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蔡翔《两个“三十年”》的一组讨论摘要

tuffy05

两个“三十年”

作者：蔡翔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新中国就要走过六十个年头，这六十年，以1976年为界，我将其分为两个“三十年”。前一个“三十年”，既有“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又包含了十年“文革”的历史，其间风云变幻难以尽书；后“三十年”以改革开放为始，再到市场经济的合法性确立，复杂曲折之处，并不稍逊于前。这两个“三十年”都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不了解这两个“三十年”的深刻的政治内涵，我们实际上就很难真正理解整整一部当代文学史的艰难写作。
对前“三十年”的研究刚刚开始，这也是基于近十年来对中国现实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因此，重新强调社会主义的经验就成为这一研究或明或隐的背后动力，并直接诉诸于对现实的批评。在一般的意义上，我并不反对这一研究立场，的确，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包含了人类丰富的精神遗产，而如何打捞这一精神遗产，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就成了一项极具深刻历史意义的工作。但是，在我而言，除了打捞这一社会主义的精神遗产，以及它的历史经验，同样重要的，可能还在于社会主义的失败教训。我们无法否认失败的这一基本事实，而以一个“失败者”的个人身份重新回到历史深处，他所面对的，就绝不仅仅是一种经验，一曲欢歌，或者一片蓝天白云。他所感觉到的，可能还会有一种沉重，一种教训，一种深入其内部探究原因的研究冲动。而在我们重新面对现实甚至在探究未来的多种可能性的时候，也许就会多了一点谨慎，多一点复杂性的认识。
经由这样的多重视角进入历史，前“三十年”所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就会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历史面貌，同时也会向我们提出方法论上的挑战。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提及“社会主义记忆”。的确，在我们对现实的考察中，往往会遇到“社会主义记忆”的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不仅渗透在我们的现实境遇甚至日常生活之中，同时也隐蔽地影响着当代文学的写作。可是，什么是所谓的“社会主义记忆”呢？笼而统之的“社会主义记忆”存在吗？也许，我们应该区别两种记忆，一种是社会主义叙述的记忆，而另一种则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记忆。这两种记忆实际上同时在影响着我们，但是，它们之间却又的确存在着差异。对于许多未曾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人来说，作用于他们的，也许更多的是那种社会主义叙述的记忆，而对于历史的亲历者来说，这两种记忆则是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甚至痛苦地相互冲突。可是，叙述和实践的差异，却正好揭示出前“三十年”的复杂性，理想／现实／文化／政治／经济／等等之间的复杂性，甚至悖论所在。所谓方法论上的挑战，恰恰也就体现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无法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文本中考察那一段历史，我们所需要的，也许就是一种跨文本的阅读，在这两种记忆之间，去阅读历史的真相。
事实上，前“三十年”的复杂性并不止这些。近十年来的反思，包括对文学的重新思考，都向我们提出了政治的重要性，可是，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前“三十年”的政治呢？近年来，很多人引用竹内好的思想，强调“自下而上”的政治形塑。这一思想运用在比如“土改”甚至“土改”以前的当代中国政治，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包括农民对土地的想象中所暗藏的政治含意。但是，我们如何理解，比如，农村合作化以后的中国政治？那究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还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上和下是绝对的不可置换的，还是上中有下，下中有上？实际上，它关乎到前“三十年”政治的关键一环，也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意识是由外部灌输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法。
尽管存在着这许多的矛盾，甚至重重困难，但是面纱的一角已被撩开，这也正是近十年来思想努力的结果。
相对于前“三十年”的艰苦探寻，后“三十年”的研究可能会略好一些，因为，毕竟我们生活在这后“三十年”之中，而且，后“三十年”的文学批评也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相对扎实的基础。但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对后“三十年”，尤其是对1980年代的真正扎实的研究并不多见，无论是资料的挖掘、收集和整理，还是对事件、潮流和作品的重新研读，都鲜有拓展性的论著出现，表现在文学教育上，就是现在的学生对1980年代的惊人隔膜。而另一方面，某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却又轻而易举地侵入这一研究领域。
比如说，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对改革的反思，而就此对1980年代持一种简单的否定态度，亦不能因为对社会主义经验的重视，就对1980年代的伟大意义怀有疑虑。历史并不是如此简单，如此的非此即彼。尤其是，当时整个社会都被卷入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之中，其内在的合理性就很难被轻易否决。事实上，如果没有1980年代冲决思想罗网的勇气，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自由地思想和讨论，甚至不可能有现在的学术思维。正是因为1980年代，前“三十年”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同一性才有可能被彻底冲垮。在这一意义上，1980年代的价值，怎么评论也不算为过。这并不是说，1980年代就不能被反思，而是应该怎样反思。我不能同意的，是在昨天和今天之间设置一种简单的推演关系。事实上，现在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大部分都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我们既不能用“昨日之非”和“今日之是”来解释他们的思想发展，也不能用“昨日之是”和“今日之非”来否定他们现在的思想意义。历史就是如此的复杂，但是，我们如果牺牲了历史的复杂性，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自身思想的复杂性，剩下的，只能是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
面对历史的复杂状态，并不是简单的“政治正确”或者“立场”二字就能解决的，首要确立的，即是一种负责任的研究态度，一种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思想勇气。
这也并不是说“立场”就不重要，我所反对的，是那种简单化的“立场”，或者说，“极右”和“极左”的“立场”。“反右防左”仍是今天所要强调的另一种“立场”。
同样，不能因为自由主义在今天的极右化发展，而就此否定它在1980年代，甚至在“文革”时期的思想意义。因为我们在考察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中间，不可能不提到从遇罗克再到李一哲的“文革”时期的异端思潮（当然，同样重要的还有湖南“省无联”、湖北“北、决、扬”等激进派的异端思潮），只有把这些不同的思想潮流放在复杂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才可能经此进入历史并把握历史的脉动所在。
在后“三十年”的研究中，1980年代，包括它的早期，所展现出来的，正是非常复杂也是非常诱人的学术前景。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生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责任，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幸运。在这六十年中，当代中国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包括它的另类现代性，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可以与之比拟。实际上，也为我们在探讨人类未来的可能性时，提供了一个极具意义的研究个案。
在我们向世界寻取理论资源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可能忘记我们自己的历史，包括我们历史上的经典的思想家，比如，在围绕“挑战－反应”的各种讨论中，毛泽东的“内因／外因”理论也有着它的借鉴意义。有时候，也许，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或者对自己的思想家过于熟悉，反而缺乏一种因为陌生而驱使的学习兴趣。这将会阻碍我们进入真正的问题研究，因此，重新强调这两个“三十年”，正是要求我们重新进入自己的历史，进入中国真正的问题所在。

( 原载《天涯》2006年第二期)

tuffy05

由蔡翔《两个“三十年”》引法的一组讨论摘要

也来说几句

王晓明

从蔡翔兄的两个“三十年”的新提法看到诸位的讨论，我觉得关键的一点可能是在这里：如何理解1970年代晚期的那一股席卷全国的“改革”的要求？这个要求是直接因为“文革”而起来的，因此就引出另一个相关的大问题：如何看待“文革”？

就后一个问题看，两个看法直接对立：一个说“文革”与“十七年”是一路，另一个说“文革”是反“十七年”的。这样的分歧的关键点，是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式的“社会主义”，所以Zolo才贴出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因为这是直接在谈这一点的。

我们不是俄国人，除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我们还有更切身的“左翼”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这历史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至今还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当曹征路写出《那儿》这样的小说时，当这小说的素材在现实中一再重现的时候，我们就能真切地感觉到这个历史的某一部分的存在。所以蔡翔才说，社会主义不止是叙述，更是实践。

当然，他用了“失败”这个词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个词用得好，他没有说那是“罪有应得”，他更没有说那是“资本主义复辟”。

要回答前面说的那两个相关的大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里入手：为什么“失败”？现代中国本来是以“左翼”的姿态开始自己的现代思想的，从1910年代到1950年代，中国始终产生不了强大的右翼思潮。为什么到了1980年代晚期，中国社会却大幅度右倾，整个1990年代还愈演愈烈呢？我目前的认识是：如果能明白这个问题，也就可以明白“文革”和“十七年”的关系，明白1970年代末的改革要求的大体性质，当然，更可以明白我们今日的基本现实了。

补充一句：每个时代都很复杂，要举出若干例子来证明一种判断，那是十分容易的。所以，这里特别需要一种识大体的能力，普列汉诺夫的遗嘱就是例子。





我的80年代

三秦

从蔡翔兄的两个“三十年”的新提法看到诸位的讨论，我觉得关键的一点可能是在这里：如何理解1970年代晚期的那一股席卷全国的“改革”的要求？这个要求是直接因为“文革”而起来的，因此就引出另一个相关的大问题：如何看待“文革”？

就后一个问题看，两个看法直接对立：一个说“文革”与“十七年”是一路，另一个说“文革”是反“十七年”的。这样的分歧的关键点，是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式的“社会主义”，所以Zolo才贴出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因为这是直接在谈这一点的。

我们不是俄国人，除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我们还有更切身的“左翼”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这历史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至今还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当曹征路写出《那儿》这样的小说时，当这小说的素材在现实中一再重现的时候，我们就能真切地感觉到这个历史的某一部分的存在。所以蔡翔才说，社会主义不止是叙述，更是实践。

当然，他用了“失败”这个词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个词用得好，他没有说那是“罪有应得”，他更没有说那是“资本主义复辟”。

要回答前面说的那两个相关的大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里入手：为什么“失败”？现代中国本来是以“左翼”的姿态开始自己的现代思想的，从1910年代到1950年代，中国始终产生不了强大的右翼思潮。为什么到了1980年代晚期，中国社会却大幅度右倾，整个1990年代还愈演愈烈呢？我目前的认识是：如果能明白这个问题，也就可以明白“文革”和“十七年”的关系，明白1970年代末的改革要求的大体性质，当然，更可以明白我们今日的基本现实了。

补充一句：每个时代都很复杂，要举出若干例子来证明一种判断，那是十分容易的。所以，这里特别需要一种识大体的能力，普列汉诺夫的遗嘱就是例子。





且慢轻言总结

扫叶煮茶

如何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最近这几年知识界谈论较多的话题，但是迄今未见有何深入。左翼对前30年的处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肯定其经济成就上，认为后30年的飞速发展是前30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回避了敏感的政治问题，也回避了个人在这时代里尤其是在文革中的感受。这样的论述显然说服力不够，尤其难以说服那些在文革饱受挫折的人。因此我们在谈论这段历史时可能首先需要确立这样一个意识，即以反思的态度进入历史，去质疑、质问，然后才能谈得到打捞。不经过这样一个反思的过程，任何草率的总结都是无效的，反而会授人以柄，错失历史的良机。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现在其实还远未到轻言总结的时候，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还远远不够，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还是嫌模糊，政治的演进也许还稍清楚一些，但在社会生活的层面呢？恐怕不是那么清楚。很多人的判断都还只是凭据个人的记忆，这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批人沉下来扎扎实实地做上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研究，才算是初步具备了讨论的基础。


当然，也许有人会觉得缓不济急，现在中国都这样了，还能等那么长时间吗？但我还是认为不能因为中国目前的状况就好像觉得说过去的好就天然具有了合法性和正当性。现在说毛时代好的人很多是因为在现实中有挫败感，这种个人性（也代表着某一群体）的感受和体验尽管可以构成进入问题的出发点，但是如果不能在研究中摆脱这些感受的纠缠，恐怕也会有一定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心态不能浮躁，不能因为现实的逼迫就胡乱祭起法宝，那样只会使法宝变得无效。历史给了我们机会，但我们不能因为草率而浪费掉这宝贵的机会。所以我们在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时一定要谨慎，不可冒进。躁进的左派往往比右派更误事，这是需要我们牢记的。


蔡翔老师的这篇文章总体上还是体验性的，他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提出进入问题的路线，而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的地方。两个30年的划分，我个人觉得是不尽合理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至少应该再往前延伸到解放区的制度实践，下限似乎也不应该划到1976年，至于究竟应该以什么时候为下限，可能还需要经过大量的研究才行。蔡老师文章中有两点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两种记忆，叙述的和实践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确实可以凸现许多问题。我想这种区分对于我们做文学史研究的更有启发性，而需要考察的叙述既包括前30年里的，也包括后30年对前30年的叙述，前后叙述的反差也正可以凸现时代演变的脉络。在叙述的问题上我以为没必要纠缠“实践”也是叙述的“实践”，虽然一切皆叙述，实践的历史也是一种叙述，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历史的实存性，通过仔细鉴别不同叙述的矛盾交织和冲突，不是也能触摸到历史实践吗？对话语的分析正应该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另外一个是对80年代的评价问题。蔡老师是80年代的过来人，对那个时代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强调80年代的启蒙运动具有伟大意义，今天的问题不应该由80年代来负责。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80年代的意义理应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80年代的启蒙是有很大问题的，在内在理念上是有致命缺陷的，这种缺陷在80年代末的动乱中已经暴露得很充分。另外90年代和80年代之间是不是也有某些共享的精神呢？这两个时代之间也许不能设置一种简单的推演关系，但是清理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仍然是有必要的。80年代不应被完全否定，但同样也不能被神话化。对今天的反思理应包含对80年代的反思，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出发点吧。



历史分期论

SANCHO

历史划分的大或者小，不是问题；按照什么标准划分，不是问题；甚至划分的结果和意义，也不是问题。两个三十年，或者三个或者四个，取动由人。很多朋友不是说道九十年代也复杂嘛。那么实际上任何一个小的历史单位都复杂。黄仁宇说李约瑟当年给他讲历史研究最多以三十年为长度单位，呵呵，刚好用到了蔡先生的划分上，但蔡先生这是“历史研究”么？但我们可以说借助历时性经历形成的感想往往也能有历史叙事的肌理的存在。


历史不是由时间构成的，如果是那样，历史就是不断重复的账本，人这物种能有多少事儿好记？历史只由事件构成。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形成，它就造就了历史。两个三十年，提法很有趣，但是要看到，到底哪个三十年真正构成了“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哪个部分是“重要的”？


当然，什么是重要的，这个问题又变成了标准问题，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历史的问题。那么很自然，这才是两个三十年产生差异的根源。如果我们认可这两个时段中间的差异，等于承认了在其中发生区分功能的标准，那就是这两个时代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人言言殊。但绝对不一样。但要是不承认呢？这两个时期其实是一回事呢，比如，它们就是同样一个驱动力产生作用的结果，是国族命运发展统一逻辑的不同阶段。这也完全说的通。很说的通，谁说文革和十七年没有民族国家的想象作为支撑呢？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第二个三十年为这个大逻辑做出了贡献么，如果有，比如说我们富了，有钱了，能往欧洲卖衬衫了，那这第二个三十年可以成立。如果没有，比如，我们现在只有按照别人的逻辑，在别人的夹缝中挤压中生存，那它就不能成立。肯定不能，只能说它是第一个三十年的倒退，还在第一个三十年中没有任何区别。


两个三十年中间当然有失落、有幻想的破灭、有不可思议的大变化带来的不知所措。但这些东西沉淀了以后呢，在不同时代中间相通的大逻辑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位移，这才是区分的关键，而不是感情。


但感情这东西，如果它是纯私人的，可以说没有太大意义，可是，某种感情一旦成为了全局式的共同的缅想，那它就不仅仅是情绪本身了，它可能具有着书写历史，形成历史叙事的强大动力，蔡先生的这个表达，可以说正是以他自己一代人的集体感触的来描写他们经历的两个时段中间的动力机制。可以说，这两个三十年里，一方面极其表面化情绪化，另一方面，这个区分又是某种共同意志的体现，也就是历史意志的体现。在回想，那种没有太多强制性规定的自由回想中，历史叙事的动因出现了。


请注意，恰恰是某种叙事，才真正算得上是某个“历史事件”形成的根源。

http://ows.cul-studies.com/Artic ... es/200604/36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