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文革中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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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事的原因不同。

北京大学的矛盾起源于１９６５年的社教，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盘石，副队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为首的北大社教工作队被时任校长陆平的否定，哲学系总支部书记聂元梓是社教工作队的积极分子。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１９７８年任北大校长）曾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指责陆平是北大的“三乱”分子。社教矛盾是北京大学运动的导火索。
清华大学是在中央《五一六通知》还未公开传达之前，提前知道信息的高干子弟在批判彭真时，矛头对准了北京市委支持的北大校长蒋南翔，批判蒋南翔校长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教授治校”，提出校党委是姓“马”还是姓“修”的问题。
开始参预的主体不同。
北京大学最早起事的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教师。以彭真为代表的北京市委派秘书长王汉斌的妻子彭珮云任北大校党委副书记，加强党委的力量。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聂元梓等七名教师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
清华大学率先起来造反的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之子贺鹏飞、李井泉之子李黎风、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一批高干子女。

工作组派出时间不同。
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的时间是６月１日。清华大学是６月８日。两校撤出工作组的时间都是８月１３日
工作组织成不同。
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是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副组长有曹轶欧（中央理论研究办公室主任）、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杨以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林(海军航空兵政治委员)、武振声(中央文办秘书长)、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共２０８人。这个工作组成员主要出自党委口。
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副组长是冶金部副部长周赤萍、林业部副部长杨天放。共５２８人。这个工作组主要出自政府口。

群众力量主体不同。
北京大学虽然有邓朴方、林立果、刘惜戈、方忠诚、叶威威、吕虹等高干子弟，群众造反力量的主体却是以聂元梓为代表的教职员工和普通学生。
清华大学群众力量的主体是以高干子弟为中心的，包括刘涛（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李黎凤（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之子，清华大学校“文革”筹委会）、刘菊芬（副总理刘宁一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乔宗淮（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等。

斗争的目标不同。
北京大学针对的是旧北京市委和校党委。
清华大学针对的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校党委和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普通教职员工和学生。
组成的领导班子不同。
北京大学组成的文革筹委会领导班子包括聂元梓（哲学系总支书记）、邓朴方（物理系学生）、王茂湘（经济系教师）、吴维能（历史系教师）、杨勋（经济系教师）、张侠、孔繁（干部）、杨克明（哲学系干部）等，以中层干部和教职员工为主。
清华大学文革筹委会刘涛（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临时筹委会主任）、贺鹏飞（副主任）、李黎凤、刘菊芬乔宗淮、胡劲波等清一色的高干子弟学生。

后台支持不同。
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的后台是周恩来和康生，反对聂元梓的后台是陈伯达。
清化大学支持高干子弟的是刘少奇，支持另一派的是周恩来。
后来分裂的形式不同。
北京大学是内部分裂成拥护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反对聂元梓的“新北大井冈山”（陈伯达和周培源支持），这两个组织都是靠反工作组起家。
清华大学是外部分裂。以“清华大学红卫兵”（领导人为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刘菊芬等）和以蒯大富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前身）。

后来的结局不同。
北京大学造反派的聂元梓进了监狱，清华大学的高干子弟后来成了接班人。
北京大学校长陆平７５年出山任七机部副部长，文革后未获重用。副校长彭佩云和周培源文革后一个高升人大副委员长，一个当北大校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文革后任天津市委书记、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后来获得重用的是何东昌，此人文革后任教育部长。
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文革后最高职务是教育部副部长，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以北京市副市长退休。这两个文革前的副部级工作组组长直到死仍然是副部级。原因是他们都在刘少奇倒台后，站出来批判揭发刘少奇控制大学工作组打压群众运动。

主流评价不同。
北京大学由于支持两派的康生和陈伯达都被否定了，无论是聂元梓为首的还是反聂元梓的组织全部否定。除邓朴方以外，曾经的红卫兵几乎没有在文革后登上政坛。
清华大学由于支持者刘少奇被平反，以干部子弟为代表的造反派获得平反，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反工作组派下了地狱。曾经的造反红卫兵大部分登上了政坛。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缩影。清华附中诞生了红卫兵，北京大学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
相比之下，清华大学比北京大学更有名，争议也最大。原因是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被全面否定，而清华大学的选择性平反一直饱受垢病。同时，北京大学的文革一直按部就班的展开。而清华大学由于1975年出现了党委书记迟群与副书记谢静宜的对骂，党务副书记刘冰写信向毛泽东告状一事，点燃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使清华大学再次处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
很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些起事的造反派是没有文化的“脑残”或“受别人利用”，其实不然。这些高等学府的教师或学生不仅有一定的学识而且智力程度并不低，他们只是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下抱着对毛泽东的崇敬心情，积极投身于这场社会运动中。在今天来看好象是全体中国人都疯了，然而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更多表现的是一种热忱。这种热血沸腾不身临其境是体会不到了，更谈不上理解。
由于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后来的许多文章总是喜欢在叙述事件时前面加一个受XXX支持或叫唆，目的是先给事件定性。或者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选取领导的一句话，不管这种话是何时、何种背景或何种前提下，从而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其实都是阉割历史，或者是选择性的解释历史事件。
刘少奇可能通过夫人和子女了解清华大学运动中的情况，为他决心派出工作组掌控运动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但是，他没有直接插手，更没有利用学生来争权夺利。清华大学运动兴起是自发的，包括蒯大富反工作组也是被压制下的反抗，没有任何人指使。
北京大学也是一样。聂元梓的贴大字报与社教运动与校领导的矛盾存在着因果关系，即使在康生和曹轶欧倒台以后，她没有推卸责任，仍然坚持大字报与他们无关。
当然，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国家高级干部站在不同的角度支持或反对一派也合乎情理。终究这是个人人必须表态的运动，很少有人可以中立或者冷眼旁观，包括毛泽东在内。
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政治局面，文化大革命才出现千人千面，各单位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的现象。
本文只是站在宏观面上透视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初期阶段的不同点，孰是孰非需要细化，需要站在不同的视角下分析和思考。20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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