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涛：山西文革及兵团司令１０年浮沉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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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涛：虔诚的疯狂---山西文革及兵团司令１０年浮沉纪实


序：一次酸甜苦辣的心灵旅游


拜读大著《虔诚的疯狂》，是一次酸甜苦辣的心灵旅游。那一段历史不堪回首，却又应该经常回首，经常反思，这才能够避免。问题的要害在于个别人的权力过于强大，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权力，不受任何制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对知识分子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时，曾经提出一个哲学命题让大家讨论，是历史创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当然应该是历史创造英雄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在中国，从五帝开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英雄在创造历史，在改变着、设计着、玩弄着历史应走的道路，而不是听命于客观。尧帝让贤，被传为佳话，但是，假如尧帝选择的接班人不是舜，而是一个表面君子、实为小人的人，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可能出现另一条途径。美国从开国起，就由全体居民选择自己的“治人者”。试比较两种办法，其结果昭然若揭。秦始皇统一六国，当然可以归结到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实现统一的时候，总会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但如果出现的统一者是另一种性格的人物，秦始皇后期又不是赵高专权，秦朝会二世而亡吗？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一直没有为中国人所认识。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的制度，制度就是“天子”的旨意，“天子”想怎么干，他的想法，他的做法，就成了制度。欧洲却不是这样。那里也有黑暗，有中世纪，有僭主统治，有残酷的宫廷斗争，但早在两千五百年前，那里的哲人们，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就在研究、就在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比较合理，比较能够体现平等。欧洲的僭主统治是被当作最专制的一种，但在中国封建君主们面前，欧洲最不好的僭主，权力也小得多。什么是中国特色？在社会制度上说，中国特色就是权力不受限制，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近二十年来我在文化哲学上用的功夫比较多一些，写了一本书，指出一个社会的发展制度文化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必须把它放在最最重要的地位。
大著所观照、所书写的那个年代，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特例，但在世界进入工业资本主义以来，却是罕见的，对我们亲历者说，更是刻骨铭心的。越是荒唐的岁月越不应该忘记，它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有许多经验需要总结。由于过去许多年历次运动都是知识分子遭殃，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已忘记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变得短视、功利，只知蝇营狗苟，而不敢在有关人生道路上，在社会发展上，在国家制度上多思多想。有的人只会图解。有的自称看门狗。接到大著时，我眼睛一亮。我的第一个想法，是终于看到有心人了。二十多年前，我开始光顾文物市场。我最先搜集的，是“文革”传单。我曾有过一个想法，到年纪再大一点时，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唤起回忆，或者可以写个“亲历记”之类的东西，算是不辜负自己的时代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职责。看到大著，我真的感到佩服，感到兴奋。老兄走在前边了。大著以一个人的遭遇为主线，把一个地区的“文革”全景摄入笔底，有广阔的背景，有清晰的线索，有前后一贯、始终如一的描写中心，点面结合，内外勾连，是一部具有史诗价值的纪实文学作品。刘灏，那是山西“文革”的风云人物，从保袁振起家，中间经过站来站去“站队”的考验，最后被关进了监牢。人生如梦，刘灏就有如梦的人生，经过“文革”的人几乎都有如梦的人生。幸耶，不幸？在那个时代，所有的人，无论“造反派”还是“保皇派”，无论“拥军派”还是“反军派”，大家都是虔诚地拥护那具有四个伟大的神主，同一个目的却分成势不两立的不同组别的两大阵营，又合纵连横，所有的人被煮在一个锅里，搅来搅去，真正成了一锅稀粥，分不出你我。大著让我们回到了过去，看到了丑陋的自我。人是渺小的，自我丑陋不要紧，重要的在于时代太丑陋了，回顾历史，如何抛弃那个丑陋的时代，才是今天人们应有的清醒。

董大中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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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涛同学：
《虔诚的疯狂》征求意见打印稿，从１１月８日收到起，直到１２月的月底，近两个月的时间，慢慢品味，细嚼慢咽，真是欲罢不能，欲速不能，边看边想，勾起了许多遐想和回忆。从“文革”开始至今４３年，从“文革”结束至今３３年，许多事许多人都已淡出记忆。仔细阅读此书，那些年代的人和事又都历历在目，不仅唤起了记忆，而且深化了认识，真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好书。可以概括为：不容易，很成功，有价值。
首先说不容易。“文革”１０年，就山西而言，构成的大小事件不下万件，知名人物不下千人，将这么多的事和这么多的人梳理出一个头绪，并连贯成一部书，谈何容易？写这样一部涵盖山西１０年“文革”历史的“巨著”，通常情况下，需要几人或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才能完成，但你却独力支撑，又采取马拉松式的方式，多人采访，多处征集，其信心和毅力为我辈树立了又一楷模。你已经创作过十多部长篇小说了，加上其他作品，早有二十余部作品行世，可以说著作等身，是文坛上业已功成名就的作家了。再写这样一部书，没有了追逐名利之心，只为了体现出一份历史的责任和一颗作家的良心，实在值得嘉许。
其次说很成功。纪实文学的要旨是真实，不管你笔下如何生花，一旦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价值。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我作为山西１０年“文革”的亲身经历者，读罢此书，没有感觉出一丝的虚假和作伪。尽管你用了文学语言，有的地方用了推断和理论解析，但都没有使文章失去真实性。贯穿全篇的刘灏这个人写得很生动，很传神，很成功。在“文革”中，他被错误的历史洪流卷向潮头，是典型的悲剧人物。正如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一书中，曾论述过的那种时代的“悲剧”，以及时代“悲剧”中产生的“悲剧英雄”。这样的“悲剧”和“悲剧英雄”，就因为他们无法跳出对各种现实利益和关系的积极干预和积极追求的时代形式。原话记不太清了，但意思是这样。１０年“文革”是我们党和民族的一个大悲剧，又因为它是我们党内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的，这种悲剧的“时代形式”，就更显得复杂。正如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和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内乱”中，有刘灏这种对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充满虔诚感情的学生们，也有刘格平那种别有用心的政治家，还有如杨成效那类专搞武斗的造反派。这是真实的历史，你确实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
我国清代诗人郭嵩焘有诗云：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前两句很像在说我，但整个四句都像在说刘灏。刘灏处在一个悲剧时代，是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的一个高中生，骨子里对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无比忠诚，以毛主席的教导和党中央机关报刊的社论精神参加“文革”。刘灏在被安排到太原古交廘庄插队前，是太原五中的革委会主任。除运动初期写过大字报外，他没有组织学生们批斗过老师和校领导，在师生中口碑很好。对五中的校园和设备保护的非常完好，基本上没有被损坏。他要紧跟领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这一点，他与刘格平和杨成效们有本质的区别，但在那个年代，这种虔诚也必然造就了既属于时代，也属于他个人的悲剧。但无论如何，刘灏是一个在我国的特定历史阶段存在过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也将伴随着历史长河流传下去。
第三说有价值。当前长篇纪实文学固然不少，但像你这部闯入禁区的纪实文学还很罕见。它不仅有文学价值，更有史学价值，因为对“文革”的反思，必然要来源于痛苦的历史记忆。就这一点来说，我以为，它可以与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杨继绳的《墓碑――中国６０年代大饥荒纪实》相提并论。而且你视角独到立意高远，趁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如实地写出了这段历史，真是完成了一件抢救工程。你已经出版二十余部大著，它们都有其社会意义，但我坚信，此书更胜于它们，一定更会成为传世之作的。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都已进入了历史垃圾箱。回望山西１０年“文革”历史，除了张志安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和刘普德的山西红卫兵团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保皇组织外，社会上的三大群众组织兵团、红总站、红联站，没有什么革命与反革命之区分，也没有所谓保皇和造反的分别，都是追随毛主席闹革命的造反派。因为你在拥护一批领导干部的同时，你又在打倒另一批领导干部，何况在打倒“刘邓司令部”方面又是完全一致的。如今三大派的司令们刘灏、黄锐庵、段立生不仅都被定性处理，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成了好朋友。“文革”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眼里就是一场政治笑话。若干年后，定会有人在你这部书前吟唱“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

光天草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８日

改于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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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请读者不要奇怪，这部书确实是从尾声开始的。回眸山西１０年“文革”，不仅是刘灏，恐怕众多的当事人，都会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


把“尾声”放在这部书的开头，是想表明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和这部作品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确实应该作为一段历史的尾声，而划出这个尾声的时间，是上个世纪７０年代的最后一天。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岁尾。就在这一天，被关押在山西省城太原某监狱牢房中的刘灏，似乎早已习惯了他的这种牢狱生活：除了放风时间，白天只能看看报纸，然后就无聊地盯着离窗口很近的那个蜘蛛网，发呆、想心事。从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４日正式被隔离审查，屈指算来这种囚禁生活，已经有两年零八个月了。
在被投进监狱之前，他的具体身份是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副书记。再往前数的话，他是三晋大地上曾声名显赫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
对于我们国家１９６６年以后那十个年头的历史尚存记忆的山西人，或者曾在山西生活过的各界人物，只要你肯耐着心性往下读这部书稿，刘灏这个名字也许会从你的大脑褶皱中跳出来。如果你还没有想起来他是谁，那么，请你再想想山西最大的群众组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名字，或许，你当初就曾是一名兵团战士；或许，你是坚决不同意兵团观点的另一派造反组织红总站的成员；如果二者都不是，那你一定是与兵团有时联合有时对抗，而与红总站则是誓不两立的红联站的人马了。即便你当时是哪个组织也没有参加的逍遥派，也不可能是没有社会观点的星外来客。如果你当时不在山西，或者，你原本就是在外省市经历过“文革”的读者，那么，本书即将叙述的这段发生在山西的历史，也会让你回想起我们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的那１０年恶梦。那样的梦境，即便是对没有亲临其境的年轻读者们，了解和回味的过程也绝不仅仅是一种猎奇。
现在，就来看看刘灏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即将到来之时，在狱中碰上了什么样的事情。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天他竟会被逮捕。
还得罗嗦一句，不是作者的笔误也不是作者在故弄玄虚，在监狱里整整蹲了两年零八个月的刘灏，实实在在还没有被逮捕。
奇怪吗？这并不奇怪。
对于１０年“文革”和“文革”之后数年中的那段岁月而言，这种事早已司空见惯。国家元首刘少奇，不是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便被投进如同大狱的监管室直至惨死其中吗？山西省省长王谦等革命老同志，不是也未经逮捕手续而被投进了大狱吗？至于惨死在造反派私设牢房内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甭说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逮捕和监禁手续了，其真正的死因，也成了一道永远解不开的历史之谜。此种事例，在那个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举不胜举。曾经名贯三晋大地的“革命小将”刘灏，在“文革”初起时奋起造反，与“黑省委”七斗八斗后，终于在新政权中做了中共太原北郊区委副书记这样的“七品官”。在“文革”结束后那场“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政治运动中，他被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确定为受清查的重点人物，该区委先成立专案组将其隔离审查，然后未经任何逮捕手续，又将其堂而皇之地送进了大牢。
而现在来对刘灏办理逮捕手续，则不免有些名堂了。
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在共和国的土地上结束了１０年动乱，面对着百废待兴、急需拨乱返正的局面，党和国家新的领导人，正将法制建设提到了迫在眉睫的议事日程上。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编总则的第一章第九条中，明确规定：“本法自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同时，这部共和国的新刑法在规定主刑中，也明确写明：“管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两年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上六个月以下。”另外还有规定：“管制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又规定：“拘役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对如何逮捕和侦察，如何审理和判刑，也有了一条条十分明确的规定。
读遍这两部大法，里面没有“隔离审查”四个字。
即便将“隔离审查”算做“管制”或者“拘役”，一用那两个互相计算日子的“折抵”，也得让刘灏讨个大便宜。他已经住了两年零八个月的监狱，也就是说，如果判刑，他也有了可以“折抵”成两年零八个月的刑期了。
这两部大法在出台前后，报上早有种种宣传，住进号子里的刘灏曾对狱警自命为“政治犯”，监狱当局也确实没有把这位年轻的区委副书记当成刑事犯，人家给他看报纸，每天从头版头条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版的最末一个字，这是消磨时间的最好办法，也是他探寻外面种种信息的可靠渠道。他对这两部共和国新出台的大法自有他自己的理解，而且通览大法，也看不到可以给自己认定罪行的依据。所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即将到来的那个晚上，他不平静的心情超过了住进监狱后的任何一天，临睡前，有意识地先轰走了那只伴随了他多时，一直盘踞在蛛网中心的蜘蛛，又一把扯碎了那张蛛网。他似乎认定，明日当这两部大法正式生效之时，就是自个可以出狱之日了。
然而他想错了。
当一步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主席用所谓的大民主形式，调动起来千千万万的“革命造反派”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明了“隔离审查”这一种无产阶级的专政形式以后，最早被这一形式专政了的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中被打成的“走资派”、知识分子臭老九以及被戴上牛鬼蛇神帽子的人民群众。当“革命造反派”由革命的动力，最终演变成革命的对象以后，重新掌了权的一些革命领导干部，自然也会运用这种专政手段，来回敬曾经使用过这种手段对待他们的“造反派”们。无须去责怪具体的人物了，这是由极左思潮的惯性推就的我们民族心理的大滑坡。“四人帮”的垮台，并不能使这种滑坡戛然而止。可喜的现实是，从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起就要实行的两部大法，毕竟在这种大滑坡前，树起了人民共和国开始走向法制的铁壁铜墙。所以，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便成了中共山西省委当时的主要主政者、曾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的王谦在这两部大法实行之前，处罚刘灏的最后机会。
这天晚上，囚禁着刘灏的牢门被突然打开了。
前面是刘灏熟悉的狱警，后面是他同样熟悉的太原市北郊区委“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办公室中，具体分管刘灏专案组的一位干部。那时从省委到基层党委，都设立了这种简称“清查办”的机构。
肯定是来宣布让我出狱的命令了。刘灏的心里不由一阵暗暗欣喜。
可是，那位专案组的干部却绷着神态严峻的面孔，如此开了口：“刘灏，现在正式宣布对你实行逮捕！”
一纸逮捕证递了过来。
刘灏那双躲在镜片后的眼睛立即睁大了，虽然是近视眼，但纸上的字却看的真切。确实是一张逮捕证。也就是说，原本幻想能在两部大法生效之时走出牢门的刘灏，现在才被正式逮捕，成了一个标准的囚犯。近视镜片后的那双眼球翻了翻，似乎在琢磨眼前这梦一般的现实，沉思良久，继而怒气冲天了：“你们凭什么逮捕我？”
那位专案组的干部依旧绷着神态严峻的面孔，面无表情地回答说：“因为你是兵团司令。”
“兵团司令算什么罪名？”
那位干部明白，两部大法里没有可以给刘灏定罪的罪名，专案组查刘灏的案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查来查去，派性活动多的很，但可定罪的事实却一件也无法认定。今天再不逮捕刘灏，明天两部大法一生效，那事儿可就不好办了。选在这时给刘灏下逮捕令，是上面的招儿，他确实是奉命行事，也确实不想和刘灏打嘴皮子官司。以前刘灏当区委副书记时，他还是刘灏的下级呢。即便被区委安排进刘灏专案组工作，要和刘灏斗嘴皮子，他可没有这年轻人的功夫。
他并不回答刘灏的提问，也确实无法回答刘灏的提问，只是平静地说：“刘灏，我执行的是公务。”
刘灏又开始了滔滔不绝地辩解：“文化大革命是历史，当时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让搞的，我是受了极左路线思潮的影响，可那根儿也不在我呀。再说，江青带头炮轰谢振华，而我是保谢振华的，我怎么能成了‘四人帮’的爪牙……”
如刚刚住进清查学习班以及后来被隔离审查时，面对专案人员那样，刘灏眼下的辩解起不了任何作用。作为受审查的原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副书记，当时被送进监狱，现在当局又选在这一天给他送来逮捕证，这一切决定，并不是专案组的人可以拍板的。
不听刘灏的滔滔不绝，那位干部又对随同走进牢房的狱警发话了：“上级指示，你们要给刘灏戴上铁镣。”
明晃晃的铁镣就在狱警的手中拿着。然而毕竟是在执行法律的要害地方，狱警可懂得手中的这玩艺儿不是随便就可以给犯人戴的。这位狱警当即表示了不同意见：“这样做怕不妥吧。按惯例，只有判了死刑的犯人才给戴铁镣。你们今天才逮捕他，还没有给判刑呢。再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部大法明天就要生效……”
是的，面对庄严而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生效的两部大法，那位干部掉过了神色严峻的面孔，再没有让狱警去落实那条“上级指示”。
号子的门再度关闭了。
蹲了两年零八个月的大狱，今天才接到了一纸逮捕证。这个晚上，刘灏再度失眠。在一片漆黑而更加沉闷的号子里，他不能不追思刚刚结束了不久的那１０年“文革”历史，不能不回省自己在那１０年间所走过的道路。
他真是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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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三学生刘灏的理想
第一章

【１】

中国的历史沉重地进入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第６个年头。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专制的蒋家王朝，在神州这块封建文化浓厚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之后的第１７个年头，也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众星捧月中将个人迷信渐渐地推向顶峰的年代。
那个年代正制造着无数的英雄。雷锋、王杰、欧阳海、焦裕禄，他们确实有着自已不凡的作为，既普通而又伟大，可对这些英雄的宣传，却被统一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模式之中。这种宣传达到极限后，一般的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著作，似乎已经不能继续表达英雄之所以能成为英雄的原因了。于是，又出现了能将毛泽东思想溶化进血液中的刘英俊；出现了能用毛泽东思想取代被炸毁的脑神经中枢，从而继续指挥躯体战斗的麦贤得……
无疑，这些英雄们的事迹是感人的，但将宣传英雄变成了一种神话领袖的手段后，英雄们身上的那圈儿灵光，就让英雄的崇拜者们感到可望而不可及了。就如今日的追星族一般，那时的年轻人崇拜英雄是共同的心灵特征。不知怎么才能将毛泽东思想“溶化”进自己的血液，怎样才能将毛泽东思想“铸入”自个脑神经中枢的年轻人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最简单的捷径，那就是由林彪首创的“活学活用、立杆见影”的学毛著方式。笔者是在文革前考入大学的，深知那个年代的中学生乃至大学生们，在他们单纯的心灵中，早烙入了那个时代的印痕：以为写几篇“活学活用”的日记，做几件能“立杆见影”的好事，就可以开始踏上走向英雄圣坛的一层层台阶了。
刘灏那时还是太原五中高三年级的学生。他也有一套四卷本的毛选，也人模人样地在政治课的课堂上，和下了政治课后的课余时间里，零散地读过里面的一些文章。他也参加学校组织的学雷锋活动，顺乎潮流地跟上同学们，一道去做一些为了增加日记的内容而去做的好事。但进入高三的中学生们，还面临着一件现实生活中日渐迫近的大事，那就是高考。“活学活用”好办，“立竿见影”也不难做到，而高考，则是高三的中学生们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谁不仰慕北大和清华的诱惑？谁又不想通过高考，成为人之精华、国之栋梁？这需要在经过政治审查后，再用考试分数来决定胜败。而分数，是难以“活学活用”和“立杆见影”的。还好，刘灏的学习成绩很不错，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他的心里已经确立了自个的人生目标。
１９６６年正逢太原五中建校六十周年。学校要搞隆重的纪念活动，一应准备工作也进行的井然有序。当然，诸如彭真这样在中央位高权重的五中早年毕业生，是不可能回来参加母校的校庆活动的，但请彭真给他的母校题个词，或寄来一封写几句话的贺信，校领导还是寄有深深的厚望。即便此望落空，在为纪念建校六十周年准备的资料里，那些不但健在，且在政界、军界、科技界、文化艺术界声名显赫的人物名单还有长长的一串，他们中无论谁为母校题个词，或者写几句话，都是五中的骄傲！但中学毕竟不是国家的人才库，也不是培育英雄的大熔炉，平心而论，当时太原五中的党总支和广大教师们，对这一届高三学生的最大期望，并不是出现几个“活学活用”的英雄，而是将今年的高考升学率在全省再度爆响。所以，学毛选、学雷锋、准备校庆固然要抓，当紧的还是抓这届高三毕业生的最后冲剌。
就这一点而言，刘灏的班主任对刘灏很有信心也很放心。
他的脑瓜子极聪明，又是数学课代表，各科成绩也都排名在前。更重要的是他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原某医院的院长，堂堂的现役军官；母亲也是一位现役军官。要知道，处在那个注重出身的特定年代，仅仅成绩好而出身不好是难过高考政审关的。出身好，成绩好，这就给刘灏带来了可以在军事院校优先录取的条件。唯一不足的是近视眼。刘灏一上高中就架上了一副近视眼镜，虽说不足，但还没有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他的近视度恰好在军事院校要求的水平线以下。班主任明白，这一点，对军事院校优先录取刘灏根本无妨大局。
“刘灏，下了晚自习你来一下。”
那天的晚自习以后，刘灏就来到了班主任老师的办公室。
谈话开门见山：“你的条件很好，哈军工来招生的老师看了你的挡案和平时的成绩，想让你报考哈军工。”
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简称。这是一所在全国叫得很响的高等军事学府。它是培养军官的摇篮，刘灏一旦考入哈军工，日后就可以和父母亲一样身着军装，雄纠纠地昂首奔向无量的前程。班主任甚至想象着那时的刘灏，是怎样的一副儒将风度。想象着在未来的五中资料室里，毕业于五中的那串大人物名单上，将会毫无疑议地排列上刘灏的名字。而这位军官，正是经他之手送进哈军工校园的。身为一名辛勤的园丁，这就是一种责任和幸福啊！
果然不差，班主任的预感得到证实。刘灏点了点头，眼镜片后两只眼睛里露出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能提前参加哈军工的招考，这就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高考中，他比别的同学多了一次选择的机会。军事院校向来享有在考生中提前录取的特权，即便他考不中，也不影响地方院校录取。何况，自信的刘灏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有考不中的结局。
班主任老师等待着刘灏的回答。回答却令他大失所望。
“老师，我还得想一想。”
“还得想一想？想啥？”
“我想报考中央电影学院表演系，一考上哈军工，不就上不成中央电影学院了？”
刘灏的回答中带着些许羞赧，洋溢着的，是更多的天真的自信。
班主任老师惶然无语了。他真是一点也想不到，面前的这位学生所憧憬的人生理想和埋在心底的秘密，竟是想当一名演员。
年轻人的心，好难窥透啊！
２０多年以后，当我想以刘灏做为一个切入点写作此书，专程与我的创作伙伴一道向刘灏做多次采访时，也问及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固执地想报考中央电影学院，而且是选择了表演系。那时，刘灏已不再是威名显赫的造反派司令了，也不是在太原市北郊区委领导的地盘上位显权重的区委副书记了。他成了一名普通的老百姓。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原因很简单，当时认为要想当个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太难了，如果当演员呢，又好玩又能演英雄，一定挺过瘾的。”
在崇尚英雄的年代里，那是一种年轻人既幼稚又可爱的表现欲。
相信他不会、也没有必要信口胡诌。

【２】

中学生刘灏的人生理想是想当一名电影演员，而且一定要演那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可是，他还不懂得怎样演戏。
世界上所有的演员，在政治家的演技面前都望尘莫及。
１９６５年的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紧接着，首都的主要报纸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都先后转载了这篇大块文章。中国共产党内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党员，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他老人家，其实已通过这篇文章，向全国人民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事情发展到１９６６年的５月，中央发生的许多变化，让党内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已经预感到了一些急速发生的政治风向，但又有那一个能预料到毛泽东他老人家不明示与人的悉心安排呢？再往后，他们就是一心紧跟，也时时紧跟不上了。
这一年的５月１日，在北京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堂堂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竟没有露面。彭真出了问题，其时在山西知道一些此事内幕的人，只有省委的一些高层领导。４月１６日至２０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之后中央又改组了北京市委，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彻底解体。５月５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５月９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辩别真假》。５月１１日，《山西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的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文章公开批判了北京市委三位领导人邓拓、吴晗和廖沫沙。５月１６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文革中人们常常提到的《五·一六通知》，同时宣布撤消原先由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由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由毛泽东主席直接领导，具体地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被世人称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子，一时间权倾朝野。
而文革波及山西，却要从华北局工作会议开始。当时，中央与各省间，有称之为局的行政大区，山西省隶属于华北局。５月２２日，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华北局工作会议，主要精神就是贯彻《五·一六通知》。山西省参加这次重要会议的有１９８人，省委、省人委主要负责人卫恒、王谦同志带队，省委、省人委的其他领导和各地、市的党政一把手和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赴京到会。山西的党政大员中，只有省委的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一人留在省内主持一般工作，由此可见，这次会议是何等重要。
在中共党内，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可对于象刘灏这样的中学生而言，他们并没有嗅出国家政治变化的什么讯息。直到这一年的６月１日，在全国人民心中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人民日报》，以最显著的版面和标题，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后，平静的校园才渐渐地变得不再平静起来。那篇社论，无疑就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吹响的号令呀！在那篇社论中，特别强调了林彪对政权的论述，并严肃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我国兴起。”号角已经吹响，年轻的中学生们不再正常上课了。应届高三学生们立志投身于这场伟大文化大革命的愿望，逐步取代了对升学考试的渴望。北京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掀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风暴。想当演员的刘灏耐不住寂寞，也同当时狂热起来的学生们一样，认定自已是幸运的，虽说爬雪山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没赶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也没有赶上，可赶上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对轰轰烈烈革命氛围和想在这场革命中一展身手的欲望，又有哪一个热爱党和毛主席的中学生，不想参加这场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呢？
由刘灏发起，在太原五中成立了七一战斗小组。在当时五中学生们成立的众多学生组织中，七一战斗小组的造反精神还远远落在别的组织后面。在“横扫牛鬼蛇神”的战斗中他们实在没有什么战绩。小组的成员多是平时的好学生，思想中那种较为保守的思维惯性，使他们在革命造反的同时，还想着不要耽误了高考，好以满意的成绩踏入大学的校门。
文革开始了，尚未变成革命对象的各大行政区和各省的党政领导，也开始起来积极投入了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京召开的华北局工作会议，先传达了《五·一六通知》这份重要文件，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新决定撤消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的职务，撤消彭真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消陆定一中宣部部长的职务的有关决定和这个决定的伟大意义。中央一下子揪出了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全国震惊，也震动了在前门饭店开华北局工作会议的各省代表团。在山西代表团中，当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的袁振，第一个紧跟中央，站出来揭发山西省委的问题了。
袁振揭发省委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条，其一，省委《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是根据彭真原先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搞的那份《二月提纲》泡制的，《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把严肃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学术斗争，现在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省委原先搞的那个《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就必须收回；其二，省委对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够放手，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得力，省委给干部发了十五本马列的经典著作，实际上起了冲击学毛著的作用；其三，省委宣传部在前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影响下，支持举办《傅山展览》，出版了《傅山画集》，（傅山是明末清初山西的一代大儒。明崇祯九年傅山为其恩师袁继咸被宦党迫害入狱一事，率山西百余生员赴京伏阙讼冤，使崇祯皇帝终为袁继咸平反。明亡，清廷入关后，傅山于顺治十一年秘密参与反清起义被捕，抗词不屈，出狱后行走江湖，终身不仕，在清康熙十七年由康熙下旨举办的博学鸿词科恩科中，傅山被朝中汉官举荐而拒不参加，被山西地方官员押入京城后以死相抗，表现出一位明末士大夫的气节。其诗书画医在明末清初均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被后人称为一代文宗。２００７年是傅山先生诞辰４００周年，这一年在太原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太原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这位先贤的各项活动。――笔者注）而且请“三家村”的头目邓拓为画集写了前言，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袁振在会上还拿出了一个《关于筹划纪念傅山的若干问题》的文字材料，其中点名批判了从中央到太原，共３０余位支持傅山展览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说他们“对纪念傅山很热心，在五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在大捧傅山，表彰死人，歌颂封建士大夫，造成极坏的影响。”其用意很明白，那就是被中央点了名的“三家村”黑线人物邓拓，在山西有活动，与山西省委有牵连。
而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则对袁振也有明确的态度，当即在会上做了对袁振的发言具有批评意味的表示：“我们已经按照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新的措施，有什么必要再收回那个《通知》呢？北京是北京，山西是山西，硬要把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扯到一起，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
在山西省委中，此时的袁振与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相比，毕竟势单力薄。几个回合下来，带头揭发省委的袁振，就被以卫恒为首的山西省委，一举打成了“野心家”和“伸手派”，会上还有更猛的火力，说以袁振为首，在太原市委有一个反党集团。不要以为那阵子只有山西代表团里斗的热闹，中央揪出个“彭、罗、陆、杨”来，其他省岂能不上行下效？不说别的省，仅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除山西揪出一个以袁振为首的反党集团外，河北省也揪出一个以林铁为首的反党集团，内蒙古自治区也揭出了以乌兰夫为首的反党集团……
有被神化了的领袖毛泽东坐阵，有中央文革呐喊，阶级斗争的弦在全党的高级领导层中确实是绷的很紧了。不论是文革初落马的党内高级领导，还是文革初将同僚先打落马下，其后自个也被打翻在地的党内高级领导，他们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其实与被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亿万大、中学生们高明不了多少。１０年动乱，就这样在全国党内党外，上上下下都想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步署，都想积极参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统一目标下，大家迈着无法协调一致的步伐开始了。
６月２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等七人将斗争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和北大校党委的这张大字报原文。更有评论员的文章号召全国的革命派与“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务，多老的资格”的黑帮们进行斗争，并把他们彻底摧毁。同一张报纸上，继前一天的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又发表了一篇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重要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两篇社论的鼓动下，首都北京各大、中学校开始出现了狂热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将毛泽东尊为自己的红司令和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开始走出校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７月１６日，毛泽东横渡长江。老人家的劈风斩浪已经离开了体育健身的原本意义，他所要显示的，是一代伟人至高无尚的权威、和在党内外不可动摇的力量。
８月１日，毛泽东主席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去一封信，热情地支持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举动，这封信作为党内文件，迅速传向全国。
８月８日，在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十六条》成了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
８月１７日，毛泽东主席的“大字报”作为一份“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中央文件”，传达到“县团级”。这份毛泽东主席写的“大字报”，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于８月５日，虽未点名，矛头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形成“中央文件”下发后，在全国开始了用大字报“炮打”、“炮轰”的各种高潮。
神话了的领袖加上党中央的文件，一下子就把全国的学生们发动起来了。全国的学生们，不论是成立了叫啥名称的红卫兵组织，都确凿地感到毛主席是一轮光茫四射的红太阳，都表里如一地觉得自个的一言一行，都是在红司令领导下的革命行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自己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绝然无错！在无数没有反骨的年轻躯体内，奔腾的是殷红的、要紧跟伟大领袖闹革命的热血。有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指航向，太原市的所有大学和中学，与全国的大、中学校一样，已经无法正常上课了，自然，也就没有放暑假一说了。至于这一年的高考，当时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来临没有如期举行，至于何时才能举行，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３】

太原五中的教师们，并没有因为有一个战斗力不强的七一战斗小组，而逃脱被“横扫”的厄运。出身不好的，那是铁板上钉钉，一个也休想溜掉。仅仅因为言语不慎而引来灾难的老师，就大有人在。有一位外语老师，因课堂上一口流利的英语，正被造反的学生们怀疑成“里通外国”，偏偏那天他上课时，赶上天上阴云密布；偏偏在老天爷雷霆大作时，他竟由不得惊呼了一声：“啊呀呀，我看要变天啦！”把对非政治的种种事物的判断和认识，引入到政治中来加以引伸和纠缠，在中国的历代文字狱中，都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手段。造反的学生们用毛主席老人家那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尺子一量，立即就意识到“变天”的含义是何等的可怕，而公然高喊“要变天”的老师又是何等的反动。这样的阶级敌人，就活生生地站在人民的课堂上，他要“变天”，这不是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吗？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呢？恐怖的警钟一旦如此地在他们的头脑里敲响，小小的心灵里，就再也容不得一丝阶级斗争的风吹草动了。
学生们要造反了，要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太原五中的党总支书记和校长们，也绝不比市委和省委的领导人高明。一想到前些日子还有过让彭真题字的想法，心中就不由得紧张。好在省委和市委在７月１８日同时开了两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省市委领导们都口口声声说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和支持呢！现在学生们跟上毛主席横扫牛鬼蛇神了，做为学校和党总支的领导，敢不积极领导？积极支持？
７月１８日的两个会议情况不太相同。会议的题目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山西省委召开的会议在省城迎泽湖畔的湖滨会堂，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同志在大会上做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目标，就是一小撮钻进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同时，还要注意把那些有个人野心的阴谋家挖出来。”显然，这是有所指的，因为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已经被定成了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在讲到要做真正的革命“左派”时，卫恒引用了《红旗》杂志的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话说：“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可以信赖的，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核心。”卫恒还强调：当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就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他还指出：“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有明确的政治方向”；“要信任党、拥护党、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要善于团结大多数群众，”；最后号召全省各级党委“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热斗争中经受考验，锻炼自己，提高自己。”
市委召开大会的地点是新建路市委礼堂。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同志在大会上正式向全社会公开了华北局会议的内幕，对自己的问题做了如此检查：“太原市还有些重大问题没有揭出来，我的问题就没有揭出来嘛！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我的问题是在华北局会议上揭出来的。”他还说：“我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搞了宗派活动，利用《傅山画集》等问题反对省委。”并沉痛地说：“我把自己推向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方面，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然而，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高层的这些党内斗争，对当时的刘灏而言，似乎还不是身边需要十分关注的事情。他做为头头的那个七一战斗小组，因为在校园内的运动中无所做为，正被校园内其他一些造反组织斥之为保皇派。想革命、想造反而又一时不知靶子何在的刘灏，猛醒过来的契机，是由省委出面组织，请首都的红卫兵来晋阳大地“煸风点火”的那个大会。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消息，首都红卫兵赴各地串连的壮举，山西省委领导急于要站在运动前列领导好运动的心态，促成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三位来到太原串连的首都红卫兵战士，穿着父辈们曾经穿过的绿军装，戴着毛主席也曾戴过的红袖章，手握副统帅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不断摇来晃去的小红书，虽显得幼稚却威风凛凛。他们被山西省委的常务副书记王大任请上了湖滨会堂的主席台，用年轻人高昂嘹亮且不容置疑的北京腔，向台下那一片期望燃烧的太原大、中学生们开始传经送宝：
……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了反修防修，为了让我们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已经好多天没有睡好觉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有没有呢？我们学校有没有呢？有！只有把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统统揪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北京有人搞资本主义，企图扭转运动的大方向。你们的学校有没有呢？你们山西，你们太原有没有呢？……
这种会议，在那时被称为“点火”。
会议刚完，还没有走出大会堂，刘灏就急于找他的对立面辩论起来了：“你们不是说我们七一战斗小组不敢革命，不敢造反吗？你们不是说我们是保皇派组织吗？听听人家北京红卫兵的说法！学校党总支不敢引火烧身，而是放火烧人，你们不炮轰总党支，只会斗老师，你们才是保皇派呢！《十六条》里讲的明明白白，这次运动的对象是当权派……”
刘灏要证明他带领的七一战斗小组不是什么保皇派。一张署名为“七一战斗小组”，标题为《质问校党总支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在太原五中第一次将斗争矛头对准了党总支。大字报指出：“支持学生揪斗老师的学校党总支是走资派，所以他们才要转移运动的大方向。”
在太原五中，这张大字报的结论，是众多老师和学生们在中央的舆论引导下一想就通的道理。这张大字报使七一战斗小组的大旗哗哗响起，更多的学生便聚到了刘灏的身边，甚至连那些遭受揪斗之苦的老师们，也站出来表示支持刘灏的革命行动。刘灏终于成了太原五中一派群众组织的核心人物，开始熄灭了通过高考在电影屏幕上扮演英雄的演员之梦。有党中央制定的《十六条》做依据，有北京的红卫兵做榜样，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潜藏于中国人心中的领袖崇拜热、特别是当时在中国青少年一代的心中，由这种崇拜热激出的政治盲目性，使刘灏踏上了一条原本不属于他的革命造反的不归之路。
太原五中七一战斗小组将斗争矛头指向校党总支的那张大字报，与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那张被当时报刊上一致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在聂元梓的背后，有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撑腰，而刘灏的背后，此时并没有一个后台支持。这便注定了在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中，要做多次的选择。
此时的山西，省委还在力图领导好文革运动。与刘灏在五中小打小闹的斗争形成对比的，是省委的几个大动作。先是省委决定，派由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同志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太原市委，动员市级机关干部开始揭批袁振；接着又决定在《山西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分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当山西大学化学系的五名学生率先贴出大字报，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山西大学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刘梅后，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为了体现省委支持学生运动的政治态度，指示《山西日报》社领导，在８月５日的报纸上，全文刊发了这张大字报，还配发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点了在山西大学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梅，以及教务长宋华青的名，指责他们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同一天的《山西日报》上，还报道了太原六中师生揪出以党总支书记李雪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在中央文革的一再催促下，山西省委又做出了在《山西日报》公开批判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决定。在省委的领导和促动下，省城太原无论是党政机关，还是大学、中学，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正铺天盖地而来。
刘灏在太原五中策划出的那一张大字报，在五中虽然反响甚大，但还不足以将他真正地推向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与袁振、王中青这些做大官的大人物相比，与赵树理这号大作家相比，与山西大学的校党委相比，一个五中的党总支算个啥？就是与太原六中相比，人家都把党总支定成反革命集团了，你这儿才刚刚揭发党总支的问题，差距何其之大！
正确地回眸历史时，我们应当看到，那时从上至下，无论党内的高级干部还是一腔热血的大、中学生们，大家都是要听毛主席的话，都是想积极投身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按党中央发布的指导性文件《十六条》来寻找文化大革命的靶子，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如此，太原五中的中学生刘灏也是如此。就这一点而论，在他们日后不同的命运轨迹中，却有着共同的悲剧因素：那就是在我们党内党外形成个人迷信的时代，在一个缺失了党内民主，而党的最高领袖却要用个人迷信发动大民主的政治环境下，在全党集体失语的迷失途中，政治家卫恒和中学生刘灏，都一样跳不出被他们高喊万岁打心底称颂的领袖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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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１】



文革之初，在北京前门饭店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发生在山西代表团中的那一场斗争，与当时党内高层的残酷斗争相比，在中国的１０年文革史中只是一个小小的事件。而这个小小的事件在山西，却成了引发山西文革之初党内公开分裂的最大导火线，也成了山西文革之初革命群众造反组织之间，针锋相对的最大观点分歧。以党内而论，分裂的一方代表，是被省委大多数人支持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同志，而另一方的代表，则是公开站出来向省委开火的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同志。不论是后来被造反派迫害惨死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还是后来在山西文革中时沉时浮，１０年动乱尚未结束就调离山西，继续担任其他省份党内高层领导的袁振，他们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当时的所做所为，不论有多么浓厚的个人色彩，其本质都是特定时代中为领袖的意志所驱使。在这场残酷的党内斗争中，起先是袁振被省委打倒在地，其后是卫恒被造反派们折磨至死，再往后，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一齐垮掉，袁振又成了山西省和太原市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再往后呢，那１０年间山西的天下，就进入了政治风水轮流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极不稳定的历史局面。

请看１０年间政治家们在山西高层不断取而代之的情况：

１９６６年文革之初山西省委主要领导人，被革命造反派们称为“卫、王、王”，即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省委书记、省长王谦、省委书记王大任。

１９６７年１月夺权后取代他们的是“刘、张、袁”，即原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还有被省委打倒后又翻起来的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

１９６８年下旬军队介入地方文革，６９军军长谢振华和政委曹中南开始主政山西，被人们称为“谢、曹”。军人谢振华主政的时间较长。之后，谢振华当选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又任命其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１９７４年春天的“三上桃峰”事件（此事件将在后面详叙）后，因江青带头“炮轰谢振华”，谢振华开始受批判。王谦开始主政山西，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直接插手山西的工作，直到四人帮垮台。

１０年岁月中，在三晋大地上轮流主政的这些政治家中，命运最惨的，就是被推向文化大革命的祭壇，不明不白惨死的卫恒同志。

１０年动乱结束后的１９７８年１月３０日，在卫恒同志含冤逝世十一周年之际，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市双塔烈士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卫恒同志骨灰安放仪式。１９７９年１月，在中共山西省委四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为卫恒同志彻底平反昭雪。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７日，中共五届山西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卫恒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并形成文字，弥补了在四届二次全委扩大会上没有形成文字的缺憾。卫恒同志的在天之灵总算可以得到告慰了。

在文革期间被中央调离山西的袁振同志，一直在安徽省委的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文革后又过了好几年，才从中共安徽省委顾问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职位上光荣离休，颐养天年，过起了安度晚年的幸福生活，直至谢世并盖棺定论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其他诸如刘格平、张日清、王谦等同志，离开山西后，也各自继续为党工作，直至退休。他们谢世后也都盖棺定论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

历史的风云有时能抹去历史的细节。但组成历史风云的不仅仅是结论，它们更需要细节。当１０年动乱结束后，文革的全部罪恶，已经落在了林彪一伙和“四人帮”一伙的头上，然而，为什么林彪一伙和“四人帮”一伙，能在文革中崛起并在中国大地上搅起一团团乌烟彰瘴气呢？我们党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在那时又做了些什么呢？不愿和不会反思的民族是一个裹足不前的民族。需要指出的是，回顾真实的历史和进行反思，并不是要去指责曾经走过弯路的中国共产党，更不是要去责怪那个年代里当政的某一个人。回顾和反思，是为了总结那段历史，也是为了不再重复那种历史。

我们现在不得不把当年发生在前门饭店里的袁振事件，做为一个细节，放在我们的文章中间了。因为这段历史，构成了山西文革初期乃至运动中期的核心事件，这核心释放出来的能量，大该是始作俑者双方都始料不及的。

事情还得从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的儿子说起。他恰恰也在太原五中上学，与刘灏不仅是同班同学，而且是七一战斗小组的成员。七一战斗小组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校党总支，这举动便让学校的其他革命小将们开始对刘灏刮目相看，追随者也愈众。刘灏以他有限的历史知识，开始指导自已的革命行动了：当年的毛委员不是依靠井冈山的革命力量，最终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吗？要想跟着当今的红太阳、红卫兵们的红司令再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还得走井冈山的道路。别看脊梁还孱弱稚嫩，但他觉得做红卫兵，就要敢做世界的屋脊。投奔七一战斗小组的学生们多了，在扩展队伍的同时，刘灏将他的七一战斗小组正式更名为井冈山造反兵团。当年毛泽东靠井冈山武装割据获得天下，以这个革命圣地作为自个造反组织的名称，而且从“小组”直接改为“兵团”，一下子就显示了这个中学生那时的胆略、和要紧跟毛主席革命造反的无畏勇气。既为“兵团”，自然得有“司令”，刘灏当仁不让，从此，井冈山造反兵团里的学生们，就口口声声地称他为“刘司令”了。再往后，连参加这个组织的教师们，也喊起了刘灏“刘司令”。待刘灏率领他的将士们杀向社会，联络其他学校的造反组织，组建起跨行业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后，随着社会上队伍的不断扩大，中学生刘灏确实成了号称在全省有百万大军的“兵团司令”！

文革开始时，从北京到地方，在各大中专院校里，紧跟领袖毛主席闹革命的学生们，成立的革命造反组织多如牛毛，很多学生被推举为这种组织的领导后，多自称或被组织里的“战士”们称为队长。比如山西大学最早成立的观点对立的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一个名为８·８红旗革命造反战斗队，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六条》那一天，即１９６６年的８月８日；另一个名为８·１４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所以要用８·１４冠名，是为了纪念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４日这个日子。那一天，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带着专人专车，给山西大学革命师生送来了大批毛主席著作，以鼓励山西大学革命师生学习毛泽东思想，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山西大学校党委组织全校师生对省委送来的“红宝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８·８红旗革命造反战斗队是外语系学生李大纲当队长，而８·１４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则是中文系学生朱永成当队长。再拿太原另一所有影响的理工科大学太原工学院为例，以革命圣地瑞金冠名的太工瑞金革命造反兵团战斗队，队长是大一学生宋捷，以红旗冠名的太工红旗革命造反战斗队，队长是大四学生杨保明。大学生们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起来革命造反，不过是搞个战斗队，头头也不过当个队长，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学生刘灏的一腔革命热血中，比山西同时的大学生们，更多了一些年少气盛的大胆和不成熟的幼稚和狂妄。

井冈山造反兵团成立了，可偏偏有人却要退出井冈山，这无疑叫刘司令大为吃惊。他不是怕自个的兵团里缺少了一个可耻的逃兵，是不相信这位要好的同学竟会失去革命和造反的勇气。他要责问伙伴，要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为啥？”

“我怕玷污了咱井冈山的纯洁性。”

“你是红五类，怕啥？”

“我现在成狗崽子了。”

“为啥？”

“因为我爸爸是袁振。”

刘灏不由得一惊。袁振是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这刘灏知道。袁振成了反对省委的伸手派、野心家，成了太原市委反党集团的头子，刘灏从街上的大字报上也知道了这事。但市委第一书记离他目前革命造反的靶子还远的很，他想的是校党总支的问题，还没有想到要去过问过问市委的问题。此其一。其二呢，他更没料到眼前这位要好的同学，竟然会是袁振的儿子！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的中国社会可和今天不尽相同，那阵子的中学生们，谁的父母亲是干什么的，并不是同学间的热门话题。不象现在，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官本位，越来越盛行的拜金主义早影响到了校园，同学之间，谁的父母亲是掌什么权的大官，谁的父母亲是做什么生意的大款，彼此都很了解，就是做家长的不对老师们直说，怕是做儿女的自个也难免会在同学中自吹的。

面对袁振的儿子，刘灏眨眨眼睛，明白这个红五类确实变成狗崽子了。在同班同学中，他和这位伙伴以往就相处的很好，相信这位伙伴不会说谎话。刘灏一时无语，他得好好地想一想了。

如果说，前些时听到市委第一书记袁振成了伸手派、野心家，成了太原市委反党集团的头子，刘灏思想上也有点震惊的话，此时的震惊就分明更直截了当和不可理喻了。面前是自已最要好的一个同学，是一个和自已一道发誓，要跟上毛主席投身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反革命了呢？那个时代灌输在青年学生头脑中的阶级斗争观念，使刘灏在一刹那间，先决定了要与这个“狗崽子”划清界线，但心底那种做朋友就要讲义气的传统思维，又让他由不得生出了必须帮助这个好朋友的念头。他和这位要退出井冈山的同学没有再说什么，既没有批准，也没有劝阻，而是暗暗决定，要亲自去找袁振看个明白也问个明白。如果袁振确实是青面獠牙的黑帮，那就让这位同学和他老子划清界线，再退出井冈山不迟。如果是别人冤枉了袁振，那就让这位同学留在井冈山兵团，谁冤枉了他爸爸，就找谁算账。拿定主意的刘灏，只是向这位还将痛苦挂在脸上的好伙伴撂下一句话：“你等着，等我弄清楚问题后，咱们再说。”

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仅仅就是如此地做了一点思索，就轻易地一个人做出了去找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对市委第一书记进行一番考察的决定。做出这个决定的所有动机，则是对一个要好的同学和朋友的仗义。而从此，太原五中的高三学生刘灏，也就开始被袁振绑在了自已的战车上，再别无选择了。

正是１９６６年的８月初，太原市最闷热的日子。黄昏时分，刘灏只身一人走进了市委大院。早过了机关下班的时间，原本是消夏纳凉的时光，市委大院里却依旧热闹非常。数不清的大字报，将市委大院里所有的墙壁，都装裱的一片斑驳。扫一眼那些大字报的标题，啊呀呀，几乎全是讨伐袁振的。

“揪出反党头目袁振……”袁振二字上还打上了红红的×，是定性的口气。

“袁振必须低头认罪……”是严厉的口气。

“袁振同志的问题需要彻底搞清楚……”仅从这标题上，就露出了作者明显的保皇色彩。

还有许多人围成堆在争吵、辩论，有的穿衣打扮象是机关的干部，有的象是工人，都在说袁振如何如何，口气分明不同，观点也分明不同。对于这一切，时年１８岁的刘灏，终难看个明白，也终难听出个究竟，穷尽他的思维能力和判断水平，也不知大字报上的内容谁对谁错，争辩的双方谁是谁非。此时的他只相信自已，甚至脑海中泛起一丝想法，那想法竟然和看电影时判断银幕上的好人和坏人有关。他想：只要一见到袁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不信我看不出来！

他无心再看那些大字报了，更不想听那些人瞎吵吵了，直接找袁振，他要给他“相面”去。

按袁振儿子告诉他的方位，挺好找。先找到了排房小院，待看清了门牌号码开始敲门时，心里还惴惴的，毕竟是在敲市委第一书记的大门，这可不是造反时去敲五中党总支的办公室。此时的刘灏初出茅庐，还缺乏斗争的锻练，露出的怯懦是难免的。当后来的某一天，他把堂堂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揪上太原的五一广场主席台进行批斗时，那可就绝非是眼下这个刘灏的心态了。

门开了。眼前出现了一位个头不高且瘦弱的老头儿。那老头儿显得面目慈详态度谦恭，眼神中，隐隐约约还露出了一丝害怕和不安。

刘灏冲着开门人说：“我来找袁振。”

“我就是。”

惊诧的刘灏没敢眨眼，不愿相信这个长相一般的小老头子，会与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这样大的官职有直接的联系。可眼下谁又愿竟冒名顶替一个反革命黑帮呢？

他说是袁振，那看来就是袁振。刘颢想。

“我是五中井冈山兵团的司令刘灏。”中学生自报家门后，开门见山责问小老头：“我要调查一下你是不是黑帮？”

“我怎么会是黑帮呢？是人家逼我承认的。”小老头似有满腹苦衷，摇头叹息，又显出一脸热情说：“快请进，你想听，我就好好给你们革命小将说一说我的情况。”

刘颢就这样被请进了市委第一书记家的客厅内。

此时正需要有倾述对象的袁振，终于有了一个愿意听他详细倾诉的对象。他开始叙述前门会议的经过：

“……他们说我是野心家、伸手派，想当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我是听毛主席的话，揭发彭真、陆定一他们在山西的问题呀；我不是伸手派，野心家，顶多是没有尊重卫恒，他们就说我不尊重卫恒同志，就是伸手派野心家，我是听毛主席的话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他们是有问题才怕文化大革命的，办什么傅山展览，就是个明证嘛……”

“谁叫傅山？”刘灏听不明白就要问。

袁振只好先介绍几句傅山是一个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又说宣传傅山与宣传海瑞一样，活人反党，总是利用死人来做文章。更重要的，是袁振说起了邓拓在支持搞《傅山展览》和《傅山画集》问题上，与山西省委有重要关系。邓拓是何人？刘灏可是明白的。他是“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头号黑帮，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５月份在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山西日报》上也全文转载了。邓拓是反党分子，运动刚开始时，刘颢的七一战斗小组就批判过“三家村反党集团”，无须再多说什么了，刘灏渐渐相信了袁振说的那些个“问题”，确实是省委中一个又一个很大的问题。

谈话的一方是党内的高干，一方是年方１８的准知识分子。年方１８的准知识分子，从这位党内高干口中，听到了从未听说过的省委内部斗争，听到了袁振过去如何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前门会议上如何揭发省委的问题，又如何受到打击迫害的详细自述。左一个他们，又一个他们，说具体点，那就是卫恒。刘灏越来越听明白了。以袁振的政治阅历和能力，打动并征服面前的中学生并不难，获得这位中学的同情，也容易的很。而来此造访的动机中，原本就夹着许多仗义色彩的刘灏，在狭隘的感情基础上立即有了推理和判断：袁振确实被冤枉了，是卫恒一伙在迫害袁振。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革命的激情。毛主席党中央叫把斗争大方向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袁振刚对准卫恒这个山西最大的当权派就受到迫害，这还行？有必要澄清是非，刘灏要为自个的那位同学和朋友讨回清白，更要为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不被人扭转，绝不能让人破坏了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而发起战斗了。

“你写一份申述材料，我们五中井冈山兵团给你翻案。”

袁振自然高兴的只点头。那年月，靠谁能比得上靠红卫兵小将呢？毛主席都靠红卫兵小将开展文化大革命呢，今儿晚上，真是天上往下掉馅饼儿呢！

刘灏又说：“在中央你认识谁？我们给你往上送。”

这段日子被冷落的客厅里，突然就充满了春光。袁振显然激动起来了，连声说：“多啦，多啦。我认识邓小平，薄一波，还有华北局的书记李雪峰，我认识的多啦，多啦……”

小老头一口气举出了一长串在中央地位显赫的大人物名字，小闯将也对给小老头翻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想，只要把袁振的案翻过来，五中井冈山兵团在太原和山西的文化大革命中，就立下了大功，这事儿，可比当演员去演英雄来劲的多！做英雄的表现欲让１８岁的中学生拍着胸膛大声叫了一声袁书记，再次表示了要为市委书记翻案的决心。然后，在市委书记的再次感激和鼓励下，他信誓旦旦地与袁振确定了来取材料的具体时间。



【２】



原本该风驰电掣般的列车，突然变得喘息了。不是因为穿越太行山的崎岖山路，也不是因为娘子关内的铁轨在一路爬破，列车还没有进入河北大平原，全部原因是恶性超载。火车的车厢里，经太原去北京的山西各地的学生们淹没了真正的乘客。他们是无须买票的天之骄子，是三晋大地上将要主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革命小将。虽然如沙汀鱼罐头般拥挤，但亢奋的学生们却不知疲累，心中涌动着革命的豪情壮志，脑海中浮现着将要进入的那最幸福的时刻。北京，伟大祖国的首都，世界革命的心脏，红太阳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天安门的城楼上将升起红卫兵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已经在城楼上接见过全国各地赴京的红卫兵小将了，从全国各地继续涌向北京的学生们，心中最大的期盼，就是能也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和接见！

刘灏也挤在一载车厢里。身着旧军装，腰扎旧军带，臂上戴的是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红袖章。他觉得自已突然间变得“成熟”多了。除了希望这次进京能赶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外，他还怀惴着袁振写好的申述材料，最好能在见到毛主席时，亲手将这些材料送到毛主席手上。这种想法挡不住，但又琢磨着如果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自个肯定上不了天安门城楼，挤在天安门广场上，怀里的材料是送不到毛主席手上的。那又该怎么办？他闭上双眼，想象着那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想象着那一张张曾在报纸和新闻纪录片中见到过的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邓小平、薄一波、李雪峰……想象着见到这些人时，如何能把袁振的冤枉说得更清楚一些。这是比较实在的想法，能见到他们，一定比见到毛主席容易多了。他们如果能把袁振的申述材料再送给毛主席，袁振的冤案岂不是一下子就翻了吗？对，只要他们收下材料，就跟他们提出给毛主席转送这些材料的请求……

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正在踏入一滩日后欲拔不能的烂泥淖。他还不明白他下定决心要“保”一个，就势必要去“打”一个的道理。他更不知道，袁振寄希望的那些大人物，此时的命运比袁振并好不了多少。而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用心，他这样一个高中生的理解，也仅仅停在报纸的那些宣传口号上。正因为不知道不理解的东西太多太多，无知者也就无畏了，此番进京的中学生刘灏可谓胆大包天。

下了火车，到了北京，只匆匆望了一眼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就直奔中南海而去。面对党中央所在地，中国革命的心脏和世界革命的中心，红太阳毛主席生活的地方；看着中南海大门两边笔直挺立着的解放军卫兵，刘灏的心中确实没有一点儿顾虑。就凭这一身装束，太原市委的大门不是直进直出吗？那个年头，学生们臂上的红袖章，就是横行于天下的特种通行证。然而，中南海可不是太原市委大院，“红袖章”唬不住“红领章”。以绝对标准的立正姿势分立大门两边的解放军卫士，及时伸出手臂将刘灏拒之门外。

“干什么？”

面对这声喝斥，他不禁一愣，一时没有了“横扫一切”的胆量和豪气。可是“红袖章”并不怕“红领章”，刘灏不顾一切地振臂高呼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偏偏站在这里的“红领章”不吃这一套，管你是喊“无罪”还是“有理”，请你到一边喊去，要想进去，没门！刘灏不得不服软了，但柔中有刚，想继续和“红领章”纠缠下去获得机会，他开始滔滔不绝起来：“我要找邓小平总书记，我要给袁振翻案……”

把守着党中央心脏的卫兵反正是不让他前进一步。这时，从门里传达室里又出来一位解放军，抓住好机会，他又想和人家展开大辩论。在学校里练就的那张嘴巴即刻鼓唇摇舌，一遍又一遍地说开了袁振问题的重要性，自个要去找邓小平总书记的重要性，以及这些重要性，对太原和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能否搞好搞彻底所具有的更加重要的重要性。

那位解放军终于不耐烦了，又急又恨。急的是这位红小将难于打发走，气的是这位红小将的政治嗅觉怎么这么迟钝？他大声打断刘灏的话，劈头来了一句责问：“你也不看看这几天的报纸？”

“废话！不看报纸能搞文化大革命？”

人家便进传达室取出一张《人民日报》来扔给他。又指着报上一段消息说：“你好好瞧瞧。”

他仔细一瞧，果然就瞧出了名堂，原先排在前面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名字，现在排在了后面。排在后面也可以找嘛，他还想纠缠，看来那位解放军是不便也不想再和他说什么了，只是板起面孔，催这位太原来的红小将快快离开。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打倒刘少奇和打倒邓小平的大标语从北京刷到了全国，刘灏才明白那位解放军让他看报纸的真正用意。

无法进入中南海的刘灏，只好沿着中南海的红墙四处徘徊。企图找到一处缺口，或者一处矮墙，他把党中央的所在地想象成普通的民间大院了，自然无机可乘。原先以为给党中央送份材料容易的很，没料到连党中央的门也进不去，１８岁的中学生原先挺拔的腰杆顿时萎缩了，那神态，再没有了在太原时的威严。突然间，他看见一辆黑色的红旗小轿车从长安街上急驶而来，在拐向中南海的大门时减慢了速度。喜出望外的太原红小将灵机一动，急步向前，弯下腰身，想躲在小轿车旁边蒙混进去。中南海的卫兵长的是一对火眼金睛，刘灏的这点儿小把戏岂能得逞？

“好啊，又是你！”他被一把揪住了。

“我要向党中央反映问题，我是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司令……”

卫兵这一回只好把他带进传达室。他又见到了那位给他报纸看的解放军。那位解放军可不想再和他多纠缠了，大声问道：“你不是要反映问题吗？有材料没有？”见面前的中学生从怀中掏出了材料，人家便接过去，又爬在桌子上写了几下，给刘灏递过来一张盖着公章的收条。收条上，把接到的材料题目名称，共有几页，写了个明明白白。

刘灏清楚，再待下去也没有用了。他只好满怀希望地望着这位解放军，大声说：“谢谢您啦，您可一定把材料给转上去呀！给哪位中央首长转，材料上全写着名字呐！”

从北京败北回到太原的刘灏，带给袁振的是一个连他也极不满意的结果。但袁振却一句也没有埋怨为他主动效力的这位中学生。市委第一书记自有洞察政治风云的眼力。看来，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已经被揪出来的“彭、罗、陆、杨”上面，还有一个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么，山西呢？我袁振不是黑帮，那么，谁又是黑帮呢？

这里面的道理，经袁振一点，刘灏就能想透。

先贴出一张张省委迫害袁振的大字报，太原五中的井冈山造反兵团在太原街头亮相了。为市委书记袁振翻案，使刘颢在太原开始有了小小的名气，但也有种种小道消息，说这个太原五中的中学生是袁振的女婿，是个一心要保老丈人的小保皇派。那一天，在市委机关大院，刘灏因为带人贴大字报（自然还是袁振如何受省委迫害的内容）而受到对立面观点的人们围攻。有人就硬要说他是袁振的女婿，让他觉得有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正发愁寡不敌众的刘灏，突然听到有人挤进人群帮他。是位大学生，胸前的校徽上，刻着“太原工学院”。文革中的群众辩论是绝然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彼此喊来叫去，那位大学生拉上刘灏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溜出了人群。互相通报姓名以后，对方问刘灏：“你同意炮打省委？”

刘灏头一昂：“我为袁振翻案，就要找卫恒算帐。”

“你有卫恒的材料？”

“我有袁振的材料，里面就有卫恒的问题。”

“这样吧，我们替你为袁振翻案，你与我们一道炮打省委，怎么样？”

“好，咱们就一起干。”

这是刘灏杀上社会后结识的第一位大学生，他就是太原工学院拉起瑞金革命造反兵团战斗队的队长宋捷。一起干的第一步，就是这位大学生同意与刘灏一道再上北京，替袁振送申辩材料。

二上京城，刘灏身边有了一位大学生战友。中南海是绝不去了，去了也进不去。好在袁振又提供了几位在京党政军首长的地址，袁振说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是他的战友，只要见到他们，托他们往上递材料，材料即使到不了毛主席手里，也准能到了林彪和陶铸这些大人物手里。出师依旧不利，大人物们的住地倒是不难找，但往往是只能见到他们的秘书，秘书们也总是异口同声，说首长们很忙，这些日子根本不回家。虽说秘书们都收下材料了，但这回收下的材料和上回中南海传达室收下的材料一样，天晓的是不是又要石沉大海呀？待一一送罢备好的材料，一路闲走，两人竟来到了农垦部的门前。啊呀呀，里面正开批斗王震的大会呢！满院子的大字报，不但要打倒王震，还要火烧，还要油煎呢。王震是什么人？相随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心中的王震将军，是南泥湾３５９旅的旅长，是共和国的功臣和一代英豪，是什么人这么大胆，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批斗起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王震呢？几乎没有商量，从太原来京的这两个红卫兵就结伴冲进了会场。刘灏给袁振翻案没有结果，同行的大学生炮打省委也没有结果，一肚子怨气正无处发泄呢，两人又喊口号又跺脚，把批斗王震的会场搅了个乱七八糟。老将军王震当时肯定弄不明白，恐怕日后也无法再弄明白，从那里跑出这么两个红卫兵来，做了他的一次保皇派。

多年来传统的革命教育，使学生们的心中积淀着对党的领导人的感情，伟大领袖毛主席煸动起来的造反狂热，又使学生们将矛头对准了党的领导人。冲击农垦部的批斗会去为王震鸣不平，是出自前者的感情，在山西炮打卫恒，是出自后者的狂热。似乎是矛盾的，但那时的红卫兵身上，又有谁不是这般着了魔一样的混合体呢？对领袖的敬仰和热爱，可以使他们转化成对副统帅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其它他们认为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首长们的敬仰和热爱，同时也可以转化成对刘少奇、邓小平这种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之流称为“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以及各级党政部门中那些“钻进党内的大大小小走资派”们的仇恨和愤怒。当然，这种判断的标准是模糊的，是没有原则的，也是随着各自派别的不同利益，或者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各种鼓吹和支使，而不断进行着变化。

二上京城为袁振送材料，还是没有结果。两位小将躺在京城的红卫兵接待站里，一位是想急着回去与袁振商量如何翻案，一位是想急着回去与其他战友们商量如何炮打省委。反正在北京玩不开，还是回山西就地闹革命去吧。刘灏京城败北，想要见到的中央首长一个也没有见到，为了赶回太原向袁振交差，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广场几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自然也没有赶上参加。

要说刘灏此行的最大成绩，那就是太原五中的井冈山造反兵团，从此和省城大学的造反派们联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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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刘灏忙着去北京替袁振送翻案材料之时，他并不知道这一年８月５日，毛泽东主席以非常手段，在中南海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向全党的高层领导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点明了自己亲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打击对象。
和全国各省一样，山西省委书记处的书记们，那时也并没有洞察党中央最高领袖的政治意图，更不知省委日后的命运，他们还在想着如何极力加强领导，继续做好发动群众的动员和安排，好将山西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伟大领袖毛主席连连出招，他老人家是不容各级党委和政府按步就班地搞下去了。
８月１３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也就在这一天，太原重机学院的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学生共４０余人，打着蓝灰色大旗和白纸黑字大标语，到省委来造反。省委常务副书记王大任同志在会议室里接待了他们。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时任省委机关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窦凯，责问学生们为什么不打红旗而要打这种颜色的旗？当他与学生们辩论时，有的机关干部夺下了学生们打着的蓝灰色旗帜，从而引发了双方激烈的对峙。前来造反的学生们认定这是省委在压制学生运动。省委当即派宣传部副部长解玉田用汽车护送学生们回校，之后又派出宣传部部长卢梦，领着窦凯到太原重机学院作检查，并力图做工作说服学生们平息事态。这些领导被学生围攻后，省委又派主要负责人王谦、王大任前去，也同样受到围攻，直到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亲自出面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宣布罢了窦凯的官，此事才算告一段落。在山西，先由造反派起来造某个当权派的反，然后再逼省委罢去此人的官，从此开了先例，并成为运动初期的一个特征。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大会，在致词中给毛泽东主席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三个“伟大”。 林彪则站在毛主席身边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号召全国的革命小将们：“我们要打倒走资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同时号召全国的红卫兵，要起来“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接着林彪在讲话中大喊：“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一千多名从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做为特别客人，被请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与红卫兵的红司令毛主席一道检阅游行队伍。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女红卫兵宋彬彬，把一个红卫兵袖章戴在了毛主席的左臂上，老人家欣然接受，在广场上百万红卫兵的欢呼声中，党的最高领导人公开做了全国红卫兵的“红司令”。从此，全国媒体和人们在各种文章和各种讲话中提及毛主席时，前面必定要加上陈伯达和林彪共同发明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这四个副词。也就在官方主要新闻媒体报道毛主席首次接见首都百万红卫兵的报道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名字，由以往的第二位被排在了第七位。
山西省委与全国各省省委一样，也很快做出了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表态行动。８月２０日，由山西省委出面，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了有１５万人参加的“欢庆文化大革命大会”。省委、省人委、省军区、驻晋部队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同志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要求“革命群众要发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他指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十六条’，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区分正确和错误的标准。”他还寄希望于全省各大中专院校的师生们：“当前，我们革命师生的主要任务是要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斗二批三改，完成这个任务是很光荣很艰巨的……”
显然，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同志，还在极力想把已经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纳入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然而，想让“革命师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造成的那种政治氛围中，不要走出校门，“主要”去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实在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一厢情愿了。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已经传遍全国。而按林彪的讲话精神，打倒走资派、保皇派，和破四旧，成了搞好“文化大革命”的两项主要内容。当刘灏这样的中学生们造反矛头对准省委，要省委给袁振平反时，另一批中学生们，也在各校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了。他们便是太原红卫兵纠察队。还以五中为例，刘灏的那个井冈山造反兵团，不论出身，只要观点相同，即可参加。可要想加入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要由班主任看学生的家庭成份。凡出身于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军队干部家庭者，属于“红五类”，可以参加。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则不能参加。这个官办红卫兵组织的最大特点，是以太原市主要重点中学的中学生们为主。如五中、十中、六中、十二中、三中、育英中学等。他们在学校炮轰校领导，批斗教师，在省城刷出的标语，是“打倒袁振！”，“支持省委向太原市委派驻工作组，揭开太原市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另一个特点，则是最早在太原市刮起了大破四旧的红色风暴。
太原柳巷、钟楼街、桥头街一带，是这座古城最有名的商业街区，也是那个年代省城最繁华的闹市区。太原红卫兵纠察队的中学生们，首先在这里掀起了大破四旧的革命造反行动。象“双合成”、“六味斋”、“清和元”、“开明照相馆”、“认一力”、“老香村”等众多的晋商老店，牌匾统统被砸。店家被迫将店名改成了诸如“东方红某某店”、“工农兵某某店”、“红星某某店”等。伴随着破四旧的红色风暴，抄家风也使无数家庭平地遭秧。如一代晋剧大师丁果仙的家，便成了这些中学生们几番抄家的重点。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当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以后，他们的子女也由“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太原红卫兵纠察队里的中学生们，很多人的身份便因这种改变，有的成了“保爹妈派”，有的成了“消遥派”。这个组织也就解体了。
再说山西省委。为了能将“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掌控在省委领导之下，当基层的党组织受到群众的批判时，省委还得以另一种恣态，去支持革命群众对这些基层党组织的造反行动。
不妨说三件当时发生在大专院校的造反事例，以及省委的态度。
８月２３日，中共忻州地委召开地直机关“向文化大革命进军大会”，会场上没有悬挂国旗，会议也没有安排向毛主席致敬的仪式，忻县师范的部分学生就此当场向地委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这些起来革命造反的学生们，还在会场内外贴出了批判地委的大字报。忻县卫校的部份学生，不同意忻县师范这些学生的做法和观点，双方当场展开大辩论，会议是无法继续开下去了，两家观点不同的学生们，又各自请求声援，叫来了支持自己观点的外单位人员和其他学校的师生，文斗和武斗相互交错，主持会议的忻州地委领导们，再也无法控制会场了。此事发生的第三天，忻县师范和忻州农机学校的三百余名学生来到太原，直接到省委请愿，要求省委罢忻州地委书记徐志远的官。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不分昼夜，与请愿学生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但请愿的学生围着省委的大门，不依不饶地坚持自己的革命造反要求。省城来省委门前的围观者和声援者，也将省委前的一条街堵了个水泄不通。无奈之下，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只好出面接见了这批学生，并向请愿学生建议，由忻县师范和忻州农机学校选出代表，与省委派出的干部一道，组成一个调查组，对没有落实的问题进行调查，再作出结论。但是请愿的学生们却不同意，而是要求省委必须立即罢掉忻州地委书记徐志远的官，同时在《山西日报》和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对其进行点名大批判。卫恒亲自出面与这些学生们谈判，他不放弃原则，自然也就没有结果。这些学生们愤怒了，第二天就由太原涌上火车，赴北京请愿和上访去了。
８月２４日，太原重机学院由一些出身红五类（指家庭系贫农、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五种出身。与此相反，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者，时称黑五类）的学生们，发起召开“红五类子弟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要求省委领导支持并参加大会。如何来对待这种以血统划分革命界线的会议呢？省委还没有拿出意见，自然不好表态。太原西山矿务局子弟中学起来造校长反的学生们，也在这一天串连了省城近千名大中专院校的造反学生们，来矿中一道批判校长。有造反的，就有保皇的，矿务局子弟中学的校园里，先辩论后动手，打成了一片。孩子们的事牵动着家长们，近千名矿务局的工人们也赶到了学校。双方争着，打着，又各自结队进入市区来到省委请愿。双方对矿务局子弟中学的问题各持己见，但孩子们受了制，是因为校长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观点，双方倒渐渐一致了。工人直接参与学生造反和请愿的这次活动，在全国首开先河。这次活动进行到第三天，这两支请愿队伍向省委提出了一个共同要求，逼省委先罢了矿务局子弟中学校长的官再说。为了平息事态发展，省委被迫宣布撤销了西山矿务局子弟学校那位校长的职务，这次有工人参加的请愿活动才告结束。可怜一位矿中的校长，被任命时是矿党委和太原市教育局管辖的干部，被罢官时反倒成了省委的事。
８月２５日，为了向全省的革命师生表态，省委书记卫恒亲临山西的最高学府山西大学，参加了在大操场上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这里“革命师生”们的斗争矛头，已不仅仅是指向以刘梅、宋华青为首的那个“黑校党委”了。你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不是指示省委机关报《山西日报》，刊发了山西大学化学系五名学生的大字报和那封五人来信了吗？《山西日报》不是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了吗？你省委既然承认刘梅、宋华青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学生运动，那么山西大学“黑校党委”的黑后台又是谁？难道不是你“黑省委”？你“黑省委”又公开在党报上点了山大“黑校党委”的名，这还不是“引火烧人”？这还不是“舍车保帅”？
大会依旧由校党委出面主持，但主持大会的，却成了由“四清”前线刚刚奉省委之命赶回学校的党委书记李希曾了。前一段主持工作的校党委主要领导刘梅、宋华青和李子康三人，先后在大会上做了检查。待他们三人做完检查之后，卫恒代表中共山西省委，宣布了对上述三人停职检查的决定。这个决定，分明是说明在山西大学，校党委在运动中已经犯了错误，省委是要支持革命师生造校党委反的。可是，省委这样的态度，并不能让一些学生们满意。以山西大学外语系大一学生方培泉等一些造反派学生为主，联络了太原工学院和其他大中学校的一些造反派学生，还是在省城成立了“炮打省委指挥部”。那位太原工学院的大学生宋捷，由于曾经与刘灏做伴赴京为袁振送审诉材料，在他进入“炮打省委指挥部”后，刘灏所率领的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自然也就成了这个指挥部的成员。“炮打省委指挥部”提出的战斗口号是：“支持袁振，炮轰卫恒”。
学生们起来造省委的反，有中央文件的精神支持，卫恒已经难以招架了。更让卫恒无法招架的，是９月９日袁振在太原市委大院里，公开贴出了大字报《我的声明》。他声明说“我没有反党，没有组织反党集团，华北局会议把我打成向党伸手的野心家，是在斗争中我被迫承认的，是冤枉人的。”同时，向社会公布了他在华北局会议上揭发省委的那些个“政治问题”。袁振是省委常委。省委的内部斗争，现在被公开了，可以想像，卫恒已经料到了日后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局面将更难控制。这位饱经革命年代战火锻炼的老共产党员，一定明白紧跟在袁振发出的那发“信号弹”后面的，必将是一个更大的行动。已经公开承认了自己是野心家和伸手派的袁振，又公开贴出翻案的大字报，这无疑预示着什么！他想到了明天，也就是定于在９月１０日太原市委将要召开的机关干部大会。原定在这个大会上，省委派驻太原市委的工作组，将要让在华北局会议上犯了错误的袁振做检查。袁振的大字报肯定是一个信号，明天的大会上会不会出现意外呢？
意外果然让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其他的省委的领导们始料不及。９日１０日的会议刚刚开始，由一面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大旗指引，一队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小将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了新建路太原市委的大礼堂。刘灏带队，自然而然地遇到了阻力，把门的不让这些突然出现的中学生们进去。他们是忠于职守的。会议是市委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市委的党员干部们，台上还坐着省委派到市委的工作组领导。你们一群五中的学生，来这儿干啥？
这队造反学生的“旗手”刘灏，此时却显得胸有成竹。他与袁振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与自个的战友们，也做了详细的安排。队伍排得依旧整齐，只有刘灏带着几个骨干上前交涉：“我们是来参加批判黑帮袁振的。我们要参加太原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把门的不敢做主，连忙进去通报。坐在主席台正中的首长，是接替袁振正在主持太原市委工作的贾俊同志，旁边是市委的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和其他的市委领导。贾俊此时的身份是省委派驻市委的工作组组长。贾俊和赵力之闻讯来到礼堂门口，面对这一队突兀而至的中学生们，两人说话的口气不能强硬，但态度却是有原则的也是强硬的，两张嘴轮番劝解：袁振的问题是党内的问题，今天是市委机关的党员干部会议，我看你们学生们就不要参加了吧。
你们说不要参加就不参加了？这里可不是中南海，这里是太原，刘灏可不管这一套，刘灏的态度也十分强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你不让我们参加，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
不待对方回答，刘灏和身边的骨干们就大声背诵起老人家的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接着是帮腔：我们来革黑帮的命，造黑帮的反，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继续帮腔：你们不让我们进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想镇压学生运动！）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
学生们搬出了一条又一条最高指示为自个撑腰，贾俊和赵力之两位领导不得不让步了。再这么纠缠下去，里面的大会还开不开呀？他们看的清清楚楚，这队学生打的是太原五中井冈山的造反大旗，戴的红袖章上，齐刷刷印着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保袁振的，不就是这些学生们吗？这个组织的司令，不就是一个叫刘灏的学生娃吗？这个学生娃不就是个死保袁振的“保皇派”吗？不让他们进去不行，让他们进去会不会出乱子呢？他俩瞅瞅面前的学生们，想继续做点儿思想教育工作，先问清谁是刘灏，一看应声者原来是那么一张娃娃脸，两位领导又轮番说了好一通大道理：“好，好，你就是刘灏呀？你们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要听毛主席的话，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呀，今天的大会是让袁振检查呢，这可是个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今天来就是来听袁振检查的！”刘灏狡黠地笑了，他笑自个的聪明也笑对方的糊涂。只要能进了会场，可就由不得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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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年长的两位党内高层领导，终于对年少的中学生让了步。有毛主席当红司令，造反的学生们可是眼下的天之骄子，谁能惹得起？再看刘灏领着的学生队伍，排着队走进大礼堂，还挺有秩序地坐在了过道上，恐怕不止是贾俊、赵力之和主席台上的其他市委领导人了，就是在台下端坐着的市委机关干部们，大约也都心想，这些不约而来的学生娃娃们，难道果真只是来听会的？
大会终于开始了。贾俊和赵力之重新上了主席台，重新在其他领导们中间端坐入席。沦为革命对象的前市委第一书记袁振，被主持会议的贾俊叫出，从后台走向了前台，要向市委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做检查了。他走到了麦克风前，扫视了一眼台下过道里的学生们，看到了刘灏那张他已经十分熟悉了的娃娃面孔。小老头儿在会前已经向工作组表了态，说要在会上好好检查自已。现在，他为自个的谋略即将实现而挺直了腰身，更充满了信心。他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写好的底稿，开始了“检查”：“我的申辩书。”
声音高亢而嘹亮，充满了激烈与愤慨。他看一眼台下的刘灏，刘灏也在向他点头，似在鼓励他大胆地在这种公开场合鸣冤叫屈。袁振继续大声念稿子，下面的内容，果然是为自个一条条申辩，并开始揭发省委的问题。会场的气氛顿时凝固了，大礼堂内显出铅一般的沉重。主席台上的领导们互相低语，想让人先把袁振押下去，但刘颢和他安排好的学生骨干们，早一个个飞快地跳上了主席台，台上台下，刹那间乱成一团。有人高喊：“打倒袁振，揪出别有用心的坏人！”更有学生们高喊：“袁振无罪，申辩有理！”参加大会的市委党员干部们，在袁振问题上看法原本就不一致，此时大礼堂里成了辩论的战场，学生们更是一个个握拳相问，背诵出的一条条毛主席语录如投枪和匕首，互相争吵和推打使与会者乱成了一团，那乱劲真能把大礼堂掀翻。很快，五中的造反学生们就掌握了会场的局面。刘灏成了主持人。先让主席台上的领导们一个个报出身，这是那时候红卫兵们最厉害的一招。亲不亲阶级分，出身好与坏，就是看你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界线。这分界线还可以灵活运用。你出身好，要打倒你，就可以说你是革命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你出身不好，要打倒你更有了理由，那你就成了钻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反正用这一招出手，你当权者们就总是没有理了。于是就有红卫兵小将声声逼问，主席台上的领导们只好说实话。报贫下中农出身的可以权且放过，报中农出身的可不能轻易放过去了，毛主席早就说了，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你一个团结的对象，怎么可以坐在主席台上呢？最倒霉的是说自个是地主出身的一位领导了，按学生们那时的思维，他一定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当下就被学生们从座位上揪出来，撵下了主席台。刘灏开始主持大会，让袁振继续他的申辩。学生们高昂的口号声，加上与会者中保袁振的干部们，也跟着呼起口号。这次会前会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和内容，就从市委大礼堂迅速传遍了省城：坚决为袁振翻案！坚决揪出打击迫害袁振的“黑省委”书记卫恒！
在为袁振翻案的造反战斗中，刘灏取得了第一个让所有的井冈山战士们激动的胜利。在全国各地，正是诸如此类的大大小小的胜利，才使红卫兵们更加坚定了造反的信念。“文革”不仅仅使学生们的才智变得畸型发展，使学生们的激情变得扭曲可怕，在党的高层领导中，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在山西炮轰省委的造反派队伍中，现在正式站出来一位省委常委、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各级党委中这样的领导人难道还少吗？
是毛主席让支持学生运动，是毛主席指出红卫兵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正在一步步陷入困境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只能用这种思维，来取代自已的所有想法。在袁振问题上，卫恒受到了重创。当省委第一书记得知一个叫刘灏的中学生搅了市委的大会，并且公开在口号里要揪出他卫恒时——喊口号毕竟还是动口，并没有如后来的造反派那样，除了贴大字报大标语外，还动手真的给省委第一书记头上戴上了纸帽子，前胸挂上了纸牌子，继而拳脚相加了——他一定内心痛苦万分。但是，正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那时痛苦的事情太多了，要处理的事情也太多了。他实在无暇去为自已辩解。他在体会着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也在思索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和走向。针对大权在握的那个中央文革小组，他曾对自已的秘书，悄悄说过蒙在心里的话：“看他们那个样子，批了部长批总理，批了将军批老帅，我们这些人更不在话下，这可能就是‘林副统帅’讲的，要闹的‘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呀！”面对省委已经无法控制了的学生运动，面对自己的不理解，他还是以自已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忠贞，在召集省委机关的干部们开会时，向大家打了招呼：“学生骂我们，打我们，都不要还口还手，能做到这一条，就是支持省委。”
这一年的９月１１日，被全国人民视为发布党中央声音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社论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有袁振的点拨，有《人民日报》社论的撑腰，刘灏在这一天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到了山西省委的大院。大字报的标题厉害得很：《痛打卫恒黑帮》。这可真是出手不凡，在山西，他是第一个在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的名字前写上“痛打”后，又在卫恒名字后直接冠上了“黑帮”二字的造反派。至于内容嘛，自然是袁振问题。文字不多，主要说卫恒迫害了袁振，要同卫恒黑帮坚决斗争，红卫兵小将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正确。
去贴完大字报，还想找见卫恒辩论一次，可在省委大院里串来串去，就是找不到省委第一书记。坚守岗位的省委办公厅的干部们，自然不会告诉这个来贴大字报的中学生省委第一书记的行踪。可以想见，卫恒那阵子正忙得焦头烂额，９月１１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他是一定要读的。“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这话，他就是不理解也得去理解。他即便知道了这天有个叫刘灏的中学生来省委，贴出了一张《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他怕是也顾不上去理会这事，更想不到要去接见这个中学生了。
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走出校门，结成了社会性的造反组织，完全打乱了省委的正常工作秩序，更有许多小事，也让省委第一书记再也无法正常办公。由北京大专院校学生们兴起的革命大串联，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
红卫兵在全国的大串联，也波及到山西和太原。有往出走的，也有往进涌的。从各地来串连的红卫兵小将们，最多时，一天来太原的就有七千多人。对待革命学生的态度问题，在当时可是一个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卫恒得亲自开省委常委会，研究成立红卫兵接待站的大事。更有北京来的红卫兵来头大，动不动就要亲自找卫恒解决问题。别的省委领导接见不行，非得卫恒接见才行。在全党全国大树特树领袖毛泽东的权威，个人迷信走向极端时，在毛泽东主席直接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前提下，全国出现的这种混乱局面，就非各级党组织所能控制了。
回头再说刘灏。反正手里有浆糊、墨汁和毛笔。那时有革命战歌叫做“拿起笔做刀枪，”那就用手里的“刀枪”和卫恒再战斗一下吧。去省委大门口墙上贴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后，又要进省委找卫恒辩论。省委传达室已经加强了干部值班，刘灏要进省委，值班的干部不让进。于是就争执辩论。学生要搞文化大革命，可是毛主席支持的，刘灏要找省委书记是理直气壮。值班干部又拿出会客登记薄，说是有规定，找人必须填写。刘灏不填，双方又是一阵争执。在规定面前，刘灏眼看没理了，一把拿过登记薄来，举笔就在上面写下了一行字：“老子刘灏要找卫恒！”值班干部瞠目结舌，无奈之下，只好放这位中学生进去。
事后社会上传说，刘灏在省委除了贴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还贴出一条大标语：刘灏老子要找卫恒小子。在许多人对此摇头的同时，也有许多人开始为刘灏的造反精神叫好了。当时全国正在流行毛泽东主席的一条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条“最高指示”是在清华大学红卫兵七月份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上出现的，后来被谱上曲唱遍全国，似乎就是老人家专为“文革”发出的“最高指示”了。如今在电脑上“百度”一下“造反有理”，方知这条语录，是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１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６０寿辰时，毛泽东主席讲话中的一句话。任何伟人的语录，都是有时代特色和特定背景的。可惜在“文革”时期，这种正常的思维，已经被个人迷信所取代。因为“造反有理”，各种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和街痞味十足的谩骂，就成了当时中学生小将们惯用的革命语言。学生们造反的潮流，正在领袖的支持和中央宣传媒体的鼓动下，在党内和共和国的土地上造成了无序和暴力。毛主席需要学生们带头为他向各级党委发起冲击，至于各级党委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毛主席则需要他们在这场运动中，接受他心目中那个早已设计好的，具有诗人般浪漫色彩的反修防修的大风大浪的锻炼。北京的学生们敢于将国家主席刘少奇写作“刘少狗”，在全国各地到处贴满了“打倒刘少狗”的大标语，与太原的学生刘灏向省委第一书记挑战自称“老子”一样，这种革命造反的行为，正体现出“文革”时期学生们虔诚的疯狂。
因为在山西第一个“炮轰”卫恒，刘灏这位革命小将的名字，从此不但名扬省城，继而轰动了三晋大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


第三章

　　【１】

当一个对中国人民大众恩重如山的执政党在它的领袖带领下，一步步走上“文化大革命”的歧路时，人民大众普遍的心理，自然是要在这场革命中，奋勇捍卫已被神化的领袖和他统领的党中央了。而对“文化大革命”各自不同的理解，也导致了人民群众之间，似乎是在同一大目标下出现了对立和动乱。正应了《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的那句话：“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在这种“兴起”中，不同的群众组织纷纷举旗亮相，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终于不能由刘灏一人独领风骚了。省城太原毕竟是全省的首府，全市上下，终于出现了众多的政治观点或相同、或相近、或相反的群众组织。
现在，不妨给读者照录一份资料。它的名字是：《山西几个主要组织的斗争简史》，编写者是：“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职工总司令部”，刊发的媒体，是由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部主办的报名为《兵团》的第１４期第４版上，日期为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５日。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职工总司令部”，当时简称“兵团工总司”，是刘灏的革命造反队伍日益扩大后，由许多投奔他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和其他社会革命造反组织混合编成。他们不是中学生，也不是大学生，而是追随在刘司令麾下的一支庞大的机关干部和工人组织。其中自然不乏会写各种材料的笔杆子和有文化者。现在已无法考证这份资料的编写人和执笔者了，不论其编写人和执笔者当时出于什么目的，这份材料却让我们现在能较为清楚地看到，在１９６６年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在山西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现的那种三足鼎立的局面。至于这份资料中提到的山西１．１２夺权，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尽叙述；这份资料里提到的所谓卫、王、王，是指“文革”前中共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卫恒、王谦和王大任三位领导，提到五中井岗山和六中３２１１１，前者那个冠名好理解，后者所以用特定的数字为自己的造反组织冠名，是因为这个数字是当时我国地质石油战线一支优秀钻井队的代号。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在此照录了这份资料中的人名。他们之中，除杨成效在“文革”中因打砸抢被枪决外，其他人中，可能有的在“文革”结束后受到了政治处分；有的业己谢世，平安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有的也许早已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各种人材，或退休、或还在工作岗位上；有的大约正平静地含饴弄孙，过着与普通人一样的幸福生活。１０年“文革”早已被历史所否定，但我们都曾在一个被否定了的历史时期生活过，错误的根源并不在那个历史时期成立革命造反组织的当事人，因为那个时代的党中央是赞赏这种行为的。所以，我们对历史也无须遮掩。更何况，这种派性小报上的材料，也极有可能存在种种不准确性。
以下是该资料中《“１·１２”夺权前的情况》一节的全文，有关人名未作勘误，原样照录如下：

１·１２夺权前，山西的几个主要群众组织分成两派，一是反卫、王、王派，二是保卫、王、王派。
［一］反卫、王、王派
（１）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去年８月份由五中、六中等几个学校的学生成立了“炮轰组”，炮打卫恒黑帮。同年１月２６日正式成立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以五中井岗山、六中３２１１１为主力。当时的主要骨干有五中刘灏（第一个贴出痛打卫恒黑帮大字报的学生）、郭宏、李生权、六中李金渭、史纪礼、段建中（段在１·１２后支持张日清、反对刘格平、袁振被开除）、齐福增、刘大康、山西大学叶积凯、王清英、焦根林、太机张文林、太工宋捷等。这时的政治口号是：“打倒卫恒，支持袁振！”
（２）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也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６日成立的，核心是太工红旗。当时的骨干是太工红旗杨宝明、李青山、赵日昌，山农任荣廷，山医张定奄，十中马尚文、付文亭，冶校吉顺行等。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卫恒，澄清袁振！”
（３）山西大学８·８红旗战斗队（简称山大８·８），成立于９月２４日，领导骨干是李大纲、方培泉、王守仁、樊子琚、程宝珍（后二人因太纺问题炮打关锋，而被军区逮捕，坐牢四月有余）。政治口号倾向兵团。
以上三个学生组织是山西最早反对卫、王、王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他们的骨干都是运动初期所谓的“右派”、“反革命”。６６年１０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驻原省委、市委。
（４）兵团串联造反派工人，帮助成立了革命工人的组织——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工人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工人兵团最早的骨干有张建国、李保顺、杨润智（太重红旗）、王跃文、王本宪、徐存生（太钢）、张锦秀（太纺）、张安邦（太铁）、杨忠喜（省汽修）。决死纵队的核心是杨成效、车成林（十三治）。
（５）兵团和红联站在原太原市委的干部中发起成立市委红旗战斗队。骨干是翟仁武、吴春久、郝守礼、倪福君、李瑞芳、郭俊楼等。以上这三个组织的政治口号与兵团相同。
［二］保卫、王、王派
工人组织中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和太原工人红卫兵总部，学生组织中的山西大学“８·１４”、百万雄师（中学生组织）和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山西红卫兵团（由卫、王、王培养的“五好学生”刘普德组织的）。
其他组织有支持兵团的，也有支持红联站的。

照录罢这份资料，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整理这份材料的人分明是带着派性观点对上述组织进行归类的。最明显的是对那些所谓“保卫、王、王派”组织的归类。被归入这类“保皇派”的那些个群众组织，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刘格平组织山西革命造反派夺取了省委的大权，成立了山西革命委员会后，就被新生的红色政权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这些组织的头目好多被投入大狱。直至“文革”结束，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才下文给这些组织和当时受到打击的头目公开平反。也有“保卫、王、王派”的组织，在山西的政局变化中存在下来，比如山西大学的８·１４组织，他们能得以存在下来的原因则是也开始了“炮轰黑省委”和“造卫、王、王的反”，成了山西夺权后刘格平丁磊夫妇策划，由杨成效、郝庭云、黄锐庵等组建起的红总站下属组织。“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为了生存，其观点常常变化，此乃一例。
我们现在继续围绕着刘灏的行为，开始回忆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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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斗争矛头对准了省委的造反派组织，他们的信念是在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论其口号是“打倒卫恒，支持袁振”，还是“打倒卫恒，澄清袁振”，他们都把斗争矛头对准了省委，认为省委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省委抛出袁振是“舍车保帅”。双方的分岐只在于袁振这个“车”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对此先打上问号等待澄清后，再决定对其是打还是保。袁振是革命的好干部，是受“黑省委”迫害的，持这种观点的组织，是坚决要保袁振。既然山西省委是“黑省委”，袁振是省委常委，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持这种观点的组织，自然是坚决要打袁振了。
除却这些革命造反组织以外，省城太原当时也出现了几个坚决保卫省委，支持省委领导好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革命造反，是针对向省委开炮的革命造反行为而来，为了说明情况，我们以前面那份材料中提到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为例，看看这些组织的特点。
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的总指挥是张志安，他当时是山西机床厂的一位年轻工人。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张志安因在全国几家刊物和省报上发表了一些不错的诗歌，在省城文坛上被誉为青年工人诗人。诗人的激情和表现欲，使他发起成立了这个组织，并被推上了总指挥的位置。诗人去找省委，要求领导接见和支持他们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省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卜虹云，当时就接见了这位血气方刚的工人诗人。张志安以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阐述了支持省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卜虹云也代表省委，坚决支持革命工人们的这种革命行动，支持他们联合起来保卫省委，搞好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在社会上一亮相，提出的口号便是“支持省委领导好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组织也因此就被炮轰省委的各个造反组织斥之为“黑省委的保皇狗”。
再说一下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这两个组织。它们都成立于１９６６年的８、９月份，前者是一个中学生组织，是由太原市委中反对袁振，支持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支持的，其政治口号，前文中已有叙述，此处不再赘述。后者则是太原工学院的一个大学生组织，其中不但有学生，还有不少教师参加，而且大部分都是党员教师，这个组织是在太原工学院的党委支持下成立的，其口号与太原红卫兵纠察队一样，坚决在省委的领导下，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个组织成立不久，就与山西大学的历史系学生刘普德发生了联系。早在１９６４年，刘普德就是名噪三晋的优秀大学生了。他是山西省委树立的学毛著标兵，担任着山西省学生联合会的主席。１９６５年元月，全国第十八届学生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确立的５名学生标兵中，刘普德名列第一位。那一年元月１８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以《走革命化和劳动化的道路――贫农儿子刘普德为革命而学成为优秀大学生》为题，以长篇报道的形式报道了刘普德的事迹。接着，在３月１０日和３月１２日的《山西日报》上，也先后刊发了《为革命而学》和《学习刘普德迈向又红又专》两篇文章，对这位山西大学的优秀大学生进行了介绍，号召在校大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１９６６年初“文革”尚未开始前，日本青年代表团要来中国访问，山西是访问地之一。山西省委决定，由省外事办公室和团省委牵头，成立一个叫做中日青年联合委员会的临时机构，由相关的８个厅局派出人员组成。这个临时机构设立党委，书记由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郑林担任，而由尚未毕业的刘普德出任这个临时机构的主任和党委副书记两职。刘普德是１９６６年８月到任的，其时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烈火，开始燃遍各地。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毛泽东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三次接见全国赴京串联的红卫兵，依照当时的安排，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赴京串联的红卫兵，身边有北京红卫兵的代表，第二次是内蒙古自治区的红卫兵的代表。这第三次呢？华北局就决定让刘普德站到毛主席身边，来出任这个最最激动人心的全国红卫兵的代表了。刘普德度过了自个人生中最辉煌的那一天后回到山西，形势却有了变化。日本政府通知中国，说日本青年代表团取消了出访活动，于是，省委便将这个专门为日本青年访华而设立的临时机构，改成了省城外宾接待委员会，刘普德仍然担任主任和党委副书记。为了在接待外宾时也显示出“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刘普德自然而然地便想到了支持市委和省委的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这两个组织，并将这两个组织的头头全吸收为省城外宾接待委员会委员。由此，他自然也就被这两个“保皇组织”尊奉为实际领袖了。
可以说，当时无论是持那一种政治观点的群众组织，他们的宗旨和信念，都是要投身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都在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闹革命，却又观点不同而立场相异，毛主席用无序的大民主，导致了人们政治激情的无限狂热和荒唐宣泄。对党的忠诚和对领袖的崇敬，让年轻的学生们认定赶上了大革命的火红年代，而这场大革命，又是曾经领导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并且又战胜了蒋家王朝，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的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没有赶上过去的革命，能生逢如此幸事，岂能不积极参加？这是一种青年人的社会心态。中老年人呢，他们多年来被种种政治运动搞怕了，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全成了革命的对象时，自然就想当革命的动力，而唯恐自己也做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心态下，他们绝不敢非议学生们的革命精神。自然，还有一些骨缝里就希望天下大乱的角色，以及在政治上有所图谋的政治家们，在这种从未经历过的“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也就无法按捺自已的冲动和表现欲了。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驻在太原的十三冶金建筑公司（简称十三冶）的二级半电工杨成效。
杨成效，辽宁省鞍山市人，十三冶的一个二级半电工，公司由东北迁至太原后，他也来到太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２５岁。年龄不大，但身材不小，从相貌看，是条东北汉子。那一天，杨成效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闲逛。恰恰刘灏那天也带着他的几个井岗山兵团战士，来到五一广场刷大标语。大标语的内容当然还是为袁振翻案，还是炮轰省委和揪出卫恒黑帮。山西省委并没有因为刘灏大闹新建路市委礼堂而宣布给袁振平反，卫恒也没有因为刘灏去省委写下了“刘灏老子要找卫恒小子”的大标语而接见他。白纸、墨汁、毛笔、浆糊桶，现在依然还是刘灏的“刀”和“枪”。
闲逛的杨成效，于是便站在刘灏这群革命小将的身后了。二级半电工的目光落在了大字报上，定格在袁振二字上。早想革命造反而不知从何下手的杨成效，内心的表现欲使他突然用浑厚的东北腔，显示出一种直率和豪气：“袁振是我们的好经理！”
刘灏猛一回头，看到了鸭舌帽下，那双内容复杂的眼睛。
“你是什么人？”兵团的刘司令发问了。
对方的回答口气大得很：“我是工人阶级！”
“你认识袁振？”刘灏又问。
“袁振在鞍钢当过经理，我就是从鞍钢出来的。（不直接回答认识与否，一个是鞍钢的经理，一个是鞍钢的工人，反正杨成效由此表达了与袁振的关系。）袁振是我们的好经理！我们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虽然语录套用的牛头不对马嘴，但小将们听了并不在意。）你们为袁振翻案，我们工人阶级坚决做你们的坚强后盾。（当其他小将告诉他与他说话的“眼镜”，就是大名鼎鼎的五中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的刘灏司令时，杨成效的口气更激动了。）卫恒迫害我们的好经理，我们工人阶级支持你们炮轰卫恒！”
杨成效拍着胸膛向刘灏表态，让刘灏好不感动。有工人阶级站出来支持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炮轰省委，这正是他眼下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毛主席老人家早有最高指示，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线，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又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这些最高指示刘灏虽然稔熟于心头，但自打杀向社会，成立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后，偏偏身边缺的就是工人阶级。兵强马壮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是死保省委死保卫恒的保皇派，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没有工人队伍，怎么能显示那段最高指示中讲的那种“最后分界线”和“标准”呢
“你有多少人马？”刘灏问。
对方依旧拍拍胸膛：“就我一个！”
好不叫人失望。没有兵马还能算得上是工人阶级吗？还好，二级半电工当即向刘司令表态，说回到单位马上就招兵买马扯旗放炮，拥戴刘司令，鞍前马后任其调遣，誓死革命造反。
数日后，杨成效果然不悔前诺，找刘灏报喜来了：“刘司令，我已经拉起队伍来了，你瞧，就叫兵团冶金第一团。”
抬抬胳膊，果然戴着印有兵团冶金第一团的红袖章。
“有多少人？”
“暂时十来个，全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
“什么是清一色？”
“就是他妈的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要！”
杨成效也许觉得这位学生娃的问话实在多余。革命、造反，不就是要向走资派开火吗？走资派都是共产党的头头，造他们的反，能要共产党员吗？可刘灏却为杨成效的这句话，心里由不得一颤。２０多年之后，说起这件往事，刘灏依旧记忆犹新。保袁振，为袁振翻案，那是刘灏心中认定袁振是好党员好干部，是受了卫恒的迫害。打卫恒，那是刘灏心中认定卫恒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中说的走资派，是钻进共产党里面的黑帮分子。在年轻的中学生心中，共产党和共产党员，是人世间最崇高最神圣的字眼和人物，革命和造反，怎么就“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要”呢？他再次打量一下杨成效，这样的工人阶级，靠得住吗？
然而，对于一位极欲果腹的行路者，能拣到几颗麦粒，远比拣到一颗珍珠要实际得多。身处那个时代，立志革命造反，急于扩大兵团力量的刘灏，１８岁的大脑里想的最多的，自然是可食的麦粒而不是不能充饥的珍珠了。
刘灏便拉住了杨成效的手，大声表了态：“兵团接收你啦！”
兵团冶金第一团团长杨成效，自打归顺到了刘灏司令麾下，自然也成了袁振家里的常客。
顺便说一句，最初杨成效的“兵团冶金第一团”，所冠“兵团”是指太原五中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待后来刘灏又组建起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后，杨成效的那个“兵团冶金第一团”，就改成“兵团决死纵队”了，其所冠“兵团”则是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最后杨成效自立门户后，他所率领的“决死纵队”就再不冠名什么“兵团”了，他自个也就成了山西一派群众组织的大头头。
说罢杨成效，还需要再说说另一个人，他不是工人，而是一个懂得无线电技术的知识分子干部，名叫汤建中。
１９６６年，汤建中正在山西省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机务科的副科长。这位汤科长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既懂技术，又是年轻的党员干部，还特别爱看书，古今中外的历史典故知道不少。“文革”开始时，他正在洪洞县的霍山顶上，参与建设被命名为３２８的一项保密工程，其工程内容，是建设一座高山转播台。汤建中在３２８工程工地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在那项工程中，也可谓身负重任了。此人爱思考，遇事也爱发表个与众不同的看法，比如当时报纸上有林彪副主席关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论述，别人看了说林副主席的论述真伟大，他偏要抬杠，说毛泽东思想到了顶峰，是不是以后就不再发展了？正如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衣》所寓，在“文革”那个特定的年代，有人明明看见皇帝没穿衣服而只敢认为是自个看走了眼，有人看出来了却不敢说也不愿说，说真话的，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大傻蛋。比如那时最时髦学毛主席语录，他偏要在学习会上说学语录容易断章取义，要学就得读原著。那时敢说这种话是大不敬，甚至是反革命。他的这类话平时说得太多了，“文革”初始，机关就有人给他贴出大字报。他在运动初期也就成了广播电台机关内，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三反分子”（“三反”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被隔离在后小河《山西四清报社》的那座小楼内。运动继续发展，矛头指向党内的走资派了，他这个“三反分子”没人理了，也没人批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下旬，被隔离的汤建中见没有人看管自己了，他也就不再关心本单位的事儿，走出了隔离室，跑到社会上去看大字报。那阵子，省委、省人委和市委、市人委门前的大字报很多，袁振问题是大字报上辩论的一个焦点。看来看去，他对袁振的问题就有了自个的认识：毛主席要炮打司令部，省委抛出袁振来，恐怕是想保自个的问题。
有一天，汤建中又来到市委大院看大字报。那一天，带人到市委大院又去贴大字报的刘灏，正被一群人围住。这群人是反对袁振的，人多口杂，把个刘灏连骂带批，闹得难以招架，顾不上还嘴。偏偏这时汤建中就挤进来了。挤进来可不是看热闹，他开口了，且口若悬河，以他对袁振问题的理解，滔滔雄辩，竟然把那群人镇的再接不上话头。猛然间出现了一个操着上海腔，穿着打扮像干部的人“舌战群儒”，刘灏真是喜出望外。助战的汤建中成了主将，刘灏反而成了陪衬。有汤建中伶牙利齿，刘灏反败为胜，直到辩得没有了对手，他才问这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姓甚名谁，在哪里上班？于是两人就相识了，当晚就谈得十分投机。汤建中当即将刘灏作为朋友，从此与刘灏经常见面，实际上介入了太原五中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的决策层。汤建中比刘灏大１７岁，交情日深，刘灏戏称其为“高参”。日后刘灏组建起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这个大群众组织后，兵团司令刘灏左右的人们便沿用了刘颢的称呼，也对汤建中称之为“汤高参”。在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这个群众组织中没有任何职务的汤建中，就因为充当着“汤高参”的角色，最终演出了自己的人生悲剧。在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发展史上，汤建中可谓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可以说，自打汤建中与刘灏相识后，从此刘灏的许多决策，便离不开汤建中的思维了。“文化大革命”使这两人成了忘年交，汤建中也以这位年轻的中学生为政治依托，要施展自己的一番政治才干和抱负了。也正因为汤建中这位技术人才不再搞技术，转而成了山西一大派群众组织的“汤高参”，日后终于被打成混进革命群众组织的坏人，成了被中共中央批准逮捕并判为无期徒刑的囚犯。他的结局，我们将在以后的叙述中提及。

【２】

刘灏为袁振给中央送的材料，犹如石沉大海没有结果。刘灏与袁振策划了新建路礼堂事件，袁振的申辩书是公诸于社会了，可等待山西省委给袁振平反，却又是一个没有结果。于是袁振找来刘灏司令商议：“我认识的中央那些头头脑脑们，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现在也拿不准了。咱们唯一能拿准的，中央文革小组肯定代表毛主席司令部。我是不是在华北局会议上受了冤枉？山西省委是不是迫害了我？只有请中央文革裁决才是上策。”
此话说得对，刘灏频频点头。继续商量下去，思路更加明确。袁振的申辩书和小将们为袁振翻案的材料是现成的，但只有这些“红材料”还不行。要想让中央文革全面了解山西的情况，还得把有关的“黑材料”也弄到手。如果能把两种材料一道送往中央文革小组，袁振和山西省委谁是红的？谁是黑的？还愁中央文革小组不一目了然吗？
有必要向现在的年轻读者们解释一下“黑材料”的含义了。
“文革”中，什么文字都可能被定为“黑材料”，它是可以由不同的人任意来界定。让我们先从中央文革小组举例。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上世纪３０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混事，艺名蓝萍。江青成了“文革旗手”，身居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高位，岂能让自已的这段历史留作别人的话柄？上海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在上世纪３０年代曾与蓝萍小姐一道共事，他们保留着昔日的旧报纸、旧照片、旧书信、旧日记，其中难免会留下蓝萍小姐的芳名倩影和风流韵事的片言只语。这些东西，便被江青定为“黑材料”。“黑材料”得销毁，曾持有过这种“黑材料”或者见过和可能持有的人，就会受到加倍迫害。再以太原五中举例。校党总支在运动开始后，有关如何领导运动的所有会议记录、对学生们大字报的记录和对学生们思想状况的分析和分类，凡此种种，都是被造反派学生们定性的“黑材料”。刘灏的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炮轰校党总支，抢出这些“黑材料”来，就是校党总支的罪证。待“文革”越深入发展，“黑材料”的名堂便越多。大凡被一派群众组织认定对自个不利的文字材料，都可以由这派群众组织定性为“黑材料”。对所谓的这种“黑材料”，除了要抢、要夺、要烧毁以外，有的就会被群众组织送到中央文革去请求“圣裁”。
在前门饭店召开的华北局工作会议上，袁振揭发省委支持办《傅山展览》是为封、资、修服务；傅山坚持反清，不和清政府合作，省委公开支持出版《傅山画集》就是政治问题。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会上会下都不承认这是问题，其他的省委头头脑脑们也不承认这是问题。刘灏与他的中学生战友们，虽然对傅山这个历史人物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但在横扫牛鬼蛇神的那个时代，他们认定省委支持办《傅山展览》、支持出《傅山画集》，就是为封、资、修摇旗呐喊，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行为。袁振揭发省委是革命造反行为，而省委打击袁振正是要坚持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刘灏先是派出尖刀班，就此问题与省委辩论。尖刀班的小将们没找到卫恒，却找到了省委书记处书记郑林。小将们拼剌刀要一刀见血，口口声声说傅山是封、资、修。郑林的回击也理直气壮：“傅山是个古人，算个秀才，群众中流传他会画、会写、会看病，有民族气节。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强调民族气节……”尖刀班拼刺刀拼不出名堂，回禀刘司令，刘司令心中更加认定“黑省委”这种死不认账的态度，只能说明有关傅山的材料，正是可以向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黑材料”，只有抢到这些“黑材料”，才能向中央文革小组说明袁振不但无罪，而且揭发山西省委有功。有这些“黑材料”为证，山西省委是“黑省委”，岂不铁证如山了吗？
“黑材料”可不是能轻易到手的，唯有一个办法：抢。抢太原五中党支部的“黑材料”好办，可要想抢出山西省委的这些“黑材料”，刘灏就得想想自个的力量了。
刘灏与袁振同时想到了杨成效。有工人阶级组成的兵团冶金第一团，还愁“黑材料”抢不到手？
１９６６年９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刘灏率五中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的将士们出发了，摇旗呐喊的是中学生，打先锋的是杨成效的冶金第一团，第一个战场是太原市文化局办公楼。兵团将士蜂涌而至，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是一次革命行动。中学生们先齐声高呼口号：“把‘黑省委’大搞封、资、修的‘黑材料’交出来！”值班的干部们吓得双腿直抖，还没有弄清这些来造反的学生们喊的“黑材料”是指什么，早有一群工人冲进了楼内，领头的，正是兵团冶金第一团的二级半电工杨成效团长。他们可懒得呼什么口号，跟上刘司令来革命，来造反，光喊口号怎么能过瘾？在冶金建筑工地上练就了的那些手和脚，此时无须借助任何工具，飞起脚来，关闭的门自能踢开。舞动双手，办公桌和文件柜上的锁头不愁扭开。工人阶级的脚嘣嘣地一路踢将下去，工人阶级的手随着咔咔声一路扭将下去，很快，杨团长就将装满了各种锁头的一个大包提到了刘司令面前。活像是一个混世魔王，气概非凡，分明是要来邀功，得意忘形。刘灏面对那一个大包，由不得目瞪口呆：“我要的是黑材料，要这一包锁头有啥用嘛！”仅仅是这么一句责备话，杨成效就不高兴了：“不扫清地雷，你们能弄出黑材料来？再说，啥是黑材料，我们也弄不清楚。”说的也对，刘灏顿时感到有了工人阶级队伍，革命造反的劲头就是不一样了。司令把手一挥，中学生们紧随在工人阶级身后，有了用武之地，门开了，锁砸了，不管是挡案还是文件，只要是白纸黑字，统统抢走再说。
文化局大楼首战大捷，撂下办公室和楼道里的一片狼藉，立即挥师太原图片社。再接着，驱车直奔太原文管会。一夜连战三处，黎明前兵团将士班师回到五中。杨成效带着兵团冶金第一团初试锋芒，使兵团在省城的派性组织中倾刻间威名大振。１８岁的小将刘司令，为袁振平反又立下了汗马功劳。按袁振的吩咐，在所有的黑材料中，凡是有关傅山的东西，统统挑出来送中央文革小组，看看你“黑省委”是不是搞了封、资、修？然而，这种事，杨成效干不了，刘灏不屑干。袁振下令，自有人专门负责挑选。挑好了，即刻委托革命的小将送到了北京。随着这批“黑材料”一道送中央文革小组的，还有袁振的申辩材料。那时中央文革的首长们，送材料的小将们是见不上的，就如他们的刘司令在中南海门口乱撞一样，他们只能在中央文革接待站，把袁振的申辩材料和抢到的这些“黑材料”留下。
结果依旧是石沉大海。
２０多年后，中国大地上改革春风浩荡，古城太原，傅山研究会成立了，傅山纪念馆也在多方筹备之中。有人试图找回“文革”中被兵团小将送到中央小组的那批“黑材料”，因为其中许多傅山的诗、书、画真迹，全具有价值连城的文物价值。然而时过境迁，这一愿望犹如水中捞月，根本不知该如何下手。于是便有了一种猜测，说那批文物最终落入了康生之手。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喜爱文物且爱占有文物供自个赏玩，“黑材料”中的那些傅山的字画，其价值，他一定能一目了然。至于为袁振翻案，康生那阵子可顾不上。他要抓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专案，一个山西省委的问题，怕是放不到他的议事日程上。待到他指示刘格平回山西表态亮相时，是否提到袁振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刘格平在摧毁旧省委，建立新政权时和袁振紧密联手，则是留在山西文革史中的一段事实。
给中央文革小组送了抢来的“黑材料”，袁振的案还是翻不了，袁振和刘灏不得不另想革命的途径。此时，在袁振和刘灏之间，已经有了汤建中的介入。办法自然有，那就是扩大队伍，成立一个跨行业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再逼省委宣布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是革命造反组织，省委承认的革命造反组织再为袁振翻案，岂不是更名正言顺了？
刘灏不得不佩服，看看市委书记和身边这位邂逅的“汤高参”，心里说，还是他们想问题比自个高明。

　　【３】

那天晚上刘灏率众抢“黑材料”的行动，使刘司令得意非凡，而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
炮打省委指挥部的那些个大学生们，已经从贴大字报炮轰省委，变成了直接揪斗省委领导。也就在九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卫恒被炮打省委指挥部的一些学生们，揪到了省委第一招待所。说是辩论问题，实际上是开创了揪斗省委领导的先例。
被揪到省委第一招待所，平生第一次接受革命群众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同志，那时的内心深处一定痛苦万分。省委成了被造反派们炮轰的目标，他成了被革命小将们揪斗的对象，而身为省委第一书记，他还得听毛主席的话，支持学生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当然，无论是面对炮轰省委的大字报，还是面对揪斗他的学生们，他都不敢也不愿站到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去。革命和造反的理论，在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一次又一次地昭告着全党和全民，学生们不上课了，工人们不上班了，各行各业都走上社会革命和造反了，这就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往，卫恒也曾领导和参与过党的其他运动，而这样的运动，他如何能领导？省委又如何能领导？
刘灏没有参加这次行动。虽然是太原五中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的司令，但他也只是炮打省委指挥部的一个成员。他要成立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要吸纳更多的革命造反组织，用那时的话说，他需要进行大量的革命大串联工作。炮打省委指挥部里有大学生，而刘灏只是一名中学生。炮打省委指挥部的那些个大学生们平时并没有把中学生刘灏看在眼里，而１８岁的革命闯将刘灏心中期盼的，是在革命大潮中高举红旗而独领风骚。
就在卫恒被大学生们揪斗完，刚刚回到省委机关，就见到了刘灏派人贴出的大字报，白纸黑字，明令要与省委第一书记进行“谈判”。
无须去猜测和描述卫恒同志当时的处境和内心的痛苦了，我们现在提供一个小小的插曲，足以说明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那种痛苦心情，以及他做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万般无奈中的那种善良愿望。省委第一书记只听说五中的一个中学生叫刘灏，不但给他贴了大字报，第一次把他定为“黑帮”，还听说了这个中学生带领他的井岗山革命造反兵团和一帮工人，抢了太原市文化局、图片社和文管会的所谓“黑材料”。试想，此风一旦盛行，党政机关还能再有安宁的日子吗？而现在，这个中学生点名要和他进行什么“谈判”，这不是胡闹吗？陷于困境中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决定去扮演一次班主任式的角色。他要了解一下这个中学生的父母是什么人，通过其父母再去做这个孩子的思想工作。他也许相信如此而为，会起到一种出其不意的成效。情况很快弄明白了，刘灏的父亲是驻晋解放军某部医院的院长，这医院的所在地就在太原。于是，省委第一书记立即派人去请这所部队医院的院长，名为替自个“看病”，实际上要通过这位院长，请他好好劝劝他那位头脑发了昏的儿子。这位部队领导奉命赶来，为驻地的省委第一书记“看病”，两人言语间让卫恒好生失望，原来面前的这位院长，根本不是刘灏的父亲。刘灏的父亲是前任院长，一年前已经调往河北保定某军队医院就任了。省委第一书记只好长叹一口气，对面前的现任院长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和这个孩子的父亲熟，能不能替孩子的父亲找这孩子做做工作？叫他甭再闹了，各厂矿的生产现在都在急剧下降，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啊……”那是深深的忧虑，为了国家和人民，也是为了自已。可悲的是，那个时代让人们别无选择，包括像卫恒这样原本在山西位高权重的第一号人物。
这一年的９月底，炮轰省委的刘灏终于见到了卫恒，卫恒也终于认识了这位太原五中的革命小将。这次见面的地点是在省委机关的会议室，不是省委第一书记主动召见，而是刘灏与省城其他学校一些造反组织头目们的一次联合突击。人数不多，就二十来人，但这些人全是炮轰省委指挥部的另一些骨干。
其时，炮轰省委指挥部正在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是观点不同，而观点不同的要害是袁振问题。袁振是革命的领导干部，是受省委迫害的，支持袁振，炮轰省委，打倒卫、王、王，这是刘灏始终不变的观点。但另一些大学生头目们却不干了。他们认为，袁振是红是黑，还需要澄清，袁振本人就是省委的一个重要成员，省委抛出袁振是在舍车保帅，要炮轰省委，自然也要包括一道炮轰袁振。刘灏要跳出炮轰省委指挥部成立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另一些与刘灏在袁振问题上有分歧的大学生头目，也筹划着要成立一个跨行业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好在炮轰省委的斗争大方向还一致，并不影响大家联合起来与卫恒“拼剌刀”。
闯进了省委，先提出要与卫恒进行“革命谈判”。二十几个大学生和中学生头目，坐在省委会议室里只有一个要求：我们炮轰省委指挥部要成立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省委第一书记必须明确表态，承认兵团和红联站是合法的革命造反组织。
以今天清醒的理性看，这些行动是无理的——群众组织怎么能与执政党的省委对等谈判呢？学生们的理论更是混乱的——既要炮轰省委，省委已经被认定是“黑省委”了，又何苦要让省委承认你是合法的革命造反组织呢？如果得到“黑省委”的认可，你们要成立的组织不也成黑的了吗？但那时的学生造反派头目们却自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堂而皇之地坐进了省委机关的会议室里，要求却又分外简单——别的领导都不见，就得见省委第一书记。那是无序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有的无序的行动，但却是真实的历史。
出生入死几十年，对毛主席的指示不理解也得执行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绝不愿意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绝不愿意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革命小将找上门来了，卫恒不能躲闭也不敢躲闭。做为省委第一书记，岂能将矛盾推给自已班子里的助手？他来了，走进了原本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们和常委们开会的地方。在这个会议室里，他曾领导省委一班人，多次描绘过山西省未来的前景，多次为实现这远景进行过决策。可急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将原有的秩序全部都冲垮了。毛主席要反修防修，要带头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成了全国红卫兵小将们的红司令，现在，小将们要成立两个组织，要让他承认它们都是合法的革命造反组织，他能不承认吗？人家这回来可不是揪斗，口口声声是来“谈判”的，他能不出席吗？扫一眼那二十来个怒目圆睁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们，省委第一书记慢慢地坐下了。他想尽量以平和的态度，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到革命群众中去，与革命群众一道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刘灏就坐在了卫恒的对面。不，应该说，此时的刘灏正在感受着一种大革命赋于他的巨大变化。他今天带来的骨干多数是中学生，而那些准备着要成立红联站的大学生头目，单单是冲他们高看他一个中学生并愿意与他联手行动，就使他能感到自已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的位置。能和卫恒在这里平起平坐地进行谈判，又使他感到了一种油然而生的勇气和力量。他想：要不是有幸赶上了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学生，那有机会能经受这样疾风暴雨的锻炼和考验？
卫恒与面前这个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学生对视了。他或许看到了这个中学生脸上的无知，或许看到了这个中学生眼中对他的仇视。从投身革命那一天起，他感受到的就是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对党的热爱。他一定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无产阶文化大革命”，就能使这些年轻人们与省委形成如此可怕的对立？他要缓和一下气氛。省委第一书记先向坐在对面的这位中学生点点头，一副长者风度，用和蔼和可亲的语气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
“刘灏。”回答自信而又冷漠。
“哦——你就叫刘灏？”省委第一书记大约怎么也不愿相信，这么一个毛头娃娃，就是兴风作浪，大闹省城的那个兵团司令。原本是一句吃惊的自语，当即遭到了刘灏的怒斥：
“是刘灏又怎么了？”
卫恒只能好言相劝，阐述自个的认识：“你的大字报我看了，你那一大堆帽子实在没有啥根据嘛……”
刘灏可不听这一套，劈头打断省委第一书记的话：“没根据？你敢说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根据？”
听听，还能再对话吗？
这小小的交锋过后，接着是你一言他一语的“谈判”。更厉害的，是这些自称代表着全省大中专院校革命学生的学生头头们，开始用最高指示逼得省委第一书记上气不接下气，再难以解释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你说，你是不是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是不是革命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你说，你不想承认我们是革命造反组织，是不是想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
……
经林彪发明后迅速普及全国的这一手实在是厉害。明明是对毛主席语录的断章取义，而卫恒却偏偏不能解释，中共山西省委的第一高官，现在成了被革命小将们革命造反的对象，你只要一解释，就会扣你一顶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革命小将们的思维逻辑和革命手法，省委第一书记可是早就领教过了。还有，毛主席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说了：“……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事情就如此明摆着，你不承认这些学生们的造反组织是革命的，那不是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去了吗？
省委第一书记不得不表态说，你们要成立的兵团和红联站，都是革命的造反组织。同时答应给这两个革命造反组织一笔经费，还同意让他们分别进驻省委第一和第二招待所闹革命。历史无须去责怪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时代造成的大气候如此，那时谁当省委第一书记，恐怕其时能做出的选择，也只能与卫恒无异。
兵团与红联站与省委第一书记的“革命谈判”大获全胜。钱有了，地盘也有了，革命造反的勇气更盛。又经过一番串联，其间少不了多次去省委找王大任等领导（１０月９日至２８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山西省委和省人委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卫恒和王谦赴京，省委省人委工作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大任同志主持）“继续谈判”，到了１０月２６日，山西的两大跨行业革命造反组织同时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大旗，高扬在省委第一招待所的大楼上，另一面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的大旗，高扬在省委第二招待所的大楼上。
紧接着，在省城太原的大街小巷里，墙上到处出现了简称兵团和简称红联站的各种大标语，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署名的炮轰省委的各种传单，也撤向了省城的大街小巷。
炮轰省委指挥部基本上解体了。
在省城，当时只有兵团和红联站是最革命的造反组织。
兵团与红联站有了总部，青年工人诗人张志安不干了。要做官，杀人放火再招安，他们那些反省委的组织省委都承认了，给钱给地盘了，我革命工人联合会坚决保卫省委，怎么能没有钱也没有一块地盘呢？他也带上人去找省委，公开向省委“造反”了。卫恒书记对这个公开保省委的工人造反组织，自然另眼相看。一句话，照样给钱给地盘。于是，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的总部，就在省城迎泽大街工人文化宫内安下了营盘。不过，有了营盘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依旧和整日围着刘普德转的太原红卫兵纠察队，以及山西红卫兵团等组织一样，被兵团与红联站骂为“保皇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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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选载，出自作者孙涛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uoyetaos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