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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几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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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20 06:47: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几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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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 x) G9 k% @( Y  q0 M父亲黄耀武学历不高,却喜读书,又因长期从事图书管理工作,更养成惜书如命的习惯。在“文革”中面对“造反勇士”们疯狂、野蛮、愚昧的毁书行动,父亲更是怒火填胸,寝食难安。父亲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甘冒风险勉力抢救,尽管力量有限,但也取得一些成果,下面就记叙了父亲在“文革”初期的几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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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8 ~1 Q* Q6 |8 \王船山纪念馆及护碑亭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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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是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全国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定于11月在衡阳召开。为此,市政府决定在市船山图书馆(1967年改名衡阳市图书馆,当时馆舍在岳屏公园内,原址现为衡阳市美术馆)内建纪念王船山的专馆,并在图书馆右侧建一座400平方米的古典式护碑亭。王船山纪念馆陈列有王船山画像、塑像、手迹木刻对联横匾、行迹图、遗物七弦琴、船山遗书的各种版本以及全国知名学者和书画家的题词。护碑亭有衡阳历代保存下来的50多块碑石。1962101日纪念馆和护碑亭正式开放,各界好评如潮。
7 ]8 q8 R9 p# i$ R. x: U“文革”开始后,父亲和冯玉辉、王前元、杨业芳(女)等几个所谓“老保中坚分子”抽调到江东(现珠晖区)粤汉码头筹建“湘南学联纪念馆”以及“浮桥公所”的修复工作,但父亲仍牵挂着图书馆,不时回馆照看。在1966年底,图书馆少数人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工总”和“湘江风雷”,批斗“走资派”并夺了权。造反派荒谬地认为王船山是“封建文人”、“ 皇帝的走狗”,要砸烂王船山纪念馆和护碑亭。但由于馆内以父亲为首的“老保(保皇派)”的力量占优势,为数不多的造反派一时翻不起大浪。父亲担心纪念馆的陈列品遭到损失,和几位同事抽空陆陆续续转移了纪念馆的船山遗Z及画像、木刻对联横匾。没想到在19673月的一天,市文教局夺了权的造反派介绍的几个同伙来了,当时图书馆的领导已经靠边站,管不了什么事,父亲他们又在江东无法及时赶回,馆内外造反派便采取联合行动,捣毁了王船山纪念馆。除船山遗Z及画像、木刻对联横匾外,其余纪念馆里没及时转移的珍品均被捣毁。造反派并勒令船山图书馆改名为衡阳市图书馆。又过几天,岳屏公园的造反派头头涂某某又于夜间带人来砸护碑亭,那时图书馆职工只有十余名,女性居多,住在馆内的又只有三户,多为老人小孩。在图书馆值班人员闻声去制止时,被涂某某带人堵住馆门无法出来,涂某某等造反派还扬言谁敢阻拦就砸烂谁的“狗头”。这样一夜之间碑石尽毁,被打成条石砌作上山的石阶,美其名为“废物利用”。被砸的碑石中有清康熙年间复制的《禹王碑》,朱熹的手书《石鼓书院记》等珍品,现岳屏公园内衡阳市美术馆旁的石阶上还有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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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口下临危不惧保古籍

6 R" F' [& P, R% D8 L7 |19673月以后,馆内外造反派认为只捣毁了王船山纪念馆和护碑亭还不够,图书馆书库里还有大量的“封、资、修”,是“四旧”的老窝,说上级的指示应该“大破”。父亲和大多数工作人员团结一心,把造反派顶了回去,并利用晚上时间加固了古籍书库的门窗,安排可靠人员严密看守。(我读小学的时候去过古籍书库,书库的窗是用厚木板封死的,木门门板有5寸多厚,门上的锁有56斤重,要三把钥匙同时才能打开。)
9 O1 q$ b! i8 s& R" _- M19675月,市文育局的造反派又介绍曾昭湘(向阳机械厂子弟小学教员,“卫东彪”司令)、黄某某(市京剧团造反派)和市八中一个红卫兵小头目带着手枪气势汹汹的来了,要图书馆的造反派带头烧古书。馆内造反派说:“古书是黄耀武那些人管的,要把他们喊回来。”父亲他们从江东湘南学联工地赶回来后,曾昭湘大声吆喝,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主动烧书。父亲据理力争:“毛主席说破四旧、立四新,没有说要烧古书。中央文件也没有说公共图书馆要烧古书。”八中那个红卫兵小头目将手枪在桌子上一摔,威胁说:“不烧也得烧,这是革命行动,是命令,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父亲认识黄某某,与曾昭湘也打过多次交道,毫不畏惧的回答:“谁忠不忠于毛主席,你我的底细彼此都清楚的很,用枪来威胁,谁怕谁?”当时的副馆长林树森怕父亲吃亏,将父亲拉开说“有话好好说,我们再研究研究”。馆内造反派平时就相当孤立,除个别人外全馆其余11个人都坚决反对烧书,便有点胆虚的说“我们再商量商量,天晚了,上级领导(指曾昭湘)先回去吃饭吧。”曾昭湘见势说:“就等你们再想想,我们还会来的。”
7 m- y. v' H) E为防备造反派的再次纠缠,父亲提出要争取市“支左办”的支持,对图书馆实行军管。当时馆里职工胡凤华的丈夫是驻衡阳四十七军后勤部的副部长,父亲通过这层关系找到“支左办”领导,经过协调,“支左办”领导同意由邻近的衡阳市广播电台驻军兼管图书馆。同时图书馆由可靠职工成立保护小组日夜值班,这样图书馆的大量古籍文献总算在1967年保护下来了。  ^. R* J% d+ _: H7 S

5 {: V7 C; m: G1 t/ Q9 u船山手迹《别峰庵》匾额的劫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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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著作刻本流传到现在有80多种八百余万字。各个图书馆及民间多有收藏,但手迹难觅。1962年为建立王船山纪念馆,在寻找船山手迹的过程中,父亲想起幼时在衡阳县油溪南天峰高冲庙小学读书时,庙中大殿有一大神龛,两边柱子上挂一副木刻对联,神龛上方有一块横匾《别峰庵》,署名是“王夫之题”。南天峰距王船山隐居地湘西草堂15公里,峰顶有座寺庙叫别峰庵,庵的主持二如和尚与王船山是莫逆之交,船山先生曾在此讲学达八年之久,为庵题词贯联。别峰庵在民国初年为匪所毁,当地百姓抢出木刻的对联横匾挂在高冲庙的神龛。1958年小学从高冲庙迁走,学校工友老王将这三块木刻取下当床板用。父亲和同事去寻访时,老王已逝,其妻说木刻还在,放在阁楼当楼板了,很慷慨地献了出来。同时在衡阳县曲兰还找到清初著名画家萧云从为船山先生七十四岁所画的画像。船山手迹木刻和画像二百年后得以寻获,确属不易。19673月造反派来砸王船山纪念馆时,因父亲他们将其提前转移才幸免于难。
) t5 v% r4 j% v) O1968年“破四旧”又掀高潮,造反派又猖狂起来,文教系统更是“破四旧”重点,父亲和几位同事还在江东忙于“湘南学联纪念馆”的开馆筹备工作。馆内造反派小头目提出必须将王船山手迹木刻、画像、一套湘军将领谭上连(衡阳县渣江人)的战袍和部分古籍书一起烧掉才能跟上形势。林树森副馆长被迫同意,那个小头目从市里叫来几个红卫兵,准备将上述物品抬走。在馆的黄芝甫冒险给父亲打电话。当时,冯玉辉出差,胡凤华回家,父亲只能一个人从江东赶回,正遇一群人敲锣打鼓,举着“破四旧”的横幅,拉着一部板车走出岳屏公园北大门。父亲烈血上涌,怒从胸起,寻出一把斧头不顾一切的追赶,见板车最上面正是别峰庵匾额。父亲大喝一声“不准烧”,斧头砍向板车。造反派人多,又有人怕父亲出事,拉的拉,拖得拖,父亲孤掌难鸣,寡不敌众,只得拼命抢到最上面的匾额背起就往公园里跑,造反派惧怕斧头放弃追赶。板车上的珍贵图书和文物被造反派拉到先锋码头一把火烧了,余烬抛入湘江。《别峰庵》横匾现藏衡阳市博物馆,我试过抬了一下,很重,上面还有道裂痕,是父亲的斧头砍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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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 @2 ?9 w% c" s3 g& b  o“废品”中淘出宝贝

! {5 S4 `. A2 k! C3 M' n( } “文革”中“破四旧”收缴来的大量图书除少部分焚毁外,大部分被作为废纸送到废品仓库和造纸厂。8 S5 i( }! h3 _+ S
“文革”初期父亲在江东负责“浮桥公所”(现湘南学联纪念馆)的修复工作。为搜集“浮桥公所”的革命文物翻遍了衡阳市区废旧仓库。196610月父亲去粤汉码头一家废旧物资仓库寻找曾熙(1861——1930,衡阳县人,著名书法家)的手迹“浮桥公所”的石刻匾额时,发现仓库里有大量的古旧书,仓库主任姓王,是专业干部,他介绍说这些书都是在“破四旧”时收来的,数量多价钱贱,生意好做,上海常有人来选购。父亲说:“以后这些古旧书先让我选,你是八分钱一斤进的,我出一角二分买走。”当时父亲就买走了100多本有价值的古籍图书,后来父亲和王主任达成协议,常去选购,买到不少好书。
/ f5 N6 D& w# b" w+ |19673月,父亲去衡阳造纸厂寻找有关“湘南学联” 的文物。厂长热情接待,带父亲到废纸仓库,指着一个角落说最近收来的旧书,是抄家抄来的。父亲在灰尘四扬的书堆里翻找,发现了一包用木板夹紧捆好的古籍书,打开一看,一套是明嘉靖官刻本《书传会选》,是湘军水师将领杨岳斌与彭玉麟打太平天国攻进南京时获得的,书后有杨岳斌的手书跋(收入《全国善本书总目》)。另一套是清康熙年间湖南刻的二十册一百回本的《天下第一奇书》(《JPM》),后据调查这种版本全国只有二套,那一套在山东省。  j! r# |% F# z# \/ \% L" f3 g; N: K* c
19674月的一天,父亲下班路上遇到早几年在街道协助办图书馆认识的老熟人城南区红卫街道办事处(现雁峰区先锋街道)主任。主任是南下干部,为人热情,见到父亲就说:“街道红卫兵抄家送来一大堆古书,有人要当废纸卖,我没同意,看你们要不要。”第二天清早父亲就去了,办事处一间房里堆满了书,主任说,书放了几天,有人顺手牵羊拿走了一些,有人拿去当解手纸或卷烟,太可惜了,你们要就全拿走。父亲翻开书一看,大部分是衡阳名老教师欧建鸿的藏书,欧老先生是衡阳教师进修学校的语文教师,家藏的祖传古籍图书两万多册悉数被红卫兵抄走,在办事处的这一堆只是其中残存的小部分。这个主任派人将书装了两部板车送到图书馆。“文革”后这批书中属于欧老先生的书都物归原主了,父亲还差点受到处分,因为父亲认为书藏在图书馆比藏在欧老家里要好的多。" S; u  [% A. _, l
1968年常宁二中总务主任给父亲来信,说有批古书要卖给图书馆,否则就当废纸处理,父亲因为有事忙不过来,立即请王前元伯伯前去。那位主任说书是红卫兵从学校老师家抄来的,有人主张烧掉,有主张卖废纸得几个钱,有人说衡阳市图书馆收古书,可去信问问。王伯伯看见其中有不少是残缺破烂的书,提出挑选一部分品相好的买走,校方不同意,说200元全部拉走,要不然卖废纸,几千册书也可以卖得100多元。父亲闻讯后立即要王伯伯不管破不破残不残用200元全部买回,后经过整理这批书里仅线装书就有3000多册。正是这些破烂古籍书中,收入《全国善本书总目》的就有五套。9 `6 h4 X# J0 d0 N
1967年到1969年“破四旧”“清三黄”的高潮中,衡阳地市两级革委会下文要求各单位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外的所有图书进行清理,清出来的“有问题”的图书,地属单位的送交新华书店,市属单位的送交衡阳市图书馆,由两单位按每斤八分钱收购,然后集中送到造纸厂下池造纸。当时图书馆派父亲参加这项工作,提出与新华书店合作,由新华书店出钱腾房收购,图书馆只出人出力,所收购的图书如图书馆需要可以挑选购买,不要的由新华书店卖给造纸厂。父亲和新华书店派出的副经理郭家祺、王梅生合作的非常好,由此又抢救了大批有价值的图书。父亲还动员市属一些单位如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市妇联、市文教局等单位未通过新华书店将书主动送给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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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中捞出的矿院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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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矿冶工程学院(现南华大学)建于1958年,到1966年矿院图书馆藏书近70万册,80%是科技书刊,其中60%是外文书刊,还有不少的矿山地形挂图和设计挂图。1968年秋的一天,父亲去新华书店,副经理郭家祺说他去矿院办事,顺便到图书馆去看了看,发现图书全部堆在地上,地上水有一尺多深,废品店的人正在装麻袋用板车拖走。郭对父亲说:“你爱书如命,赶快去设法抢救,这可是一笔财富啊。”第二天一早父亲赶到矿院图书馆,触目惊心,书架不见了,书垛堆的有两米来高,地上水有一尺多深,废品店的人有的用麻袋装书,有的用箩筐挑书。父亲急忙去找矿院领导,一个都不在,找留守处(当时核工业部决定将衡阳矿院合并到广州矿院,在衡阳设了留守处。)留守处的人带父亲找到图书馆王馆长,王说“造反派把书推到在地,把书架拆下来做武器搞武斗去了,厕所的水龙头坏了没人管,就造成了这种情况。院领导决定只挑选少数工具书和一套印尼总统苏加诺送的画册保存,其余的全部八分钱一斤卖给废品店了”。父亲说:“不要卖了,市图书馆有权利和义务处理这批图书。”王馆长带父亲找到留守处负责人,负责人说要请示核工业部,父亲要他立刻通知废品店停止打包运书,已经运走的书由市图书馆负责处理,核工业部有回复及时通知市图书馆。父亲在得到留守处负责人答应停止运书后又急忙赶到汽车站废品店,对店主进行说服:“市革委会有规定,各单位处理的图书统一由衡阳市图书馆收集,你们从矿院运来的书要全部交还给市图书馆,已经付给矿院的书款由图书馆照付。”后来查明废品店未付书款,市图书馆照实支付了废品店的劳务费。过几天,矿院留守处通知图书馆,核工业部已同意将全部图书无偿交给衡阳市图书馆。但矿院的书太多,市图书馆人少又缺少运输工具,职工胡凤华的丈夫听说后二话没说派出两辆军车支援,并以革委会的名义发动三个单位(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工人文化宫三个单位联合成立革委会,负责人是军代表)的20多名职工搞了一个星期的义务劳动才将矿院图书馆和废品店运走的图书全部运到了市图书馆,几十万册图书逃脱了化成纸浆的命运。后来经归类,将部分外文书刊归还给了广州矿院。85年我参加工作时,衡阳市图书馆藏书从“文革”前的30万册达到50余万册了,书库里还有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分类法》分类书标的图书。4 i' }& d/ G* A

0 o- T0 |, H4 x9 B7 L5 z开发地方文献的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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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提倡“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文革”中得到了各个造反派组织的积极响应。大字报、小字报,刊物、传单、宣言、声明、呼吁、抗议、动态、批判、布告、勒令、通缉令、中央及省市文件、领导讲话,铅印的、油印的、毛笔写的、钢笔写的应有尽有,五花八门,铺天盖地。全城墙壁不但贴满了,还由于造反派组织太多,派性斗争激烈,你覆盖我的,我撕你的,弄的遍地是碎纸片,有些城市贫民就靠捡纸为生。父亲在废品里搜书和各单位收书的同时,敏锐感觉到这些当时看来乌七八槽,毫无用处的宣传品日后必有其特定用途,是极具收藏价值的历史资料。父亲以临时负责的名义召集几个同事商量,大家都同意父亲的观点,于是制定了衡阳市图书馆征集“文革资料”的计划,确定专人负责,以本地区为重点,省内次之、兼收全国性的重要资料,本地区又以各造反派组织的小报、传单及照片为主的收集方案。3 J7 ]+ `( B5 l3 ?
在街头收集的多是零星资料,父亲就上门与各造反派组织联系,不论“ZY派”一概欢迎。有些造反派组织极力支持,认为图书馆收集他们的资料藏于图书馆,可以让他们流芳百世,载入史册;有些造反派组织拒绝交送资料,说图书馆收集他们的资料是为了留作证据好“秋后算账”。经过图书馆同事们的多方努力,耐心说服,取得了“支左”驻军的支持并通过驻军做工作,衡阳市绝大多数造反派组织都表示乐意支持,到后来还主动将资料邮寄或送上门来,这样图书馆“文革资料”的征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 l: e$ q$ i" A# M8 ~  t+ ?衡阳市图书馆收集的“文革资料”达到几千种、几万件,种类繁多,应有尽有,经分类整理装订成册,作为反映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真实的历史原貌的特色馆藏。“文革”结束后按照衡阳市委的规定由有关机关介绍供人查阅,在清理“三种人”和编撰地方志等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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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3 z: Z! O$ S' ~$ j+ |- [5 R9 G(作者简介:黄文,男,
19671月生,衡阳市图书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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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d3 z2 w; phttp://www.hengyanglib.org/gyzc/gysb/2500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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