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黄土沟土改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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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一次听说“恩德财主”，大约是十年前的事。1997年盛夏，笔者与几位老师到陕北的一个村庄──米脂县杨家沟进行口述历史访问。土改以前，杨家沟是陕北著名的“地主窝”。村中有一座依山靠崖修建的“扶风寨”，有百余年的历史。地主们过去大多聚居在四周城墙环绕的寨子上。直到1947年土地清算后，这个“封建堡垒”才被彻底捣毁。我们到村的时候，杨家沟的土改正好过去了五十年，庄里不少上年纪的老人曾是那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不消说，这道黄土沟沟里的土改故事也特别生动而丰富。“恩德财主”的记忆，就是村人谈起斗地主的往事时勾出来的1。

　　一

　　杨家沟的地主都姓马，是一家人。其先祖发迹于清朝康乾年间，属于典型的庶民地主。马氏迁居杨家沟后，逐渐成为显赫的地方望族，历二百余年而不衰。在马氏的继嗣中，尤以老三门里嘉乐一支的户气最旺。自其列祖马嘉乐（1773-1851）创建“光裕堂”起，子孙们也都各建堂号，以堂代名。土改前，杨家沟的地主绝大多数是马光裕堂的后人。

　　在这个二百来户的村庄里，地主有多少？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七十二户”。这个数字虽不精确，却也并不离谱。1942年，张闻天曾在杨家沟进行典型的地主经济调查。据当时统计，杨家沟有地主五十五户，其中堂号子弟有五十一户2。到1946年秋冬土改开始的时候，该村地主已分化为七十七户（其中十四户住在邻近的寺沟），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一还多3。土改时，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从杨家沟马氏地主手中共计征购了两万余亩土地4。

　　杨家沟的老支书郭成明（1924年生）一家是外来户，爷爷辈时迁到杨家沟给地主“安庄稼”，土改时才分得土地、?房。他在回顾村史时说，杨家沟过去的情况是“两极分化”5。这显然是习得的政治术语，不过用来描绘杨家沟的社会图景倒也不夸张。杨家沟的土地绝大多数归堂号地主们所有；马氏地主之外的农户则很少有地，多是租种、安种地主的土地，或做石匠、木匠。革命前的杨家沟可说是比较标准的“封建社会”。共产党搞土改，在这儿开展阶级斗争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

　　1946年秋冬至1948年春，杨家沟先后进行过几轮土改，土地征购了，浮财清算了，地主也被斗争了。此外，马氏堂号地主家的光裕祠堂前还立起了劳动人民翻身纪念碑。对杨家沟人而言，土改真可以说是改天换地的大事情。革命过后，绝大多数地主离开了村庄，杨家沟变成了“受苦人”、“揽工汉”的天下。

　　二

　　杨家沟的地主被消灭了，昔日寨子里驮运租子的车马喧嚣也早已成为历史。然而，五十年过后，那些堂号地主们还没有在村民们的记忆中湮灭。而且，村庄记忆中那一个个活生生的财主，也和正统叙事中常见的地主形象有着相当距离。

　　郭成明一家迁来杨家沟，先后换过依仁堂、育和堂等几个主家。谈及家史时，他不经意地冒出一句话来：“这庄里的地主不苛刻〔对待〕穷人”6。郭成明在土改时是积极份子，也是土改的直接受益者。清算那年，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长期担任村干部。自然，他说这话没有“反攻倒算”的嫌疑。而且，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支书的看法实际上也代表了村人比较一致的观点。在口传记忆中，杨家沟几十户地主里头不但没有“黄世仁”式的恶霸，倒有几位还留下了“恩德”的口碑。1947年清算大会上被斗的马醒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马醒民（1890-1961）是杨家沟名气最响的地主，人称“二财主”。光裕堂的四世孙共有二十五个，他是其中之一。马醒民与兄长马瑞堂都是村中首屈一指的大户。他们在1920年分家，各自拥有上千垧（当地的土地计量单位，每垧约相当于三亩）的土地。这弟兄二人不仅家资甚厚，而且口碑甚佳。在张闻天调查的时候，曾记录一首庄里伙计们传唱的歌谣，其中有“骑骡压马裕仁堂〔马醒民的堂号〕，恩德不过育和堂〔马瑞堂的堂号〕”一句，说的就是他们。对此，他们的侄儿马师麒（1919年生，访谈时村中仅剩的堂号地主）曾这样评论：““骑骡压马裕仁堂”，那也没骑骡压马；“恩德不过育和堂”，这个还有些根据。”7确实，用“骑骡压马”来形容马醒民并不十分妥当。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财主，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还曾到日本留学。抗战期间，马醒民当过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在口传记忆中，马醒民的恩德故事之多不让乃兄，这与他的个人魅力、社会影响，以及在村庄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

　　马醒民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土木工程，在建筑学方面见识颇广。回乡后，他曾亲自设计、监修了自己的私宅“新院”，巧妙地将欧式拱券风格融入陕北?洞文化中。村人对马醒民的记忆往往和这处院落联系在一起。“新院”工艺考究，耗资巨大。从1929年破土动工，一直修了十年也未能竣工。据说，二财主对用料、施工都相当挑剔，一石一木不合心意都要另选。在革命年月里，“新院”自然是地主阶级奢华生活的历史物证。然而，在村民口中，“新院”却成了“恩德财主”的记忆载体。这从何说起呢？

　　三

　　1928、1929两年，西北持续大旱，饥荒严重，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杨家沟附近的灾情也相当严重，因此上年纪的村人对“民国十七、十八年”都有深刻的记忆。

　　“新院”正是在1929年动工修建。“马醒民那阵儿是跌下民国十七年啊一个年成、十八年一个年成，那他将散这粮呀，券〔方言，修建〕那地方！”在寨子上住的刘成高（1913年生）当年曾为修“新院”出过工，老人家对那段往事自有一番认识。“这是谨村里的。村里的你就两个能〔合〕抬一桶水，都用上，为叫吃！”抬一桶水用上两个劳力，如此雇工虽不经济，却让不少村人在饥荒年月有了口饭吃。为了修这处宅院，马醒民不吝财粮。“哎呀，那家伙那工大啦！那人口多少，粮直吃完！”8

　　后来，二财主还要向其兄借粮施工，甚至不惜卖地买粮。村里的盲说书人李怀山（约1925年生）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仿佛马氏弟兄的对话就发生在眼前9：

　　到了民国十九年上来春上呀，正饿人着了，那下哥哥的那儿借米，要借十五石米了。就这马醒民！借的修这个地方了。哥哥说了个甚？“哎呀，咱借上十石嘛。这年成败代，你迩刻〔方言，如今〕修这个地方，这不能修了嘛，你看这跌年成跌了二年了嘛！咱借上十石！”看借那不借！十石少了，不借了。他卖地呀。把地卖的，山西往过拉粮了，硬山西拉过来的！

　　刘成高在土改清算地主时是参加过贫农团的，可评价起二财主来就是一句话：“恩德财主！那驴日的〔方言，无实意的口头禅〕！”10

　　类似的故事不止一个。从杨家沟去邻村寺沟以前必须绕沟里走好一阵子。于是，迁居到寺沟的承烈堂就着手开工打洞。巧的是，这项工程也是在民国十八年破土。寺沟的中农子弟王怀亮（1921年生）那年只有九岁，已经开始拦羊挣钱。他很清楚打洞的掌故11：

　　那洞是那些〔地主〕开的。那些打开那个洞，那些嫌走沟里远呀，这儿过去就平平嗟过去了。人家打过去来。那阵那旧社会那就叫民国年，那阵那是十八年上打的。年成不是不好？头不好啊，一满过来些人〔外地饥民〕啊就那儿争打了。你给我饭管上！哎，就挣吃饭。那还有不要的了！那还有要的，有不要的。要一来这人，你比如说一顿给吃一碗，就那稠饭给吃上一碗。你吃给两天呀，这就你愿吃三碗五碗你吃去！一来了还怕你吃死！上去那打两下洞哇，那胶泥土那有个劲了？那就那么舍〔方言，歇〕着了，掏给一阵呀，下来蹭的吃饭。

　　王怀亮是寺沟资格最老的党员，一肚子的革命故事。土改时他也是积极份子，还参与砸掉了光裕堂马氏光耀祖宗功德的“十七通碑”（它们正好立在从王家手里买来的坟地上）12。不过，提起地主家打洞的往事，这位爽朗健谈的老人感叹道：“那把人救了，把人救下了！”

　　显然，在那场大灾荒中，马醒民等人券?打洞大兴土木的一个用意是以工代赈、救济饥民。他们的土办法有其精明之处，同时又践行了革命前乡村秩序中为富而有恩的伦理角色。早在光绪末年（1908年），杨家沟周围十余村的民众曾联合在村中立起一块“德惠碑”，纪念堂号子弟马子衡在光绪年间数次赈济灾民、“德惠我乡”的善举。碑文中赞誉马氏家族“自高曾以来，世有隐德”，子孙们“凡有义举，无不协力输资，以臧厥事，而于救荒尤竞竞焉”13。看来，“恩德”已积淀成为当地生活世界中的一个传统14。西北灾荒事件，则是恩德实践的又一个历史契机，而村庄的传统道德秩序与权力关系也得以在实践中被“再生产”出来。

　　然而，那时的大历史也已开始进入土地革命的轨道，财主与穷人共处的那个生活世界不久就要被彻底改变了。

　　四

　　1934年，杨家沟附近开始“闹红”。当时发生的“撒传单”事件，让财主们惊出一身冷汗。红军开列出要杀的地主“黑皮”（方言，即恶霸流氓）名单中，马醒民等堂号地主都榜上有名。“第一杀上马维新，能救多少人。第二杀上马醒民，土地都能种。第三杀上七老爷，……”15于是，地主们又像上一世纪防“回乱”那样“上寨子”，还请来了国民党的一个连队驻防。该部队在杨家沟的时候，曾捉拿了邻村管家咀一名绰号“恨不动”的红军，并将其处死。

　　在本庄里，曾为马醒民的“新院”领过工的名匠李林盛就是一名“红军”。他在“上寨子”期间也差点被捉拿，只是趴羊群、跳茅圈，才得以死里逃生。不过，村人记忆中最早的“红军”却是一名马氏子弟──马汝翼。他一家和光裕堂财主家都在同一个老祠堂祭祖。据其四弟马汝直（1923年生）说：“和财主家门坡远着了，不过班辈都解开〔方言，知道〕了。”16出身书香门第的马汝翼，从绥德“四师”（即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没有继承父业去当教书先生，却执意干起了地下党这种“要命生活”。结果，一次秘密开会时遭国民党军队围捕，寒冬腊月里跌死在外乡。马汝翼之死，仿佛象征了某种已不可逆转的历史决裂。

　　国共联手抗日以后，米脂县划入八路军警备区。不久，杨家沟正式成了“红地”。抗战期间，地主们和共产党维持着过得去的关系。作为富甲一方的大户，当年马氏承担了不少“救国公粮”。另外，在马氏家族志中，还载有堂号地主们向驻防米脂的三五九旅赠粮一千石的故事。难怪村人传说，毛主席曾私下评价说：“杨家沟的地主对中国革命有贡献”17。

　　然而，这并不能改变杨家沟财主们的历史宿命。土改这场乡村革命最终一举打垮了地主，而“恩德财主”的文化／权力实践随之也退出了杨家沟。前面提到的说书人李怀山是“老红军”李林盛的侄儿，土改时家里分到十来垧地、一孔?。他年轻时常给财主家说古书，自称还曾给“毛老子”（即毛主席）说过新书。聊起“背转环境改革土地”的往事时，这位“李仙”的话意味深长：“你就怎么好的地主呀，要你穷了！”18

　　五

　　1947年初土地清算时，斗争马醒民及其他堂号地主的群众大会就在“新院”里召开。清算时任乡农会主任的刘成荣（1911年生）说：“那一般群众舍〔方言，呆〕到旁处，谁有冤枉，地主以前对你咋些，你咱诉苦。给地主另退开个场场，地主另集中的半切，在那个场场上。”19工作团发动周围村庄的群众起来向地主诉苦、提意见。据村人说，那次会上，“那人提得可多了！”

清算了说，谁们受过地主家的〔气〕，这又是他们伺候谁家来了，那阵把他们咋嗟呀压了。哎，说不来那。可有的〔诉苦〕也细了，给那〔堂号地主家〕奶娃娃来了，给人家做饭来了，把我们的娃娃饿死，又一下说起这痛得，鼻涕扭得──“噌”〔笑〕，眼泪淌得〔笑〕，真的嘛。那可有那号，受过那号财主家那种压迫的，是痛得，这提起来说是，不说了那就没事了，说起了伤心了嘛20。

　　也有人给马醒民提了意见。“提一个呀，那〔马醒民〕问你哪里的，为个甚，哎呀他那阵没那个事，没那个事。”21大会上主要把旧账算到了“上寨子”时期的“恨不动”事件。刘成高还记得，当时喊了“狼心狗肺马醒民，你引上部队打红军”的口号22。

　　然而，斗争二财主似乎搞得并不怎么轰轰烈烈。整个过程留下的较深记忆只是“打烂一块玻璃”23。住在“新院”附近的雷公旺（1932年生，其兄雷公高是土改时该乡贫农团的负责人）说：“那个人我迩刻还记得清清楚楚，心也不残。说狼心狗肺了？可好老汉了！”“那都对那个地主评价好，没斗。”24刘成荣当时就坐在大会主席台上。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喃喃自语道：“斗那马醒民嘛，咱这阵说，那个老汉说起来哦，地主里头是个好财主。”25

　　“上寨子”期间，邻村巩家沟有个刘姓村民曾被当作“红军”吊打了一顿，当时也被动员起来诉苦控诉26：

　　就改革土地打老财了。人说：“刘福林，你忘记柏树上吊你了？这能斗争那了！这就马醒民一个主张着了，孙书记〔当时驻防杨家沟的国民党长官〕就听那的话着了。”刘福林说了个甚？“有恩不补以仇报了？人家那阵打我着了，是个小小事嘛。人家杀我来来，马醒民把我救下，不让杀。“是个受苦人娃娃，没事”。人就把我吊起打了一顿嘛。不要打嗟，人家就推出去杀了！这我这阵儿能斗争了？那还有恩不补以仇报了？不能。”

　　清算斗争本是农民的复仇历史，在口述回忆中却演绎成了传统的报恩故事。斗争马醒民的故事也有不同的版本27：

　　这马醒民那阵斗来。就是管家咀的一个〔村民〕。搁那〔村民〕斗那〔马醒民〕时候，那〔马醒民〕台子上站着了，那〔村民〕上去一把给那老汉的帽子打掉了。脑仰起看了一下，老汉〔马醒民〕又各自拈得戴上。最后老汉就，那阵实际，斗那阵，不叫打。老汉那阵还是，虽然地主，还有点威望。众人哦，不让打。不让打，叼空子给老汉打了一打。最后老汉说：“其他人打我，我不受屈，你打我，我就受屈了。”为甚了？人家暴露他是共产党了，是不是？以前国民党把他抓住，抓住了就把他吊这柏树上打──打的还有“恨不动”，就把这“恨不动”给杀了──把他吊起打了。那说求求老汉，老汉说了一句话，就把他吊下来了，没有杀。“命给你保下，没要打你。所以，我就是没做下好事，也没给你做下恶事，你迩刻斗我，也应该斗，你打我，我受屈了。”

　　这个版本的故事情节正好相反，不过贯穿其中的还是恩报伦理。

　　六

　　口传的恩报故事中充满了乡土人情。然而，温情的故事毕竟不能取代冷酷的历史。清算过后，马醒民就被农会勒令搬出“新院”，“贬”到破土?里去了。不久，他和绝大部分堂号地主一样离开了那片祖荫下的乡土。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后，杨家沟又于1948年初自发搞了一次“掏元宝”，挖地财28。沟底里小桥滩上马氏老祠堂前的柏树下，几名尚留在村中的马氏地主、婆姨遭到吊打拷问。那年还是个娃娃的马汝同（1941年生），趴在自家墙头上目睹了整个血淋淋的场面。五十年后，他记忆犹新29：

　　那马师光可胖了！身体可好了人家，个子又大，又胖！就浑卜溜〔方言，赤身〕背吊起喀，就弄这么宽窄、这么长短、这么薄厚一块石头。不是说吊起喀了？吊起喀了哦，就给脊背上压了个这么宽窄、这么薄厚、这么长短个四棱把石头！就这儿压着了！这还后边这么拽着，就拉锯锯了，就和那木匠拉锯呀似的，拽得脊背上那个血糊糊哦，一阵就拽没皮了嘛！哦血糊糊滴溜溜的……

　　可幸的是，拷打逼问持续一天后即被上级制止。郭成明还记得当晚区乡干部开会，上级指示说斗地主是“为打威名了，不是为打人”30。当时，“亚洲部”（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正驻扎在寨子上，毛主席就住在马醒民的“新院”。村人传说，主席得知情况后马上下令不许再搞了31。

　　当年由于杨家沟的位置隐蔽而住所宽敞，转战陕北的毛中央选定在那里过冬32。由于这一特殊机缘，这个“地主窝”里的土改最终没闹下人命。“不要那〔毛泽东〕住的来呀，杨家沟几十户地主死不了一半也差不多！那来了一下把这压定，一个也没事。吊了几家啊，再撂下的没吊。不要那来，那些呀要死结实了。”33

　　七

　　历史常常越出善恶的谱系，而记忆则是充满张力的道德空间。人性歪好、恩仇报应、善恶忠奸等都是口述历史中频繁出现的价值论证。

　　“掏元宝”时残酷拷打地主马钟×的民兵刘成×，被一致认为“赖人性”，是庄里的“黑皮杂种”（方言，流氓）。他借“阶级斗争”之机强迫××（马女）与之成婚的恶劣做法，更使杨家沟的土改记忆蒙上了一层道德阴影：

　　那就是搞地主，打的那〔马钟×〕止不定，怕不过，人家这个女子说，“不要叫打，不要打老子的〔方言，父亲〕。”那些〔刘成×〕就要人家的那个女子了。到那家里，那就打的松些。那当个基干连连长，那是个头嗟，那想整端谁就整端谁，那阵那还！这人家怕不过，人家这个女子去了。34

　　那马钟×那阵嗟，烧红的烙铁拉出来一下撩的脊背上，妈妈老子！穷人家啊，地主家不和穷人家折亲亲哦，那就小女子，可是硬人家打的，可是救命了，把女子给了人家！35

　　王公兰（1915年生）谈起这件事时，还提到后来刘成×暴病而亡，遭了报应：“没好死了，害圪节黄疸症啊甚么症！”

　　对往事的回忆与讲述，也往往成为自我的伦理实践。王公兰就是一个例子。她年轻时在庄上“受苦”（方言，下地劳动）出了名，土改前还担任过妇女主任。当年，由于父亲早亡，她十三岁就伺候上财主家，给人家（老中正堂）带小孩、迭床捂被，“挨人家指教着来”。不过，提起打老财，老人家则明确地表示：“没，没斗过那号！”

　　咱就说那良心！咱那阵是老人老〔方言，去世〕了呀还蹭人家吃，我们吃蹭蹭饭。往死打就对了，还能卖那良心了？哎，没打过人家。人家问了，我们没，就是好。人说挣钱着不？我说人家可给穿衣裳了。给你穿着了嘛，就对了！吃的不饿了就对了！人家那阵那财主家还一满好。你受苦的好了，人家出嫁嗟还给你送些衣裳，送个这送个那。你听那些那有的说财主家哪家又是这那，啊哪一个人还尽美尽善了？……那阵那工作团打老财了，盘定一过节来叫的一个一个问了，我说没。……那些说，“你就说不下财主些不来？”我说：“说不下，人家好事做出去了！”36

　　五十年过后，提起往事，这位倔强的老人觉得问心无愧。

　　八

　　“恩德财主”的集体记忆，呈现了杨家沟村民的伦理世界，也折射出生活体验与革命历史之间的距离。

　　“来这里的都是没办法的，才到这庄里来。”老支书郭成明说。“来了，人家〔地主〕给你抵垫上，地叫你种上。给你吃上，你能吃多少就给你借上多少，秋里打下分得一半，你把这一半给人家还过，有了你就吃你的，没了再借，就那么个。”37他描述的是穷人到杨家沟给地主“安庄稼”的一般情形，以说明这庄的地主并不苛刻穷人。同样的情形，也可以作为革命叙事的经验注脚。正如清算时曾任警干队队长，负责维持秩序的杨树旺（1917年生）所说：“杨家沟地主那基本上是不劳动。这就靠──那些谁那话说是──剥削人，那个那也对着了。”38

　　“恩德”与“剥削”，在村人的心目中似乎不是那么泾渭分明。郭成明、杨树旺等人的命运曾经和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那天翻地覆的历史动荡中，他们都曾是推动革命车轮的积极份子。他们并不质疑革命的大道理；不过，“那些谁那话说”的修辞限定又明白地显示着某种距离感。在这种距离之下，村庄的恩德记忆以自身的方式陈述着存在的理由：

　　从前这地主，这庄里的地主好着了。〔跌下〕年成太大了，没办法，人家给散粮了。现在，后沟里供销社那还有一通碑了。咱周围远的来了，哦来一个人盘一个，有一个人盘一个。那有的近些，也拿上一斗，出去哪个屹槽槽里把那〔粮〕倒下，又去了，又盘一斗，盘上二斗，就够了，就拿得去了，就是这么一人。那就是有一通散粮碑。39

　　这儿桥上上去〔育和堂〕，脑畔上原来是个枣树，结枣着了。穷人的孩子，偷的就上去了，摘枣。地主老汉看见了，娃娃上去摘枣，赶紧跑回，怕娃娃看下，一下惊得跌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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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日常生活中善举的点滴记忆外，杨家沟的“恩德财主”也常常伴随着饥荒记忆而留驻在人们的心中。在这个意义上，恩德记忆可谓是一种生存记忆。经历了几十年的灵魂革命后，它仍旧绵亘不衰，恐怕是由于它蕴含了乡土社会中某种不能被革命伦理所包容的生存伦理吧？

　　九

　　口述的过去充满了恩报故事。恩德记忆与革命历史的碰撞与紧张，往往通过这些故事而转述出来，又往往通过这些故事而得到某种化解。当年马醒民被农会勒令搬出“新院”后，先是被安排到原先的旧地方居住，后来又被迫到“闹红”时期寨子上留下的破土?去住。“这老婆老汉两口就那儿过。甚球也没有的，就那土炕！”41“土??这也就受〔罪〕了！饿的，连天给那供两棵烧山药……”42马醒民的个人境遇清晰地映照出革命在杨家沟引起的剧烈变迁。

　　就在那时，有人偷偷跑去给马醒民送了四两洋烟。“我记得任志才那阵那不晓五六岁了，小了，走到人家〔裕仁堂〕大门上。来了个卖香瓜的……”小任志才眼馋香瓜，可卖瓜人不给。正巧马醒民从家里出来，就给娃娃买了两个吃。李怀山闲谈起这个故事en：

　　你看直到改革土地那个时节，任志才到了公家下了呀，一下赶了骡子了。那驴日的你看小小嗟罢了，那到共产党手里赶骡子着了，一下得了力了，蜿转上来看那〔马醒民〕来嗟！那在圪节土??上舍〔方言，住〕着。这〔任志才〕说，“二财主，二财主，你要烟了不？”一个〔马醒民〕说，“我不要。哦，咱穷了。哦，你咱要衣裳，你收两片衣裳，吃喝的换来嘛。哦，再叫买去，我咱没钱了嘛。咱吃不起了。”“啊，我拿这烟可好了，你不信尝上一点！”就这个洋烟！给那尝了一口。那说，吃了口洋烟，“啊，这个洋烟真个是点好货”！〔任志才〕说，“你这呀，你等着，我给你置上几两”。那阵那个洋烟啊那还私着了，那还半私着了，不纯私。这说，他没钱嘛。〔任志才〕说，你咱置上四两，不要你钱，给你送上四两。给那〔马醒民〕置了四两洋烟嗟。那〔任志才〕说了个甚，“啊，你忘记了，二财主？我小小嗟啊来个卖香瓜的，我拿两个啊，人家也不叫我拿。你给我吃的两个呀，我喜的大逛了。”这那〔马醒民〕一骨碌坐起，“嗌，哎呀世上还有这么些人了？哎呀，我那阵那谁吃上便宜饭，豪爽的，还在你一半个娃娃身上了？”看，你看那四五岁的个娃娃，直到二三十那还记得了！哎呀，喜的个二财主说，“啊，看这世上还有这些人了！”哦，土改来来。这任志才说，你那阵相比说把我踢给两脚脚，正这圪茬茬，上来我这给你挠〔打〕欢了！那敢是！哦，那驴日的世上还有那好的了！这底里那二财主，那就算恩德财主了！

在后革命时代的村庄中，这些恩报故事又被人们讲述着。

　　毕竟，村庄的过去有着许多充满伤痛的画面。就此而言，恩德记忆与恩报故事又何尝不是对那些隐藏在村庄深处的历史伤痛的一种治疗？



　　注释

　　1　这些故事曾收录在笔者于2000年6月通过的硕士论文〈历史、命运与分化的心灵──陕北骥村土改的大众记忆〉（北京大学法学硕士论文，2000），未刊稿。本文使用的口述凭证基本上转引自这篇论文，但此次对一些较拗口的陕北方言做了技术处理，以方便读者理解。此外，笔者还对本文中涉及个别历史的当事人的真实姓名做了技术处理，所隐之字均以×替代。

　　2　参见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页2-17。

　　3　参见米脂县委、县府：〈米脂县何岔区六乡土地公债试行办法〉（1947年1月），载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等编：《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页87。

　　4　参见米脂县委、县府：〈米脂县何岔区六乡土地公债试行办法〉，页93-9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页598-99。

　　5、6、30　郭成明访谈，1997年8月22日。

　　7　马师麒访谈，1997年8月24日。

　　8、10　刘成高访谈，1997年8月26日。

　　9　李怀山访谈，2000年1月3日。马醒民的这一举措显示了他不同于寻常土地财主的见识。据说，那时他已经看清了以后的形势：“要这地做甚了？地卖了！将来这个地呀，落不定了。”哥哥说：“我们正往下置了嘛，你就卖了？”“你要置你置去，我的我卖了”，马醒民回答：“以后呀，修成地方能落定了，土地落不定了”。

　　11　王怀亮访谈，1998年5月27日。

　　12　砸“十七通碑”与立翻身纪念碑，可谓革命在“地方”上演出的一些象征性行动。不过，对于在“地方”中生活的人们而言，“革命”或许不过是围绕生活空间而持续进行的漫长斗争过程中的一个历史环节。

　　13　该碑文全文，收录于罗红光：《不等价交换：围绕财富的劳动与消费》（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页37。

　　14　佛家思想中，“恩德”是佛所具足的三种德相（“三德”）之一。例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十二中解说“三德”曰：“救护众生，成就恩德；永断烦恼，成于断德；了知诸行，成于智德。”参见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第35卷，第1735经，页589。笔者认为，杨家沟人使用的“恩德”这一生活范畴反映出佛家文化对当地的深刻影响。

　　15　李怀山访谈，1998年5月22日。

　　16、32　马汝直访谈，1998年5月17日。

　　17　刘学章访谈，1997年8月22日。

　　18、26、33　李怀山访谈，1997年8月21日。

　　19、25　刘成荣访谈，2000年1月12日。

　　20　郭成德访谈，1997年8月21日。

　　21、42、43　李怀山访谈，2000年1月3日。

　　22　刘成高访谈，1997年8月26日。笔者最近发现，《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中收录的一首陕北民歌小调《斗地主》，就是在斗争马醒民（歌词中记作“马新民”）的大会上所唱。根据1979年收集的歌词，刘成高回忆的口号后面接着还有两句是：“烧烤咱们老百姓，还要乱杀人。”此外，还有一段则是专讲饥荒：“十七八年年成重，逼得穷人受苦情，地主有粮不救人，穷人活不成。”见《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上册（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4），页409-10。

　　23　任秀兰访谈，2000年1月14日。

　　24　雷公旺访谈，1997年8月26日。

　　25　马汝同访谈，1997年8月20日；另据刘成荣回忆，马醒民当时确曾被管家咀的一个村民打了一巴掌，但随即被主席团制止。“谨那尽量打”，他说，“那劈匕两下把那打死了！”刘成荣访谈，2000年1月12日。

　　28　杨家沟前一年遭了“胡害”（胡宗南部队从沙家店败退时严重侵害了杨家沟）、秋霜，大跌了年成。当时，村里正闹饥荒。

　　29　马汝同访谈，1997年8月20日。刘成高的女儿也曾目睹斗争：“祠堂那我还看去来，那我就八九岁了。我看去来，打的怕得我一气倒跑回来了！”刘成高访谈，1997年8月26日。

　　31　有的村人讲得更绘声绘色：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当时也是八九岁）从寨子上跑下去玩，回家后告诉了她父亲沟底里发生的事情。

　　34　常秉有访谈，1997年8月27日。

　　35、36　王公兰访谈，1997年8月26日。

　　37　郭成明访谈，1998年5月16日。

　　38　杨树旺访谈，2000年1月13日。

　　39　何芝付访谈，2000年1月13日。

　　40　马汝同访谈，1997年8月20日。

　　41　王怀亮访谈，2000年1月15日。

　　李放春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学博士，目前主要致力于中国革命现代性研究。

来源: 《二十一世纪》2008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