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鸥（侯美度）上海文革回忆节选（16-19）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20 15:40:50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16）
28. 用死证明自己不是狗嵬子的刘天章
   开封师范学院有一片松林，松林里有几十个水泥做的坟墓，里面长眠的就是在这次武斗中丧生的“革命烈士”。
   8月中旬，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红卫兵刘天章，在一次冷战中被“左造司”的子弹打中而丧生，子弹斜穿心脏，当场死亡。我不认识他，我是从兰考大娘嘴里听到他的。
   7月底，我去过一次兰考。首先瞻仰了焦裕禄的陵墓。他的墓在县城北关最高的沙丘上。墓地不大，中间是半人高的墓碑，上刻焦裕禄之墓，周围栽着焦裕禄生前最喜爱的泡桐树。“文革”开始以来，兰考成了红卫兵串连的圣地，全国各地的师生涌到兰考，瞻仰焦裕禄陵墓，参观四面红旗。兰考人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以四面红旗为首，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我在四面红旗之一韓村住了几天，韓村28户人家，除了西北角一户不是卫焦观点外，都是卫焦观点，韓村的儿童组织了小“卫焦司令部”，他们自己组织游行，二三十人排成两列纵队在村里转，一边转一边喊“进军西北角”，“打倒黑老保”，领喊口号的小女孩看上去顶多八九岁，他们还挺懂政策，只是喊喊口号文斗文斗，而不是真的进军西北角搞武斗。嘿，还真不简单！刘天章有一个飞行员的身胚，他胸厚肩宽，身材雄伟。他一到韩村，就投入繁忙的春耕春种中。白天，他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社员两个拉一辆运肥的架子车，他一个人拉，还拉得挺轻松，叫吃红薯长大的农民看得发呆：这个孩儿真有力！晚上，他学解放军睡在社员的屋檐下，杨大娘要拉他进屋，他死活不肯，说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春寒料峭，一天早晨，杨大娘出门发现他人事不省地躺在屋檐下，满嘴胡话，嘴唇周围烧起一个个大泡，一摸额头滚烫。“不好了，孩儿病了！”杨大娘惊叫起来，几个社员听说，急急找了一辆架子车，把他抱上去，拉到城关医院。刘天章没有什么大病，不过是受寒感冒罢了，医生给他打了退烧针后，人清醒过来，这时他发现自己躺在洁白的床上，便挣扎着要下床。“孩儿,你要咋？”守在一边的大娘忙按住他。“大娘，我……我不该睡这个床，我是狗崽子。我……父亲是右派！”刘天章到韩村几乎没说过什么话，这是他说得最长的一次话，也是他心里最痛的话。他这一说把大娘说哭了：“孩儿，快别说这话，你是俺贫下中农的好孩儿！”灵堂设在开封火葬场，刘天章身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军装躺在灵床上，身上盖着“八.二四”的崭新的红旗，腊黄的脸很平静，没有一丝痛苦。那天，他提着盒子枪，扑向化肥厂密集的枪声时，一定认为自己不是狗崽子，而是黄继光——！
   运动初期，有一副名曰“鬼见愁”的血统论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老子反动”当时指资本家、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等。这副对联反映了当时“左”倾错误思潮，许多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有志青年不仅受社会歧视，而且报国无门，内心的痛苦真想用死来解脱。刘天章解脱了，开封人把他奉为英雄，前来祭奠刘天章的老乡日夜不断，大家臂上都戴着黑纱，上书白字 “为烈士报仇”。还在鼓楼为他开了追悼会，有几十万人参加。我作为外地学生代表为刘天章守灵，听到许多刘天章的故事，看着他没有痛苦的脸，不知为什么还有点羡慕。让牺牲的牺牲吧！活着的，挺着胸，昂着头，走上战场。为保卫毛主席，拼一身血汗在疆场！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也许我就牺牲在胜利前，让我和牺牲的战友，一起共庆八.二四的节日，一起共庆那一天——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全球！我默念着自己写的诗，似乎看到躺在灵床上的不是刘天章，而是自己；身上盖的不是八.二四大旗，而是“炮司”的大旗；周谷声、许云飞、还有华纺“东方红”的大姐姐大哥哥们围在身旁。许云飞强忍住心头的悲痛说：我们的好战友红鸥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荣献身了，实现了她生前的誓言：生为毛主席的红卫兵，死为毛主席的红小鬼。根据她生前的要求，我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追认她为红卫兵……
   天下真有心灵感应？几乎是同时，许云飞在上海起草了恢复我红卫兵名誉的通告，刊登在《工学运动》上：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通告（原文）
   革命小将红鸥（市东中学学生）自参加炮司以来，经历了安亭风暴、解放日报事件、一月革命风暴，次次冲锋陷阵；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工学运动中，一直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给海港工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
   一月革命以后，由于受了“怀疑一切”思想的影响，由于受到小团体主义等小资阶级思想侵蚀，在反张春桥同志的逆流中犯了严重错误，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她认识了错误。继而她坚强地站起来，面对议论讥笑，又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在四川等地“支左”中作出了新的贡献。
根据四.一指示和她的意见，我兵团决定撤销开除红鸥的决定，并恢复她红卫兵的名誉。
   特此通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许云飞对朋友的一片真心跃然于纸上，他不会忘记老朋友的！一直把我的事当做他的事放在心里。
   刘天章的母亲从北京来到开封，她高高的个子，短短的头发、冷漠的目光。她来接儿子回家！她没有看到儿子的遗体，得到的是一包用红绸布包的骨灰。“天章，妈来看你了！”她在灵堂上缓缓地打开红绸布，白珊瑚似的骨灰露了出来。她闪电般地弯下身子，把额死死地贴在骨灰上，两只手痉挛地抓住红绸布，生怕别人再从她的手里抢走她心爱的儿子。
   1967年8月，北京航空学院隆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宋】·苏轼）当局者迷。走出迷山，用高智慧的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是几千年累累白骨的呼吁（包括刘天章），也是二十一世纪的神圣使命。
   还是像乐山一样，我在开封也一次没碰到“打仗”。
   一天，小胖一脸紧张地找到我：“你写的传单出事了！”“不会。”我很自信。“你帮左匪说话，外面有人要打你。”“什么？！我帮左匪说话？你有没有看错？我明明是帮你们‘八.二四’讲话！”我曾写过一张传单《做好化肥厂受蒙蔽的阶级兄弟的思想工作》，小胖指的准是这张传单。“八.二四”普遍存在一种观点，即把化肥厂所有的“左造司”都看成匪徒。我反对这种观点，我认为化肥厂里多数工人是受蒙蔽的，只有极少数有血债的顽固分子才是真正的匪徒。孙子兵法曰“亲而离之”。毛主席说：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如果“八.二四”注意做这些受蒙蔽的工人的思想工作，化肥厂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双方停战协议也就可以早一天签订。难道这份完全站在“八.二四”立场上讲话的传单会遭到“八·二四”的反对吗？
   小胖批评我不了解“八.二四”的心情，“八.二四”死了那么多战友，伤了那么多同志，心里的难受不能用言语表达，人人都把“左匪”看成不共戴天的敌人，恨不得冲进化肥厂，把他们一个个生剐活剥，哪有什么心思认他们做阶级兄弟，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前几天，开封“八.二四”的几个头头被一群“八.二四”的普通战士毒打一顿。战士要头儿下令攻打化肥厂，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头儿没答应说要执行“文攻武卫”，只能卫不能攻，话音刚落，就遭到一顿谩骂：老右！鳖孙！坏水！大家越骂越气，最后干脆拔出拳头“教训”头们，你一拳我一拳打得头儿只有往外倒气而没有往里进的气，幸亏抢救及时，没有去见马克思。真够惊心动魄！小胖问我知道不知道上面这件事，我是第一次听到，对开封民风彪悍有了进一步认识。小胖好心好意劝我躲一躲，因为他听说外面有人到处找写传单的人，扬言要打扁写传单的人。开封人很讲义气，这我服，说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把朋友当敌人，我还真有点不相信，我赌气地说，“我又不是小偷，躲什么？打就打，最好你们一高的人都来打。”
小胖急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哎，怎么说呢？你千万不要误会，其实……其实……”小胖想说一句什么话，但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最后说出口的是： “你也是我们一高的人，我们不会让别人打你的。”事实证明，小胖的顾虑是多余的，不仅没有一个开封人找我麻烦，反而我所到之处，开封人尽他们所能热情接待我。我说嘛，开封人再冲动，好人坏人总是分得清的。
   中秋节即将来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宋】·苏轼）我心愿武斗双方早日缔结停战协议，还开封古城一个和平。经开封警备司令部反复做工作，“八. 二四”和“左造司”的停战协议终于签订了，可是又马上撕毁了，就这样签了撕、撕了签，像拉锯一样有好几回。九月底，双方还是阴阳怪气地拖着，我终于失去了耐心，告别了小胖他们，孤身一人回到阔别近半年的上海。

......                                                          未完待续
   红鸥文革亲历：节选自《迷茫》，购书电话010-6892011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20 15:41:18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17）
   29. 家庭精神领袖
   近乡情更怯，离家越来越近，我的心也没来由地越吊越高，在这个今天不知明天的大乱年头，家里的亲人都好吗？我是半夜时分到达上海的，开封一高给我买了一张火车票，我也算毫毛无损地“荣归故里”了。
   纺三宿舍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也能记得清清楚楚，大半截身子伸出围墙的是一棵老梧桐树，小时候，我曾和大弟攀上它的枝头，采摘它的长着密密小刺的圆球。走进大门，向左一拐弯是我们儿时的乐园——网球场。网球场边挺立着一棵高十几米的广玉兰树，她是我们“纺三宿舍”的母亲树，看到她默默无言地伫立在黑暗中，睁着一双焦虑的大眼睛，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酸，眼睛蒙上了一层雾：
   上海，故乡，我回来了！
   轻轻推开小花园的铁门，往前走几步，跨上三个台阶，我就站在我家大门口了。依旧是那扇拱门，上圆下方，什么也没变，连颜色也没变。我没有去敲门，反而背朝着门坐在石磨子地上。恩奶肯定已经睡得熟透了，我不应该半夜敲门吵醒她，让她为我开门，这是我的显意识。我的潜意识是怕，一路上，我有一种迷糊的不祥预感，总担心家里会出事，好像我一敲门，原先的忧虑会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月亮忧愁地看着我，把她银色的光洒在我的身上，小花园的草木上。花园里静悄悄的，往年每到这个季节，恩奶种的千日红还开得红火，球状的小花像一只只野生的小草莓，煞是可爱，可是现在花园里光秃秃的，除了一棵无花果树和一枝木香花外，没有别的花草。去年扫四旧时，种花栽花被当做资产阶级小姐太太的闲情逸致扫掉了。
   恩奶是种草莓的能手，她常常自豪地告诉我，那时她在乡下种的草莓长得跟小拳头一般大，一咬酸甜一汪水，问她怎么种的，她说人勤地不懒，只要高荣（上海方言：肥料）足，庄稼就长得好。从乡下搬到城里住，她带不走草莓，带走了草莓似的千日红，现在千日红也没有了，恩奶心里该多难过。我知道她最宝贝的还是我们这些孙女孙儿，我们是她生命之血培育出来的草莓。我一走半年，真不知她心里啥滋味？
她常说我命大福大，我出生3个月时坠西柏坡大河而不死，这命不大吗？也真叫她说准了，半年前我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从家里孤身出走，谁知死神和我擦肩而过，又让我回来了。虽然我没有进屋，但我可以想象得出亲爱的恩奶此刻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屋里恩奶睡得不踏实，半夜醒来，嘴干得没有一星唾沫，她想喝口水润润嘴，便摸黑起床，找到一把茶壶，往嘴里倒了半壶水，然后回到床上。躺在床上，睡意全无，睁眼望着漆黑的天花板，她原有一个多么和睦的大家庭啊，可是自从去年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灾难接踵而来：大儿媳大儿子被批斗被隔离。小孙女一跑就是半年，三儿住的武汉武斗激烈……想到这些，她双手合掌祈祷：
   老姆妈！请侬保佑我们全家吧！观世音菩萨，请侬显显灵吧，不要让我们再遭受灾难！老天爷，请侬可怜可怜我吧，不要让我再为孩子们担惊受怕了！黎明渐渐从黑夜中显出，我正倚在门上打瞌睡，朦胧中觉得有东西挤我，我迷迷糊糊睁开眼一看，原来是我背后的大门在挤我，我挪动了一下身体，门开了一道缝，从门缝里探出小嬸嬸的头，她说，“噢,原来是你啊,我想为啥门开不开?是你堵在外面，你为什么不敲门进来?野小鬼!”恩奶听到叫声,连忙起身,看见我像泥桨里爬出来的又脏又黑,来不及哭也来不及笑,连忙把我拉进屋里。洗完澡,换上恩奶洗的上面还有太阳香味的干干净净的衣服,吃着恩奶烧的我们从小吃惯的大米粥, 心里真是无比舒坦,无比温馨。我又到家了!在我的脑子里家的概念从来是与恩奶联系在一起的.在外面受了委屈,我们总可以回到家里得到恩奶的安慰,恩奶安慰我们,常常是相同的一句话:“谁欺侮你,我去找他们算帐。”仅仅这一句话,就能把我们的气赶得烟消云散,当然她并不真地去找别人算帐,我们也不要她去找别人算帐.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真的需要保护,我们在乎的是理解!我们从外面回来,无论什么时候,总能从碗橱里找到恩奶烧的红烧肉,烤毛豆,即使咬几口恩奶自腌的青头萝卜干,也是鲜美无比!我们总有干净的衣服穿,总有温暖舒适的床睡!那时,我们真不懂事啊,我们不了解,在恩奶坚强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孤独痛苦恐惧的心,她为了我们,日夜担惊受怕,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回了家,可这是支离破碎的家,幸亏有了恩奶,用她母亲、祖母的智慧、刚强、辛劳支撑起这个家，让我们还有一个家可以回。没有恩奶，哪有我们这个家？陆陆续续，从恩奶嘴里我知道了家里发生的事。
   我父亲（中共党员、离休干部）被厂造反队打烂臀部，装进麻袋。造反队准备把他与麻袋一起扔进黄浦江。父亲趁他们吃饭之际，用牙齿咬破麻袋，逃了出来。恩奶连忙把他藏到嘉定凤仙娘娘小姐妹家中避难。造反队到我家来打听父亲的下落，恩奶不告诉他们，还反过来向他们要人：“我儿子呢？是你们把他关在厂里要他交待问题的，现在不见了，是不是被你们打死了，你们赔我儿子！”说着老泪纵横，哭晕在地。恩奶确实不是装的，想起大儿九死一生，她那颗慈母的心就如刀搅，那时恩奶还顶着军属的帽子，造反队拿她没办法。听到这里我的心在滴血。我反对暴力，只有匪徒会用暴力伤人害人！
   我父亲是个慈爱有责任心的好父亲。他从不打我们骂我们，他把我们七个子女当做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那样呵护着、疼爱着。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和我们姐弟七个一起渡过的快乐时光：一起去乡下钓鱼、一起去野地挖猪钻草、一起到人民广场看国庆焰火、一起到中苏友好大厦看展览、一起到公园看狮子老虎等等，当然母亲只要有空，也会参加到全家游的行列中。白天，他抽出时间为我们全家烧拿手菜——上海腌笃鲜等等，晚上他为我们盖被子。我们，包括恩奶最喜欢听他讲故事了。吃过晚饭，有一小段空档，他就为我们讲《三家福》、《隋唐演义》等，讲到最紧张的时候，他会卖个关子说：“请听下回分解。”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父亲绘声绘色的口述中，一个白甲白袍的少年英雄小罗成拍马飞驰而来，令幼小的我十分神往。父亲在我心目中也是一位好汉。小时候，父亲曾告诉我，解放前，他做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国民党特务对他严刑拷打，威胁利诱，逼迫他交出上级领导人，父亲不为所动，至死不交。父亲还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他给我默过生字，背过课文。1966年初，他给我看一张银行存折，语重心长地说：“爹爹要培养你们七个小孩都上大学，这张存折是为你上大学准备的。爹爹相信，你一定能考上大学。”“文革”初期，66年8月份的一天晚上，他带着弟弟参加市东中学我们战斗队组织的辩论会.会后他要我听党的话，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后来，我父亲被他们厂隔离审查。我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我想不通为什么对党赤胆忠心的父亲会被隔离审查；另一方面我又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对父亲的隔离审查是正确的.从此我避而不谈我父亲。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我早已和父亲划清界限了。“文革”以后某一天，那天我二姐也在场，我十分内疚地向父亲承认错误：“爹爹，我对不起您，文化大革命中，我讲过要与您划清界限。我错了，我不应该讲这种话，请您原谅我。”当时父亲还有问题未解决，但他能想得开，听到我说道歉的话，他开朗地一笑，要我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还说：“小美度，爹爹不怪你，你这样做是响应党的号召，没有什么错。”（父亲的事迹记载在《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运动史》等书中。）
我母亲（中共党员，离休干部）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她的党龄比我的年龄还要大，她从未关进监狱，又是他们厂里数一数二的老工人，造反队查不出她什么问题，后来找出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同名同姓的叛徒硬按在她头上，要她承认自已是叛徒，母亲当然不会承认。她人缘好，对谁都和颜悦色，礼让三分，造反队员多数人对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少数几个施虐狂折磨她。
  恩奶从她的床头取出一个灰布笔袋，这是大弟上一年级时，她特意为他缝的。她从笔袋里掏出一蓬黄白相间的干枯的乱发：“这是你娘的头发，是造反队硬从你娘头上拉下来的，是我从地上拾起来的。这是造反队的罪证，总有一天，我要找他们算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坏人做恶事，总有一天会有报应！”妈妈的头发？！被硬拉下来的？！我捧着妈妈的一把乱发，胸口一阵阵发闷，心里像有千万根锥子扎，毛主席说，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你们算什么造反派！专门武斗。我不在上海的某天，造反队押着母亲来到我家门口，在我家围墙上糊了50多张污蔑母亲的大字报，他们还把一个上面写有大叛徒三个字的木牌挂在母亲的脖子上。一个满嘴大黄牙的男人用被香烟熏得发黄的指头敲着母亲的头喊道：“快叫，我是大叛徒！”“我不是，我不能叫，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不能瞎说。”母亲平静地说。“你敢犟嘴！我让你犟嘴！”失去人性的“大黄牙 ”右手一把揪住母亲的头发，左手抡起拳头猛击母亲的头。母亲的头发一把一把被抓下来飘落在地上……“大叛徒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围观的造反队员不仅不制止“大黄牙”的兽行，还呼口号助纣为虐。母亲曾经为了他们厂里的工人（包括“大黄牙”们）能过幸福的生活出生入死，“大黄牙” 竟然用拳头表示他的“敬意”，他已经失去了做人的最低资格！母亲的肉体被打得生痛生痛，母亲的心更痛：她不明白自已和革命老一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为什么会出现新的黄世仁、穆仁智！
   1937年11月，上海发生“七君子”事件，爱国领袖沈钧儒等7人因主张抗日，被当时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这一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七君子”。那时，妈妈才十七岁是一名聂耳歌咏队的队员，她和队友们一起参加了救援“七君子”的游行。在去大场的途中，一批武装警察包围了她们，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她们，不让她们前进一步。妈妈站在第一排，身穿月白色旗袍，右手举着《立即释放“七君子”》的小旗子，胸口对着敌人的枪口，她没有退后一步，也没有害怕，而是挽紧队友的手，无所畏惧地和队友们一起唱起了《救国军歌》：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已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
（妈妈说，她们当时都抱了必死的决心，眼看日寇铁蹄践踏，山河沦陷，国难当头，还能怕死吗？）她们唱了一遍又一遍，唱得山崩地裂，唱得警察一个个把枪口放下，让开一条路，让她们通行。
   1938年，日本军队在上海横行霸道，妈妈当时在厂里做工，厂的斜对面是日本宪兵司令部，厂内有日伪暗探活动，环境非常险恶，但是妈妈不怕，她为了宣传抗日，将生死置之度外，经常教工友们唱《新女性》、《大路歌》、《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和进步歌曲。昂扬激越的歌声传遍全厂，坚定了工人们抗日的决心（妈妈的事迹在《上海第一毛条厂工人运动史》一书里有介绍）。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万万岁！……”一阵声嘶力竭近似于喊救命的声音突然响起，恩奶举着右手喊着口号从我家拱形门门口冲出来，她嘴里喊的是毛主席万岁，心里喊的是毛主席快来救救我的儿媳妇！她一直冲到大儿媳面前，用衰老的身体挡住“大黄牙”的拳头，不让暴徒打我母亲。恩奶来救自已的儿媳妇了！母爱的冲动使恩奶变得勇敢无比，她不能看着暴徒摧残自己的儿媳妇不闻不问，在她慈爱天下的心里，手心手背都是肉，儿子是心肝宝贝，儿媳妇也是心尖尖，她要冲上去保护自已的孩子，哪怕拚上老命！我大姐（侯月英）带了弟弟和邻居家的小孩在一旁喊口号“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恩奶助一臂之力。大姐本来静如明月的大眼睛，此刻由于愤怒变得像火球一样灼热。
此时此刻的恩奶多么像屠格涅夫笔下因爱的冲动，奋不顾身救护幼雀落到狗鼻子跟前的老麻雀呀！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更强大（屠格涅夫），比仇恨更有力量。在场的造反队员都感到这母爱的力量，谁没有母亲啊。幸亏这些人天良未泯，恩奶英勇的行动唤醒了他们的良知，他们上前拉开“大黄牙”，“批斗”我母亲的现场会草草收场了。他们走了以后，恩奶余怒未消，把污泥浊水的50多张大字报全部撕掉。
   无与伦比的恩奶！
   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与母爱匹敌！

      ......                         未完待续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20 15:41:49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18）

30. “中串会”
   回上海不久，我就发现上海的空气压抑沉闷，偌大的上海，张春桥一个人说了算，张春桥不在上海时，“徐老三”说了算。上海人民公社《第一号通令》赫然宣布：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
   这时候的王洪文还说话不算数，从叶昌明（“工总司”常委）转告周谷声，周谷声再转告给我的拐弯新闻中，了解到王洪文没有实权，上海的大小事都是张、徐商量好再告诉他的。王洪文当面不敢讲，背后发牢骚，说市革会没有紧紧依靠工人阶级，也就是没有依靠他。有一度徐王争权还闹得很紧张。
   红炮经常来找我，告诉我王洪文手上戴的手表，家里的彩电，平时吃的烟酒，都是工人送的，他说“王洪文变修了，当初他造反，反对走资派搞特殊化，现在他自已搞特殊化，白吃白占，侵吞国家财产。”我对王洪文这么快就变质，感到迷惘。
   我找了一次胡守钧，我有许多问题要请教他，我最耿耿于怀的是炮打问题，许云飞虽然为我出了张通告，恢复了我红卫兵的资格，但通告里还是说我犯有炮打错误，我一想起这种说法，心里就不痛快。我在复旦宿舍见到了胡守钧，他还是老样——话不多，但能说到点子上：“根据《五· 一六通知》、《十六条》文件精神，炮打大方向是对的，没有错误。反逆流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反逆流是错误的。”像一阵大风吹开忧郁的阴云，我的心境豁然开朗。我对他钦佩至极。实际上他说的话就是我心里颠来倒去的话，但我失去了自信，不敢肯定自己。我们往往会碰到这种情况，一件事明明自己做对了，却横怀疑竖怀疑，不敢肯定自己，这是因为没有自信心的缘故。胡守钧的话恢复了我的自信，我的勇气，我有一种得救的感觉。“胡守钧，你救了我，”我说。我说这话并不夸张，我走不出生命低谷已经很久了，几个月前还出现用死来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危险念头。
   67年11月，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和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相继召开。上海中学、复旦附中、交大附中、光明中学、向明中学等中学生对徐景贤操纵中学 “红代会”，指派市六中学高静惠当“红代会”主席不满。这些中学生都是上海的老造反，是原“红上司”“红西南”“红反会”“红东北”的红卫兵，都曾以最大的热忱欢呼过“一月革命”和“上海人民公社”，但是十个月的事实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美好的愿望。当初发疯似地要打倒上海市委说上海市委“修”了，现在的上海市革会离修更近，不仅看不到一点巴黎公社的影子，反而成了张春桥的御用工具。怀着对市革会的不满，这些中学生在光明中学频频集会，67年夏天成立了上海市中学运动串连会（简称“中串会”），发起人有交大附中金小蜂（徐增豪）等中学生，总部设在光明中学，成员有二万多人，正式拉开了与“中学红代会”抗衡的序幕。
   我是67年9月底回上海的，我参加了许多次中串会成员在光明中学的聚会。记得有一次一个高干子弟向我们谈了江青、张春桥联合残酷迫害贺龙、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实。听着听着，我眼里满含泪水，女孩儿柔软的心再也承受不了眼前的苦难，我渴望这些暗无天日的日子能早日结束，回到从前的和平读书时光。复旦附中许锦根和交大附中彭正勇组织策划了大型歌舞《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演员都是学生。在文化广场等公开场地演出，上海观众反响热烈。1968年 3月，许锦根被抓进徐景贤举办的“中串会问题学习班”变相隔离，演出被迫停止。光明中学杨志东、陆家礼、冯军等人办起了一份油印的《红卫战报》。从第二期影印版《红卫战报》开始，编辑部加盟了不少中学生，有交大附中魏威（魏楚麟）、复旦附中张水荣，上海中学毛兵（戚伟堂）、复旦中学管宇春等，我也经常参加他们编辑部的讨论。上海中学初二学生，“炮司”红卫兵宋小兵（宋永毅），66年运动刚开始时，他胸前还飘着鲜艳的红领巾，臂上还戴着两道扛的中队长标志。参加“中串会”时，年仅十六岁，文笔却犀利老到。他曾在《这就是法西斯专政！——“宋小兵5人小集团案”是一起政治迫害案》（原文）里写道：
   一九六八年一月，我在《红卫战报》（影印版）总第47期上用“下里巴人”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你们想干什么？”的短评，公开批判张春桥、徐景贤的“无条件大联合”的谬论。我在文章中痛快淋漓地影射臭骂张春桥、徐景贤及爪牙是“投机商”，是“政治赌棍”并指出真理和事实必将“打他们一记响彻云霄的耳光”。事后，在“四人帮”办的六八年三——四月的迫害中串会小将的学习班上，徐景贤及其爪牙曾严令追查文章作者，问“下里巴人”是谁？妄图对我进行政治迫害，后经我在《红卫战报》（影印版）的战友们的抵制，阴谋才未遂。
   毛兵是支笔杆子，他很热衷了解中央的动态。常常喜欢一见到我们，就竖起食指说“今天中央×××说了××话。”他在《红卫战报》（影印版）上恣心所欲地写大块大块的理论文章：《一切为了九大》《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结果以言获罪，险遭杀身之祸，在“一打三反”中被戴上手铐，关进橡皮牢房，粉碎“四人帮” 后才获平反。我和魏威合写了《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无非是发发牢骚，略解心头之闷而已。影印版《红卫战报》，四开版面，共四页，5分钱一张，销路相当好，一出版就抢光。倒不是文章写得好，而是上海人实在厌倦了张徐千篇一律的腔调，能在我们的报纸上看到不同的意见，心里就像吹进一股清新的风感到舒畅。谁不爱自由啊！
   67年年底，几千名“中串会”成员成功举行了一次抗议市革会的游行活动。我也参加了。我们从长宁俱乐部出来，走到静安寺，一部分中学生回家了，我和剩下的学生继续向东走。我们举着红卫兵大旗，喊着“主席健在，我们必胜”“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批判新的资反路线”“徐景贤必须作自我批评”“中学红代会是大凑合”等口号，井井有序地绕南京路及素有万国建筑博览馆之称的外滩，“市革会”一圈，沿途既未受阻，也未发生任何交通事故及其他事故。
   68年2月。某天。“工总司”杨浦分部的某负责人邀我见面，说有要事相告。在某厂疗养院的病塌上我见到了他，他脸色苍黄，看上去病得不轻。
我确实不认识他，他却像看见老友一样高兴地招呼我，请我喝一杯我从来没有喝过，当时被认为是高级滋补品，只有病人才喝的麦乳精。“小左派，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他开门见山地说，声音非常有气无力，却流露出关心和急切：“前几天，我参加市革会常委扩大会议，张春桥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他提到一篇名叫《一切为了九大》的文章，说这是一篇大毒草，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动宣言书，还说中国共产常第九次代表大会快要召开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就要跳出来反对，这是由阶级斗争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说什么《一切为了九大》，我看是一切为了地富反坏右，一切为了帝修反。”“马上要在全市批判这篇大毒草了，你们红卫兵要积极投入这场运动。”他这句话像是劝我参加批判，可我从他诚心诚意的目光读到的分明是另一段话：我知道你涉嫌《一切为了九大》，赶紧躲一躲吧。我知道他是在用他的方式向我通风报信，天下还是好人多。我也一语双关地说：“谢谢，我会的。”
   宋小兵风风火火地到我家来找我，他要我到外面躲起来，避一避风头。我认为没有必要，《一切为了九大》又不是我写的，何必要做贼心虚。“你还对张春桥抱有幻想？”小兵急得睁圆他那双机警灵敏的眼睛：“现在是白色恐怖，是张春桥、徐景贤猖狂之际，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看到小兵为我着急，憋红了他那张孩子脸，我很感动：小兵真像我的亲弟弟，我和他认识不久，他待我却是一片至诚。小兵年纪虽小，考虑问题远比我周到，他把我藏到化工研究院一厂的职工宿舍，临分手时，他像大人似地安慰我：“红鸥，你不要失望，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总有一天，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曙光会照进上海的。”小兵张嘎似的顽童脸上露出一本正经的表情，真逗！机警的“小嘎子”好事做到底，又和同学们凑粮票凑钱，送化装了的毛兵离沪赴京，向毛主席党中央状告张春桥。毛兵回上海后，我大姐又把他送到松江藏起来，直到外面风波平息。
   在化研宿舍住了一个多星期，外面似乎没什么动静，化研厂的两派倒斗起来了，不知什么人把我住在化研室宿舍的消息漏出去了，另一派扬言要抄宿舍，我一听到风声，赶快“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仓皇”逃走。还是回到家里，倒也没什么事。
   又过了几天，风声不对了，大标语上街了——“《一切为了九大》是大毒草”“彻底批判黑鸥给张春桥同志的一封信”，黑鸥倒写，用黑墨汁写，其余用红墨汁写。许多批判文章的传单也上街了，现在抄录一篇于下，让可敬的读者了解一下当时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大民主中，连发发牢骚、谈谈不同看法也视作“狼子野心”。
要害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原文）
——评《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
姚潜劲
   在伪《红卫战报》第47期上发表了一篇《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它和《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一切为了九大》一样，也是一枝射向我们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毒箭，它的要害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坚定的革命左派张春桥同志。
   在这篇署名为“中学运动串联会部分战士”的反革命奇文中，毒草泡制者首先用了大量篇幅吹嘘自己是“在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老造反”是“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依靠”，“控诉”市革会对他们的“压制”、“迫害”，给与他们意见、观点不同的同志套上“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策略派”的破帽子。接着，文章笔调一转，写下了以下这段奇文：
   “春桥同志，你对我们的批评，我们都觉得比较客观，比较正确，听起来也感到亲切。我们在分析形势时确实有点悲观，有“左”的片面性。但是对于那些认为对于阶级敌人的颠覆活动已经没有警惕必要的人们，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引起他们的警惕，敦促他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事物，也未尚不是有益的。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得短些，不如准备得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估计得顺利些，不如估计得困难些。不知我们的看法对不对？”
   这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春桥同志曾经多次批评中串会看形势悲观，指出形势大好，“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在这里，他们不仅否定了春桥同志的批评，还用我们毛主席，党中央在“九评”里批判苏修的语句，来“批判”春桥同志，还说什么，这样做“也未尚不是有益的”。特别应该指出，这些人对春桥同志的批评一直怀恨在心，一有机会就反扑，在一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一切》的泡制者曾经明目张胆地狂吠：“我劝同志们还是准备一下，天塌下来怎么办？”这里，他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说成“天要塌下来”，这不仅炮打了春桥同志，还把矛头直指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毒地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联系到他们在《一切》这篇毒文中恶狠狠地高喊“砸烂国家机器 ”（应读作“砸烂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我们看到了这一幅多么凶狠的反革命嘴脸啊！难道这样恶毒的语言会出自几个中学生之口吗?难道他们后面没有黑手吗？
   在这封信最后，泡制者喊了句口号“主席健在，我们必胜！”据说，这是《一切》的泡制者非常喜欢用的口头语。我们知道，江青同志曾经讲过，“主席还健在，华东局、上海市委内一些人就公开不听毛主席话了，”这是用来揭露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反对毛主席，妄图篡党的阴谋，来警告这一小撮人。谁反对毛主席，镇压革命派，就一定要失败！这句话用在信的结尾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一切》的泡制者是以“受压制”、“没有掌权”老造反派自居的，请同志们注意这“受压制”、“没有掌权”几个字，今天的上海，受压制的是阶级敌人，掌权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位以“受压制”，“没有掌权”的“老造反派”自居的《一切》泡制者，在这里用“主席健在，我们必胜”这句话来警告春桥同志，“你不要压制我们，我们必胜！！”其用心何其毒也！如果说，这封信前面大块大块语言是用来强迫春桥同志接受他们的观点，支持他们的话，那么在这里，他们就要赤膊上阵，公开“警告”春桥同志了，美丽的语言后面藏着的是反革命的狼子野心。
   今天，我们在痛击反动社会思潮的大好形势下，可以很豪迈地说：“主席健在，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必胜，你们——反革命的小爬虫及黑后台必败！”
   “揪出黑鸥！”、“打倒黑鸥！”、“黑鸥下来投降！”一天半夜，窗外传来激烈的口号声，我们一家被吵醒了，挤在二楼的落地窗前朝外看，我的妈呀！我家小巷里挤满了人，在混混沌沌的夜色里像一块落在地上的乌云。“后门弄堂里也全是人！！”大弟从后房间跑出来，睁着焦灼担忧的大眼睛说。“我要跟他们拼了！”属虎的大弟象一只小老虎一样吼叫，他“啪”地打开一扇落地窗，跨上木栏杆，就要往下跳。“危险！”我一把抱住他，不让他跳，恩奶则用手掰他的腿，想把他的腿从栏杆上拉下来，我厉声止住他：“你不要去！去也没有用的。”我不能让血肉相连的弟弟去冒险。“我偏要去，都是张春桥弄出来的事体，我要去跟他拼”。我一把捂住他的嘴，绷着脸说：“不要瞎讲！”外面的口号声，我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害怕大弟讲的气话被外面的人听到。如果真让他们听到，他们不会放过我弟弟的，我怎么能让他们来害我亲爱的弟弟呢？大弟在我和恩奶的四只手里撒泼地挣扎，他是男子汉，要保护姐姐！三姐是头戴星星的小仙女，他不能让外面这些人把她捉去！憨大弟，你知道姐姐是多么爱你，姐姐宁愿自己承受不幸，也不愿让你作无谓的牺牲。小嘛小二郎，背着书包进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
   很多年以前，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身旁总有一个背着书包的小二郎——比我小二岁的大弟，模样像中国年画里的胖娃娃，谁见了都想摸一摸，抱一抱。他很顽皮，男孩子都是很顽皮的，从来不肯好好读书，我考上区重点中学以后，出乎意料他用功起来，居然也考上了市东，我们又能一起相伴上学了。他刚上初一，又皮开了，常常受到老师的斥责。一次，他没有和我一起回家。回到家里恩奶说大弟没有回来，我预感到事情不妙，赶快返回学校找他，他们教室门敞开着，没有一个人。他会不会掉进井里？我经常看见他在学校的一口井边玩。我找了根竹竿，在井里掏来掏去，掏了半天，什么也没碰着。我不死心，又开始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地找，一边找一边带着哭腔叫：大——弟——，大——弟——…..
夜色逐渐变浓，空荡荡的教室大楼只有我一个人的呼唤弟弟的声音，已经找了十几间教室都没有找到，我快失望了。这时，我又走进了一间教室，突然发现靠墙角的最后一个座位上有一团模糊的黑影。“大弟”，我本能地叫了一声，奔过去，黑影倏地直立起来，好像要逃走，我连忙抱住黑影：“大弟，快跟我回去。”弟弟的脸上闪着晶莹的泪花，我用手把它抹掉：“大弟，啥人欺负你了，告诉姐姐，我去找他算账。”俨然一个小恩奶。大弟，你是姐姐的至亲手足，我怎么舍得让你去为我冒险。大弟被我和恩奶从木栏杆上拉下来了，由于用力过大，恩奶喘成一团。我真生气了：“都是你，恩奶吃力煞了，还不快跟恩奶到里面去，外面的事，我自己来对付。”大弟不再犟头倔脑，乖乖跟恩奶走了。我走到落地窗口，气呼呼地大声说：外面的人听着，有话明天讲，不要吵得大家不能睡觉。“我一说完，楼下就有一个声音接腔：“红鸥，你已经被包围了，逃不掉了！” 是老同学的声音，是老同学带着我校的同学来捉我了！老同学，你在我们同窗友谊中画上了最精彩最浓重最有戏剧性的一笔，我们曾经自编自导同台演过戏，那是假的，现在是真的。“红鸥，快下来投降，跟我们到学校，接受批判！”老同学有点沙哑的喉咙又响起来了。要我投降？没那么便当，狗急还要跳墙呢，更何况我一个大活人！我的同学来抓我，反而使我镇静下来，因为我知道我校的同学是很讲道理的。我校有50年历史，“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习惯”根深蒂固，一时半会还改变不过来。就拿现在来说，他们只是守株待兔似的在外面叫叫，根本不打算砸门，冲进来捉我。老同学也是这样。我知道老同学绝不会做出格的事。和他们磨时间，再慢慢想脱身之计。“同学们，你们出于无产阶级义愤来抓我，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没有做坏事，我不会给我们的母校丢脸。”“你撒谎，你炮打张春桥！”老同学说。 “不要吵，听她说下去。”有人不满。“同学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回校，但是我想大家一定是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我是中学红代会的委员，你们要批斗我，必须经过红代会的批准，只要红代会批准，我二话不说跟你们走。”这可将了我的同学们一军，整个学校还找不出一个委员呢，而我恰恰是，虽然这个委员是作为犯错误红卫兵代表照顾进红代会的，但毕竟是委员。我的同学都是极可爱的红卫兵，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们商量了一下，认为我说得对，决定去请示红代会。
   半夜三更，到哪里去找？为了革命，再辛苦也要去，几个红卫兵被派去找人了，其他人等在原地。同学们，你们辛苦了，几百个人，站在寒风中，做了我一夜的保镖，这样的“大恩大德”，叫我如何承受得起？
   天亮了，杨浦区红代会负责人叶定海风尘仆仆赶来了。我们互不认识，但都是听到过名字。我开了大门，请他进屋谈。我的同学们依然站在门外，不进民宅，他们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表率。“我自己会与中学红代会联系的。”我说。“可以，你自己联系吧！”叶定海这人爽气。
他走出我家院子，亮开嗓门，向守卫在外面一夜的同学们说：“大家回去吧，红鸥的问题由市红代会解决。”军令如山，我的同学，可爱的准解放军们立刻执行上级命令，排着队，撤除了对我家的包围，浩浩荡荡开出纺三宿舍。我目送他们远去，想笑笑不出，因为事情远远没有完。到市红代会投案去？我还没有笨到这种地步，但我又要实现自己的诺言，怎么办呢？
恩奶叫我到公公（我祖父的堂弟）家里去躲几天。到了公公家，我说了我的难处，娇小的凤仙娘娘讲这还不容易，搞张病假条。凤仙娘娘是老病号，常年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她一想就想到病上了。“我又没有病，临时生病也来不及。”我愁眉苦脸地说。实际上我有风湿性关节炎，当时由于紧张由于年轻，没有感觉到。“我有关节炎，我去替你验，”凤仙娘娘天生一副热心肠。验血单结果出来了，我拿着它坐在一个双颊红润的女医生面前，她很年轻，可能是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她眼也不眨地给我开了二个月病假。我如获至宝，赶紧把病假条寄给红代会，说我有病，不能来红代会云云。这封信一寄出，我就松了口气，我承诺叶定海与红代会联系，现在算联系过了。风声一天紧似一天，我大姐准备送我离开上海。
   3月中旬的一天。半夜时分，我从公公家出来，先看看前后有没有人盯哨，确信没有，再大步流星地穿过马路，乘上公交汽车，到达上海西北角一个小站——真如。我大姐约我在真如碰头。她认为上海北站上车极不安全，她甚至认为张春桥已在上海北站布下了天罗地网，单等着我自投罗网。夜深人静，真如车站静悄悄的，一棵大树下站着一高一矮二个人影，凭直觉我知道矮的是我大姐。朦胧的月光下，大姐的脸庞犹如大理石般皎洁光滑，比她高大半个头的是我的“毛脚大姐夫”（丁兆年），他众星拱月似地大半个身子朝着我大姐站着。
   我大姐是上海工业大学65届毕业生，她分到一所研究所工作，我毛脚大姐夫从部队复员回来，也分到这所研究所。他对我大姐一见钟情，整天跟着，什么都爱。有时爱就是这么盲目！我大姐的白马王子，挺直的鼻子，黑亮的眼睛，走起路来带一种英武而刚毅的军人气概。他对我家绝对忠心，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掩护我父亲出逃、到我母亲厂里看我母亲……现在，他又护着他的心上人到真如车站送我。“小美度，”毛脚大姐夫用大姐的口气称呼我，他早把自己视为我们家的一员了： “票买好了，拿去，你要走远点，在外面多待些时间，等上海这阵风刮过去再回来。”
   火车开了，我从车窗往外望，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宋】·苏轼）。整个站台除了他们以外空无一人，只见他俩越变越小，越变越模糊，好像腾云驾雾的仙人越飘越远，最后隐没在苍茫夜色中。我、海鹰、魏威在苏州胜利“会师”，海鹰说她表哥在海门，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绝对安全，我们便转移到海门。海鹰表哥是开小饭店的，见表妹来到，喜不自禁地为我们接风摆宴，亲自下厨炒了四只热炒，其中有一只是炒猪脑子，据介绍是海门最撑市面的名菜。我是看也不敢朝它看一眼的，更不用说吃了。但是有一天，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和当地民警走进了海鹰表哥的饭店，把我们三个“一窝端”，一起抓回上海。
   徐景贤在淮海路上的上海教育学院内办起了“中串会问题学习班”，张水荣他们先于我们进入学习班，我们“落网”后，还剩毛兵一人“漏网”。徐景贤口出狂言：“就是毛兵逃到月亮上也要抓回来！”毛兵就在上海近郊松江，因为是我大姐藏的，他们死也不会抓到。

......                                        未完待续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20 15:42:12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19）

31. 南京路上好八连
   宋小兵曾经在《这就是法西斯专政---“宋小兵五人小集团案”是一起政治迫害案》中揭露道（原文）：一九六八年三——四月，张春桥、徐景贤为镇压反对、炮打他们的“上海中学运动串连会”（中串会）的二万名红卫兵小将，由徐景贤亲自挂帅，每天电话指挥，由市教卫组某些人充当打手，盗用“中学红代会”的名义，举办所谓“中串会问题学习班”，把红鸥、海鹰、我、许锦根等四、五十名红卫兵小将非法变相隔离在中学红代会，举办“封闭式学习班”，其中我还是他们专打电话到上中三次点名的，他们说什么：“宋小兵是上中反市革会（徐景贤）的典型”，“一定要来参加学习班”，“好好受受教育”等等，逼我参加，这个学习班规定了：“不准回家”，“不准串连”，“一切听从指挥”等法西斯纪律，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逼我们承认反中央文革（张春桥）、反市革会（徐景贤）的反革命罪行。无耻吹捧什么：“张春桥就是中央文革，徐景贤就是市革会，你们反他们要向毛主席请罪”等等，大搞逼供信。但我和许锦根等战友坚持原则，顽强斗争，没有写过任何“交代”，使徐景贤等人只得草草收场。但迫害并没有因此停止。徐景贤68年4月11日在中学红代会讲话中硬说我们：“犯了严重错误”， “有大量极左思潮”等等。直至一九七0年三——四月，王洪文还在全市大会上说什么：“炮司、中串会是犯错误的群众组织”，“中串会头头是坏人……”他们的所谓“错误”，就是我们炮打了张春桥，就是我们反对了“四人帮”余党徐景贤等人；而我“参加了中串会”，也就成了一九七一年基层对我政治迫害的一条理由和 “罪证”。张春桥调南京路上好八连副指导员苗生元及数名战士参加我们学习班，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这对我的压力很大，南京路上好八连是上海解放后党和人民军队树立起来的一面鲜艳旗帜。我是久仰大名，苦于不能见一面，现在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了，真叫我尴尬。张春桥为了表示宽大为怀，在一次会议上别出心裁地提出“要找一找中串会后面长胡子有皱纹的人。”红炮喜欢和“中串会”的人混在一起，我们开会，他常来参加，我们有时还借他港驳公司造反队队部开会，这次学习班把他列为 “中串会”的黑后台，真是开玩笑，他只比我大一岁，还是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小伙子”，哪来的皱纹胡子？我当然不会心悦诚服，在交流“活思想”时，我说如果说他是我们的黑后台，还不如说我是他的后台。这句老实话引来一场专题批判会，说我态度恶劣，对抗市革会。我更想不通了，专题批判会结束后，我一个人走到一棵大柳树下，闷闷不乐地坐在地上胡思乱想。我想最好立刻生一场大病，而且是传染病，让我住进医院，永不要听这些恶言毒语，身体的病痛我能忍受，精神的折磨我实在受不了了。大家都出去吃中饭了，只有我一个人还是坐在柳树下一动不动。“红鸥，吃饭吧。”我抬起头，看见一个头戴红五星、腰束军用皮带的解放军战士站在面前，年龄顶多十八九岁，他的两只手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我不饿，我不想吃。”我没有去接他的碗，我只想饿坏自己，生一场病逃避这场精神折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饭总是要吃的，有什么事、吃了饭再说，不要把身体饿坏了。”南京路上好八连战士真心诚意地劝我。咳！当全世界都不关心我时，还有人关心我，而且是我从小敬仰的南京路上好八连战士！我冰冷的心立刻变得温暖起来，就像13岁那年，我独自一人乘海轮到温州去玩，半夜睡在床上被海风吹得瑟瑟发抖，这时，一个海军战士把二件军衣盖在我的身上，我立刻感到不冷了一样。
32．不认识的黑后台
   徐景贤的“拉郎配”也实在太离奇，他给我们中串会准备了3个“黑后台”，有和我年龄相仿的红炮；有向明中学王毅捷的父亲王维（解放日报副总编）；他们给我找了一个“黑后台”。我可以在毛主席面前发誓，我从来没见过、也不认识这个黑后台。
4月12日，这是个喜剧性的日子。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彻底肃清极左思潮”全市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黑后台”。
大会在音乐圣殿音乐学院大礼堂召开，有数千名中学生参加。我、魏威等是这次大会唱主角的——批斗对象，我们坐在舞台右前部分，挺气派！
   魏威很会唱歌，他唱的“三套马车”很动人，不过，他今天不是来为大伙献歌的。不仅是他，连那些经典音乐也早已扫地出门了。现在，“乌眼鸡”、“噪鸦”是这里的主人。“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十分尖锐的，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看到由它们自己出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可能，就把它们的黑手伸向中串会，它们中间有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有国民党残渣余孽！带国民党残渣余孽！”大会主持人，教卫办的一个小头目在说到最后一句时，突然提高嗓门吆喝起来，露出乌眼鸡的凶相。说谎不打草稿！我鄙夷地想。两个红卫兵押着一个脸无生气、步态僵硬、又矮又瘦的老先生走上舞台。问：“你叫什么名字？”答：“XXX。”问：“你是什么人?”答：“我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老先生吃力地弯腰九十度。看到他诚惶诚恐的样子，我有点想笑，又笑不出，无论如何，我不能笑一个可怜的人。“你有罪吗？”大会主持人继续问。“有，有，我有罪，我是红鸥的黑后台，……我看中红鸥，通过她向党进攻。”简直是瞎七搭八，胡说八道！我真想冲上去指着他鼻子责问他：我不认识你，凭什么你要说你是我的黑后台。转而一想，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为鱼肉，何必互相残杀！他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讲的，如果不这样讲，就是态度不好，态度不好就是对抗运动、对抗无产阶级、就会受到严厉惩处，恐怕连性命也难保。老先生是胡小静的父亲胡道静（胡小静为上海师范学院学生，67年4月后参加“炮司”，我曾见过胡小静，但从未到过他家，更不认识他父亲），有人传给我听，说胡小静的父亲欣赏我的能力，关于他的事，我就知道这些，其他什么也不知道。欣赏能力等于黑后台，照此推理，歌迷是歌星的黑后台，书迷是作家的黑后台，影迷是影星的黑后台…….这不乱套了？这只有白痴才想得出。《现代汉语词典》对后台如此解释：比喻在背后操纵、支持的人或集团。市委写作班的头号笔杆子徐景贤不会不知道，他心里应该清楚，胡道静（十年动乱后，胡道静彻底平反，恢复学者身份）两条都挨不上，说他是黑后台，真是冤枉！冤枉不冤枉，徐景贤才不管呢，他只要把我搞臭就行了。我不打算任他宰割。
   大会主持人得意地问我：“红鸥，他都承认了，你还有什么话？”“我不承认，我不认识他，从来没见过他！我没有后台，我做什么事，自己负责！”我把身前的桌子往前一推，忽地站起来，怒不可竭地叫道，两眼看着大会主持人，射出两股利箭般的光。
会场乱了，有鼓掌的，有交头接耳说话的，有吹口哨的……，批斗会开不下去了，再一看，大会主持人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大会主持人去开紧急会议了。
   这天，是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文汇报》报社门口，复旦大学校园内贴满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大字报。没有人管我们了，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回教育学院了，我与宋小兵等中学生直奔《文汇报》报社，中串会问题学习班自行解散了。报社门口人山人海，个个喜气洋洋，按今天的风气，恐怕不放一天一夜鞭炮不拉倒。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张春桥不喜欢别人宰割、迫害你，你也不要宰割、迫害别人。你为什么要屡屡违反这条古训，把自己变成众矢之的？我边看大字报，边抄大字报，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一起看大字报的“中串会”同学。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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