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蒋老师一席谈——某造反派新书发布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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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赶到如梦轩，老先生的新书发布会已接近尾声。老田为我引荐了几位前辈，我一边握手致意，心中却有些紧张。一来是头一回参加类似活动，二来，对文革我只是一知半解，并不能很好地领会他们的所思所想，生怕有所失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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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a; o2 Y$ K( A4 o2 X) m$ A作为历史事件的文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只留下几个词汇供人粗鄙地使用。不再有四三派、四四派，只有红卫兵；不再有造反派、保守派，只有暴民……主流舆论对文革的塑造是如此之成功，以至于很多声称拥护毛泽东的人，都急于撇清和文革的关系。一位朋友看得准：保守派？那是地地道道的革命者；造反派？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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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 M; Q+ x与会人士纷纷发言，谈到了本书的作者王老先生，以及文革的一些往事。不同寻常的是，今天这个造反派的聚会，来了两位保守派的人士。其中一位慷慨陈词说了很久，我记得他说“没有二月逆流就没有文革”，我不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许我一直都跟活动气氛不十分吻合——与其说我关注文革，倒不如说我关注历史上的文革与我们当下的关系。都说历史无情，无情的怕是形形色色的后来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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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Q- P* L* a# s4 O& M在会议室的一间小房里，我和一位老先生开始闲谈。老先生姓蒋，退休教师。他说自己78岁了，我有些惊讶。蒋老师除了听觉不是很敏锐，别的看上去都很健康。

; A$ b) U" f5 J# x9 e“我在那场运动中，是个小人物。”他略带腼腆地笑着跟我说。“我也不是任何一派，但我在心理上，同情造反派。”

上海与北京虽为文革首善之地，但若论群众参与之广、阶级斗争之复杂、持续时间之长、社会矛盾暴露之充分等，也许武汉是更好的标本。王绍光教授的大作《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在中文世界有广泛的读者群，那是我目力所及的，关于文革最好的宏观研究著作。但是，对于文革这样一场众多群众参与其中的运动，微观的个人记忆也是必不可少的。也许有个人趣味的因素，蒋老师这样的旁观者的记忆，对我而言，更为珍贵。

! W% J4 c4 d. K6 V) p) V& h$ _2 z“文革甚至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运动。跟五四运动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让我一下子打开了视野”。蒋老师边说边比划。

/ k9 h. ^  M1 X. T当时我确实迟钝了一瞬间。我的确从未把文革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学界有人将两者都归于激进思潮的产物，但和蒋老师的意思完全不同。蒋老师是从经典的启蒙的意义上，来谈文革对他的影响。

" Z$ k$ l/ U- h5 X听蒋老师说了一会儿，我觉得他的感受非常真实，也符合现实逻辑。整个毛时代，都强调政治挂帅，这是没错的。但这种政治挂帅的功能是有限的，它并不能完全塑造人们的自我意识。它对于个人来说，更多时候只是下意识的“服从”而已（如蒋老师所言：党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听它的话，上大学，上班，等等，“没多想什么”。）。文革不管初衷如何，它毕竟祭出了“打倒党内走资派”（蒋老师特别跟我强调了“党内”二字）的口号，一下子打乱了之前固有的意识形态话语，对人们是一次思想上的冲击——对于某些思想比较活跃的人来说，就是解放，“开始想点以前没想过的了”。（可以作为参照的事例是，社科院的研究员黄平，北京大学的教授陈来，曾经坦陈“批林批孔”让他们第一次好好阅读了《论语》。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三十年》）主流舆论所叙述的文革史恰恰相反，称之为“洗脑”。但是，正如美国学者伯纳德·柯亨所说：传媒对大众“怎么想问题”经常是无力的（所以，在那么多自由派媒体轰炸下，依然有大批的自干五“幸免”），但是，它控制大众“想什么问题”却是易如反掌的（无论是蒋老师还是在座的造反派，毫无疑问都受制于那个时代，操持着“走资派”、“批修”等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已经过时的词汇）。

$ t- v! X& V5 e% D蒋老师虽然年纪大了，但他对当下的思想氛围十分敏感。他提到某个名牌大学的博士生曾经去他那里搜集资料（蒋老师在文革资料的收藏与整理方面，远近驰名），这也许意味着不同的文革史可以慢慢写出来。他对我也寄予希望，不忘提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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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文革的评价还是这么三点。一、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二、十年浩劫；三、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一和二都很敏感也很复杂，我们暂且不去说它。你要是做研究啊，一定要抓住第三点，为文革讲几句公道话。我这里收集了很多资料，无一例外都批驳了第三点。多少重大成果都是文革时候出来的啊！”

! u# i7 O$ Z/ V我连忙点头，并列举我看过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的经济数据，美国学者的观点和蒋老师基本吻合：文革初期，从66到68年这三年，因为局势动荡，经济确实有所下滑，之后都是突飞猛进。蒋老师只是个普通的退休教师，但在我看来，他比很多著名学者理性得多，客观得多。整个谈话过程，他没有一句为文革评功摆好。他特别跟我提到“我一点也不喜欢姚文元……党棍嘛，我不喜欢他。但他在那个位置，也没办法”。最令我震惊的是，蒋老师还说自己当时就对毛主席的一些做法有不同意见，“我就觉得不该整吴晗……不该那样”。主流舆论也许永远不能理解这种历史的荒诞：对毛泽东肝脑涂地一心搞文革的暴民里面，竟然有蒋老师这样的异数——而且，可能为数不少。我想，毛主席若在天有灵，看到蒋老师这样的群众，一定很欣慰。

活动结束后，本该跟着众位前辈一起吃个饭，无奈有事要赶回家，匆匆别过。看着老先生们离去的身影，我感到十分惭愧。“……人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条件下创造历史”（马克思），我没有机会把青春与热血抛洒到历史的长河中，但转念一想，也许我也很幸运。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记事的空白期，虽然后来人看来觉得很无趣，但那也许是相对的一段“太平盛世”——尽管政治造就的痛苦和不幸从未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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