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鸥（侯美度）上海文革回忆节选（1-4）

tuffy05 · 发表于 2014-2-25 15:52:26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

红鸥著

内容简介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动乱、大灾难、大悲剧。本书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文革”纪实作品，以原始性真实性震撼读者。作者在“文革”期间与陈丕显、魏文伯、张春桥、王洪文等政治人物有来往，并亲身经历上海几起重大事件——安亭事件、“一月革命”、第一次炮打张春桥、“胡守钧小集团案”等。全篇以得天独厚的亲身经历为线索，丰富的原始材料为基础，再现了1966年至1976年诸多历史场景，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深层次地展示了一批红卫兵多难的灵魂，并揭示了他们坎坷的命运。文中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场面，也因为作者的亲历亲现而写得大气大撼大动。

作者小传

侯美度：十年浩劫中曾改名红鸥，1948年生，67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3月赴兰考插队落户，1987年毕业于上海大学夜大图书馆学专业，2003年退休于上海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图书馆。此书是处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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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公元1970年。
“文化大革命”的坦克碾着七亿中国人的心，已经有五个年头了。
10月20日。星期二。上午十时。深秋的上海。
在江湾体育场，第四次批斗“胡守钧小集团”全市拉线广播大会举行了。
批斗胡守钧小集团被当时的舆论称为70年上海的头等大事。这是一件轰动全国、上海人民家喻户晓的大事。这件大事是为了摧残一个大学生和他的43个红卫兵战友（笔者“有幸”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大学生何许人也？三头六臂？还是大逆不道？他只是一介书生，复旦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学生，名叫胡守钧，外号“老猴子”（胡守钧等第一次在上海刷炮打张春桥的标语时用“孙悟空战斗队”署名，故王秀珍送他此“雅号”）。
欲置我们于死地的是一群“当朝新贵”：新任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等。
他们污蔑我们是“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现行的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给我们戴上一顶“胡守钧小集团”的帽子。他们制造了上海“文革”以来最大的一起冤案——胡守钧小集团案。
他们用强权强迫上海接受下面的等式——
炮打张春桥等于反革命！
怀疑张春桥等于反革命！
要求撤换张春桥等于反革命！......
会场外戒备森严，臂带造反队红袖章的民兵全副武装肃立在会场四周。
场内无虚座，四周看台和中央场地临时椅子上坐满了人，除复旦大学的工宣队员、军宣队员和全校师生外，还有全市各单位派出的代表，共4500人左右。
主席台设在东看台，上方有一横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胡守钧小集团反革命罪行大会”、旁边两幅直幅“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坚决镇压反革命”，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到会压阵。
东看台下，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三人均为复旦大学学生、“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是这次大会的主斗对象。他们每个人身后都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民兵“请”他们坐喷气式飞机——一只手按着他们的头，另一只手反剪他们的双手，这在当时是标准的批斗姿势。
我和其他41个“小猢狲”（王秀珍给我们的“雅号”，我们均为上海大中学校的学生）分散在观众席上。......
一辆囚车驶进体育场，从车上下来4名腰胯盒子枪头戴公安帽的战士，带着杀气走进体育馆。
馆内一个军宣队员唾沫飞溅，正在主席台上发言：
“这个胡守钧反革命阴谋小集团用畜生般的恶言毒语进行恶毒攻击，人证物证俱全，确凿无误的就有七百多条。这些恶言毒语，不能看、不能写、更不能讲，这些恶言毒语都是讲一条就够杀头枪毙的畜生语言。胡守钧之流，真是罪恶滔天，反动透顶！不镇压不足以平民愤！”
炮打张春桥虽然没有成功，但已打响了第一枪。疯狂的反扑开始了，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胡守钧，你一定要挺过去，我在心里对他说，远远望去，你瘦削的脸木无表情，在你心里，我想你恨不得冲上去，义正辞严地斥责那些迫害你的人。
但是，我相信，你会用强力控制住自己心中的怒火，你不能失控，绝不能！如果你失控，张春桥们可以有借口当场毙了你，这真是张春桥希望的。
胡守钧，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总有一天，历史将宣判你无罪！......
台上的发言一个接着一个，这个下台那个上台，忙得不亦乐乎，最后一个上台的是一个红卫兵，他“代表”复旦全校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最强烈要求市革会和公检法专政机关对现行反革命犯胡守钧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厉惩办坚决镇压！”
他的话音未落，四个公安人员就进场了。“咯噔、咯噔！”沉重而有节奏的脚步声震动着地面，公安人员走到胡守钧面前，把一副手铐、一副脚镣“喀嚓”“喀嚓”二声戴到他的手腕和脚脖上，拖着他朝门外走。
“镇压反革命，打倒胡守钧！”会场上响起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各个分会场的革命群众也举起右臂跟着吼，吼声如咆哮的洪水泛滥……
我仿佛听到洪荒时代原始人族斗时发出的野蛮的吼声。
不！胡守钧不是反革命！他没有罪，我们都没有罪！你们所有强加我们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我的心愤怒地反抗着、大声呼叫着。......
一丝痛苦掠过胡守钧凹陷的眼睛，他的嘴角抽动几下，又很快恢复了平静——我睁着双眼，绝望地盯着他，看着他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他一头栽进囚车，接着，门“砰”地关上了，阳光被关在门外，车内一片漆黑，几片枯黄的梧桐叶飘落在囚车顶上。秋风吹来，梧桐叶飘落一地。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囚车载着胡守钧呼啸而去。
说起来，我和张春桥还有一段“战斗友谊”，1968年，他在市革会常委会上说“在安亭事件中，有一个红卫兵救过我，她叫红鸥。”
救过他的我怎么又变成他的阶下囚了呢？
且听我细细道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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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 发表于 2014-2-25 15:53:01

......
7.最激进的红卫兵组织。
66年10月下旬，我到上海戏剧学院去看望赵全国，他谈了他的伟大计划：要在社会大舞台上演一出“狂飙为我从天落”的正剧，拉一支“首都三司”式的队伍，队伍的名字也与“首都三司”一模一样，只需要把“首都”换成“上海”就可以了。
他热情地搬出他的登记表给我看：“嗨！红鸥，表格印好了，下一步就是发展成员。上海没有市一级的造反派组织，原来的二个红卫兵组织，一司红卫兵总部是保皇派。二司红革会是温和派。只有我组织的三司是响当当的造反派！”
“你敢不敢炮打司令部？”我问。我注重组织的内涵，二不是名称。
“什么炮打司令部？什么炮打司令部？”他正沉醉在他的梦想中，我猛地一问，把他问蒙了，他下意识地重复了二遍。
“就是炮打上海市委。”
“噢，当然炮打，不炮打还成什么造反派？”他恍然大悟地说：“但是现在不炮打，先要招兵买马，发展组织。”
一提组织，他又眉飞色舞起来，大谈特谈他的伟大设想，要成立宣传组、作战组、组织组啦，最后他用一种居高临下，当然首领的口吻说：
“红鸥，你来当我的宣传组组长好吗？”
我听了很不舒服，我不喜欢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在我的原则中，红卫兵组织应该采用《十六条》指出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哪有自封司令的？我告诉他，我现在还没有考虑好，要不要参加上三司？
晚秋的中国，风不平浪不静，从北京串连带回“革命火种”的各地学生都在酝酿大的动作。上海，一批在九四事件串连认识的大学红卫兵，正在加紧筹划市一级红卫兵组织，他们也像赵全国一样，四处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们中有一个小伙子，叫林翌，他看到马路上贴的《红色恐怖万岁》传单，这是我们战斗队写的铅印传单。他根据传单的署名两次到我们学校找我们战斗队，第一次没找到，第二次又来了，真有点 “二顾茅庐”的味道。
他是华东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他热情似火，碰上谁，谁就要被融化。
他说我们串联了全市最激进的学生，组织上海红卫兵第四司令部，你们是最有造反精神的学生，说什么也不能漏掉你们！
他说我们把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作为我们组织的名称，我们就是要炮打司令部，炮打上海市委！
他说我们将根据巴黎公社的原则组织我们的队伍！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最听得进。古人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话不假，我和“瓦西里”（他脑子灵活，乘下趟火车回来了）几个，商量也没商量，就一致同意加盟。
筹备会议于11月2日在人民公园召开。1863年，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的原址是供人娱乐赌博的跑马厅。1952年，跑马厅北部开辟为人民公园，跑马厅南部改建为人民广场。人民公园是南京路上的一块绿宝石，浓荫覆地，芳香流溢。来自四所大学一所中学的二十几名学生参加了会议，我们战斗队六个人都来了，大家找了一块绿草芬芳的草坪，围成圆圈坐了下来，如果不是非常时期，该是一次多么开心的秋游活动。
开会要先读语录，这是规矩，我们念的是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读着这张大字报，我们仿佛看到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在向千军万马做战斗动员令，我们也是这千军万马中的一名小兵啊！
周谷声说：“上海局面一直打不开，就是上海市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种现象，在学校里不太明显，在工厂里很明显，从九四事件起，我们复旦和华纺、二医的红卫兵，开始与工厂的工人串联。所以比较了解工厂的情况，工人受压比学生厉害。如果我们学生能把工人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上海的局面就能打开。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里指出学生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认为我们红卫兵也应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他的话我们完全赞同，还把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称为工学运动。
会上有人提议把司令部设在巨鹿路691号，赶走住在里面的吸血鬼。此人是私业医生，靠剥削病人起家，一家四口人住着二十几间房，雇了许多佣人，光男佣人就有3名，女佣人更多，也不知道几个。老祖宗马克思不是有一句名言吗？剥夺剥夺者！他的提议没有人反对，就这样通过了。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又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反修楼》与“反到底”兵团红卫兵许云飞见了面。
许云飞原是一司红卫兵，他们去抄家，他不愿去，被一司开除了。他就自己组织红卫兵。
许云飞是天生的演说家，一说话就象磁铁一样牢牢吸引了我们：
“红卫兵战友们，我们选定了工学运动，这条路选得好，选的对！这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一条胜利之路！
四十七年前，1921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学生首先上街游行，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6月4日，工人运动也迅速展开。历史证明了这一条真理：即学生是先锋队，工人是主力军。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老人家说，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战友们，同学们，让我们走向工厂，走向农村，去和工农结合吧，去和工人农民并肩战斗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我们一鼓作气，在反修楼宣布成立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
这个名称听上去似有兵马百万，其实我们一共只有二十几人，比胡传葵好不到哪里。人虽少，却来自以下六个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
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上海第二医学院“东方红”公社
上海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公社
上海师范学院“孙行者”战斗队
上海市市东中学“红色恐怖”战斗队
上海有一条闹中取静的马路——巨鹿路，从11月3日起，再也不安静了。
巨鹿路691号住着沪上祖传名医妇产科医生A（陈大年医生），六十多岁，一生悬壶济世，力起沉疴，誉满杏林。这位善良的老人，自从诊所被红卫兵封了，就谢客闭门，在家中潜心整理医案，不料祸从天降。
我们二十几个“炮司”红卫兵敲开了A府的黑漆铁门。这是个深宅大院，四周有五米高的围墙，院内有二幢楼房，前面一幢是私宅，后面一幢是诊所，二幢楼房中间是一个占地300平方米的大花园，园内繁花绿树，假山流水，甚为幽雅，一条弯弯曲曲的游廊把前后二幢楼房连接起来。
我们向A医生宣读了勒令书（回忆稿）：
最高指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勒令书
xxx是一个靠剥削起家的老吸血鬼，我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代表人民宣布，从即日起巨鹿路691号收归国有。
现勒令xxx立即滚出691号，如敢违抗，我红卫兵将对其采取革命行动。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1966年11月3日
我们在附件弄堂找了二间房，让他搬到那里。有人不知从哪里借来一辆黄鱼车，把他家的大柜、床、家具搬到黄鱼车上，拉到那二间房。等他把东西搬走后，我们把他剩下的私人物品，如柜子、箱子等封上封条。
在无法无天的年代，红卫兵的一纸勒令把多少这样善良的人扫地出门。据不精确的统计。北京市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法没收私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上海市12个区在“文化大革命”中共有124万平方米的私房被没收。（《大》第71页）
我们赶走了A医生，巨鹿路691号就成了我们的司令部。写到这里，我非常难过，当初我们造的哪门子反，把基本人权也反掉了，讲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有什么标准，还不是凭自己好恶。虽然这次强抢民宅的违法行动，不是我领头，也不是我的主意，在强迫A医生搬迁过程中，也没有一个红卫兵打他。但是我参加了这次错误行动，我对不起A医生！A医生被我们害的好苦，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二十六年后，1992年我怀着负疚的心情，再一次叩响了巨鹿路691号的门，正巧碰见了A医生的大儿子，我说我找陈医生道歉，我对不起他，我是当年把他赶出家门的红卫兵之一。他带着难言的悲痛说：“父亲已去世靠（沪语：近）十年了，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希望你们今后多做对祖国对人民有益的事”。

tuffy05 · 发表于 2014-2-25 15:53:51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2）

8、“政审”王洪文
5日晚，我们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包炮串联了上海部分工人造反派，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开预备会，商量明天“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名单，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上海造反精神最足的工人姓名，我们记下名字，然后去通知他们。
上海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起步较早，“文革”开始不久，中央特批40万上海工人从“四清”直接转入“文化大革命”。早在六月，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就贴出反党委、反工作组的大字报。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设在愚园路311号一幢小洋房里，原来是资本家的房子，扫四旧时，也是红卫兵用一纸勒令把房主赶走了。
6日下午。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代表陆续到达“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有谢鹏飞（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修理厂锻工）、潘国平（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陈阿大（上海良工阀门厂钳工）、王洪文（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干事）等。
我，周谷声、江必雄（上海师范学院学生）、林翌、许云飞等炮司红卫兵参加了这次串连会。
周谷声指着一个刚进门剃板刷头的青年工人说：“红鸥，他叫蒋周法，是江湾装卸机械厂的工人，受的迫害最厉害。九四时，他支持我们学生冲上海市委，被他们厂里打成反革命，工作组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几次毒打他，打得他遍体鳞伤，二天二夜不能动一动，毛主席说白色恐怖，他们厂里就是白色恐怖。”
我同情地看着他，和周谷声一起迎上前，握住他的手。
周谷声问老蒋：“血衣带来了吗？”
“带来了。”蒋周发把手里的白色包袱放在桌上摊开，里面是二件血迹斑斑的白衬衣，他又把一根铁棍放在桌上，怒目切齿地说：“你们看，他们用这么粗的铁棍打我，我的命差点送在他们手里！我有什么罪？支持北京红卫兵有什么罪？响应毛主席号召写大字报有什么罪？”
我又吃惊又气愤，真没想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上海竟会发生这样令人发指的暴行。
会议一开始，潘国平、谢鹏飞等人争先恐后地说厂党委、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说的和听的都哭了，会议在一片嘤嘤啜泣声中进行。
我哭傻了，连泪水也忘了抹。
周谷声噙着满眶热泪，激动地说：“工人同志们，你们用血和泪控诉了上海黑市委的累累罪行，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决心向你们学习，和你们一起把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臭批倒，把上海市委、华东局的问题彻底弄清，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陈阿大忘情地把手一举：“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激情之余大家决定要成立一个全市性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11月9日召开一个控诉上海市委的大会，并在这个大会上宣布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总司令部设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一提出，热情洒脱的林翌便一揽子包下来：“你们司令部设在我们司令部里，我们还有电话。”
潘国平亲兄弟般地捶林翌几拳：“到底是老朋友！”
散会了，工人走光了，许云飞把我们留下来，谈了他的顾虑。他不熟悉这些工人，有的是第一次见到。今天，他来晚了一些，他来的时候，工人已经在谈筹备会议了，要审查这些人，他是红五类出身，有些害怕，不要弄了半天，让坏人混进“工总司”。
包炮表示支持：“许云飞说得对，为了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纯洁性，有必要对核心成员进行审查，一旦发现劣迹，立即开除。你们炮司出人，我们出介绍信。”
我们的图章没有刻好，只能借用他们的介绍信。我们必须在一天内完成十七个工人的调查（参加“串联会”的十七家工厂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工总司”核心小组）。
7日凌晨，王洪文等十几个工人，扛着一匹匹红布，挟着寒风，敲开了我们的门。“到布店造反来的。”王洪文说。我们把他们让在沙发上休息，也许是太累了，这些工人一会儿就打起呼噜，进入梦乡。许云飞拿起男宿舍仅有的几条棉被，轻手轻脚盖在工人们的身上。
“谁?”一个工人朦胧中睁开眼，一看是红卫兵为他盖棉被，顿时激动得握住许云飞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天刚破晓。一个个“政审”小组就悄悄地从巨鹿路出发了。王洪文他们还在睡梦中，我们没有吵醒他们。
许云飞和一个男生到上钢三厂调查戴祖祥，他们很仔细，找了许多人谈话，有厂领导，也有和戴祖祥一个班组的工人，有人反映其人有偷窃行为。许云飞毫不留情地决定把戴祖祥开除出核心组。江必雄调查陈阿大。
调查王洪文的是二个马大哈，我和周谷声。我俩都是在昨天会议上刚刚认识王洪文的，对他一无所知。同一天，我们还要调查黄金海，时间较紧，我们决定骑自行车去。
我不会骑自行车，读书时在操场上学过二次自行车。从来没有上过街，为了抢时间，只好冒一下险了。我在里挡，周谷声在外档，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我觉得挺刺激好玩，他却紧张得把心提在喉咙口。
骑了一个多小时，穿过外滩，外白渡桥，提篮桥，沿着杨树浦路到底，国棉十七厂到了。
我们进厂后，没有立即找工作组，先浏览一下大字报看看有没有写王洪文个人品质的大字报，没有发现。
我提出找工作组，他们是王洪文的对立面，如果王洪文有什么问题，他们不会不说。
言之有理，周谷声点头称是。
我们踏进一间整洁的办公室，一个四十多岁，剪着齐耳短发、面目可亲的女同志工作组组长施惠珍接待我们。
她亲切地和我们握握手，请我们坐下，又给我们每人沏了一杯热茶。
我们拿出介绍信，说明来意——了解王洪文有没有劣迹。
“王洪文同志出身苦，当过兵。复员到我厂后工作表现一般。”施惠珍简略地介绍了王洪文的情况后，话锋一转，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王洪文在文革中的表现，从他第一个写厂党委大字报说起，一直说到他组织赶工作组。因为是她亲身经历，说得比较细。
周谷声不断向我眨眼晴，意思是说：施惠珍说的这些事，正好说明王洪文造反精神足，不能说明王洪文有什么问题。
“施惠珍同志，王洪文有没有判过刑，蹲过监狱？”我问。我们最怕这事，如果让一个刑满释放分子混进“工总司”，“工总司”就不纯了。“没有。”
我和周谷声同时松了一口气，我用眼睛使了一个“可以走”的眼神，周谷声看懂了。我们一起站起来，向施惠珍告别。热情好客的施惠珍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还一直叮咛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来找她。
从国棉十七厂出来，我们急急地赶到国棉三十一厂，不巧碰上了厂休，厂内空无一人。
我非常沮丧，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也挪不动了。
周谷声也很失望，但又不甘心白来，他说“你去问问看门的工人吧，问总比不问好。”我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
“工人同志，我们向侬打听一个人，你们厂里有没有一个叫做黄金海的人？”
“有，你们明天来。”
“明天我们没有空，侬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判过刑、关过牢？”
“没有。”老工人干脆利落地说。
一块石头落地，就凭门卫一句话，黄金海也进了核心组。
7日晚，我们和包炮把“工总司”核心小组的名单定下来了，除了戴祖祥和神秘的岑麒麟（他是保密厂的技术员，中共党员，地址保密，我们无从调查他，只好“忍痛割爱”）。“政审”没有通过，其余15位草莽好汉以“工总司”核心组成员的身份住进了巨鹿路691号。巨鹿路又成了“工总司”的司令部。
潘国平，二十岁，复员军人，风度不凡，穿一身军便服，说一口北京话，常被人误认为北京红卫兵，他被推选为负责人。
王洪文，三十一岁，讲一口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老练持重，清秀端庄。由于他是核心组唯一的中共党员，被推选为负责人。

......

未完待续

tuffy05 · 发表于 2014-2-25 15:54:42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3）
9、心灵之约
   11月7日晚。“工总司”核心组成员和“炮司”红卫兵第一次联席会议在巨鹿路691号召开，许云飞简略地介绍了我们“政审”的情况，“工总司”核心组表示完全同意。会议决定：“工总司”“炮司”不分家，“工总司”成员是“炮司”红卫兵，“炮司”红卫兵是“工总司”造反队员，共同筹备11.9大会，并对大会会务作了以下分工：
   “工总司”负责做袖章、大旗、印刷宣言和上海市委谈判。
   “炮司”负责布置大会会场、组织审定大会发言、贴宣言、贴海报、组织纠察队。
   到9日中午开会，一共只有2夜1昼多的时间，要做的事情却很多，开完会，我们就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中。我和周谷声，许云飞等连续二天二夜没睡觉，有时实在太睏了，打了个盹就算睡过了。
   8日深夜。窗外，繁星闪烁，月光婆娑。我躲进一间没有任何家具的小房间，席地而坐，用膝盖当桌子，起草贺信。
   “小左派，你在写什么？给我看看，好吗？”周谷声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站在我面前问。
   “你不要看嘛，我写得不好。”我有点害羞，用双手把纸捂得严严实实。我最怕别人看我写字，尤其是在考试时，如果老师站在我面前，我会慌得一个字也写不出。
   “你写，我不看了，我来叫你贴‘工总司’宣言，宣言马上印好送过来了，”周谷声说。
   周谷声真好，从我见到他第一面起，就觉得他非常尊重别人的意见。他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而且外表呢，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女生，有一张红苹果脸，一笑显一个浅浅的大大的酒窝。他这个大学生却能平等待我，从来不把他的意见强加给我。
   看到他要走，我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太不大方，我连忙把手里的草稿递给他：“你看好了，多给我提提意见。”
   他在我对面席地坐下，接过贺信看起来。
   “五洲风雷激荡，四海红旗飞舞……嗨！我们的小左派也会写文章。”周谷声一边看一边称赞我，“写得不错，你这小鬼怎么钻到这么个好地方来写。”
   “外面太吵，也不知道从哪里钻出那么多工人？”我突然想起什么：“周谷声，你说，我们这里像不像斯莫尔尼宫？”
   “你说的是苏联十月革命前夕的斯莫尔尼宫，有点象，攻克冬宫的起义队伍是从斯莫尔尼宫出发的，我还记得攻克冬宫的当天晚上，列宁说的第一句话‘现在，是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秩序的建设的时候！’红鸥，你有没有想过，文化大革命胜利后你做什么？”
   “我没想过。”我有点好笑，文化大革命八字还没一撇，他老兄倒想胜利的事了。
   “我要去造原子弹，我们中国一定要造出最先进的原子弹，到那时，美帝苏修那个再敢欺侮我们？”
   我对原子弹向来有一种畏惧心理，没想到新朋友周谷声与高不可攀的原子弹会有什么联系。
   将来我想干什么？
   九岁时，二姐告诉我，她的理想是驾驶银燕自由翱翔在祖国的蓝天。她问我将来长大干什么？我指指墙上贴的女拖拉机手的图画说我要开拖拉机，自由自在！
   “我盼望文化大革命快结束，好去从事我的专业，我学的物理二系就是核物理系，从填写志愿的那一天起，我就把自己献给祖国的核物理事业了，”周谷声无限憧憬地说。他的眼睛里似乎闪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我不由得心里一动。
   受了他的感染，我也希望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我也要献身我的事业，不过，不是当拖拉机手，我改变主意了，我说：
   “上中学后，受我们班主任影响，我喜欢上了生物。1965年我国合成牛胰岛素，这标明人类在探索生命之谜的奥秘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生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命的秘密是什么，我都想知道。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想当生物学的居里夫人。我还准备报考你们复旦的生物系。”
   “真的？” 他眼睛一亮。
   “当然真的，我有把握考上。现在要改革招生制度了，我也不怕，我有办法进你们的生物系。” 我的自信来自老姆妈的格言：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你一定得来！我们复旦生物系是很有成就的，未来的生物学家！”
   “一定！未来的核物理学家！”
   “我们金钩钩，银钩钩。”我伸出小手指勾住他的小手指。
   “金钩钩、银钩钩，谁讲话不算数是小狗。”
   
   10、安亭事件
   “宣言来了，大家贴‘工总司’宣言。”大门口传来陈阿大的大嗓门，我和周谷声立刻跳起来，互相用眼神表示了同一句话：走，贴宣言去！
   “工总司”的宣言印得好漂亮，白纸红字，非常醒目。我们分成好几组，在上海几条主要马路上刷宣言。
   我和王洪文，陈阿大几个人一组，我们一边贴，一边兴致勃勃地谈“工总司”。
   “袖章、大旗做好了，整谢鹏飞的黑材料也抢来了，今天宣言一上街，全上海，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工总司’要成立了。哈哈—— ”陈阿大高兴得闭不拢嘴。
   看得出王洪文心事重重，问他他说他在想与上海市委谈判的事。上午他派出代表到康平路提出三项严正要求：
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提供宣传工具。
   限令上海市委下午二时前答复。下午二时到了，上海市委毫无动静。相反传来了上海市委要各工厂工人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的消息。
   “小左派，明天揪曹老头儿，你去不去？”王洪文问。
   “他不肯来？”我正在刷浆糊。
   “他不敢来，这群市委老爷怕群众。我们去请过他了，他不答复。明天你们红卫兵去把他揪来，”王洪文说。一天一夜的三同（同吃、同住、同筹备大会）,王洪文已和我们熟得像多年的老朋友。
   “好，我去，曹荻秋就是躲到天边，我也要把他捉回来，”我自信地回答，把王洪文的忧虑一扫而光。陈阿大扛着浆糊桶不耐烦地说：“曹老头儿有什么稀奇，他不承认我们‘工总司’，我们自己承认自己。我们现在就来自己承认自己，大家一起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了！一、二、三、叫——”
   我们一起叫了好几遍，喊声在静静的马路上空回荡，惊扰了居民们的好梦。王洪文也一改往日的稳重，和我们一起像小孩子一样大喊大叫。
   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并经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曹荻秋的对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大》第127页）
   11月9日下午，“工总司”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会场是“红反会”（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帮助借的，王洪文、潘国平身穿旧军衣，臂带鲜红的“工总司”袖章，喜气洋洋地登上大会主席台。
   工人们敲锣打鼓，拿着大红贺信,从上海的各个角落赶到文化广场，场内二万只座位爆满，人还在往里涌。
   潘国平是今天的大会主席，他拿起话筒宣布开会，话音刚落，就被跳上台的一群红卫兵抢走话筒:“潘国平是政治扒手，他冒充北京红卫兵。”顿时会场大乱，王洪文的对头也来了，在台下叫：“王洪文也是政治扒手。”
   潘国平、王洪文只得退到后台，大会执行主席临时由张宝林（上海建工局基础公司的工人）担任。
   蒋周发在台上发言时哭得讲不下去，谢鹏飞上台代他发言：“革命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我要控诉，控诉上海市委，控诉厂党委，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还关押我，毒打我，这就是他们迫害我的罪证……”他举起了血衣、铁棍、高帽子。
   这时台下有人呼喊：“把曹荻秋揪出来！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后台，王洪文立即派人打电话给曹荻秋，说群众强烈要求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曹荻秋拒绝。(当日王洪文对我陈述)
   这天中午，吃过饭，我和交大学生孙赤峰（孙芳国）就出发去“揪”曹荻秋了，我们先在外滩市委大楼一间一间房间找曹荻秋，没找到，我们又奔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机关大楼，还是没找到，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康平路。
   门口有持枪的警卫，不让我们进去。我一脸神圣地对警卫说：“警卫同志，我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请你们向曹荻秋传达上海工人和红卫兵的要求，要他立即到文化广场接受批判。”
   讲完话，我和孙赤峰又翻开毛泽东语录，你一段，我一段的念起来。我们念了几个小时，一直念到太阳偏西。门卫告诉我“市委领导来了”，我一看来人我虽不认识，但那派头就是一位正儿八经的大干部，一米八的个头，挺着将军肚，气概非凡，那模样不比曹荻秋差，我和孙赤峰商量：时间不早了，逮住一个是一个，可不能让他跑了，我们抢上前，一人握住他一只手，恐怕他溜走。
   我的头只到他胸前，口气却大得吓人：“领导同志，我代表上海工人和红卫兵，欢迎您到群众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
   市委领导不亮明他的身份，也不报尊姓大名，就跟着我们走了，走到文化广场后门口，他停住脚，说什么也不肯进去。“红卫兵小将，我来看看，受受教育……就不要到主席台上去了。”市委领导说。
   “不，您一定要到台上去，这是对您紧跟不紧跟毛主席的考验。”我继续用大道理说服他。
   孙赤峰也说：“你不要害怕群众，群众不会吃掉你的。”
   他还是不肯走：“不行，我不能进去……我进去要犯错误的。”我急得差点哭了，使劲推他的背，孙赤峰在前面拉他的手，不知是我的眼泪打动了他，还是我们的大道理起作用，他半推半就的上了主席台。
   “市委领导参加我们大会了”，我按捺不住得意的心情，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王洪文很高兴，上前握住市委领导的手说：“市委领导同志，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大会，请你讲几句话。”
   《国际歌》刚奏过，大会结束了，人开始往外涌，这时广播里响起执行主席的声音“请同志们不要走，市委领导同志来了。”听说市委领导来了，不少人又回来了。
   市委领导拿起麦克风，张了几次口，没说出一个字，我在旁边催他快讲，他终于说了一句“我不代表市委——”。
   台下的工人一听哄起来了“不代表市委，滚下去！”。
   我愣住了，一张伶牙俐齿的快嘴像哑巴一样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晚十时，我跟着会场里剩下的四五千工人们到上海市委机关大楼，要求曹荻秋接见。十时多，下雨了，传来曹荻秋准备在上海展览馆友谊电影院接见工人的消息，我跟着工人们又赶到电影院，等曹荻秋出来，一直等到次日凌晨二时，曹荻秋没有来，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祺来到电影院，劝说工人回去休息，无效。张祺离去。
   我的肚子饿得唱“空城计”。和工人们一样都没吃晚饭，都穿着单薄的衣服，被雨一淋贴在身上，顿时感到湿冷难熬。
   不少工人直接从厂里到文化广场开会，有的连蓝色的工作服也没脱，也有的戴着纺织厂的白围兜，他们被一股激情推动，忘记了饥饿和寒冷，跟着我们红卫兵念语录、唱语录：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凌晨三时多。“同志们，战友们，周总理来电报了！”一个红卫兵出现在舞台上，手里拿着一张纸。全场突然静下来，静得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现在我来读电报”，红卫兵说：
   “敬爱的周总理说上海的工人同志们，上海市长曹荻秋不愿接见你们，你们到北京来，我在北京接见你们。”
   “哗，”全场象炸开了锅，鼓掌声，“毛主席万岁”、“我们要见周总理”的口号声响成一片，没有一个人对这张电报的真伪质疑，我也以为电报是真的，把手都拍痛了。
   台上的张宝林陷于重围，被潮水般的人群推来搡去，几十个声音同时向他发问：“我们能去北京吗？”还有人要抢他手里的麦克风发表感想。
   “原则上不反对，原则上不反对。”张宝林护着他的麦克风不停地重复。
   还是潘国平脑子转得快，他把手里的大旗一挥：“工人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跟着红旗上北京——”
   “好——”，人群一呼百应，跟着潘国平冲出电影院，几分钟时间，电影院里的人退潮似的走光了。
   我和周谷声站在电影院门口，目送他们远去，许云飞赶回交大起草支持工人北上告状的传单。
   潘国平一马当先，领着三四千工人向北站冲去。他们冲过检票口，一直冲到月台，分别登上三列火车。
   清晨五时，潘国平和一千多造反队员乘坐的红卫兵专车开了，中午到达南京。
   七时，王洪文和二千多造反队员乘坐的69次特快开了，八时多，改为602次慢车后，停在安亭车站卸煤的岔道。
   许云飞一夜未睡，回到交大写传单，写好后，自己刻，自己印。第二天上午九时，捧着一卷传单来到北站，登上工人造反队占领的一列未开的火车，散发传单。
   “坚决支持工人北上告状……”工人念着传单。
   “谁写的?”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还有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工人们颇为激动地互相传阅着。
   王洪文打电话到巨鹿路，告知他们的情况，要我们立即与上海市委交涉尽快开车。
   我守在电话机旁，周谷声和几个红卫兵骑上自行车去找上海市委了。
   周谷声几个来到上海市委接待站，要他们立即向曹荻秋传达“炮司”的严正要求：
1、上海市委必须尽快送面包到安亭，二千名工人已经饿了三顿了。
2、上海市委必须立即发放锁在安亭的列车。
以上二点，限于今日下午五时前答复，否则，我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将对上海市委采取革命行动。
   许云飞散完传单，兴致勃勃回到巨鹿路，我把王洪文的电话告诉他，他顿时气得脸色发白：“这是上海市委捣的鬼！红鸥，我立即赶到安亭，有事与你联系。”
   安亭。
   上午，“工总司”一百多名造反队员举着一面红旗，口中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站在铁轨上拦截648次客车，火车离工人5米处停了下来，几个工人从列车窗口爬了进去。二小时后，火车重新开动。
   中午，他们又拦截卧轨十四次特快列车，制造了沪宁线中断20小时21分的安亭事件。......

未完待续

tuffy05 · 发表于 2014-2-25 15:56:27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4）
......

下午，许云飞赶到安亭，看到一群群乘客围着工人辩论，他在铁轨上找到王洪文和包炮。
王洪文一双眼睛布满血丝，他已经四天四夜没有好好睡觉了，他紧握许云飞的手：“你来得正好，有许多事要请你们‘炮司’帮忙。“
许云飞和他们一起坐在铁轨上，离他们一米处就是十四次特快列车的火车头。外面太吵，他们三个又转移到火车上开会，许云飞说“乘客讲的也有道理，扣住火车，不让火车开，这样下去不行。”王洪文、包炮也有同感，但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巨鹿路。下午，上海市委接待站的同志打电话到“炮司总部”，电话说“上海市委很关心在安亭的工人同志们，准备送面包和棉大衣到安亭，希望你们红卫兵一起去。”我立刻表示同意。
很快，巨鹿路691号门口开来许多装面包和棉大衣的卡车，我、周谷声等红卫兵分别登上卡车。
暮色渐浓，大卡车开到安亭车站附近的堆料场，我们站在卡车上向工人造反队员打招呼：“工人同志们，快来卸面包，这是我们造反造来的面包。”
“吃了有力气，再跟上海市委斗。”
我把一箱箱的面包往下搬，忙得满头大汗，一会儿卡车上的面包卸完了，我跳下卡车，工人们争着和我握手：“小左派，有你们红卫兵支持，我们一定要和上海市委斗到底！”王洪文嘴里塞着面包，手里拿着面包，口袋里装着面包，他动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们‘炮司’帮了我们‘工总司’许多忙，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我说：“王洪文同志，不要讲我们你们的，红卫兵和工人不分家，是一家！”王洪文乐了：“小左派说得对，是一家。”
我和许云飞交流了一下我们各自情况后，他递给我他起草的传单《安亭在白色恐怖中》，请我们回上海以炮司的名义印成传单，广为张贴。传单说“工总司”北上告状是革命行动，“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上海市委负。
京沪线各车站发来大量电报，强烈抗议“工总司”中断交通，声称要揪出“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王洪文失去了往日的沉稳，把这些电报撕得粉碎，一边撕，一边骂：“臭老保！”
当晚，江必雄和叶昌明赶到安亭，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找到王洪文、潘国平、包炮、许云飞等人。
月儿偏西，寒露越来越重。造反队员有的挤在车厢里睡觉，有的卧在铁轨上迷迷糊糊。许云飞和王洪文卧在铁轨上。许云飞一夜未眠，他睡不着，身体下是又窄又凉的铁轨，裹着棉大衣牙骨还在格格地打战。卧在铁轨上的造反队员也都睡不着，天蒙蒙亮，工人们便自动站起来，迎着初升的太阳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传来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与包炮、许云飞等商量以后，决定放行14次。11日上午8时23分，14次特快重新启动了。
一小时后，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来到安亭，劝工人回上海解决问题，王洪文不接受，二人回沪。(1992年12月3日我曾笔录许云飞口述：我立刻找车到安亭，当时乘客围着工人辩论，还有工人卧在轨道上，我也参加卧轨。我、包炮、王洪文等在火车上开会，认为乘客讲的也有道理，这样下去不行。)
中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以个人名义发急电到安亭，他在电报中说：
“工人同志们：……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上海。下午，全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会上“工总司”代表说：“我代表‘工总司’愤怒控诉上海黑市委勾结华东局残酷迫害我们工人阶级……”我们炮司也参加了大会，并在大会上向全市造反派呼吁立即行动起来，声援在安亭和南京被围困的工人群众。
晚上。我和周谷声等又跟着送面包的大卡车到达安亭。
堆料场上停着许多空的大卡车，车身上贴着“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标语。这是各工厂根据市委指示派出的。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不断念着陈伯达的电报。
工人们对面包已没有什么反应，他们感兴趣的是陈伯达电报。他们围成一堆一堆，剧烈地争论着。我挤进人群，毫无顾忌地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大毒草！”“说得对，小左派！”工人支持我。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陈伯达的电报，不支持工人造反，反而站在迫害工人的上海市委一边，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绝不能接受，相反，应该坚决抵制，坚决造反！”我慷慨陈词。
不知道谁先唱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语录歌，我跟着他们唱了起来。
12日凌晨，张春桥心急火燎地乘吉普车赶到安亭。
在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王洪文、潘国平与张春桥谈判，包炮居中，不时帮两方讲几句话，张春桥向他们出示了陈伯达亲笔起草的电文原稿。
周谷声1976年在《一条建立张氏独立王国的道路》（原文）中回忆道：
到了安亭之后，张春桥下车伊始，便对工人运动横加指责。他不到工人群众中去，又不听工人代表的汇报，站在旧市委的一边，对工总司的几位负责人和一起参加工作的红卫兵小将破口大骂说：“你们搞些什么名堂，你们这样停止生产北上控告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革命事件，这都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事件。如按以前中央规定，你们破坏交通命脉这一条就是够杀头了。现在你们给我回去，叫工人统统回上海，有什么事情到上海再说。”张春桥就是用这种态度对待工人的。以后他多次标榜自己支持工人起来造反，请看他就是这样“支持”的。
作为当时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对于张春桥的无理训斥，根本不回一句嘴，就带着人退出来了，并抱头大哭说：“我们犯错误了”。而当时几个头头以及协助工作的红卫兵小将对张春桥这种做法表示不同意见，提出：“我们这样回去根本没办法向工人交代，无法做通大家的工作，我们应明白告诉张春桥，我们是被资反路线逼出来的。”经过了大家再三诉说和强烈要求，并答应做好工人工作回上海去，张春桥才勉强答应去见一见工人群众，听一听工人们的控诉。当时工人群众用了大量的事实，无情揭露了资反路线对他们的残酷迫害。面对工人们声泪俱下的控诉，张春桥面无表情，不动声色地说：“我不能像你们一样掉眼泪，我是来解决问题的，一掉眼泪就解决不了问题。你们还是回上海去，有事情到上海再解决。”对于当时工人们要求承认“工总司”，支持北上控告的革命行动根本不表态。
12日上午8时，天下着雨，张春桥披着军大衣和潘国平、王洪文乘坐大卡车来到安亭堆料场。
他看到在场的二千名工人没人打伞，没人披雨衣，都站在雨中，便推掉王洪文撑在他头上的伞，王洪文明白这是不搞特殊化的意思，便把伞收起来了。
他第一句话说：“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们！”这句话激起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我、许云飞，还有几个红卫兵，也站在雨中，也跟着工人一起欢呼“毛主席万岁！”
江必雄抢话筒发言，指责张春桥不支持工人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接着谢鹏飞等工人抢话筒发言，想起这几天挨冻受饿，病倒昏倒，眼泪禁不住往下掉。
工人们哭完了，说完了。张春桥表态，他读了陈伯达电报原稿后说：“ 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他说：“我来上海，就一定要把安亭事件解决好，解决不好，我不回北京。”
张春桥说完话走了。他不接触“工总司”实际的表态引起造反队员的不满，也引起了我们的不满。
女工仇春妹激动地跳上车厢问大家“同志们，你们说张春桥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坏人！”“与上海市委一路货。”“我们要继续北上。”工人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许云飞非常不满地对我说：“问题没有解决，张春桥怎么走了？”
我意味深长地说，“你不要迷信张春桥，张春桥在北京革人家的命，在上海要经受上海人民的考验。”
“很有道理”，许云飞称赞道，“看不出你这么个女孩会讲出这么一番惊人的见解，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活学活用，是敢闯敢造反的表现。”他冲动得用手摸我的头，我把头一扭，避开了。
王洪文动员工人们回上海，只有一半人愿意跟他回上海，还有一半人骂他右倾，造他的反，坚决跟他分道扬镳。工总司分裂成二部分。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队员回到上海。
下午四时，张春桥得知还有一千多人没有回到上海，立即打电话给王洪文，要他把这批人劝回上海。
步行北上的造反队员在谢鹏飞的带领下晚上到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宿营”。
王洪文坐着张春桥派给他的轿车，来到昆山。
他刚进校门，就被“尖刀班”扣住了，“尖刀班”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像押罪犯一样把他押到谢鹏飞等头头面前。
王洪文说张春桥要我来劝你们回上海。
他抬出张春桥，哪知遭来一顿斥责：
“张春桥算老几？”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你这老右，出卖我们，还有脸来！”
“谁劝我们回上海，我们就把谁关起来！”
于是王洪文被尖刀班的年轻人关在一间教室里，半夜，他趁“看守”打盹之机逃了出来。（王洪文逃到巨鹿路后，他向我们说了以上“历险”。）
12日晚。张春桥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
与“工总司”几个小时的接触，张春桥已经倒向“工总司”，他告诉江青，安亭事件是上海工人登上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的标志，他认为只要他表态支持上海工人造反，工人会按中央指示全部撤回上海，安亭事件便可以顺利解决。江青同意他的看法，并说主席很关心安亭事件，她要把这些新情况立即向主席汇报。（此事记忆中是有的，然而已记不清是张春桥亲口告诉我的，还是听别人说的）
13日中午，张春桥参加了上海市委紧急常委会，研究了“工总司”可能提出的要求，曹荻秋打通了当时的中国第四号人物（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电话，陶铸同意上海市委的意见，即不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事件。
张春桥还与陶铸通了电话。（详见《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9，以下简称《陈》）
下午3时30分，张春桥在文化广场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并以个人名义签字。五项要求（原文）是：
一、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
（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张春桥还讲了话，他口才极好，出口成章，他的话引起在场工人和红卫兵雷鸣般的掌声。他说：“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一向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海的文化革命运动一定能走在全国的前头，如同工业上一样。”
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当时也在现场，清楚地记得我们和工人一起高兴得拼命鼓掌，狂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街小巷很快贴满了传单《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
张春桥签五条，完全是先斩后奏，他不仅没有和上海市委、华东局商量，甚至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招呼，昨晚，他和江青通电话时，也不知道有这五项要求，在文化广场上，他来不及与江青通电话请示江青就下了决心，他签完五条从文化广场回到康平路，这才打电话给陈伯达，把签字的情况告诉陈伯达。晚上，陈伯达打电话给张春桥，表示完全同意张的做法。一分钟后，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打电话给陈伯达责问张春桥为什么不和上海市委、华东局商量，擅作主张。陈伯达已经站在张春桥一边，给他们讲了许多大道理。
张春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不打招呼，不经讨论，以个人名义，在五项要求上签字后，上海市委立即处于极其被动的境地。在市委常委会上，张春桥受到了整个上海市委的一致反对，他们责问张春桥：“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详见《陈》.10.11）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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