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琦谈《邓小平时代》出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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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琦：《邓小平时代》出版意义非常

2013年02月01日 10:44 亚洲周刊 作者：江迅

【提要】甘琦说：“这部书终于拥有了包括港版、台版和大陆版在内的全部中文版本。而它在大陆面世的意义尤其不同寻常，因为说到底，这里才是这部书中故事发生的历史现场。”董秀玉说：“我们既然希望中国的明天更好，我们应该做的，首先是使中国的今天比昨天更好。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

都说美女干不成大事，甘琦却令香港出版人惊艳。这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是当年北京大学知名才女，攻读历史系，后参与创办响当当的万圣书园。她能推出《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熟悉她的北京出版界不会感到惊异。中大出版《邓小平时代》的香港繁体、简体中文版及电子版，并代理这部书的全球中文版权。用甘琦的话说，“这部书终于拥有了包括港版、台版和大陆版在内的全部中文版本。而它在大陆面世的意义尤其不同寻常，因为说到底，这里才是这部书中故事发生的历史现场。”

甘琦说：“傅高义出大陆版是有底线的，他要看到最后版本，删节部分如果不符合他的底线的话，他有权随时撤回稿子，放弃出版。这是出版双方之前的约定，他的底线是强硬的。”一次，甘琦带着傅高义快递到香港的对当局审读修改过的书稿的“再修改”版本去北京，与三联书店商讨。之前，出版方按约定请傅高义过目时，告知这是最大限度，不能再改了。但傅高义给甘琦的书稿上，这里那里写着leave in，即留下。甘琦怎么留下呢？她当然是代表他跟三联编辑讨价还价。编辑说这留不下啊！甘琦说“留不下？十个你总得留下五个”。傅高义始终争取最多“保留”，让出版社不时为难。

一月二十日，甘琦接受采访时说：“傅高义说他写邓小平和邓时代的中国，首先是写给美国人的，他的初衷是希望美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理解当代中国的变革。可是当我们一开始接触英文初稿的时候，就感到这部书也是写给中国人的，因为每翻看一章邓小平以及邓时代关键人物波澜起伏的经历，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同时期个人历史中的种种变迁，并获得重新玩味这一切的灵感。”

甘琦认为，这种阅读体验说明，写这部书的这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历史经验有感同身受的体会，对中国过往三、四十年的时代气氛有准确把握。做到这一点不容易，背后不仅要有学术功力，还得有内在诚意。有人说，西方人写中国，往往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俯视的，一种是平视的。傅高义写中国，是平视的。平视就是诚意，观点反而次之。

她说：“记得有一次，我跟傅高义说：目前中国人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有分歧的，所以中文版出来，您要准备好接受批评。傅高义坦然说：我不怕别人批评我的观点，我只在意别人是不是认为我所写的是事实。内地三联版《邓小平时代》面世，等于是作者把它交给大陆读者检验。”

与傅高义合作，他最重视的就是翻译质量，因此，香港中大出版社请到翻译家冯克利出马。傅高义事先说明，这部书稿译成中文后，他会把中文译稿分寄给国内十余位专家、学者阅读。所谓阅读，就是请同行提意见。然后，他再参考这些中文意见修订英文原稿，交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同时由译者将英文修订版再度翻译成最后的中译本。他严谨谦逊的治学态度深得出版社和译者认同、赞赏，后来也成为出版社最大挑战。

甘琦说：“因为作者的修订之严格精细，给译者带来的，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使命。而本书又是这样一部巨著，要在预定的时间内出版，任何个人都难以从容完成。因此，中文大学出版社以双语为特色的编辑部参与了译校工作。确认大陆版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又邀请两位三联资深编辑南下香港，共同完成这部书的后期译校和编辑工作。无论译者、中大出版社、还是三联书店，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做出一个能达到当代学术翻译最好水平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译本。这就是这个译本的来历。用三联总编辑李昕先生的话说，这是一次中国内地与香港『完美的两地合作』。”

大陆版最初由三十多家出版社参与竞争版权，竞争激烈。香港中大出版社按国际出版业惯例，以内容分析和营销策划案为依据，选定五家进入终选的出版社，由傅高义在香港与他们见面定夺，最后剩下两家，北京三联书店和上海一家实力雄厚的出版社，三联书店以成熟深入的内容分析和大手笔的营销策划进入终选，总编辑李昕又亲率资深编辑叶彤飞往香港，与傅高义交流。整个过程，确实展示了三联书店领导层的魄力和编辑团队的实力，以及三联品牌的魅力。

熊景明与董秀玉的功劳

甘琦说，凡事都有因缘，为这本书的港台版和大陆版带来最初因缘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和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总经理董秀玉。当作者和中大出版社最初为大陆出版策略感到困惑时，在董秀玉推动下，才积极而稳步探索在大陆出版的可能性。董秀玉说：“我们既然希望中国的明天更好，我们应该做的，首先是使中国的今天比昨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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