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鸥（侯美度）上海文革回忆节选（20-23）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30 23:26:22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20）
39.她惨死在群众暴力下
   1970年1月31日，一个冬天还未过去，春天还未来临的日子。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是：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  动队”的斗争。……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已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
事隔4天，2月5日，即中国人传统节日大年三十，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一打三反”运动自即日起在全国开展。
   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10个月内全国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千计的人。不少案件属于冤假错案。同年8月20日坚决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党的好女儿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后来被改判死刑，就是一个典型的错案（《大》第337页）。
   年三十，我们上海知青聚在韩村知青屋吃年夜饭，插姐插妹插哥插弟 “狠狠”“涮”了一顿，大大“进补”了一番。几块木板拼成一张长桌，摆着平时我们吃不到的年货，有咸肉、风鸡、香肠、酱带鱼等，有的是从上海的家里带来的，有的是亲人寄来的。那年头，几乎家家都有知青插队，家家都勒紧裤带省下钱来支援我们。恩奶常年吃自腌的青头萝卜干，省下钱买了带鱼用酱油酱了后晒干，寄给我和大弟以及在贵州遵义插队的小弟。我四弟（侯卫星）说，为了支援姐姐哥哥插队落户，他长到12岁没穿过一件新衣裳。插弟“大画家”（叶宝森）是个孤儿。在饭桌上，是众插友的重点关心对象，姐们不断为他夹菜，哥们不断与他碰杯。他来者不拒，一饮而尽，豪放得像蒙古牧民。众插友也不甘落后，全都放开肚皮吃。吃！10个多月没吃过好菜了。吃！吃了这顿又该吃“窝窝头﹢玉米糊”了。“大画家”鼻梁上架一副眼镜，菜色脸，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他颇有绘画天才，只比唐伯虎差那么一点点。他画过我，把我画成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乱蓬蓬的短发，圆圆的脸蛋，弯弯的月牙儿眼睛，厚厚的翘嘴唇，绝对神似。我这个人就是长不大。优点是天真，缺点也是天真。心里有什么，脸上就表现什么。大骗二骗最喜欢我这号人物。“大画家”喝得乐不思蜀，突然两手撑地，趴在地上。我们吃得兴头，看见他学狗爬，忍不住笑起来。“大画家”不理我们，一门心思朝前爬，似乎嘴里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笑得更历害了， “小朋友”把嘴里的饭菜喷得一桌一地，我笑得两肋都痛了，肚子像要掉下来。他还是不理我们，一脸凝重，像要去炸碉堡。谁也没有心思吃饭了，围着他拍手跺脚喊口令：“一、二、一……”
   门外，漫天风雪已经平静，好一个粉装玉砌的世界，诗一般地纯净可爱。“大画家”爬出门外，就“哇”地一声吐了起来，吐个胃朝天，把刚才吃的连同早上中午吃的全部吐了出来。唉哟，我的妈呀，原来“大画家”喝多了！我们全都笑倒在雪地里，滚在一起。身下是半尺厚的雪，好暄好软，我们好舒服，这是老天爷对我们到兰考插队的嘉奖。在上海，哪有这么美这么厚这么好玩的雪啊。
   年初三晚上，在知青屋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说是7点开会，结果到9点才开始，这不能怪社员，队长为什么不给每个社员发块手表呢？（队长买不起呀！那时一天的工分值只值6分钱，就两只大饼的价。）我和插妹们到打麦场上抱来一小捆一小捆的新稻秸，放在地上，供开会的人坐。抽着烟袋的老大爷总是先来，等到抱娃娃的大嫂进来时，这表明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双贵戴着个火车头帽子进来了，一身当地农民打扮，上身不穿内衣，光胸穿一件对襟黑棉袄，下身穿一条肥腰折叠式黑棉裤，脚上是一双“慈母手中线”的黑棉鞋，他30出头，喜欢把头发剃光，留一个铁青的光葫芦脑袋，就是在冬天也不例外。好事的我问他，为什么要剃光头？他说俺村水少，俺剃光头，可以省下不少洗头的水。听得我肃然起敬，差点没学他也剃光头。他有一个习惯，说话前先摸光脑袋，咧嘴傻笑几声，好像给听众陪个不是，然后再开口说话。别看他傻呼呼，却是一条热肠热肚的汉子，听说有一年冬天，队里没草喂牲口，他把自已家里的草全部捐出来，队里的牲口保住了，他家的3头羊因为没有草吃而饿死了。双贵站在屋中央，小学生背书似地传达白天去县里开会的情况，他的记性不错，“一打三反”文件的内容讲了不少，可惜不知重复了几遍。我们都极有耐心听他讲话，因为我们——会场内的一多半人都处在半梦半醒之中，屋里空气混浊，烟臭味、汗酸味、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熏得人昏昏欲睡，连吸烟的老大爷也半闭着眼养神。最后双贵说，县革委会要求各村组织民兵护村队，日夜巡逻，决不能让阶级敌人进村破坏，他们胆敢来破坏，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名单他已经商量好了，今天晚上就开始巡逻。
   满囤年龄和他差不多，复员军人，穿得蛮神气，旧军棉袄，旧军棉裤，说起话来却慢声细气，象个害羞的大姑娘。他开始念民兵名单，没念几个名字，就被“呼 ——鸣啊——”的巨响打断了，乍听像景阳岗猛虎下山时发出的吼声，半梦半醒的人一下子惊醒了，待到弄清楚吼声是我弟弟发出的打鼾声时，又一下子咧嘴大笑起来。我连忙推推身边的弟弟：“大弟，醒醒，醒醒。”大弟睁开一双大眼睛，像不认识我似的看看我，眼一闭又是一长声 “呼——鸣啊——”，大家又哄笑起来，这回连满囤也撑不住地笑了。
   天未亮，我被“咚咚”的敲门声吵醒。我连忙起身，披上仿军棉大衣，拉开门栓，大弟带着一股寒气闪进来，那张淳朴憨厚的脸满是惊恐：“三姐，昨天晚上民兵巡逻队打死一个人。”“是谁？”我大吃一惊，头皮直发麻，头发一根根竖起来。“是个外村的女人，谁也不认识她。”
   事情发生在半夜，一个外村的女人跑到韩村，正巧碰上民兵巡逻队。民兵们阶级斗争的神经正高度紧张着呢，一看“阶级敌人”送上门来了，立刻大吼一声“站住”。女人吓得魂飞魄散，撒腿就跑。“抓活的！”民兵们学着电影上的镜头追了上去。哪知女人在雪地里跑得飞快，他们拚命撵也撵不上，要不是女人摔了一跤，他们只能空手而归。女人被拖到知青屋，民兵要她老实交代，到韩村来是偷东西还是搞反革命破坏？女人什么也不说，只会“哇哇哇”地乱叫。“打！这孬牲不老实！”几个民兵火了，操起木棒，铁锨就打。女人不停地惨叫，“哇——哇——哇——”的声音在寒冷的夜空里显得特别凄历……“我看这女人好像是疯子，不像反革命。”小恼听大弟讲了很长时间，她缩在被窝里，忍不住发表自已的看法。“我也是这样想，我在旁边看，越看越觉得她是个女疯子，连话都不会讲，只会发哇哇哇的声音。“大弟说。“我最讨厌打人，不管是疯子还是反革命，都不应该打。”我气愤地说。“我没有想到。”大弟老老实实地说：“谁也没有想到不应该打。一屋子看热闹的人都没有想到。人都打疯了，……”“简直是法西斯暴行！双贵呢？他不管？”我气极。“他后来来了，也没说什么。”“你有没有参加打？”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我知道他不会，但我还是想亲耳听他自已说出来，这样更能使我安心。“俺弟弟不会”。小恼忙护着他。“我没有参加，我们上海知青一个也没参加。恩奶一直叫我们不要做丧良心的事，我怎么会去打人家呢？”大弟像受到侮辱似地叫起来，一转身冲出屋，生气地走了。我仿佛看见风雪迷漫的雪地里，走着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大爷，他一边走，一边叫：“闺女，你在哪里？闺女——”苍老的声音在静静的雪夜里显得那么凄凉，那么哀怨。他哪里知道女儿已被一群素不相识的人活活打死了。
   在我11岁那年，我的老爹也是被素不相识的人活活打死的。老爹矮矮胖胖，喜欢剃光葫芦头，他是我的“书僮”，我写毛笔字，他就在旁边磨墨，他喜欢为我磨墨，让我写出来的字不浓不淡不化，从我九岁学写毛笔字开始，他就为我磨墨，一直磨到他死的那年。他唯一的希望是要我把字写好，得个“良”给他看看，让他高兴高兴，可我老是辜负他的期望，字写得鬼画似的，老是得“中”。在他去杭州游玩后，我憋着劲写字，终于得了个“良”，我非常高兴，天天数着日子盼他回来，一天、二天、半个月过去了，他始终没回来。终于等来了，是一个噩耗：老爹被人打死在杭州北高峰上。老爹呀，你死得好惨！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眼泪便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凶手是一个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在饭店里碰到我老爹。老爹看到他穿一身军便服，还以为他是解放军（老爹的三儿子是解放军），对他亲热得不得了，什么话都告诉他（轻信是我们家族的遗传病）。凶手把老爹骗到杭州北高峰，趁老爹不注意，搬起一块大石头狠砸在老爹头上，老爹血流如注，当场昏死过去。凶手却趁机逃走了。那时的公安人员也真神，从发现老爹被害到抓住凶手，只用了半个月时间，他们从老爹钱袋里分文不少推出这不是谋财害命案，情杀更站不住脚，因为凶手与老爹素不相识。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公安员要逃犯交代杀人动机。凶手答道：我恨解放军，他的儿子是解放军。（法院布告定凶手杀人动机为阶级报复。）听说老爹没有立刻死，如果碰到人完全可以救活，无奈北高峰人迹稀少，始终没有人发现奄奄一息的老爹，可怜他血流尽而死。
   我突然想到女人会不会也没死，我去看看，或许可以救她一命，想到这里，我狂奔出去。外面的雪还没有化完，我跑得太激动了，差点摔倒，一口气跑到知青屋，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一个血肉模糊头发散乱的女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的眼睛可怕地大睁着。救她的愿望是那么强烈，我居然没有想到害怕，立刻伸出手抓住她冰冷的手腕，用手指在她的皮肤上按压着，企图找到她的脉搏。她没有脉搏，也没有呼吸，她死了，被当作阶级敌人打死了。我感到困惑：韩村的民兵都是老实巴结土生土长的农民，又不是像逃犯那样的亡命之徒，怎么也会活活打死一个无辜的生命？
县公安局来人了，把双贵找去谈话，并叫他写出事情经过，为了这事，双贵萎了好几天。
   今年，我们上海知青过的是“革命化”春节，年初一，双贵领我们挖河，半尺厚的雪下有一尺厚的冻土，我们用大锤、钎子把冻土凿开，再用铁锨挖。挖河任务完成以后，开始平整大田，普施基肥。去年种了200亩水稻，亩产800多斤。双贵说“种水稻你们上海知青有功，今年还要扩种，叫老焦看看，俺韩村变成江南水乡了。”听到这番热乎乎的话，谁不把汗珠甩在地上啪嗒响，谁就是孬种！年初七。我们知青在秧田里平整土地。用铁锨翻地是个蛮力活，天气虽冷，我们却干得满头大汗，连天上的太阳，看上去也是热烘烘的。大弟干活象只小老虎，也没见他熊腰虎背，伸出来的胳膊也不粗壮，和我吃一锅饭长大的，力气却大得吓人，我翻一块地，他翻二块、三块地，我拚上老命也追不上。大弟被队长派去运肥了，我把他的铁锨拿过来一看，乖乖！他的铁锨比我大一倍，不知他从哪里借来的，擦得又亮又快，怪不得提高工作效率二三倍。我想用他的铁锨，不行，太重，我享受不了。
   正当我在兰考百事如意，大展鸿图，不料，灾难正悄悄朝我靠拢。“侯，侯。”有人在田梗上叫我。我一看是知青办的老王，他个子不高，穿一件满身尘土的黑棉大衣，圆滚滚的像土地公公。我把铁锨往地上一插，三步并二步蹦到他面前，顽皮地敬个礼：“报告，二0三首长，有什么任务？”往常老王看见我这副调皮样肯定要笑，这次没笑，紧绷的脸没有表情：“侯，俺通知你开会，县里召开知青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请你去参加。”“行。”我一口答应，“老王，你等一等我，我去请假。”不等老王答应，我像头小鹿一样跑远了。大田里的雪已化了许多，绿茸茸的麦苗一大片一大片从松软的白雪下探出头来，看了叫人精神一振。一路上，老王沉默寡言，我却没遮没拦地唱呀笑呀像个小孩。我们像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
   这是我中学时代最喜欢唱的歌之一，唱着，唱着，我觉得自已腾空飞起来，掠过一块块麦田。走到村口，老王停住脚，心事重重地说：“侯，你咋不穿棉袄？快回去拿。”我随口答道，刚才干活热，我脱在田梗上了。
“你去拿吧，再多带几件衣服。”老王说。“不，不，”我笑起来，“我不要嘛，我又不住在县里，干吗要带衣服？再说我不冷。”他看看我，想说什么，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进了县委大院，依然是一排旧平房，保持1964年焦裕禄逝世前的模样。墙上长着白花花的碱毛，门上挂的是用麻袋片做的门帘。我一跨进知青办公室的门就愣住了，在一张旧的办公桌周围坐着4个上海人，从神态衣着上我一下就判断出来了。两个女的穿的是藏青色呢大衣，两个男的一个穿黑呢大衣，一个穿军棉大衣。衣服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灰，不像我们满身灰沙。我猛然想起大弟讲前几天他到县城看见4个上海人在买红枣，他当时说看来这几个人不像好人，我还叫他不要神经过敏，随便冤枉好人呢。屋中间有一个砖砌的炉子，上面坐着一壶水在“突突”地响，也没人管它。老王把我引到4个上海人面前，拖一张方登让我坐下。 “这4位是从上海来的，找你有点事，你们谈吧。”老王说。
“黑呢大衣”说：“我们是上海市革委会派来的，接你回上海，帮助我们弄清一些历史悬案。”“我不想回去，你们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就在这里回答你们。”我本能地觉得回上海不会有好果子吃，一口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黑呢大衣”面含怒色：“不行，从现在起，你就不能离开我们，必须跟我们到上海去。”“你们要绑架我？！”我求救似地看了看老王：“老王，你帮我说说嘛，我不要回上海。”老王好像没有听到我说话，闷头喝茶，过了一会，抬起头，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侯，这事俺也作不了主，你去吧。俺已经和他们商量好了，问题一弄清，立刻让你回来。”没有人能救我！“去就去，我不怕，反正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我赌气地说，谁知不争气的眼泪却冒上来，我连忙把头扭到别处，把眼泪强咽下去。墙上，焦裕禄站在泡桐树旁，正笑眯眯地望着我。“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这句焦裕禄临死前说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了。我记起了刚到兰考时，我和插友们在焦裕禄墓前的宣誓：我们一定继承您未竟的事业！
   可是，现在我却要离开了，被迫离开我的战场，我的事业。“让我回村里拿几件衣服，再告诉弟弟一声。”我想拖延时间。“你不要再搞了，立刻上火车。”“黑呢大衣”铁板着脸。
   兰考车站是个小站，快车只停2分钟。车站不大，却很整洁。就是在这里，那年，鹅毛大雪几乎把车站淹没了，焦裕禄和他的战友深更半夜到这里看望背井离乡出外逃荒的灾民。灾民前途茫然，但至少是自由的，我呢？
   “鸣——”火车开了，一刹那间，两颗滚烫的泪水再也憋不住了，滚了下来，我连忙用手背把它擦掉，不让人看见。
   火车上，二个女人（男人不见了）紧紧地跟着我，上卫生间也跟着，我暗暗好笑，我还没有铁道游击队那份飞车跳车的能耐，紧张什么？再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逃，我又没有罪，何必要畏罪潜逃？（1971年底，我重返兰考后，老王反复向我解释，上海二次派人抓我。第一次拿的是复旦大学革委会介绍信，兰考坚决不放人，说我户口已在兰考，有什么事，兰考解决。第二次拿来的是上海市革委会的介绍信，王秀珍亲自批的，兰考顶不住了。他的话语中颇有歉意。我反过来安慰他，我不怪你们，我知道你们待我很好。
   小恼也告诉我，我走了以后，两个上海男人到她家翻我的箱子，她偷偷跑去告诉大弟，耿直的大弟火冒三丈，操起一把铁锨要去打上海人，吓得小恼一把抓住他，死死不放他走，苦苦哀求他千万不要去惹祸，总算把他劝住了。两个上海男人把我的箱子兜底翻，所有的信件，照片都被他们抄走。听说他们手里有上海市公安局的搜捕证，这在权大于法的年头，是毫不稀奇的。那年头，张春桥、徐景贤说一句话，开一张公安局搜捕证，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只可惜，法的尊严全部丧失，沦为权的奴婢。什么时候法律恢复了它公正无私的尊严，人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                                        未完待续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30 23:26:57

上海红鸥文革回忆《迷茫》续21
阅读:106 收藏:0 分类: 作者:侯美度发布时间：2014-02-24 08:51:35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21） 40. 复旦大学“牛棚” 年初八，我们到上海，闻到上海特有的铁锈味空气，我即感到亲切，又有一种不妙的预兆。两个“女保镖”叫了一辆黑轿车，我坐在中间，她们分坐两旁，寸步不离地盯着。轿车一直开进复旦大学，迎面是毛泽东的全身塑象，像一棵伟岸的大树，站在草坪中间。朝右拐，是复旦的南京路，两旁的大字报栏一直延伸到路尽头。轿车开到10号宿舍楼前停下了，女“保镖”把我交给两个穿蓝布工作棉大衣的男人后走了。一进门是铁栅栏，把10号楼和外界隔开。跨进铁门，两个男人把我推进底楼的107号房间，把门反锁上走了。这是一间12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曾是学生寒窗苦读的地方，现在成了关押我的“牛棚”。我站在屋中间，茫然地看着白得刺眼的空墙，屋里有一张木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不高，朝西，用铁栏杆钉死。窗外蓝天白云，冬青梧桐都被铁栏杆肢解成一条一条一块一块。“啊，我成了小萝卜头了！”我痛苦地想，事情是明摆的，我被非法囚禁了。10号楼还关着42名从全国各地抓来的无辜学生，其中有几个像我一样不是复旦大学的学生。胡守钧没有和我们关在一起，他独自一人关在另一幢宿舍楼，4号楼楼梯下的暗室，据说怕他和我们“串供”。后来，我又知道我的“邻居”是王华，王华的“邻居”是邱大姐。那时发生的事就是这样离奇，我不是复旦的学生，却被非法关在复旦；囚禁我的人也没有给我看逮捕证，我却莫名其妙地被他们骗来，开始了我的囚徒生活。 41. 张春桥问：投降了吗（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70年上海都在揪斗“胡守钧小集团”。这起政治迫害案进行了近二年。张春桥及其死党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等借“一打三反”运动之名，对我们44名无辜的学生横施暴虐、残酷迫害、凭空捏造了一起轰动全国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大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这起迫害案的司令部，其实市革会也是张、王、徐把持的上海市委，二个门面，一套人马，有时市委出面，有时市革会出面，根据“斗争”需要。1968年8月26日，数百名工宣队员进驻复旦。身着崭新军装的张春桥亲自召集大小头头开会，他满面春风，平易近人，和工宣队员团团围在长桌旁，天南地北地谈着国内外阶级斗争新动向。谈到炮打时，他说：“不要算炮打我的帐了。”不少工宣队员还是第一次见到“中央首长”，听到张春桥的表态，不禁露出敬佩的眼神：到底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胸怀就是宽广。张春桥真的不要算炮打的帐吗？坐在一旁的徐景贤知道得太清楚了，他熟谙“春桥语录”，张春桥惯用反语、隐语，张春桥说不要算炮打我的帐了，这句是反语，其实是说要算、狠狠地算！复旦就是有一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胆大妄为之人，敢与张春桥顶着干。七月份邱励欧还向中央写信状告张春桥迫害无辜学生，这封信虽然最终落到了张春桥手里（为此邱励欧在“一打三反”中被定为“胡守钧小集团”三号人物，被诬为小集团的“管家婆”），但难保不会出现第二个邱励欧，第三个邱励欧。马克思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秩序，一为“社会必要秩序”，另一种则为“剩余秩序”，“剩余秩序”就是不给社会造福，而专为当权者谋利益的滥用秩序，它与有益于社会的“社会必要秩序”大相径庭。那些对自已痛苦的人民施加剩余秩序的政权已不具备卢梭为国家存在规定的契约依据，这样的政权必被人民推翻。张春桥及其余党在上海建立的就是这种“剩余秩序”，为了维持张氏的“剩余秩序”，必除被他们看来不稳定因素的邱励欧们。“这个帐是要算的，春桥自已当然这么说，但我们对炮打这个问题还是要搞清楚的。”徐景贤甩动着他漂亮整齐的小分头，向在座的工宣队员交底。张春桥听了微微一笑，表示赞许，他不再坚持“不要算炮打我的帐了”，而是点燃手中的香烟，笃悠悠地向空中吐出一个一个的烟圈，听徐景贤布置如何算“炮打”的帐。徐景贤要头头回校把“清理阶级队伍”抓起来，清理的对象就是参加炮打的师生。大小头头也够“紧跟”，回校就传达了上海“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旨意”。9月5日，工宣队员抄了几千名师生的家和宿舍。邱励欧、胡守钧等的私人信件、日记落入工宣队之手。接着，复旦开始“清队”。李伟德和几个同学到隔离室，把周谷声抢出来，然后送他到浦东李伟德的外婆家藏起来。胡守钧也在同学的帮助下逃出隔离室。“清队”搞不下去，草草收场。（平反后李伟德对我讲述） 1970年1月19日，分配在南京无线电厂的周谷声写信给我，谈到浙江乔司农场要整邱励欧，现将此信原文照录于下：红鸥：你好！接到你来信后，我又出差回过上海，故复信甚迟。这次回去，我与郑天德一起找了陈阿大、王秀珍、黄金海。本是想找黄金海详谈一番，结果意外找到了阿大与秀珍，而与黄金海倒没谈成什么。阿大比过去胖得多得多，算幸运的还认识我们，算是谈了一阵话，也就是这种原因：即好像是不认识人，而且装出一付工作极忙的样子，使得我十分懒，又十分不愿意去找他们。这次听郑天德讲黄金海还是比较好的，才去找他。阿大讲我们工总司幸亏没听你们的话，否则也垮了…还说你们学生就是有摇摆性，动摇性，…还说小潘一半坏在林翌手里，等等。郑天德向他要二张票子，他说去找王秀珍吧！遇到王秀珍，她正好开完欢送（教卫组）一办二位同志走。我就问了她是否收到邱励欧的信。她讲收到，并已转给毕办。（老邱的事你大概已知，场里要整她）并且说不会有此事，对一个人处理要慎重等话。话音落地，就请我们去找戴立清与黄金海，说她还有事。找到黄金海，他一直开会没有完，只会了一面，说以后有空找他。从陈阿大处得到70、69一起分配的消息，结果郑天德传出去，之后，传到王秀珍耳边，居然讲我是“政客”。真是天晓得！地位对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影响与变化。南京最近搞上山下乡搞得比较轰轰烈烈。战备空气很浓，而上海相比之下，就显得差得多，一片歌舞升平，根本没有半点备战迹象。而阶级敌人的确没有睡觉，连着几起重大的破坏活动发生，还不能引人发醒吗？从你的来信中可见你的确有很大进步，你大概还记得我曾有不少信写到并谈到在实践中，社会上可能要碰到不少钉子，只有这不断的教训与挫折，才使我们不断地聪明起来，使我们抛弃小资产阶级那种脱离实际的狂热性。你反复说要准备一辈子，说明你比以前现实得多。在这样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有所作为，而现在你要防止一种倾向，就是一般过去要具有实际精神，同时还要有伟大的抱负，要能立足于一个单位，同时还要眼观全球，并且有条件还要能担负起世界革命的重担。千万不能放松自已的学习，向实践向书本学习。我在这儿很好，二次被评上五好，请放心，不过也无需传开，向其他战友问好！希望他们能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得起人民与文化大革命。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周谷声70.1.19 ......
未完待续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30 23:27:16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22）上
41. 张春桥问：投降了吗（中）
同年2月3日，徐景贤在复旦工宣队军宣队头头会议上宣布：“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复旦是春桥亲自抓的点，由我、王秀珍、朱永嘉负责，徐海涛协助。”王秀珍眼露凶光：“这次运动要抓住典型，把猴子他们搞起来。”
顶头上司一声令下，忙坏了复旦的工军宣队，几百名抓人小分队从复旦出发，浩浩荡荡开到四川、河北、新疆等地，把几十名已经毕业分配的大中学生，从工厂、机关、农村、部队捉回来，投入复旦的隔离室。
受“胡守钧小集团”案株连的有数千人。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等“炮司”成员，几乎全部被送入“牛棚”。有的仅因为认识 “胡守钧小集团”成员也被隔离审查。李天琪同学（”炮司”成员、复旦学生）班上有十几个人，仅仅因为与他关系较好，都受迫害。一个被开除团籍，多人受到团内处分，在每个人的档案中，都被记上“反革命罪行”，程天权同学还被剥夺了党籍。在横沙岛军垦农场和漂阳军垦农场搞了一个连方农也不知道的“方农小集团”，只因为他们是方农的同学，和方农通过信（其中一人被逼自杀）。
材料有吗？没有。证据有吗？没有。这样乱抓乱捕必然遭到各地的抵制。
韩德银同学毕业后，分配在石家庄华北制药厂。他努力工作被评为石家庄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级分子。复旦工宣队到石家庄抓韩，石家庄市公安局和华北制药厂向他们要证据，他们没有，石家庄公安局和华北制药厂不让他们带人。后来王秀珍亲自打电话给李雪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韩德银同学才被抓回复旦。
中文系鲁迅教研组吴中杰老师在给鲁迅著作作注时，考证狄克即张春桥，这本是纯学术的笔名考证，与政治无关。哪知犯了张春桥的大忌，鲁迅先生曾在《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二次批驳了狄克。
吴中杰老师在劫难逃！
张春桥让王秀珍到复旦“宣旨”：春桥有个重要指示，复旦的问题，一定要把小集团的幕后者揪出来。
于是徐景贤派出打手，兵分几路到武汉、福州、南京、北京等地追查所谓“黑后台”，把罪恶的魔爪伸向党、政、军各部门；那些“长胡子”、“有皱纹”的老师，家长也跟着遭殃。王之平的老师吴中杰，中文系教授蒋孔阳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蒋濮，王华的妈妈和两个妹妹，以及妹妹的男友，也都因为认识胡守钧，而身陷囹圄。复旦这所六十多年历史的高等学府，竟成了“四人帮”关押师生的集中营！（参见上海市公安局《劫后逢春》第113页-114页载《春风化雨集》以下简称《劫》）
70年春节后，张春桥从北京飞回上海，召徐景贤、王秀珍密谈，他颇有深意地说了半则掌故：
“三国有个魏延，是蜀国的大将，诸葛亮识他脑后有反骨，后来果然反了”，他停了停，微微一笑，笑中藏有杀机：“我看胡守钧也有反骨。”
掌故说到一半，嘎然停止，徐景贤应该知道它的后半部——诸葛亮死后，遗一锦囊妙计，杨仪、马岱依计而行，杀了魏延。
张春桥这次用的是隐语，虽然说了半则掌故，但用意还是十分明显的，无非要他们做现代的杨仪、马岱，斩草除根，杀了胡守钧。
“春桥同志，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胡守钧的问题彻底解决的。”徐景贤一口承诺下来。
王秀珍也讨好地说：“春桥同志，有我和景贤在，您尽管放心。”
张春桥虽然一次也没有在全市或复旦批判“胡守钧小集团”的大会上露过脸，但他对复旦的运动了如指掌，他每天必看徐景贤派人给他送的“胡守钧小集团”材料的原件，而且每件必看。
2月下旬某天，他看到材料上说，“胡守钧小集团”的所有成员拒不投降，不承认自已是反革命，不承认有三反言论。
他迅速拨通了复旦的电话。
“我很关心复旦的运动，运动进展怎样啊？胡守钧他们在隔离室里都做了些什么？是不是养胖了啊，他们投降了吗？”张春桥问。（参见原始材料《胡守钧小集团案是一起政治迫害案》第7页）
接电话的工宣队大头目从电话里听出“太上皇”生气了，“太上皇”责怪他们无能，到现在还不能降服胡守钧，大头目吓得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回答：
“春……春桥同志，我们马上发动群众，造成强大攻势，近期内一定叫胡守钧小集团彻底缴械投降！”
挂了电话后，大头目召开所有头目紧急会议，要求短时间内，迫“胡守钧小集团”投降。
从这天起，对我们的迫害升级了：逼供信﹢毒打﹢车轮大战﹢恐吓﹢欺骗等等卑劣残酷的手段都使出来了。
胡守钧首当其冲，专案人员逼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晚上不让睡觉，采用“车轮战术”逼他写假交代，稍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拳脚相加、大打出手。可怜胡守钧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王秀珍不甘落后，她派出打手向何穆（复旦学生，“炮司”红卫兵）开刀。
王秀珍在4月22日的大会上说：
“何穆的一系列活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一开始，他想溜，看到溜不掉了，就想避重就轻，说自已不过是一般的炮打问题，工宣队老师傅向他指出：你的要害问题不是什么炮打不炮打的问题，而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再三向他交待中央三个文件的精神，同时把他给邱励欧的一封黑信（此信只不过流露了对林彪、“四人帮”及余党的一些不满情绪——笔者注），加上按语公布出来。他才慌了，被迫交代了一些问题，但仍然不交代小集团的纲领，活动和内幕。复旦的同志们又帮助他对照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学习毛主席的按语，又动员何穆家属一起对他开展政策攻心，进行回忆对比的阶级教育，这样，何穆才第一次交代了小集团的内幕。”
周谷声，邱励欧于1976年11月写的《胡守钧小集团案是一起政治迫害案》（原文）中说：
“纲领”是什么呢？据何穆“交代”的是“突破上海，推向全国”，这个“纲领”我们都是在进了隔离室以后，由专案组向我们宣布之后才听到的。
事实情况怎样呢？七零年二月二十四日，一批头头冲进何穆隔离室。方跃华对何穆说：“我们要像搞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样搞你们，你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对毛主席、反林副主席、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罪恶很大，足以杀头”，何穆否认有小集团，否认有组织，于是方跃华之流夜以继日地逼供，不准睡觉，强迫他交代而且一定要交代出所谓“纲领”，何起先的交代不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多次斥回，逼何穆照他们的要求写下“纲领”即“野心很大，不仅要夺复旦的权，而且要夺上海的权，中央的权。”他们还欺骗道：“只要你交代了‘纲领’就可以宽大。”
当他们得到了虚构的“纲领”的“交代”，做贼心虚，唯恐何穆来推翻，多次威胁：“你要翻案，罪加一等，决没有好下场”（方跃华语）。
“组织”呢？事实上只存在过红卫兵组织的“炮司”和“东方红公社”。“四人帮”是胡适的忠实信徒，他们把臭名昭著的实用主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我们“大胆”设想了一个“秘密组织”，“秘密集团”，当我们刚关进隔离室时，专案组反复逼迫我们写什么“秘密组织”，什么 “秘密联络图”，“成员”，他们胡诌什么“组织不一定要有形式，一些人经常在一起就是组织”。要我们交代连我们也不知道的“反革命小集团”名单。实际就是把 “炮司”的战友和亲友一古脑儿拉进来，后来实在搞不下去了，于是在大会上信口捏造了一些什么“总理”“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农业部长”等等荒谬的头衔硬按在我们头上。
“计划”是什么呢？专案组的人没向我们宣布过我们也都不知道，大概是在逼、供、信下各人交代了千奇百怪，牛头不对马嘴的“计划”，不成其为“计划”的缘故了。但是张、徐、王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舆论工具，还是硬造出了“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阴谋小集团。
徐景贤外表文质彬彬，像个秀才，迫害起我们，却像《伊索寓言》里那头找借口吃小羊的狼。
他知道我们是一些单纯的学生，纯得象山上的溪水，不会有所谓的“三反言行”，没有，难不到他，造谣工厂可以造。莫须有的罪名古来有之，是造谣老祖宗秦桧发明的。
他指使复旦专案组仿照《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从一千多封抄来的信件中，断章取义拼凑成《胡守钧小集团的有关材料》，印成二十万册，发往全市、全国。
他叮嘱他们“材料一定要上纲到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写炮打张春桥，否则他们还可以翻案的。”(参见《劫》第114页)
为了“说服”王华写假交代揭发胡守钧，专案人员竟说：“你想想看，难道刘少奇的材料都是真的吗”
胡守钧曾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三日，在一幅画有“孔明灯”古迹的画面上题过一首诗：“世人称君孔明灯，汝能将事照分明？劝君知趣快让位，当今毛著‘孔明灯’。”胡守钧那里料到，事隔五年之后，当徐景贤看到这首小诗时，竟如获至宝，马上指使他的爪牙将诗的未两句编入“罪行材料”，并特意关照“不要全诗照抄，只能摘后面两句，这样就可以定他反对毛主席，要毛主席‘让位’的罪。否则，反而帮了胡守钧的忙。”“四人帮”及其余党就是以这些伪造的证据用文字杀人的魔术，置人于死地，并以此愚弄善良的人们（《劫》第115页）。
他还和朱永嘉一起为《材料》写按语，在按语中，他不断重复胡守钧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希特勒式的法西斯匪徒。
复旦还出了《战报》《通令》《大批判文选》……，一共有九本，发到华东各省、全国。这些赫赫战绩当然都离不开造谣大师徐景贤的苦心。
然而，即使是徐景贤、朱永嘉“钦定”的这些材料里，我们随处可见他们把正确当错误批，无限上纲以势压人的文霸作风。下面原文摘录《革命大批判文选》（五）中第59页的三段，前二段是方农于69年9月26日给小蔡的信：
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为了确保自已的领导人能够代表自已的意志，应该采取像巴黎公社的原则：1.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2.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当然现在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及中国的历史传统还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巴黎公社原则，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和革命，国家必须存在和强化，但是，作为国家领导人应当深刻了解到自已同人民群众的辩证地位，看到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并且高瞻远瞩地看到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强化和国家自行消亡的辩证关系。
〖编者按：方农这个家伙狗胆包天，竟然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伟大领神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真是罪该万死。他们的所谓领导人与群众的“辩证地位”，实际上是要无产阶级下台资产阶级上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强化与国家自已消亡的“辩证关系”，就是要我们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他们这批牛鬼蛇神不闻不问，让他们一齐跑出来，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我们一定要牢记伟大领神毛主席的教导：“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
从方农写的信中，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他的忧国忧民、探索真理的赤诚之心，他何罪之有？
二个草头王（王洪文和王维国）也一个个登台表演。

...... 未完待续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30 23:27:36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22）下
41. 张春桥问：投降了吗（下）
在九大大出风头，以全国工人阶级领袖出现的王洪文，他的名字，照片，镜头频频出现在报刊和新闻片里，他顺当地越过“徐老三”，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这句话经常挂在王洪文的嘴边，奇怪得很，他对张春桥却从来不敢造反。第一次炮打张春桥时，他派出“工总司”数万名造反队员守在交通要道，阻止“炮打张春桥”大游行。第二次炮打时，他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到复旦“灭火“，他说“前几天，我已看过复旦的地形，准备带人踏平复旦！”一个堂堂的“工人阶级领袖”居然吐出许大马棒式的土匪语言，真叫人吃惊不小。运动初期，我和周谷声曾协助他筹备“工总司”，周谷声和他同睡一个地铺；我们和他同吃一个居民食堂里的饭菜。
当我们被视为张春桥的敌人后，王洪文的态度立刻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关照小兄弟们：“不要跟‘炮司’的人来往，他们是危险分子！”当我们被诬陷成反革命小集团时，他也来踩一脚，他说：“胡守钧小集团难道是什么‘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小将吗’？不对，他们是红卫兵中的败类，是一批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他不健忘的话，他应该记得他亲口对我说过的话“小左派，你们‘炮司’帮了我们‘工总司’许多忙，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他确实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把我们这些曾经帮助过他的红卫兵一网打尽！
王维国是林彪死党，林立果“联合舰队”的忠实成员，他为副部长（林立果）的571工程忙得团团转，竟然还能忙里偷闲“飞”到复旦，发一通“对敌斗争”的指示。
在市革会召开的四次全市拉线广播批斗大会上。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王维国多次讲话，市革会各组办负责人也到会助威。
王洪文说：“胡守钧小集团是有纲领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组织，采用的是极其诡秘的地下活动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学生组织。”
徐景贤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守钧这样一个小集团，他们成为帝修反的别动队的很清楚的面目。”
王秀珍说：“但是不管怎样，胡守钧小集团的性质，是反革命的，这一点是丝毫不能含糊的，是铁案如山的，这个小集团同我们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
王维国说：“今天复旦大学这个批判揭发胡守钧小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大会开得很好，是一次很成功的斗争会，也是一次使大家懂得什么叫做阶级斗争，什么叫做新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会。”
（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喜欢嘲弄人，今天我们发现，他们说的这些话恰恰说的是他们自已！——王洪文搞地下活动，陷害周总理；徐景贤是标准的张氏别动队；王秀珍参与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铁案如山；王维国的下场告诉我们什么叫新生的现行反革命。贼喊捉贼，做坏事的人总是喜欢把自已做的坏事栽到别人头上，以逃避内心的不安和自责。）
由张春桥、王洪文主持的市委会议上，专题讨论“胡守钧小集团案”，从抓哪几个人到给什么人定什么案，都仔仔细细地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讨论到胡守钧时，王洪文面露杀机，又一次说出了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上说的话：“胡守钧的细胞都是反动的，这种人不杀、不捉、才见鬼！”
张春桥在一旁矜持地吸着烟，显然他是赞同的。胡守钧的生命危在旦夕。
市革会还组织了几百万人到复旦看大字报，并在全市各单位开展批判“胡守钧小集团”的群众运动。那时的上海人，有几个不知道胡守钧？
上海地区的机关、工厂、商店，学校是那样煞有介事地开展声势浩大的揪“胡守钧小集团”式的反革命组织，多少无辜的群众被斥为胡守钧式的反革命分子。上海一千万人民终日陷入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恐怖之中（《劫》第115页）。
在“四人帮”惨淡经营的上海，在“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下制造的冤案错案就有24.9万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100万人以上（<<大>>第193页）。每十个上海人就有一个受张春桥的迫害！

...... 未完待续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30 23:28:00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23）
42. 指羊为狼
   当时，我被关在“牛棚”，与外界完全隔绝，不可能了解以上这些情况，尤其不知道“四人帮”及余党利用“一打三反运动”对我们下毒手的真相。我被历史的惯性迷感，天真地认为眼前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步骤，毛主席亲自在“一打三反”运动的文件上批示“照办”。我最崇拜毛主席，我最相信毛主席，毛主席叫“照办”，我就应该不折不扣地照办，一丝一毫不走样地照办。我告诫自已，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学运动初期当权派与群众顶牛，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理解群众的过火言行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是难免的。我要经受住这场斗争的洗礼，向党和人民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党啊！考验我吧！
   正想着，校一级的大头目进来了，个子不高，身体挺壮，我不认识他，他认识我，他一进来就问我：“红鸥，你对这场运动怎么想的？”“我认为这场运动是对我们每个青年的考验，就像……像一场严肃的考试，我要争取考好它。”我书生气十足地回答。“不对，这场运动不是考试，而是严峻的阶级斗争。”他铁青着脸说。我不好说什么，心里却想，就算是阶级斗争吧，我也要站稳立场，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革命群众一边。
每天早上六点钟，“牛棚”里的高音喇叭开始播音，先放《东方红》乐曲，然后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现在，已到了彻底弄清胡风这一批反革命黑帮的面目的时候了，中国人民再也不容许他们继续玩弄欺骗手段！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一个男播音员杀气腾腾的声音震得空气嗡嗡叫。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广播里把我当敌人，当南京政府，可我不是。但是我又不得不听,不听算对抗运动，要罪加一等的。
   夜起风了，夹杂着雨声。清晨，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穿着一件紫红色灯芯绒外套，被两个女工宣队员押着，去参加外语系的“欢迎大会”。这是我第一次和外语系的革命师生见面，我不认识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但我很乐观，我已经知道外语系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天下，而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了，连系党支部书记也是工宣队队长老T担任的。工宣队没说的！我绝对信任，因为毛主席非常支持工宣队，他老人家还亲自赠送给首都工宣队芒果呢？我不相信工宣队，相信谁啊？我天真地想，我要抓住这次开大会的机会，向工宣队解释误会，相信他们听了我的解释后会放我回兰考的。
   复旦的校园像公园很美。濛濛细雨中，参天的香樟，成排的冬青显得更富有生气了，一群群和我年龄相仿的工农兵学员从我身边走过，无忧无虑地旁若无人地说着笑着。我想，很快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自由自在的。哪知刚走到一间大教室门口就被里面传来的口号声吓得不寒而栗：“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红鸥不投降，就叫她灭亡！”两个女“保镖”把我推进大教室，并叫我态度老实点。她们一直把我推到讲台的侧面站好。黑板上挂着一幅《彻底批判红鸥的反革命罪行大会》的横幅，我盯着发愣，不知道自已何时何地做了何反革命之事。不容我多想，满屋子的人在一个瘦长个子细长眼睛的男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老T）带领下读毛主席语录：“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已跑掉。”我也赶紧掏出语录读，一边读一边想，我不是反动分子，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当反动分子。
   老T为了今天的批判会，已经忙了许多天，他和系工宣队员，专案组成员几十个人把我的信件，正过来倒过去读，甚至断章取义，结果也无法拼凑一句所谓的三反言论。他们在信里读到的是一颗有理想有抱负的别别跳动的赤子之心。尊重事实，还是执行上级的错误指示？老T选择了后者；选择了后者，也就是选择了欺骗造谣，恃强凌弱，违法侵权，因而把自已从人变成非人。他手里有徐景贤的“尚方宝剑”，徐景贤向他们这批头头交过底，一切从零开始，任何人先挖出来再说，材料可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力量对比来看，他也占绝对优势，几百个人对付我一个人。老T很有信心地认为今天这个批判会，就可以把这只小猴子制得服服帖帖。读完语录，老T说:“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师生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打一场人民战争，批斗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骨干分子红鸥，把红鸥押上来！”我还没弄明白骨干分子的含义，就被推到讲台中间站好，我赶快自已低头省得他们操心，老T要我老实交代为什么要到兰考插队？
   我一听消除误会的机会来了，连忙开口道：“兰考是焦裕禄战斗过的地方，是我向往已久的圣地。好像是66年2月吧，我在广播里听到焦裕禄的事迹，夜里激动得睡不着觉，我想，世上怎会有这么好的人啊。
   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第一想到的就是兰考。焦裕禄未竟的事业，我们来继承！当然我也知道兰考很艰苦，但艰苦的地方可以锻炼人。焦裕禄说过，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我们到兰考后，贫下中农从各方面关心我们，还给我们讲焦裕禄的小故事，房东大娘告诉我，焦裕禄和她一起坐在地上烧地锅，一边烧一边拉家常，饭烧好，他一口没吃就走了……”我越说越多，完全忘记了自已是批斗对象，自我感觉自已是知青代表，正向上海的亲人作汇报演讲。我看见台下有人交头接耳，我还看见老T在向我靠拢，并举起手来。亲人哪，你马上要用你那双工人阶级的大手抚摸我的头，并对我说：好孩子，委屈你了，你可以回兰考了。
   “砰”的一声，老T的手没有落在我的头上，而是敲在讲台上，他怒吼一声：“住嘴！红鸥，不许你往自已脸上贴金！”
   我吓了一跳，脸变得煞白，身体摇晃了一下，所有的血都结冰了。
   “警告你！红鸥！这里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不许你乱说乱动！你只有老实交代！才是出路！否则死路一条！”
   我噙着泪水可怜巴巴地说我说的是老实话。还没说完，就被一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吞没了。老T指着我说：“革命同志、革命师生，我们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要被她的伪装蒙蔽。站在我们面前的绝不是一个可爱的革命小将，也不是一个犯错误的红卫兵小将，而是一个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穷凶极恶的敌人！”老天！我又“穷凶极恶”了，可怜我是一个连杀鱼杀鸡都不敢看的女孩子。“刚才她自已跳出来，充分表演了一番，我们不怕她跳，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这只小猴子。现在请工农兵学员揭发！”老T的长手在空中挥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我揭发红鸥是披着羊皮的狼，她到兰考插队是假，干反革命是真。在她到兰考去的那天，老猴子亲自到火车站送她，红鸥你必须老实交代老猴子对你讲些什么？再玩花招，无产队级专政绝不是吃素的！”一个剃着板刷头的工农兵学员横眉怒目，慷慨激昂。
苍天有眼，我又成了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了，我连打人骂人都不会，做狼够格吗？《成语词典》里有赵高指鹿为马，还没有指羊为狼的，今天我算是大开眼界了。“让我想一想，那天送我的人很多，有许云飞，许云飞的哥哥也来了，还有陆家礼，他买了一袋蛋糕送我……”我极力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想，我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不要和群众顶牛，他们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哪知没讲几句，就被台下的喊声打断“不要兜圈子，要交代要害”！我连忙讲到胡守钧，再不讲，愤怒的群众会把我撕了：“胡守钧也来了，一起来的还有杨东锋，他们带来两棵小松树送给我，胡守钧说：希望你们像小松树一样扎根在兰考。”“哈——”台下哄笑起来，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笑，我说的都是实话。工农兵学员鄙视地说：“我知道红鸥不会老实的，照红鸥的说法胡守钧还是革命的了，这岂不叫人笑掉大牙？这场运动不是不要搞了吗？现在我继续揭发在火车站胡守钧向红鸥发密令，要她潜伏在兰考，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企图以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全国性反革命夺权，进而霸占全球！”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血口喷人！我说：“这不是事实！胡守钧没有说过这种话。”工农兵学员却振臂高呼“不许红鸥狡辩！”“红鸥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全体工宣队员、革命师生一呼百应、同仇敌忾“不许红鸥狡辩！”“红鸥不投降，就叫她灭亡！”（说老实话＝不老实，这就是当时批斗会的逻辑。）老T怒冲冲地走到我面前，细长的眼睛恶狠狠地凸出来：“闭嘴！这里没有你讲话的地方，你要再说一句，我让你到监狱里讲个够！”
   恃强凌弱是个古老的话题，鲁迅先生在剖析民族劣根性时指出：“自已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已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在上司面前，他是奴隶；在下属面前，他是称王称霸的主子，强者欺凌弱者，弱者欺凌更弱者。如果不能彻底改造民族劣根性，即使通过起义、造反、革命推翻了旧暴君，主奴整合型的民众（也即施虐受虐共生体）还会造出新暴君。法制缺失的社会，给民族劣根性大泛滥提供了良机。文化大革命以悲剧出现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民族劣根性大暴露的历史画卷。
   我惊恐地看着他们，心想不是他们神经出了毛病，就是我的神经出了毛病.谢天谢地，我还算“福星高照”，没有变成血肉模糊头发散乱眼睛可怕地张着的尸体，毕竟，“工人阶级”要比“农民阶级”有“远见”。
   以后的几天，屋外下着绵绵细雨，屋里我哭得肝肠寸断。我想不通呀！工人阶级、革命师生，我把你们当亲人，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当仇人？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从小受的是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我最恨反革命、恨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坏蛋，可你们为什么要把坏蛋的同义词“反革命”这三个残酷无情的字眼强加在我的身上？我二叔是中国人民志願军战士。当我读着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时，我就想起了二叔，在朝鲜战场上，敌人的炮弹在他的前后左右开花，他始终坚守阵地，沉着勇敢地把一发发炮弹发向敌人阵地。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他从朝鲜战场上寄来的3张照片，那是放在我恩奶贴身口袋里的，一天要看好几遍的照片。照片正面是一个英武的军人，背景是朝鲜的大地，照片背面那么深情那么自豪地写着：妈妈！这就是你的儿子！恩奶不知要我读过几遍了，每读一次，恩奶的眼睛总要闪着一层泪花，我幼小的心灵总要暗暗发誓：二叔，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祖国妈妈的好儿女。虽然我是出了名的马大哈，走路会踢翻椅子，洗碗会倒掉肉汤，但我绝不会去踢翻共和国的大厦，也不会把真理倒掉。在我单纯善良的心里，没有比干革命更光荣的了。门外两个女工宣队员（一共有六个女工宣队员守在我的门口，她们二个人一班，三班倒）日夜从门上的小窗监督我，我哭得再伤心，也不敢哭出声来。她们有“充足”的理由不准我哭。“你哭就是对一打三反运动不满，对一打三反运动不满，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给你住这么好的房子，饭菜我们端给你吃，还有这么多人帮助你，你哭什么？”她们说。（如果让她们关在里面，我端饭菜给她们吃，她们干不干？当然不会干，谁愿意失去自由？）她们还不准我锻炼身体,不准串连,不准和隔壁房间打暗号,不准唱歌,不准关灯等等。我最害怕晚上不准关灯，这简直是要我的命，一盏明晃晃的灯泡把房间照得像白天一样亮，怎么睡得着？我常常睁着双眼捱到天明，真惨！白天，我还要超负荷地 “工作”，从早上6时到晚上10时，我要不停地写交代和参加批斗会，每天至少一场，大、中、小型都有，被外语系的师生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打。
43. 爱没有泯灭
   我周围的目光都是恨，可是我却在一个“特务”的眼里见到了爱。
   一天，我到卫生间洗衣服，一个长得像《天仙配》里的七仙女，穿一件空落落的蓝布外套的女人在扫地。她看见我像大孩子似地歪着头，踮着脚，费力地揉搓衣服，顿生恻隐之心。她找来一块厚厚的木板，吃力地把它拖到我的脚下，说：“妹妹，你站在这块木板上洗，省力！”她好看的眼睛露出母亲般慈爱的光芒，她甜甜的声音像叮咚的泉水流进我干枯的心田。我不认识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然而此时此刻，我却像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亲人似的，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酸，泪水浸湿了双眼，眼前的一切变模糊了。
   萁在釜下燃
   豆在釜中泣
   自从我被抓到复旦，有谁关心我这个釜中泣的豆子呵。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的真正的关心。事情普通得不能普通了，但在那个互相仇恨互相检举互相倾轧、人和人关系被打乱的年头，却是多么珍贵啊。“七仙女”在她身处困境的情况下，还能点起同情的烛光，使我在这个泯灭爱和人道的黑暗世界里看到光明，我是多么感动呀。我点点头，感激地看看她，然后站到木板上洗，果然轻松多了。回隔离室时，女看守问我“你有没有和那个女特务讲话？”我摇摇头，懒得回答，心想：这么好的人，怪不得只能被你们当作“特务”了。后来我知道“七仙女” 是外语系的教师，仅仅因为有海外关系，就被打成特务，被罚打扫卫生间。人间也有摧残“七仙女”的“王母娘娘”。
44. 假作真时
   三月初，一天上午，我愁眉不展地坐在隔离室对着几张纸发呆，“唉，倒底怎样才能使他们满意呢？”我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时门开了，涌进来一二十人，有工宣队队员，也有专案组的。我始终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我只能从他们互相的称呼知道个大概。外语系工宣队是某棉纺织厂派出的，多为女性，年龄在 40~60岁之间，据说都是苦大仇深的，有的还当过包身工。只有两名男性，一名老T，另一名大家叫他“连长”，他个头不高，50岁左右，慈眉善眼的，看上去一点不凶。专案组有教师还有两名70届女学生，有一段时间，我和她们同住一寝室，她们负责监督我。
   “红鸥，听广播。”老T极其严肃地说。果然，高音喇叭播音了：最高指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革命集团中象舒蕪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蕪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三个重要文件指引下，。在市革会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在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力支持下，我校的工宣队、军宣队、革命师生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停顿地向胡守钧小集团发动猛烈的进攻，终于迫使骨干分子何穆与胡守钧小集团决裂，彻底向人民缴械投降，下面读何穆的交代：向人民靠拢——何穆在这篇交代中，有根有据地叙述了他如何制订纲领，即“野心很大，不仅要夺复旦的权，而且要夺上海的权，中央的权。”
   播音员读完何穆的交代后，接着读何穆父亲给何穆的信：儿啊，没有党，就没有我们全家，你不要忘记你是工人阶级的后代，你跟着胡守钧干反革命，对得起生你养你的工人家庭吗？对得起我们工人的大救星毛主席吗？儿啊，你要老老实实认罪伏罪，立功赎罪，取得人民的谅解，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何穆，难道你真干反革命了？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也许你们怕我嘴快要讲出去……，正在胡思乱想中，只听见老T和颜悦色地问我：“红鸥，你听了有什么想法？”“我很震惊，何穆看上去不像反革命——”“何穆自已交代了，你还要为他辩护？！”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打断我的话，忿忿不平地说。“让她说，竹筒倒豆子，全部倒出来，我们再帮助她分析。”一个肥抖抖的女工宣队员颇有气度。“怎么会干反革命？”我现在涵养功夫很好，心平气和地顺着自已的思路继续说下去， “我和他接触很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月革命’中，当时，海港刮经济主义妖风，一百多艘轮船停在码头上，开不出去，我天天和海港造反派往船上跑，劝受蒙蔽的群众不要北上告状，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何穆来了，我是在海员医院碰到他的，他一来就批评我游击习气，把‘炮司’海港纵队搞得一塌糊涂，他要整顿纵队。他叫我为他准备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我说，我从来没有办公桌，也没有床，我睡在女病房。你呢？就睡在男病房。”老T听我谈何穆显得很高兴，听着听着，一张脸拉下来了，他招招手，十几个人围在他身边，小声嘀咭一阵，待我说话告一段落，“眼镜”他们像开迫击炮似地轮番向我“政策攻心”： “不要报流水帐，要揭发有份量的材料！”“你一来，我们就明确地告诉你，胡守钧小集团的性质是反革命的，人证物证俱全，你现在相信了吧？”“从何穆纲领看，你到兰考是小集团的重要部署！”“王秀珍说，根据你们的罪行，十个脑袋也可以杀了！”“军宣队说，你们每个人可以枪毙两次。”“你要向何穆学习，你的问题没有他大，他交代得好，可以宽大处理，你交代得好，也可以宽大处理。”杀十个脑袋？！枪毙两次？！我真不知道自已犯了什么罪，杀一个脑袋不够，枪毙一次也不够！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围在我身边的人，心里直打哆嗦。老T的话最“苦口婆心”，连石头听了也要感动得掉泪，我再不能体会他的一番好意，干脆买块豆腐撞撞死算了。他说：“红鸥啊，你要明白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要清除隐患，教育后代。我们斗你，是为了七斗八斗，把你斗回来。你是小集团边缘人物，拉一拉可以回来，推一推可以过去。为了把你拉回来，系里的革命师生、工人老师傅做了多少工作啊，天天开会，写大批判稿帮助你。有几个老师好几次写大批判稿写到很晚才回家，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他们图什么？还不是为了帮助你提高认识？”（侵略就是友谊，迫害就是帮助，批斗就是教育，世界上的恃强凌弱者为什么都是一个逻辑！？可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点，还以为老T是党的代表，是正确的化身，我的思想应该尽量和他合拍。）“我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大家的批判，争取宽大处理。” 我的态度好得不能再好。他们走了以后，我开始把我与何穆的接触密密麻麻地写出来，仔细到他穿什么衣服，手里拿了什么。但是写来写去，一句也写不出他做了什么反革命的事，我无法把温文尔雅的何穆与心恨手辣的反革命联系在一起。我想反革命脸上又不写字，他要是用定时炸弹搞破坏，这容易识别。有时，我会觉得何穆的交代不是真的，而是他瞎编出来的，这个想法一出来，就被“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七个字压下去。现在又不是运动初期，可以瞎来来，我想。
   为了把我从说真话帮助成说假话，外语系的工人师傅和革命师生真可谓“呕心沥血”“筋疲力尽”。
   一次中型批斗会，约四五十人参加。老T把我的交代重重掼在桌子上：“看了你写的交代，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这是什么交代？这是在向我们无产阶级进攻！”我胆战心惊地看着他，没想到，我真心诚意的交代，又遭到他的全盘否定。难啊，什么时候自已的思想才能与工宣队、革命群众一致呢？“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一套的口号响过以后，一个身穿蓝布对襟棉袄的男人挺身而出：“红鸥，你这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死硬分子，极不老实。现在我们革命师生再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我问你，杨东锋（杨扣其）为什么到兰考去住一段时间？”“他也想到兰考插队。”“你不老实，他自已已经承认了，你还不承认？”“我……杨东锋，”我一时语塞。听到“对襟”话里有话，我有点动摇，心想杨东锋会不会是第二个何穆？老T插嘴说：“做人做鬼，你自已挑，别人揭发你的材料有一桌子高，你不交代，我们照样定你的罪！”“对襟”指指桌上一叠纸：“这都是别人揭发你的材料！”他又指指手里拿的纸：“这张是杨东锋写的交代，你不讲我要念了……，好，再给5分钟时间想，想出来还算你的。”他很“宽容”。……我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再给我50小时也没有用，我又不能说假话陷害他。“你不讲，我来念，”“对襟”不耐烦了，“胡守钧要我到兰考察看地形，和红鸥一起搞反革命根据地。……”他还把手里的纸在我面前扬一扬：“你看，白纸黑字，杨东锋亲笔写的。”我哪里知道杨东锋的亲笔交代是在拷打下被逼写的。我还以为是真的，难道胡守钧真的瞒着我叫杨东锋到兰考搞反革命根据地？眼看我的红卫兵战友一个个成了反革命，我害怕极了。
   七二年，杨东锋（复旦学生，“炮司”红卫兵）多次在校内贴大字报揭露专案组人员对他进行非法拷打，逼他笔录他们的口述，作为自已的交代。（一个现代的杨白劳！）（其实，老T手里有杨东锋69年4月25日写给我的信，此信是从兰考我的箱子里抄去的，77年底他们把此信连同部分信件和照片还给我了。这封信中说：“实在很尴尬，我姐姐病重，不能到兰考了，出来看看兰考和准备联系插队落户的打算一半也没完成到。”为什么他们要造假材料而不要原始的真材料，大概是出于制造阶级敌人的需要吧。）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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