北京市委的详情，吴德并未多说。而吴德对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的情形谈得比较具体。

“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逮捕。(《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3至6页)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接连搞的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重大改组行动，体现或执行的正是毛泽东这种意图，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

刘少奇成“笼中鸟”束手就擒

在周恩来主持和指挥的“首都工作组”完完全全控制了北京后，毛泽东终于在1966年7月18日乘专列回到北京。

自1965年11月12日，即《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同天杨尚昆被撤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继任）两天后，毛泽东离京赴南方，算起来，他有半年多没在北京。此次返京，北京政治形势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本来，自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来，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因对文革运动到底怎么搞法，心中全然无数，多次请毛回京坐镇，毛泽东执意不回北京。事后看，毛泽东及江青等，是担心毛的安全得不到百分之百的保证，担心遭到刘或其他人的“暗算”（当然是癔想中的）。

这里有个值得重视的细节，毛泽东返京前一周的7月11日，周恩来曾专机到武汉，在当时国事那么忙的情形下，还破例呆了两天。当天及第二天，周恩来连续单独见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周为何赴武汉？是毛泽东召他去还是他自己决定去？详情内幕相关文献至今均无披露。

《周恩来年谱》仅简单记载：“7月11日  飞武汉。”“7月11日、12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至于谈些什么内容，未作更多披露，只提及毛给周看了那封几天前写给江青的信。周建议为此找林彪谈谈（《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0页）。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被认作最权威的上下卷《毛泽东传》，对此更是只字未提。反而如此写道：“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泽东传》下卷第1420页）好像周本来就在武汉。可见官方正史在关键问题上多么不可靠。

笔者推测，毛因为打算返京，独召周恩来赴武汉，详细了解首都现状及高层动向，尤其是北京安全保卫及局势控制方面是否万无一失，以决定是否返京及何时返京。周恩来也一定会向毛泽东全面汇报“首都工作组”组建运作详情，以及卫戍区部署、部队调动等等，让毛对北京安全以及对整个局势控制心中有数，并百分之百放心。

其后，周恩来又专飞上海见江青。名义上是将毛7月8日那封信转交江青。实际上，也是将北京高层动态，及北京安全防范情况包括部队部署告诉江青（如果不用汇报二字的话），让其彻底放心。因为此前江青说过这话，“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以前，主席不能回北京。”

正是如此，才有了7月18日毛泽东离京半年多之后，正式返京，而且重回第一线亲自主政——就是不管是名义上，还是实际操作上，从刘少奇手中把党中央大权夺了过来。

刘少奇得知毛泽东返京，曾想登门汇报一切，却被毛拒之。而毛泽东却接见了陈伯达、张春桥等。

7月19日深夜，参加毛泽东亲自在怀仁堂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才见到了毛泽东。以后几天，至8月初，刘少奇名义上还主持了几次政治局常委会，但一切按毛旨意行事。毛泽东却紧锣密鼓，暗中布局，准备与刘少奇正式摊牌。

返京后，10天之内，毛泽东采取了两个重大行动。

其一，宣布撤销文革初期派往各学校和单位领导运动的“工作组”，并以此为由，追究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责任。实质是开始对刘、邓的清算。

其二，决定紧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机构（包括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进行全面改组。

临时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一个“非常举措”。本来，中共八大党章规定，每年或至少两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但自从1962年9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后，过去了差不多整整4年，中共再未开－次中央全会。如今毛泽东却突然提出开全会，事先未作任何商议甚至通报，完全是想开就开，说开就开。

没有任何一点事先筹划准备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人员也十分奇特。仅有74名中委、67名候补中委与会，却另有47名非中委或候补中委的人“列席”。这列席者，有包括江靑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还有北大“第一张马列大字报”作者聂元梓在内的十多名所谓“革命师生代表”，有的甚至连党员也不是。

毛泽东做事，真是敢想敢干，不按常理出牌。后来事实证明，正是这批“列席者”，组成了全会上围攻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先锋和主力。活生生将国人视为神圣庄严的中央全会，变成了一场文革闹剧。

全会议程和时间上也多变。原定开5天，后来开了12天。原定议程，会议第一天由邓小平以总书记名义向与会者宣布说明，主要有：讨论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补议确定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决议等。会议中途，毛泽东于8月5日，写下那张所谓《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于8月7日临时作会议文件散发。由那批列席者带头，会议立即转入了对刘、邓的批判围攻。这次中央全会的议程和结局，也由此大变。事后看，那些“议程”，不过是毛泽东提出要召开中央全会理由的一个幌子。

曾列席这次全会闭幕式的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自已所经历的一些内情。吴法宪说：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等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后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595至597页）

吴法宪还说，当时在场的那20多位高级将领和部长们，听后全部都沉默不语，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当时在场的陶铸，也没有讲话。周恩来讲完以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走了。会也就散了。”

8月12日，全会闭幕当天，根据毛泽东提议，改组了中央机构，重选了政治局常委（本来选政治局成员和常委应是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刘少奇从排名第二降到第八位。当天，刘少奇在会上作检讨性发言。他说，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脫。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刘少奇还请求辞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职务。（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9页）

现在看，刘少奇当时的想法还是天真了。他以为毛泽东和江青这些人会因此放过他。就在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和当天，叶群两次找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写诬陷刘少奇的材料。8月14日，林彪将这两份材料通过江青，交到了毛泽东那里。

9月10日左右，刘少奇写出了《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呈报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此时还是不露声色，于9月14日复函刘少奇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0页）

刘少奇接毛泽东复函的当天，向已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致信，请示说：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0页）

刘少奇有所不知，在毛泽东默许下，江青、康生等人操纵下，欲置刘少奇夫妇于死地的活动正在悄然进行着。

就在刘少奇给周恩来写信两天后的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以薄一波等61人出狱事为题，陷害刘少奇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欲将刘打为“叛徒集团”头子、后台。毛泽东当时没表态，将之存档，却为今后置刘于死地留下材料。而江青等人，已在秘密建立针对王光美（实为整刘）的专案组。

刘少奇此时，真正成了“笼中鸟”，“网中鱼”，只能听人宰割。11月12日，刘少奇在出席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后，就再没在公众场合露面，一直处于软禁中。

至此，再回到本文开头那个问题，可以说，在毛泽东长时间不在北京的情况下，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及其组建的“首都工作组”，刘少奇或任何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政变”——何况他们根本不会这样想。

“首都工作组”不明不白的终结

最后，谈一下一度权力无边的“首都工作组”以后的结局。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整个政局的复杂多变，以及各方面利益及权力的较量与冲突，“首都工作组”的工作也就不那么正常和顺畅了。到1966年下半年，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的状态。

这首先是“首都工作组”的一些成员先后受到冲击，以后甚至被打倒靠边。其自身难保，无法再参加“首都工作组”任何工作。最先是北京市委的李雪峰、万里，再以后，身为国务院秘书长、一直是周恩来总理手下主要助手的周荣鑫，因为“西纠”问题，在一次大会上被江青点名。之后就是挨批斗，被停止工作。

到1967年初，刘志坚、郑维山两位军中将领，也先后遭受被中央文革小组点名的厄运。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的王尚荣、雷英夫、于桑等，也先后在本单位挨批斗。放眼整个“首都工作组”，仅剩下叶剑英、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傅崇碧等少数几个成员。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日渐得势。

其深层原因却是，毛泽东7月中旬返京，尤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彻底掌控了北京局势，对周恩来、叶剑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组”就没有多大兴趣了。说不定內心深处，还有某种猜疑和戒备。另一方面，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的信任和倚重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中央文革小组逐渐成了超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甚至政治局常委之上的一个特殊机构。党中央机构的权力已大大弱化，运转也很不正常。这时，对江青等人来说，连周恩来也不放在眼里，何况于“首都工作组”！

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江青本人）经常直接对北京卫戍区，对谢富治掌握的公安部发号施令，直接下达指示。这样，“首都工作组”实际面临着被甩开，被架空的局面，其在政治格局中的权威性和要害地位也大打折扣。

最根本性的变化出现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事件”之后。

2月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由于有2月10日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与陈伯达这个背景，出席碰头会的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对中央文革小组作了前所未有的抨击。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3人找江青一条一条说了会上情形。江青当即安排3人直接面见毛泽东告状，引起毛泽东“龙颜震怒”。加上2月17日谭震林写信给林彪，指名痛斥江青。

毛泽东于2月18日深夜紧急召集会议，当众大发脾气，说了许多过头话，使得主持这次碰头会的周恩来不得不主动承担责任，作了检讨。毛泽东立即指示要对徐向前、谭震林、陈毅等3人开“政治生活批评会”进行批判，并让3人“请假检讨”（实际上是停职检查）。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连续开了7次这样的“批评会”，除几位老帅、副总理检讨外，周恩来被迫再次检讨。

“怀仁堂事件”之后，江青趁势向周恩来夺权，她在一次有周恩来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公然向周发号施令说：“主席（指毛泽东）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已经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也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王力：《文革第一年》，载《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口气之大，前所未有。

随着江青一伙人对“二月逆流”的批判升级，叶剑英基本上靠边站，被停止了工作，周恩来处境也很艰难。而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凌驾于中央党政军最高权力机构之上。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工作组”基本上名存实亡。

有意思的是，随着文革向纵深发展，连曾经执掌“首都工作组”大权的叶剑英自身及子女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据傅崇碧回忆，当林彪听说叶剑英的两个孩子及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在卫戍区所属部队当兵时，就给傅崇碧下令，要把他们抓起来。傅崇碧不愿这样干，就派人事先通知他们离开。

到了1968年3月，一天，谢富治突然又找他布置说（谢富治已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中央文革小组已决定逮捕叶剑英的子女叶选宁和叶向真，以及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谢富治要傅崇碧带人去执行。

傅崇碧当然不干，说：“这得先给叶帅打电话，报告他老人家。”谢富治说：“一打电话不都跑逑了，还抓什么？”傅崇碧坚持说：“你不让打电话，我不派人去。”

谢富治没办法，只好说：“你不去，可不要走漏了风声。”最后，谢富治另外派人去抓，自然一个也没抓到，因为傅崇碧也派人暗中通了消息。（《傅崇碧回忆录》第185页）

由此可见叶剑英当时处境的险恶。也可见，毛泽东真是善于玩“帝王术”的高手。毛泽东当初成功依靠和利用“首都工作组”，保证自己放心返京，击败“政敌”，清除“隐患”。并且再度“出山”君临天下。眼下，目的已达到，且局势大变，“首都工作组”及主要成员，自然面临“兔死狗烹”的命运。

说穿了，一度大权在握的“首都工作组”，不过是毛泽东政治大棋盘中的一枚棋子。

傅崇碧不理谢富治及中央文革小组那一套，照常与叶剑英等老帅来往密切。谢富治知道后，十分不满，并因此责难傅崇碧，说他不该经常往老帅那里跑。这时，傅崇碧就拿“首都工作组”做幌子，说是叶帅仍是“首都工作组”组长，当然有些情况应该让他知道了解，谢富治对此无话可说。

    因为不管党中央也好，或是毛泽东本人也好，都没有正式发指示或发话说撤销这个“首都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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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王锐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4年2月28日20:6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70/201422820062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