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试析今日中国的毛派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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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今日中国的毛派光谱

                                              陈子明

（一）

    “拥毛”与“非毛”，是当代中国思想政治领域中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分界线。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拥护、崇拜、迷信毛泽东的中国人（简称“毛派”）是绝大多数,至少从公开言论看是这样。从1976年四五运动、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1979年民主墙和理论务虚会、1980年四千高干大讨论，非议、反对、否定毛泽东的中国人（简称“非毛派”）集结起来，结成联盟，逐渐在政治上压倒了毛派。1981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表面上仍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实际上已经阉割与修正了正宗的毛泽东思想。
    自1980年代以来，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始终存在着毛派与邓派的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邓派的理论表达。“中国梦”属于毛派还是邓派？目前妾身未明。毛泽东的正宗传人（江青、张春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小平及其传人主张“改革开放”，但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看，邓派也属于“广义的毛派”。

（二）

    当今中国的毛派，由两部分人所组成，一部分人对毛有感情，另一部分人认为毛仍然有价值。对毛有感情的又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人是对毛感恩戴德的。譬如一些土改积极分子，本来是赤贫，或者是农村中的小混混、二流子，土改后一步登天，成为基层掌权者。毛喜欢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所谓“小人物”扳倒“大人物”，如批红学权威俞平伯的两个“小人物”，文革初期蒯大富等造反派。这些“小人物”至今怀念毛。这类人现在大多过了古稀之年，有些已经是耄耋之年。
    一类人是囿于长期以来的党化教育，习惯成自然，通过所谓“移情作用”，把对祖国和中国文化的爱投射到毛身上。这类人大多属于没有经历过文革和1980年代的中青年。
    还有一类人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称人质综合症患者，即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譬如说知青下乡，分明是毛经济失败外加政治迫害的产物，有些过来人由于拥有这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经历，而赞美和讴歌之。这类人大多是六十岁上下的中老年人。
    认为毛仍然有价值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观点可能并不一致。譬如说国家主义者与阶级论者都推崇毛，但前者主张国家要代表民族利益和全民利益，后者主张政府要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很难达成共识。又譬如说赞同毛泽东工业化政策与业绩的“工业党”与赞同毛泽东“五七道路”的后现代主义者，都以毛派自居，但观点上却是“针尖对麦芒”。在价值上认同或者利用毛的人，实际上也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纯毛”，纯正的毛泽东晚年思想（或者说成熟思想、定型思想）的信奉者；一类是“半毛”，把毛的部分思想与别人的思想混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譬如说官方旗号的“毛泽东思想”；一类是“伪毛”，毛泽东本人不会认同，完全是由后人剪裁、拼凑的东西。
    笔者本科学化学，研究生学生物学，这两个学科都很重视分类。万物分类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我在十几年前以“王思睿”笔名发表过一篇《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曾受到包括一些著名左派在内的广泛好评，其中有些分类现已成为通用分类。本文则从意识形态划分的角度，试析今日中国的毛派光谱。毛派与左派是不能划等号的。“毛左”只是左派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毛派的一个分支，是左派与毛派的一个重叠区域，在本文中将两个字掉换一下，改称“左毛”。
    笔者将毛派划分为“前毛”、“后毛”、“中毛”、“左毛”、“右毛”五种毛派分支，派中又有派。这正是当下中国突破邓小平“不争论”樊篱，思想空前活跃，认识多元化的一种反映。

（三）

    所谓“前毛”，就是只承认和赞同毛泽东前期思想的毛派。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一种典型的“前毛”观点。这个决议只承认建政前七年（1949-1956）的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之后由于毛屡犯路线错误，导致“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就与毛泽东本人没有多大关系了，而是由陈云和邓小平所代表了。
    到了1988、1989年的时候，中共党内改革派理论家于光远撰文和出书，认为对毛的肯定，应当从1956年提前到1952年。在毛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承认“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共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个路线是可以与1980年代改革衔接起来的。从1953年开始毛所领导的“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路线，则是完全错误和失败的。这就是只承认“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而不承认“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毛”，实际上说“前刘（少奇）”更适合一些。
    最新潮的“前毛”，就是像童之伟这样的“社宪派”。他们大量地引用毛泽东关于“宪政”的言论，来为宪政观念的合法性辩护。这一种“前毛”就不能肯定到1952年了，只能再提前到1946年。在1946年之前的几年里，毛泽东关于宪政的讲话比比皆是，太多了，但是以后他就不说了。1948年毛给斯大林写信说，我们准备单独成立政府了，别的资产阶级政党我们不要了，斯大林说不行，还得要。于是，毛泽东奉命成立新政协，吸纳了一些其他党派的领导人到政府中来当花瓶，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只字不提“宪政”，与旧政协的精神已经南辕北辙了。毛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讲中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他把宪政解释为几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完全不了解宪政的真谛。但他在1945年《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中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貌似接受了宪政的基本原则，曾经欺骗相当多的国人。

（四）

    不论是截止到1956年、1952年还是1946年，以上所说都属于“前毛”。再来说一下“后毛”。所谓“后毛”，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才可能出现的毛派，或者说，是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毛派。
    我有一个朋友，从1980年代起就经常与我讨论：毛泽东的许多政治理论，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但是毛泽东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还有价值？可否把毛主义改造为一种毛宗教？他提出两个理由来支持他的观点：第一个，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16岁、17岁的时候，都曾经很虔诚地信仰毛。既然过去你能信仰毛，为什么现在的青年就不能信仰毛了呢？第二，你到农村去看看，毛在农民中还有许多信奉者，有的农村建了毛庙，像供奉财神爷一样供奉着毛。中国文化从来就是缺乏一种宗教情怀，既然现在还有信仰毛泽东的人，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资源改造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宗教？这是一种给毛泽东披上袈裟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黄毛”。把毛主义改造成毛教，毛泽东本人能同意吗？毛从小就是砸菩萨的人，他能承认这个“毛菩萨”吗？他要是见到毛庙，肯定自己就把它给砸了，所以说只有在毛身后才能有“黄毛”。
    还有一种“后毛”，可以称之为“绿毛”。毛泽东在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五七指示”，描绘了一个全民亦工、亦农、亦学、亦兵的所谓“五七道路”，让一千几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在全国办了几万个“五七干校”，与农民争地争食。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城市化举步维艰，从1958年到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没有提高，与此同时，全世界的城市化率提高了许多，只有中国停滞不前。这对于现代化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惨痛的教训，但是对于主张“深绿”的环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具有毛泽东特色的“伟大社会实践”。对于他们来说，毛是一个远远超越马恩列斯的伟大导师，完全有资格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者。

（五）

    所谓“中毛”，就是特别强调毛泽东在中国工业化、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具有无人可以替代的功绩的毛派。他们主张以历史主义的视角来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把毛泽东个人、毛泽东现象、毛泽东道路的出现，视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无所谓左右，也无所谓对错，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命中注定只能如此。也可以把这种毛派称为“灰毛”，这里取装扮成浮士德的魔鬼所说“理论是灰色的”之意。确实，这种历史主义理论确实是“灰蒙蒙”、“冷冰冰”的，不食人间烟火，不在乎凡人的喜怒悲哀、利害得失。
    “中毛”现在喜欢自称为“工业党”，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中国工业化的呵护者，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则是中国工业化的破坏者。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苏联模式工业化道路的捍卫者。毛泽东在工业化方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独创见解，他完全是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大林的一名小学生。
    1920代中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托洛茨基一道主张用牺牲农民的方法来积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以加速工业化的实现。为了论证他们的错误主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编造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把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主要来源于或同时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实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办法是社会主义国家运用预算、信贷以及货币价格等手段，重新分配国民收入，急剧改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把资金从农业方面抽调到工业方面，以保证工业的高速发展。”毛泽东在中国搞“统购统销”、“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完全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套路数。这套路数严重伤害了苏联和中国的农业（苏联的粮食产量从来没有超过沙俄时期，中国农业合作化以后的人均粮食产量也没有超过农业合作化以前），归根结底还是拖累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工业化。
    1920年代末，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的“平衡论”，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斯大林赶超战略的拥护者。“一五时期”是这样；“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后，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提出“农轻重”的经济发展顺序，毛泽东则用“军工第一”、“三线建设”取而代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再次贯彻“农轻重”的经济发展方针，才使中国经济发展走上坦途。
    非毛派否定毛泽东，不仅是因为他践踏人权、压制自由、实行独裁专制，也是因为他严重干扰和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中毛”支持毛氏工业化道路的理据是不能成立的。

（六）

    所谓“左毛”，就是毛泽东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拥护者，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拥护者。文革的标志是“红海洋”，因此可以把这种毛派称为“红毛”。
    笔者在《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曾写道：“70年代，毛主义的官方阐释者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教义继承人是王洪文；但纯正的毛主义者是在民间而不在庙堂之上。许多最真诚、最富创造性的毛主义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镇压甚至被枪毙。”“毛主义者”即“左毛”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或称党内资产阶级），他们与工农大众处于阶级对立的状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需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方法是‘文革’式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认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是比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追求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制、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平等社会。”毛泽东本人在“文革”中始终具有双重人格——既是“左毛”的首倡者，又是“军事官僚集团”的总代表，受后者的压力，他不得不亲自扼杀一批又一批的“左毛”——王（力）关（锋）戚（本禹）、“五大学生领袖”、杨曦光等，放弃他自己曾经鼓吹过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乌托邦。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邓小平先后开展了“揭批查”运动和清理“三种人”“整党”运动，对“左毛”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清除。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左毛”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但是，由于权贵资本主义日益猖獗，两极分化不断扩大，“左毛”开始重出江湖，并受到追捧。上海造反派头头朱永嘉、北京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纷纷撰文著书。邓力群、马宾等人在1980年代都是“前毛”，进入新世纪后则公然以“左毛”领袖的面目出现。
    迄今为止表述得最清晰、最系统的“左毛”理论家，可以说就是张宏良了。他在2011年底提出了“毛派共产党人”的“总口号”：“反腐锄奸，整党救国，共同富裕，大众民主”。但是在“左毛”营垒中，有许多人认为他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是宋江式的投降派，不认同他的政治纲领。为什么说他是投降派呢？因为他不能彻底地按照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最主要的敌人，他过多地把矛头指向民间资本家，指向专业人士，指向律师，指向知识分子。批张宏良的人说你这个不是真“左毛”，真“左毛”应该是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派”，坚持走“继续革命”的道路；你把火力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同时又和现实生活中的掌权者勾搭，想要被纳入体制，你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是冒牌货。

（七）

    最后说一下“右毛”。“右毛”就是鼓吹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毛派。他们与希特勒、东条英机一样，迷信暴力、权力、武力，力图成为现行世界秩序的颠覆者，因而，不妨以纳粹主义的黑色称之为“黑毛”。
    在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一方面在国内开展“文革”运动，一方面对外“输出革命”，鼓吹以“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的“人民战争”，制造全球“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彻底打倒全世界“帝修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后来，由于当时中国的实力与美国和苏联相差太远，在苏联的核威胁下，毛泽东不得不收敛了“世界革命”的野心，改为实行“傍大款”、“当小三”的与美国“一条线”战略。现在的“黑毛”，自恃中国经济实力上升，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越美国，就重新拾起了毛的“世界革命”战略。
    说老实话，如果希特勒、东条英机之流仅仅把法西斯主义实施于国内，受害者的范围还是比较小的，主要是“犹太人”、“财阀”之类，但当他们进而挑战国际秩序，就不仅对世界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给本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日本还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受到核打击的国家。
    进入核时代以后，核武器本身就成为遏制战争的力量。但是毛泽东始终不信这个“邪”，一直鼓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鼓吹“早打、大打、打核战争”。1957年，毛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大会上放言：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此后，全世界正宗的马列主义信徒，都远远躲开了毛泽东，不愿再与这样的“战争狂人”为伍。今天的“黑毛”，则全面继承了毛的战争基因。朱成虎说：“我们已经做好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做好牺牲数以百计的城市的准备。”去年“9∙18”全国80个城市的“黑毛”举行游行，最醒目的大标语是：“宁可华夏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

（八）

    笔者没有给“前毛”指定一种特征颜色，因为他们的观点是极其驳杂的，从四项基本原则的拥护者到宪政民主的拥护者，无所不包。同时，在“前毛”阵营中，毛始终是一个配角，一种配色。譬如说，对于截止到1956年的“前毛”来说，毛泽东是邓小平和陈云的配角；对于截止到1952年的“前毛”来说，毛泽东是刘少奇和张闻天的配角；对于截止到1946年的“前毛”来说，毛泽东是林肯和罗斯福的配角。而且，“前毛”很难说得上是“真毛”，毛泽东本人已经自我否定、自我淘汰的东西，还能说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吗？
    在本文所说的“五色毛”中，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来说，“黑毛”是最危险的，“红毛”其次，“灰毛”、“绿毛”、“黄毛”则危害不大。“黑毛”的核心观点是“总体战争论”，“红毛”的核心观点是“阶级专政论”。“黑毛”与“红毛”才是中国宪政派的主要对手。
    2010年，我在不点名批判薄熙来的文章《警惕“经典法西斯”》中指出：现在，当政治野心家试图与一部分群众相结合，通过打民意牌争夺最高权势，“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浮出水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法西斯运动正在从“次法西斯”提升至“经典法西斯”。“经典法西斯”上台前，通常会表现出“左”的一面，例如纳粹党宣布的《二十五点纲领》就包含许多偏左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然而，希特勒上台以后，马上就抛弃了期待“经济革命”的纳粹党“老战士”，表现出其“右翼专制”的本质。薄熙来如果上台，肯定不会如“左毛”期待的那样去搞“第二次文革”，而是实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那一套。所以说“黑毛”比“红毛”更具有现实可能性与危害性。
    笔者曾经说过，“红与黑”的同盟是“非神圣同盟”，也就是说，同盟破裂是命中注定的，不过是或早或迟而已。因为从本质上说，前者是世界主义者、阶级至上主义者；而后者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文化中心主义者，牛头不对马嘴，硬栓在一起终究是不可能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重视社会稳定、朝野同心、举国一致、团结对外、争取生存空间，反对阶级斗争、社会冲突、底层革命、犯上作乱、在自家锅里抢食。他们的理想是“建立在国民全体的意愿之上的全体政治”，是“强国家”，即使反对豪门也是出于贫富两极分化会削弱国家凝聚力的担心，他们绝对不会同意自下而上地搞什么“经济文革”和“大民主”。“红毛”对“红二代”的期望，是注定要破产的。

（九）

    分析毛派，是为了分化毛派。正如左派从整体上说不是宪政民主派的敌人，毛派从整体上说也不是宪政民主派的敌人。只要支持宪政民主，喜欢不喜欢毛，纯属个人爱好；对于毛应当“几几开”，历史学家们可以永远争论下去。
    不论是“前毛”、“后毛”、“中毛”、“左毛”、“右毛”，还是“黄毛”、“绿毛”、“灰毛”、“红毛”、“黑毛”，都还不是一个固化的人群、派别、政党。严格地说，它们都是一些思想因子。一个人可以同时具有几种毛派思想因子。非毛、反毛派阵营有些人的头脑中，同样可能潜伏着毛派思想因子。因此，人们需要有反思精神并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
2013.8.20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