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文革”中的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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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题目和方法：被报导的“文革”和未被报导的“文革”
　　
　　“同学”的定义一目了然，就是“一同学习”的人。1966年6 月以后，所有的大学和中学学生停课搞“文化大革命”。到了8 月，又发展到用暴力斗争老师，甚至打死老师。至于学生，不但不再“学习”，而且也并没有“一同革命”。迫害同学的事情同时也普遍发生了。一些学生象老师一样成为这一“革命”的打击对象。而且，对这些学生实行迫害的公开理由（其中还有很多不能公开的或未被意识到的动因），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出身于某种家庭——这完全是一种并非由个人意愿决定也不可能自己决定的状况。
　　然而，在当时，在1966年，这些迫害同学的事情从来没被报导过，就像那些打老师的事情一样。
　　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以《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为首，发表了很多关于“红卫兵”的大幅照片。在照片上，年轻的学生红卫兵们身穿黄军装，臂缠红袖章，兴高采烈。他们或是喜笑颜开地簇拥在毛泽东的身边，或是紧握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眼含热泪朝着天安门雀跃欢呼。在当时拍摄并在各地放映的新闻记录影片中，更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学生红卫兵，走过天安门广场，发出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喊声。记录片又配入大声的“东方红”歌声，以及红日东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的镜头，红光弥漫，渲染出一种今天看来很是特别的 “文革场景”。
　　对于这种记录下来的“文革场景”，有人看了觉得这充满了煽情、迷狂而且透着邪气，有人认为这就是热烈红火的“革命”景象。然而，本文要强调的是，除了这种被报导的“文革场景”，还存在着一种“未被报导”的“文革场景”。其中之一是：许多红卫兵的同龄人，十多岁的学生，不但被禁止参加红卫兵以及游行和庆祝，而且被骂，被侮辱，有的甚至被打入“劳改队”，被体罚，被拷打，被打死。
　　一些人自杀，无声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人稍作抗争，在这种个人的抗争远远没能成为集体性的之前，个别的抗争者就被严厉惩罚，甚至于被乱棒打死、被判刑、被枪决。
　　在历史上，有些故事是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沉没并被遗忘的，但是这类“文革”故事却从一开始就没被报导。不但在正式出版物中从未提起，就是在“文革”期间一些群众组织印行的传单、小报、首长讲话集中，也几乎没有涉及。从那个时期的人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裂沟，可以了解到那个时期人们对死亡和暴行的回避的、无所谓的或者无动于衷、熟视无睹的态度。这种不报导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时一些人的心态，从而了解历史的更深的一部份，可是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失去了重要的历史记录。
　　“文革”的这种不被报导的状况，导致了对“文革”历史的描述及解释的种种失误。比如，在“文革”后，有些人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一代”来指“文革”期间的年轻人⑴。然而，实际上远非整整一代人都参加了“红卫兵”，而这代人中大量的被侮辱与损害者，未有机会说出他们的故事。
　　由于这种“文革”的大量事实的不被记载性，所以对严肃的“文革”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像考古学者那样不能依靠既有的文字记载来作研究。
　　他们甚至有时还没有考古学者的条件：考古学者可以从古代墓地中那些弯曲的、挣扎姿势的人体骨架，看出古代埋葬活人的野蛮作法。但是1966年夏天在北京被打死的几千人已经烧成了灰。1966年夏天北京的中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叫家属拿28块钱就是了。”28块是当时火葬场焚烧一具尸体的价钱。
　　那时的北京，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斗后自杀的人，使得火葬需要排队。但是，如果“文革”的经历者们不说出及写出真情，未来的考古学者是不可能通过骨灰来推断出这些人的死因的。
　　为了了解“未被报导的文革”，几年以来，我向一百多位“文革”期间的学生及老师询问1966年夏天的事情。
　　这一调查主要是通过个别谈话来做的，后来还在计算机网络上作过问卷调查。
　　在我调查所及的北京及各省的76所学校中，都发生了学生打老师或同学的事，无一例外。其中有10所学校有老师被学生打死，一所学校有学生被学生打死。关于老师的初步的报告可见我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⑵，本文则是关于学生的。两篇文章，都试图写出因不被报导而缺失了的历史的一部份。
　　在本文写作中，调查所得是主要资料来源，此外，还用了私人及斯坦福大学收藏的“文革”时代的非正式出版物，也阅读了当时的官方出版物。
　　
　　二、一副对联怎么成为迫害同学的理论基础
　　
　　1966年8 月，“文革”的高潮时期，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在北京的中学里，贴得最多的大幅标语，除了“毛主席万岁”，要数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据一位北京的被访者说，在她的中学里，大门外面两侧贴了这副对联，大门里面两侧也贴了这副对联，教学楼门的里面外面都贴了这副对联，教室的前门后门也贴了这副对联，教室前部的黑板两侧贴上了，教室后面的墙报栏两侧也贴上了。整个学校，凡是有门的地方都贴了这副对联，包括食堂。北京其他中学的情况相仿。
　　这副对联又由北京贴向全国。一位住在南部沿海的厦门的当时的中学生说，他们那里的学校里也贴了很多。
　　这副对联是当时由于毛泽东的支持而纷纷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贴的。
　　当时的官方报纸天天有热烈支持“红卫兵”的文章。但是这副对联及其被欢迎程度与残酷效果并未上过报纸。
　　这副对联是针对学校里的学生说的，意思是，如果他们的父亲是“英雄”，他们就是“好汉”，如果他们的父亲“反动”，他们就是“混蛋”。这副对联还被叫做“鬼见愁”。“鬼见愁”是北京郊外一座著名山峰的名字，意思是难于攀援，来指称这副对联时，意思变成了是“鬼”就怕这副对联，或者，怕这副对联的就是“鬼”。
　　这副对联有两层内容，第一层规定了父母和子女间在政治上属于同一类，第二层有关谁是“英雄”或“反动”，在当时的实践中，“英雄”是指“革命干部”，“反动”的是指各种被惩罚了的“敌人”。当时学生中的很多干部子弟狂热宣扬这副对联，原因很明显，他们认为他们的父亲是“英雄”，而他们自己就能理所当然地成为“好汉”。《文革十年史》一书说这副对联出现于1966年7 月29日，是“干部子弟”知道父母受冲击后的反应，这不但在时间上有误，而且在思想背景方面也不对。
　　这副对起源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据当时那个学校的学生说，1966年6 月间，有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和出身于“右派份子”家庭的学生发生争吵，前者自称“好汉”，又把后者的家庭出身抖落出来，骂后者是“混蛋”，就这样形成了这副对联。1966年7 月1 日，这个学校的学生开会庆祝共产党的生日，这种会以前一般总是以班级为单位来安排座位，但是，那天“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会场上被隔离在一个角落里。
　　“文革”前早就强调“家庭出身”，也给了“革命干部”子弟特别的优惠待遇，但是至少在公开的舆论场合中不曾这样绝对、粗暴、等级分明。
　　1966年8 月1 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1966年8 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革命学生代表讲话，整个接见过程都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最早开始打老师和同学。彭小蒙也早在7 月25日北京大学的大会会场上就打了人。她在天安门大会上的讲话未提对联，也未直接攻击同学，但是她所获得的这种显赫地位，无疑大大肯定了他们的组织的全套行为方式，并且，这一套行为因此被迅速推广开来，不仅北京，而且及于全国。
　　除了对联，一些新词语也开始流行，有“红五类”，是指“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又有“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份子”，后来干脆用此二词指从这些家庭出身的年轻人。 “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的标语到处贴出。又用“狗崽子”指“出身不好”的学生。这句骂人话本来的意思只是说被骂者是小狗而不是人，这时却转变成因为这些学生的父母是“狗”而这些学生因是“狗”的“崽子” 也是“狗”。
　　这副对联在1966年7 月底、8 月初广泛传开。在北京，红卫兵曾召开大会和举行游行，宣扬鼓吹这副对联。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大会上，有谁要上台讲话，先要报告家庭出身。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牟志京，上台表示不同意对联，在台上就被几个人围着用拳头打。钢琴家刘诗昆不同意对联，在会场上被人把衬衫的后背撕成两片。牟和刘都不算“黑五类”家庭出身，刘的岳父又是元帅叶剑英，他们尚遭此种对待，其他“黑五类”的学生，根本不能有机会说话。在北京第五中学关于对联的大会上，有“出身不好”的学生上台表示拥护这副对联，承认自己是“混蛋”，也被轰下台去，因为这样出身的人不被认为有资格上台讲话。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关于对联的大会上，红卫兵在会场上反复大唱以对联为词的一首歌。
　　“对联歌”据说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作了“嚎歌”（又叫“牛鬼蛇神歌”）⑶的红卫兵做的，词曲如下：
　　１１　５５｜５３１　２｜
　　－－　－－　－－－
　　老子　英雄　儿好　　汉
　　３２　１３｜２１６　５｜
　　－－　－－　－－－
　　老子反动　　儿混　　蛋
　　１１　６５｜１　５　１２｜３　３２３｜
　　－－　－－　－－　－－　　　－－－
　　要是　革命　你　就　站过　来，　要是
　　５　５６５｜３１　２２｜１０｜
　　－－－　－－　－－
　　不　　革命，滚他　妈的　蛋！
　　（呼口号）
　　要是　不革｜命　　０就｜造　他妈的｜反　０就｜
　　－－　－－　　－　－　－－－　　　－－
　　滚　他妈的｜蛋　　０｜
　　－－－
　　北京的红卫兵曾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态支持这副对联。1966年8 月6 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天桥剧场接见红卫兵，非常明确地对红卫兵的“阶级路线”大加支持赞美，但是客气地建议把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这其实不是什么实质性的改动，可是原来的对联还是到处流行，从北京传遍全国。
　　这副对联实际上就是当时开始普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接纳成员的标准和条件。
　　在1966年8 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比如，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是刘少奇的孩子及贺龙的孩子。刘及贺后来都被“打倒”
　　并被关押虐待致死，但是当时还在最高权力圈子中。所谓“革命干部”，一开始的定义是“共产党员干部”，后来成“1949年前入党的党员干部”或者“194 5 年前入党的党员干部”。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规定1945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12级以上的干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干部”出身。有一位被访者说：“所谓‘红五类’，其实是‘红一类’，就是干部子弟，而且还得是高级干部，连科长都不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般的红卫兵只在广场上走过，极少数被邀上了城楼，有幸上天安门城楼的就没有工人子弟。北京数石景山区工人多，可为什么石景山区没发起成立红卫兵？”（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都在北京海淀区。）
　　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贫下中农”，也少工厂工人，其他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如工程师、医生、科学研究工作者、教师等等，都不属“革命干部”范围，所以红卫兵成员总数虽然很多，但是在各个学校的人数比例实际上并不多。虽然在调查中还未接触到有家庭出身允许其参加红卫兵却拒绝参加的学生，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是“重点中学”，有一千三百多学生，红卫兵只有二百来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文革”前是一般的中学，也有学生一千多人，1966年夏天红卫兵也只有二百来人。在北京第五中学，红卫兵也只有二百多人。这也就是说，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在北京的中学生中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
　　在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时期，即1966年8 月到11月，红卫兵所作的主要事情：打“黑帮”——打校长和老师，破 “四旧”——烧书烧画砸文物，“横扫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捍卫毛泽东思想”——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接见，都是一种特权，不是同代人都能参加的。然而，由于少数学生控制和压迫着多数学生，当时听不到后者的声音。把二者都纳入“红卫兵的一代”，不但没有道理，而且可能意味着对压迫人者的肯定以及对受害者的轻蔑。
　　在上海复兴中学，有一段时间红卫兵每日早上守在校门口，要每一个进校门的人都报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第二中学也有过同样的场景。
　　这套仪式在红卫兵都“串连”去了以后才停止。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红旗战斗小组”的成员曾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交叉拦在食堂门口，进门吃饭要报告家庭出身，遇“出身好”的，举起木枪让其经过，遇“出身不好” 的，要从木枪下钻过。在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有红卫兵把学校大门隔成两部份。窄的部份贴着“狗洞”二字，命令身为“混蛋”者走此小门。一位被访者说，她在大门内侧看到这一格局，十分害怕。她的父亲刚被“揪出来”不久，虽然学校还未知晓，但是她不敢走宽的一边，同时又不愿走“狗洞”，转来转去，最后在围墙上找到一个缺口跳出了学校。
　　按照当时的规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绝对不能参加红卫兵。至于那些既不是“黑五类”却又够不上 “红五类”的学生，只被准许加入一种叫做“红外围”的组织。在有的学校，比如北京第六中学，这种组织又叫 “红联军”。其低等的身份，从名称也能看出。
　　由于家庭出身变得空前重要，鉴别家庭出身也变得十分复杂。许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迫写了详尽的关于父母、祖父母以及亲戚的政治历史状况的报告，贴在教室里，公之于众。有的学生挖空心思想去找能改善自己家庭出身的材料。是父母一辈还是祖父母一辈的阶级成分该算作一个青年人的“出身”？父亲和母亲中有一人成份不好又怎么算？“城市贫民”出身的人能不能参加红卫兵？当时都被当作十分严重的问题。
　　一个可以说明当时时代风尚的小例子是：从1966年9 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讲话，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资历不深的组员戚本禹，曾建议这位68岁的当时的第三号大人物把家庭出身从“封建官僚”改成“职员”，因为虽然周的祖父当过县官，而周的父亲只是个职员。周说他的父亲虽是职员，但冬天还有皮袍子穿，生活优渥，他强调肃清家庭影响，表示不想改变原来填写的出身。对周来说此事关系不大，他已身居高位，但是对一个十几岁的学生来说，当时这种出身差别命运攸关。
　　关于这副对联，有两点需要指出：
　　1.在中国古代，高官子弟在社会中享有种种特权，自是事实。但是在舆论领域中，一般总是对其持批评态度的。比如，《水浒传》中有“高衙内”的故事，这个名字后来就变成了仗着父亲权势为非作歹的恶少的代称。这种故事固然不大可能改变现实，但是至少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制约。“老子英雄儿好汉”作为一句成语，原来只是称赞父亲儿子二者都好的一种说法，并非实指父亲好于是儿子就一定也好。像这副对联事实上所主张的“革命干部”子弟不但有接父亲权力的特权，而且有迫害同龄年轻人的特权，恐怕在古代留下的文字材料中无法找到先例。这不是说古代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古代的身居高位的人似乎至少觉得不好意思直接这样提倡。有的研究者强调从中国古代历史去找“文革”的产生原因，笼统地说，这种方法并不错，我们也确实可以发现从前有过和“文革”某些方面相仿的事，但是也要看到，有一些却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比如这副对联。
　　2.当时既无电传，又无计算机网络上的电子信，大多数人也极少能用电话，但是这副对联却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各地各校，其中原因值得深思。这不仅仅与毛泽东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及发动“大串连”等方法直接有关，而且也因为一部份青年对这副对联有特别狂热的兴趣。这种兴趣的趋向性值得思考。
　　
　　三、被侮辱与被虐待的“混蛋”
　　
　　“混蛋”不是只被这样骂骂而已。1966年8 月，当红卫兵在社会上打人抄家进入高潮时，打同学也更加厉害了。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当时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打倒”，其女儿在清华附中初中二年级，一次全校学生排队去开会时，她被拉出队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耳光。8 月26日，清华附中高中三年级63 1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集体用铜头皮带和棍子毒打了班里四个“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召（即后来的作家郑义）等人。他们被打成重伤，后来又被罚“劳改”。被访者中一位当时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至今仍清楚记得郑光召跪在学校操场上拔草、身后有红卫兵举着皮带抽打他的景像。高中二年级的学生郭惠兰，父亲是“右派份子”，她被同学斗争后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死。这个学校还有一位初中的女同学因不堪侮辱而卧火车轨自杀，未死，但是遭致终身残疾。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几个学生说，“对联”一出，这个学校里“出身好”的学生马上就不和“出身不好”的说话了，见面时连理都不理。7 月1 日，开会时把“出身坏”的用一道纠察线隔开。再后来，就打“出身不好”的同学。比如，这个学校初一（四）班的学生万红，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份子”。这个班的男红卫兵要打她，她从教室中逃出，躲进女厕所。男生追来停在女厕所门外。这时彭小蒙正在女厕所里，她要万红出来。万红在厕所里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结果却首先挨了彭的一皮带。万红被拉到初一（四）
　　班教室斗争，被命令站在凳子上。有学生用铜头皮带抽她，又有学生把凳子突然抽走，她就从凳子上摔下来。晚上，不准她在宿舍房间里睡觉。她带着满脸青紫肿块，在阳台上淋雨。另一个例子是，这个学校高三的学生朱同，父亲是“右派份子”。朱同有一天被毒打后，伤得不能走路，晚上是爬回家的。朱同还曾被关在学校厕所旁边的小屋里，坐在遍地污水中，象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被围看。
　　以上两所中学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毛泽东曾写信给他们表示热烈支持。那里如此折磨同学，其他学校纷纷跟上。
　　在北京第八中学，初中一年级实验班的女学生宇宙被剃了“阴阳头”，即剃去半边头发，还被关在厕所里打。在女生宿舍，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女生被关在厕所里，不准回房间睡觉。初一学生李文渌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不但不准参加红卫兵，还因批评了红卫兵一句话而被斗，在宿舍被管制，饭里被撒了沙子。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66年8 月4 日，不少班里斗争了“出身不好”的学生。第二天，即8 月5 日，这个中学的校长卞仲耘被一些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8 月4 日在初二（四）班开会斗争“出身不好”的学生时，教室里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的45名学生，十名“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他出身 “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每个被斗者被命令“交代”“反动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并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人打她们，有人把墨水泼在她们身上。在初三（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动手打她们的耳光，把其中一人的眼镜一下子打落在地。高一（三）班的黑板上，曾写有“杨狗，勒令你每天打扫教室！”强迫一位父母“有问题”的姓杨的同学做以前学生轮流做的清洁打扫工作。这个中学的学生排球队长，因为球队在中学生全国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学校领导人曾和她谈过话。“文革”中学校校长被当作“黑帮”打死了，而她的父亲又有“历史问题”，于是同学逼她揭发学校领导，又逼她揭发父母。她服了安眠药自杀。幸亏她找到的安眠药量不够大，她昏迷了几天而侥幸未死，但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在北京第四中学，高二学生开会，强迫“黑五类”一个一个地讲自己如何不好、确实是“混蛋”等等。学生牟志京，还不算“黑五类”出身，他和同年级的红卫兵发生口角，被几个红卫兵按在地上打，一颗门牙被打坏，但是他不敢还一下手，因为如果还手，会被说成“阶级报复”，在当时这是极大的罪名，完全可能导致严重得多的后果。
　　在北京第一零一中学，有学生看到这个学校初中二年级的一个女学生，哭着被一群红卫兵在校园里追打，因据说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无人敢出面阻拦或者解救她。在北京矿业学院附中，一个“富农”出身的女学生被剪光了头发。北京第二中学初一（一）班的一个学生，资本家出身，被罚跪在搓衣板上，搓衣板有棱角可伤人膝盖，后面还有人拿棍子打。北京第五中学高三学生郑大力，被强迫在胸前整日佩带一块香烟盒子大小的黑牌子，因为他家与清朝皇族有亲戚关系，虽然清朝已经在1911年被推翻。
　　在北京第一中学，红卫兵把原来学校食堂冬天用来储存大白菜的地窖变成了关人打人的地方。学校一带（一中在北京的鼓楼附近）的“地富反坏右资”、学校的校长老师以及“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打。有13个人在那个地窖里面被打死。在大多数学校，只有校长及老师被打入全校性的“劳改队”，学生则多在年级或班的范围内被打被斗。然而在北京第一中学，有二三百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入学校的“狗崽子队”，被集体关押，强迫“劳改”。比如，高一（三）班就有两个学生被打入“狗崽子队”，而这个班据说算是比较仁慈的。“狗崽子队”的学生白天劳动，晚上到班里挨斗，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的一个学生，有一天在“劳改队”里不知说错了什么话，当晚在班里被大打。最后还把一只猫扎进他的裤子里。猫在裤子里面又咬又抓，他惨叫了一整夜，惨叫声传到很远处。没有人出来为他说话。
　　打同学之风和打老师之风一样从北京传往全国。在上海外语学校，一个家庭出身资本家的学生王一民，被斗以后精神失常，不久后死去。在上海复兴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女学生李晓琳，曾被吊起来打，她的父亲是教授，当时算“坏出身”。在1966年9 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发布的“第二号通令”中，宣布他们的“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纠察队指挥部”于9 月26日“正式成立行使职权”。“通令”规定的“红卫兵纠察队职责和权力”共有7 项，其中第六项是：“有权不准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子女任意到处跑”。
　　在长沙第一中学，一位被访者说，1966年8 月18日后的一天，也就是这所学校的红卫兵到北京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回来以后，贴出了通知，让所有“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到校内某处开会。他去了。接近会场时，听见吼叫声，他从门缝里看到红卫兵正用皮带抽打一个出身“黑五类”的学生。他犹豫后，终于决定逃开。
　　在南京第二中学，初三的两个学生吴倩和蒋宜萍，因为父母的“问题”在班里被斗。先命令他们俩打扫教室，其他同学坐着看。打扫完以后，又命令他们写交代，交代他们的家庭问题。此后，他们俩就被罚天天清扫教室。
　　在厦门第八中学（现名“双十中学”），开会时“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命令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学生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老师，被“勒令”写“交代”：你的老子干过什么坏事？
　　据被访者中的一些当年的大学生说，大学生对打同学的兴趣没有中学生大。但是比如在清华大学，也贴过很多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参加红卫兵也只是一部份学生的特权。像抄家、剃“牛鬼蛇神”的 “阴阳头”、看管教师的“劳改队”⑸等“革命”活动，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做。电机系六年级一个班的学生去抄过班里两个“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的家，但是没有打这两个女同学。
　　小学里的情形和中学相仿。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的会上，五年级学生刘一之也被揪出来斗，因为她不是“红五类”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级当作范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吓得哭。这时有个“出身好”的女同学刘学燕站到她身边说：“刘一之的文章拿到别的班念，和她有什么关系？”她叫人送刘一之回家。有的学生还追着打，西红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衬衫上满是红浆。
　　一位不愿意公布姓名的当时北京皇城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父亲有一点“历史问题”。同班的干部子弟打他，他逃进厕所锁上门，趁后面追赶的同学砸门时，他爬出窗户手扶落水管从三层楼下到平地逃走，总算没被打出重伤，后来他几个月没敢上学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
　　的子女。自1966年8 月27日至9 月1 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325 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80岁，最小的是38天大的婴儿。有22户被杀绝。
　　在“文革”中，有孩子被煽动或被强迫反对父母，比如，1966年8 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共产党书记姜培良在校中被打死，他的儿子作为本校学生，参加了打父亲，父亲被打死后，他精神失常了。但是，更多的情况却是子女想跟“黑”的父母脱离关系还不被允许。

　　他们必须跟父母一起受难，一起被斗争，甚至被杀害。至少，他们得长期充当社会中的“贱民”角色。因为这时已经不同于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革命”的胃口大多了，需要更多的打击对象。于是，大量的年轻人，尽管成长或出生在1949年的革命之后，也被无情地吞吃了进去。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到：
　　1.这是一场大型迫害。理论尽管粗糙，指向很是明确。一大批青年由于其无法选择的父母的关系被无情地从 “同学”这一团体中割裂出去，变成了残酷打击的对象，没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认为需要理由。
　　2.这一迫害相当普遍。这里所记，各地各校各班的严重程度不一样，这是因为各处发生的事情本来就不均匀，也因为各个被访者看到的和记忆的多少程度不一。但是通过这些随机得到的份量不一的大量的故事，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这种迫害到处都发生了，没有例外。从统计的角度可以说明这类事实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因而可以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研究。
　　
　　四、轻微的抵制和血腥的镇压：为什么无人反抗？
　　
　　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年轻学生，身受侮辱和虐待，有没有反抗的呢？从收集的事实看，反抗者的数字非常小，以下是了解到的四个例子。
　　例1 ：直接的对抗——1966年8 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学生曹滨海的家。曹的家庭出身原来是“革命干部”，但这时已经被“打倒”。曹滨海不像大多数“黑五类”子弟那样已经受压多年，在“文革”时的更大压力下还能忍气吞声。在曹家被抄时，曹与来抄家的同学争吵起来，并拿起切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于是曹滨海被公安机关带走并关了起来。红卫兵把他的母亲押往学校。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内的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曹的母亲樊希曼被活活打死。同一天，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校园里一共打死了三个人。另外两个人是学校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和语文教师靳正宇。6 天后，8 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检阅红卫兵，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例2 ：违抗红卫兵的规矩——王光华是北京第六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这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离最高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1966年8 月，六中的红卫兵在校内建了监狱，监狱墙上写有红色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关押殴打学校的老师及从社会上抓来的人长达一百多天。王光华在“文革”前是班长，“文革”开始后曾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表示不同意。王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所以不是红卫兵。当北京红卫兵纷纷拿着免费火车票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连”后，王光华不是红卫兵成员却也外出“串连”了。这被红卫兵认为是犯罪作乱。1966年9 月27日下午王光华从外地“串连”
　　回家。一些红卫兵立刻去把王抓进了监狱小院，一进门就被十几个红卫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觉。当天夜里，王光华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伤势沉重，生命垂危。第二天早上，王又被打。到了晚上，就死了。关在那里的几个老师把他的尸体抬了出去。
　　王光华被打死时，年仅19岁。
　　例3 ：自杀——1969年，北京师范大学初中学生闻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八年。她被判刑的法院的大字布告贴在北京的大街上。按照当时对“反革命言论”不准“扩散”的例行规定，闻佳的具体“罪行”从来没有被公布。事实是：1966年9 月3 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
　　：“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红卫兵在北京抄了大量的人家并驱逐了近十万人离开北京去乡下，闻佳和母亲也在其中。1968年冬天她到北京，被人强奸。绝望中，她来到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室楼二楼上的一间厕所。这间厕所因在“文革”中变得又脏又臭而被钉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里面绝食而死。几天后，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据当时贴出的批判她的大字报说，她在被盘问时承认了她恨“文革”和毛泽东，承认了她在厕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语录》，她立即被送进西城区的拘留所。除了抓她判她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只是一个18岁的女孩子自杀前的几句抗议，还未发出，就被封杀。10年后， 1979年，根据一道命令，她和全国所有因为“恶毒攻击”问题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释放。
　　例4 ：理论上的反对——在所有因父母的“问题”而受害的年轻的反抗者中，可能只有一个人写出了并向人们发表了个人的不同的声音。这个人是遇罗克。他的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份子”，他1962年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问题，一直考不上大学。1966年10月16日，在对联风行了两个多月以后，由于下文将讲述的原因，“中央文革小组” 组长、当时的第五号人物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说了“对联”是错的。遇罗克写了文章《出身论》，中心论点是：家庭出身不等于阶级，家庭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这篇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证明“对联”的荒谬。当时正是各种“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可以被允许出铅印小报的时候，《出身论》被印在《中学文革报》第一期上， 1967年1 月18日印出，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份报纸上印着“北京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据参与编这份小报的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司令部”，只是几个中学生佩服这篇文章，便设法用这样的名义印了这张报纸。1967年4 月，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成是“反动” 的。1970年，遇罗克被判死刑。
　　在1967－68年间，有过很多“群众组织”自行出版的铅印小报。这似乎可以作为“文革”期间确实有过“大民主”的证据，但是如果贴近事实去看，就会知道当时对舆论划的限制界线是十分清楚而无情的。这些小报只允许竞相歌颂毛泽东以及攻击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份子”。“这些”三反份子“是否真的”三反“并不一定，但是在这种攻击中确实攻击了一切非毛泽东思想的思想。除此以外，别的话都会被当作出格。《出身论》表达了作者反对迫害的看法，即使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依据，作者最后竟遭枪毙。
　　来自受迫害的年轻人的上述这几种方式的反抗，遭到的回击都极其严厉残酷。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文革”时代的反抗者——我的意思是反抗这场革命的人，确乎十分稀少。现在，有些对“文革”持相对较肯定意见的人说是因为群众有理想主义，愿意为“革命”理想牺牲自我。另一些对“文革”相对持较否定意见的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受了蒙蔽，上当受骗。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正视本节所述的这些轻微的反抗带来的血腥的镇压和致命的伤害，我们得承认，暴力和恐怖手段的威慑力比我们愿意承认的强得多。为了避免同归于尽，没有人敢站出来帮助受害者。为了不成为革命的对象，没有人敢说出不同的声音。但是事后人们不愿承认这一点。这是一种自欺。
　　
　　五、为什么迫害同学：在革命的名义之外
　　
　　要说明为什么这种迫害会发生，“革命”可能是最方便的解释之一。
　　“文革”的发动者用红卫兵来攻击所谓的“敌人”。这些“敌人”在当时可能不是或者也从未敢与毛泽东为敌，但是打击他们的过程可以强化政治权力，也可以强制改变既有制度，所以从发动者的立场和目的来说，支持和帮助建立红卫兵组织相当合理。通过革命的名义，一切暴行都可被合法化甚至浪漫化。
　　然而，具体到本文所描写的迫害同学，上述的种种侮辱和虐待，尽管得到最高统治者的纵容、支持和默认，但是就其细节和实践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红卫兵自己所为。单用“革命的理想主义”是难以解释迫害同学的行为的。这里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牺牲，有的只是凭藉从最高权力者那里获得的允准及称赞而行动；也没有对他人利益的帮助，有的只是残酷的对他人、甚至是亲近者如同学施行的迫害虐待。其中难以找到通常可称之为“理想”的成份。同样，用“利益”来解释也太简单。因为他们受到的不是一般的金钱之类的物质好处，而是下面列举的刺激。
　　1.不劳而获的高等级
　　“对联”以家庭出身来决定等级。这种等级的特点是以一种先天性的条件来划分高低，从而一部份人可以获得高的地位而且不须付出代价。在“文革”中，毛泽东用“红卫兵”取代了原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青少年组织，二者的第一明显区别是在红卫兵接纳成员首先看“家庭出身”。而共青团虽然也强调成员的家庭出身，却至少从未写进公开的共青团章程中去。
　　据一位被访者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一）班的一些学生在“对联”流行以前成立了一个名叫“梅花”的小组，参加“文革”的活动。“梅花”小组的成员是同班同学，同样年龄，但是“家庭出身”不同。因为不以家庭出身为标准，这个“梅花”小组在1966年8 月被红卫兵强迫解散，理由是“梅花”小组“阵线不清”。在这种把界线划得越清楚越好的过程中，等级差别同时被强调和固定化了。
　　从是否让青年平等竞赛的角度来看，“文革”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中的线索是相当清楚的。“文革”前，在考试制度下，干部子弟只是在进入了“分数段”之后，才有优先被录取权。“文革”一开始，1966年6 月18日，中共中央就公布了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决定。8 月，普遍建立了以“出身”为首要依据的红卫兵。“文革”前学校里的学生干部就有很多是干部子弟，但是，既不全是干部子弟，而且既有大干部的孩子也有小干部的孩子，不像红卫兵都由高干子弟作负责人。只要把1966年8 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头头的父亲的地位陈列一下，就可知道“红卫兵追求平等”的说法至少是多么主观，与事实相差有多远。
　　这种自然获得的高等级与红卫兵对同学及老师的非人道迫害显然直接有关，因为他们把这些受害者当作低等的人看待。
　　2.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权
　　在1966年，“红卫兵”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权的青少年。从8 月初开始，北京的学校都在“红卫兵” 组织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学校里开会斗争“黑帮”和“牛鬼蛇神”。他们可以动用汽车等设施，比如1966年8 月24 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了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撕大字报并抄家打人，有汽车到各学校接人。他们也可动用北京的大型体育馆，在那儿斗人甚至打人。比如在可以容纳十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8 月7 日红卫兵召开了斗争“小流氓”的大会。红卫兵也有权抄家，在1966年8 月9 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三万户；在上海，抄了十万户；在武汉，抄了两万一千家⑺。红卫兵组织并有权发布命令，强迫一大批城市居民离开城市，扫地出门，去农村劳动改造。
　　红卫兵得到的至高无上的、史无前例的特权，是可以打死人。在历史上，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除了战争时期，没有人得到过这种权力。平常时期，除了紧急自卫，杀人必须经过报官审讯判决等程序。只有在传统的舞台剧中，宋朝的包公有过皇帝特别给予的“虎头铡刀”，可以不须报告而自行判处死刑。但包公已经身居类似法官的要职，更不是十多岁的青年人。从1966年8 月到9 月，红卫兵在武汉打死62人，并游斗折磨致死32人⑻；在北京打死 1772人⑼。从1966年8 月26日到9 月1 日的7 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三位数的。还有一些人在被遣返到乡下的火车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户籍统计。直到9 月2 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才下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其时离红卫兵开始打死人已经有一月之遥。
　　用这样温和的口气来说及打死人的现象，至于上文所记述的打斗同学的事情就不会被当一回事了。事实上，上述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打死同学的事发生在9 月28日。
　　这种可以打死人的权力使人残暴。
　　3.暴力压迫的快感
　　好几位被访者都谈到当时校园里的狂热亢奋气氛。红卫兵学生腰扎皮带，高卷裤管；见了往日的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说起话来，不论男女，开口就是“他妈的”。有一位被访者说，她的班上一个原来娇气羞涩的女同学，这时学会了抡开皮带打人，一下子变得走路挺胸抬头，说话带着粗口，高声大气。
　　在1966年夏天，校园里确实似乎弥漫着一股振奋激昂之气。这种气氛在当时被形容为“革命气氛”。列宁的语录“革命是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当时也一再被引用。问题在于，这种欢快的革命感，是不是就是平常的节日感呢？因为那些沉浸于大欢快的人们所作的，除了普通的节日的内容如唱歌跳舞游行集会之外，还有上文及我在《1966 ：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中所写的种种行为，即对老师和同学的暴力迫害。这是一般的节日绝对没有的内容。所以，从事实的观察来说，对运用暴力欺压他人的渴望和欣悦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燃起狂热和兴奋的因素。
　　目睹种种由暴力迫害伴生的快感，我们应该理解到，残酷的行为也能使人兴奋快乐，实在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经验之一。它使人害人，也使人受害。
　　从另一方面说，年轻人也确实几乎不可能抵抗这种以暴力进行迫害的诱惑。不须付出代价，不用承担风险，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无数人的生死控制大权，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推拒的恩赐。从这方面来说，把生死予夺大权给他们的最高权力者，实在邪恶。
　　4.同辈虐待
　　有几位被访者说，有的学生当时甚至好像对斗同学比对斗老师斗“黑帮”更感兴趣。比如，有的学生不厌其烦地四处调查同班同学的家庭情况，以将其打入“狗崽子”的范围。红卫兵到社会上四处抄家的时候，往往对同班同学的家更感兴趣。
　　比如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去抄了同班同学家，并打死了同学的母亲。
　　有些学生在“文革”前或因体育好，或因学习成绩好，或因在“数学竞赛”之类的活动中得过奖，或因有特长而出过名，或个性比较外向活泼，这样的人如果“出身不好”，在“文革”中会因此而挨整，而且，他们挨整的程度往往大大超过了其他同样家庭条件的学生。北京大学数学系62级学生唐守文，是北京市数学竞赛的第一名，成绩优异，但是当时算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被大字报骂作“修正主义黑苗子”。数学系主任段学复教授曾和他谈话并照了一张照片，这时也成了“罪行”被揭发批判。
　　同辈人之间有比较，有竞争，自然也就可能有紧张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辈忌恨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情绪。但是，同辈忌恨可以由制度性措施加以限制，也可以通过自我认识和道德追求来得到克制。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来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方法来缓和、协调并解决的。但是，“文革”的方法是煽动夸大种种矛盾，并以“革命”的名义纵容阴暗的忌恨，让一部份人用“斗争”的方法来对付另一部份人，把同辈间的竞争感转化成了“同辈虐待”。 1966年夏天最典型的理论，就是一度流传各地的北京的一个红卫兵大学生谭力夫在一次讲话⑽中说的：“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
　　这种“七斗八斗”真的发生了。但是，这种“七斗八斗”并不是事情演变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人为采取的引导。因为迫害他人可以显示迫害者的优越性，而在对同辈人的迫害之中，更能显出一己的高人一等的特殊性，所以， “同辈虐待”相当有诱惑力。
　　
　　六、红卫兵的衰落及其遗产
　　
　　红卫兵的全盛时代是在1966年的8 、9 、10三个月。到1966年底，最早一批的红卫兵组织不再能控制学校了，开始被称为“老红卫兵”以区别于新兴起的群众组织。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也被批判了。然而，其中实质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种种暴力迫害被受害者抵制或者反对的结果。在1966年夏天，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红卫兵，有人反对也不会起作用。红卫兵的衰落是那些把他们带上历史舞台的人造成的。
　　事实上，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已经足够厉害地打击了学校的老师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 及其子女，无一人敢声言反对“文革”的格局已经形成。而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想要的打击对象，除了这些人，还要扩大到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革命大串连”开始的时候，北京的干部子弟很高兴地坐着免费火车到外地去“造反”，即反对当地的干部。上海市政府和中共上海市委员会是由集中了大量干部子弟的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的红卫兵最早去冲击的。
　　但是，革命的对象不久就由学校的校长老师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扩大到了早期红卫兵的父母。外交部一个副部长被贴大字报。他的女儿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成员，动手撕了大字报。外交部看门的一位老人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阻止她撕。她和她的红卫兵朋友就把老人打得起不了床。1966年9 月，当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到地质部造反的时候，“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们，其中包括地质部某负责干部的女儿，到那里打了“造反”的大学生。
　　1966年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说那副对联是“血统论”而加以否定。以陈当时的地位，这算是成了定论。但是，这个时间就让人发问：为什么不在两个半月以前说这个话呢？如果早一点，可以减少多少年轻的受害者啊！反过来，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如果没有这副对联，如果允许所有的青年人都能参加，红卫兵运动是否会那么狂热和暴烈呢？事隔近三十年，这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研究课题。
　　“老红卫兵”衰落了，对联及“红八月”的红卫兵运动带来的社会体制性变化和心理道德变化却延伸进后来的长达十多年的生活中去。
　　第一，暴力迫害的大规模使用。以青少年作打手、用群众性打斗来进行的暴力迫害，随着红卫兵的兴起达到高峰。这种方式后来被反覆运用。1967年，一些共产党老干部被残酷打斗，如1967年1 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打死；1967年7 月，彭德怀元帅斗争会上被打断两根肋骨。后来，在1968年的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有无数的普通人被关押折磨致死。在关于“文革”的通史性的《大动乱的年代》⑾一书中，记述了“老红卫兵” 如何在196 6 年夏天保护了“老干部”，却未提他们如何打并打死了老师、同学及别的人。
　　本文要强调的是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暴力迫害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大规模实施，正是从红卫兵开始的。
　　第二，“家庭出身”从此被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1968年，毛泽东还亲自发明了“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一专门术语，明确界定出因父母“有问题”而受歧视的一个社会群体。与此相应的是个人的工作态度、专业训练和才能被蔑视，这对年轻人的影响及模塑作用极大。这种情况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改变。
　　第三，公道的毁坏和私德的失落。在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中，善与恶的标准不再存在了。当“对联”和打人的铜头皮带传遍中国的时候，很多人知道这样迫害同学是不对的，但是在暴力的威胁面前，无处说理。生活中较为平等和欢乐的关系之一——同学关系被毁了。压迫和仇恨成为生活方式。受害者的不幸被看作无足轻重。
　　年轻人，有的学会了残酷地虐待同辈人以发泄自己的怨毒甚至以此获取社会地位，有的被迫学会了卑微地忍受侮辱，有的学会了冷漠地对同辈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甚至对权势者卑躬屈膝而对受难者落井下石。强权就是真理，谎言大话盛行。当整个社会被操纵挑动成为人整人的屠宰场，人性堕落了。无数无辜的年轻人曾因“家庭出身”而被侮辱、虐待甚至致死，然而直到现在，在访问中，难以听到迫害人者向被迫害者道歉的故事。这种灵魂的创伤，何时才能治愈？
　　
　　作者深深感谢所有的被访者，感谢他们用宝贵的时间来作这种痛苦的回忆。感谢印红标、丁品、王蒙一先生借我他们收集的历史资料。也感谢JohnKie schnick 先生，他帮助作了在计算机网络上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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