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为“文革”道歉的正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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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在思想界引起众多关注的事件之一，是出现了一股“文革”道歉风，虽然它并没有掀起轩然大波，但足以惹人瞩目。
　　 先是6月份，61岁的济南市文物处处长刘伯勤，在《炎黄春秋》刊登“道歉广告”，为“文革”中批斗、抄家和骚扰师生、邻里的行为道歉。后是邯郸市委宣传部退休干部宋继超，在《南方周末》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向自己曾经批斗和“揭发”过的老师道歉。
　　 紧接着，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等人纷纷加入公开道歉的行列，成为一时热点。而将道歉推向最高潮的，是“文革”风云人物、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组织的北京八中道歉会，引起了各界持续的关注。
　　 虽然，诚如道歉者自己所言“道歉来得太晚”，但是我依然愿意对他们的勇敢悔过，做出积极正面的评价。当年，他们狂热地追随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很多人的动机是单纯的，带着理想主义，却把事情做得很糟糕，做了许多错事和恶事。现在这批人已经步入老年，许多人已经退休，良心驱使他们把心底的忏悔说出来，如果再不说，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他们的道歉，具有一种正面的示范意义，尤其对当下的“左”倾思想，可以起到一定的纠正作用。不过，从他们道歉的内容和形式来看，这种道歉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由于良心受到谴责，必须对受害人作出交代。
　　 也就是说，道歉是个人反思的结果，而非源于某种社会集体思潮，故而，这种个人行为，对“左”的思潮的纠正作用是有限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左倾思想的纠正，关键仍然在于领导层的意志。
　　 邓小平就曾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中国人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把反“左”当成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历程就会发现，改革开放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在破除“左”的干扰之后取得的，而改革开放中的挫折，基本上都是由于受到“左”的思想路线干扰。
　　 再看当前形势，总的来说，“左”的思潮回潮泛滥。是要坚持现代化、全球化的方向，还是听任左倾思想和路线回潮，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老生常谈，却一直没得到解决。如果在思想上对“文革”缺乏深刻的反省，那么“文革”离我们并不会太遥远。
　　 我们从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模式，就能清楚看到“文革”的影子，两者有很多相像之处，它们都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即使在薄熙来判刑后，仍然如此。薄熙来经历过“文革”，而且卷入得很深，他把毛泽东搞“文革”那一套学得非常像，包括搞表面的亲民路线。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他凭着一面旗帜、一套说法、一套做法，就可以树立那么大的威信。他失败以后，许多人竟对他表示怀念和惋惜，我们就可以看到薄的模式具有多大的迷惑性，可见，我们不能低估“文革”复辟的可能。
　　 也许有人会认为，重庆唱红与“文革”关系不大，但重庆的唱红与“文革”搞的“红海洋”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是靠政府组织、权力推动，它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和政治目的。那不是出于个人爱好的一种文艺表演，而是一种政治纲领、政治品牌，是一种宣示和召唤。
　　 重庆模式践踏法治也跟“文革”如出一辙，对法律的破坏，需要一种革命的氛围，需要把现成的秩序、规矩打破，营造一种替天行道的气氛，即现在正在行正义，其他的都可以不顾，用革命压倒一切。
　　 有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当地最高的领导就敢为所欲为。“打黑”证据不足，或者没有经过正常程序的审判，却在替天行道、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名义下，将“打黑”进行到底。
　　 “文革”中的很多行为是匪夷所思的，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觉得荒谬和可笑，但是如果没有那个以唱“红歌”为基调的氛围，不处在那种红色意识形态催眠术里，可能这些行为在当事人回想起来，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在一部分年轻人当中，“文革”的回潮具有一定市场，他们对“文革”有很多美好的想象，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问题，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过去。这种对“文革”的怀旧与浪漫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革”的真相没有被揭露，“文革”仍然是言谈和研究的禁区。
　　 因此，现在最重要的是揭露“文革”真相，这也是这些“文革”亲历者公开道歉最重大的意义，让人们认识到“文革”的悲剧和罪恶，起到一种警示作用。
　　 陈小鲁说，没必要人人道歉，但有必要进行反思。他的话是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主张人人道歉的话，就会搞成人人过关，会造成很大的混乱，甚至起到相反的效果。但是我依然认为，尽可能多的人道歉是必要的，最好是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人，都能勇敢地站出来表示歉意。

　　 文／徐友渔
　　 采访整理／徐伟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 《凤凰周刊》4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