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进枝 福建一位“红卫兵”文革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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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一位“红卫兵”文革十年成长记(完整版)


作者：方进枝|时间：2013-10-01

前言

　　今年6月起，媒体不断出现红卫兵登广告道歉的新闻。红卫兵是当年党中央、毛主席号令建立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中央领导，都亲自戴上红卫兵袖章。这是时代产物，绝非全国数千万大中专院校学生的个人行为。当年在校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几乎全部都参加红卫兵，包括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数位常委。因此，把个别人的违法乱纪，冠以“红卫兵”名义，显然非常不妥。

　　为正视听，我自7月1日起，以回忆录形式，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经历、真实感受，全部真人真事、真名真姓地写出来，按章节分七次发表在QQ微博上。并郑重敬告读者：凡涉及者，无论组织、个人，均请勿见怪，因为我在追述历史，只能实话实说。

8月30日，本文发表在《红歌会网》上。有网友尖锐批评，认为文章廻避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廻避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反修防修”。9月15日，我复原了一些曾经删掉的敏感的人和事，以“订正版”再次发表。

　　订正版发表后，又有网友询问：回忆录只写到1971年初，前五年确实详尽，但后五年仅用几句话带过去，过于简略。为此，我补写后五年，分为三个章节，并把题目改为《福建一位“红卫兵”文革十年成长记》。对于原文中的粗糙之处，也略作修饰。谢谢诸网友指正。


(一)参加红卫兵

1966年6月，我在闽侯专署辖下的福清师范学校，就读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即“67届中专生”。正打算准备学期考试，突然听到学校高音喇叭广播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校园沸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学校党支部按照中央和上级党委部署，停课闹革命，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同学们，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用毛笔在旧报纸上写批判“封、资、修”的大字报。没几天，教学楼走廊的墙上贴满了大批判文章。为了满足同学们革命大批判需要，校领导还想出土办法，在走廊上拉几条粗麻绳，把大字报挂在绳子上，尤如一条条幕帐随风摇曳。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当时是高尚的政治语言，造反为荣，保皇为耻。同学们奋勇争先，争当革命造反派。大批判的目标，开始是社会上的“封、资、修”，后来渐渐转向运动的重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校党支部书记林香载，成为革命的对象。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老师，也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于是，批斗走资派和批斗老师，成为革命时尚。驻校工作组根据大字报的檢举揭发，按照学校人事秘书刘诚忠提供的老师个人档案材料，把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或历史上犯过错误的老师，当作“牛鬼蛇神”，责令在指定的房间内写檢查，俗称“进牛栏”。当时年仅30出头的年轻教师周秉恒，仅仅因为有亲戚在台湾国民党海军担任要职，就被关进牛栏。其妻俞娟月也因家庭出身地主，被关进牛栏。县委工作组的极“左”做法制造了恐怖气氛，令很多老师陷入惊恐之中。不上半个月，没有进牛栏的美术老师、县人大代表陈文金，被发现在宿舍内上吊自杀。校党支部书记林香载，被中共福清县委追究领导责任，停职反省。给工作组大量提供老师个人档案材料的原人事秘书刘诚忠，一跃成为新的学校临时党政负责人。闽侯专员公署派来新的工作组，取代原来由福清县委派出的工作组。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上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并佩戴红卫兵袖章，轰动全国。中共福清县委紧跟党中央，酝酿组织红卫兵。我的家庭出身贫农，当时是响当当的“红五类”，经本班同学评选，成为福清县首批“官办”红卫兵。8月24日，成立大会在福清一中大操场(时称“教场埔”)举行，我穿着当地驻军借来的显得肥大的军装(因为我的身材瘦小)，同其他红卫兵一起，分别站在主席台两侧翼。中共福清县委书记温秀山发表讲话，福清县红卫兵总部(后称县总兵)宣告成立。

　　第二天，福清县城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分成几个小队，穿着军装(摘除领章帽徽)，上街破四旧。城关街道居民们十分热情欢迎我们这些革命小将，领着我们到家里，把供奉祖先的“神龛”、“神主牌”任由我们扫除一空，并借来板车拉回学校食堂当柴烧。大约三天，我们一个小队就扫清了后铺街及邻近的各条小巷的“四旧”。当我们来到福清县闽剧团(时称“和平剧团”)，准备拉出饰演帝王将相的戏服道具付之一炬时，闽剧团有个青年演员出来对我们说，他们正组织自己的红卫兵破四旧。我们见他说的在理，就离开了。

　　几天后，我接到举报：产塘街有位被镇压的国民党反动骨干的妻子，保存有丈夫被镇压时的血衣，期待蒋介石反攻大陆。我立即和五、六个红卫兵(其中有福清二中红卫兵刘金顺)前往抄家。我们挖地三尺，最后在一件旧夹袄里，找到补藏在衬里的这片血衣。后来在一次阶级斗争展览会上展示。

1968年11月，我在对立派掌权的重压下，以豁出去的心态，在闽侯专区革命委员会政治处印制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登记表》“自我思想总结”栏的留存档案(1978年8月古田县人事局清档)，如实坦露了当时的情况及心境：

8月24日，我成了福清第一批“红卫兵”。第二天我们就走上街头，杀向社会，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在短短的几天内，我们亲手把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老寄生虫、吸血鬼、人民仇敌的妄想变天而窝存的房约地契、反动证件、刀枪子弹等搜查了出来。许多坏剧本、坏小说以及反动的书刊也给横扫一空。旧街名、巷名、地名也换上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新名称。在这些战斗的日子里，我感到从来没有的痛快。


(二)革命大串连

　　毛主席多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令全国亿万红卫兵心潮澎湃，大家都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参加“革命大串连”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十月中的一天，我和本校同学高行官(长乐籍)、方贵荣(未标明籍贯者，均为福清籍)、蔡文森、蓝婉琛(古田籍)、朱水英(顺昌籍)、张瑞生(闽侯籍)一起，到福清县文革接待办交涉，拿到去福州串连取经的介绍函，免费坐上客车去福州。在福建省政府文革接待办，我们要求到北京串连。省接待办虽一再劝解，但经不住我们死缠硬磨，批准我们到上海串连。当时红卫兵串连，坐车不要钱。但我们中专生，必须交纳国家固定津贴的每月伙食费。我们到达上海后，被安排在上海水产学院食宿。第二天，我们打电报回学校，告知串连食宿单位，以便尽快汇来伙食费。

　　当时的要求是“革命大串连是取革命之经，不是游山玩水”。我们到上海复旦、同济等几所大中专学校看大字报，还带笔记本摘抄了一些章节。我们也“抽空”参访了上海外滩和动物园。大约一星期后，我们想办法拿到了去北京串连的批准手续，登上了进京列车。

　　在北京市工人体育馆内的大操场上，我们这些“毛主席的客人”，排着蜿蜒数千米的队伍，等候安排在北京市的食宿。夜色降临之后，我们终于拿到介绍信，坐上接送大巴，来到北京复兴门内大街6号藤牌营小学。学校女校长据说是部队高官的亲戚，作风略显生硬。按照当时思维，校长是当权派，属于文化大革命对象;“压制群众、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集中表现。于是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对此批评讽刺。该校仇保琴老师(女，约四十岁)，为大字报的文彩所动，和我们成了忘年之交。1967年上半年，仇老师給我写过两封信。1974年我参访大寨，路过北京时，曾带两斤茶叶专门去藤牌营小学看她，可惜只见到她的女儿，未能再见仇老师一面。

11月3日，我们被安排在第六批见毛主席，陈伯达主持，林彪讲话。同批受接见的数十万红卫兵，被分成将近十个方阵，大会结束后步行缓慢通过天安门广场。我们排在第五方阵，感觉距离天安门城楼好远，无法看到毛主席的面容。回到住处，我们对藤牌营小学接待人员痛心疾首地说：“我们好不容易从福建前线来到北京，不能亲眼看到毛主席，实在不甘心哪!”接待人员中有位军代表，疑似福州地区人，我们每天晚上回来后，几个人一起讲福清话，尤其是张瑞生(1967年成为对立派的他，因白血病去世)话特多，总见这位军代表坐在一旁静静听着。也许是他的帮忙，我们被允许留下来，参加第七批见毛主席。

11月11日，我们参加毛主席第七批接见红卫兵的第二批。受接见的红卫兵，端坐在木樨地至八王坟大道的两旁地上等候。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站在敞篷轿车上由西向东驶来，缓慢通过红卫兵等候的大街。我终于近距离看到穿着军装的毛主席，我高举着《毛主席语录》，一遍又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

　　心愿已遂，我们离京，已是十一月中。北京正值霜天，我仅穿单裤，还好上身有一件绒衣御寒。在刺骨寒风中，我们按照北京市接待站安排，挤上了京广列车，南下广州串连。经过两天两夜奔驰，终于抵达祖国南大门。当我从广州火车站出来时，上身的绒衣已经穿不住了，京广真是冰火两重天啊。我们被安排住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附近的一个街道接待站。

　　广州大中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同样如火如荼。我们逛了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之后，感觉到所看的大字报，内容大同小异。于是花了一整天，细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辛亥革命的英烈，福建人很多，我深被感动。我用白纸和铅笔，拓下了几个名人的碑刻。我领悟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确保人民江山永不变色，反修防修，其意义重大深远，远超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

　　一个星期左右，我们收到学校汇来的伙食费，同接待单位结算清楚后，即乘坐广州至福州列车，回到阔别一个月的学校。串连之始，我身上仅有一元六角人民币;回到家之后，所剩不到五毛钱。

1966年12月开始的步行串连(又称长征)，我没有参加，留在学校就地闹革命。


(三)《刘保正传》

　　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总务主任李俊安，安徽人，是一位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8.16解放福清的转业军人，我十分敬重。老李是个大老粗，且生性耿直，备受排挤，我十分同情。老李对于不是党支部委员的人事秘书，升任学校临时党政领导的刘诚忠，感到不正常。我在县委工作组的临时办公室，曾看到刘诚忠提供的许多老师个人档案资料。对于刘诚忠以挖老底手法，对老师实施政治迫害的卑劣行径十分厌恶，况且他还是个新的当权派，应该被打倒。1966年12月，我邀集永泰籍同学侯启良、连江籍同学黄瑞香，一起到刘诚忠以前的工作单位-连江县第一中学调查他的劣迹。

　　刘诚忠曾在连江一中党支部书记于英吉手下，任党支部组织委员，调往福清师范大约一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连江一中老师想揭发他的工作和生活上的错误，正苦无门路，恰好我们前来外调，于是我们满载而归。鉴于几年前刘诚忠就是连江一中党支部的第二把手，我不再认为他升任福清师范临时党政领导是小人得志，但是新的“走资派”不能不打。回到学校后的第三天，我一气呵成，写了一份大字报《刘保正传》，仿照鲁迅先生笔法，把刘诚忠喧染成生活荒唐、政治保守的可笑丑角，在全校师生中引起轰动，久久不能平息。从1967年初学校分裂成两大派后，直至1968年12月分配工作前，刘诚忠唆使对立派“新福师”，数次掀起对《刘保正传》的批判，甚至与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同起来，一道口诛笔伐。

　　刘诚忠是个心胸狭隘报复心极重的人。福清师范学校在福清县城北侧的玉屏山下-刘诚忠的家乡“后山北”村。学校与他家大宅紧挨着，他家的部分房子租给我校老师做宿舍，美术老师陈文金自杀就是发生在他的大宅里。《刘保正传》大字报贴出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刘诚忠蒙骗他的村友刘友忠，带上几个人，来到福清师范学校找我，其目的不是打人就是抓人。那天恰好我与同学候启良一起，睡在教学大楼东侧楼梯底下的“亭子间”里，没被找着。


(四)两派分裂

　　福清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冲突，源于原地下党、游击队干部，同南下服务团山西籍干部之间的矛盾，始于“1.24夺权”后形成的好字派、糟字派。前福建省委书记程序(原名陈振芳)的母亲夏淑琼(尊称夏妈妈)，在原地下党、游击队干部中拥有崇高威望。大约从1966年8月开始，我多次邀集长乐籍同学官春敏和古田籍同学蓝婉琛、顺昌籍同学朱水英一起，拜访请教夏妈妈。对于福清县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失败至中央红军长征后，坚持游击战争，“二十年红旗不倒”，革命老区艰苦卓著的革命斗争史肃然起敬。从夏妈妈口中，我们认识了闽中游击队长刘突军，福州中心市委委员黄孝敏、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等著名革命先烈。对于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原地下党和游击队干部(也称老区干部)被冤杀、错关、错管或开除公籍、降级使用等，十分愤慨。恰在此时，传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令我们精神为之一振。不久后，城关镇党委书记潘维贤在一次座谈会上，历数了老区干部蒙受的各种冤屈，并且开列名单一一举证。我按照这份发言素材，以骆宾王讨伐武则天的气势，署名“福清师范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写下一份大字报《福清县委是谁家天下》，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括解放后首任县委书记纪平，现任县委书记温秀山、县长王建道，贴在县政府大门口，并刻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当时传说县长王建道家庭出身地主，令我们十分痛恨，认为福清县许多老区干部受迫害，王建道一类阶级异己分子的阶级报复是一个主因。有一天，我们福清师范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县政府门口贴出一张“勒令”，要求王建道于次日上午10点之前，到达福清师范学校体育室接受批判。王建道县长真的按时来到我们学校，一个人登上小山坡到达体育室。被我们呵斥一阵后，礼送他下山。没有任何体罚及侮辱人格行为，可能出乎他的预料。

　　福州市及福清县，“政治扒手”一词曾喧嚣一阵，矛头指向原福建省委“城市工作部”领导林白。据说解放前，中央特派员在闽东被杀后，怀疑“城工部”混入不少国民党特务。城工部的地下党被闽中游击队错审、错杀了一些人。平潭籍同班同学吴正彩，其父是平潭县原城工部的地下党领导。她告知，当年城工部地工到闽中游击队接受审查，游击队用烧红的刺刀，插入被审人员的小腿肚，严刑逼供非常残酷。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把尚且在世的闽中游击队后期领导人黄国璋，称为“杀人魔王”，令人错愕不已。1980年以后，胡耀邦主持落实政策，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抢救使用原地下党、游击队干部，这页沉重历史才翻过去。

1967年1月24日之前，福清没有两派。后来成为对立派的“县总兵”头头江修宁、梁斌，我就是在夏妈妈住宅客厅认识的。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1月24日，福清县部分群众组织夺取了县政府大权，史称“1.24夺权”，据说是原地下党、福清县法院院长陈振标主导。很多老区干部开始认为，一部分群众组织夺权，抛开另一部分群众组织，必然造成社会分裂和混乱，不能支持这样的夺权。官春敏、朱水英、蓝婉琛和我，曾经贴出大字报和标语，严正声明“1.24夺权糟得很”。

　　很快的，又有许多老区干部认为，如果部分老区组织坚持“1.24夺权糟得很”，势必造成老区干部群众严重分裂。于是，我们转而支持1.24夺权。1967年3月初，我们在当地驻军-福清县人武部，表态反对1.24夺权的情况下，邀集约二十名同学，包括擅长街头辩论的长乐籍同学陈国迁，后来转投糟字派的同届同学林水旺等，一起上街游行，高呼“1.24夺权好得很”，从后铺街北端开始，穿过几条主要街道，到达位于瑞亭村的县人武部，递交和支左部队意见完全相反的大字报，署名“福清师范争朝夕战斗队”。听说支左部队28军82师有位领导，对“争朝夕战斗队”逆反行为极为恼怒，扬言“以后杀他几个，看他怎么样”。

　　曾经带人到福清师范学校找我的刘诚忠村友刘友忠，是老区农民造反司令部城关分部的骨干，是同派战友。刘诚忠同对立派“新福师”站在一起。有一天我与刘友忠相遇于同派集会，相见之际大家心知肚明，互相一笑了之。其实后山北的村民很纯朴善良。记得学校前边的两位老农刘明福兄弟，乃习武之人，听说我们学校有时发生两派学生吵架，总是劝告我们：君子动口不动手。有一次，对立派同学陈更新和平潭籍同学高诚顺，在校门口外发生肢体冲突，刘明福的哥哥闻声赶来劝止。1968年12月我毕业离校后，一直没有再见到这两位品德高尚的老人。


(五)5.29与8.13

1967年3月间，争朝夕战斗队成为“福建省8.29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福清分部”组成部分。福清县两派红卫兵与福州市一样，基本上分属8.29(简称“八派”)与“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革造会或“革派”)两大派。两派红卫兵之间的大字报论战，主要由福清师范和福清一中高中部学生担纲。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原闽侯专区各县许多家境贫寒的高素质学生，被师范学校免学杂费、每个月津贴9元伙食费及就业保障所吸引，争相考入。加之有郑汀(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解放后任新华社记者，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80年代平反后任职省教育出版社)、周秉恒、俞娟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等名师教导，争朝夕战斗队在“文斗”方面，人材济济，成为福清“八派”一支生力军。

1967年5月29日，福清全县老区干部群众数千人在福清一中大操场，举行“福清县老区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我作为8.29福清分部成员，参加了成立大会。散会后，渔溪、上迳、宏路等公社参会人员，步行路过音西大队下盛村时，受到糟字派袭击。愤怒的老区农民奋起反击，用旗杆和石头回敬了袭击者。事后听说冲突双方都有人员受轻伤。为了纪念这次自卫反击，“福清县老区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改名为“福清县5.29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当时参加支左的福清驻军，主要是82师和72师，他们对福清两派的态度相左。82师支持革派，72师支持八派。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也支持八派。1967年下半年，福清县的八派5.29、8.29等群众组织占上风。但省会福州却逆流涌动，“革造会”有人写出《韩拐子外传》(又名《闽老谭外传》)等大字报，还刊登在小报上，公然对韩先楚司令员进行人身攻击。8月初，革造会无视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派暴徒包围设在华侨大厦的省8.29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枪伤人，并准备用炸药摧毁华侨大厦。革造会的暴力恐怖行为，令六十公里外的福清县八派上下群情激愤，很多老游击队员要求去福州，制止爆炸屠杀的恶性事件，解救被包围的8.29总司令部。

8月上旬末，福清县八派按照福建省8.29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福建省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省农总司”)要求，组织人员到福州解救8.29总司令部。我和8.29福清分部的几个人，一起到福厦公路上的宏路，拦截来往货车，让空车司机到福清东翰、高山等公社，帮助运送5.29人员到闽侯专署所在地-螺州。至8月11日，福清八派约估有两万多人(当时福清县人口70多万，19个公社，八派占优势的15个公社，以每个公社出动人员3-5车，每辆货车载30-50人计算)，聚集在螺州闽侯师范学校内外。8月12日下午，我八派人员举行一次进城预演，队伍长达数公里，快到三叉街才折返。在往返途中，我看到一位解放军干部，站在路边高坡上拍手叫好。

8月13日上午，我们正式进城。争朝夕战斗队部分男成员，包括我和官春敏、陈国迁、林秉公等十多人，与8.29福清分部的红卫兵一起，走在进城队伍最前列。我们手无寸铁，手中仅持随地捡来的木棍，沿街道两侧谨慎前进。紧随在我们后面的是全副武装的老游击队员。“战地指挥官”-原新四军团长洪家声和原游击队长郑书程，走在队伍前头的大街中间。洪家声用浓重福清口音的普通话对福州市民喊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队伍中也传来阵阵口号：“杀进福州城，保卫韩司令”，“杀进福州城，解救我战友”。其实，福州市不少人是八派战友。

　　进城队伍前进到三叉街中段时，躲在街边一栋楼上的“红92”(革造会中的激进派)人员，突然向我方队伍扔下几瓶浓硫酸，其中一瓶在我的面前崩裂。我当时赤脚，急忙躲闪，福清侨中俞建莲(初三年在福清二中的同班同学)即时脱下一只脚的回力牌胶鞋，给我穿上，让我可以用穿鞋的单脚踏过浓硫酸，跳跃前进。与此同时，指挥官郑书程和我们身后的老游击队员们，见到有人向我们扔来硫酸瓶，随即开枪还击。据上楼搜查人员后来讲，红92的人逃走了。

　　当枪声在我们面前大作时，8.29红卫兵队列一阵惊慌，因为我们从未上过战场。我在高度紧张片刻后，很快镇定下来，蹲在街边一根电线杆后，观察战场动静。老革命戴教温(福清县劳动局长)儿子戴永平，听到枪声响起，吓得立即后逃，躲在后面的救护车上。

　　我们在仓山区继续前进，一路秋毫无犯，也再没有遭到袭击，最后冲上解放大桥。闽江上的解放大桥是解放前建的石板桥，当时是闽江南北的唯一通道。1949年8月1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时，不少指战员牺牲在这座原名“万寿桥”上。解放大桥分两段，约三分之一处是江心岛中洲。到达中洲后，队伍奉命停止前进。此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面对台江的中洲桥头，正好有福清县商业局驻榕办的房子，我们入内休息。黑夜降临之后，踞守在对岸台江的革造会枪手，不时向我方开枪，“啪~~噗”，空气中激荡的步枪枪声和回音不绝于耳。

　　快到半夜，我们不能睡觉，和衣躺在柏油路面的街边，静静看着天上的星星，也听到对岸高音喇叭传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指示，要求进城农民撤回。没过多久，来了个不认识的5.29指挥人员，要求我们把一个大木架推到面向台江的解放大桥头，以阻挡对岸革造会人员冲过来。我和林秉公挺身而出，冒着对岸枪手随时开枪的危险(路灯已被对岸革造会枪手打掉)，按照以前军训动作，趴在地面推动木架，完成了任务。

　　没多久，福清县商业局驻榕办里的我方人员开始陆续后撤，可是我们没有接到通知。怎么办?我们几位同学商量着。眼看所有人都走光了，我们立即自行后撤。我们一路慢跑，凭借着平时体育缎炼出来的耐力，长跑约20公里，超过很多后撤人流。当我跑到峡北(乌龙江边)时，恰好一艘渡轮靠岸，我直冲上船。在峡南上岸后，我一躺在地上就睡着了。次日上午8时多，我才醒来。吃点早餐后，我们队伍冒着立秋的烈日，头无遮挡，顺着福厦公路，步行回福清。

　　队伍中间，有一位俘获的革造会“奸细”，他下身穿条游泳裤，上身光溜溜。据说他在闽江中从台江游水到中洲，刺探我方“军情”。此时秋阳如火，在烈日暴晒下，福厦公路的柏油路面烫得难以落脚。这位被绑着的奸细赤着双脚，同一只脚穿鞋的我一样，在滚烫的路面上艰难行走。过了坊口(闽侯县祥谦公社大义大队)后，我们才上了一辆货车，运送我们回到福清县城。

　　为了掩护这次撤退，5.29两位吴姓机枪手，在福州仓山三角埕牺牲了。后来，省农总司为他们召开追悼会。

　　据说长乐、连江、闽侯等周边县的八派，当时也从不同方向进军福州。


(六)风云突变

1967年的8.13后，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对福建“老区”的偏见，令其在八派威望一落千丈。这位祖籍福建惠安的陈地瓜(当时我们私下给的雅号)竟然胡说：全国解放十几年了，哪有什么老区、新区。陈伯达甚至胡言：老区组织是封建的、低下的。反观八十年代以来福建省各级政府的“老区办”，可知陈伯达无视福建省的革命斗争史，其历史知识贫乏，政治水平低下。不待1970年批陈整风，陈伯达已经声名狼藉。

　　江青的演员做派，在很多红卫兵中引起反感。我们中当时有许多人捏着鼻子、拉尖嗓门，摩仿江青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时讲话：“红卫兵鸟(小)将们……”。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很多学校流传，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将领们的英雄事迹，博得众多青年学生崇敬。上海演员出身的江青，则被投以鄙视目光。所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是历史的必然。

1968年初，82师成为福清支左部队，一时间“革派”当道，上半年单方面成立“福清县革命委员会”。同班同学郑XX，原来参加革派“新福师”，1967年下半年曾写信给我，告知龙田老家因父亲是好字派，被“革联总”查抄，要反戈一击。但没有参加过我们争朝夕战斗队一天或一次活动。此时据说被作为争朝夕战斗队代表，成为革派的装饰品-“对立派”的县革委会委员。

　　在革派重压之下，八派有一些人叛变。同届同学、8.29福清分部负责人之一的陈XX，向革联总叛变，还在“新福师”组织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煽动8.29同学“反水”。据说他的父亲陈XX，解放前是共产党的叛徒。我一时感慨莫名：叛徒也“子承父业”。

　　我的家乡福清县阳下公社，被称为“老区黑窝”。5月间，82师的干部战士进驻各生产大队之始，曾有许多农民逃往山里。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军民关系，而是对立派“革联总”掌权后，个别人目无法纪，抓人打人时有发生，甚至发生了海口公社5.29负责人林学汀被“枪杀祭旗”的恶性事件。在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我和8.29福清分部战友王功胜、陈国春、周继彬、陈玉英，也踏上“小长征”之路。我们一天步行70多里，翻越福清与长乐交界的石湖岭，经长乐县玉田转往闽侯县青圃，先是住在“二.七”烈士林祥谦的陵园管理处，后来转往解放前共产党游击队(领导人郑书程)的根据地-东台，住在坊口供销社仓库。供销社干部李贵铨(东台人，军转干部)、陈维灿等多人捐资，免费提供我们食宿一个多月。八十年代末，我曾计划到闽侯县东台拜访答谢李贵铨等人，可惜没有成行。

　　大约7月初，局势稍为稳定后，我们才回到福清。我回到老家北林大队，参加生产队劳动。不久后被大队“革命领导小组”请去帮忙做“红海洋”-用红色油漆在公共场所的墙上写美术体毛主席语录。没两天，我就因为观点不同，和驻队的82师干部当场辩论起来。幸好“革领组”组长颜国俊和家父是多年至交，没有发生任何后续事情。

1968年12月，福清师范争朝夕战斗队的主要骨干，如官春敏、陈国迁等;还有一些对两派争锋持理性态度者，如同班同学柯年妹，同届同学高绍炳、关金森等，均被刘诚忠分配(实为发配)到闽侯专区最偏远山区屏南县。我是家里独子，按政策应该照顾留在福清县，但刘诚忠决意要把我发配到屏南县。刚好我的远房堂兄、国营木器厂工人方进仕，参加驻校宣传队。他出面求情之后，刘诚忠总算给点面子，把我分配到稍近一点的古田县。


(七)锤炼与结局

　　和我一起插队到古田县卓洋公社文洋大队香炉岗村的，有同班同学方贵荣、林碧玉，同届同学林厚春、陈玉珠。我们曾经属于不同派别，在外地艰难环境中，很快消除派性，团结互助。香炉岗村位于一座名为仙山的西南坡半山腰，海拔约800米，全村人口不上一百人，离公社所在地25华里，仅有山间小路步行。生产队的一些梯田位于村子下方数百米的陡峭山澗边，自然条件显得严酷。有一段时间，我们参加生产队劳动，尽管村民们多方照顾，我们这些学生哥仍然累得精疲力竭。从大队部挑公粮到公社粮站，更要走30多里上下陡坡的山路，我一次挑不上50斤。

1969年春节后，福清支左部队换上72师(6789部队)，历史开始向公平一方倾斜。县革命委员会开始“补台”。在福清师范学校和8.29福清分部的要求下，县革委会分别向屏南县、古田县、罗源县知青办发函，借调我和官春敏、林能和、阮正枰四人，回母校及福清县参加运动扫尾。5月间，县革委会贾主任(军代表)到原音西礼堂看望8.29福清分部，我和官春敏分别就分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作了汇报请示。直到6月份，我们回到各自的外县插队点，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党的“九大”之后，古田县的大中专学生，全部离开生产第一线，参加驻生产大队宣传队(工作组)，宣传“九大”精神，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主要是矮秆良种)，办“政治夜校”扫盲。我先后在卓洋公社的几个生产大队当过宣传队，跟山区农民零距离接触，进一步锤炼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1969-1970年间，留在福清的原革派“新福师”骨干，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开始显露出各自的人品和德行。同班同学林XX，假冒“争朝夕战斗队”成员，骗取渔溪公社革委会主任林金柳信任，企图混入政府机关。同届女同学XXX，傍上一位年过五旬的县革委会副主任，传说她怀孕生子，令许多同学痛惜不已。

1970年中，我回福清探亲，8.29福清分部负责人叶青，陪我到县革委会找张凯珲主任(军代表)汇报情况，要求纠正当年福清师范学校毕业分配中的错误，张主任热情表示：欢迎你回福清工作。回到古田后，我曾给张主任写过一封信，对有革派骨干假冒我争朝夕队员、骗取信任一事，坦言气愤与不满，措词略有不逊。

1971年初，插队劳动锻炼的福建省中专学生，全部安排工作。福清县革委会分别发函屏南县、古田县，要求把官春敏和我调回福清县分配工作。官春敏的行政关系和档案离开屏南县，到达宁德地区(1970年屏南、古田两县划入宁德地区)接转时，被宁德地区革委会截留，分配到地区民事组工作。我在古田县就被留住，分配到县革委会宣教组工作。


(八)换位思考消除派性

　　古田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形成“夺权”与“反多权”两大派。夺权派以老区干部为主。军队支左任务由县武装部负责。福州军区下派团级参谋仇恒章(原籍安徽)，担任县革委会主任兼武装部长。各公社革委会主任也由原公社武装部长担任。

1971年2月，我刚分配到古田县革委会宣教组，就被抽调参加“反骄破满整风办公室”工作。宁德军分区政委葛志勤带领一班人，驻扎古田县，组织各级干部“反骄破满，整顿作风”。由于夺权与反夺权两派斗争激烈，令本来应该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活动，演变成整肃掌权不久的夺权派干部的暴风骤雨，大揪所谓的“座山雕”、“南霸天”和“八大金刚”。办公室负责人是原闽侯专员公署下放干部林木桂。我的具体工作是收集整理各公社及县直机关的檢举揭发材料。这项工作颠覆了我在福清的派系从属，也让我刚走上工作岗位，就嚐到两派恶斗的苦果。县革委会办公室行政组拒不安排机关干部宿舍给我，宣传组军代表出面交涉也没有结果。我到仅有两间之隔的县革委会办公室，找行政组长包昌鸿查问，却遭到办公室秘书陈家莪训斥：“你们整风办做什么好事!”我终于明白机关干部宿舍不能安排的原因。3月底，我趁机报名下乡支援春耕，避开此是非之地。5月初我回到县革委会机关，“整风办”工作已经结束。

　　县革委会政治组长陈其党，在整风中曾被反夺权派扣上“南霸天”大帽。他得知我的宿舍问题，立即出面，很快得到解决。原来，1968年12月我来古田县报到时，带来一封原福清县法院院长陈振标的亲笔信，登门交给原古田县法院院长陈其党，要求照顾我和林能和、陈国春等八派同学。但两年期间，我始终没有找过陈其党，因为我不敢相信他会当作一回事。此时他让县广播站长陈河水叫我到他家，他竟然记得那封信，让我十分感动。他略带歉意地对我说：遇到麻烦，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振标来信了，我却没能照顾你。我回答陈其党：“我会努力工作，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认可”。我从陈其党同志身上，看到了古田县老区干部重情重义与勇于担当的优秀品德。其实，我认识的古田县第一位老区干部是叶明根，1966年八、九月间，我在前福建省委书记程序(当时在辽宁省任职)的母亲-夏妈妈住宅见过他。叶明根当时任闽清县委书记、福清社教工作团长。福清县老区干部盛赞他：象周总理一样有能力有魅力。

“宿舍风波”给了我一个换位思考的机会，从前派性很强的我，得以外地干部、“对立派”干部身份，重新审视福清县及古田县的两派斗争。我开始同情并理解山西籍南下干部，他们肩负党的重任，从太行山下远赴福建，在外地工作的艰辛不易。南下干部和原地下党、游击队干部，夺权派和反多权派干部，出身经历不同，对个别问题看法不同，但都是共产党干部，绝不能以派系之见厚此薄彼。从此以后，我无论在哪里工作，都能公平公正，诚心尊重山西籍南下干部和外地干部，尊重省地县下放干部，尊重原对立派干部。曾经的对立派同学，也“相逢一笑泯恩仇”。

(九)到基层锻炼

　　我是1971年9月回到两年多以前插队的卓洋公社，当专职共青团干部，我刚满23岁。卓洋公社党委书记黄聿源找我商量此事后，我向宣传组军代表蔡永康(古田县人武部政工科长)汇报，蔡科长支持我到基层锻炼。终于，我拿着县革委会组织组的干部调动手续，远赴距离县城50多公里外的偏远山区卓洋公社工作。

　　我在卓洋公社的工作，除了公社团委副书记外，还实际兼任党委秘书。共青团工作，我抓点带面，很快打开局面。青年人容易发动，我根据山区居住分散的特点，在超过一半的生产大队，逐步建立起团总支。前洋大队团总支，成为先进典型，有一年还参加了福建省委工作会议。

　　黄聿源是一位退伍军人，当年不上40岁，文化程度不高，但工作热情，创劲十足。在大多数生产大队不同公路的情况下，我经常陪同他步行深入全社各大队和村落，全力推动山区农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不上三年，公社就建成了造纸厂、汽车配件厂、茶场等多家社办企业;自筹资金新建了办公大楼，搬离了解放以后一直使用的“乡公所”旧址;开工测量建设20公里长，到达闽侯县边境的卓洋-廖厝公路。辖下各生产大队也根据各自特点，在抓紧农业生产同时，兴建小水电站，开山种茶，发展队办企业。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粉碎四人帮后，黄聿源因为同一位小学女教师，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当时称“腐化”)被开除党籍，但他每次回到卓洋，都受到干部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敬重，人们并没有当他是“落魄之人”。

　　时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康通鑑同志(后任县委书记)，系山西籍南下干部。他分管农业，用双脚走遍了古田县很多没有公路交通的山区大队，据说他有时一天翻山越岭五、六十里。有一次，他在县农业局干部黄聿寿陪同下，穿越吉巷公社的崇山峻岭，到达千米海拔的卓洋公社京峰大队。康通鑑同志艰苦朴素，深入基层吃苦耐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令我和很多同事十分震惊。后来我慢慢明白了，这是山西籍南下干部带来的当年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值得我认真学习和仿效。几年后康通鑑同志调任福建省气象局长，我到福州还特意去探访这位偶像级的领导。

1971年底，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73年11月，公社党委书记黄聿源与公社党委组织委员黄光吕，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中共古田县委行文任命我为卓洋公社团委书记。

1974年初，古田县召开文革后的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我和杉洋公社团干魏鉴串、鹤塘公社团干林能和，奉命进城筹办团代会。我负责起草团代会的工作报告。文革前的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后任厦门市委书记)边圻同志，当时下放古田县，担任文革后古田县第一任团县委书记。1979年，我和大桥公社副主任黄衍煌，带着第二任团县委书记、时任大桥公社党委书记郑泗鸿同志(文革前城关镇党委书记，后任古田县副县长)的亲笔信，一起到厦门市委拜访边圻书记。


(十)除恶无惧伤己

1975年，我在“右倾翻案风”中，调回古田县委宣传部工作。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我退回卓洋公社重新担任团委书记。

　　当时公社干部都要下村包队，我到公社所在地卓洋大队任工作队长。工作队以大队团总支为骨干，各生产队办“政治夜校”，宣传党的政策和科学技术，顺便扫除文盲。社会风气积极向上，民心党心同心同德。不久后，我发现卓洋村有几个地霸流氓，从解放前就开始就横行村里为非作歹。其中有个恶棍流氓黄爱国，已经59岁，竟奸污了两个年仅12岁的幼女。疾恶如仇的我拍案而起：共产党的朗朗青天，岂能容许社会渣滓如此肆无忌惮。按照当时工作程序，驻队工作队先了解情况，报公社党委及公安特派员核实，再呈报县公安局。古田县公安局派军转干部陆长赐到卓洋承办此案，发现案件的情节十分恶劣：黄爱国奸污一名幼女时，叫另一名幼女在旁观看。不久，黄爱国因强奸幼女罪被逮捕。

　　粉碎四人帮后，卓洋公社新任党委书记是原来的副主任黄宗雁，卓洋本村人。因为黄爱国强奸幼女案件，我数度遭到卓洋村一些不明真相人的围攻，被我坚决顶住。但是，当过公安特派员的黄宗雁，出于狭隘的地域之见和宗族观念，毫无原则地纵容本村同派同族人员，跑到县城围攻威胁古田县公安局干部陆长赐。其目的是为黄爱国翻案，企图颠倒黑白，让我背上“陷害群众”、“制造冤狱”的罪名。陆长赐刚从部队转业不久，没有派系羁拌，一身正气，坚持原则。最后在宁德地区公安处支持下，黄爱国强奸幼女罪终于定案，两年后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很多年以后，当朱熔基总理发出惩治贪腐“准备100口棺材，其中一口留给自己”的豪言，我深深理解其中“除恶无惧伤己”的内涵。

1976年10月，我年满28岁。在欢呼粉碎四人帮的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翻开了人生的新一页。


　　编后语：文革十年，全国大局基本不乱。党中央有毛主席掌舵，地方党政机关瘫痪期间，由支左军队掌控。作为福建省基层的一名普通红卫兵，我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不过是历史的一丝痕迹。在文革十年中，我从一名稚嫩的红卫兵，成长为党的基层干部。当年的红卫兵们，包括在文革初期的不同派别，都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在各条战线上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当年福清师范学校约400名“老三届”同学，后来在福建省各级政府机关中，就有3名厅级干部、多名处级干部和近20名科级干部。在将近半个世纪后，曾经的红卫兵，都已经超过60岁，早已悟透人生，此时再鼓吹“道歉”，显然属于画蛇添足的“政治秀”。

　　撰写本回忆录的主要目的，是想趁我记忆力尚可之年，留下一点文革史料。很多同龄人对此避之唯恐不及，但我愿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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