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摘录

tuffy05

（按：文内标题均为原书标题）

二、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1、我对文革的预感

本节题为对文革的“预感”，文中却语焉不详，看不出“预感”何在，因此似有必要对相关背景再作点补充交待。
文中所说的“文革前夕”，估计当为1965年的下半年。这一年的元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个重要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亦即著名的《二十三条》。这个经毛泽东反复修改定稿的文件，最引人瞩目之处是首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所说的“运动”，是指自1963年开始发动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五反四清”，即城市搞“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农村搞“四清”即清账目、清库存、清工分、清财务；后由《二十三条》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为了指导运动的开展，曾于1963年5月和11月下发过两份文件，分别称为“前十条”和“后十条”。前者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陈伯达执笔），后者则主要由刘少奇主持修订（田家英执笔）。就基本的提法和对整个国内外形势的判断而言，前后十条并无矛盾，所不同者在于，“后十条”针对运动在试点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相应规定，一定程度上具有约束过火行为的用意，所以当时就有议论说“右了”。而问题在于，群众性的运动一旦展开就很难稳妥控制，所以，随着运动的全面铺开，底层群众习惯性的激烈行动非但没有减缓，反而愈演愈烈，各地都出现了乱揪乱斗、关押、打骂、体罚等逼供现象，致人死命之事层出不穷。但在“阶级斗争”思维的主导下，问题越尖锐，阶级斗争的形势就越容易被夸大，被错估。于是，1964年8月受命“挂帅”领导四清运动的刘少奇，再次主持了对“后十条”的修改，拿出了一个《“后十条”修正草案》。草案最突出的变动，是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基层干部将被撇在一边，不被信任。结果，运动迅速左倾，打击面越来越宽，对基层班子烂掉的估计也越来越严重（所谓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天津小站夺权、白银厂夺权等成为典型例证；依靠工作队蹲点，搞扎根串联的“桃园经验”成为样板（以后又发展为搞人海战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组成上万人的庞大工作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某一个县，倾盆大雨，全面开花）。刘的做法引起了毛的不满，两人的分歧很快就在中央工作会上爆发，并发生了公开的争执。刘认为，四清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还是地富反坏和部分蜕化变质的干部，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但矛盾的性质复杂，有“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也有“党内外矛盾交叉”。毛则认为，地富问题只是表面，根子还在党内，在“当权派”，是当权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新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按毛的这一思路拟定的。与“后十条”《修正草案》相比，《二十三条》改变了撇开基层干部，由工作队单独领导运动的做法，提出了“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的方针，同时反对工作队搞神秘化，搞人海战术，规定严禁打人和体罚或变相体罚等，因此对限制打击面，约束过火行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更应指出的是，《二十三条》下发后，中共中央又专门下达了一个在干部群众中广泛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要求将文件打印成布告形式，在工厂、学校、农村、机关包括军队连以上单位张贴（室内）。在如此广泛的宣传下，即使作者在当时没有敏感到“运动重点”提法的改变（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城乡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四清”以及《二十三条》中将矛头直指党内“当权派”的规定总不会没有耳闻吧？以此推之，所谓“预感”云云，当是对当时“四清”运动的氛围和《二十三条》颁布后造成的某种运动转向的敏感吧？
此外，文中（36-38页）讲到“文革是一场全民参加的运动”，这一点尤值注意。文革的全民参与性是与以往政治运动最大的不同，而这一点，却往往为事后的研究者甚或当事人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至少是重视不够。其实，这是解读文革，也是解读毛泽东迷雾的一大关节。
那么，文革时期，何以会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参与呢？对此，作者并未直接回答，而是结合他的亲身感受与观察，指出了当时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因阶级斗争理论而产生的出身歧视，亦即身份的不平等；二是因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不平等；三是党的一元化领导逻辑所导致的思想不平等。当然，当年的不平等远不止此，而且这些不平等也只是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表现或反映。要而言之，因体制的僵化而导致的特权和官僚化现象，以及由此引出的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党与非党的矛盾、民主与集中的矛盾、理论与实践抑或理想与现实亦即美好的目标承诺与贫穷落后的生活实际的矛盾，还有严密的计划体制约束与经济自由发展的内在品性之间的矛盾等等，等等。老实说，这些矛盾的累积与普遍存在，才是导致文革“全民参与”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将这些矛盾的存在作为文革政治动员的负面因素，那么，还有一个正面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毛泽东权威的鼓动和煽惑。
本来，因体制僵化，因权利不平等、政治不民主等等而引起的不满，早在1957年以前就已经相当严重了，起而抗争者也不乏其人，但经过“反右”、“反右倾”、“四清”等无数政治运动的整肃之后，公开表达的不满已越来越弱，几至完全消音；而另一面，经过大跃进、经过三年大饥饿等等的折腾，底层民间积蓄的不满却在暗暗增强。这种不满与反右派运动锻造出来的逻辑（反对某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逻辑）处于尖锐、直接的矛盾之中。按照这一逻辑，所有的党（政）领导——那怕只是一个小小单位的领导，都是党的化身，碰触不得。在这个逻辑的背后，则是党和国家机构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观念”。而基层单位的党政领导，又与底层民众处于大量而又日常的直接接触之中，这样，矛盾的易发与观念的神圣就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况。唯其如此，文革开初的政治动员应者寥寥，敢于起而响应者少之又少，谁不知道枪打出头鸟的厉害。直到所谓的“资反路线”触犯众怒，中央文革炮制出“两个司令部”的理论，一向被视为真理化身——当然也是党和国家机构神圣不可侵犯的化身的毛泽东，不仅公开表示站在群众一边，而且公开向他昔日的助手、同志，向他亲手参与创建的那一套党和国家制度发难，这样，有了代表着真理、正义、革命和进步的毛的支持，底层民众的政治反叛也就有了合法性保障。毛的巨大权威实质上成为打破“绝对观念”神话，颠覆反右运动逻辑的法宝。长期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一旦解除，郁积多年的怒火随之爆发，迅疾燃烧成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捣毁国家机器（冲击各级党政机构的“造反”）运动。至此，文革才算真正的爆发，标志就是所谓的“人民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了。昔日碰触不得的大小官员几乎全被打倒，神圣不可侵犯的党政机关全面瘫痪，被压抑太久的人们似乎还从未有过如此痛快淋漓的渲泄与释放，人人沉浸在一种报复与泄愤的狂欢之中，享受着“革命”所带来的某种颠覆的快感与解放的惬意。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关于毛、关于文革的历史迷雾：毛何以要出此狠招，居然甘冒风险，动员民众起来向自己亲手参与创造和缔建的那一套制度、秩序和机构宣战？长期来，这一直是个令文革研究者们迷惑不解，众说纷纭的问题。究其原因，文革的全民参与是个关键。因为它与毛泽东专制主义的逻辑是矛盾的，也可以说这是文革形成的历史悖论之一。如何正确地来解释这一悖论，已经成为理解文革产生、发展及其走向和演变的一大谜团。

2、第一次当“右派”，以及第一次获得“解放”

这里所述及的，事实上是文革“全民参与”之广泛性的又一个原因，或可说是重要诱因，这就是所谓“五十多天”的“资反路线”在运动初起之时对学生及教师形成的压制。
毛自授权江青秘密组织由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便开始处心积虑，想法突破位处中央一线的刘、邓阻挠，寻找一支由自己掌控的组织力量。奉命留守北京掌握运动的刘、邓（此时毛已秘密离京，以视察名义在外静观北京动向），面对在毛的鼓动下已动荡不安的校园局势忧心忡忡，尤其是在毛亲批聂元梓等人点名批判学校领导的“马列主义”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起而效法者不断涌现，大中学校里山雨欲来，风云鼓荡，一片惊惶。几乎所有学校当局的权威都不灵了。眼看局势有失控的危险，为了维系基本的稳定，保障运动的正常开展，刘、邓根据以往经验主要是反右时期的经验，派出了大批工作组进驻校园，负责掌握运动的主导权，全国各地亦仿照执行。工作组进校后，为了控制运动，维持校园的稳定与秩序，同样按照反右运动的经验和逻辑，把少数因对学校当局不满而敢于提意见，写大字报的人，统统当作“反革命”、“假左派”、“反党分子”等等而予以批斗甚至关押。同时，为了所谓的“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也就是寻找可靠的依靠力量，掌握好校园里的思想动向，工作组还悄悄划线排队，在师生中划分左中右，这就是后来在校园里引起极大公愤的“黑材料”事件，以致在有些矛盾激化的地方发生了轰赶工作组的现象，有的单位甚至分成两派，保工作组一派和反工作组一派。勿庸讳言，按照工作组的做法，文革必然演变为又一场新的反右运动，这本是毛反右理论——从逻辑到手法的贯彻和运用。但毛又一次表现出他超常的思维，工作组被指为“镇压学生运动”，其所作所为正与他的意图相反：过去需要维护大一统，现在则需要打乱大一统；过去是“引蛇出洞”，现在却需要放蛇咬人。所以，于七月下旬回到北京的毛对工作组严词斥责，不仅亲笔写下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引述 “又何其毒也”的那一段名言就出自此文），而且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还专门针对性地写道：“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自反右而后屡试不爽，行之有效的那条戒律被破除了。工作组撤销，由工作组所奉行的那一套则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批判，早先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的师生皆得到“解放”，获得新生，恢复了“革命群众”的身份。作者本节所述经历，其真实背景如此。
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情景下，被置于漩涡中心，风暴中心的工作组，其所作所为无异于引火烧身，只能激化矛盾，加剧不满。犹如一个反向的引爆装置，工作组及其所奉行的“资反路线”，便成了引发大面积不满的导火索。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表示支持群众的毛，又一次成了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大救星。人们在感激涕零之余，能不为王前驱，也跟着“炮打司令部”，向工作组，向“走资派”，向毛所指引的一切敌人开炮么？这样，毛发动群众的策略才开始奏效，全民参与的造反运动排空而起。

3、第三次成为反革命，并再也不被“解放”。

个人在历史（文革）中的命运，之所以会有如此诡异和荒谬的变化，犹如翻烙饼一般，时而“革命”，时而“反革命”，时而“打倒”，时而“解放”，全是因为文革自相矛盾的逻辑悖论在铺演过程中被复杂的矛盾和错综的关系缠绕、变异而形成纷披、迷离的事象所致。要而言之，以重建牢固的个人专制、全面专制为指归的文革，却在其展开方式上采取了空前未有的形式——“大民主”；以“斗私批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相标榜的道德革命、理想革命，在凯歌行进中却处处暴露出其高蹈的虚妄与贴地的矛盾——理想的目标在推进中总是受到私欲无所不在的蛊惑和困扰；明明是高层少数人的矛盾，却要假大多数人的名义硬性铺展为一场席卷全民的大运动，如此等等。事实上，文革无非是一场神仙斗法，犹如古希腊神话里黑暗时代的半神半人之战一样，凡间的英雄不过是天上诸神的化身或提线木偶，他们在下界厮厮杀杀却不知那力量来自何方，对上界的真实情景、真实意图更是浑然不知，弄不清那征杀的用意何在，目的何在。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就像诸神无法抑制自己的贪婪一样。要到云开雾散，赤身裸体的诸神蜕下伪装的崇高，天上的龌龊与人间的丑陋才会合而为一。总之，在大戏落幕之前，谁也弄不清自己在诸神的棋局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所以，总难免会被起落沉浮，变幻不定的自身命运而弄得手足无措。具体而言，作者在文革中一再被整一再“解放”，主要与夺权后形成的两大派争斗有关。
1967年二月，在所谓“一月革命风暴”也即夺权风暴的催动下，贵州造反派快速行动，炸响了声震一方的“西南的春雷”，组建起新生的红色政权——“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刚完成了联合夺权的造反派，随之就因权力再分配的不均，立即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支红派”（以支持红色政权而名）和“四•一一派”（以冲击省红代会召开的日期而名）；前者掌权，后者在野。作者本人和他所隶属的组织不幸正属后者。两大派的厮杀，在经过短暂的“文斗”较量无效后，立即升级为以铁棍、梭标等冷兵器为主的“文攻武卫”。在前者的强力打压下，后者一度解体，其头头和骨干分子，或者被抓被关，办“学习班”；或者逃亡在外，寻求外省造反势力的庇护。如此才有了“第二次被逐出革命队伍”的体验。但坏境不长，为了平衡各地夺权后因分赃不均而出现的派性争斗，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编号为“117”号的文件，要求各地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造反派”，犯了错误的造反组织仍是“革命群众组织”，不能随意压制，于是作者及其所在的组织又得以恢复名份，回返革命的队伍，这就算是“第二次解放”了。但地方利益导致的派系斗争并未因此结束，尤其在夺权之后，“天上”的龌龊已渐为人间窥破，凡尘的争斗虽然还在假诸神的名义进行，但它已经有了人间的规则和欲望。具体说来，时为贵州省革委主任的李再含先生，因兼有昆明军区副政委之职，不知何故而与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谭甫仁将军发生了矛盾，而将军支持的云南“八•二三派”与贵州的“四一一派”又是同盟——云南成了被打散的“四一一”分子的庇护所。于是，李氏旗下的《新贵州报》居然敢组织文章，不点名地向谭氏开火，云南方面自然不甘示弱，同样还以颜色。一来二往中，录属昆明军区的××军奉命开赴贵州支左，一度受压的贵州“四一一派”复又重振旗鼓，拉起山头。而这一次，冷兵器已不堪大用，派上用场的已经是步枪、机枪、冲锋枪等热兵器了。在一片“踏平”、“捣毁”声中，“四一一”再度被打垮，作者“第三次成为反革命”。此后，有形的两派斗争转化为无形的暗中对抗，李再含本人也因形势需要而被中央文革所抛弃下台，被镇压一方头顶的罪名也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遂不复再有“解放”之举矣。1969年以后，随着由军方人士出任各省革委会第一把手的惯例成为不容置疑的通则，变相军管的“三结合”文革体制渐趋稳定，所有的群众组织兵归营，将归位，统统解散。历史应验了北京“四一四派”的预言——“河归旧道”。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实际已降下帷幕。

4、 终生难忘的“逃亡”

这里叙说的，是文革中很典型也很常见的情景——政治逃亡。
政治逃亡何以发生又何以成为可能？这得从夺权后的分裂讲起。
按说，在经过“大民主”的荡涤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应该有足够的理由和风度去应对新生的反对派——他们原就是一条战壕的战友。而以造反起家的反对派们也误以为，凭着曾令旧省地县委和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闻风丧胆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批判武器，就完全可能有效地将他们反对新保守派亦即反“红色政权”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并取得胜利。殊不料，在旧体制下孵化出来的革命权力机关，一落地就露出了它凶狠、狰狞的极权主义本色，在“革命”外衣的合法掩饰下，新生的红色政权同样抖落着国家机器神圣不可侵犯的威风，毫不犹豫就对它的反对派也即昔日的战友举起了镇压的大棒，如此便有了红色政权建立后的新一轮政治压迫。文攻之外再辅之以武斗，“四大自由”转变为赤裸裸的武力镇压，由此形成了局部内战的现象。文革内蕴的矛盾——专制与民主的悖论立即凸显，以专制构建民主的假象被新的专制形态所消解，从专制到专制的文革逻辑由此贯通。明乎此，也就不难明白，在权力重构和体制重建中继续充当反对派的“革命群众”们——包括作者在内，何以会有一再被逐出革命队伍，乃至逃亡他乡以躲避迫害的遭遇或经历了。而政治逃亡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各自为阵的地方造反派，因实力、观点、处境、派别等等的不同，再加上与中央高层斗争的复杂关联，故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政权割据的状态，虽然为时不长（前后大概也就一、二年时间），却有可能使在甲地受到打压的人在乙地会得到安全的庇护，所以，当年的很多文革领袖和骨干，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逃亡经历。至于如作者所述，以远在他乡的亲友作为逃亡避难所的，自也不乏其人，只是其安全系数较小，而且多系个人所为。

5、死里逃生

在地方文革史的记忆中，这是一桩颇具传奇的真实故事。
那是一九六八年，因中发“117号文件”而重振旗鼓并以之命名的安顺“117派”（简称“幺派”，也即贵州“四一一派”的支系），经过几番较量之后，终于不敌“支红派”的强力打压，最后收缩到城郊的一个运输单位——安顺汽车运输公司的地盘内。该公司的掌权者，是“117派”的主力——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团，简称“红战团”，一个著名的工人组织，响当当的造反派。“红战团”的对立面叫“工人野战军”，被指为保皇派，在夺权斗争中被打垮，溃散。“红战团”一举夺掌了该公司的党政财文大权，有一定的财力支撑，所以成为“幺派”最后的大本营。这大本营周边，有四、五个山头，居高临下，俯视着这些正在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浴血奋战的斗士，是拱卫大本营的天然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早早就被“幺派”占领。山上修有工事，几面象征性的大旗，插在山头，鲜艳如血，迎风招展，透出几许的悲壮与苍凉。拥戴该派的市民，只要抬眼看到那些高高飘扬的红旗，就知道“幺派”还在坚守，还没有被打垮。不料，突然有一天，在夜幕的掩盖下，某座山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第二天，那座山上的红旗就消失了；接着，便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几座山头相继失陷，沦入敌手。拥有地方军区支持的支红派，不唯武器精良，配备有机枪、冲锋枪乃至高射机枪等等，而且有军方人士协同指挥，这自然是只拥有少数“三八式”、“汉阳造”步枪和一堆自制手榴弹的“幺派”所不能敌的。支红派趁夜拿下几座山头之后，已是大兵压境，形成三面合围之势。被困大本营中的“幺派”，已经无险可守，唯剩后面一条山路，一个狭长的小山冲，通往更远的郊外，称罗卜冲。局面至此，任何人都不难明白，大本营之被一鼓荡平，只是迟早的事。支红派稳操胜劵，之所以还在外围僵持，不敢冒然挺进，发动攻势，是因为传言大本营外围都布满了地雷，不得不小心翼翼，寻找恰当的破敌之策。形势危急，大战在即，一场有可能导致全军覆灭的血战看来难以避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幺派”却来了个巧妙的金蝉脱壳，上演了文中叙述的深夜大撤退一幕。这是一次漂亮的撤退。是夜，被困高层——由几名工人领袖和学生领袖组成的核心小组传下密令：今夜有行动，要所有人合衣待命。凌晨二点，行动开始，一支约一、二千人的大部队，在夜色掩护下，就沿着后面那条唯一的退路悄然撤离，然后自南而北，绕了个大迂回，到达北郊的某部兵营——也就是由昆明军区派驻贵州支左的某团驻地。真可谓神不知鬼不觉，一场灭顶之灾终得以免。第二天，支红派在山上的瞭望哨发现对方营盘里悄无动静，方知受骗，可惜为时已晚，敌军已然“消遁”了。
事后知道，支红派之所以被麻痹，是因为“幺派”成功地唱了一出《空城计》——那一组绑在吊车上专向城里广播的高音喇叭，一如往常，音调铿镪，激情澎湃地昼夜播出，使人误以为他们还在坚守，一切正常哩，又谁知，那喇叭里播出的都是事先录好的内容呢。

6、精神的迷误

文革历史逻辑的展开，到1968年以后，终于通过两大经验事实而暴露了其理论目标的虚妄和现实政治的冷酷。一是1968年底发动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毛挥手之间，就将这个曾被他捧得无法无天，而今却已成为文革新秩序障碍的天之骄子逐下了舞台。自此，红卫兵运动宣告终结，退出历史。昔日备受骄宠的先锋和闯将，突然就被遗弃，集体放逐到一穷二白的广阔天地，心灰意冷之中，大多数人都难免会有受骗上当之感，文革不过是“又一次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的说法开始出现。由此产生的所谓“六八年人”，把激进的红卫兵异端思潮与其后以知青为主体的对文革的反思与觉醒紧紧地联在一起。二是1971年发生的“九一三”事件。被破天荒正式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突然叛国出逃，这对于已经习惯于相信各种领袖神话的国人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用天崩地塌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这是一场真正的精神地震。在此之前，不会有人相信毛也会犯错误，看错人；更不会有人相信，毛亲自选定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怎么会有可能是甚么野心家、阴谋家？毛林一体就如同毛党一体一样，已经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神话。所以，林彪事件打击最大、伤害最大的都是毛。人们在震惊之余不能不发问：如果林是真正的野心家、阴谋家，那么明察秋毫的毛又怎么会看中他选择他呢？毛的英明伟大、无所不知和永远正确哪里去了？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对毛产生的信任危机、精神危机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如果说，知青下乡造成的是被遗弃、被利用的消沉、低迷情绪，那么林彪事件所引发的，却是从怀疑与不满中走出来的觉醒和独立思考，以及必不可免的反叛和抗争。毛的权威开始动摇了，衰落了。中国民间思潮的涌动正是由此拉开了大幕。
然而，对于一部分造反运动的亲历者来说，毛的权威与迷信的动摇，并不意味着毛的神话的终结，文革的经验和经历始终是他们难以割舍的一个参照系。具体而言，毛以“造反有理”相号召，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起来，运用大民主的形式，向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向各级党政机关开炮、进攻，这是所有的人想都不敢想象的事。毛这种自毁根基，自挖墙脚的做法，为他的“反修防修”理论，尤其是反“官僚主义者阶级”理论带来了巨大的迷惑，由此形成了所谓“毛泽东晚年珍贵思想论”。根据我对作者的了解和当年共同思考的经历，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精神迷误”。作者曾多次提到，他当年的毛泽东崇拜限制和影响了聚集在他身边的年青朋友的思考，现在可以明确地说，这个影响就是“毛泽东晚年珍贵思想论”。对于红卫兵一代的文革亲历者来说，毛珍贵思想论的命题至少具有如下魅惑：第一合法性。毛的地位、影响和权威决定了这一思想资源在理论思考和现实批判中的合法性地位；第二满足人们对文革大民主亦即所谓“四大自由”的珍爱与迷恋。在一党专政的权力垄断体制下，文革初期短暂出现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以拥护毛为前提）等等，不仅给底层民众的不满提供了痛快淋漓的渲泄，而且让无权的人们初次尝到了民主权利的诱惑。第三满足了正在普遍产生的反官僚特权的社会性要求。文革以前，在反右逻辑的支撑下，党和国家机构的官僚化现象日趋严重，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但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然尊长”地位却几乎从未受到过应有的怀疑和触动，更遑论限制。而毛的“走资派”理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等等（这些都是珍贵思想论的组成部分），恰好为此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和反对的依据。第四在国际共运视域显得独辟蹊径。自五十年代以降，以斯大林体制为标志的苏联模式开始在社会主义各国面临危机，走入困境。为此，一些国家不得已被迫采取措施，对过于僵化与严酷的斯大林体制尝试进行适当调整，铁托的工人自治，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纳吉的自由化和卡达尔的渐进改革，以及后来的布拉格之春等等，都是对斯大林体制作出的一种有限改革和自我调整，因此一无例外地都被毛视之为“修正主义”。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即文革的理论与实践），却以另样的方式展示了对斯大林体制困境的破解，这就大大增加了毛珍贵思想论的魅力和诱惑。也正因为如此，在当年的青年思想群中，持此论者不乏其人，是民间思想中颇具影响的一种代表性思潮。
顺便说说，根据作者在其新著《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中（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提出的“青年毛泽东主义者”的概念及其所做的个案分析（见《六十年代初涌动于北京校园的地下新思潮》一文），我以为，这里所说的崇奉毛晚年珍贵思想论的民间思想者，其实也属于“青年毛泽东主义者”的范畴。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概括了不同时代一脉相承的某种思想现象，而且抓住了此种思想现象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些受到毛思想影响的激进青年，总是喜欢从极左的方面去理解和阐释毛的某些理论和思想以及做法（包括文革的理论与实践），并据此要求对现实的社会和体制进行更激进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青年毛泽东主义者是一个跨时代的思想文化现象，不仅包括文革前的一部分在校大学生，而且包括文革时期出现的一部分红卫兵异端思潮（如北京中学红卫兵中的“四三派”思潮、湖南“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及其所代表的思潮、武汉鲁礼安、冯天艾的“北、决、扬”思潮等），不仅包括七十年代持毛珍贵思想论的民间思想者，而且包括今天的大部分新左派学人。历史地看，青年毛泽东主义者大都是一些思想敏锐，勤于思考，既富现实感，又富有浓厚理论兴趣和政治热忱的人。他们的底层出身（就大多数人而言）、默默无闻和小人物身份，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颇相类似，因此，毛早年的经历——他的活动、精神乃至人格，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影响，甚至起而效仿者亦不乏其人。他们胸怀大志，喜欢想大问题，做大事情，渴望担当大任，建功立业，尤其渴望能够登上一个大的舞台，参与对国家或社会的变革。因为位处卑微，没有名气，他们有着对民主与平等的天然渴求，希望能借助于一定的民主权利，以便为伸展自己的志气和抱负寻找机遇，所以他们的内心也潜藏着某种自由主义的基因。又因为满怀理想，他们很容易为毛的那些表面激进的理论所惑，在他们眼里，毛是个典型的奇理斯玛型领袖，是他们追随的偶像，对那些不符合毛思想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他们总是忧心忡忡，满怀焦虑，他们对现实有着更多的不满和批判性审视。由于自信和坚执，他们的思维习惯又带有某种绝对主义和独断论倾向，因之较易与开明专制、权威主义等认同。此外，他们的底层身份、底层经历，又使他们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着较多的关注与同情，因此也难免会染上一定的民粹主义色彩。时至今日，我们不是还可以从一些新左派学人的身上，看到青年毛泽东主义者那浓重的身影及其绵绵不绝的精神谱系，思想谱系吗？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当年的许多青年毛泽东主义者——包括本人在内，在经过痛苦的反思与裂变之后，早已同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分道扬镳，走出了青年毛泽东主义者的阴影。而今天的一些青年学人，由于缺乏亲身经历，不知道也不了解毛泽东专制主义虚假、伪善的实质，仅仅凭着与实际剥离的书本理论，书本知识，自然很容易为那些美妙的说教、动人的承诺所迷惑，甚至有当作新发现而沾沾自喜，津津乐道的。于是本已为历史所唾弃的毛的文革理论、文革思想，包括所谓“毛的珍贵思想论”，又被人重新摭拾起来四处兜售。对于距文革、距毛时代已经越来越远的后人来说，这是很具欺骗性的，也是危险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蛊惑人心的现象，显然同对文革、对毛的清算不彻底大有关系。因此，对青年毛泽东主义者的清算和批判，在今天仍是一个并未过时的课题。

7、“民间思想村落”困惑中的艰难探索

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1968年以后出现的“民间思想村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现象。最早提出这一命题的，是上海的朱学勤先生。根据现已披露的资料，所谓的“民间思想村落”，其实就是一个个自发形成的“或大或小，或显或隐，或严密或松散”的青年读书圈、青年思考圈。其主体成员多是知青和由知青变身而来的工人，以及一部分文革前或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还有部分社会青年。其中，已经为外界所知的，有北京以赵一凡、徐浩渊、史康成等为代表的读书沙龙，广州的李一哲集团，上海以王申酉为代表的青年思考圈，河北著名的白洋淀诗歌群体，贵阳以黄翔、哑默为代表的野鸭文学沙龙，朱学勤文中披露的河南兰考、巩县读书圈，还有何清涟女士披露的湖南邵阳一群活跃的“六八年人”，福建以舒婷为代表的厦门知青文学群体，成都以邓垦、陈自强等为首的文学沙龙，以及贵州安顺以钱氏为代表的青年读书群等等。顺便说一句，这里之所以也把文学沙龙列入，是因为在当年，即使是从事单纯的地下文学创作，也是思想叛逆的表现，或者不如说，文学创作的异端总是以思想的异端为其先导的，更何况文学创作本身也离不开思想问题。在一个极权专制时代，自由的文学写作，毫无疑问就是对专制体制的勇敢挑战，因此，其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一条绵延了十年（事实上远不止十年）的思想史伏线，尽管其中有些思想成果已经转化为正史，但有关它生成、发展、演化与流变的轨迹、线索、状态等等，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梳理和研究，更不可能进入中国主流思想界的视野，故而还显得十分的模糊和零乱，无法呈现出它清晰的面目。不过，只要打开眼界，沿着时间轴将它作上下延伸，就不难发现，文革中后期普遍产生的民间思想村落，其实不过是一条被主流思想、主流话语有意遮蔽和极力抹杀的地下思潮的缩影而已。它上承遇罗克、郭世英、顾准、林昭、张中晓、林希翎、谭天荣、刘奇弟、陈奉孝……等等孤独个体或右派群体的呐喊、思考和抗争，（“上承”一词，在这里只具顺序含义，并不具有继承、延续的意思。事实上，这正是中国民间思潮的一大悲哀：以思想者个人（或群体）为表征的思想理论言说，总是以断裂的形式孤独出场，而鲜有相互的联系与继承关系；后来者总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从同样的起点开始，一再重复着先驱者艰难开掘过的土地，所以中国民间思想史的轨迹呈现出的是非连续的间断性曲线，而不是递进式的层层深入；没有必要的积累和积淀，其思想图景自然就不会有发展——创新，突破——超越的上升性进路。不能忘记的是，在严密的体制隔离和信息封锁下，思想者个人的遭遇与诉求，总是被强力的压制所扼杀，而后被消弭于无人知晓更无人应和的思想黑洞之中，成为与世隔绝的尘封档案。我们有理由相信，迄今为止，尚有不知有多少杰出的大脑还处于这样的封冻之中。老实说，这才是中国民间思想始终发展有限的根本原因。）下接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和其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开启于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和推波助澜作用，而其逻辑结果之一就是八十年代蔚为大观的新启蒙运动，因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思想面貌和思想走向，并且至今仍在回响不绝。可以说，这是一条自1949年以后就逐渐产生、形成并日益壮大起来的地下思想史、民间思想史，它纵贯于自中共建政后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虽时起时伏，时隐时现，却从未干涸、绝迹。
当然，也不可否认，七十年代中期的民间思想者们，是在思想条件极其苛酷，思想资源极度匮乏的环境下成长的。经过文革风暴“完全、彻底”的扫荡，可供阅读的书籍本就不多，再加上他们所受到的有限教育又存在着某种先天的缺失，这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他们的思考。同时，与苏东各国此时已经成熟的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运动（或自由思想运动）相反，一向担负着社会思想责任的知识分子，由于思想改造和历次运动的整肃以及文革对他们的全面打倒，已处于整体缺席，集体失语的无奈状态，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民间思想的总体水平和理论高度。因此，捷克有哈维尔、昆德拉，波兰有米奇尼克，南斯拉夫有吉拉斯，匈牙利有卢卡奇，苏联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这样的象征和代表，而中国，除了一个顾准，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堪与比拟的领军人物。与西方在对二战反思的基础上产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流派和哲学思潮不同，中国在文革结束后至今的数十年间，却见不到一个有代表性的理论文本或理论范型，这不能不说是包括民间思想在内的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悲哀。当然，这与“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语境有很大关系，也可以说，是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吧。

8、终于走上了学者的道路

对于老三届一代人来说，1977年恢复的高考具有双重意义：其一是改变自身的处境 ——很多人此时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不是知青就是工人；其二是重续中断了十年之久的读书梦，成名梦。当然，对于为数不多的民间思想者来说，这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深造机会。不过，很少有人料到，经过四年大学的熏陶之后，真正走上学术道路的委实不多，而这不多的人中，又多数都被逐渐完善起来的学术科举制度所吸收，走到最后，能够做到既在学术上有造诣又能保持自己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那就更不多了。作者是一九六零年代毕业的大学生，高考与之无缘，次年恢复的研究生（硕士生）考试本也与他无缘——这年他已39岁，人到中年，来到这远离中心，远离繁华的边陲小城也已18年，他在这里成婚安家，有一群年轻的追随者，忘年交，大可自得其乐地混下去，而且也会混得不错。但这不是钱氏的性格。前述文革以来的经历和追求已经注定，这正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及时实现了从边地到中心的转移，而且从其所愿，重返北大，真正走上了专业研究的道路，实现了向更多的青年讲鲁迅的梦想。他是幸运的，但历史也同他开了一个难堪的玩笑：他那长出很多来的年岁，使他多少有点像个瞒票乘车的旅客，很不协调地混迹在比他年龄小许多的同学中，所以有“老童生”之讥（自嘲）。叨此错位的光，他在学术界一出道，就获得了“青年学者”的雅誉，但随之又很快就转向了“老教授”，所以他常感慨自己没有学术中年。不过，这种没有中间过渡的快速转换，在某种意义上倒也颇具象征性，那就是没有犹豫地就将自己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贯穿到底，坚持始终。在同一时期走进学院，走进体制的人中，似这样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野性和本色而没有被“除尽”的“余数”，是不多的，不说硕果仅存，起码也是少有的另类，所以有人尊之为“稀有品种”，倒也还算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