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鸥（侯美度）上海文革回忆节选（12-15）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19 09:08:19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12）

23、我最痛的伤口在心灵
徐景贤在第一次炮打事件中忠心可鉴，张春桥更加倚重他了，每当张要飞回北京，便把上海全权交给徐景贤。徐景贤首先要报绑架之仇，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上说，我们始终认为“炮司”和“红革会”错误性质是反革命的。他还创造性地发明了“反逆流”这个新名词，即反击炮打张春桥的逆流，他领导的“反逆流”历时二个月，遍及全市各大中学校。由“机联站”出面成立了“反逆流联络站”，专事搜集“红革会”、“上三司”、“炮司”在炮打中的材料，鼓动这些组织的红卫兵造头头的反。郭仁杰被派到昔日是自由区现在被称为黑窝的复旦，领导“反逆流斗争”。拒不完全统计，上海因参加一二八炮打，而受打击迫害达两千五百多人，其中被隔离审查二百多人，被办“学习班”进行审查的四百四十多人，在审查中，有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疯，好多人被打成残废。“红革会”的处境远比我们困难，他们的基层组织被砸，他们的成员被其他组织无理扣押，街上还出现许多攻击“红革会”的大标语，什么“红革会是破坏夺权的罪魁祸首”、“红革会一小撮混蛋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责难逃”。“红革会”奋起反抗，在街上刷抗议书，刷“炮打张春桥 ”的大标语。“红革会”的宣传车仍然不屈不挠地喊着“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等口号。复旦。胡守钧和劳元一等人乘吉普车到达无锡，并转乘到北京去的列车。他们受复旦全体师生委托，组成复旦革命师生赴京控告团，胡守钧任团长，胡守钧认为“特急电话”有二个可能，一种可能是假的，另一种可能是张春桥欺骗中央，不管哪种可能，他们要核实电报，上告中央。他们到北京，通过北大联络站向中央告状。不久，中央的消息下来了，说电报是真的。听到这个消息，控告团师生的人心就完全涣散了。胡守钧提出起草一个电报，汇报张春桥的材料，周向东起草后发给中央。发完后，师生回上海了。(1992年胡守钧对我讲述)
1月31日。许云飞写了一封信给张春桥，要他在2月2日前接见“炮司”，不然上北京告他。许云飞又拿出要挟“走资派”的办法，误认为张春桥会作出让步，这回许云飞完全失算了，张春桥已经在上海站稳了阵脚，他根本不理我们。许云飞买好了飞机票，准备和我、周谷声赴京告状。晚上在华纺召开核心小组扩大会议，我、周谷声、许云飞三人坚持要到北京告状，。其他人坚决反对，说你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许云飞不服气，他一向认为自已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挑战似地反问：对张春桥怀疑有什么错？张春桥是当权派，我们整他的材料，算什么黑材料？会议结束后，我思绪万千，连夜赶到港驳公司，向红炮诉苦，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不赞成我的意见，也不对电文问个为什么，就盲目相信电文？红炮安慰我，说他们不干，我们拉出队伍自已干。张鸿祥腼腆似小女孩（其实是个男儿身），却有一颗侠义之心，他愿与我风雨同舟，不管成也好，败也好。说干就干！我们三人成立了一个上海血战到底战斗队，写了二条大标语，作为我们战斗队的宣言：“不许把红革会打成反革命”“誓与红革会战士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把二条标语贴在外滩的摩天大楼的墙上，相比之下显得那么小，那么不显眼，却又是那么顽强，那么无畏，就象长在悬崖峭壁上的野草。
2月1日。张春桥又抖起来了，和姚文元一起接见了上海的一些红卫兵代表，二人一唱一和，骂了“红革会”一通。姚文元是制造帽子的专家，什么帽子都能生产。他为“红革会”造好一顶帽子。他说，“上海的形势很复杂，左派要联合，右派也在集中。走资派在造反派里寻找代理人，我看，‘红革会’就是走资派的代理人！”张春桥说：“确实，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地方，就是上海。上海两个阶级的力量都很强。这一次，牛鬼蛇神、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都出来了，是大好事。不能把 ‘红革会’看成孤立的现象。‘红革会’代表了一种势力，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2月2日，周谷声到港驳公司找到我，要我和他一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筹备会。筹备会议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对面的新华社上海分社举行，全市造反派头头约一百多人参加了这个会议，没有让“红革会”参加，“首都三司”等外地驻沪联络站却参加了，他们也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
会议由徐景贤主持。第一议程是表态，各造反派组织对“特急电报”表态，实际是对炮打张春桥一事表态。第二议程，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在座各位，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工总司代表媚态十足：“最近‘红革会’、复旦‘孙悟空’，在上海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把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张春桥同志，而不是指向陈丕显、曹荻秋。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及时粉碎了这股逆流，我们工人阶级表示最最热烈的拥护。张春桥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炮打张春桥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工人阶级就砸烂谁的狗头！今天来开会的造反派头头已被张春桥、徐景贤内定为上海人民公社第一届常委或委员，（这就是张春桥的“协商推举”）大家都清楚今天的表态事关重大，如果表态不合张春桥、徐景贤的要求，常委或委员的交椅就会被敲掉。为了保住自已的官位，某些造反派头头收起造反派的脾气，变得象小羊羔般驯服，他们众口一词地吹捧张春桥，谴责“孙悟空”、谴责“红革会”。我和周谷声虽然没说一句话，却都知道对方在蔑视这些人：为了一个小小的官位，向张春桥低下高贵的头。‘炮司’表态，‘炮司’必须对自已炮打张春桥的错误有深刻认识！”“对，‘炮司’必须交待炮打张春桥的罪行！”“认识不好，不能参加上海人民公社！”在座的造反派头头，除了我们都表过态了，几个自以为稳坐常委宝座的头头又神气起来，连连逼我们。名利于我如浮云！我和周谷声轻轻商量几句，就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大家看见我站起来，忽地不说话了，一百多双眼睛盯着我，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我的心洒满了真理的阳光，面对黑压压的人头，我一点也不害怕，也不紧张，反而有一种仗义执言的激情，我说：“现在我代表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发表三点严正声明——
第一、我兵团没有在马路上贴过一张炮打张春桥的标语。但是，为了对革命负责，我兵团调查了张春桥的情况。我们认为张春桥为什么不可以怀疑？他是不是革命，要经受上海革命群众的考验！
第二、《十六条》告诉我们，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把复旦“孙悟空”以及“红革会”打成反革命。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第三、今天的会议把矛头指向红卫兵小将，这是极端错误的，为了表示抗议，我们宣布退出会场！”
我一说完，就和周谷声气宇轩昂地站了起来，转身走出会场。
由于惊愕，大家都不说一句话，会场上依然静悄悄的。摩托车像脱缰的野马朝前冲去，电线木杆飞快地往后倒，我抱紧周谷声的腰，身上的蓝格子布罩衫被风吹得鼓鼓地，像一只大鸟发出“扑扑”的声音。我想起诗仙李白一句万世传诵的名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不是吗？人生在世图痛快，敢说敢当不枉到世上走一遭，更何况有知已相伴！摩托车刚开进巨鹿路“炮司”总部，十几个“炮司”战士焦急地围上来打听消息，周谷声掀掉摩托车帽满不在乎地说：“人民公社不要我们，不参加没关系，‘上三司’苦苦哀求，搞得人家烦死了，才让参加的，我们就是硬，不要做这样低三下四的人。”我神采飞扬地重复一遍《三点严正声明》，我越讲越痛快，根本没注意我的听众的脸越来越阴。我一讲完，就遭到群起攻之：“不是人民公社不要我们，哼，原来是你们自已退出来的！”“红鸥，你闯祸了！发表什么三点声明！”“我们炮司全体战士的政治生命断送在你手里了！”“周谷声，你不应该叫红鸥去，她去肯定要闯祸！”许云飞原来是站在我和周谷声一边的，现在听我们说自已退出会场，他也来气了：“红鸥，你身为‘炮司’的负责人，一点不为整个‘炮司’着想，只知道图一时开心，意气用事，你呀你，真是太天真，太任性，你不知道不能参加上海人民公社对‘炮司’意味着什么？‘炮司’将在上海失去地位。”他又说：“现在怪也没有用，事情已经出来了，大家想想补救办法。”我说：“补救什么？不参加就不参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为了一个常委的位置嘛！我谁也不买帐，要让我服气，除非心服。我是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崇尚正义和真理，从不希罕权力和地位。不错，炮司曾是《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的起草者之一，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之一，是张春桥‘内定’的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之一，所谓的政治生命，不就是不当常委么，这有什么稀奇，我从来不认为上海人民公社的权力椅子有多重要，重要的是坚持真理！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
2月3日，探子带来两条消息，象晴天霹雳震得我们所有的人足足愣了二分钟：第一条上海人民公社筹备会上，我和周谷声走了以后，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第二条上海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正式开除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叮铃铃，叮铃铃……”电话铃响了。十四岁的小凌鹰机械地把电话放在耳边，不问对方是谁，便开口唱起歌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第一句没唱完，两行伤心的泪水已顺着脸颊汩汩直下。机智的马培骏做好了应付恶劣环境的准备，他把有关张春桥的材料付之一炬，其中包括他精心收集整理的材料《请看，张春桥在广播电台“1.17事件”发生前后究竟干了些什么》。当有人问他要《炮司参考消息》时，他悄悄地说：现在书包空了，都烧掉了，现在还能有啊，再有就是“反革命”了。张春桥还提出追查炮打后台，他说：“上海一月底出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北京二月出现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为延安整风鸣冤叫屈，甚至为王明路线翻案的逆流，而且矛头都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徐景贤则一口咬定“炮打张春桥的后台是叶剑英陈丕显插手的。”徐景贤不会忘记“炮司”给他的“热情”接待——周谷声的警告，我的三点与众不同的声明，他要“机联站”特别关照 “炮司”。“机联站”对来访的“炮司”红卫兵说：“你们比‘红革会’更隐蔽，更狡猾，更阴险！整风有什么用？要斗！你们再不造反，过五天就要取缔你们了。如果他们（指头头）再不革命，就要强迫革命了。”
华纺“东方红”于2月13日宣布接管“炮司”，以下是他们的造反宣言（原文）：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炮司某些头头在这次炮打张春桥的反革命逆流中，怀疑张春桥同志，实际迎合了这股反革命逆流，站错了立场，至中央文革小组来电后，还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华纺东方红公社从中央文革小组来电后就与他们做过多次坚决斗争，痛击了这股反革命逆流。
目前“炮司”头头虽已在兵团内做过多次检查，有的已罢官，但是，有的检查不能触及灵魂，草草了事，有的对至今仍坚持错误者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与其划清界限，核心小组改组后，对肃清这股逆流在兵团的影响不得力，很不认真，很不重视，对严重丧失立场者没有进行坚决斗争。
鉴于以上情况，为了对革命事业负责，我们华纺东方红公社全体战士于2 月13日零时，宣布接管“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责令核心小组某些犯有严重错误者以及前核心小组成员一律停职检查，并把检查公布于众。对顽固不化者一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
谁反对张春桥同志就是反革命！
“炮司”核心小组某些成员以及前核心小组成员必须触及灵魂！必须低头认罪！必须老实交代！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华纺东方红公社
1967.2.13
宣言中“有的已罢官”指我，2月6日，根据巴黎公社“随时撤换公仆”的原则，“炮司”成员全体会议一致决定罢我的官。“仍坚持错误者”指陈斌，陈斌是华纺“东方红”战士，曾当过王洪文秘书，他在2月12日还坚持说：至少张春桥在派军队到复旦去的事情上是错误的。上海人民公社有缺点，学生组织比较大的如红革会、炮司都未加入。中央电台所以未广播。
2月20日。张春桥给反逆流加温，他在文化革命广场作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张春桥谈到毛主席说要算“红革会”的帐：“主席说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有造反派气魄，最后一点说‘将采取必要措施’，这一次炮轰张春桥大会如果开的话，一定要采取必要措施抓人。”他还说：“对于广大的‘红革会’群众不是请罪而是起来造坏头头的反。”“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的问题。” 3月3日。郭仁杰在复旦作长篇讲话，中心话题怎样掀起 “反逆流”的高潮。在3月3日的讲话中，郭仁杰是站在张春桥一边的，他把“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说成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投敌背叛！投敌背叛！”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样的一个作用相当于1927年大革命时北伐革命军打到上海，相当于那个时候蒋介石和陈独秀所起的那种作用，我不是说这些头头就是蒋介石、陈独秀了，我说它起的作用，即在革命的紧急关头，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同志。”他进一步发挥说：“那个时候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同志要想真造反和继续造反的同志只好跟着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上山打游击去了。”（原始材料《郭仁杰同志的讲话》第4、5页）说也怪，一年以后，他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志”张春桥，而且把自己命也搭了进去。郭仁杰向江青揭发张春桥的问题，江青把郭写的材料给张春桥，张春桥大怒，以男女关系问题抛出郭仁杰，交给红卫兵批斗、拷打，郭仁杰于68年 4月自杀。（参见原始材料《一条建立张氏独立王国的道路》第9页）
3月4日，全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击退炮打中央文革反革命逆流”大会，徐景贤、郭仁杰自称以红卫兵小将的战友身份参加大会，二位“战友” “是来支持红革会战士造反的”“是来支持红革会战士和其它红卫兵组织的战士的反逆流斗争的。”愤怒的学生被煽动起来，回校大造头头的反，反逆流升级了， “红革会”战士、“上三司”战士都起来造头头的反了。全复旦各群众组织除了“东方红”以外都在万炮猛轰头头，成立造反委员会，宣布头头靠边。整个上海大概只有胡守钧纹丝不乱，不承认自己有错，他原是学物理的，因为对哲学包含深邃的大智慧发生浓厚兴趣，才转到哲学系的，他冷眼看张、徐、郭精心导演的反逆流。力量来自自己，他的自信感染了“东方红”的战友们，在全上海一片造头头反的喧闹声中，“东方红”巍然屹立，没有人造头头的反。
胡守钧托人带信给周谷声：我们看“炮司”一星期内要取缔了，你们还是先解散吧！我们把责任拉在自己身上，断绝和“炮司”的联系。岁寒松柏见真情，胡守钧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汉！
“炮司”于3月3日成立炮司造反委员会（简称“炮反会”），全体人员集中到华纺“反逆流”，斗争对象新黑帮——我、周谷声、许云飞。我们三人住在华纺，行动要受到监视，“炮反会”要求我们随传随到。斗争会在华纺的食堂开，墙上贴满小标语“二次革命万岁”“灵魂深处闹革命”，开斗争会时，不允许我们申辩，一申辩就说立场没变。许云飞大声抗议：“你们不应用以前对待黑帮的那一套对我们，”话没说完，几个昔日战友走上前按住他的头要他低头认罪。“机联站”还是不满意，他们继续煽风：“你们现在揭出来的材料根本不能交账（指向毛泽东交账），我们把材料抛出来，你们就会吓一跳，你们后台是陈丕显、曹荻秋，你们的头头周谷声、红鸥是反革命！”
“炮反会”听了，便令我和周谷声在食堂门口的毛泽东半身像前，向毛主席请罪，从早站到晚。晚饭开过，整个食堂空无一人，食堂门口的路灯发出幽幽的光，我们站在毛泽东画像前，泪眼相看，一切尽在无言中。每当想到昨天还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今天却变得陌生冷酷，心里就说不出的委曲孤独，时间也觉得特别难捱。幸亏有了周谷声，有他相伴，一种同甘苦共患难的甜蜜感觉使我忘记我所受的痛苦。恩奶寻到华纺了，凭她的心灵感应?还是凭她的先知先觉？她有儿媳儿子孙女孙子，我们个个连着她的心。她后来告诉我，谁出事，她的心脏就要痛。她是个出门晕，进了商店，再从商店出来就转向了，把东当成西，把南当成北，天知道她怎么会找到我的，从许昌路出来，要横穿上海，换三部车，才能找到华纺。她找来了，并且找“炮反会”头头，用不容争辩的口气说出超级老保的话：“我孙女是革命小将，我是看她长大的，我不许你们欺负她，如果她出什么事体，我拼老命要找你们算账！”整个恩奶象一具母爱的塑像——仁爱、高贵、庄严。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无所畏惧地飘飞，就凭这头发足以使坏人停止作恶，好人高山仰止。 “炮反会”的头头受到了某种感动，他们把我找来，让我们见面。我好言安慰恩奶，我没有什么事，是我自己愿意留下来的，要走，我现在也可以走。我解释给她听，因为我的缘故，“炮司”没有参加上海人民公社，战士们有气，让他们出出气，我不欠他们了，我就可以回家了。恩奶一步三回头走了。
复旦郭仁杰拉了“东方红”里的一个叫王斯根的人，成立了造反委员会，宣布胡守钧靠边，开大会批斗。王斯根也实在无能，开了几次批斗会，到会的人寥寥无几，“东方红”的红卫兵找出各种借口不参加批斗会，批斗会不了了之，郭仁杰恨得牙齿根发痒，又无可奈何，因为他信誓旦旦保证不包办红卫兵造头头的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语）胡守钧在复旦园贴出大字报《反逆流大方向错了》，再一次轰动复旦。
“炮反会”批斗了一个多月，查不出原子弹材料，也查不出陈丕显、曹荻秋是后台，大家都泄气了，批斗会开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场，放我回家。4月初一天，我正坐在床上看传单，大弟黑虎着脸，递给我一份《工学运动》： “三姐，炮司开除你了！”
《工学运动》是“炮司”的会刊，16开，铅印，免费送阅，在上海拥有众多读者。这期会刊头版头条刊登着开除我的布告。我只瞄了一眼，立刻万箭钻心，眼冒金星。好狠心！连红卫兵也不让我当了！脑子里刚刚浮现这几个凄苦的字，头顶就像被什么人用铁锤狠狠打了一下，身体一软，便跌进无边的黑暗中去。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布告
       红鸥系我兵团核心小组成员，今年1月，卷入炮打张春桥同志，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经我兵团多次教育帮助，至今不思悔改。
        为了纯洁红卫兵队伍，经全体战士讨论决定：我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从即日起开除红鸥，并剥夺她红卫兵的资格。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当我捂着鲜血淋淋的伤口，寻找安慰渴求理解时，我的战友们不仅没有给我同情，反而在我的心灵上又重重地扎了一刀，这一刀是最痛的一刀，因为这一刀不是来自对手，而是来自我深爱的昔日战友。多少年后的今天，我读着他们当年批斗我的传单，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我实在搞不懂是什么使他们具有铁石般的心肠，对一个他们曾经视为小妹妹的女孩深恶痛绝，也许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他们无情无义，可他们毕竟是我最好的朋友，其中有一个还是请我们出山可爱无比的林翌。我对他们永远恨不起来，因为我曾经把他们当做我的大哥哥那样真诚地爱过；因为我的心中永远珍藏他们曾经给我美好的友情。我也永远不怨他们，因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有几个人能超越历史的局限性啊？我的大哥哥们！（这张传单是七个男生写的）
       他们的传单（原文）是从“彻底批判红鸥周谷声等一小撮混蛋头头炮打革命左派张春桥同志的滔天罪行”开始的，以  下面这些话结束的：
       我们要特别严正警告红鸥之流，你们罪大恶极。
       现在是你们老老实实地彻底地向毛主席、向党中央、向人民低头认罪的时候了！
       你们现在已经众叛亲离，山穷水尽了。你们想反攻倒算吗？
       在这许多已经觉悟起来的新战士面前，你们怎么反攻倒算得了呢？
       你们还想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出挑战，用自己的脑袋试试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程度吗？
       那就请吧！我们是懂得怎样对付你们的！
       当前还有很少一部分人现在还要死保你们，但是你们当头头的应当体惜他们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出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如果你们继续耍手段搞阴谋顽抗到底，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我们就要专你们的政，把你们斗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你们好生考虑考虑，你们缴枪不缴枪？你们投降不投降？你们不缴枪，就缴你的枪！你们不投降，就叫你灭亡！
       张春桥，徐景贤并不因为华纺“东方红”造我们的反而宽待他们，相反是迫害他们。70年把他们关在隔离室审查，逼他们交代反革命罪行，陈斌被逼疯。也许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反逆流”时上张春桥、徐景贤当了。
       世界弃我而去。朋友弃我而去。
       不过，我并非什么都失去，我还有唯一的朋友周谷声。
       自从得到开除我的消息后，我天天站在落地窗边，痴痴地等周谷声。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最知心的朋友会不来安慰我吗？
       花园里的木香花绽出了嫩嫩的绿芽，春末夏初，粉粉柔柔的木香花便会开放，散发出若有若无的清香。我的眼光越过它，停留在花园前面的小巷。突然我看见他了，骑着摩托，流星般朝我驰来，英俊的脸上露出肝胆相照的笑容。我向他奔去！霎时，太阳在我面前重新升起，光明充满了我的心，心灵的伤口奇迹般地愈合了！
       可是，小巷空无一人，周谷声没有来，始终没有来。
       我天天在等他，他天天没有来。. . . . . .未完待续。
       春节将至，暂停发表。节后继续。在此向各位关注本文的读者表示感谢、祝愿大家春节快乐! 身体健康！合家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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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 发表于 2014-4-19 09:08:58

可爱的老小孩们欢乐度过了2014年的春节，在此祝大家健康幸福！节选继续......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13）
第二章寻找壮烈牺牲的战场

24. 非暴力解决冲突
周谷声：你好！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乘上火车奔赴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重庆了。听说那里打得很厉害，也许有生命危险，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好的考验，我想在这场生与死的浴火中，用鲜血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红卫兵！
   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袓国建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
毛主席的这段话给了我无可比拟的力量。我扪心自问：使命在身，我能躺下不干吗？使命在身，我能自暴自弃吗？不，不能！在我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自己舔干自己的伤口，站起来再前进！
   亲爱的战友，你看哪，全人类解放的日子近了，近了，愿那一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全球。那一面最红最红的旗帜是我的鲜血染成。
   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
紧握
   你的双手！
红鸥  1967.4.14  深夜
   许云飞在复旦看了我给周谷声的信，满腔悲愤：“红鸥离开上海完全是被反逆流逼的！反逆流大方向错定了，周谷声，我们到北京告徐景贤去！”周谷声长叹一口气：“她一个小小的女孩怎受得起这样的打击？！我根本不同意开除她，这都是炮反会搞的，当时，我和你都靠边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她走了，重庆打得这么厉害，我真为她担心。”
   4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没收“炮司”司令部房子（巨鹿路691号）、摩托车、宣传车等。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我坐在南下的火车上，留恋地望着越来越模糊的上海城，心中充满了荆轲式的悲壮。
此去生死未卜，凶多吉少。
   别了，爱我疼我的恩奶，原谅我吧，原谅我这个不孝孙女儿的鲁莽和无奈。
   只有生离才知道留恋，只有失去才知道珍爱。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懂得真爱？在没有离去、没有失去亲人前，让爱我们的人快乐。
   67年1月，毛泽东号召全国全面夺权，于是全民响应卷入。各省市夺权进展不平衡，山西、贵州等省率先夺权，中共中央予以批准；有些夺权，中央不承认，因为没有“大联合”、“三结合”，有的地区两大派争权，争到最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动枪动炮，互相打起来。
   四川大派“产业军”与造反派“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严重对立，摩擦不断。成都军区支持“产业军”，在四川“二月镇反”中，抓了不少造反派，引起造反派强烈不满。
   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军委八条》，其中第五条说，“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2月17日，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发了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宣传《通知》及《军委八条》，“劝告参加静坐示威、围困军区的群众”“尽快撤离军区”，成都军区用飞机在全川散发这封公开信。
造反派认为军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因此上述文件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继续冲击军事机关。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抓了数万人，后又放了不少人。
   4月18日，我到达重庆。
   重庆，地当长江、嘉陵江及成渝、川黔、襄渝三铁路交汇处，是西南地区经济、交通、文化中心之一。市中心区三面环江依山建城，故又称山城。我心目中的重庆是与《红岩》小说中江姐、许云峰、成岗这些革命烈士连在一起的。罗文斌、杨益言合著的小说《红岩》写的就是重庆地区的革命故事。到了重庆后，我先参观了重庆郊区的渣滓洞、白公馆。这是一所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合办的关押、摧残革命者的秘密集中营。解放前夕，集中营的特务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我站在许云峰牺牲的那块被取名叫“红岩”的岩石前，思绪万千：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我们的幸福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青年一代也要为后人的幸福献出我们的光和热，直至生命。（全国有名可查和优抚待遇的烈士有三百七十余万人）
重庆的柏油马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街道两旁贴满了互相对立的大标语和传单。一派是“支革派”，“支革派”有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等组织，他们的口号是“誓与革联共存！”“革联精神万岁！“
   另一派是“砸派”，“砸派”有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团等组织，他们的口号是：“砸烂伪革联，建立新山城！”“还我战友，重庆警备司令部大方向错了！”
   “支革派”夺了重庆党政大权后，在镇反运动中，强行解散西师“八•三一”等121个群众组织，并逮捕了这些组织的负责人。
   压而不服，引起“砸派”更猛烈的反抗，他们上京告状、静坐示威，誓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毫无疑问，我是支持“砸派”的，谁受压，我支持谁。
   4月28日，我和北京、成都来的红卫兵参加了“砸派”在“革联”大院的静坐示威，强烈要求“严惩袭击西师‘八•三一’的暴徒”、“解散伪革联”。
   5月1日，“砸派”政法兵团火线指挥部向“支革派”提出强烈抗议，以下是抗议书原文：
向伪革联提出最最强烈抗议
   山城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为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伪革联已静坐示威三天三夜，但伪革联的头头拒不见群众面，有一位同学现在已经昏倒了，38位同志病倒了，这完全是伪革联逼出来的，我们向伪革联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突然我发现席地而坐的学生骚动起来，远远看见绿压压的一片——
   我们被解放军包围了！
   说时迟，那时快，几百名学生同时唱起一支催人泪下的歌：
   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山城的人民想念恩人毛主席……
我激动得心在颤栗，唱出来的声音也变得不象自己的了：终于盼来了激动人心的考验时刻，抓吧！打吧！要我放弃支持“砸派”，死也不可能！
   数不清的穿绿军装的解放军冲进我们的队伍，他们和我们一样手无寸铁，年龄也与我们相仿，二十岁左右。
   好象事先训练过的，他们四个人一组，同时冲向一个学生，一人抱头，二人抓左右肩膀，一人抓脚，身手矫健地把学生象扛小猪一样扛上肩膀，然后朝大门外走去。我看着周围的学生一个个被解放军扛上肩，看他们在解放军肩上拼命挣扎。有的学生把唾沫吐到解放军身上，有的骂解放军是“穿绿军装的老保”，有的用拳头捶打解放军。可是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抓住学生的手也不敢松。这种战法，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我不知该逃还是站在原地？逃是没有用的，照样逃不脱做小猪的命运，周围都是解放军，往哪里逃，我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扛上肩。解放军的力气真大，我的身体象被几只铁钳夹住了，一点也动弹不得，只有我的嘴还是自由的，我使出吃奶的力气狂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们却置若罔闻，脸无表情，专心致志执行军务——扛着我朝门外走。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铐上手铐，扔上囚车，我可以学江姐英勇不屈地跨进监狱之门。谁知他们小心翼翼把我扛出大门外，轻轻把我往地上一放，一秒钟也不停留地扔下我，又回去扛另外的学生了。这是哪儿跟哪儿？一点儿也不激烈，也不伟大！我还想冲进去，可是已经不可能，大门口站着密密层层不带武器的解放军，连苍蝇也飞不过去。静坐示威的学生全部被解放军扛出门外，一场冲突用非暴力方式解决了。
重庆是中国有名的四大火炉之一，还没入夏，天气就闷热异常，我和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的女生同住在重庆剧院的后台，每晚都热得我们大汗淋漓。好在剧场不收住宿费，不过吃饭还得自己掏钱。重庆的担担面一角钱一碗，辣煞我，鲜煞我，吃过就永远忘不了。我迷上了担担面，经常要去吃上一碗。
   相逢有旧识，意外地碰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劳元一，他和一个同学同住在重庆“文联”。我真羡慕他，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他呢，落难也不缺少忠心耿耿的好友。他好心好意地邀我在重庆“文联”搭伙，因为那里的伙食费很便宜，每天吃三顿，一个月只交8元钱。他还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他收留过一个五六岁无家可归的小男孩，他待他极好，哪知某一天小男孩不告而别，同时他发现他的钱袋也空了，从他的口气、眼神可以看出他一点也不痛惜他的钱袋，倒很为自己的侠义心肠自豪。
   我也很为自己自豪，我帮红革会说话，没有帮错，劳元一良心不错！
   5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提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认“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是革命群众组织”。“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同时，中央军委又调七八四八部队入川支左。接着《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也下达到重庆，承认西南师范学院“八• 三一”战斗团等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
   中央支持“八•二六”和“砸派”。“产业军”和“支革派”并不服气，他们不仅没有不打自溃，反而闹得更厉害了。重大“八•一五”千余人上京告状，拦截火车，造成襄渝线交通中断三天。他们还在大街上刷中央的大标语，根本不在乎什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中央偏听偏信砸派！
   谁叫重大“八•一五”投降，就叫它灭亡！
   揪出陶铸二世！（此条指王力，因为王力支持“八•二六”——笔者注）
   揪出江青后台！
   周总理是最大的折中主义！
   林彪并不可怕！
   张国华、梁兴初不能代表党中央、毛主席！
   5月9日。上海。人民广场。
   正在进行“庆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半周年大会，广场上有120万工人造反队员。“半周年”就庆祝，显得有点“急吼吼”。这倒不能怪“王司令”，开这个会是许云飞出的点子。筹备者除了许云飞、“王司令”外，还有交大“反到底”。许云飞的用意很明显，他要借这个大会发言，“自己解放自己”。会至中途，大会主席通知停止“炮司”发言，理由是今天早上徐景贤、王诚龙、王洪文研究后决定。许云飞和周谷声商量：今天的发言绝不是谁恩赐给我们的而是用鲜血换来的，是百万工人给我们的，让发也得发，不让发也得发。许云飞冲上去抢话筒，王洪文为了不让“喜庆”大会开砸只得勉强同意他发言。“哼！”徐景贤则在他的背后发出冷笑。
许云飞发言的中心话题是“徐景贤在反逆流时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后许云飞就这个观点多次写信、写传单、与徐景贤辩论，成了上海反“徐老三”（上海人称徐景贤为“徐老三”，老三老四在上海方言中带有贬意）的一支劲旅。（同年许云飞对我讲述）
......                                              未完待续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19 09:09:17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14）
25.七道封锁线
   5月中旬，传来乐山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消息：双方使用枪、手榴弹等常规武器，死伤已达数十人。武斗的一方为“1110”派，由“东方红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东方红11•10学生总部”等组成，他们人多势大，控制了乐山水、旱两路，把对立派围困在乐山城内。对立的一方为“红造”派，在“二月镇反”中受压，由“红工”“红农”“红色造反兵团”（学生组织）组成。
   乐山城外有三条江：岷江、大渡河及青衣江，这三条江象护城河把乐山城团团围在里面。城西外有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峨嵋山，诗仙李白赞道：“蜀国多仙山，峨嵋邈难匹”；城内有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唐代乐山大佛，大佛在乐山城东凌云山西壁，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合流处。唐代海通和尚因为看到山前江水奔腾，时常翻船，便倡议凿山为佛，以保护过往船只。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就栖鸾峰凿山造佛，至贞元十九年（803年）完成，历时九十年。大佛头与山齐，双手抚膝，足踏大江，高58.7米，耳朵中间可并立二人，头顶可置圆桌，脚背上可围坐百余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弥勒佛石刻像。近年又发现天造地设自然形成的乐山睡佛，有“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之称。
乐山是一个“我佛慈悲”的佛教之乡。可是67年的五六月份，仅仅为了观点（这些都是人为制造的）不同，素无怨仇的两大派在争权武斗中结下了血海深仇，乐山的和平土地上刀光剑影、生灵涂炭。
   两大派誓不两立，双方都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自居都指责对方是匪徒、搞反革命暴乱。
   “1110”派的传单（原文）如下：
乐山地区这场严重武斗的实质，是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是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和即将灭亡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乐山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的阶级大报复。是宁、窦、牛反革命武装暴乱，是不折不扣的“匈牙利事件”。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乐山地区的广大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发扬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大无畏精神，紧紧地掌握斗争大方向，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以地委机关《奸盗班》、《红工》、《5.1》、《红造》等为一方的资产阶级反动保皇势力，则从来不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一贯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和群众组织，大搞打、砸、抢、抄、抓制造白色恐怖。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称赞，一方面受到社会上牛鬼蛇神的欢迎。这些牛鬼蛇神，都群聚巴结在资产阶级反动保皇势力的所谓“造反”大旗之下，打着“造反”的旗号，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和血腥的大屠杀，妄图把无产阶级革命派镇压下去之后，实行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
   “红造”派的传单（原文）说法正好相反：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决战的时刻，乐山地区出现了一次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以 “红造”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他们始终把矛头指向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揪出了乐山地区以宁道贵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始终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扼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在运动初期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今年二月又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镇反”运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以后，他们又操纵其保皇御用工具—四军五部，血腥地屠杀革命造反派，搞武装暴乱。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发展到了极其尖锐化的阶段，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我还是老规矩——谁受压支持谁，“红造”受压，我支持“红造”！外地学生和我一个观点。我向北京红卫兵讲了我惊人的计划：我准备通过被称为死亡封锁线的“1110”防守线，进入乐山城，与“红造”并肩战斗。
“你疯了！你会被打死的，他们只要听你讲普通话，就要骂你救世主，把你抓起来活埋。”一个剪短发的北京女生睁着惊骇的双眼劝告我。我很喜欢北京女生，她们说话一是一，二是二，从不转弯抹角，算计别人。我感到自己被友爱的春雨湿润着，甜甜的，柔柔的。几个女生继续劝我，说封锁线一共有七道，道道严密防守，飞鸟都难通过。她们还心痛万分地说起前几天有几个北航“红旗”红卫兵执意要到乐山去，她们劝告他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不要去乐山，因为去乐山除了送死，什么也得不到，这不值得。北航“红旗”的人不听劝，还是去了，结果有消息传来说他们全被活埋了！越骇人听闻，我越要去，我到重庆来就是为了找“光荣牺牲”的。有人愿与我一起闯乐山，她是上海第五十六中学（体校）高三学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朱巧玲，圆脸大眼，高出我半个头。她最美丽的是一头自然卷曲的黑发，波浪般围着她明净开朗的脸，她像一朵可爱的玫瑰花，芳香四溢，又象一只勇敢的白鸽，机灵无畏。
乐山不通火车，到乐山要先乘火车到峨嵋县城，然后换乘长途汽车方可到达。
   我和朱巧玲从峨眉山火车站出来，先向当地老乡“调查研究”，老乡告诉我们，峨眉山上寺庙里住满了土匪，都是真枪真刀，谁上去捅死谁。还说乐山打得厉害，比当年解放军解放乐山还厉害；又说乐山现在谁都不让进，长途汽车早就停开了；到乐山去的公路上有七道关卡，过关卡必须持有“1110”的路条，没有就不能过去。
   我们没有路条，只能望洋兴叹。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在车站煤场，找到一个看上去心眼挺好的货车司机，朱巧玲朝我呶呶嘴，我就开始演戏了。“叔叔，请您帮帮我和姐姐（我们事先商量好，装成姐妹俩），我们从上海到乐山看外婆，在火车上钱包被小偷偷了，”我用手背抹一下眼泪，哭哭啼啼地说，“身上……一分钱…… 也……也没有了。”话是编的，哭是真哭，想到被开除出“炮司”，眼泪就忍不住冒出来。司机叔叔是个助人为乐的好人，他说，“你们上车吧，我把你们带到乐山，你们找到外婆就好了。”我和朱巧玲忍住笑，装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对他谢了又谢（我们虽是骗他，他却是真心帮助人，所以今天我还要对他说一声“好人一生平安”）。司机叔叔开的是煤车，每天要在这条公路上跑个来回，他与关卡上的“哨兵”很熟。所谓的关卡是二棵砍到的大树，横躺在公路上，只留下一个口子让一辆卡车通行。每到一个关卡，司机叔叔就“嘎”地把车刹住，然后下车，潇洒地掏出“路条”给哨兵查验。哨兵都背着步枪，脸绝对严肃，动作绝对准确，仿佛在执行生死存亡的军务。看完路条总要问“车上那两个女娃是干啥子的？”我和朱巧玲坐在驾驶室里紧张得手心都攥出汗了。司机叔叔沉着冷静地实话实说，真没想到，这些哨兵都很有同情心，没有再多问一句，挥挥手让我们开车了。公路上的七条关卡就这样通过了。
   这就是死亡封锁线？看来并不吓人。
   车开到了一条河前面停下了，空地上停着许多货车，司机叔叔指着河上的一座石桥说：“河对面就是乐山城，要进乐山城必须从这座石桥上走过去，桥上有4个哨兵，没有进城的路条不许过桥，我没有进城的路条，所以我的车也只能停在城外，你们要进城，只有自己想办法了。”我们告别了司机叔叔，又开始演第二场戏。我朝桥上的矮个子哨兵奔去，朱巧玲在后面追打，我躲到哨兵背后叫 “叔叔救救我…..”朱巧玲硬拖我出来，还辣手辣脚真打我一巴掌：“叫你不要进去，你偏要进去。”我被她打出了眼泪。“住手！你们吵啥子嘛？”哨兵用枪把我们隔开，我哭鼻子抹眼泪地把对司机叔叔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矮个子哨兵警惕性很高，他怀疑我们是北京来的“救世主”，他粗声粗气地说，“你们跟我到司令部去解决问题。”我和朱巧玲跟着他拐过几条石板路，跨进挂有“乐山卫生学校”牌子的大门，大门口有2个持枪的哨兵守卫。
   在一间只有几张破桌子破椅子的房间，他把我们交给一个身穿没有领章帽徽的女式军衣的“女司令”：“报告司令！这二个女的没有路条，她们要进乐山。”“女司令”狐疑地看着我们：“你们是北京来的？”我故意用上海话抢着说：“不，阿拉是上海人，到乐山看外婆。”朱巧玲又用上海官话重复一遍。“女司令”细皮嫩肉，盈盈细腰上束一根军用皮带，上面插一把盒子枪，这样美的身材披上白大褂才更动人。
   “你们外婆住在哪条路？几号？”我和朱巧玲被问住了，我的妈呀！我们从未来过这里，也没有什么在乐山的外婆，这全是我们的信口雌黄，现在这个谎言马上要被戳穿了！我想起《沙家浜》的一句台词：这个女人不寻常！确实不寻常，很精细，能抓住要害。“叫你不要来，你偏要来，你看，闯祸了不是？”机智的朱巧玲怒气冲冲地指着我说，她又转过头对“女司令”说：“我们的包给她在火车上弄丢了，钱、外婆地址都在里面，我从来没有到过外婆家，这可怎么办？”她举起手要打我，“都是你闯的祸，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她自始至终说的是上海普通话，为的是让“女司令”听清楚。刚才我已经领教过她的巴掌了，很痛。妈妈都舍不得打我，我可不想再领教了。我赶紧逃，逃到桌子后面犟嘴：“丢掉就丢掉，反正我认得外婆家，就在……就在一个烟纸店楼上。”我们事先没商量，却配合得天衣无缝，可是“女司令”并不那么好骗，她不耐烦地说：“不要吵了，今天你们先住下，明天我派人带你们去找外婆。找不到，哼！”明天，明天我们到哪里去找我们的 “外婆”？我们心里害怕极了，脸上还不好露出来，还要装出高兴的样子。我们被二个粗胖的男人带到一间教室，地上杂乱地堆着一梱梱稻草，这就是我们的床？二个男人守在门口。糟了！我们被监禁了，我和朱巧玲上下不安地对望了一眼，但谁也没有埋怨谁。我们二人都没有埋怨别人的习惯，我们都明白，合作办事最忌埋怨，一埋怨就会挫伤对方的积极性，对方就会不愿意主动配合，事情就要办糟。最佳搭档永远只有信任，而没有埋怨。夜幕无声轻垂，我们蜷缩在墙角，谁也不敢合眼。十时光景，看守不知和谁在说话，短短几句对话吓得我和朱巧玲魂飞天外：
“昨天你们抓到的那个教师咋样了？”“很硬啰，说啥子不投降，司令要我们半夜把他活埋了！”“该！我们的人不能白白被他们打死!”活埋？！北京红卫兵说得一点没错！逃！逃！逃！这个字像闪电一样闪过我们的脑子。“哎哟，哎哟。”我捂着肚子装神弄鬼，朱巧玲半拖半扶着我，把我拉到门口。“叔叔，请让我们上厕所吧，我妹妹要拉稀了。”朱巧玲很有礼貌。粗心的看守看我痛苦不堪的样子，以为是真的，他们嫌臭，不愿跟我们到厕所，只吆喝一声：“快去快回！”知道了，朱巧玲应了一声，拉着我走出教室。围墙边有一间女厕所，我们一进厕所，我的“病”就好了。这是个简易厕所，依墙砌的，没有屋顶，也没有电灯。
   快！爬墙！我和朱巧玲想到一起了，借着天上的星光，我们俩攀上了二人高的围墙，朱巧玲是体校出身，我从小爬树爬惯的，这墙不在我们话下。刚爬上墙，还没有想下一步怎么办，就听见从远而近传来看守的四川话：“上海女娃——上海女娃——快出来啊！”他们找来了，吓得我们伏在墙脊上一动也不敢动。接着听见脚步声停在女厕所门外，二条雪亮的手电筒忽地照进了厕所，在地上墙上乱照一通：快出来！上海女娃！再不出来，我们要开枪了！我和朱巧玲屏住呼吸，紧张得连大气也不敢出，好几次都觉得手电筒要照到我们身上了，这次死定了！谢天谢地，手电筒始终没有往上照，两个看守还有点人的羞耻心，只站在门口用手电筒照，不进来搜查。“走，到别的厕所找找看，”一个看守说，另一个没作声，两支手电筒的光突然缩到厕所门外，接着我们听见：“叭嗒、叭嗒……”两个看守的脚步声离开厕所了，越走越远，越来越轻。
咚！咚！我和朱巧玲抓紧时间往下跳，一着地我们便飞奔起来。
   从越过围墙，到跳出厕所，我们俩始终没有讲一句话，全靠默契配合。也许我们跳墙的声音惊动了他们，我们听见身后响起“砰、砰、砰”的枪声，子弹像蝗虫一样从我们身边飞过，我们跑得更快，终于在黑夜的掩护下逃脱了。我们在黑暗中漫无边际地乱跑，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红造”司令部，只知道离“1110” 的司令部越远越好。我们没有碰到一个人，整个乐山城静得令人害怕，我们跑累了，钻进一间没有门也没有窗的房子，缩在墙间轮流打瞌睡。当最后一颗星星也消失在天幕时，黎明来临了，可是街上还是空无一人，从破窗看出去，附近的房子不是用木板钉死，就是大门敞开，或者干脆没有门，木窗框上弹痕累累。太阳越升越高，这时，我看见有一个年轻人正朝我们方向走来，他躬着腰，从一个墙角闪到另一个墙角，那样子像是怕别人发现，当他躲到我们房子角落时，我叫了他一声：“同志，哪里有买吃的？我想买几个大饼充饥。”我们试探地问。他很惊讶：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自从我们被包围以后，城里所有的店都关门了，人也逃光了。”听他的口气，我和朱巧玲判断他是“红造”派的，于是立刻从藏身的地方跑出来，把我们的故事讲给他听。那激动的心情不亚于《沙家浜》里的伤病员伤好后找到正规军的心情。
   “红造”的大本营在乐山第一中学，文学巨匠郭沫若曾就读于这所中学。现在的乐山一中辟成军营，每个教室都住满了拿枪的工人、农民、学生。“红造”派的司令是一个粗实的青年人，一件军便服紧紧绷在身上，腰里束一根皮带，上面插着驳壳枪和二颗手榴弹，袖管撸到三角肌上，露出粗壮有力的胳膊，这样的手应该是一双拿榔头的工人的手。
我们与乐山一中的女生住在一起。每天的伙食千篇一律：大米饭+臭豆腐乳。臭豆腐乳味道还可以，我还能吃出点咸鸭蛋的味道。伙食费、住宿费全都免费，也算享受去北京串连的待遇。
   我现在还保存一张红色造反兵团的证件，正面是红色的，上书“红色造反兵团飞虎红飙小学部队”，反面有红色造反兵团的图章，上书“上海市红鸥四川乐山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记得是一个小学生送给我的。
......                                                       未完待续
红鸥文革亲历：节选自《迷茫》，购书电话010-68920114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19 09:10:06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15）
26、乐山大佛在哭泣
   为了不让“1110”攻进城来，“红造”派筑了二道防线，每道防线用装满石头的草包垒起来，垒成一米多高，中间有枪眼。近百名“红造”成员白天黑夜警惕地守在二道防线后面，随时准备打退对方的进攻。“1110”派在“红造”派的防线前也筑了二道工事，用石头垒起来，防止“红造”派突围。两派箭在弦上，经常互放冷枪，死伤不断。我和朱巧玲没有枪，申请几次也没有申请到，没有枪就不能站岗放哨。我们很气，但也没办法，只好做做文斗的工作——印传单、写标语等。我非常瞎起劲，每当听到外面有枪声，我就奔向那里，真有点“枪声就是命令”的味道。枪声多半响在半夜，往往等我摸黑赶到响枪的地方，枪声也就停止了。我在乐山城一个多月，碰到五六次这样的情况，每次都一样。上苍，是你不愿让我流血，还是不愿让我的手上有别人的血？六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天特别闷热，蚊子又轮番轰炸，弄得我过了半夜才昏昏沉沉睡去。凌晨二时，我被激烈的枪声吵醒了，我一个鱼跃，赤脚奔出卧室。我奔出一中，奔到马路上。马路上有许多人一边奔一边叫。等到我跑到打枪的地方，好像我是和平使者似的，双方的枪声又停了，真倒霉，又没有能壮烈牺牲。我懊恼地靠在草包上，恨恨地想。这时，我看见不远处有许多人，我又来了精神，好事地跑上前，钻进人群一看，两腿立刻软了：一个青年扑倒在草包上，一支三八式步枪压在他的身下，他的后背黑糊糊的一大片，像小溪一样往下淌着什么，在黑暗中虽然看不分明，凭感觉也知道那是鲜血。“我和他正在看天上的星星，他问我有没有看见一颗很大的流星？我没有来得及回答，枪响了，他连哼也没哼一声就倒下了……”一个两腮凹陷的小伙子边说边流泪。读起那主席语录，想起了你，我们的好战友，唱起那造反歌，就想起了你，我们的好战友！那天我们一起上战场，战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战友！大家唱起怀念战友的歌，报仇的欲望把大家的心都炸裂了。这一夜，“1110”打死“红造”5人。这5个人死的时候，都没有遗憾，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死的，所以死得值得，死得光荣。头断嘉州（乐山古称嘉州）何所惧，血染岷江胆更豪，英雄事迹垂千古，主席思想永放光。这首诗题在一张照片后面，是二个女孩（见照片：春秀和同学）送给我的，照片正面是她们的倩影。这首诗也可以说是“红造”派的心声，当时他们是何等地“民不畏死”啊。（包括我在内）斗杀、仇杀、屠杀，这是野兽的行径，不是人类的行为；协商、合作、对话，这才是和平解决争端适合人类的行为。保护和尊重人的生命是人类的最高准则。夜夜守护在江边的乐山大佛，虽然是平息水患的保护神，可是他能平息两大派的争夺吗？如果他有生命的话，他会不流下伤心的眼泪吗？“红造”又死了一个人。不是“1110”打死的，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天，我和朱巧玲到食堂吃饭，端上饭碗，还没有扒几口，就听见“砰”一声枪响，几步开外，一个女青年倒在血泊中，她的头盖骨被子弹打成了几块，血“突突”地往外冒。我和朱巧玲非常后怕：如果枪稍微移动那么几丝，也许今天躺在血泊中的不是她，而是我们中的一个。食堂里打起来了。“红农”的农民发出野兽般的咆哮，一起扑向“红工”乱打乱踢，工人们不还手，听凭农民兄弟发泄，经总部调解，农民兄弟才不情愿地停止打人。原来是“红工”的一个工人带着步枪吃饭，他大不咧咧地把步枪往饭桌上一扔，不料撞了扳机，一颗没有退膛的子弹就从枪筒里飞了出来。子弹不长眼，更何况食堂里都是人，不打中她，就打中他。常言道水火无情，其实最无情的还是枪炮。这些憨厚的农民工人从未受过一天正规军事训练，就玩起枪来，怎么会不出事故呢？
   七月初，人民解放军七八四八部队在乐山加快了“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步伐，对两派头头施加了压力，两派头头在谈判桌上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最后终于签订了“停战协议”，并于同一天拆除了筑在街上的工事。
   乐山城解围了！我和朱巧玲开心极了，我们和一中的同学乘舢板在岷江游玩，当我看到缥碧清冽的岷江水，就想到了家乡浑浊的黄浦江水，什么时候黄浦江水也能变得这样清波荡漾就好了。船到江中心，极目远眺，晴光忽动水边山（【明】汤显祖）。低头看水，清得照人，我早就被烈日烤得汗流浃背，穿的又是长衣长裤，看到这样清凉的水，实在忍不住，想跳下去凉快凉快，念头刚一出来，我人已经“扑通”跳进水里。老艄公被我吓了一跳：“快救人，娃掉水了。”他这里话音刚落，在水里我已探出头来，像只调皮的小鸭子甩着头上的水珠，对着船上的人笑。我游得真痛快，世上所有的烦恼都被清澈的江水洗掉了。一中的学生告诉我们一个秘密：“红造”始终怀疑我和朱巧玲是“1110”派来的奸细，所以一直不肯发枪给我们，他们不相信外地学生能活着通过“1110”的七道封锁线！朱巧玲当场厥倒，她大失所望，发誓再也不干“丹柯式”的蠢事。丹柯是俄罗斯的英雄，他把自己的心挖出来，为迷路的群众照路，可是愚昧的群众一走出森林，便踩碎了丹柯的心。

27. 开封枪声
   七月中旬，我独自一人到达开封，生死之交朱巧玲回上海了，我们虽然分手了，但友情的阳光依然照在我灵魂上，我曾经失去了那么多朋友，现在老天又补偿给我一个新朋友，我心足矣。
   开封是有名的历史古城，北宋称汴京，在此建都。北宋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真实地反映了清明时节古开封及汴河两岸车水马龙、漕船往来、商业兴隆的繁忙景象。廉洁正直、执法严明、不怕权贵的“黑老包”包公更使开封名扬海外。开封尚存北宋遗迹有大相国寺、龙亭、铁塔等。
大相国寺内钟亭中有一口大钟，重一万多斤，是当初汴京八景中一景——相国霜钟。铁塔是宋代原物，并不是铁铸的，只因塔身以褐色琉璃瓦镶砌，远看像铁色，故老百姓称它为铁塔。
   这座文化古城在67年是两派争个你死我活的血腥战场。
   一派“左造司”，另一派“八.二四”。
   “左造司”占据了开封东郊的开封化肥厂，“八.二四”则包围了化肥厂。两派都称自己是造反派，都在“文攻武卫”；两派都有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杀人武器；两派的营垒内都弥漫着报仇雪恨、誓死如归的悲壮氛围。开封化肥厂门口围着许多半大孩。我在四川野了二个多月，餐风沐雨，皮肤变黑，看上去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混在这群看热闹的半大孩里一点也不显眼。从化肥厂大门内走出一队人。最前面一个是长着连鬓胡子的男青年，他的手反绑着，两眼蒙着一块脏布，嘴张着，里面也塞满脏布。男青年后面紧跟着几个穿军便服的男人，臂带“左造司”的红袖章，手里拿着步枪，几支冷飕飕的枪管同时顶住男青年的背。“快走、快走，不走，就一枪毙了你！”一个壮得流油的男人威逼道。这可不是玩的，不管哪只手扣动扳机，男青年就会饮弹身亡。不远处有几个一人高的大沙丘，“壮牛”几个故意把他往大沙丘引：“往右拐，对，北京孩儿朝前走，对……”原来是北京红卫兵，他们和我一样，谁受压，支持谁，“八.二四”受压，支持八.二四”！
男青年照着口令机械地朝前走着，他面如土色，弓着背，两手像瞎子一样朝前伸着，背上冰凉的枪口，使他失去了思维和感觉。他照着口令走到了沙丘前，但他并不知道面前是沙丘，还是像走平路一样抬腿，一抬腿，腿便撞上了沙丘，他摇晃了一下，差点摔倒，还没站直，臀部上被“壮牛”踢了一脚，他一个趔趄，又差点摔倒。“我的儿，你咋不长眼？”“壮牛”怪声怪气地叫道。“哈——”男人们一起哄笑起来，“壮牛”更得意了：“儿啊，今天半夜要活埋你，你好好记住，明年的今天是你的祭日！”“啊——”男青年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从沙丘顶上滚下来，他不知道自己已到顶了，还在朝上跨步。“拍”一脚踩空，头朝下倒栽下来。 “哄”看热闹的半大孩和“壮牛”几个大笑起来，我没有笑，攥紧拳头，恨不得冲上去斥责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但我忍住了，因为我知道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救不了他，连自己也要遭殃。鼻青脸肿的北京红卫兵被拉进化肥厂了，我也下定了救他的决心。在乐山时我没有去救也没法救那即将被活埋的教师，想起来心里就要难过好一阵子。我混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悄悄地绕着化肥厂围墙转了一圈，进行一番侦查，老实说，对大事，我是从来不 “马大哈”的。化肥厂有好几个门，每个门都有人把守，进去要看证件，看来要进化肥厂必须爬墙。有一块西瓜地紧挨着围墙，墙外长着几颗合抱的老槐树，我轻轻巧巧地爬上树，跳上了二米高的围墙，朝里看，还真巧，墙内是一片树林，悄无一人。我跳下围墙，闪到一棵树后，过了一会儿，确信没有什么动静，才从树后走出来。北京红卫兵关押在哪里？水泥路边矗立着一座座高大的车间厂房，还有圆形的反应塔。我从车间门口走过，斜眼望去，门口也有持枪的人站岗，进去要问口令。哎哟，我的妈呀，比上鬼子炮楼还严！我转到伙房后门，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爷佝偻着背蹲在地上摘黄豆芽（河南人极有蹲功，他们吃饭也喜欢蹲着吃）。有了，我可以向这位大爷打听消息。“大爷，我帮你拾掇（河南方言：拣、摘、整理）吧！”我说着刚从火车站学来的河南话，尽管不像，好在河南方言与普通话相差不远，还混得过去。不等大爷回答，我就蹲在他对面，埋头干活。两大筐黄豆芽摘完了，大爷这才和我打招呼，要我帮他抬筐，抬到水池边，和他一起洗黄豆芽。“闺女，你是谁家的？”他以为我是化肥厂工人的孩子。“老李家的。”我随口编道。“没事，还是早点回去吧，这里危险！昨天我们的人被鳖孙国民党打死一个，孩的娘当场哭晕过去了，”老大爷瞪着混浊的眼睛骂道。他还告诉我，化肥厂有几百名工人，都是解放前要饭逃荒，苦大仇深的。他们相信毛主席会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的，他们在等毛主席说这句话，这句话一天不到，他们就要用枪炮“文攻武卫”一天。“俺还有大炮，八匪一时半会攻不进来。”大爷是个直性子，开封人都是直肠直肚，他把他知道的都告诉我了，但我还是不知道北京红卫兵关在哪里，因为老大爷也不知道。
   快吃晚饭了，我告辞老大爷出了伙房，老大爷给我一个高粱面做的黑馍。我吃着黑馍，在化肥厂里转，我看到了三门真正的大炮，用绿帆布盖着，旁边还有炮弹箱。我几次想混进车间侦察，最后还是不敢进去，因为我发现他们都互相认识，我一个陌生人肯定要被他们抓起来。夜悄然而降，不知不觉中天全黑了，我还是没有侦察到北京红卫兵关在哪里？我没辙了，这时，我想到了解放军。对，快去找解放军，让他们来救他！我不敢从大门出去，大门有持枪的哨兵，都是正儿八经的，对可疑之人一定不会放过。我只能从原路出去。我攀上围墙，再从围墙跳下瓜田。远处的灯光和天上的星星连成一片，空气是热的，混合着瓜叶和西瓜的清香，在这样美妙的夜晚，不知为什么，我没有走几步，就被脚下的瓜藤绊了一个狗吃屎，爬起来没走几步又是一跤，连续不断地绊了四五个漂亮的狗吃屎后，我趴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我觉得自己全身火辣辣的，也不知痛在哪里，反正全身上下每块肉都痛！我脸朝下趴在地上，过了几分钟，我脑子清醒一点了，这时，我觉得自己的身下有一块坚硬的东西，用手一摸，好象是田埂。我能走出瓜田了！我再也顾不得痛，象弹簧一样从地上跳了起来，仔细一看，果然是条田梗，沿着田梗，不多会，我走上了大路。
   很快，我找到开封警备司令部宣传指挥中心，我对解放军说，“我亲眼看见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北京红卫兵被抓进化肥厂，亲耳听见化肥厂的人说今晚半夜要活埋他，请解放军立刻去救他。”接待我的高个子解放军毫不含糊地答应了。五分钟后，高个子解放军带了十几个兵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车，往化肥厂开去。这一夜，我是在担心中度过的，担心我报告得晚了，人已活埋了；又担心化肥厂不放人。朦朦胧胧中一个女解放军战士陈爱华叫我到她的寝室睡觉，我问她北京红卫兵的消息，她说生命已没有什么危险，就是化肥厂不肯放人，现在还在谈判。
   第二天，化肥厂才把这个北京红卫兵放出来，听说还是阿拉上海老乡！“谁拯救人一命，有如他拯救了整个世界，谁毁害人一命，有如他毁害了整个世界”（犹太教法典）。在武斗达到高潮的时候，全靠解放军稳定了局面。
   我和陈爱华成了好朋友，她是广播员，我天天跟4辆广播车到化肥厂门口，听她读“不准抓人”、“严禁武斗”的《六•六通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7年6月6日发布）。临分手时，她送给我一件冼白了的女式军衣和一根军用布皮带，我穿了正合身。从66年8月，红卫兵产生之日起，我就盼望有件军衣，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乐得我只会傻笑，连谢谢她也忘了说了。
   “八•二四”在化肥厂周围筑了一圈工事，有的是人工挖的战壕，也有的是天然的沙丘堆。各段工事都有人日夜防守，参加防守的有工人、农民，还有学生。“八 •二四”有一支叫“六号门”的回民支队，个个高大挺拔，上身赤膊，露出黑红色的胸膛，下身一律着白色长裤，腰里别二颗手榴弹，剽悍得很。“八•二四”武器装备精良，有步枪、半自动步枪，全自动步枪、机枪，有的还有冲锋枪，就是没有大炮。不知他们从哪里“造反”造来的。我在化肥厂亲眼见到了大炮。大炮威力无穷，不仅可以把“八•二四”的工事全部炸毁，而且可以把开封夷为平地。由于开封化肥厂防守严密，“八•二四”还不知道这个情报。我的这条情报对“八•二四”是非常有用的，起码可以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我在“八•二四”的工事遇到了开封一高的学生，我把我所看到的大炮炮弹告诉了他们。
   开封一高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1935年发起开封学生卧轨斗争，声援一•二九运动，这个学校集合着豫东地区的优秀青年。开封人豪放、热情、最重义气。我和一高“八•二四”的同学一见如故。他们从不把我当外人，什么事都不瞒我。有个高三的男生叫小胖（翟俊仁），一对牛犊似的大眼睛，显出内心的善良，其实他人不胖，小胖是他乳名，猜想小时候的他一定胖嘟嘟的很逗人。他心灵手巧，机敏过人，收音机、钟等到他手里，一会儿功夫就拆零碎了，一会儿功夫又全装上了，像变魔术似的。他还是司机，四吨重的大卡车也玩得起来，会修会开，无师自通，就没见他拆手榴弹，要不，也当个吴运铎第二。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投缘，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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