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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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转载]

　　问：最近您一直在探讨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并力图说明，在90年代或90年代中期以来，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开始形成。我们都知道，分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及其演变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和特征？

　　孙：概括地说，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动的基本走向，是两种表面上看来互相矛盾的趋势的交织。这两个趋势，一个是社会分化的不断细化。另一个则是细化的碎片不断聚合。

　　我们先看第一个趋势。社会分化越来越细现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到了。从最表面的层面来说，在90年代，有几个过去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名词几乎消失了。其中一个名词就是知识分子。大家想一想，80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改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和社会地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等。当人们这样讲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知识分子被认定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这个群体内部的状况大体是差不多的。但在现在的社会生活当中，知识分子这个词汇已经用得相当有限了。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本身已经高度分化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和没有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各自的内部还在更进一步的分化，甚至在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与在大学的知识分子，都已经在形成差别。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工人的概念。原来一说就是工人、工人阶级。细分一点也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工人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人。而在今天，工人的概念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凡是用到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前面都加上了修饰词，比如国有企业工人、三资企业的工人、乡镇企业工人、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笼统地讲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很少了。农民的概念有点特殊。确实我们还经常看到人们常常不加修饰地使用农民这个概念。但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主要是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在讲农民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农民的负担等。还有一种情况是讲农民的权利和国民待遇的问题。在后一种意义上讲农民的时候，这个农民的概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职业的概念，而是社会身份的概念了。但如果要讲目前我国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往往也要加上修诗词了，比如东部地区的农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富裕地区的农民或贫困地区的农民，务农的农民和外出打工的农民等等。这些概念的变化，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社会的分化是越来越细化了。有人将这种趋势称之为社会的碎片化。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趋势。这个趋势表明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般性趋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社会分化或社会的分层结构也越来越细化。其他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和过程。这种社会分化越来越细的趋势对社会生活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我觉得，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阶段上，仅仅看到这样一种趋势还是不够的。因为在这种趋势演进的同时，还有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与之非常相反的趋势也在发生，这个趋势就是聚合的趋势。也就是说，一方面社会分层结构越来越细化，越分越细的群体犹如碎片一样，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些细化的碎片又正在开始往一起积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聚合的结果，就是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的形成。

　　我们先来看这个强势群体。首先是资源和财富正在向这个群体集中。我在有关的文章中曾经指出过，在80年代，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呈现出一种扩散的趋势，也正因为如此，在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改革曾带来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资源配置反转过来，呈一种重新积聚的趋势。其结果是，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城市、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收入和财富的占有上。根据樊纲教授提供的数字，截至2000年底，我国社会资产性财产总量共有38万亿元。在这当中，国有资产占26%，国内居民个人拥有57%，另外，集体和港澳台商人及外商占有量都不到一成。再看金融资产，包括手持现金、储蓄存款、有价证券等，从政府、企业、住户3个部门看，占国内金融资产比重分别为18.6%、31.7%、49.7%。也就是说，原来几乎是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重要资源的状况，已经转变为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由私人拥有了。但这种财富的拥有是相当不均衡的。在20万亿元的国内金融资产中，80%为占总人口30%左右的城市居民所拥有，其中近一半又被只占城市人口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也就是说，占总人口6%的人占有了40%的金融资产。其他的一些调查也证明了这种财富拥有格局的存在。不过，另外一些调查表明，财富的集中程度要更高。比如，一项在1999年进行的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表明，不足5％的富人占有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6万亿元的一半，即3万亿元人民币。而且，资源的集中还不仅仅表现在财富和收入的拥有上。资源的积聚同时也表现在政治资本、文化资本，以及各种机会的占有上。

　　因此可以说，自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形。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三部分精英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90年前中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

　　而在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除了部分富裕农民之外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员。这三部分人几乎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首先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农民的收入在90年代中后期处于停滞的状态，特别是1997年之后，大部分农民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按照官方的数据，目前农民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已经扩大到3倍，而据有关专家的估计，实际上已经达到6倍。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形成了以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城市贫困阶层。根据有关资料，1999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在1500万－3100万之间（而专家们估计的数字则是5000万人左右），其中主要是失业和下岗人员。而且应当注意到的是，国际上公认的贫困线一般是社会平均收入的一半，而我国城市贫困家庭的平均收入，一般只是当地社会平均收入的20%—30%。同时，这个群体在政治和文化上也是弱势的。根据1999年2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权发展50年白皮书》，1998年初选出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979名，其中，工人农民占18．9％，知识分子占21．08％，干部占33．17％，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占15．44％，解放军占9％，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占1．17％，归国华侨占1．24％。而且，在利益已经高度分化的情况下，这些群体既没有相应的组织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在媒体上也很难发出他们的声音。

　　问：从理论上来说，社会成员对资源的占有不可能是绝对平均的，因而，社会分层也就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那么，从目前我国的情况看，不同阶层在资源的占具有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孙：概括地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资源的配置在经历一种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转变的同时，还经历了一种从弥散型的配置到一体化的资源配置的转变，与此相伴随的问题就是，80年代的普遍不平衡感让位于部分阶层或群体的社会挫折感。

　　稀缺的社会资源，从类型上说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一是政治上的权力，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中，这三类资源都是稀缺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如何分配的问题。一种方法是弥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同时也拥有较多其他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往往是集中到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我们分别将这两种资源配置的原则称之为弥散型配置和一体化配置。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90年代社会分化刚刚开始发生时候的情形。我们前面说过，80年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年代。但这种资源扩散的效应，首先并且主要是体现在经济资源上。于是我们看到，在80年代的时候，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在那个时候，这些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往往不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而国家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老不可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过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开始受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成为城市中收入比较低的一个阶层。在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你可以看到，在上述群体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因素，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方面。

　　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在1998年的一篇报告中，我们就提出了“长不大的个体户”的概念。以说明他们缺乏继续发展所需要的种种资本。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来能够令他们自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农民，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到90年代，其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其中许多人在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收入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的状态。上述阶层在今天能够令自己自豪的资本已经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迅速地吸收社会中的种种资源，包括各种有形的资本和机会。正如我们在1998年那篇报告中指出的，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 的几次高潮（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初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同时，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它也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

　　伴随着资源由弥散型配置向一体化配置的转变，80年代那种普遍的不平衡感被部分群体的严重挫折感所取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80年代社会的基本心态。如前所述，在80年代弥散型资源配置中，几乎大部分群体都由于拥有某些“局部性资本”而形成“局部性优势”。在这种情形之下，形成的是自豪与不平衡的混合物。个体户由于较高的收入而自豪：“你一年的收入还没有我一个月的收入多”；但同时也由于社会地位较低而常有不平衡的感觉。国家干部和国有企业职工，有着由于收入低而产生的不平衡感，但面对个体户时，一系列的“体制性特权”足以让他们拥有很强的自豪感：我的工作是铁饭碗的，住房是不花钱的，看病是报销的，养老是由国家给养的。知识分子尽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收入低而成为社会的笑谈：“穷得像教授”，并由此产生种种心理的不平衡感，但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还是个体户和工人所无法相比的。甚至有一段时间，面对城市中物价飞涨而工资增长缓慢的情景，农民都有了一点自豪感。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绝大部分社会群体是自豪与不平衡心态的交织。

　　但到了90年代，情况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社会中各种资源日益集中到强势群体的手中，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由于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少，甚至经济社会地位发生绝对意义上的下降而产生严重的挫折感。在进行失业下岗人员调查的时候，我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只有30多岁的失业下岗人员，对自己未来的希望已经相当低，而把家中仅有的资源尽量用在孩子身上。许多人说，“我这一辈子是不行了，就靠孩子了”。有学者在2000年对北京市部分失业人员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发现，这些人员在失业下岗的过程中，普遍都经历了一次“失业危机”。这种失业危机从客观上来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转变，从心理上来说，则是一种心理危机。一些新闻报道还表明，一些人员在经历失业下岗的同时，还会面临家庭危机，有的则在社会交往等方面出现心理障碍，如不愿意与生活状况好的亲友交往，不愿意参加同学集会等。这种挫折感与80年代的那种普遍不平衡感是不同的。因为80年代的那种不平衡感是与“局部性自豪感”联系在一起的，其消极的成分往往会被积极的成分所抵消。而90年代以来在弱势群体中形成的挫折感，具有更强的消极因素，甚至导致其他消极的社会心态。有人在2000年的时候，在河南某县城关乡进行了一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8份，全部收回，其中有效问卷200份。该县城属国家级文明县城，所以调查对象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全部调查对象中间，对自己生活状况很满意的占12％；比较满意的占62％；不满意的占24％；很不满意的没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己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很大的占11％；提高不大的占55％；没有提高的占11.5％；不如原来的占22.5％。认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让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大家一起致富这种说法很有道理的占11.5%；认为富人不可能去帮助穷人，这项政策只能造成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占85％；不好回答的占3.5%。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人表示反对；4.5%的人表示不反对；85％的人认为不好回答；10.5％的人没有回答。在全部调查对象中间，85.5％的人对将来有信心；10.5％的人对将来没有信心；4％的人没有回答。尽管这是一个小规模而且不很规范的调查，但其中所透露的信息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问：这样一种结构现在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更进一步说，是属于一种过渡中的现象，还是一种稳定的结构？

　　孙：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个基本的判断，是这样的一种结构已经开始在出现定型化。这涉及到我们分析社会分层结构的方法论问题。我们都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社会学界也进行了许多社会分层的研究。但实际上，当时进行这些社会分层分析是很勉强的，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开始分化的过程当中，正在形成中的阶层不仅很不成形，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我们去看一看当时一些研究分出来的结果，就可以发现，当时分出来的那些“阶层”或“层”，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很快就发生变化了。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在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相对稳定的阶层倒是真正出现了。或者说，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开始分化而成的那些阶层，开始逐步定型化了。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发表了一项他们长期研究的结果，他们将目前的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我想，这样的一种阶层结构可能要比较稳定地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当然，这不是说这当中不会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变迁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城市化会带来城乡人口构成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职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加等等。我们说定型化是说，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可能会相对稳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说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定型化，具有这样的几重含义：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之间边界的形成，是阶层结构定型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阶层之间的边界，往往是通过多种方式建构起来的。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我们还记得80年代时的情形，虽然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贫富差别了，但穷人和富人在居住上并没有分开。在普普通通的住宅区当中，暴发户与贫困的邻居毗邻而居。但到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和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富人区。从全国来说，中国的富人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在北京，则主要集中在亚运村、中关村、燕莎附近。郊外的富人区集中在亚运村北部、西山地区、京顺路、机场沿线。广州著名的富人区主要有三个，早期的富人集中在珠江二沙岛，后来的主要集中在天河北，新起的富人很多选择住在番禺。这些贫富在居住上的分区，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或者说这是最表面化的“社会区隔”的标志。

　　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因为甚至像品味和审美等这样的因素，都可以因为专属于某一个阶层而起到强调和维护阶层之间边界的作用。依据交通工具，有人将人群划分为私车族、打车族、公车族和骑车族。在吃的上，有钱人和公款消费的高档饭店、工薪阶层消费的一般的饭馆，打工者消费的小食摊，泾渭分明。就是娱乐也开始呈现明显的阶层特征。近些年来，在一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涌现了一批贵族俱乐部。比如，在有北京，就有所谓“四大俱乐部”的说法。“四大俱乐部”的会员费一般在1.5万至2万美元之间，除此之外，每年再缴纳1200美元至1500美元不等的活动费。与特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就是同质性的社交圈子。在作为建构阶层边界机制的特有生活方式形成方面，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城市白领文化的出现和所谓“小资情调”的复兴。尽管就全国而言中产阶层的人数相当有限，但在一些特大城市中，中产阶层的人数还是占相当比例，并具有较强的消费实力。而白领阶层的文化，特别是其消费方式、审美趣味以及体现这种审美的消费物品，其专属性是非常强的。

　　前些天曾看见一篇报道，说目前在大学的校园中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分层现象。有人将其概括为大学里的5大部族：大富之家、小康子弟、工薪阶层、困难生、特困生。这些学生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住的地方不一样，吃的、用的也不一样。甚至不同背景的学生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其实这不是学生本身的分层，而是学生的家长和家庭的分层。但这种分层体现在其子女身上，特别是在平等化氛围最浓重的大学校园中体现出来，也足可以说明这种阶层之间的边界已经是相当的清晰和深刻。

　　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谈论阶层内部的认同问题，还是很困难的，因为缺少有关这方面的全国性的系统的调查研究。但我们可以运用另外的一些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大致的分析。首先，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在局部地区进行的调查。有的调查是直接就阶层意识进行的，有的则是间接涉及这个问题。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在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已经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在这个调查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就是大多数人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将职业作为区分社会分层的最主要的标准，而是将财富和权力作为首要的标准。这可能也大体反应了目前我国在社会分层上的某些特征。其他的一些研究还表明，在像失业下岗人员这样的群体当中，也具有一种很强的“我们感”。而我们知道，“我们感”与“他们感”是群体或阶层认同的最基本的因素。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对一些有象征意义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的分析，来间接地了解不同社会阶层的心态及其阶层认同。这当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所谓仇富情结。当然我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要特别小心，因为这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其中包含了一些非常不同的内容。但尽管如此，但从这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窥见贫富意识的某些重要变化。我们都知道，在90年代初期，在社会中曾经出现对贫富悬殊强烈不满的情绪。在许多次调查中都发现，在人们不满意的各种现象中，贫富悬殊往往是处在最靠前的位置上。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的议论反倒是比原来减少了。有人认为，这表明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已经无奈地接受了。但事实上，无奈与不满往往是同时并存的。在去年，至少有三件事情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一是刘晓庆偷漏税案引起的广泛议论，在这些议论中，虽然抨击的是偷税漏税现象，但也夹带着许多其他的东西，如富人都是偷税漏税的等，甚至不时出现打杀之声。二是牛群裸捐产生的广泛怀疑和非议。三是山西著名企业家李沧海被害案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本来一个人遇害，大家表示的应当是同情和悼念，但互联网的贴子中却出现许多对死者的攻击和怀疑，最主要涉及的是财富的来源。尽管我不同意将企业家的被害与仇富情结联系起来，因为其被害的事情本身与仇富情结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就整个事件中社会的反响而言，贫富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对“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问题，仅有5.3％的人回答“有很多”。 2000年7月，根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联合对6个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当前收入差距拉大不太能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占被调查者的36.5％，认为一般的占40.8％，认为勉强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只占19.7％。上述情况也许表明，对目前贫富悬殊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分层的认知，已经在形成的过程中。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阶层意识，但一种与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的分层意识，已经是依稀可辨了。

　　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大致的流动情形。在农村，大约上亿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由过去种田的农民，成为农民身份没有改变的工人；还有上亿的农民，直接进入城市，或是从事小规模的经营活动，或是打工。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农民，在一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以部分时间从事多种经营。对于上述流动而言，一般都伴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我们一般将其称之为上向流动。在城市当中，原来没有固定职业或职业不理想的人，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有的成了最初的富裕户，即当时的万元户。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一些国有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还有一些国家干部，辞去了原来的职务，从事经营活动，做起了或小或大的老板，成为私营或民营企业的创办者。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上述路径的社会流动已经在明显减弱。自90年代后期以来，乡镇企业就业的职工减少了2000万之多。农民外出打工的人数，在进入90年代后期后保持缓慢增长（90年代初流动劳动力就已经达到7000-8000万人，90年代中期超过1个亿，现在也只有1。3亿人）。下海的大潮已过，由于经商的门槛越来越高，白手起家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指出，“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较多机会。随着转型的深入和定型，这种流动机会逐渐减少，不仅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

　　当然，即使是在今天，社会流动仍然是相当频繁的，但相对于80年代而言，则有明显减弱的迹象。

　　第四，社会排斥以及阶层的再生产。在阶层结构定型化的社会中，社会的主要阶层处于不断地再生产自身的过程中。其中，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指出的，教育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之一。因为所受的教育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80年代的时候，由于各级教育都是不收费的，因而各个社会群体接受教育的机会是比较平等的。尽管在接受教育的条件和录取政策上存在种种影响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因素，但总起来说，受教育机会是比较平等的。在80年代，每年录取的高等院校新生中，农村中的生源占到了30多。而在某一个具体的城市内部，并不存在受教育机会的歧视问题。而到了90年代，各级教育的收费直线上升。特别是大学的学费上升尤快。这样就造成两个问题，一是贫困农村地区的部分孩子过早地在中学甚至小学阶段辍学。二城市中较贫困家庭的孩子或是在中学择校时处于劣势地位，或是因家庭困难而放弃了升入大学的机会。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则是城市中外来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在许多城市中，为这些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设置了种种障碍。而一些专门招收这些孩子的学校又因为条件不完全具备而被取缔。在这种情况下，阶级阶层结构再生产的现象出现了。

　　问：那么，这样一种开始定型化的社会结构，对于经济社会生活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或影响？

　　孙：社会结构是支配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力量。因此，社会结构的演变必然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当然，这个新的社会结构才刚刚形成并定型化，影响也才刚刚显露。但从目前来看，至少有如下几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几点也许预示了一个新型社会的逻辑。

　　首先的一点是结构定型与体制变革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概括地说，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由于在改革中释放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各种新的社会力量在成长起来，比如在新的产权框架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员，由新的管理业务和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技术专家阶层和白领群体，以及由于资源来源多元化而独立性不断增强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等。这些新的社会力量，都是体制变革的产物，因为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和空间都是由体制变革提供的。而在整个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个定型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而且从理论上说，永远也不可能彻底完成），至少说现在已经在开始形成依稀可辨的雏形。现在的情况是，已经定型下来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前面所说的强势群体，开始对体制变革的过程施加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90年代以来，改革的动力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80年代，几乎各个社会群体都是改革的拥护者，而在90年代以来，改革更多地是反映了这个强势群体的主张。

　　但在同时，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

　　第二，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是少数人的事情。实际上，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在现实的层面上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之中：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从中受益；但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

　　只要稍为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社会中大部分人口却没有从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我们先看农民。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97-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90.13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4元，同一时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幅分别为4.6％、4.3％、3.8％和2％ 。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但这还是平均数字，里面包括了个别"高收入户"的独特贡献。在平均数字的背后，实际上很难有数据表明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是增加的。我们知道，大多数农户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二是在乡镇企业做工的收入，三是在外地打工的收入。首先，在最近的几年中，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下降了30-40%，在农副产品的总量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农民从出售农副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应当是减少了的；其次，近些年来，许多乡镇企业开始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乡镇企业中就业人员净减少了2000万人，在其仍然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人员工资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农民从这个途径获得的收入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增加；第三，外出打工人员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将这三个因素考虑进来，可以看出，就大部分农民来说，近些年来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

　　再看农民工。人们论证农民收入增加的根据时，一个主要的证据是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的增加。事实上，这个论据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打工收入的增加，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是打工者的人数，一个是其工资水平。从这两个因素来看，看不到农民打工收入明显增加的根据。从打工者人数看，在90年代初，农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就达到7000-8000万人，在90年代中期达到1个亿，而现在这个数字也还是1个亿。从其工资水平来看，人们经常说，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珠江三角洲打工者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而最近中国国民经济研究完成的一份《变革时代经济形势及资本市场分析》报告则指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没上涨，并将其作为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所谓劳动力成本没有上涨，说得通俗点就是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尽管经济学家可以将这种状况看作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和加强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的一个条件，但从社会的意义上说，这意味着，这些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的收入，没有伴随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增加，换言之，是他们并没有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受益。再看城市中的下岗失业人员。近些年来，尽管正式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3%左右，但专家测算，实际的下岗失业人员总数可能达到4000--5000万人。就这些人员来说，快速的经济增长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能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主要是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如在北京市，失业保险金由1999年的291-374元增加到2002年的305-419元；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由1999年的286元增加到2002年的326元；低保标准，由1999年的273元增加到290元 。就是仅仅从增长速度来说，也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也可以认为这个群体也没有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

　　有人甚至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是由“精英经济”和“民众经济”两个部分构成的。一方面，在“精英经济”中，股票、资本运作、信息化、IT，一大批人在新经济的浪潮里迅速走上了富裕之路。但在另一方面，大多数人从事着传统产业的经济活动，只知道能挣到钱养家糊口平安地度日，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什么是信息化、什么是资本运营、什么是IT。这是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深刻断裂。一个是新兴的、充满活力的、繁荣的甚至是奢侈的社会，一个则是衰落的、令人看不到希望的、萧条的社会。这样的两个部分，就共存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之中。

　　第三，社会矛盾突出背景下的社会稳定。近些年来，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社会却大体是稳定的。对此，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者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种状况与上述社会结构的特征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强势群体定型社会的能力。应当说，一个社会是否能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与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强势群体的状况有直接关系。如前所述，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社会中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已经在社会稳定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而由于其所掌握的资源不断增加，这个群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其对社会走势的影响上，同时也表现在这个群体与一般民众的关系上。从目前的情况来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已经基本形成。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种。工作场所中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已经暗含着服从在里边。而在工作场所中的服从关系，会伸延到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去。同时，强势群体形成支配性话语的能力更促成了社会的稳定性。近些年来，“贫穷说明自己没能力，怨不得谁”的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这种逻辑甚至延伸到对腐败现象的接受和无奈上——“谁让咱没权力呢”。这样的支配性话语无疑会抑止反抗意识的形成并促成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稳定无疑是一件好事情，但如果这种稳定当中包含了一种对社会不公正的默认。第二，是细化的结构无法形成有效的反抗。社会分层越来越细，人们的利益越来越具体。这样就很难形成某些共同的利益要求。比如说，失业下岗人员的要求与在业的国有企业职工的要求就不近相同，尽管他们在几年前甚至在几个月前还可能是同一个工厂的工人。细化的社会分层结构会使得以利益取向的社会抗拒有所增加，但这样的社会抗拒一般不会演变为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社会运动。从一个特定的意义来说，这也意味着一种社会稳定机制的形成。

　　概括地说，90年代以来新形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对于促成社会稳定机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以社会的不公正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如何为弱势群体创造必要的利益表达渠道，从而使得稳定与公平能够相得益彰，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所面对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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