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鸥（侯美度）上海文革回忆节选（9-11）

tuffy05 · 发表于 2014-3-12 21:43:30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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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急告全市人民书
12月30 日。上海康平路，发生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在王洪文、耿金章指挥下，十几万“工总司”队员，包围了在康平路请愿的赤卫队员二万名，对他们大打出手。31日。赤卫队员愤而上京告状，步行到昆山，耿金章带人追到昆山，又打伤赤卫队多人，造成了沪宁线交通中断。
“文革”开始时，陈丕显因患鼻咽癌而退居二线，曹荻秋在一线顶着，昆山事件发生后，北京传来消息，说中央决定要陈丕显出来工作。
此时，全国各省市的第一把手都在造反派的围剿中，有的已经被打倒。北京12月25日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狂澜。
1967年元旦凌晨3时多，在上海北站铁路公安局，陈丕显接到周总理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周总理向陈丕显询问了铁路运行不畅通情况，及上海工人赤卫队去昆山情况后说：“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对于昆山事件，不能使事态发展下去，要缓和一下形势。”他强调指出：“要把革命秩序搞好，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陈》.17）
张春桥给徐景贤打电话，说周恩来已经给陈丕显打过电话，要陈丕显出来工作，解决铁路中断问题。你们不要让陈丕显抓到棋子，要让造反派抓。现在曹荻秋出不来了，现在要陈丕显出来，陈丕显的帐，你们要清算的，但现在不要急等以后算。（《陈》·18）
凌晨5时，周谷声骑着摩托车到海员医院女病房找我，要我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白天我在“海联指”办公室工作，晚上就睡在医院女病房里的空床上，闹过几次笑话。有一次早晨六时，我正睡得香甜，一个护士把我推醒，我揉揉眼，还没看清什么人，她就往我嘴里塞了口腔体温表，我知道她错把我当成了病人，连忙从嘴里拿出体温表，往茶几上一搁，神头鬼脑地溜走了。
我睡意朦胧走出了病房，寒风迎面扑来，便我清醒了几分，夜很黑，连天上的星星也因为怕冷而躲起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脸、手、脚都冻成冰疙瘩了。
“你坐在我后面，把手伸进我棉大衣的口袋里，这样又安全又暖和。”周谷声真像大哥哥，想得多周到。
“乌拉，”我快活地叫道。“嗖”摩托车像箭一样射出去。他真不简单，才几天功夫，就学会骑摩托了。
拐进东湖路，来到上海市委东湖招待所门口。新鲜事，门口站岗的竟是“炮司”的红卫兵。他们穿着洗干净的旧军装，臂戴“炮司”红袖章，我从来没见过他们，看来是新来的成员。
周谷声庄重地向我介绍：“陈丕显出来了，周总理出面保他。他是红小鬼，没有什么问题。周总理要他出来工作，把上海的生产抓上去。今天这个会也是他召开的。我们炮司除了协助陈丕显工作以外，还负责保护他的生命安全。目前陈丕显住在东湖招待所，我带着一部分炮司红卫兵也驻在这里，招待所门卫以及陈丕显寝室门口都有我们红卫兵日夜站岗，还有一支巡逻队日夜巡逻。”
看不出周谷声还粗中带细，责任性这么强，我心想。我们一起走进会议室，上海市的各路造反派都到齐了，陈丕显站在会议桌旁主持会议。
陈丕显此际临危受命，如履薄冰。摆在陈丕显面前的是一副烂摊子。沪宁线全线停车，几十列客、货车停运；码头上，中外货轮无人装卸，外国船长向中国海关提严重抗议，索赔上万美元；客轮停运，挤满赴京告状的工人；邮电局停止送信送报；有的公交汽车停开；上千家工厂停产或半停产；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二天……
上海面临三停：停电、停水、停煤气。
陈丕显临危不惧，不愧为有胆有识的老干部，他传达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表明自己挽救上海大局的决心。他说“大家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和总理的指示，不要武斗，不要继续扩大事态，尽快动员铁路员工和沿线群众恢复铁路交通运输。”我们都被他出于公心的话所感动。谁知徐景贤中途造反说：“陈丕显！你不要又得意起来了！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让你出来不过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是由我们造反派自己来解决，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王洪文怀疑陈丕显搞“阴谋”，当场走出会议室打电话到北京核实周恩来指示，周的秘书证实陈丕显传达的是周恩来原话。
陈丕显方寸不乱:“我现在还是市委第一书记，我是在执行周总理的指示。”
徐景贤在上海滩扯起反旗后，以张春桥代理人出现，造反派要见张春桥，必须通过他；张春桥到上海，与造反派见面，也要由他出面召集。
周谷声悄悄对我说：“我最看不惯徐景贤，这家伙是地头蛇。”
我、周谷声及在座的红卫兵，工人造反派包括耿金章都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执行周总理的指示而不是吵的时候，更不是争权的时候，上海已经乱成一团糟，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吵能解决问题吗？真三停了，谁负责，你，王洪文？还是徐景贤？说实在的，谁也负不起这个责。所以大家都保持沉默，不附和徐景贤。
面对徐景贤的挑衅，陈丕显纹丝不动，继续和大家商谈挽救大局的方案。
会议一致决定：1、全市红卫兵、革命师生紧急动员起来，到昆山、工厂、码头劝阻北上告状工人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2、造反派组织联名写一封给全市人民的信，指出赤卫队员北上告状是受蒙蔽的、是错误的。在全市广为张贴。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凑成《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一文。
徐景贤没有签字，王洪文也中途退场，耿金章自说自话代表“工总司”签了字，接着“红革会”“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签了字，我和周谷声代表“炮司”签了字，一共有11个造反派组织签字。
陈丕显代表上海市委表示支持，也签了字，并交给《文汇报》铅印，印了二十万份，在上海到处张贴。
1966年年底，经济主义妖风从北京刮到上海，“签字风”“抢房风”越演越激烈。工人把当权派当作抢手货，抢到就斗，斗完逼他在发劳保用品或补发工资的要求上签字，不签再斗，一直斗到签为止。造房子反的市民擅自强占扫四旧时抄家的空关房子……
从东湖招待所回到海员医院，天已大亮。我向“海联指”负责人梁飞及小兄弟们传达了东湖会议精神，我说“各港区造反队要拿出造反精神，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击退经济主义妖风。”
巨人说“你再去搬些兵，组成小分队，到每艘客船上去宣传，我们海联指揪住当权派，不让他们再签字。”
周谷声苦心经营，短短几个月，“炮司”已从原来的二十几人发展到几百人，他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刻派来继光中学张鸿祥等七八个中学生，我们人虽不多，却给自己起了一个“炮司”海港纵队的名字。
二十几艘停靠在码头上的客轮，挤满了北上告状的工人，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大多穿着蓝色工作棉大衣，坐在舱房里和过道上，耐心地等待轮船开航。
我们举着红卫兵的旗帜，先后登上这些客轮，向工人们读语录，读周总理来电，劝工人们从大局出发，立即回到生产岗位上抓革命、促生产。
不少青年工人看到红卫兵串联，早就心痒脚痒了，恨不得自己再回到学校去，尝尝串联的滋味，他们谁也不愿意放弃到手的机会，和我们硬磨，倒是老工人听了我们宣传后率先离开轮船。
“工人同志们，上个月成都有二千多工人要上北京，总理先后七次打电报劝说他们不要去北京，但最后有八百多工人无视周总理的紧急指示，强行上了北京，总理批评了他们，要他们顾全大局。我们工人同志最热爱毛主席，最听总理的话，我们要——”我正在《工农兵十七号》客轮演讲，红炮急急找来，打断了我的话，他的眼睛冒着火星，说话快得像连珠炮：“小左派，快，二个流氓抢了海运局的钞票，现在正在强迫驾驶员开船！”
我一听，非同小可！说了声：“走，走！”就跟着红炮跑下轮船，一边跑一边催自己：快，快不要让轮船开了。跑了一会儿，他领我登上一艘客轮，我们直奔驾驶室。
驾驶室里有二个穿海运局制服的男人，还有二个头戴棉军帽，身穿蓝棉工作大衣的青工。
“快开船！快开船！”两个青工用粗哑的声音狂喊。
穿制服的男人一个是船长，一个是驾驶员。
船长与他们软磨：“我也想开船，局里不让开，我也没有办法。”
红炮抢先一步奔到青工面前，两只眼乌珠一瞪：“开什么船！快把钞票交出来！”
“老保，太平点，你给我立到一边去。”一个五大三粗的青年瞧不起地说。
“你才是老保，哼，我造反，你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废话少说，快把钞票交出来。”红炮气极。
“就不交，我们要到北京告状。”另一个瘦长条说。
“你敢？”红炮逼近一步。
“啥人怕你。”二个青工也逼进一步，双方像斗牛一样脸红脖子粗站着。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我和船长挤在他们中间，船长和颜悦色地劝说：“你们没有票，硬要乘我们的船，如果全国人民都像你们，我们国家就完了。”
我看这二个青工不像坏人，可能是一时糊涂吧，我恳切地说：“工人同志们，你们看看周总理来电，”我递给他们一人一张传单，“周总理要工人坚守岗位，不要北上告状，有事当地解决。周总理是代表毛主席说话的，你们应该听周总理的话，停止北上告状的错误行动，工人同志誓死保卫毛主席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到行动上。”
二个青工看了传单后，也知道错了，瘦长条嗫嗫嚅嚅地：“我们不是抢，是借，我们要还，我们想到北京告状，没有钞票怎么行……”
粗实的青工还有点不买账，他说：“你们如果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把钞票交出来。”
“行。”我果断地说。
“意大利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什么？你说什么，你明知故问，说明你思想极其反动。”红炮厉声大喝，我也被吓一跳。二个青工毕竟初出茅庐，一听说“反动”，真怕了。赶紧把一叠人民币拿出来，交给我。
我说：“你们自己去交给海运局，我们陪你们去。刚才你们问意大利的事情，我可以回答你们，意大利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头子墨索里尼把法西斯主义说成了社会主义。”
1月4日《文汇报》宣布夺权，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
同日。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之后与徐景贤、王洪文密谈。
五日《解放日报》宣布夺权。《文汇报》刊登《急告全市人民书》——首次在官方报纸上刊登了一张群众组织的传单。
六日。乌云密布，雪花飘飘。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次批斗会除了在市人民广场设了一个中心会场之外，还在全市设了369个分会场，并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市民广播，上海电视台同时转播批斗会的实况。王洪文作中心发言，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杨西光、梁国斌，常溪萍等被拉到台上批斗。
这次大会对上海市委特别是对陈丕显和曹荻秋同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陷，罗织了许多“罪状”（详见《陈》·22）（1976年后，陈丕显和曹荻秋等干部的冤案得到了平反。）
这天，我没有参加大会，我还是在一艘艘客轮之间奔波。

19、我找陈丕显
7日。港务局还没有正常运转，仍有许多工人没有到岗，四十多万吨货物仍然积压在码头货船上，无人装卸。
面对港务局的无序状态，我想起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同志，在元旦造反派联席会议上，我见过他一面，是他在风口浪尖上领导我们大家反击经济主义妖风的。我才不管你徐景贤王洪文要打倒他，我小左派偏要支持他的工作，因为他做得对，大方向是正确的，在我单纯如一汪清水的心底里，正义与善良是至高无上的，谁对，我支持谁，谁错，我反对谁。主意打定，我对红炮说：“看来光靠我们还不能改变海港的混乱局面，我想找找陈丕显，请他帮我们想想办法，陈丕显是红小鬼老革命，又是周总理保的，找他准能解决问题。”
红炮没说的，举双手同意，另外一个海联指常委左秋根也赞成，我们三个来到了东湖招待所。
门卫是“炮司”红卫兵，他们问明情况后同意我们进去，但是要我们做到二点，一是保密，陈丕显住在东湖招待所，不能对任何人说，亲爹娘也不能说，二陈丕显患有重病，谈话要短。
我们一一答应。
陈丕显住的病房不大，门敞开着很整洁，室内有一床一桌二椅，床上盖的是绿军毯。
当我们走进病房时，看见一个慈善的中年男子斜靠着枕头闭目养神，望着他憔悴的面容，我想昨天他站在雪地里挨斗，现在的他一定心力交瘁，我打扰他合适吗？但想到四十多万吨积压的货物，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我只得硬着心肠走了进去。
秘书向他打招呼，“陈丕显同志，海港的工人同志和红卫兵小将找你有事。”
他睁开眼，连忙起身下床，我们三人抢上去：“陈丕显同志，您不要下床，您身体不好。”
“红卫兵小将，工人同志，你们好。” 陈丕显的喉咙有点嘶哑，伸出的手微微有点颤抖。我想他可能有些激动，因为昨天刚被宣布“打倒”，今天还会有群众找他，说明人民不认可“打倒”,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我们握着他厚实的手，一双出生入死为革命握步枪的手。
他问了我们的姓名后说：“小红，你们有什么事啊！”
我连忙把海港瘫痪，工人不上班，四十多万吨货物没有人装卸，外国船长向我们国家提抗议，波兰船长把我国国旗倒挂，损害我国国际威望的事汇报了一遍。左秋根补充说：“客轮全部停开了，上面挤满了北上告状的工人。”
陈丕显知道张春桥、王洪文正在收紧打倒他的网，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参见《陈》.24）
我们用信任、期待的眼光看着他，他不假思索，快人快语地说：“小红，我是红小鬼，我参加革命时，比你还小得多，喏，就这么高，”他用手比了一下：“是党把我抚养成人，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历史上没有任何污点，总理保我出来，是要我出来工作。你们反映海港的事，是对我工作的支持。这样吧，一方面，我把海港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另一方面，我写一封信给海港工人，请他们尽快返回工作岗位，以主人公的态度恢复海港的生产。”
“太好了！”我们三个异口同声地说，被他的坦荡无私，忍辱负重所感动。
他口述，我笔录，很快把信写成了，他又仔细看了一遍，签上他的名字。临走时，他还一再关照：“小红，别忘了代我问候海港工人。”
以下是陈丕显给海港工人的信：
上海港的工人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我受周总理的电话指示抱病出来主持工作，我决心尽一切努力，把上海的工作做好，也希望工人同志们支持我的工作。
现在我呼吁海港广大工人立刻行动起来，以上海的大局为重，说服外地串联的工友，立即回沪，说服北上告状的工友，立即离开客轮，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以主人公的态度，迅速恢复上海港口的正常生产，恢复我国国际威望。
工人同志们，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不能乱，上海不能垮。我相信海港广大工人最听毛主席话，是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指示的模范。让我们共同奋斗，尽快刹住经济主义歪风。
                                                            陈丕显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
走出陈丕显的病房，我口袋里放着陈丕显同志的口述信，眼前仿佛看到了海港恢复生产后人来车往的繁忙景象，我兴奋地对红炮他们说：“嗨！我要做第一个响应者，立马到海港顶岗上班。”
我们火速返回海员医院，在“海联指”办公室，我对梁飞及小兄弟们说：“陈丕显同志，委托我代他问候海港工人，这是他的信。”我把陈丕显的信交给巨人，委托他把陈丕显写的信刻印出来，在海港广为散发。我还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造四十万吨的反，造反队员要顶岗，我也马上到上港二区参加劳动。
上港二区的造反队队长叫顾顺发，是一个精明的小伙子，他正在热恋中，女朋友如影随形地伴着他。这人有理智，在爱河里也不迷失方向，他最早贴出反对经济主义妖风传单。
1966年12月底，海港有一部分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到北方区海运管理局造“不合理的工资制度”的反，要顾顺发派工人去支援，他不但拒绝了，还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我们要政治挂帅，警惕糖衣炮弹。千万不要忘记斗争的大方向。”贴在北方区海运管理局的墙壁上。
他欢迎我到上港二区造“四十万吨的反”。我睡在女工夜班室，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水泥地上直接搁床板，被子是用再生布套的，白天，我跟着工人卸货，晚上就睡在这里。
由于工人没有全部返回生产岗位，发电厂用煤告急。上海海运学院、上海船舶学校、上海第六师范学校的四百多名学生来到码头当义务装卸工，把货船上的煤运到大卡车上，送往发电厂，解决了发电厂的当务之急。
十五岁的小弟改名为红军，他也到码头当义务装卸工了，他穿着过膝的旧军装，戴着一顶过大的军便帽，活脱一个机智可爱的小红军。他跟着林翌这些大学生到丹东路码头，在一艘波兰货船下喊口号：“强烈抗议波兰货船把我国国旗倒挂！把波兰船长揪出来示众……”
二星期前，这艘波兰货船运小麦到达上海，却不见有中国工人卸货，码头工人都上京告状去了。等了二个星期，小麦还堆在货船上卸不下来，波兰船长一气把中国国旗倒挂，以示抗议。
在一片红卫兵的抗议声中，波兰船长答应挂正国旗，条件是立刻卸货，林翌立即组织了100多名大学生，有交通大学的、有复旦大学的、还有华东纺织工学院的，上船卸下小麦。
晚上，沉寂多日的码头热闹起来。卷扬机隆隆地响着，把波兰货船上的麦粒传送到上海码头上，大学生穿着救生衣在船上忙着，小红军和几个老工人在卷扬机下张着麻袋接麦粒，接了一袋又一袋，一直忙了三天，才把一船的麦粒卸完。
彩霞映红了小红军灰尘满面而又十分稚气的脸，在他清澈如水的眸子里挂正了的鲜红的五星红旗在波兰货船上骄傲地飘扬。
   ......                                                 未完待续

tuffy05 · 发表于 2014-3-12 21:44:07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10）
   20、“一月革命”
   1月8日。毛泽东高度评价《文汇报》夺权，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下午。锦江饭店九楼。被“打倒”的陈丕显和上海各造反派组织开会，起草了《紧急通告》，文章反对经济主义歪风，号召造反派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陈丕显代表上海市委签了字，“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签字，“炮司”也是其中之一。王洪文拒绝到会签字，他还指示一伙人冲进会场大吵大闹，说反对经济主义大方向错了。
   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即急告全市人民书，并发表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文汇报》《解放日报》一起发表《紧急通告》。张春桥见了对徐景贤等人训斥：“5日刚刚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毛主席肯定了，现在是照着办的问题，为什么又来了一个通告？谁让你们开会的？谁让你陈丕显去起草这种通告的？”（参见《陈》.23）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贺电，贺电说：“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共同署名发贺电在全国是第一次，中央对群众组织这么高的评价在全国也是第一次。“工总司”成了全国注目的左派组织，王司令身价猛涨，可是他并没有在《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签字，签字的却是他的对头，二兵团耿司令。张春桥也同样没有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签字的是陈丕显。张、王处心积虑的是如何打倒陈曹，只有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打倒，他们才能取而代之，至于反击经济主义歪风，稳定上海大局不是他们考虑之重，可是毛泽东偏偏看中了这两个文件。这如何是好？这点小事难不倒二位，他们略施小计，偷天换日，摇身一变，就变成支持两个文件，反击经济主义歪风的“英雄”了。1月12日上午，上海几十万人在人民广场举行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市领导被揪到台上批斗。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首长的身份讲了话，王洪文读了关于建立上海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他们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中央的贺电就是发给以张王为首的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见《陈》·24~26）
第二天，王洪文把陈丕显押上大卡车游街，卡车两旁贴着标语：“打倒经济主义妖风的罪魁祸首陈丕显”，高音喇叭不断狂叫“打倒陈丕显”“陈丕显是经济主义妖风的罪魁祸首”。
   14日。王洪文调来像云梯一样高的红卡车，“勒令”曹荻秋跪在车上游街。
同日。周谷声打电话要我速回总部，有要事商量。周谷声告诉我陈丕显失踪了，王洪文 1月12日“借”去陈丕显后，没有归位，问王洪文，王洪文说他也不清楚，他怀疑陈丕显被耿金章“偷”去了。我说：“为什么张春桥、王洪文把陈丕显打成经济主义妖风的罪魁祸首，我亲眼所见陈丕显力挽狂澜、反击经济主义妖风。张春桥、王洪文这样做，不是实事求是。”周谷声说他也有同感。在上海敢与王司令明里暗里作对的可能也只有这个耿司令了。耿司令与陈丕显合作了二次，签过了二个全国知名的文件，按理反经济主义妖风的英雄是他，而不是王洪文。哪知王洪文这小子捷足先登，轻而易举地把金光闪闪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现在全国都知道王洪文，不知道有他耿金章，他老耿不气吗？他像一个老练的特工，从王洪文那里抢走了陈丕显，把他藏在秘密地点。他认为陈丕显是红小鬼，打不到，和这样的人搞好关系，日后的好处说不完。这可苦了我们“炮司”，我们已经把协助陈丕显工作、保卫陈丕显的生命安全看成我们的职责，现在陈丕显失踪了，说明我们失责，我们无能，我们窝了一肚子气，要找个地方发泄！我们到耿金章司令部去造反，要耿金章交出陈丕显，这个比泥鳅还滑的耿司令说他也在找陈丕显，还说要是我们找到了告诉他。我和周谷声都不知道王洪文和耿金章说的都是谎话。事实是：1967年1月12日，陈丕显先被“工总司”抢走，非法关押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后来被耿金章抢走，非法关押在上海禽蛋品公司仓库等处。（详见《陈》·29）周谷声很自责，很长时间他都在寻找陈丕显，他为陈丕显的安全担心。耿金章比胡传葵气派，他有轿车、有警卫、有侍女、秘书、谋士、司机，他们司令部陈设豪华。他的仓库里几辆崭新的摩托车淹没在成箱的饼干、点心里。这下被我们抓住辫子，我们批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铅印了许多揭露耿金章的传单《看！二兵团耿司令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革命还未成功他就寻欢作乐，离一琴一鹤的清廉作风距离十万八千里！“耿司令”无意与我们这些娃娃打内战，他的注意力放在塑造他造反派领袖的形象上面，不把王洪文比下去，他誓不罢休。15日他又有了新的创举——凌晨，他和“上三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约二三百人冲进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夺取了市委大印。
   “耿司令”坐进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室，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
   “耿司令”发布了三项通令，那口气是不小的：
   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
   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第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消息传来，我和周谷声都大吃一惊，周谷声愤愤不平：“耿金章有什么资格夺权？他能代表人民？这个山大王，新贵族，呸！”“他不能代表人民！他在抢地盘！在我的脑子里最具权威的夺权是巴黎公社式的夺权，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夺权，耿金章夺权怎能与她相比？《十六条》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夺权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否则，就不是真正的人民夺权！”我分析道。“你怎么和我想的一样？”周谷声又一次为有我这样的知音感到高兴。
   21、追求完美是人的天性
   我这颗白莲花般洁白无瑕的心对巴黎公社一往情深。
   人类历史上产生过千百次的人民起义和革命，但最后的结局不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就是新的专制暴君代替旧的专制暴君。但是1871年3月18日建立的巴黎公社不是这样，她是人类有阶级的历史上第一次结束剥削制度，并用全民普选产生最高公职人员，代替旧的专制暴君。她是一朵最灿烂的理想之花，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移植了这朵理想之花，便瞬刻可以改变命运。对于这朵神花，谁不心向往之呢？1871 年3月26日。巴黎三分之二以上选民，共229167人投票选举公社公职人员，选举了64名公社委员，4月16日又补选了17名。3月28日，20万巴黎人民隆重集会，欢庆巴黎公社成立，欢呼人民生来具有的权力（包括国家主体的权力）又回到了人民手中。4月1日，公社通过全体公职人员需经选举始得任命的决议。同日颁布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规定公职人员最高年薪6000法郎，相当于一个熟练工的工资水平。废除了资产阶级国家官吏享有的种种特权。同时强调人民对公职人员实行公开普遍的监督，并可根据选民要求随时撤换。上述措施，彻底根除了封建等级授权制度，杜绝了以公职为经营和授受的肥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当我坐在课堂上听历史老师讲巴黎公社的故事时，我纯洁的年轻的心像长了翅膀飞向1871年3月18日凌晨：那天法国政府的军队偷袭了巴黎人民武装国民自卫军的蒙马特尔的停炮阵地，被当地妇女看到，鸣起警钟。于是，巴黎人民纷纷而起，夺回阵地。晚上，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巴黎市政厅，随着控制了巴黎，第二天国民自卫军宣布即将通过选举成立公社。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
   巴黎公社的原则永存！
   从此，这朵美丽平等自由的人类精神之花根植在我和同时代的年轻的心中，我们有意无意地要受她的影响。
   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毛泽东曾把66年6月1日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
   1月19日，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上海人民公社前身）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炮司”也参加了，张春桥建议上海建立的新政府取名新上海公社，得到与会者热烈赞同，大家都真心地认为，目前进行的夺权斗争是一场与巴黎公社有着同样意义的伟大斗争。新上海公社（后改为上海人民公社）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夺权、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会议决定要把这些写到公社宣言上，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告：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67年1月26日，毛泽东说，接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取了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保留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它的宣言声称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                                                                   未完待续

tuffy05 · 发表于 2014-3-12 21:44:34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11）上

22.第一次炮打张春桥

1月16日，我第一次见到自称天下第一狂生的胡守钧，他微黑，23岁，清瘦、说湖北官话，从外表看像一个老实淳朴的乡下青年，谁也不会把他与才思敏捷，语惊四座联系起来，和他一起到巨鹿路“炮司”总部来的还有风度翩翩的肖昌雄。胡守钧刚从北京来，他说的第一句话就使我们楞了一楞：“上海的权要落到野心家阴谋家手里了，这个人就是张春桥。”“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想过，我们要调查。”周谷声对张春桥有些不满，因为张春桥在北京接见“红革会”，不接见“炮司”。“夺取上海的权，仅仅是第一步，他的最终目标是要进入中央。”大智若愚的胡守钧分析道：“上海的台阶很高，往上走一级就可以进入中央。上海第一任市长是陈毅，58年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第二任市长是柯庆施，6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两个都是从上海市长，直接跳入中央的。”我有点不以为然： “张春桥不是现在就在中央吗？”“张春桥不能算是在中央，中央文革是个临时机构。以后要撤除的，”胡守钧像答记者问，“北京揪出了陶铸，上海有没有陶铸式的人物？如果有，就把他揪出来！”
胡守钧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耿金章不能代表人民，张春桥能代表人民吗？如果他真是胡守钧说的野心家阴谋家，我们红卫兵就应该义不容辞地把他拉下马！
  1月17日傍晚，许云飞气宇轩昂地从延安医院回来了，一点也看不出生过一场大病。他一回来就这也指责，那也不看不惯，好像从另一个星球刚回地球似的。许云飞是个学马恩列毛著作的书呆。他从医院回来，带回许多厚厚的大部头的书，他正儿八经地与我、周谷声商量“‘炮司’要整风，通过整风，才能完成毛主席交给的夺权任务。”我说我反对，这不是斗争大方向。
  1月22日，海员医院。“炮司”全体人员几百人在海员医院大礼堂开会整风。我代表核心小组作“炮司”工作总结报告。我说张春桥来到上海，不能立刻接受新事物，在工人的帮助下，在“炮司”的督促下，张春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陈伯达认识了电文的错误——我的话被台下的喊声打断：“红鸥，你胡说八道，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凌驾在中央文革小组之上！”我泰然自若地回答，“这是事实，事实本来就是这样。”许云飞作了《纠正炮司若干错误思想》的整风报告，这是他的得意之作，是他活学活用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结果。他认为我是“炮司”左倾错误的代表，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代表的正确路线不遗余力地在与我斗争。我的“左倾盲动”少不了被他批得体无完肤。他是严肃认真的，正正经经把整风当作一次战斗。我并不服气，但想到他生病刚好这点上，我不想与他争。
  1月23日，“上三司”杀进康平路，再次夺权。
  下午，新上海公社筹备会议在淮海中路上海党校召开。“红革会”、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徐景贤把调整五次的公社常委和委员名单送给张春桥审查，“炮司”也是常委之一。我和周谷声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场上碰到胡守钧和肖昌雄，我们四人就坐在一起。周谷声喜欢叫我一起外出开会，我们俩虽无承诺，连手都没有握过，却心心相印，配合默契。
  1月15日，赵全国宣布夺权，要张春桥接见，张春桥不理他，赵全国积了一肚子气。16日。毛泽东支持上海夺市委、市人委的权。消息传来，赵全国信心倍增，反过来不理张春桥，张春桥通知他参加23日的筹备会，他一口拒绝。会议在礼堂举行，徐景贤“当仁不让”地做主持人，他脖子上围了一条格子线围巾。张春桥阴沉着脸，一件很厚的军棉大衣把他包了起来，使别人看不透他，姚文元也来了，照例是眼睛往上翻，看着天花板。
  张春桥的发言是从骂赵全国开始的，骂赵分裂造反派，骂赵破坏大联合大夺权。张春桥说：“我把上海的运动向主席作了汇报，我告诉主席，上海有人提议张春桥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市长，姚文元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和上海市副市长。主席说：这种由群众提名选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做法很好。”“哗”徐景贤带头鼓掌，小小的礼堂掌声四起，我、周谷声、胡守钧、肖昌雄四人坐在台下，拒不鼓掌，全场只有我们四人没鼓掌。胡守钧把两只手拢在袖子里，冷眼相看。我们彼此心照不宣，都十分反感张春桥利用毛主席的威信抬高自己，反感张春桥控制上海的夺权斗争，反感张春桥自封第一把手，反感张春桥破坏“夺权应实行全面选举制”的契约。这一切，已有人密告徐景贤。以后徐景贤多次把我们这次举动批为炮打张春桥的罪证，说整个会场就他们几个不鼓掌，说明他们炮打张春桥是有预谋的。
  老天！不鼓掌也成了罪状了，中国到底什么时候才有民主？
  开完会，我和周谷声急于回去，因为“炮司”整风会议还在继续进行，胡守钧、肖昌雄把我们送出大门，我提出疑问，“不是说要选举嘛，为什么还不选？”胡守钧一针见血地说：“张春桥根本不打算让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第一把手，而是自封第一把手，急于夺权，急于做第一书记，是急不可耐的。”胡守钧还说他要留下来，继续观察，看张春桥、徐景贤在玩什么花招？
  海员医院的整风会，风向全变了，从整自己转为整张春桥。“炮司”红卫兵、复旦学生马培骏正气凛然地站在主席台上，向大家宣读张春桥的罪状。他先讲了复旦的形势，“上三司”和“东方红”已经联合起来炮打张春桥；接着读了复旦战报，念了复旦红卫兵搜集的张春桥材料，有张春桥策动徐景贤造反、经济风等。整风会变成了炮打会。
  筹备会议结束后，徐景贤提出找赵全国辩论。张春桥正中下怀：“好啊！通过辩论，认清大是大非。”胡守钧跟着徐景贤、潘国平上了一辆吉普车，车开到华东局，他们下车后，走进了华东局大楼，找到赵全国。徐景贤指着赵全国的鼻子责问“你为什么要单方面夺权，你的野心不小。”赵全国犟着脖子说“我们夺权是毛主席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资格过问。”双方你一句我一句，争得不可开交。胡守钧对辩论不感兴趣，就去找人了解夺印经过。等他调查完毕，徐景贤等人不见了，问门房值班才知道徐景贤他们乘吉普车走了，车上还有被他们硬拉上车的赵全国。这是一起绑架事件，是张春桥策划的，胡守钧敏感地想。
  赵全国被徐景贤扣上“政治扒手”的罪名，在监狱里关了七年。第二天，王洪文派人砸了“上三司”，“上三司”开会被迫转移到地下，像解放前地下工作者一样，有时开一个会要转移几个地方。
  1月23日晚，胡守钧回到复旦大学四号楼二楼。把他的怀疑告诉方农（“炮司”红卫兵）等“东方红”的红卫兵：“上三司的赵全国今天被绑架！出面的是徐景贤，后台老板是张春桥！张春桥还没上台，就迫不及待地用特务手段了，他要上台更不得了了！” “决不能让他上台！就凭他用特务手段，就可以断定他是阴谋家野心家！就应该打倒！我们没有权利等待反革命绞杀革命。我说我们立刻写大字报揭露张春桥！” 汪在银大义凛然地说，他的脸由于激动而涨得通红，他年轻的热血在血管里越流越快，从他容不得半点邪恶的心里腾湧起的激情几乎把他窒息。
  “我说应该刷大标语，大标语造得出声势。”
  “现在外面都是拥护张春桥当第一把手的大标语，我们在这些大标语下面贴反对的大标语。”
  “对，把全上海都刷满，连夜去刷，张春桥一觉睏醒起来一看，全上海反对他，肯定吓一跳。”
二十几个红卫兵你一句，我一句把向张春桥宣战的大事决定下来了。真是少年侠气肝胆同！最后是署名问题。胡守钧说就署孙悟空战斗队！
  开完会，胡守钓等学生从复旦出发刷反张标语了。 “东方红”许多战士参加了“炮司”，因此也是“炮司”红卫兵。老汪头他们臂带“炮司”红卫兵袖章，骑着装满浆糊桶、白纸、墨汁、排笔的黄鱼车，在南京路，淮海路等主要马路刷了一夜大标语，当他们刷完最后一条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时，已是24日凌晨。（参加刷标语的还有复旦“反复辟”战斗组的成员，1970年，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原因盖此）。
  他们刷的标语如下：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谁欺骗毛主席就打倒谁，警惕陶铸，王任重式人物！
  谁在蔡祖泉问题上欺骗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
  每条标语的署名都是“复旦孙悟空战斗队。”“孙悟空”向张春桥开了第一炮。
  1967年1月4日。北京。陶铸突然遭受迫害。江青在接见湖北揪王任重的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1976年后陶铸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24日。上海的市民从睡梦中醒来，看到满街的反张标语，惊喜参半。上海人喜欢轧闹猛，喜欢自由平等，不喜欢受人摆布，受人控制。现在看到居然有人敢反对罩着中央文革副组长光圈的大人物张春桥，大家感到刺激心跳，急不可耐地等待看一场好戏。徐景贤看到这四条标语，头痛了：刚解决“上三司”，又冒出“孙悟空”！上午。胡守钧被叫到上海党校，全市造反派头头都在。
  “今天早上上海出现了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同志的大标语，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同志们，在大联合大夺权的时候，突然杀出这么一支队伍来，不是值得令人深省吗?”徐景贤先声夺人，他还把毛主席和张春桥联系在一起，企图利用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态达到他制服胡守钧的目的：“如果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稍有一点阶级感情的话，那么就不会写出这样的标语来。”他勒令胡守钧收回四条标语，否则后果自负。胡守钧说了一句话，仅仅这一句话就击败了徐景贤精心准备的一箩子废话，他说：“炮打张春桥不是炮打毛主席，根本谈不上反革命。”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立即引起在座的造反派共鸣，几乎谁都有因为写党委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的经历。“徐景贤，警告你，不许你把‘孙悟空’打成反革命，强烈抗议你把‘孙悟空’打成反革命！”周谷声极富正义感，他挺身站出来帮胡守钧说话，他是代表“炮司”参加会议的，是这天会议上唯一站出来支持胡守钧的人。他因此得罪了徐景贤。潇洒倜傥的劳元一（复旦大学学生、市红革会负责人），正醉心于今晚 “红革会”的重大行动，他不想对这件事表态，采取观望态度。他对徐景贤说：“你太激动了。”“工总司”代表，其他造反派头头都不表态。徐景贤看到大家采取观望态度，也有点慌了，但他不会轻易承认自已的失败，他又生一计：“胡守钧，你们有什么材料？什么根据？摊出来给大家讲讲，摊不出来收回大标语。”
  “中国的语言是丰富的，我们的观点都在这些大标语上。”胡守钧用的是外交辞令。
  周谷声说的话远比胡守钧多，他说：“‘孙悟空’写的这些大标语仅仅是对张春桥有些怀疑，张春桥为什么不能怀疑？张春桥是否革命左派，应该回到上海来接受上海革命群众的考验，不允许怀疑就是执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谷声还要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表态，此人推托说，“这件事我们还要看，还要调查。”周谷声听了极不满意，心想你们怎么变得不像造反派了。
  中午，周谷声打电话到巨鹿路。要“炮司”核心小组成员到党校开会。我、许云飞，还有华纺“东方红”的负责人胡正坤、李继恩（因为华纺“东方红”集体参加“炮司”，故核心小组增加胡正坤李继恩二人）飞速来到党校，周谷声把我们带到食堂，他讲了胡守钧炮打的前前后后，讲了上午党校发生的事，最后他讲：“徐景贤要把‘孙悟空’打成反革命，我们抗议，这是我拟的几条标语，你们看一看，同意的话立即贴出去：”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张春桥为什么怀疑不得？
  不许把“孙悟空”打成反革命！
  徐景贤你胆敢把“孙悟空”打成反革命，小心你自已。
  造反派要永葆青春！
  胡正坤说：“这几条标语拟得好。张春桥是不是左派值得怀疑，市委宣传部烂了，身为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却是左派，这不通。”我恨不得举一百双手赞成周谷声，我说：“运动初期，学生贴党委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今天你徐景贤也来步他们的后尘，‘孙悟空’只是刷了几条怀疑张春桥的大标语，你徐景贤就迫不及待地企图把‘孙悟空’打成反革命，你不让揭张春桥的问题，这正说明你心里有鬼，你有鬼，我们偏要捉鬼，让事实大白于天下。”许云飞不同意，他说“孙悟空”没有材料，放空炮是风头主义，我们不要去跟他们。我提出，“大家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固执的许云飞丝毫不让步，他坚持晚上开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他执拗地说 “毛主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一件大事，必须让炮司的骨干分子讨论决定。”
  晚上，在巨鹿路召开“炮司”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约有四十多人参加。周谷声谈了上海的形势，当讲到大街上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时，他说“孙悟空”的观点就是“炮司”的观点。当讲到张春桥向主席汇报上海有人推荐他当市长时，会议乱了，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张春桥欺骗毛主席，他为了做市长自己搞的;也有的说，即使主席同意这种推荐方法，也不会同意张春桥做市长，主席同意巴黎公社式自下而上的选举，而不是由他任命，如果他同意张春桥做市长，不就变成了自上而下的任命吗？ “张春桥在上海出席二兵团大会，在北京接见了耿金章，看上去他既支持‘工总司’，又支持‘二兵团’，实际上是分裂‘工总司’，张春桥确实值得怀疑。”林翌气愤地说。许云飞说他对张春桥早就怀疑了，为什么接见“红革会”，而不接见我们“炮司”？提到“红革会”，许云飞一肚子气：“‘红革会’很霸道，欺侮许多小组织，结果这些小组织都跑到我们炮司来了，师院、一医的炮司不甘忍受‘红革会’的欺侮，和他们打内战。我们总部要替他们出头。”“对，”不少人附和，有人甚至说“红革会”的后台是张春桥，我们可以通过打“红革会”看张春桥的态度。二医孟四达说：“上海的当务之急是不让野心家阴谋家篡夺上海的党政军大权， ‘孙悟空’已经把问题提出来了，应该直接炮轰张春桥，没有必要绕圈子。”我是中学生，与“红革会”从不打交道，所以不可能对“红革会”有看法。我赞成孟四达，反对与“红革会”打内战。我说：“为了对革命负责，必须审查张春桥的历史，看他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我们‘炮司’一直跑在运动前面，这次也不能落后。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贴出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我们大方向是对的，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巴黎公社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人民有权随时撤换公职人员’，我们也有权撤换张春桥！”策略家许云飞坚决不同意现在炮打，他认为没有材料乱轰是不策略的，应该先搜集材料。他批评我：“红鸥，你不要再搞左倾盲动，乱轰就是左倾盲动。”“你才是右倾保守。”我不甘示弱地还击。
  无记名投票的结果，许云飞的意见获得多数票。1月25日。“炮司”与“红革会”打内战的标语大量上街：红革会头头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最大的机会主义者，最大的布哈林分子。
  1月24日23:20分，“红革会”拉上“工总司”及正在筹备的“农总司”（即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夺得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委、各区委、区人委图章共计23颗。他们处在胜利的喜悦中，哪料到“炮司”向他们开炮。

. . . . . . 未完待续

tuffy05 · 发表于 2014-3-12 21:45:00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11）下

25日。“炮司”参考消息第四期刊登以下重要消息（原文）：
（一）炮打司令部
1关于张春桥的材料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1）安亭事件
（2）公安局事件
（3）柴油机厂事件
（4）罗恩鼎、郭仁杰、朱永加、丁学雷造反问题
（5）上海市委、复旦党委倒台问题
（6）复旦化学系总支副书记死的问题
（7）电影局、外事处运动初期贴过张的大字报
（8）红革会
（9）杨西光、曹荻秋交待情况
  （10）蔡祖泉的问题
  （11）经济风
  （12）文静的问题很大
……
   我到“红反会“找方劲戎，他是大同中学出类拔萃的优等生，写一手好文章，参加过北京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当他听我谈了张春桥的疑点后说：“你们还漏掉一条重要的材料，解放前张春桥写过不少文章，他有一个笔名叫做于执。应该查一查他写的文章里有没有毒草，这是重要的线索。”我请方劲戎搜集到张春桥写的毒草后立刻告诉我。
  张春桥在接见红卫兵时，“红反会”司令高建武突然被捕，罪名是他企图行刺张春桥，从他身上搜出匕首。（1967年4月，市革会扩大会议上宣读了高建武无罪释放的决定。）真是荆轲式的神话，张春桥也太疑神疑鬼了。
  胡守钧借用了“炮司”的一辆宣传车，在上海街头打游击，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孙悟空”写的《为什么——20个问张春桥》，这张传单还糊满上海的大街小巷，胡守钧破釜沉舟，准备与张春桥决一死战。
   周谷声告诉我振奋人心的消息，他已经和王洪文交换过意见，王洪文对张春桥扶植二兵团有一肚子意见：张春桥似乎特别欣赏耿金章，他在公开场合上称赞耿有能力，鼓励耿把二兵团拉好，扩大影响；张到北京去，只让耿到飞机场送行……老王同意“工总司”在炮打张春桥问题上持中立，他说他们还要等一等，看一看，他已经布置“工总司”造反队员，不要覆盖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和传单。
  1月26日。市“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劳元一很有君子风度，他不计较 “炮司”刷“红革会”的大标语，反而称赞“炮司”有眼光，胡守钧看问题看得很准，“炮司”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制定了绑架徐景贤，从他身上挖张春桥材料的行动计划。“红革会”的二处搜集的情报说“炮司”在搜集炮打张春桥的材料。
  同日，我回到海员医院，向海港工人和“炮司”海港纵队的红卫兵作炮打张春桥的动员报告。张鸿祥刨根问底：“你有可靠的材料吗？”我觉得他问的好怪，我说：“要什么材料？就凭张春桥自封第一把手，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这一条就够下台了。陶铸不是因为一句话就被打倒了吗？等你把材料搜集好，事情调查清楚了，人家早把他打倒了。”
  我们头脑发热，清一色的顺向思维，都认为炮打张春桥必胜。只有上海中学的一个男生逆向思维，他说：“你们炮打张春桥，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为什么？”我不服气。
  “你们打倒张春桥，有没有经过中央批准？”他反问。我嗤之以鼻：“同志，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不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要什么中央批准？”
  １月27日。我和张鸿祥等七八个红卫兵到《解放日报》报社搜集张春桥的材料，我憋着一股气，许云飞老是说没有材料没有材料，我要挖出点惊人的材料给他看。柯庆施曾经说总有一天我要领着群众把《解放日报》砸烂时，张春桥正好是总编。
  报社里乱哄哄的，象一个杂乱无章的车站。我们走进报社，看见一群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在高呼口号：“《解放日报》１月２６日社论是大毒草！坚决造《解放日报》１月２６日社论的反！”
  太好了！解放军也看出《解放日报》报社的问题了，他们走在我们前面了，不用说，我是坚决站在无产阶级专政柱石解放军一边的。我们在报社里找到纸和笔，写了一张声援解放军造反的大字报，送到解放军手里。
   我们又自说自话找了一间空房间，在门口贴上一张纸，上书“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驻《解放日报》社联络站”这间房间就“正式”成了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先后找了八个工作人员，有工人，也有知识分子，向他们了解《解放日报》夺权经过，以及张春桥的情况。我们的调查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那时的人很怪，观点相同，什么话都告诉你，观点不同，守口如瓶，把你看成敌人，什么话也不肯说。
  很快，我们得到了两条重要线索，一是张春桥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时写过不少坏文章。二是有人因反对张春桥而被捕入狱。
  “炮司”的复旦红卫兵炮打张春桥最踴跃，马培骏四处奔波，搜集了二十页张春桥的材料，方农要“炮司”的高干子弟回家找一找张春桥的开会记录以及他的历史材料。
  老汪头背着一个大书包，见人就拍拍书包说：“张春桥的材料有一书包，文艺界的材料还没有发表啦，张春桥在我的头脑中是定了性的，我二个月的粮票带好了，准备出去流浪，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是两面派就可以打倒。”
  每当想到大脑袋的老汪头扬言要象吉卜赛人一样去流浪时，我都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老汪头有些偏激，但酷爱自由又使他显得多么可爱。
  １月27日深夜。“红革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徐景贤劫持到复旦大学，要徐景贤揭发张春桥。
  张春桥亲自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调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四个摩托排和一个步兵连，分别包围了复旦大学和市委党校。
  “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
  “什么人派兵镇压红卫兵？”
  “我们要向毛主席汇报！”
  “红革会”不畏强暴，与师政委徐海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的连连质问使徐海涛无言可答。
  张春桥通知徐海涛撤走了部队。
  1月28日，张春桥派兵镇压“红革会”的消息传遍上海，上海人民的愤怒到了极点，掀起了倒张运动的高潮。
  “红革会”在街上刷了数不清的标语：
  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
   当天晚上，上海展览馆咖啡厅。“红革会”和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质问张春桥：“是谁派兵镇压学生运动？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他们还要张、姚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段毛泽东语录。张、姚狼狈不堪，于29日凌晨回兴国路招待所。
  1月29日晚。失踪几天的周谷声突然出现了，我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被红革会绑架了，关了三天，要我抛张春桥的材料。林翌也被师院红革会绑架，至今还未放出来。红革会欺人太甚，火力侦察居然侦察到我们头上来了。”周谷声气得脸色惨白。
  我和周谷声知心印心，情同手足，看到他受伤害，我很难过，我为他抱不平：“他们算什么红卫兵，乱抓人，乱绑架，不要文斗要武斗，只有土匪做得出这种事情”。
  为了怕“红革会”找事，“炮司”一百多红卫兵转移到国棉十七厂礼堂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胡正坤满脸通红，心头的火全都窜到嘴上：“现在形势很紧张，红革会到处乱抓人，我们只好到这儿来开会，防止红革会来冲会场。周谷声、林翌都被抓了。给大家讲讲形势，我们要准备再当一次少数派，准备受围攻。”然后他讲了自己对张春桥的怀疑。
  我向大家汇报了海港纵队搜集的张春桥材料。最后天真的我说了句天真的话：“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有权罢张春桥的官！”
  许云飞是个有头脑的人，他知道炮打张春桥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真会戴上反革命帽子。不象我想得天真。所以他一直小心谨慎，要大家先整材料。
  当28日张春桥派兵包围复旦的消息传来，他变了，变成另一个人了——一个满怀战斗激情的斗士了。现代北洋军阀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举起了屠刀，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他跳上国棉十七厂的桌子，学五四青年，举起右臂，发出激动人心的呐喊：
   红卫兵战友们，一场围剿反革命二面派张春桥的战斗已经打响，我们要准备再当一次少数派，准备上山打游击，准备去坐牢。为了保卫毛主席，我们愿，愿把牢底坐穿！让我们向毛主席宣誓：“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许云飞的话不幸言中，在场的红卫兵几乎都进了张春桥的牢房）
  许云飞只有在这个时候，光彩夺目，形象高大，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使我为他骄傲。许云飞这次“赤膊上阵”，“反逆流”时，得了一个“王光美式人物”的雅号。
  许云飞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都闪着异样的光彩，我们愿为自由而战！自由属于人民！我们沿着巴黎公社的足迹前进！我们，十八九岁，二十挂零，正是最富幻想，最富牺牲精神的年龄。能为我们最爱的红司令毛主席献出我们年轻的生命，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与此同时，复旦已是自由的天了，复旦大学，复旦附中各派“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红教工”等九个群众组织联手炮打张春桥。
   复旦大礼堂人满为患，室外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屋里却似艳阳当空、热气扑面。赵基会（复旦“红革会”）、安文江（复旦“上三司”）、胡守钧针对目前形势发了言。胡守钧双目如电，闪着追求真理的光芒，他呼吁停止内战，各派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会议进行中，台下有人喊炮打张春桥，原来开会时并没有这个口号，经台下有人呼喊，全场的人都同意了，大会主席团还收到满满一书包支持炮打张春桥的条子。会议开到最高潮，决定第一、明天上午8时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游行示威（卅日晨一时半又改为下午先在人民广场开全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后游行），第二成立上海市“炮打张春桥”串连站。会上还对明天的行动作了以下分工：“红革会”揪张春桥。其他组织分头通知全市造反派开会。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人民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恩格斯）的巴黎公社原则即将在上海出现。
  巴黎公社原则万岁！
  一千余个复旦师生扛着浆糊桶，夹着整卷的白纸浩浩荡荡从复旦校园开出，连夜上街刷炮打大标语和海报，每个人的心头都洋溢着必胜的信念。
  半夜，几个红卫兵到巨鹿路告知我们复旦三派联手炮打张春桥的盛会，并通知下午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
  徐景贤被劫持到复旦文科阅览室，除了不能出阅览室门外，享有其它各项自由：可以说话走动会客打电话等，“红革会”对他们的“俘虏”还是很优待的。因此，最早向张春桥报告30日要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的人还是徐景贤，深夜他通过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张春桥。
  1月30日凌晨。张春桥办公室。
   张春桥找出1月27日王力与姚文元通长途电话的记录以这份记录为基础，亲自用铅笔起草了“特急电报”，签署日期为1月29日，经别人誊清后，又由张春桥自已批示“印八开，20万份，立即出动宣传车，广为宣传散发。”以下为张春桥自已发自已收的“电文”。（《大》第185页）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特急电报（原文）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四）各群众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一切后果应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张春桥命令王洪文调几万“工总司”造反队员守在交通要道，不让游行队伍上街，王洪文连声称是。
  张春桥命令王洪文调几十辆宣传车上街，宣传中央文革急电，王洪文也连连称是。他除了说是已经不会说其他话了。他想重新获得张大人的信任，唯有加倍为张大人效力。
  张春桥又急令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上街镇压游行队伍。
  天蒙蒙亮，巨鹿路上来了一辆宣传车，开始广播“特急电报”。我被吵醒了，心里有一种出事的预感，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冲出女宿舍，外面是条走廊，站着几个睡眼惺松的男生，看样子还没有睡醒，脸上却满是惊惶和懊丧。我连招呼也没跟他们打就冲出大铁门。
  大事不妙，外面的世界全变了。我向广播员要了一份“特急电报”，拿纸的手象筛糠似地发抖，我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中央文革居然会反对炮打张春桥，《五、一六通知》不是说要揭露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吗，为什么不让我们揭露？
  《解放日报》社人流如川，空气却沉闷得窒息，谁也不说话，低垂着头，眼神里露出痛苦和失望。
  印刷车间里，一只大怪物正在往外吐“特急电报”，每个字都是红颜色的。
  一夜之间，世界已经180°翻转，我认不出这个世界了。突然四周旋转起来了，我慌忙抱住一根柱子才没有倒下，我定了定心，问一个印刷工人：“电报是不是真的？”
  他毫不含糊地说：“当然是真的，哪个狗胆包天敢伪造”。
  街上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全部被“特急电报”复盖。
  人民广场炮打张春桥的大会谁也没有说不开，实际上是谁也没有去开。
  一张薄薄的电文居然阻止了上海红卫兵的自发行为，中止了由“孙悟空”发端的第一次炮打张春桥运动。

   . . . . .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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