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 林昭遗稿研究之二：妄想与幻灭

tuffy05

　　穿越疯狂的理性与爱情
　　在讨论《灵耦絮语》之前，我希望先从林昭的十四万言书说起。因为这部长篇遗稿，为今日读者呈现了《灵耦絮语》的写作背景、思想脉络；它让我们可以了解林昭与柯庆施的生死恋想象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发展出来的。 　　

前面说到，林昭对专制的批判是非常清醒的；这些认识体现出她的大智大勇，那个时代才是疯狂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依然不能忽视，疯狂的时代不仅扭曲它的信徒，也同样令反抗者脱离心智的常态。否则我们就轻看了暴政的伤害性，也夸大了人之为人的生命极限。 　　

监狱的禁闭状态就是实施惩罚，这种绝对的禁闭加上暴力管制使林昭长久地处于痛苦无助和孤独的状态。林昭在狱中能够接触到的信息渠道是非常有限的（1960年第一次入狱时她还被单独囚禁）。她得以揣摩外界发生事情的依据仅仅是监狱大喇叭里传来的广播、允许她阅读的《人民报纸》、《解放日报》；还有审讯过程中公安办案人员的言行举止。她不能不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借助想象来判断、推理外界的状况并决定个人的应对方式；而这一切又都是在身体和精神饱受摧残的情况下进行的。 　　

就此而言，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十四万言书中，林昭的客观分析与主观推论、连贯的政治批判与断裂的现实体验是交融在一起的。要将其疯话与不疯的话做明显区分，尽管可以做到，却难免不断被颠覆。我们可以说，林昭所处的环境就是非人的，关押、囚禁青年反抗者的时代也是非人的；在这种非人环境下，只有妥协、委曲求全进而助纣为虐才合乎正常，即合乎功利理性的标准。藉此，我们可以将林昭的“疯话”存而不论。而且，我们还可以说，很难证明在极权时代，一个划分理性与非理性、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是可能的——据此可以判断个人的状态。因为，这个标准如果合乎理性，它注定是时代的对立面——例如，如果一个信奉自由的人是理性的，而盲从权力出卖人格则是非理性的；那它注定与时代对立；结果会是这个理性的人被当做“右派”、“反革命”清洗出“正常”人的队列。这里发生的情形只可能由另一个时代来裁判，即所谓“拨乱反正”或者“平反冤假错案”。那时的人们开始懂得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的前言中所引述的帕斯卡的话：“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的话：“人们不能用紧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 　　

但如果我们把林昭和她的时代对立起来，将前者置于理性一端而后者代表了显而易见的无理性、荒诞、狂躁；这却又取消了林昭，使之成为先验的先知——天神或绝对意义上的“圣女”。她超乎她与之死缠烂打的历史语境，她的抗争也如同某种天赋神授的特使——林昭的自我表述原本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但作为研究者，我们不能贸然进入这个神使的话语，因为这会抹杀林昭所处的历史具体性。而正是在这种具体性中，反抗既是现实的，也是独创的。尤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它是一个人的战争。而一个人，一个年轻女性/女大学生/青年反抗者和作家，并不是以某种理念大战风车，而是带着她全部的生命本能、情感冲动、欲望想象以及伤与病，在极权的黑牢中呼号。 　　

1、重像与妄想 　　

林昭选择了1965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破封建王朝的黑暗堡垒巴士底狱的日子，开始这封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这封信从这天一直写到当年12月5日。起笔之日，距她离开第一看守所到上海市监狱服刑，时间过去一个半月。 　　

林昭开始即称这封信是“一封奇怪的读者来信”，的确，作者奇怪——一位反抗暴政的囚徒。当她此前写信时，第一看守所的人们就告诉她：“你写信！——你想想我们会转到人民日报去不啦？”而且，林昭对人民日报会如何处置这类来信也不存任何幻想。她写道： 　　

即使就作为御用的情况中心，你们的报纸也非常之不值一哂，这原因主要在于：虽然它本身也是极权警察国家中整套特务恐怖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之一，按着你们报纸——无论如何它总还是一张报纸——的功能而言主要地还只是装饰门面的。而对于恐怖统治极权制度来说，在某许多时候对事物的装饰价值与实用价值虽似并重，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还只是那些隐在招牌背面的实用性的事物，而断不是那些安在招牌正面的装饰性的事物。 　　

除了天天浪费油墨纸张以向国人散发那些空虚、伪善、廉价而更无聊的“万岁”呼号和愚民叫嚣，并不时把些某些某街某巷五岁小孩在墙上画大乌龟而题名“毛泽东死了”之类的重要情况军国机密编入内部资料以供捉影捕风等等而外，即使对于这个极权制度——对于这个特务统治，你们的报纸到底又有多少存在价值？ 　　

既然如此，林昭为什么还要写信呢？我认为原因有三：第一，林昭需要找到一个论辩对象，而给《人民日报》写信，有利于她展开观点交锋。第二，林昭紧接着上面的话写道，既然上述荒诞不经的东西都可以上内参，她所写的系统揭露、批判和指控当前现实的文章，一定会经特务系统到达高层，惊动中共中央。狱方只有责任收取文稿却绝无可能将之销毁（事实上这封长信连同附录都作为罪证完整保留了下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林昭认为她给柯庆施写了两封申诉信，由此导致柯庆施被谋杀。她必须揭露这场惊天惨案，为柯氏鸣冤。 　　

这也就是我前面说到过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抽取掉林昭的柯庆施“情结”来谈论十四万言书，因为，正是要揭露和回击这场谋杀，林昭调动了她所有的经验和想象。她的郁积、悲愤和笔战的激情汹涌奔突，形成全文中气势磅礴的推动力。 　　

也是在这封信的第6页（全信有136页），出现了奇怪的称谓：“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着第一看守所的所长”；这是十四万言书另一个令人迷惑的地方。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的所长，据刘文忠先生所述，他1967年3月被拘留在那里时，所长亲自找他谈话。这是位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老公安，据其他犯人说：“老所长是这里最有修养学问的，早年毕业于北大。”据说，只有特别严重的案子才会由他亲自过问。依次类推，倒退三年即林昭关押在第一看守所期间，这个所长应该也就大约是五十出头。他和林昭，原本可叙校友之谊。 　　

在十四万言书中，有关于审讯的对话、提示以及林昭认为自己被调戏的感受。这种感受最后发展为强烈的抗拒情结，在林昭的表述中成了这位所长/毛泽东对林昭的邪念。推动这种想象的发展，到报载柯庆施之死的消息，林昭亟待宣泄的愤怒找到一个泄洪口。这个事件激烈地改变了林昭的语言方式，由此，她找到一个新的生活使命，并将所有的生命体验都调动起来，汇聚到这个以死者为中心的原爆点。十四万言书和《灵耦絮语》，分别从两个方面描述了林昭想象中柯庆施因受她牵连被谋杀这个事件，前者由外向内——从现实世界介入到体验的世界——描绘了它的发生和发展；而后者从内部敞开了一个心灵世界，被压制的情感和欲望汹涌奔突。《灵耦絮语》起笔在前，十四万言书在后；但我需要先讨论后一个文本，因为它以纪实的方式完整呈现了这一内心事件。 　　

这个所长的形象是怎样和毛泽东合为一体的？我认为这里是发生了一种心理上的位移或者重像，即在想象中，所长和毛泽东两个形象重叠在一起。假如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精神病学的术语，那便是一定程度上的“妄想症”。 　　

笔者并没有精神病学的专业资格来做一个判断，即林昭是否有精神病。但是，即使查阅有关妄想症的精神病学定义，也会发现，有关这一精神现象的界定是相当模糊的：它指患者“抱有一个或多个非怪诞性的妄想，同时不存在任何其他精神病症状。”而在这里，妄想之所以被称为是非怪诞性的，指的是通常这个妄想有其自身的逻辑。根据门罗（Alistair Munro)总结的妄想症的特征，它包括五个特点： 　　

1是一个根本性障碍。 　　

2是慢性和终生频发的。 　　3妄想有逻辑构造，并且内部成立。(符合逻辑，不矛盾。) 　　

4妄想和普通逻辑推理不冲突(虽然在妄想系统中逻辑是扭曲的)，而且没有一般的行为异常。如果出现异常行为，则与妄想内容有直接联系。 　　

5自身经历了对自我参考的高度理解。对别人来说不重要的事件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并且围绕妄想的气氛非常紧张。 　
　（来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6%84%E6%83%B3%E7%97%87） 　　

如果我们引入“妄想症”这个概念，并就上述特点来考察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现象，就会发现，它实在是可以找到非常宽广的适用范围。无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话语系统，还是“反右”、“文革”这类政治运动实践，不都是建立在夸大狂（神化政党和领袖人物以及“实现共产主义天堂”等说教）或者受害狂（幻想“阶级敌人”正“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以及组织政变）的基础上吗？而如果缩小我们的研究范围，聚焦于林昭十四万言书这个文本，则可以发现，在这里，有三种情形和妄想症的特点相关：第一，林昭心理上高度戒备，她认为狱方，具体来说就是前述那位人面兽心的所长要调戏她，逼其失节。但从文本来看，这种调戏既是一种受迫害的心理感受，也是政治隐喻。第二，调戏与逼迫者既是所长，也是独夫毛泽东本人。所长与独夫双面同体，真实和想象的界限模糊。第三，林昭认为毛泽东因要占有她而施害柯庆施，因而她成为柯庆施之死的重要关系人。由此出发，林昭对时政和个人处境的分析都联系到这一想象中的逻辑关联里。以下我再就相关的文本线索做进一步的分析。 　　

2、谁是“独夫” 　　在论及这三种情形之前，我需要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上述三种情形是和这封信的特殊的致意方式是相关的。 　　

前曾述及，林昭并不相信《人民日报》；那么她写这封信，谁是她想象中的读者？我想大体上可以有三种：一、通过人民日报转达最高统治者——中共中央、甚至是毛泽东本人；二、林昭写给自己，属于自我反省性质的书写；三、未来世纪的审判者以及公众，例如在联合国或者类似海德堡法庭这样的机构里作为证词宣读。 　　

第一种读者，这是林昭要为柯庆施鸣冤的对象——“含冤惨死的是你们的中央委员哩”。第二种读者，林昭留作备忘。第三种读者，林昭寄望于未来，有一天人们会读到这一切，从而对真正的罪犯进行审判。 　　

我在这一节里先说和妄想症有关的前两种情形，把《灵耦絮语》留待下一节展开。在林昭的表述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着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所长，基本就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 　　

有人或许会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超人统治者无所不可为；到上海提审直接向他挑战的年轻女政治犯，这也是可能的。如为林昭作传的黄河清先生，他相信“御审”真有其事。而彭令范在接受自由亚洲张敏采访时也说，林昭假释期间对母亲暗示过这事，母亲不让她说下去。但我注意到，彭令范也说这事发生在第一看守所，而那里并不是林昭假释前被关押的地方。因此我感到彭令范有关“御审”的印象，应该是来自十四万言书。因为，从第一次关押到假释，林昭精神上并无异常之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写于1961年10月的《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以下简称《思想历程》）中找到明证。

　　《思想历程》是林昭获释前给狱方写的检讨，后来转入兰州星火案的张春元卷宗里。星火案的幸存者谭蝉雪老师在《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一书中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林昭第一次被捕后的思想状况。在第二次被捕宣判之后，林昭才在十四万言书中写到“御审”。其中的情形发生在第一看守所，“独夫”对她进行过多次审讯，而他又与柯庆施之死构成一种关系，即因为逼迫林昭做外室不成他杀了柯庆施。我认为，后一判断是有虚妄成分的。 　　

考察文本可以看出，有关“独夫”对待林昭的态度，林昭引述了一些具体的说法和对话，如“政府”、“改造”等，这些都合乎看守所里狱警的口吻。而独夫要林昭应其非礼之求则出自推理，没有具体内容。但所长和主席这两个角色总是混淆在一起。有可能审讯者逼迫林昭妥协的同时也委婉诱供，这二种手段混合在一起导致了林昭的偏执推测——独夫另有邪心。对于统治者的独裁狂想和林昭的，我都用了妄想这个概念，但二者当然有根本的区别。林昭的推测明显带有自卫性质。也就是说，她受到的政治迫害是真实的；只是具体来说，迫害的形式并非如她想象的那样具有性的三角关系。我们从这里看到一种特殊的感知方式，一种政治迫害，在受害者那里，衍生出其变体，演变为带有性侵害/占有性质的危机。柯庆施之死，成为这个危机爆发的顶点。 　　

林昭将看守所长当做独夫本人，同时又是逼其失节者，这在叙述中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 　　

在十四万言书的第十四页，林昭写道第一次审讯的情形： 　　

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对于这名为反抗者的女囚之想入非非的邪念是早就露头了，远的不说，但从这个年青人到了第一看守所的第一次审讯中起，人们嘴巴上那些不干不净不三不（第15页）四的意在戏弄的鬼话老也没断过，为此我还曾正式提出过抗议，并且在我的坚持之下把这抗议记在了笔录之上。那可是一份挺好看的笔录！我请问审讯者凭什么欺负人？政治活动与我的性别有何关系？等等。我坚持要记下我的原话否则拒绝在笔录上签字！（第16页） 　　

林昭陈述了女性犯人不同于一般男犯的性别经验，我认为，林昭有关“逼其失节”的推想有现实依据，也是基于此。这段话表明，首先，审讯者根本没有把这个反抗者放在眼里，因为她不过一个女人。而且，在林昭负病已久体质衰弱的情况下，监狱方依然对她采用了严酷的制服手段，包括长期背拷、两幅手铐等，使她连在月经期间也不予考虑。就后一点来说，女犯的处境较之男犯更为窘困。由于这种易受伤害的性别身份，林昭对针对性别的调戏和欺负十分敏感，出于自卫和防范，她的反应也显得十分激烈。 　　

在指斥独夫滥杀无辜（柯庆施）的犯罪过程中，林昭一直是将他的错误与他对林昭的性别、人格贬损联系在一起的。她将之归纳为三点： 　　
独夫在对待林昭这个问题上之第一点也是最根本最重大的错误，便是抛掉了政治原则而沉溺于个人意气！ 　　

独夫对待林昭之第二点严重错误则是：以已之心度人之腹。 　　

独夫在林昭这问题上的第三点严重错误是：作事不忖量后果！ 　　

在这里列出的三点里，都有对狱方各种训斥的反驳（因篇幅关系略去引文）。这些引起林昭强烈反感的训斥包括：“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倒要爬到我的头上去了！”“你把谁也不放在眼睛里！”“难道我（“政府”！）怕你？”“你小看我——们不曾见过世面！”在上面所述的第二点严重错误上，林昭还列举了这样的一些“性格化典型语言”：一则曰：“你倒想来捞一把了！”再则曰：“明儿你做起来也是这样做法！”三则曰：“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政治家风度？” 　　

像这些具体的训斥，符合审讯者的口吻，我认为是可信的。而对利用她的女性身份故意矮化她、消解她政治反抗意义的说法，林昭做了针锋相对的驳斥： 　　

林昭写道： 　　

一、我的性别不是由我自己选择的。而且，尽管发起牢骚来怪怨母亲生错了我，究竟她或父亲都不能对此事负责。上帝使我生为女身，我不能因此而遂不持自己应持的态度，不走自己该走的道路，不做自己当做的事情。我更看不出一个人性别与他的政治活动之间会得产生任何必然联系。尽管贵党的秘密特务包括其总的毛姓头子于此是肮脏无耻得几已达到了条件反射的程度！故如《呼吁书》问题发作后便大大致力于调查我假释期间的住宿问题！真正卑苟之极而龌龊透顶。（第51页） 　　

从这段引文可见，林昭一点也没有回避性别与政治的关系，她的原则和理念都很清楚。她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政治特务的调查目的：一方面是要牵连她更多的朋友，另一方面则是猜疑她有所谓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在文革前是足以毁掉人格名誉的丑闻）。但林昭接下来写道，“独夫”一直对她有邪心，这部分内容开始出现混乱。她说： 　　

“二、独夫——贵第一看守所长兼贵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邪心眼儿不是由这个青年反抗者卖弄风情所挑起的”。 　　

她还写道： 　　

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对于这个青年反抗者的邪念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假如《思想日记》写到后来想方设法要我相片之事还不能证明这一推论，那末至少从入得第一看守所那扇牢门时起打第一天就不断听得污耳之言（如愿要我父亲的女儿去给不知谁何当小老婆等等）是完全足以充分证明的了！事情竟然岂有此理到这样的地步；假借而利用着那所谓的审讯之名公然戏弄道：“要么你跟赫鲁晓夫去合穿一条裤子！”司马昭之心尚堪问乎？！ 　　

这里提到的《思想日记》，是林昭第一次被捕时写的；当时她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而不是在一所。对此，她在写于前述1961年10月14日的思想检查里有陈述。其中说到，“来二所后，通过报纸略知‘八九’全会以来的形势，看到了党之政治路线改变”……“开始做了通过向领导上开诚布公求得问题之合理解决的想法，这便是始写‘日记’的动机。”“思想日记”类似检讨，对中共治国有相当的肯定。林昭后来得到保外就医的处理，应该说和她态度的转变有关系。也即是说，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林昭襟怀坦白向党交心，承认与党对抗是一种错误。她说： 　　

我们应该重新把赞成票投给中国共产党。而这样一种认识它本身也便已具体地修正了我们过去所持的政治态度。 　　

林昭提到，“思想日记”有数十万言。我认为，这部文稿随她假释时一起带出了第二看守所。因为，在十四万言书中有这样的陈述： 　　

犹如一九六二年假释期间一位师长看到了《思想日记》之后愤然斥责我的那样：“你还在盼望他们改好？你简直该死！” 　　

那么再联系前面说的“贵第一看守所所长”从林昭写“思想日记”就向林昭要照片，这个陈述就显得混乱了。 　　

我认为，在林昭的执念中，看守所的所长和中央委员会主席，现实中两个真实的人物融为一体；它是理性思考被荒谬现实撕裂的结果。这个荒谬有几个层次，第一，现实中充满恐怖、欺骗、荒诞并不容说理。第二，林昭作为辩论对象的直接对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他在犯罪但林昭却被当做罪犯。第三，林昭必须直面的又是这个执行审讯的所长，他和她的话语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系统；根本也无法对话。所长执行着中央主席的意志，他们的关系犹如木偶和提线者的关系。因此在林昭的批判里她也不再去区分谁为台前幕后，二者并为“独夫”。 　　

或许读者要问：她是不去区分还是不能/无从区分？前者属于写作策略，后者则是想象的混乱。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惟有尊重文本本身。林昭就是这样一气呵成地写下来的，这种混乱怎样在神经系统的意识与无意识关系中发生，需要更多的精神病学专家来解释。但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文本，我们可以读到的是：“独夫”是引起林昭强烈反应的一个焦点。而这合二为一的重像有其自身的逻辑，在象征的意义上，它恰好提供了一种洞察，体现出统治者和其鹰犬的关系。而重要的还在于，林昭深感这个关系不断诱使她进入其中，成为可供操纵的玩偶。她所描绘的一个梦境，折射了这种情形： 　　

对着第一看守所的审讯者，我还告诉过他我的一个怪梦（那是今年春节前夕的事，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一个变戏法的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一张牌！黑桃皇后！你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第12页） 　　

3、“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 　　前面说到，以性别贬低林昭的政治抱负，引起林昭的强烈反感；与此同时，林昭也处于高度戒备的紧张状态。有可能为了降服林昭，审判者也采取了一些软化其意志的手段。林昭提到的1964年夏天，狱方借与她簇新的那一册《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等，1964年9月26日把纸笔再给回她（至11月10日收走）。 　　

我们知道，十四万言书是在林昭转去提篮桥监狱服刑一个半月后开始写的；林昭回顾自己在第一看守所的经历，这在时间上属于倒叙。其实我们现在也很难还原这个过程，即并不能准确地解释，由于什么具体的行为，林昭在第一看守所的审讯中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性的逼迫，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独夫”以非礼之求逼她失节。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柯庆施之死发生后，林昭重新解释这一事件，因她写申诉信酿成大祸；但为什么这一定是和嫉妒即情杀（毛泽东处于嫉妒杀了柯庆施）有关？也有人推测，是否看守所所长本人意图不轨，他们并以张志新在狱中多次遭到性侵犯作为证据。 　　

我认为，从文本来看，林昭的笔锋确实是招招剑指毛泽东。要收林昭做外室，它仿佛是政治引诱的一个转喻。在精神分析对梦的研究中，梦里出现的形象、故事，看上去是潜意识活动，却折射了现实中隐秘的经验。但它表现为断裂的故事，以变形或隐喻的形式，呈现出人物在意识活动中有意压抑的经验。我们看到，审判者的逻辑是将林昭这个政治反抗者缩减为一个“黄毛丫头”，力争将其制服；那么作为女子，在她的理想、理性、主体性全部被剥除之后，还剩下什么？不就是个欲望对象吗？林昭的反应恰恰要逃离这个身份，尽管你用尽手段剥夺我的精神意志，我的身体依然不容你占有。如此她辨析道： 　　

按着你们那名独夫之无原则无理性的行事逻辑那大概是：要吗林昭允作他的外室而使我们的案件获得暧昧可疑的“政治解决”；要吗随同着林昭对他非礼之求的拒绝而对我们的案件作盗用法律名义的行政处理！事情到了以后也就真地是如此进行下去了！ 　　

我怎么也看不出独夫这样既无原则更无理性的悖妄至于极点的行事逻辑有着任何一点合理之处。首先因为我不能承认其所根据着的两个大前提即女子从政必须利用性别，而与共产党打到政治交道尤其必须卖身。（第60页） 　　

不能不说，假若从象征角度考虑，林昭所谓“卖身”、“允作外室”的话，竟然就概括了现实中不知多少知识人卖身投靠、被收编、强作欢颜或忍辱偷生的处境。所谓“强奸民意”，不正是指权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却又假借民意伪装为彼此认同吗？但是，妄想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预感危险时带来超负荷的情绪压力，让人陷入心理困境。 　　

循着林昭的叙述，就可以看到，她那种防范性的精神状态在1964年11月初经历了一次激变，以至于她对这种心理危机的降临感到惶恐，并血书上帝求救。这部分内容，她记录得很具体。在十四万言书中，从第54页（有关1964年11月初数日经历）开始，到第96页获悉柯庆施之死（1965年4月10日），林昭的文字风格渐从辩驳转向叙事，特别到临近的日子，基本上类似日记。
　　
这段时间，林昭经历了什么？正是由于林昭近乎日记体的记叙，我们得以整理出线索： 　　

具体地说：于那“抬举”着我的对手已颇知察，但还不敢马上断定这种“抬举”的真正性质与根本意图，这与本身的幼稚缺乏经验当然也很有关系。是故在十一月四日谢绝所谓的营养荤菜及要求调整居室时仍还作了婉词或取着藉口，不过求其相互会意点到为止。到了十一月五日水饺子端到脸前，这玩笑可是再也开不下去了，然而还只是要求人们进行谈话而试作着讲道理的努力！从十一月九日夜间谈话未有任何结果而利用着女看守之“要哭回去再哭！”的许可回室痛哭，致被人们传语责为：“这不是斗争，这是胡闹！”而第四次被加上手铐，并在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 　　

从引文可见：1964年11月5日是个关键的时间点。 　　

我们查十四万言书附录六的附录（附：“起诉书”）可以看到，11月4日这一天，正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侦查终结提起公诉的日子；但林昭当天并没有看到（而看守所所长可能知道这个结果）。 　　

11月5日，林昭被关押22个月以来第一次得到家属接济即母亲送来食物，但其中的水饺成了导火索： 　　

十一月五日，在第一看守所收到彼等使家人送来的用品、棉衣及食品若干，此为在押于“一所”期间唯一得送入副食品的一次。计有肉松一袋，原汁猪肉一罐，去纸粒糖一袋，饼干一小盒一斤又二两半（旧秤四两）*等等。此外并有水饺二十只，是原系心存疑似故意写上者，不料真会使家人送来而且特地唤至审讯室中由女监看守——鸨儿婆子们蒸熟与食！林昭何人？！此举何意？！对之震愕，咽不能下！三日之后（十一月九日夜间）即真形毕露图穷匕现矣！十一月十日起绝食十天，至十九日始进稀粥。（十一月二十三日，严亲殉难四周年忌辰以鲜血设立灵位后开始复食。 　　

后来在给母亲的信中，林昭回忆了这个送饺子的事，她直接点出毛泽东的名字：“在第一看守所里正和那个大魔鬼毛泽东图穷匕见已经到了推车上壁的地步！”“那臭毛虫还特为让你们送水饺子来调戏我呢！”林昭认为自己有错，她意思是狱方正采用一切方式迫其屈服，她的合理诉求因此被利用来软化她的意志。她写道：“争取生活常规的合理待遇这在别人不是错误而在我就足以构成错误！无论如何，我是应该首先约束自己对于日常生活的种种需求即使是完全合理的需求！无欲则刚！” 　　

再回来阅读林昭在十四万言书里的记录，从中可见，由11月5日这个送饺子事件作为明显标志，林昭精神上的紧张状态越来越强烈；这也激起一次又一次情感的爆发。她怀疑水饺里大有文章，即诱惑她放弃对立，同流合污。林昭要求和看守方谈话，11月9日谈话无果，回室痛哭。这被当做闹监，林昭第四次被带手铐。11月10日林昭割腕求死未遂，绝食十天……随后六个月，林昭的执念也在不断强化。对此，狱方进一步严加打压；由此开始对她手铐（有时是背拷）加身持续六个半月零两天！ 　　

接下来，林昭还记叙了这样一些经历：11月22日傍晚见到报纸上所谓“江姐”的文字图片失声痛哭，斥责狱方“独夫——你们的贵主席”。在林昭言辞中，政治批判与对迫其“卖身”的抗议混淆在一起。11月17日，林昭得知起诉书内容；12月2日，林昭拿到起诉书并在三天之后开庭走过场。林昭记录了自己对所谓的司法程序极端的鄙视： 　　

这马列主义牌儿的所谓法律也者实在仍不过是配合钓饵造成声势以促令反抗者低首就范的一种、一种……一种什么混帐！ 　　

作为御用工具而被用以向反抗者施加政治压力本已经够肮脏而且够下流了，更何况是用来向女性反抗者施加意图不可告人之卑鄙的压力，那肮脏下流真正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12月，林昭在镣铐下给上海市长柯庆施写了第一封自诉（血书），要求他过问她的案件。 　　

1月5日，林昭向送饭者示调羹断了索要筷子。但后来她把调羹折断视为有人丧命的谶兆。 　　

1月初至春节前，林昭称自己“扮演过了一名安静的囚犯”。但她回忆这一段时推测，因为她“越级陈述”，“独夫看着可能已经觉得相当地不入眼了”。所以，他迟迟不同意林昭请家属接济送物的要求，一直拖到2月18日（这里的“独夫”显然是指所长了）。林昭性情敏感，尤其是在这种敌意的环境。在2月20日，按看守所惯例借针剪（补衣服），看守对她冷嘲热讽；这又给她强烈的刺激。她感到自己不断受到魔鬼的试探，且退无可退。在绝望和困兽犹斗的心境中她写道： 　　

我怔怔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又一次陷入了自从去年十一月十日被扯到那间小室中、并且在镣铐之下割破脉管以后经常向我袭来的深度的麻木状态，靠门那一堵窄窄的西壁下端，水泥罩墙上写着几行径寸的血字：“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在生一日，她必定保存我的理智，如同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似乎真地要疯狂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我也不愿意疯呀！…… 　　

这一天，她对着送饭人开启的囚室小窗哭诉： 　　

“管理员，林昭向来不说谎话，今个跟你说上这么一句：我怕真的是快要到精神病院去了！…… 　　

从上面这些文字都可以见出，林昭对自己精神上的危机状态深有体察，她担心情绪失控，这种压力已经到一种极限程度。 　　

林昭遗稿校读和研究者朱毅先生在和笔者的交流中也认为，11月5日是个重要节点，此后“林昭疯了”。但我觉得，林昭在此之前已经经历了一系列创伤性事件；她对独夫要林昭做外室的妄想不是在这一天发生的。我还想到，为什么不是强奸妄想而是“外室”妄想呢？ 　　

林昭后来描绘她与柯庆施的关系时，也常以“外室”、“小星”、“不祥之姬”自谓；可见外室身份不是主要的纠结。问题是在于，最高统治者逼她做外室，这本身意味着一种“宠幸”；拒绝此“宠幸”，在象征意义上，则反映出林昭的高度警觉和严格的自我要求，即拒绝一切可能的招安，不管是用何种手段来令其归顺。这手段包括残忍的反面——迫使她放弃感情/身体的自主权，换取对方政治上的让步：“要吗林昭允作他的外室而使我们的案件获得暧昧可疑的‘政治解决’”。 　　

那么，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允作外室这一妄想长久地困扰林昭并终至于成为不可化解的心结？ 　　

4、妄想与幻灭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非常强调病人的早期经验，他认为病人的症候曲折地呈现了潜意识活动。分析这些症候，其历史线索和意义会逐渐明了。我对弗洛伊德的引用是非专业性质的的，但我觉得他启发我们认识到，无意识、梦幻和精神病症状，这些因其断裂、变形和反逻辑的特点看起来无法分析，但依然有一种方法去寻找其踪迹。联系林昭早年的感情经历，我觉得也可以找到这种“外室”妄想的社会文化原因。 　　
我在这里说的“感情”，不是指林昭与她同时代异性朋友的感情关系，而是指政治领袖在登上神坛的过程中，他所调度起来的全社会人群（包括林昭）对之偶像崇拜的强烈程度。极权社会对人的控制不仅包括思想，而且也包括对个人喜好爱憎这些感情领域，还包括对家庭人伦关系的强制性界定——所谓“划清界限”、“背叛家庭”，此之谓也。我们现在用“脑残”来形容一个人的无思考，用“五毛”或者“自干五”来鄙薄那些无思考且自甘为奴的美化权力者；然而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改造正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统治者要求人们放弃的不仅是理性和独立人格；而且，理性被驱逐后的精神空白，则主要是由崇拜偶像的感情来填充的。 　　

我认为林昭由拒绝“外室”妄想到建构出独夫-林昭-柯庆施这样一个感情上的三角关系，可以追溯到这样三种原因。首先是社会上普遍弥漫的领袖崇拜，其次是她经历的幻灭痛苦和政治迫害，再次是柯庆施之死带来的刺激。 　　

林昭是极权时代领袖崇拜的亲历者，她少年时代开始追随共产党，满怀社会主义理想地投入到此后的土改、基层建政和新闻宣传工作里。她曾与家庭决裂（在给师长的信里她写道“父亲对我深恶痛疾”），她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那样热爱毛主席。如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述（胡杰纪录片中引述了这段话）： 　　

我现在真是一无所求，就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断绝了很多人的联系。（在个人感情上可以更清静一些）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它却在北京或莫斯科（不从地理上来说）但它并不拒绝将它的光辉指引我。每一想起它，我便感到激动。我常使自己从它取得力量。五反开始时我便在心里默念着我们伟大的领袖----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而写下了我的誓言。 　　

这封信写于1952年的“红五月”，这种感情当然并没有取代林昭和其他朋友的私人交往，但林昭对领袖怀着至高无上的圣洁感情，却是溢于言表的。就在北大五·一九运动开始的前一个月，林昭还在当年4月18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这样的诗作，她为欢迎伏罗希洛夫写下这首诗，其中写道： 　　

毛主席的话里响着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心随着它的旋律沸腾； 　　
急赶了多少里路，等候了多少时辰。 　　
此刻我们的心扑向尊贵的客人。 　　…… 　　
敬爱的领袖，传奇式的将军， 　　
我们的心随着你们拥进了新华门， 　　
在你们每句话的后面，我们喊同意， 　　
你们写下的每一行字，我们都签名！ 　　

不必说，这样歌颂伟大领袖的诗篇，当年不知有多少人写过。这并不能和林昭有关“外室”的情结直接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毛泽东、挑战其个人崇拜的道路上，却没有人比林昭走得更坚定、更激越。这就是林昭为中国人告别专制留下的最重要的一份遗产，我们因此则不能忽略这个转折是怎样完成的。 　　

林昭的幻灭从反右运动开始，经过1960年入狱至1962年再度入狱，她对共产党诚意改革的希望彻底破灭，这些感受她在十四万言书中有着痛切的阐述。但林昭越来越强烈的毛泽东逼其失节的这一感受，却与她在看守所里遭受的逼迫紧密相关。前面说到11月5日是个关键时间点，而尤其在林昭写信向柯氏投诉及至柯庆施之死，这一妄想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由于嫉妒，毛泽东密杀柯氏。 　　

2000年美国精神病理学会（APA）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之修订版（DSM-IV-TR）将妄想的内容分为五类： 　　

一、典型的和最常见的类型是迫害型（persecutory type)妄想，坚信自己被威胁或虐待。 　　

二、虚华型（grandiose type)妄想，就如其字面含义，坚信自己被赋予了超乎寻常的权力和知识。 　　

三、嫉妒型(jealous type）妄想，坚信自己的性伴侣对自己不忠。 　　

四、被爱型(erotomanic type)妄想，坚信地位高的人——公司经理或美国总统爱慕自己。 　　

五、躯体型（somanic type)妄想，坚信自己患有某种躯体异常或躯体障碍。

而在劳伦·B·阿洛伊、约翰·H·雷斯金德和玛格丽特·J·玛洛斯合著的《变态心理学》中，著者论及妄想症状时还提到另外两类，其中一类是“关系妄想”（delusions of reference)，即坚信他人的举动是针对自己的，尽管事实上并不相关。还有一类是“自罪妄想”，即坚信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使他人遭受了极大的伤害；如精神病人可能声称谋杀了自己的孩子。 　　 前面我说过，林昭的症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妄想症的特点，这个判断不能单独成立，即不能脱离具体语境来看这个判断。我之所以要做这样繁琐的辨析，是因为极权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迫害、虐待人的社会，政治权力对人的精神扭曲有强大的力量，同时也有一系列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支持。个人的对抗意志和力量因此本身就带有“反社会”的“异常”特点，它也注定被统治者的意志代表——国家机器强力打压，由此产生的受“迫害”感，不是妄想而是现实本身。从大的方面来讲，林昭称之为“楼梯上打架”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不就是在点燃和煽动人与人之间的迫害妄想吗？ 　　 但与此同时，有关妄想症的分类对我们理解林昭某些方面的“异常”仍然有帮助。我的意思是，林昭对毛泽东的批判是相当深刻的，但她对柯庆施之死的解释明显带有妄想症中的“自罪妄想”特点。而她的推理方式也反映出一定程度的“关系妄想”，即将不相关的事情推测为针对自己的事情；这样的联想一般不太让人信服。如她写道： 　　 在陈诉于柯氏这个问题上年青人与独夫之间的矛盾激化大略是今年二月以后的事。但在一月初或去年十二月底……总之是今年一月五日给予筷子进膳之前，已经有了某种承议，虽说我当时还完全不曾想到。故在一月五日中午向门外送饭者索要那人们已允予给我的筷子时便坦然示之以断了的塑料调羹而道：再不给筷子没法吃了，原来仗这个对付着，可是恰好已经断了。（在这里撒了点小谎：事实上那调羹不是当天断的而是已经断了几天。我只记不清——吃不准了到底是发生在年前还是年后？）……假如林昭当时已经有了今天这样的灵敏度特别是假若了解了那怕只要了解一些独夫内心深处一向以来那种迷信谶兆的程度，则即便是处兹看来不值一提的细故，也可能会得更加深沉含蓄一些而不会像那么失口轻言。 　　 这里写道调羹断了，可能是柯氏丧命的一种谶兆。但是调羹断了是哪一日，陈述是翻来倒去的。 　　 3月5日，林昭收到家里的接济物品，但很多她希望送来的东西没有到。林昭认为这是狱方有意为难她，目的在于挟制犯人。 　　 在这天家人送来的白衬衣上，林昭以血题毕《无题九章》，3月6日，林昭的血衣和自诉血书都被退回送出血的绝食书；但晚上遭退回，林昭又开始绝食（时断时续一直到5月31日宣判）。 　　 关于这段时间林昭对自己经历的描述，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就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囚犯与狱方的关系；而更近似于看守与一个疯女人的关系。其实整个十四万言书，就是一个《狂人日记》文本。只不过，写《狂人日记》的鲁迅没有明显的精神病；而写作十四万言书的林昭，跨越了所有对那个时代的“正常”人所设置的障碍，尽情抒发了一个政治犯对自我的体验和观感。专制的敌人是自由，林昭以她的“疯狂”赢得了书写和反抗的自由。她也重新安排了看守与自己的关系。我们看到下面这些描写，监禁和囚犯、主动管教和被动服从的关系完全被颠覆了。 　　 三月七日的清晨，我爬起身又刺着手指在那件血衣的前襟空白处—-血点较少的地方题上了第二段“跋语”（见附录。这些诗篇跋语之类倒大致都可以保证字句无误，虽然没有底稿但记忆颇称清晰）。并且重新包好它们——两件东西包在一起——交给送饭的人。他拿了去但又带了回来，我就再闹。这么闹来了个也是似曾相识的什么人，他打着官腔道： 　　 “要陈诉向法院、检察院去陈诉！……” 　　 我恨得跺脚因为这寥寥一语听起来多少已经证明着我那一番推断与料想。我乃厉声道： 　　 “法院检察院都比你们小！管不着你们！” 　　 于是闹了一场。磨到临夜，算是叫我出去而使我自己把那两件儿带着当面交给了他们。 　　 也是在这一天里，狱吏判断：林昭要疯了：“他们早该知道这一点了！那不在三月七日的晚上他们已经面对面地清清楚楚地观察过我的精神状态而判断我是：‘快要歇斯的里了’么！……（第84页）” 　　 在对这些日子的描述中，林昭的自我仿佛分裂为两个人，一个是鏖战不已的女囚，另一个是将囚犯和狱吏的冲突清晰记录下来的作者。紧接着是有关米汤和稀粥的冲突。林昭要米汤，结果拿来的是粥；林昭怒不可遏： 　　 这个年青人便又使劲一下刺破了自己之不知那一个已经满布着黑色的创痕的手指。劲儿使重了，大约刺着小血管了，鲜红的血一滴滴向那层粥衣上滴下，而这个年青人便慢慢地移动着手指使血点儿分布得又均匀又艺术。——在一种奇异而冷漠的平静里，几乎像制作什么工艺品似地好整以暇。这一天那后来的大半个上午也就在同样的平静里细细勾画着（当然也是用血！既然我没有任何其他可供书写绘画的东西）父亲灵位上的花饰，甚至还为位前那里血绘的香炉添上了装饰性的云纹……聊以终日…… 　　 林昭在背拷下还用血在墙上书写了三寸见方字迹的鲁迅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 　　 我从林昭所写的看守反应感觉到，林昭这些怵目而惨厉的抗争方式，对那些看守是有心理震慑作用的，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林昭的行为，甚至不得不满足林昭的要求。 　　 也是在这里，举国若狂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遇到了他来世今生的死敌；一位镣铐下的弱女子、一位视死如归的疯女人，对他进行了凌厉无比的审判。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2261012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