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长沙文革回忆录《青春无痕》节选：我们如何成为了文革中的造反派

tuffy05 · 发表于 2009-10-28 10:54:26

选自陈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第二、第三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在文化大革命的编年史上，是很重要的。
　　八月五日，毛泽东发表了针对刘少奇等领导人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决定》（即十六条）；
　　八月十日，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向朝他吹呼的群众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100万红卫兵；
　　八卅一日，毛泽东再次在北京接见上百万外赴京红卫兵。
　　
　　满街都是操着不同口音的红卫兵。各式各样的传单，随着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涌进了我们长沙市。墙壁上到处贴着“造反宣言”“××红卫兵司令部通告”“一个革命的倡议”等等五花八门的传单。
　　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
　　不用上课，不用读书，允许到全国任何地方去，坐火车、汽车、轮船一律免费，到处有政府指定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不要钱，需要零花钱，凭一个学生证或红卫兵证件，即可随时向接待站借到。北京，曾是一个谈起来都会令人憧憬让人骄傲的地方，而现在，成千成万的红卫兵都轻而易举地去了……我有几个过去的同学，他们在没有带一角钱的情况下，只揣着自已的学生证与红卫兵证，借这史无前例的大串联机会，花三个月时间，居然跑遍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各省，虽然路途上他们也累得够呛。
　　对此，我羡慕得要死，真后悔不该放弃已考上的中专学校而参加工作的，不然，我去那座中专学校报到，那现在不也可以穿上绿军装，佩上红袖章，全国到处去看看吗？真可惜，一步失误千古恨！
　　不过，懊丧的心情并没有多长时间，红卫兵冲向社会的政治浪潮一下子震动了长沙市。
　　
　　八月中旬，威严的中共长沙市市委大门围墙上，贴出了一幅巨大的横幅标语：“坚决打倒三相信！”旁边写了注释：“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
　　还有一幅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署名的五个人都是以“长沙市十二中学共青团员”的名义。其中，有一位后来还成为了长沙市中学红卫兵的一个名声赫赫的造反司令。
　　
　　居然反对相信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还要“造反”，真是骇人听闻！
　　一下子市委大院门口围满了人，先是观看，然后就是悄悄的议论，再后就是互相之间的辩论。有人说：“这是反动标语！”“不相信省委市委，就是不相信党！”还有些人则认为：“这是红卫兵写的，总会有什么理由吧！”
　　一批红卫兵则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地演说，说“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省委市委就是不能相信！”
　　
　　我一下班，就挤到那儿去看，去听人们之间的辩论，听这一方，我觉得有道理，但听那一方一讲，也觉得没有错，我好恨自己水平低：怎么我就分辨不出谁对谁错呢？
　　
　　一个北京来的红卫兵演说的一句话，给我以很深刻的印象。那个红卫兵操着一口很好听的普通话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哪一级党委，我们只看你的言行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号召，就能决定是该相信你还是该打倒你！”
　　这个北京红卫兵的讲话，可以说代表了从那时的红卫后运动到以后的造反运动中的一切激进分子的政治观点。
　　我似乎也发现了分辨是非的钥匙所在。
　　
　　其实，当时觉得这个很有道理的是非标准，在后来的文革实际中竟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对立的各派、观点不同的每一个人，在为自已辨护或指责对方时，谁都能搬出一些毛泽东主席在不同时期说的话或语录来作自已的武器，并用它去攻击对方。所以，各派政治力量在文革中的大字报战、大辨论、传单战等等“文攻”范畴内，没有谁不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因为谁都认为自已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都认为真理是在自已手里。故，“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个捡验是否革命派的理论尺子，在复杂曲折文革中并没有多大效用。
　　
　　不过，在文革之初，在以前那种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说的话都被认为是“党的指示”、都不容人民群众有任何疑义、更不能有丝毫反对的观念普遍存在之时，（顺便说一下，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很多人致“罪”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往往就是因他有过冒犯党的干部的言论）现在，红卫兵突然提出的“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党！”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判断是否革命的标准！”的这个理念，实际对当时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说，文革之前，每一个党支部书记及担任这个职务以上的党的领导干部，在普通的老百姓眼中都具有“神”一般的绝对威严而不容冒犯。那么，红卫兵提出的这个新口号新标准，就在观念上帮助老百姓们，将原来视所有的党的领导干部们是“神”的那种地位，给予了彻底的摧毁，使人民群众从那以后，心中只装着毛泽东这个“真神”。而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连毛泽东这位“真神”也被请下了神坛，恢复了“也会犯错误”的人的地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卫兵运动在客观上也起过某种思想解放的作用。
　　
　　这几幅标语轰动了整个长沙市以至全省，搅得每一个市民都来议论甚至互相辩论。
　　紧接着，八月十九日，省里的湖南大学土木系二百多个大学生红卫兵排着队踊进了市委大院，就工作组问题找一个市委书记，要求接见和辩论。因为那个市委书记曾与派驻大学的工作组有关。同时，大学生们还将很多写有毛泽东语录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运动的一个文件“十六条”中的章节，用大字报形式，贴在了市委大院内外的墙上，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市委领导人慌了手脚，说是“右派学生要翻天了”，“会发生匈牙利事件了”，在向省委汇报后，除了动用公安人员暗中准备外，随即又在一些工厂企业调集了几千名工人，迅速组成了“工人赤卫队”，来到市委大院内，意图保卫市委。
　　
　　可想而知，佩着“工人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和佩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双方一接触会发生什么事。果然，工人和大学生的互相辩论，态度很快恶化，升温，最终发生了工人殴打学生的事件，一批学生或轻或重挨了揍，并被轰出了市委大院。
　　
　　对于大学生红卫兵到市委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与请市委书记接见，很多人都似乎觉得没什么错误，因为中央各种传媒关于“红卫兵是革命先锋”的舆论，早已被人们接受了。我更认为用这么多工人去对付仅只喊喊口号贴贴大字报的学生，实在是没有道理。
　　
　　接着，市委又向全市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发布指示，指责发生在市委大院门口的事件是“右派学生企图向党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号召人们同右派学生作坚决的斗争。
　　于是，原来支持学生的工人、干部，赶快紧闭了自己的嘴，刹时出现了声讨右派学生的一边倒气势。在街头，解释宣传市委大院事件的大学生遭到了不停的围攻，甚至遭到一些工人的殴打。
　　为了加大反击“右派”学生的舆论力度，省委与市委又在我市的集会场地东风广场召开了数万人的辨论声讨大会，还安排三名颇有声望的劳动模范到会上控诉“右派学生”的反革命行为。其实，这几名劳动模范并没有看见大学生做了什么，因为他们当时都不在市委大院内。他们只不过是奉命在大会上，对大学生们的行动进行一番官样文章般的批判与指责而已。
　　
　　正当人们在议论如何斗争“右派学生”，正当持不同意见的工人、干部愤闷不平但又担心自己的言行被人检举之时，突然，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如春雷巨响，一下子扭转了风向，尤其这份党中央的权威机关报在社论中，还特地点了包括长沙市在内的几个城市的名，还说“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很快，成千成万的大学生红卫兵涌上了长沙市的街头欢呼，高喊口号，拥护《人民日报》社论，庆祝自己的胜利。原来就支持学生观点的工人、干部也自发扛着红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并到湖南大学去慰问学生们。对此，市委不敢再有什么镇压之举了，听任人们又重新涌到市委大院，甚至听任人们高呼“改组长沙市市委！”“罢×××（省委某书记）的官！”的口号了，原来反对学生的工人与基层干部，看到党中央是支持学生的，也成批成批转到了同情学生的行列。
　　
　　在中央的精神与下面成千成万红卫兵和市民的压力之下，省委真的作出了一个没有前例的决定：基本接受群众的要求，撤免前任市委书记的职务，重新任命了一个市委书记，同时真的改组了长沙市委的班子。本在几个月前已上调中央宣传部的省委第一书记又被中央派了回来主持工作，而且，他在回到长沙的第二天，即亲自前往湖南大学看望那儿的大学生与红卫兵，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他此次回来的主要任务，第一是向前段受委屈的大学生们“请罪”，第二，则是同红卫兵们“一起造反”。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甚至欣然佩上了造反的大学红卫兵赠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
　　
　　省委第一书记的态度，不仅使听到或看到这个讲话内容的广大红卫兵学生与市民们感动万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的书记对下面群众表示出如此诚恳的态度，何况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这么大的领导干部呢！）同时也深深使人们感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可真是了不得：连省委书记都说要“造反”了！
　　
　　这个被称之为“八·一九事件”的前后仅一个星期，但长沙市的人民第一次感受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在街头发生的有反有复的而反差极大的政治气氛。
　　
　　《人民日报》八·二三社论与长沙市大学生红卫兵的示威，终于导致了省委作出的改组长沙市市委，撤免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的决定，从而使红卫兵以及支持同情他们的人民群众越加高兴，连续几天不断的游行庆祝，象过节一样。游行的队伍很多都游到湖南大学驻地，向湖南大学的红卫兵表示祝贺，锣鼓声，鞭炮声响个不绝。批判原市委的大字报也如春笋一般涌了出来，贴满了市委大院外围墙。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原市政府的一个警卫人员所写的题为“奔命记”的大字报，揭露了“八一九”大学生红卫兵涌进市委后，害怕发生长沙市“匈牙利事件”的市委要人们，在那几天中，是如何苍惶出逃，离开市委大院躲到乡下去的事情。这份大字报很快被印成铅字传单，广为张贴，以此表示对原市委领导人的鄙视和批判。
　　
　　我们厂是一个小厂，只有一百五十多名职工，但也由一个叫杨XX的年轻复员军人带头，很快，几乎全由青年人组成的一支三十多人的游行队伍，也上了街头，呼喊着口号，举着自制的标语，敲锣打鼓，举着红旗，汇入了游行的潮流。我们一直行进到了湖南大学，向那儿的大学生红卫兵递交了一张用红纸写成大字报形式的“声援书”，表示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接待我们的红卫兵们一边激动地不停地握我们的手，一边不停地振臂高呼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气氛非常热烈。
　　我扛着一面红旗，又走在队伍的前排，自然很是兴奋、激动，看到自己支持的学生们一下子就从被压制的状态中翻了过来，非常的高兴，好似自己弊在心膛里的气也全吐了出来一样。
　　
　　湖南大学的红卫兵成了不少长沙市民心目中的英雄，整个大学的红卫兵也成了相当多长沙市人崇敬的对象。然而，前段建立的、以批斗老师打所谓“黑五类”为主要任务的、并由高干子弟为首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却持相反立场，他们认为湖南大学红卫兵的行为是“右派翻天”，改组长沙市市委，撤免市委领导人的决定是不公平的。这样，红卫兵队伍开始分化了。
　　
　　在“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以外，又成立了一批新的红卫兵组织，以支持湖南大学红卫兵的“革命运动”。从这个时候，即出现了具体的派别观点后，所有新成立的红卫兵，除了对担任其主要领导人的人要求家庭出身好，以防对立派别抓辫子外，对一般参加红卫兵或造反派组织的人，家庭出身好与否，已不再是先决条件了。于是，一大批对佩红卫兵袖章羡慕得要死，却始终只能畏畏缩缩站立在红卫兵组织之外的学生，很快都成为了红卫兵的积极分子。连对家庭出身要求最严（不是红五类子弟不要）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此后也不得不敞开大门，让那些出身不属“红五类”子弟的学生，以所谓“红战友”的名义进入自已的队伍。
　　所谓“红五类”子弟，即其父亲是革命干部，解放军军官、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四九年前的城市贫民这五类“无产阶级阵营”的某一类成员。
　　
　　在不少长沙市市民们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或新奇的气氛之时，在各级党的组织负责人对时局莫名其妙，手足无措之际，省委第一书记却突然于九月二十四日作了一个著名的报告。报告的主题用词是从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对百万受检阅的红卫兵时讲话中借来的：“一小撮牛鬼蛇神妄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
　　至今也弄不懂当时林彪为何讲了一段这样与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战略相违的话，也许他是为了体现同时注意两个方面的辩证法，或是就北京发生某些炮打中共中央的大字报而言。但这个方面的精神很符合党的各级领导人揣摸文化大革命运动大概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的想法，于是，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在下层群众中抓“右派”抓“黑鬼”的政治运动。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实际是由一连串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曲折复杂的“小”政治运动组成，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大陆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从省会长沙市开始，全省在省委第一书记九月二十四日的报告之后，工厂、机关、公社、学校等等各单位便开始了轰轰烈烈地抓“右派”抓“黑鬼”的行动。省委第一书记用洋洋自得的口吻说：“前段是引蛇出洞，现在蛇已出洞，是打蛇的时候了！”“当前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和名词，而且还准备套用一九五七年的作法。至于对自已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向大学生红卫兵所说的“请罪”“造反”那态度，则轻描淡写的解释为一种策略了。
　　
　　省委第二书记更就如何抓“右派”作了仔细的布署：
　　一、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击“右派”分子；
　　二、开展大辨论，从政治思想上把敌人压倒；
　　三、分清主次，分清前台后台，先抓主要的，先抓后台的；
　　四、这个运动搞三个月；
　　五、大中学校主要是把矛头对准本单位。
　　还说：“有多少右派，就抓多少，不受框框限制。”
　　
　　顿时，风向又变过去了，湖南大学红卫兵到市委大院去声讨的“八·一九事件”又变成了“反革命事件”“小匈牙利事件”，凡是在那场风波中有过支持，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工人，干部以至农民，都是应抓的“右派”或“黑鬼”。
　　在这里，“黑鬼”一词并不是官方文件语言，而是人们从前段批“三家村”时的所谓“黑帮分子”一词延引过来的，它只具有民间性质。但“黑帮”一词却又是所有媒体的正式用语，而对“右派”的称呼，更是这次省委书记们的报告或指示的明确定义。
　　
　　成千上万的“右派”、“黑鬼”被各自所在的单位揪出来了，或被批判，或责令写捡讨，以决定如何最后处置，或被企业机关等单位非法禁闭“停职反省”，甚至有的很快被投入监狱。
　　拥有近万名工人的一家国营大型电机厂，它的党委宣传部长被宣布为全省的“第一号右派”，然后被关进禁闭室。一个月以前曾写了揭露市委领导人出逃内容《奔命记》大字报的市政府警卫员被关进了监狱，另一位执笔者则在被批斗中自杀身亡。
　　每一个单位都有人表示过对湖南大学红卫兵的支持或同情，因而每一个单位都有“右派”可抓。加上前段批“三家村”时所“抓”定的“小邓拓”“小三家村”一类的名单中的部分人，“右派”数目迅速膨胀。
　　
　　各个单位的党组织领导人，终于庆幸自己没有被前段“造反”的热潮弄昏头，一句“引蛇出洞”使他们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前段为什么会出现那局面，于是，胸有成竹驾轻就熟地执行省委指示，在本单位大抓起“右派”来。
　　
　　然而，抓“右派”却不会抓到红卫兵头上。支持、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工人、干部、农民成了“右派”，湖南大学红卫兵却安然无恙。因为中央早有指示，在《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亦有明确规定：即使是真正右派学生，也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才能酌情处理。现在还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红卫兵学生拥有被赦免权。所以，即使兴高采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贴出“拥护省委第一书记九·二四报告”和“强烈要求惩罚”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大字报，省委、市委仍然没去动一动湖南大学红卫兵及其红卫兵盟友。
　　
　　我们厂在一、二天之内，由党支部部署，党、团员们带头上阵，很快贴满了大字报，发起领着人上街游行的24岁的青工杨XX，自然是第一个靶子。另外还有三、四个人也是被攻击对象，其中包括年已五十岁的副厂长，因为他曾公开表示过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八·一九”行动。还有一个姓潘的老工人，也上街游了行，游行中的老工人不多，在单位领导人的心目中，年轻人犯错误情有可原，但年纪大的人参加游行，则肯定动机是“不可告人”。
　　
　　大字报的内容无非是“支持了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再就是数落你自出生以来的每一句可以抓到毛病的话、每一件可以演绎解释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事。
　　杨XX除了被扣上一大堆“反革命”罪名外，还有一条是这样批判他的：杨有次对旁人指着大街行驶的一辆“红旗”轿车说，若能坐一坐这种车子，那一定很舒服。于是，这句话这件事，被说成是杨早有“妄图篡党夺权想当中央领导人的政治野心”，因为“红旗”小轿车只有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才可以坐，杨羡慕想坐这种车子，那不是有政治野心又是什么呢？等等。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大字报，不论是哪一派写的，一开始，就是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演绎批判模式，直到文革结束。这种模式肯定不是文革特有的，至于起源何时，不清楚。但现在可以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的那些成为一个右派分子“定案材料”，亦就是出自这样一个辙式。
　　
　　我对这突来的风暴，很有些紧张。幸好，因我是刚调来此不久，人们并不很熟悉我，况且只不过游行时扛了扛红旗，还不是领头人，只有三十几分之一的份，没有大字报会涉及到我。但，我却很为杨XX等人担忧，因为我平时对参加过解放军的人很崇敬，杨是一个从部队复员不久的青年人，为人随和热心，字写得漂亮，还有不错的口才。他长我几岁，况且是属于“师傅”之列，却对我这个学徒工从无轻视之举，所以我不希望看到他倒霉，因而只希望，他能碰上前段企业中抓“小三家村”时那样的好运，虽然大字报批判了一阵，但最后却能安然无恙。
　　
　　然而，当时，一个年轻人在本来满腔热血之际，却突然遭遇能使他“下地狱”的命运打击，并且他还得有口莫辨，一下子也被孤立起来，没有人再敢同他象平日一样热热闹闹的或开玩笑或互相说什么了，加上还有几位原一起商量去湖南大学搞声援的同事，被迫也写了揭发他的“反动言行”的大字报，声称“坚决与他划清界线”，等等。这一切，顿时使杨XX对人生失去了信心，一想到自已这一辈子将会要戴着“右派”帽子、成为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蔑视自已欺侮自已的“人下人”时，杨XX就深觉不寒而栗。
　　在厂里抓“右派”运动进行高潮之际，一天，他独自一人去了城外风景秀丽的岳麓山。
　　“我本想最后一次看看岳麓山的名胜，然后，跳湘江河自杀。每当我想到自已今后将会象‘五类分子’一样生活，我就没有了再活下去的勇气。”杨XX后来几次对我讲了那一段令他深感恐怖的日子。
　　
　　为何他却又终于没有走至绝路呢？
　　“是‘爱晚亭’救了我，或者说是‘爱晚亭’的历史唤醒了我！我想，毛主席他们当年在这里学习时，也就是象我这般年龄，区区几个青年人却敢有一种‘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豪情和‘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勇气。我的人生也才开始，我为何要去自已死呢？”杨XX这样反省了自已，因而也由此挽救了自已年轻的生命。
　　
　　当年地处我们这座城市郊外的岳麓山及屹立于山腰的“爱晚亭”，不仅风景秀丽迷人，不仅因有唐代诗人所遗下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可以吸引历代文人骚客来欣赏，更由于毛泽东等人曾在年轻时常聚于此处读书、讨论、交流思想，留下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革命浪漫故事，使这儿长时期成为了年轻人与红卫兵们极其崇拜的“圣地”。
　　公元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那一天，这“圣地”也就解救了杨XX这样一个正直、无辜的青年，因而使他还能在自已的人生道路上演出很多有歌有泣的悲壮故事。
　　
　　大学的红卫兵虽然没被划入即刻斗争批判的“右派”行列，但他们却并不只自顾自保，而是组织了向中央反映报告湖南省的抓右派抓黑鬼运动情况，甚至弄到了省委第一书记九·二四报告的录音，送往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抨击了这个报告及这个报告带来的整人运动。一些工厂、机关的被划入“右派”黑名单的工人、干部，在大学生红卫兵的帮助下，也冒着被捕被抓的危险，一批批溜到了北京，配合大学生红卫兵，将一叠叠申诉材料送给了中央文化革命接待站。
　　
　　无疑，这样大规模的整基层群众的做法，不符合毛泽东主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构想，显然，各省的领导人是再一次误会了毛泽东所构想的文化革命的意义，因而又再一次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做法。于是，很快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这些被斗被批的“右派”分子平反的紧急指示。
　　十月十二日，省委第一书记发表了一份检讨，宣布九月二十四日所作的报告内容作废，并决定停止抓“右派”的斗争，而且要求给被斗的人恢复名誉，销毁一切这次整人的材料。
　　这份检讨不仅作为文件传达到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企业单位，而且还被红卫兵印成传单，在长沙市全城广为张贴。
　　
　　对于这个突然而至的好消息，在长沙市产生了震动。
　　但在表面看，远远不及前段人民日报八·二三社论那样，令人欢欣鼓舞。除了造反的红卫兵在街头刷了无数大字报和标语，以示庆贺中央“紧急指示”的到来和声讨省委第一书记的九月报告外，再没有如潮般的游行队伍，没有红旗，没有锣鼓。而实际上，企业机关的工人、干部，对省委九月二十四日的报告仍心有余悸，“引蛇出洞”这句名言阴魄远未消散，因而，人们除了庆幸之外，不敢有什么动作。
　　
　　而企业、机关的党组织负责人，对于销毁前段整理的整人专案材料和宣布给被斗被批的人平反这些工作，一般都很勉强，有的干脆就不予销毁材料，甚至不予宣布给人平反，仅仅只是停止了整人的斗争而已。因为，在这些党组织负责人心目中，实际也仍认为目前恐怕又还是“引蛇出洞”，前段斗争大概又是时间搞早了一点而已，斗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厂党支部书记A，由二名党支部委员陪同，在他的办公室，分别召见了杨XX等人，向他们宣读了中央和省委指示，然后说：“你的问题不再搞了”。至于被整的材料，告诉他们：“党支部会清理后销毁的”。
　　整个平反过程就是在党支部办公室，并没有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来予以公开宣布，虽然批斗他们时动员了全厂职工上阵写大字报。
　　
　　杨XX等人一方面很高兴党支部为他们平反，但心里却始终有一个阴影，因为从党支部书记那没有热情的平反中，他们总感到心里不踏实，害怕在某一天，又将自己投入到九月下旬那段恐怖的日子里。要知道，一旦成为了“右派分子”，那自己这一辈子就算完了，一辈子将永远象那些五类分子（从前的地主和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一样低着头过日子。
　　
　　厂里原有二个五类分子，本来也是出身很苦的老工人成份，但后来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被人捡举曾有过同性的性行为，便均被定为了“坏分子”成份，将其扫进了“阶级敌人”的行列，还大幅削减了他们的工资，从那以后，他们便一直就是战战兢兢的工作和生活。文革以来，更是不但被勒令必须佩一个用墨写上“五类分子”的白袖章，而且每天一清早，厂里的几个厕所他们都必须在工人上班前打扫干净，他们每次外出或回家，都必须报告厂里的保卫人员，而保卫人员凭他个人的情绪好恶，则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的批准或不同意。这二个五类分子，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厂里哪怕是一个小学徒工，若不高兴，就可以无缘无故臭骂他们一顿，甚至扇他几耳光，他们也只能自认倒霉，根本不敢争辨。
　　这二个人，真是可怜得很，但谁也不敢公开对他们表示同情。
　　
　　杨XX多次对我说，一想到自己有可能也跌入那两个五类分子行列，心里就充满了恐怖。所以尽管已平了反，但杨XX的心情依然非常沉重，我多次安慰他，劝他乐观此些，他却再也没有了往日雄辨的口才，那支能写出漂亮文章的笔也不敢再拿，唯恐惹出新麻烦。他对我说：你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你就知道为什么乐观不起来。
　　我在当时确实还体会不到那政治压迫的滋味，因我家庭出身好，自己从末被从政治上攻击过。
　　
　　长沙市的工人造反运动，却在这股阴云下，悄悄地滋生和发展起来。
　　点燃这个火的，是北京来的造反派红卫兵，即著名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兵团”的红卫兵。他们在长沙市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煽风点火”的机构：“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驻长沙市联络站。他们配合湖南大学等湖南各高等院校红卫兵一道，深入工厂机关进行宣传，将北京文化革命的最新动态向工人们传播，由于他们的组织与中央文革小组有直接联系，因而很多所谓“小道消息”即报刊上不刊载的情况，都通过他们传了下来。这些北京红卫兵拥有特殊的背景（获得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中又有很多能说会道，气宇轩辕的干才，因而，在湖南省长沙市，各单位尤其是党政部门的领导，对他们都有几分畏怯，唯恐他们来自己单位造反。
　　
　　现在人们谈及到“红卫兵”时，总将红卫兵归入造反者的行列，甚至还以为红卫兵就是造反派，造反派就是红卫兵。其实，红卫兵只有在“破四旧”时、在学校斗校长、斗老师时，才是一致的，而一旦杀向社会卷入具体的政治观点时，红卫兵就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概念了，而且也不是同一批人了。北京的红卫兵是如此，所以，才会有所谓红卫兵的“第一司令部”与“第二司令部”以及“第三司令部”这样一些并非仅仅数字序列区别、而是表示政治主张不同甚至相反的不同组织。在湖南省长沙市，最开始成立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保军）红卫兵，由于是站在保卫省、市委的立场上，因而，以湖南大学为代表的红卫兵，则另起炉灶，在十月份成立了“长沙市高等院校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以示造反，并马上投入到批判省、市委的斗争中。随即中学里面的红卫兵也竖起了与“红保军”对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市中学造反有理军”组织的旗帜，加入到“高司”的阵营。
　　
　　在北京红卫兵和“高司”红卫兵的鼓舞与帮助下，长沙市工人中那些前段被打成“右派”的人，聚集在一起，也成立了跨行业，跨单位的造反组织。
　　这些造反组织成立的最初目的，大都是为了使他们这些被打成“右派”的工人、干部能拧成一股绳，互相支持，迫使自己单位的领导人（当时被称为“当权派”，“当权派”是一种中性名词，并无倾向性）真正销毁原来所整的所谓“右派分子”材料、并公开的宣布给被错整的人平反。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些被动地被推上政治舞台的造反派工人及其造反组织逐渐壮大，并逐渐成为了左右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形势的重要力量。
　　
　　长沙市先后出现了“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国际红卫军”等工人造反组织，他们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工厂企业的青年人，早就盼望也象红卫兵那样，佩带一个红袖章到社会上去“抖一抖”，现在机会出现了。
　　
　　我在街上看到一份“国际红卫军工人总部”的成立宣言，于是就跑到那儿，要求参加。
　　“你当不当造反派？”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接待我，问。
　　“造……什么反？”我有些迟疑。
　　“造反，就是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人和事情的反！不管是谁，资格有多老，权力有多大，只要他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要造他的反！”大学生慷慨激昂地向我作宣传。
　　“那我也造反！”我肯定的答复他。
　　“现在首要的造反任务，就是帮助那些被打成‘右派’‘黑鬼’的工人兄弟，向他们单位的当权派造反，帮助他们将那些整人的黑材料弄出来，烧毁，真正销毁，不让当权派留着秋后算帐。”大学生继续说，“你敢不敢去？”
　　一想起我们厂里冤枉被整的杨XX那几个人，我顿时激奋起来，一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情感占据了胸膛：我愿第一个去！
　　我马上被接受为一名“国际红卫军”战士。
　　
　　这个名为“国际红卫军”的造反组织并非真是什么国际组织，而只是几个北京与湖南的红卫兵试图让红卫兵运动冲向世界的异想天开，谁知这个天方夜谈般的主意居然得到不少青年人的响应，一下子在各地都有人竖起了“国际红卫军”的旗帜，尤其在我们这座城市里，竟很快发展为一个拥有数万人的主要的大造反组织。开初，甚至还真有俩名在一家大国营工厂实习的新西兰女青年也参加了这“国际红卫军”，也让她俩跟着去造了几天反，只到后来不久中央来了文件明确指示：不能让外国人参加造反组织。“国际红卫军”负责人才将那俩新西兰女青年劝退。
　　
　　我佩着“国际红卫军”红袖章大摇大摆走到了厂里，同事们都用好奇新鲜的眼光看着我，并且围着我问长问短，我则趁机将从“国际红卫兵”那个大学生那儿听来的道理，一一又贩给同事们听。
　　“过几天，我们组织会派人来，要A书记交出整了杨XX他们的黑材料呢！”我还气宇轩辕自作主张的宣布。
　　将党支部整的材料称为“黑材料”？还会来人要找A书记！
　　同事们都很吃惊，也有的眼中露出很佩服的神色。
　　
　　我一个人还不敢去找A书记，我只首先找了杨XX和一个也被打成过“黑鬼”的姓潘的老工人，劝说他们造反。有造反组织为他们撑腰，解救他们，杨、潘两人非常高兴，叫我带他们去那“国际红卫军”总部，经我介绍，他们马上也被批准加入，并马上领来了红袖章。
　　
　　这一来，十来个青年工人也纷纷找到我，要求介绍他们亦参加，能够佩上“红袖章”，实在是当时我们年轻人追求的时髦。我自然都高高兴兴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并在厂里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国际红卫军”的一个头头委任我为我们单位小分队的负责人。实际上不用委任，厂里这些同事都已公推了我为头了，虽然我只有十七岁，还是学徒工，但因我家庭出身硬梆梆的好，又有文化，（那时厂里青年人大都只是小学文化，而我是长沙市一个重点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尤其，他们认为我敢说敢干，所以，连杨XX都心悦诚服而恳切地推举我这个比他小六、七岁的小青年当队长。
　　
　　正当我们得意扬扬，商量着如何请“国际红卫军”总部支持，拟在某天去找党支部A书记，施加压力，迫使他交出厂党支部所的整杨XX等人的“黑材料”之时，厂里原负责批判杨XX等人的“专案办公室”的两个人，居然也佩着红袖章在厂里出现了。他们参加的是“红色政权保卫军工人赤卫队”，一个由市委支持指示成立的工人社会组织。
　　面对这个情况，我们感到，如果不尽快借助社会上的造反力量，那我们将无法帮杨XX等人讨回所整他们的“黑材料”。但我去“国际红卫军”总部求援时，发现总部要实施的帮助“抢黑材料”行动的计划太多，因为每个单位挨整的“右派”都希望赶快帮助自己。看来，我们这个小厂一时还排不上号。
　　
　　这时，一个青年人到厂里找了我，他建议我参加他所在的另一个工人造反组织“湘江风雷”。这个青年叫曾XX，时年也只有24岁，其貌不扬，但当时他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大哥。他是一家国营洗染店的漂洗工人，与我同属一个公司系统。他告诉我，他也是省委第一书记“九月报告”的受害者，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现在中央有指示要给这些人平反，但他那个洗染店党支部的负责人，丝毫没有替他平反的意思，还威胁他“不要乱说乱动”。他便揭竿而起，在湖南大学一个大学生红卫兵的帮助下，参加了刚成立不久的“湘江风雷”组织，并成功地在几个洗染店内建立了5 个人组成的小支队。而且，他接受那个大学生红卫兵的忠告，决定将全公司的“右派”“黑鬼”和造反观点的人都统一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那大学生告诉他说。然后再集中力量向本单位当权派们索讨“黑材料”。
　　
　　我当即接受了曾的建议，决定改而参加他领导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并表示接受他的领导。曾则建议“红色支队”应由我来当队长，因为我的父亲是众所周知的中共老党员，而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小商人，说由我当队长，对外更容易吸收人员参加，“红色支队”也不怕别人抓辫子攻击为“阶级异已分子的组织”。
　　但我说服了他，因为，他的魄力、见识，办事能力显而易见地比我强多了。我同意担任支队的唯一的副队长，并组成了一个有五名成员的支队委员会，一个理发店的小伙子担任对外联络委员，一个旅社的青年人担任宣传委员。另外一家冷饮店的一个姓易的老工人，则被曾XX任命为支队的组织委员，因为老易不仅热情高干劲大，而且对全公司的人员情况，略知一二，有利于我们组织发展。
　　
　　我与曾一块努力，很快在全公司每个基层单位都建立了“湘江风雷”的小分队，统一由“红色支队”领导，已拥有一百多名成员，并在一个洗染店的楼上设立了支队办公室。我们厂的“国际红卫军”小分队便改组为“湘江风雷”的小分队，我则请杨XX与另一个青工分任正副队长。
　　一个仅仅十七岁的小青年，还是一个小徒工，偏偏就有人相信你，拥护你当他们的领导人，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耐，而实在是当时文革的特殊形势所造就。当时那些领导上万人的红卫兵司令们，大都也就十八、九岁，或二十来岁的中学生大学生。
　　
　　此时，社会上参加造反组织的人越来越多，向各单位领导用强硬手段索取“黑材料”的事，时有发生。
　　经过我们一番秘密策划，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夜里，曾XX和我带领公司“湘江风雷”各小分队共一百多人分别冲进公司下属一些单位党支部办公室，一下子将所有办公室内的桌、柜、屉统统用盖有“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大印的封条贴死，并宣布：如果这些党支部不派专人与我们“红色支队”协商，共同清理，销毁和退还各类“黑材料”，那么谁也不准打开抽屉，柜子，否则，我们将采取现在不透露内容的“革命行动”！
　　
　　当时，“造反”之火已渐成燎原之势。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已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朝，批判“走资派”如何镇压革命群众的文章，一篇接一篇。报刊上，电台中和中央文件里，虽然始终只批判“一小撮走资派”，但，它所列的那些“走资派”特征，在基层群众看来，在造反派看来，却几乎是全部“当权派”的特征，因而由中性的“当权派”变为贬义的“走资派”，并不隔着万重大山，相反是轻而易举。故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虽然从组织上依然大权在握，但在精神、舆论上却已开始垮了。因为，他们实在搞不清这文化大革命到底将会如何发展下去。
　　我们薄薄的一张纸封条，因此可以封住了椐有无上权威权力的中共党支部办公室的桌、柜、屉，真的谁也不敢动。
　　
　　我参加工作时头几个月曾呆过的K摄影社，其党支部的办公室当晚也被我们封了。当我带了“红色支队”的人去时，睡在办公室的B书记非常吃惊，尤其看到我是这次行动的领导人时，更觉得困惑。我想，他一定想不通，一个他本着意信任培养的“革命接班人”，为何几个月之后，竟然造起他的“反”来了。
　　我见了B书记，也有些不好意思，毕竟他曾是我的领导，而且还打算培养我作“革命接班人”，虽然，我对他前段打“小三家村”时的整人是颇不平的。开始，我想回避他，让支队其他人去与他周旋。但一般成员却唬不住有着多年政工经验的B书记，大概也是B书记见我这个当头头的，原本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个小青年，因而对我们要封办公室的行动拒不买帐，相反，还略带威胁地说：“你们好好的冷静想一想，你们要封的办公室是什么办公室，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办公室！这样的行动将会带给你们什么样的后果！！”
　　
　　几名造反队员来到站在办公室外等候的我跟前，向我诉说了里面的窘境。我一听，火了。冲到办公室，冲到B书记面前，说：“B书记，销毁黑材料，这可是中央的指示呀！你莫阻挡我们的革命行动为好！”
　　“中央没有指示直接到我这里来，我只能遵循组织原则，公司党委和局党委没来指示前，我不能销毁任何材料！”B书记并不示弱地回答。
　　“党中央的指示，走资派不执行，那是当然咯！所以我们才造反，我们来执行！”我说话的声音故意大起来，以图气势上占便宜。
　　但B书记仍不买帐，坚持我们无权封他的办公室。
　　我见此，便拿出杀手锏，指着B书记第一次直呼其名大声吼道：“BXX，你莫嚣张！你在‘K摄影社’整黄XX、朱XX的老帐，整了那么多人的欠帐，我还冒同你算，你今天是这样搞，明天我就把我们红色支队的人，还有一批大学红卫兵都带来，彻底跟你算一算，看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有几时！”
　　B书记本来白皙的脸，刹时更为惨白。数百的人涌到他治下的单位来，他能受得了吗？何况还会来大学生红卫兵。终于，他退让了，“红色支队”大印盖下的封条，终于牢牢地封住了他办公室的每一个抽屉、柜子。
　　
　　公司属下各个党支部都将情况报告给了公司党委，祈望公司党委给予指示。但党委除了向上级局党委请示外，并无任何办法。
　　曾XX与我商量，认为不向公司党委“开炮”，下面各单位党支部便不会有主动为“右派”们平反的动作。于是，我们几个人找到公司党委会，扬言如果公司不下令让各单位党支部给被整为“右派”的人平反，我们就要封掉公司的各个办公室。公司党委书记Z，一个南下老干部，却平静地说：“你们封就封吧！如何开展平反工作，我们作不了主，上面还没有具体指示。”
　　Z书记的话，激怒了我们。第二天，我们带了“红色支队”所有能来的的人，涌进公司机关，除了业务科室外，将所有的办公室的桌柜一股脑全封了，迫使全公司机关党政工作停摆。
　　
　　对此，公司机关干部们不论他们心存何想法，在行动上却一律听任我们“封”。而且在几十名机关干部还趁机成立了一个“东方战斗队”，刷出大字报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这些干部中，有三名也是“九月报告”后被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
　　同时，我们在公司机关内外都刷满了大字报标语，其中有第一次写上的“打倒我司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ZXX！”的横幅大标语。
　　
　　打倒党委书记！公司上上下下都震动了。不仅公司机关干部，而且下面单位的干部、群众都跑来观看这些大字报、标语，看一看我们这些被视为“吃了豹子胆”的青年人。
　　
　　
　　终于，一迭迭将普通群众、干部打成“小邓拓”和“右派”的所谓“黑材料”，在我们的猛烈压力与整个社会造反形势高涨的敦促下，公司政治处和各单位党支部被迫将其交了出来，分别召集大会，公开当众予以烧毁。
　　
　　对此，不仅那些因莫名其妙一些言论、文字便被打成了“小邓拓”“小吴晗”的人，那些因支持过湖南大学红卫兵八·一九行动而被打成“右派”的人都非常高兴，而且，使整个公司大部分群众都非常兴奋。他们觉得很新奇也很意外：一贯是神圣不可侵犯、威严的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居然被我们这些年轻人“镇住了”，从来就不敢说也不敢想，说在共产党领导下还会“出现冤枉人的事”，居然也由我们说出来并敢这样轰轰烈烈地逼迫党委予以纠正了。这一切，使人们都一下子对我们肃然起敬或起惧了。
　　
　　大批的老工人公开的找到我们“红色支队”或下面“小分队”办公室，诉说他们曾经有过的或感觉上心理上存在的冤屈，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主持公道讨回公道。一个老工人声泪俱下告诉我，由于他为一件小事曾与单位经理吵了架，结果，那位经理兼党支部副书记竟然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要将他打成“坏分子”，幸好那次运动历时短暂，没有斗坏分子的任务，他才幸免，但在一九六二年动员一部分职工离开城市下乡去当农民时，他的妻子则在他们夫妻自己并没有申请的情况下，被强辞工作，列入到“退职下乡”的名单上，至使他妻子至今没有工作，家庭生活困难至极，全家五口人没有一件衣不打补丁。还有几个老工人向我控诉，他们因为平时打牌、喝茶等娱乐较为密切，他们单位的党支部书记看不顺眼，则在职工大会上严厉指责为“组织小集团”，扬言要叫公安局的人来侦查，结果，吓得他们数月战战兢兢。
　　
　　诸如此类的内容很多很多，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十七年中，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无疑在工作方法或工作动机上，会有不少的失误和问题，由于体制的原因，那些由此而遭受某种不同程度伤害的普通群众，或只是自我感觉到由此而心理受到伤害的群众，却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们申诉与发泄不满的环境和渠道，而只能长期压抑在心里，现在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造反有理”这个大气候好机会，终于，十七年中积集下来的怨气，一下子喷了出来。只要是批判“当权派”，是造“当权派”的反，相当多的群众此时便天然地站到了造反派的一边，即便自己不敢出面参加，从心底却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
　　
　　我顿时成了一个受崇敬的人，许多是属于我的父辈的老工人，都对我表示出种种亲切感，也非常的尊敬我。有一次，我到一个商店去参加那儿由十几个老工人组织的会议，我一进会议室，他们竟“刷”的一下全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鼓掌欢迎我，使我大大地受宠若惊。当他们就如何发动全体职工群众以图举行一个批判他们单位党支部书记的大会的问题，在做法策略上有分歧时，便请我为他们“作出指导”，在我谈了自己支持他们中某一方案的意见后，原持有其他方案的人，马上声明放弃原有方案，而全力服从我表示赞成的方案。看到这种局面，我心里自然非常高兴，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份量。我始终并不以为自己是个有才能的人，只是愿意认真干点事而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实为“时势造英雄”那句千古名言所揭示的道理。
　　
　　烧毁那些“黑材料”的行动，一九六六年底是第一次，我以为从些再不会有无缘无故整人为“右派”“反革命”而置人于死地的作法了。岂不知我大错特错了！在这以后的十年当中，整人的所谓“黑材料”顽强得很，烧一次，又整一次，又再烧一次，却又再整一次……弄了好多次，直到如今，文革至今有三十多年了，仍还塞在了很多人的档案袋，厚达尺余。
　　可见，尽管是令人早熟的年代，十七岁的人，毕竟还是很幼稚的。
　　
　　不过，第一次烧毁“黑材料”的“壮举”，一下子提高了我们“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威望，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初，我们支队已拥有千多名成员了，公司三分之一的员工都成了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的队员。我们“红色支队”办公室配备了扩音器，高音喇叭，油印机等宣传设备，还弄了几辆当时还非常贵重的自行车，作支队委的交通工具。当然，这一切全是逼迫公司党委书记签字批钱买来的。
　　
　　我刚参加支队时，还是利用业余时间来活动，而现在，我们五个“支队委员”则全部是“职业造反派”了。由红色支队写一个“借调令”，盖上大印，交到我们厂里党支部书记手中，我便不用再去厂里上班（工资却可照领），而一心一意来造反了。而由一个自行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开具的这种“调令”，居然也有了一种行政效力，各单位管理部门也予以了默默认可。这事，真应了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那句名言：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
　　
　　与此同时，公司系统先后还成立了几个造反组织。在当时社会上有多少造反组织，各厂矿、公司、机关甚至学校里，就会有多少他们的分部。一个单位的群众，全部参加一个统一的组织的事，是没有的，多多少少总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不同名称的组织同时共存。在一九六六年底时，我们公司的造反派不仅在影响上已控制了公司，而且在人员上也已占了大多数。
　　
　　我们公司除了“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外，第二大的组织就是“东方红总部”的分部，其亦拥有几百名成员。我们公司机关及各单位办公室的一些干部，则是竖起“市级机关干部造反司令部”分部的旗号。我们这几个不同旗号的造反组织，经过一番协商后，又在公司系统内成立了一个“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联合协议中注明：几个组织在本公司内部都隶属于这“联合指挥部”，服从统一指挥。但若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则不受“联合指挥部”的约束，而各自听从各自组织的调遣。曾XX被推举为公司“联合指挥部”的主任，因为我们“红色支队”不仅势力最大，而且是最先揭竿造反的组织，颇受其他组织的尊重。我则亦成了“联合指挥部”一名“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得到中央支持的上海“一月风暴”即造反派夺权风暴开始了。我们公司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也象全国的造反派那样，从此由起初的求平反、索“黑材料”而造反的行动，也开始步入了文革中的夺权风暴阶段。
　　
　　2002。12。20.。修订稿。
　　

hank · 发表于 2009-10-28 11:45:43

张贴稿件的长度限制已经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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