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关于文风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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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关于文风的论述

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者按：本刊已连续3期分4篇独家选载了即将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的相关内容，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中及重要历史关头的主要活动和决策。从本期开始，本刊再按专题选载年谱相关内容，集中反映毛泽东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和论述，以飨读者。
本期选载的是年谱中关于文风问题的专题论述，时间跨度是1951年至1965年，主要内容包括：写文章要结合形势，解决问题；文章要标题醒目，突出重点；要条理清楚、思想明确；文章不能装腔作势扣帽子，要有辩证的分析才有说服力；文章文字要简明扼要，去掉空话；领导干部要自己写东西，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写文章要通俗亲切，尽量用群众语言，反对标语口号等等。

1951年 五十八岁

6月6日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时加写一段话：“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

1955年 六十二岁

6月8日在给陆定一、周扬、邓拓的信中说：“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7月26日同柯庆施、舒同等人谈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说：要准备材料，要有思想性。材料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单是供应材料不行，要加工，要消化。要有材料为证，达到说服的目的。
9月5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中说：“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
10月14日在部分省市委书记出席的会议上讲话时说：要写文章，先出好题目，要有思想性艺术性，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客观事物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全面地认识它，写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
12月 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所写的按语中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

1956年 六十三岁

3月2日在听取地方工业部汇报时讲话中说：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
9月13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中说：发言要精，要生动，要多种多样，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颂扬，登到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
11月8日在同准备参加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时讲话中说：写大文章不是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

1957年 六十四岁

3月6日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讲话中说：扣帽子会把人家吓倒，不必每篇文章一出就马上驳倒。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企图压服是压不服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要几十年。批评人家一定要研究，想打几棍子不是办法，不能解决问题。
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文艺批评问题，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感觉恰当的批评不多。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
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时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鲁迅的文章就是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
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中说：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4月10日在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等开会时讲话中说：《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6月13日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极为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道。”“请在人民日报召集一个会议，有较多人参加。事先要他们读这第二版，全部读一遍，然后开会。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有些八股味，例如不感觉‘怎样对待批评’（这是《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稿的原题目，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编者注）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不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12月25日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除四害通知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三遍、五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二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一千字至二千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办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

1958年 六十五岁

1月14日在南宁会议上讲话中说：材料应与观点统一，文件要有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1月15日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中说：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
1月19日阅《文艺报》编委会一月十六日的报告，批示说：“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1月21日在南宁会议上讲话中说：文章的主要要求是概念明确，判断恰当，前后一贯，合乎逻辑，再就是文字生动，讲究一下词藻。
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讲话中说：文学也要学习一点。不搞一点文学，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提出各省都办（指办理论性刊物——编者注），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水平，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情况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刊物搞起来，就逼得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
3月25日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中说：写剧本有这么一个原则，要为观众留余地，就是要使人家有点想头，如果一切动作、一切语言都在台上做完了、讲完了，并不见得好。
4月4日在武汉会议上讲话中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
4月25日阅水利电力部报送的《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批示：“如有好文章，可写上万把字。要条理清楚，政治统帅，思想明确，文字生动。”
4月27日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6月12日在六月十一日《光明日报》上批示：“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要用这两位青年的方法，就是为解决问题而去跑图书馆。列宁为了批判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党内兴起的有神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而去系统地研究哲学史，写出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费了巨大的精力。”

8月27日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中说：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要经常找有关同志吹一吹，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加以发挥。
9月2日就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交的《对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情况的说明要点》，写给邓小平、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的信中说：“这个文件看了两遍，觉得不大满意，不能动员群众。……‘说明要点’最差，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其原因，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辞学。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所谓不大懂辩证逻辑，就工业来说，就是不大懂工业中的对立统一，内部联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分别，因此构思写文，不可能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
10月26日在同吴冷西、田家英谈到如何写文章时说：一、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二、文章要形象化。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三、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语、谓语、宾语。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
11月28日在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批注：“这里逻辑不清，相当混乱，故作如此修改。所谓逻辑，有一个必须遵守的通用原则，就是‘全量大于部分’，或者说，‘大比小为大，小比大为小’。说话，作文，必须注意及之。”

1959年 六十六岁

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话中说：（文件）要用口语写出来，每一个问题都要交代清楚，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这里有一个实质的原因，就是对于那个事物自己并不甚了解，自己并没有作到认真的分析，没有落实，没有注意读者的心理。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文章是口语。
5月30日在对赵尔陆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几个问题的意见写的批语中说：“此件好，有相当的说服力，是一个工业界有了改进的文件，可以一读。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
12月15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12月24—26日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表明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

1960年 六十七岁

2月5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
2月9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
4月10日就修改《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致信胡乔木说：“第五部分需要修改。太长，宜缩一半，至少三分之一。问题太多，很不集中。废话太多，不现实，不如前几部分谨严。台湾部分写得很不好。结尾无力。”

1962年 六十九岁

8月11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中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12月24日在关于修改《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给胡乔木的信中说：“文章的中幅及后幅有许多空泛的话，应当大力概括，请考虑是否缩减1000—2000字。逻辑方面，扣得还不太紧，还抓不住人，请你注意，在严密的逻辑方面，认真调理一下。你所提出‘教训’问题，我认为不甚恰当，只要是严格说理又合乎事实，即实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来的。有些话此时不说，将难找机会。但‘形式主义的所谓协会’，‘所谓’二字可以去掉。全文以14000字左右为好。”

1963年 七十岁

11月24日在会见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外事兼组织书记、葡属殖民地民族主义政党会议秘书长桑托斯时说：有些诗不能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想。

1964年 七十一岁

1月8日在同吴冷西谈话中说：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
3月28日在听取中共山西省委、河北省委负责人及河北一些地委负责人汇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情况时讲话中说：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
5月28日对美国《锤与钢新闻通讯》发表的一篇文章写批语：“这是一篇好文章，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了一个大问题。”
10月13日对外交部为毛泽东起草的复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一信写批语：“打官腔，不能用。本·贝拉又有第二次来信。请外交部同志重新起草回信稿，送我修改后再发去。”十八日，在本·贝拉致毛泽东信的中译文上写批语：“本·贝拉总统来了两封信，应一起写一回信，要用亲切的生动的语言写，不要用曾经起草的那种风格写（已退回外交部，请重写）。”
12月12日对国家计委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的报告写批语：“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12月19日在高扬文关于蹲点报告上写批注：“这个报告写得清简节约，又具体生动，又概括，是一个好报告。有些报告写得太长，结果无人看，或者看一半就丢下了。”

1965年 七十二岁

12月21日在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中说：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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