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扣的文革回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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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扣的文革回忆（４）：一二二省革联夺权

１９６７年1月21日晚，电台播出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在这之前，哈军工驻穗联络站的人一直和当地造反派商讨夺权的事情，这几天我一直和该联络站负责人凌云在一起；据说造反派内部对夺权分歧也很大。黑龙江造反派已在这之前夺了权，所以当地造反派还是挺相信他们的经验。当晚，30几个准备参加夺权的组织在位于黄花路省委党校的联络站（哈军工驻穗联络站和北航红旗驻穗联络站共用一套房子）开会，决定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省革联），立即实行夺权，实际进行已是第二天早上了。据说，夺权进行的很顺利，赵紫阳很配合。我们“广州红卫兵第一造反兵团”（红反团）是参加省革联夺权的少有的几个中学红卫兵组织之一。

分配给我们红反团的任务是夺公安局东山区分局和下面几个派出所的权。当我们去东山分局夺权时，分局内的一派已宣告自己夺了权，这个时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月24日。我们又转向派出所夺权，结果只有在石牌派出所夺权成功。

在八一中学内部，处于中间派的八一红卫兵夺了学校的权，实际上也就是抢到一枚公章，我们只顾在外面夺权，返回学校是只找到一台打证件用的钢印章。

６７年2月7日，部分军队院校，文艺团体成员从北京串联回来，开始冲击军区。

由于造反派内部的分歧（一部分造反派未参加夺权），以及夺权时机的不成熟，更没有得到军区的支持，夺权只是抢到了图章。造反派错误的以为占有了图章就意味着夺取了政权，没有一个月，省革联垮台。

一月风暴过后，只有黑龙江、上海、贵州、山东夺权成功。

以八一中学为主的主义兵再度活跃起来，他们曾贴出两张大字报《我们就是好汉》，《满天怨恨满天仇》。

６７年2月26日，主义兵开始在八一中学聚会，在这个过程中，红反团被主义兵赶出学校，我们找到市委（夺权以后，市委处以上领导退居二线，党委和政府机关干部照常上班），被欧阳处长安排在市委小礼堂住，我们被赶出来没有带行李，市里给我们发了被褥。

在我们离开学校的同时，主义兵四处出动，砸了七中红旗，十六中红旗、广雅八三一等10几个中学造反派组织。

3月3日，主义兵经过前一天在八一中学开会策划，砸了省革联的珠影东方红。

同一天，广州警备司令部对市公安局实行军管，军区开始大规模扫荡与省革联关系密切的组织，接连两天取缔了珠影东方红、中大八三一等一批造反派组织。

3月15日，军区对全省实行军管，军队介入以后，造反派与军队产生矛盾，两派冲突加剧。

这时，军区要求外地各大专院校驻穗联络站撤离，哈军工联络站的人员被警备司令部找去交待问题。

在高压下，造反团并没有分裂，相反，以张励为首的原来处于中立的第三派红卫兵组织，“八一红卫兵”和红反团合并，八一中学红卫兵组织由三派变为对立的两派。

4月14日，为召开广交会、也为处理广州问题，周恩来总理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接见了群众代表和军区领导，表示：中央承认并支持造反派组织，批评军区解散造反派组织是错误的；1、22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同时指出没有团结大多数是有错误，并批判赵紫阳是假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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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扣的文革回忆（５）：项明平反事件


4月下旬，造反派翻身，军区为中大红旗等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造反派平反。9月份以前，黄永胜多次讲话，表示军区支持造反派组织。4月19日，总理通过秘书传达，对18日讲话中对工人组织红总结论有所调整，改成“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以后广州军区紧紧守住这条线。

６７年3月到5月间，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一个以中学红卫兵为主，有大学红卫兵介入的组织，我们内部称为“革命钢杆”。八一红反团有二三个人参加了其中的活动，开始比较松散，以定期聚会为主要活动形式。后来在项明平反中发挥了作用。项明平反以后，出现有利於造反派的转变，“革命钢杆”的活动就消失了。

那段时间，李正天也经常参加“革命钢杆”的活动，李当时是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大四学生，常年穿一双皮鞋，我们送他一个外号，“大皮靴“，而不称呼他的名字。后来，（1974年11月）以“李一哲”为笔名，与王希哲、陈一阳（两人原广州17中学生）合著《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1977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1979年2月平反。这是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平反的一宗极有影响力的冤假错案。现在李正天致力研究哲学，并创作了大批油画。

袁伟英和李一直保持联系，2009年10月我在广州时，袁伟英问我，要不要见见李，我想，此一时、彼一时，遂没有见面。

项明文革前是省政府普通科员，文革时成立省直联络站，项明是负责人之一。
   
军区打击省革联时，联络站宣布解散。3月23日，对立派与参加省革联的人员开辩论会，在辩论中发生争吵，项明被市公安局一二五总部等对立派送到省公安厅，被正式拘留审查，理由是冲击市公安机关。
　　
4月下旬，在军区为中大红旗等组织平反之后，省联站与中大红旗、哈军工驻穗联络站等组织到省公安厅，要求立即释放项明，宣布平反，恢复名誉，承认非法逮捕，揪出这次政治迫害事件的肇事者和幕后策划者。
　　
5月2日，要求为项明平反的造反派，聚集在公安厅的人愈来愈多，估计有几百多人，指责公安厅拘留项明是非法的。在公安厅不让步的情况下，一部分人与公安厅干部辩论，一部分则在公安厅门前静坐示威。

当时，我们在场的22名“革命钢杆”成员经过讨论，决定以绝食相抗争，发出：“第一号绝食声明”。这时已是3日凌晨。（后来传说，绝食是武传斌发起的，有的说是21中造反派发起的，都不够准确）

5月4日，转入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正门对面东教场参加绝食的人数有上百人。部分造反派工人也加入其中。

5月5日，广场聚集了上万人，加入绝食队伍有五六百人。当晚23时45分，周总理代表中央文革来电话：
　　
一、希望你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要采取绝食行为，要吃好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
二、请你们推举代表，与军管会主要负责同志协商解决；集结的队伍，请你们回去。
三、为了弄清事实真相，由学生和其他有关单位，共同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


5月6日，黄永胜接见绝食代表，表示立即解决项明问题。

5月7日，绝食结束。

我们参加绝食活动的几十个同学（其中加入绝食的十几个）回到八一中学，食堂特地为我们准备了红豆粥。

又过了几天，省军管会表态，同意为项明平反。并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了平反大会。

当我动笔写这篇回忆时，曾思考过我们当年的行动。项明不过是广东省政府的一个低层工作人员，他出来造反，成立群众组织，也许确实有些”政治野心“。然而，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号召大家造”走资派“的反，他的行为是与这个目标一致的；我们自然会支持他，而视上级对他的压制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说，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种激励，与”政治野心“的指责，如何相互融合又相互区别，实在不是一个中学生当时能掌握的。

中央承认并支持造反派组织，之后短短十几天里，社会形式发生激烈变化。由于军队对造反派的镇压，造反派持有反军的立场，保守派支持军队对造反派的镇压，把造反派认为的“三月黑风”，他们看做“东方浩荡”。

从此广州的造反派自称“红旗派”，而保守派自称“东风派”，红旗派则简称他们为总派，从此广州两派正式形成派别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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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扣的文革回忆（６）：在武汉支持造反派


67年6月10日至7月15日，我和八一中学的几个同学一直在武汉，中间曾往返过一次，两次到武汉最初的任务，是为哈军工驻穗联络站从广州运送做毛主席像章的铝板到武汉。这一段时间，凌云也一直在武汉。我看到他在做两件事情，一是为哈军工总团在武汉制作一批像章，二是出版他自己编的毛主席语录，编语录的工作已经准备了半年了，在“一二二”夺权最紧张的时候，我还看到他在做毛主席语录摘抄工作。这两件工作在这段时间都完成了，我拿到了一本新编的语录，署名是凌云志，这是凌云（程龙保）的笔名。

武汉文革运动的紧张形势吸引着我们，这是我们滞留武汉的原因。 哈军工驻汉联络站设在当时的华中水利电力学院，我们开始就住在这里，传说百万雄师要来攻打，我们便转到湖北医学院，后来又住在湖北体育场，在那儿住的时间最长。

在湖北体育场遇到广州广雅中学的李晓刚、关迎屯（李华）、梁美端等七八位同学。梁还是我5年前海鹰小学的同学。两个学校的同学加在一起，有十五六人。

和我们经常联系的还有武汉大学化学系64级的王小川，她当时是三司革联宣传队的。王曾南下参加过武汉造反派驻穗联络站的工作，我们就是在那时侯认识的。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武汉军区公开支持“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组织大肆镇压。广州军方三月份取缔一些造反派组织时，并没有抓几个人，而武汉军方3月17日对取缔的工人总部大逮秿，一次就抓了500多人。同时“百万雄师”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造反派学校、工厂采取了武装扫荡，想一举清除造反派。

我拍到一张“百万雄师”游行示威的装甲车，上面的标语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对待外地来汉红卫兵组织，“百万雄师”的口号是“北来的滚回去”，北来的指北京各大学造反派驻汉联络站。

可见“百万雄师”的立场是多么明确和坚决。

当时武汉的造反派是以学生为先锋的，他们深信毛主席的文革理论，完全靠中央的支持，面对“百万雄师”的进攻，显得苍白无力 。他们唱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困难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备觉毛主席亲”。

7月14日，我接到远在广西龙门岛父亲的来信，称我母亲病重，要我速回。

第二天，我一个人告别广州在武汉的同学，匆匆上路回广西探望母亲。

后来我知道武汉的情况，已是8月中旬接到王小川的来信，并收到随信附来她和谢富治一张合影，这张合影是8月份在北京王小川代表三司给谢富治献红卫兵袖章，是由新闻记者拍的，没有公开发表过。

我离开武汉时，主席已经亲临武汉，和总理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

8201部队（既独立一师，独立二师驻郑州）和“百万雄师”冲击军区和东湖宾馆，揪斗王力，在全市游行，批判和抵制中央文革的政策，酿成“720政治事件”。

1978年，中央为720事件平反，改说720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搞的。特别说是林彪、四人帮亲手策划挑起的。

从现在的资料看，引起事件的直接原因是7月18日总理代表主席在军区干部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总理在这个讲话中说：武汉军区领导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对工人总部解散的错误，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为工人总部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这个讲话和4月18日总理在广州的讲话多么相似，但是广州军区接受了总理的批评，而4个月后的今天，却引起武汉军区的抵制。

就是这个讲话，引起军区干部和“百万雄师”强烈不满，由军区部分干部煽动、怂恿，酿成事件。

应该说，事件不可能是王力挑起的，也不是林彪、四人帮能够策划得了的。

实际上，720事件就是针对毛主席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反动。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行动。

作为军人的后代，我也知道军人的职责是什么。8201部队领导和干部，严重违反当时的党纪、军纪，用暴力支持武装镇压群众和冲击军区、冲击中央领导居住的宾馆的行为，显然是违法的。

720事件是一个拐点，它将改变后来文革的方向。

在此事件之后，毛泽东批判了“文攻武卫”，提出“还我长城”，并相继批判所谓“王（力）关（锋）戚（本禹）”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两个集团，周恩来开始了制止各地武斗、促进各派团结的政策调整。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全国各地两派激烈冲突的局面，依然时断时续，时缓时急。

下图是在武汉东湖，二排右一为刘铁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