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州文革往事[45-48]

tuffy05

文革往事（四十五）


黄州的知识分子的孩子，去打工的是少数，去外地的也不多。他们子承父业，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看书玩音乐的不少。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黄州各个学校里的图书馆在文革时只有黄师的是完整的保存下来，没有被抢。其余的，如黄高、黄州中学、农校等学校的图书馆，还有其他机关单位的图书馆都被抢过，其实抢图书馆的都是爱书的人，因为文革时说那些馆藏的书籍都是封资修的读物，是大毒草，不让人看了，学生们就自己去抢，谁抢到的，就归谁所有。一时间，图书馆里的小说、故事、科学以及数理化的教科书都被学生们拿光了，最抢手的是文革前的爱情三部曲《家》、《春》、《秋》之类的爱情小说，特别可惜的是黄高，从民国初年就收藏的各种图书、杂志、报纸全没了，变成了私人财产，那时，黄高的学生几乎每个人都有学校图书馆的书，大家偷着看，或者传着看，在那文化荒漠的年代，这是多么珍贵的知识宝藏，许多人从中受益终生。黄师的学生毕竟是中专生了，不像中学生那样冲动无知，所以黄师的图书馆没有遭到抢夺。这是黄州文化之所幸，文革后，到黄师转成师专时，我父亲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图书馆的藏书在湖北算是很丰富的。黄冈师专的筒子们要珍惜哟。

另外一种东西也是青年人热衷想要拥有的，就是各个单位的乐器。黄州文革前每年都要举行《黄州之春》演唱会，各单位排练节目去比赛，所以各个单位包括学校都有自己的业余文艺演出队伍，有自己的乐队。文革开始后，以前的文艺演出停止了，代之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但是，67年下半年到68年中，派性斗争激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也不多，加上黄州发生武斗，有些单位被抄，财物被哄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乐器。其他财物像办公桌啊，家具啊都没人敢要，乐器不同，拿回家就能用，很多人都弄到了单位的乐器自己玩，有会玩的，也有拿回去学的。

我的音乐启蒙老师是我父亲，他年轻时喜爱音乐，会拉二胡，小提琴，手风琴等乐器，曾考入中南军政文工团（后改名为武汉歌舞剧院），因奶奶反对而没去成，当了一个教书匠。67年的一天，他突然问我，想不想学二胡，可能是看我们几个弟兄整天不上学，不学点东西也不行，我当然说，想学啊，他就上街去买了一把二胡，记得是2元钱。一个较差的入门式二胡。回来后，就教我最基本的拉二胡的动作，右手拉弓，左手按弦，什么15弦，52弦，等等，第一支曲子就是学拉《东方红》，呵呵，这个不是政治，是《东方红》的乐谱最简单，容易学。我从《东方红》开始启蒙，天天在家里吱吱地乱拉，慢慢的也学点样子出来了。弟弟和隔壁的“眼镜”，“胡闹”，“幺儿”等人都开始学乐器了，学二胡，学笛子，学口琴，经常我们在一起练习。我不满足于那个破二胡，又翻出父亲的宝贝小提琴，那是父亲刚解放时买的，到67年时有十几年的历史了，父亲也有好多年没有拉了，这时也成了我们的好伙伴。隔壁的“眼镜”的父亲是地区医院的医生，他也有一把小提琴，比我们家里的新，“眼镜”就学小提琴，不学二胡了。不知是从我们这里传出去，还是其他原因，那年，黄州兴起了一阵学乐器的风潮，好像很多人都在玩乐器。我们把医院里乐队的乐器请回了家，我弄了个手风琴，天天拉手风琴，自己想象着苏联电影里的场面，站在顿河畔的小伙子，拉着手风琴，周围一群姑娘在随着琴声起舞。呵呵，我们那时没有这样浪漫的场面，一个我还小，另一个姑娘们不知到哪里去玩去了。
文革时学音乐，不像现在的孩子是家长逼着学，还要花钱请老师，孩子自己一点学习的动力都没有。我们那时是自己想学，没有老师，父亲就是老师，懂的一点的都是老师。所以伟人说过，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主要因素，外因只是条件，没有自学的动力，外因再怎么强大，都起不了作用。我们克服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乐谱。我家里有父亲传下来的西方小提琴师赫曼的小提琴练习曲，这是当是唯一的乐谱，成了我们的宝贝。我没有拉多少小提琴，“眼睛”拉的多，他就把我的谱子拿去学，后来也就成了他的东西了，再也没有还给我。直到现在，我回家，我父亲还提起此事，说我是个败家子，我笑着说，又不是跑到外国去了，都是培养了中国人，“眼睛”后来下放时，考取了湖北艺术学校（湖艺），毕业后到黄石歌舞剧团工作。我说他的成长也有您老人家的一分功劳，我父亲也只是说说而已，陈年往事嘛。

我们学乐器仅仅靠几本赫曼的曲子也满足不了需求。“胡闹”想了好办法，他是卫生局某干部的孩子，后来到武汉工作了。他弄个收音机，到半夜就收听外国电台或香港、台湾的电台，那里面有中国名曲和外国名曲，比如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一面听，还一面记谱，一支曲子，要听好多遍，才能记全。记下来了，就是大家的练习曲。还有些是文革时的样板戏，如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都是很好的小提琴练习曲，二胡曲有《赛马》，笛子独奏有《扬鞭催马运粮忙》等。这些都是我们那时练过的。

到了69年，黄州的中学再次开学，各学校掀起演出样板戏的高潮时，我的这几个伙伴都成了演出队的顶梁柱。我没有上过中学，所以当时没有加入到这个队伍里，很是羡慕。像黄高当时演的就是样板戏里的最高水平，在黄州也是最高水平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其他学校如黄师、黄州中学等就只能演京剧，演京剧的基本功要求低点。演京剧只要求有小乐队，演芭蕾舞要有管弦乐队才行。黄高有个女老师，能唱女高音，声音真的很美，白毛女的伴唱就是她唱的。“眼睛”就在乐队里拉小提琴。演“喜儿”的，“大春”的同学还有其他的演员都在70年大招兵中给部队招走了，他们只上了一年的中学，由于会文艺，是各部队争着要的香饽饽，“眼睛”，“胡闹”等由于家庭出身不好，都没有能参军，一个个气的要死。这都是“唯成分论”搞的鬼。那次参军，因为是林副统帅的家乡，几乎成分好的中学生都走了，偌大个黄高，就剩下几个班的同学了，而且都是家里成分不好或父母亲还没有解放的干部子弟，这些都给那些少年的心灵里留下淡淡的阴影。那年去当兵的，等林彪事件爆发后，又都转业回黄州了，因为林副统帅家乡这个名词不香了，反而还有嫌疑，真正在部队提干当官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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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往事（四十六）
  
我是黄师的子弟，在黄冈师范的院子里住过好几年，对学校有很深的感情。黄师现在是黄冈师院了，是鄂东第一的学府，学子也可以说遍天下了，你们可曾知道五十年前的黄师是什么样子的，可否愿意听我慢慢道来。

我是63年的夏天来到黄师的，我父亲之前在广济师范工作。说起我父亲参加工作的事，他经常跟我们讲起其中的笑话。53年，他在武汉的师院毕业，分配到黄冈专区，一起分来的还有另一个同学，两个人从武汉乘船而下，他们不知黄冈的首府在黄州，以为在团风（那时团风是黄冈县城所在地，54年发大水被淹后，迁至黄州），就在团风上岸了。到了教育局报到，人家一看介绍信是到专区的，就告诉他说，你们走错了地方，不过，我们这里也很缺教师。你们既然来了，就留在这里吧。那时，刚解放，各处都缺教师。我父亲不同意，说错了，我们就走，县里的人不让走，那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介绍信不给他们两个，没有介绍信，就寸步难行了。我父亲就要求和专区打电话，看专区的意见如何。黄冈县教育局的领导就向专区打电话，说有两个武汉的学生是不是分到专区了，专区教育局说是，怎么了，县里的人说，这两个人我们都要了。专区的人听了，不高兴，说这是省里分给我们的，全专区十几个县，怎么可能都给你黄冈县呢？黄冈县里的人哈哈大笑，说，人已经在我这儿了。专区的人弄不清真相了，忙说要他们两个听电话。我父亲接过电话，讲清原由，专区的人才知道是走错地方了，地县两级磨了半天的嘴皮，最后同意留一个给黄冈县，我父亲到专区去。留下的那个同学就一直在团风二中工作，直到八十年代，我父亲告诉我这件事，我专程去拜访过这个老师，说起往事，不胜唏嘘，可见一个人的命运有时是阴错阳差中注定的。

我父亲到了黄州，分到了广济县工作。可能有个原因就是我母亲那时在阳新工作，有点照顾的性质。广济师范也是分分合合的一个学校，主要是58年大跃进一哄而上，59年后困难时期又纷纷下马。就像黄冈在58年还成立一个黄冈大学，后来又撤销了，至今也恢复不了。63年，地区把广师和黄师合并了，父亲就要到黄州工作。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最小的弟弟62年刚出世，老三也还小，我父母亲决定一个人带两个，我父亲带我和二弟到黄州，老三老四和母亲留在广济。

那时的黄师就在东门六甲街的土坡上，对门是黄州中学，可是这个对门只是相对，其中还隔着有几百米的距离，中间是七一大队的一个小队。从城里到学校，必经东门桥。过了桥，有两条路到学校，一条是过六甲，从黄州中学门前拐弯，这里有一条大路通往学校，这条路保存至今，那时就是这个模样。路的西边是生产队，路的东边以前也是生产队，65年开始，军分区在这里建干休所，文革时是支左部队的团部。干休所越扩越大，逐渐的生产队就没了。另一条小路就是从东门桥过去从生产队的村里穿过去，从一个山坡上蜿蜒走进学校。两条路在学校门口相会。大路是汽车走的。一般人们进出学校都是走小路，要近很多。不过，村里的狗多，怕狗的人不敢走这边。小路旁边是水田，种的水稻。田埂上到了冬天也可以走人，我有时上学到对面山下的附小，就从田埂上过去。春天，田野里油菜花开，是我们玩耍的好地方。

学校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门，我记忆中，就没有修过院墙和大门，现在的都是后来之作。到了门前，东边是一个生产队的水塘，很大，位置应该是现在学校门前的那栋教师宿舍，农民经常在里面洗衣服，挑水吃，里面养有鱼，到了过年时，就把水抽干，打鱼过年。西边没有现在的那栋楼房，在山坡下有一个厕所，厕所外就是农田。进学校第一个建筑物是一个两层楼的办公楼，以前学校的行政办公都在里面，这是一个仿西式建筑，砖是青的，楼板是木的，顶是红瓦。楼是东西向，两头开门，楼的正面中间开大门，有门厅，修有一个小花园，种有葡萄等花草植物，绿草茵茵，花香扑鼻，夏天是个纳凉的好地方。

我们63年夏天到学校，就住在这个办公楼的一楼靠西边的第二间，第一间是一位蒋老师住的。那时，父亲办公住宿都在一起的。到了9月，弟弟送进了地区幼儿园，那里是住读，我进了附小，每天放学都回到这栋楼里来，记忆尤深。我们家在这栋楼里住过好几间房，68年住过靠东边的一间，都是住一楼，二楼从来都是办公的地方，没有住过人。

沿着学校的主干道，在办公楼的后面，就是一个大操场，操场按现在的眼光也不大，东边是篮球场，西边是田径的跳远，跳高的沙坑，有吊环，双杠，单杠等器材，主干道是南北向，走到靠操场之间的道路上，路分出一条来，往西到学生老师的食堂，再沿着主干道北行，路旁就是学生上课的教室，路两边各有一栋，也是两层楼，教室不多，每层都是单排，算起来也就五六间吧，两栋楼也就二十几间。教室的后面是学生的宿舍，也是对称分布，路两旁各有一栋。西边的这一栋，那时没有用作宿舍，楼下是实验室，楼上是图书馆，七八十年代，新图书馆建成，这里才作为学生宿舍。沿着主干道继续北行，就是学校的大礼堂。一个我看来最古老的建筑物了，台上都是木地板，有时演出还怕木板垮下去伤人。礼堂里常年放有练习体操的地毯，木马，还有乒乓球桌，文革时，我经常跑到这里来练习打乒乓球。礼堂两边也是操场，学生上体育课都在这里。礼堂的后面就是七一大队的土地。学校的主干道两旁，种有很多高大的梧桐树，到了春夏之交，梧桐树的花随着微风轻飘，满校园都是它的踪影，到了秋天，又满地都是它的落叶，梧桐树上挂有高音喇叭，这是每个单位都有的东西，傍晚，喇叭里放着音乐，师生们在林荫道上三三两两的散步，有的手中还拿着书，口中朗朗念诵，操场上喜爱锻炼的在打篮球，玩单杠，好一派校园之风光。

文革时，大喇叭成了宣传的工具，黄师的造反派就在办公楼二楼里占据几间房作为据点，整天有广播员进行派性的宣传，对门的黄州中学是另一派的，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在68年的早春，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武斗。那天，战校（黄州中学）的造反派听了黄师的广播，生气了，组织一帮人跑过来抢喇叭，他们把树上的喇叭摘了下来，黄师的学生发现了，两边就为喇叭抢了起来，边抢边吵，在扭打中，不经间到了学校厕所外的田里，一群人在水田里扭打，把农民的水稻全破坏了。其实也没有怎么打，都是读书人，就是一边抱住喇叭不放，一边拼命的抢这个喇叭，拉拉扯扯而已。最后，喇叭还是夺回来了，参与的人全身都是田里的泥水，苦笑不得。

不过，到了68年的6月，这里发生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武斗，武斗以黄师学生举白旗投降而告结束，此事放在后面再述。

在办公楼的东边与其并排有一栋教师宿舍，也是两层楼房，楼房是个L字形，走廊在中间，两边是房间，房间不大，可能只有十几个平方，没有厨房、卫生间等设施，很少人自己做饭吃，如果要做，就在走廊里放煤炉做。这栋楼的二楼，我父亲住过一阵子，68年的武斗过后，搬离了这里。在这栋楼的南面，先前是菜地，到了66年，学校老师住不下，特别是带家属的没有地方做饭，就在这菜地里做了两栋平房，相对而建，分给那些学校的领导或老师家属住。如学校书记吕超，教音乐的郝老师，教中文的李老师都在这里住过。这排宿舍的前面就是农民的住所。后来成了军分区的地方。宿舍靠东是学校的菜地，附近有一个厕所。以前所有的建筑都没有卫生间，厕所都在室外。学校的周边有很多空地，都是用来种菜，每个班都有菜地，学校与周边单位或农民的分隔地带都是用菜地分开的。种的菜都送到学生食堂吃，美之名曰改善伙食。师范学生的伙食费是国家发的，不用自己交，这是中国尊师之道的光荣传统，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听说前几年改革中，师范生也要交学费和生活费，我就觉得这个改革是搞转去了，把老祖先的规定都破坏了，现在是不是改回来了，我不知道。

在教师宿舍的北面有三排平房，第一排紧靠着宿舍的是教师食堂，还有烧开水的地方。老师们很少自己做饭，烧开水，都是到这里来吃，来打，不管有没有成家，好像那时的人都喜欢食堂，估计是为了方便。寒暑假时食堂也开伙。第二、三排有时做副科教室，如音乐等，有时做地区的教师进修用。从这最后一排平房往后，往东，穿过一个下坡，菜地，池塘，就到了学校最东边的一栋两层楼房，也是学生宿舍。这里的一楼和二楼我都住过，住一楼是65年底到66年6月，时间不长，楼上全是住的女学生，我家四个孩子和保姆住在一楼楼梯旁的第二间。住二楼是70年，这里的一楼成了学校的校办工厂，我父亲是校办工厂的创始人，我们在二楼有一间房，几个兄弟轮流来住。这栋楼也没有厨房卫生间，在旁边有一个厕所，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要想去WC，都得去外面。这里的房间有多大呢，放四个双层床，中间可放一个桌子，就那么宽，70年，我们在二楼的一间房子里，放了张乒乓球桌，两边刚好够人挥拍击球，晚上就成了我们的练球室，不过，不能大力抽杀，只能练练推挡之类。

这个楼房的前面全是菜地，后面是一片果树，是果园场的地方了。我在67年初，就是把喜爱的烟盒还有洋画打包埋在了这里的果树下，后来却找不回来了。

隔着菜地是以前的床单厂的车间，工厂做了围墙和学校分隔。床单厂有一排很简陋的职工宿舍，与黄师这边的教师宿舍隔墙相望。沿着围墙种了许多桑树，我们曾采过桑叶养过蚕，也摘过桑树的果实当水果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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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往事（四十七） (2013-03-17 12:57:16)转载▼

那时的黄师就这么大，也没有几栋象样的建筑。可学校的老师那可是黄冈一流的队伍。学校的书记是和我父亲一样从广济调来的，他是广济本地人，土改干部，也就是说是解放初搞土改成长起来的干部。吕超后来调到教育局当局长（最后称之为教委）。文革时他先是当红的文革小组组长，后来也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学校校长程德懋是打游击出来的老干部。副校长钟慧是广东人，也好像是打游击的干部。学校的领导都不是真正的读书人，这是时代的烙印，学校一定要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知识分子当年都是“臭老九，”搞教学可以，就是不能掌权。
学校的老师来自五湖四海。我所接触到的，还记得一些。中层干部如教务处的毕兹凯，他是湖北哪里的人，我不记得了，他有个儿子在地区建安工作，当过副总经理。总务的蒋树堂，他是安徽还是江西的人，文革时知道他是国民党青年军里的，被解放军在解放上海时俘虏了，从此加入了共产党，可文革为这个历史上的事，蒋老师没有少受罪。有个数学老师张大椿，湖南人，文革前不久分到黄师来。文革时和我父亲一道被斗。改革开放后，当了师专的校长，后来调回湖南哪个大学当校长去了。中文老师李天海，文学水平蛮高的，写过书籍出版。他大儿子比我小一岁，后来是黄冈电大的校长。有个教生物的张奎老师最幽默，他的课是学生最爱听的，我们附小还请他为我们高年级的学生上自然课，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讲苍蝇蚊子的繁殖过程时的一腔一调，常常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黄师的美术老师，音乐老师都是那时黄州有名的老师，教音乐的杜美丽老师，丈夫在地区文工团拉小提琴，她们应该是山东那边的人，两口子在黄州工作好多年，文革时为了她的名字，美丽两个字，吃了不少苦头。她唱女高音，唱的很好，要是现在，参加什么比赛之类的是卓卓有余。68年春节，她妹妹来黄州玩，每天早上在宿舍的外面，对着菜地练声，那音高，我们怎么学也学不来。可能她家是音乐世家。她爱人姓隋，长得象混血儿，人高马大，英俊魁梧，也是音乐人出身。儿子隋圻，是我老三的好朋友。他们一家人80年代回山东去了。
有个教美术的老师，我不记得姓名了，想了很久没想起来，这两天在黄州网友的提醒下，想起来了，是屈彦老师，是个老先生，他们家住在附小里的一个老院子里，这个院子里全是住的黄师的老师家属，如毕主任的家里也住这里。老师的画那些年经常在地区的展览中展出。黄师还有位美术老师叫莫伯华，文革时，美术老师有事做了，就是画毛主席的像，到处都要他们去画，莫老师画主席像是有名的。屈老师的家庭成分不好，文革时也被斗的厉害。他的儿女现在都还在黄冈生活，有一个还和我同一个厂工作过，厂破产后，在赤壁大道开一间划玻璃的铺子度生，现在不知生活如何，好多年不见了。
黄师的体育老师有两个，个字都不高，一个姓张，一个姓廖，张老师文革后调到对门的黄州中学去了。这两个老师的体操水平都蛮好的，培养的学生出去比赛都得过奖。
黄师有个职员姓高，他的儿子高维民，也是在黄师读书，65年分配到附小当老师。后来当了附小（黄冈实验学校）的校长。我的女儿那年想进实验学校读书，还专程到高校长家拜访过。
黄师的老师还有很多，如喻连生老师、中文系的汪主任等，提起汪主任，我想起一件事，八十年代，我参加地区工会组织的演讲团到各地演讲，曾到黄冈师专演讲过一场，是汪主任接待的，他主持会场时，指着我，对同学们介绍，这就是我们黄冈师专的子弟。那种自豪感，从他语气中就感觉的出来。
黄师的老师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图书馆的老师。我小时候喜欢看书，这是遗传因素的原因，书香子弟都爱书。63年到了黄州后，我上小学三年级，父亲就到黄师图书馆跟那里的老师打了招呼，用我父亲的借书证给我借书。而且不需要我父亲到场，只要是我去就行。这样，我就成了黄师图书馆里最小的一个读者了。最先在图书馆里工作的是一个舒老师，他当年没成家，是文革时68年结婚的。他对我很好，每次借书，都让我进到书库里面自己找。我上学之余，在这里看了很多课外书籍，我最喜爱的是小说，我看过的，有描写革命战争的《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延安保卫战》等，有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等，有爱情小说《家》等，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我的童年》、《静静的顿河》等，更多的是儿童读物如《鸡毛信》之类的短篇故事。很多书籍超出了我那时的年龄范围，父亲和老师也不管，反正只要你借，他都给。如《红楼梦》我曾借过，终因读不懂而还回去，过了十几年后才看完它。黄师图书馆65年又来了一位傅老师，是个女的，她身体不好，有结核病，长期在蕲春结核病医院疗养，她和我们家来往很多，对我们弟兄很好。她终身未嫁，抚养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弟弟一起生活，他弟弟在黄州读书长大，后来也下放到陶店农村。返城后就没有联系过了。象傅老师这样的有病的人，如果是现在的社会，是不可能抚养弟弟成人的。我在黄师图书馆的借书生涯直到我父亲退休才告终结，黄师的图书馆是我的第二课堂。
64年，我父亲被派到阳新县搞四清运动，带学校的学生去的。为期一年。我和弟弟就都到学校住读。父亲把我委托给黄师的一个物理老师。他那时很年轻，还没成家。我要用钱就到黄师找他，或告诉他我要什么东西，他买好了送到附小来。我父亲不在，学校的老师照样对我很好。我也象以前一样到图书馆借书看，一样到学校里玩。学校烧开水的周叔叔，每次见到我，一脸的笑，还带我到食堂里吃饭。学校里有个炊事员，长的很胖，样子很凶，我们私底下把他称为“地主”，每次看到他，就喊：“地主来了”。然后就飞快的跑开，怕他来揪我们的耳朵。父亲不在的那一年，我在这些好心人的关照下，生活的很好。那个物理老师66年成了我的游泳教练，教会了我玩水。很可惜，我忘了他的姓名，也不知他的家乡何在，他肯定是调回老家去了。
黄师有个老师很有意思。他文革67年中刚结婚，那时学校没有多少课，他也闲的慌，他长的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不知怎么的就和他的小姨子爱上了，爱上就爱上呗，他是个文人，又爱写日记，把他们之间的事全记录下来，而且描写的非常仔细，特有文学水平，现在的天涯论坛都不如他。可是时代不同，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对这种事深恶痛绝，在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把他的这件事曝光了，日记本给工宣队发现，弄到全校都知道了，他就成了玩弄女性的坏人，经常被批斗，还要他上台讲经过，也不知他那时的心情是如何过来的，总之，很没面子。但据说他很坚强，拒不认罪，后来给发配原籍，回黄梅去了。
黄师那时有很多老师都很年轻，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以前的分配制度也有好处，天南地北的人能够在黄州看见，不像现在，都是本地人在黄州，外地人看不到，久而久之，人种都会出问题。呵呵，说笑的。那些分配来的老师多半回到老家去了。如广东惠州的郭树彦老师，就回到了广东。他女婿当年也在黄师工作，一起回到惠州，后来当了惠州的副市长。
我在黄师住的时候是个孩子王，经常领着一群小朋友玩游戏，什么分成敌我两方，来攻防战，什么叫一个人扮成特务，其余人等来抓他，黄师周围我们玩遍了。我们在一起玩过的少年朋友有，吕书记一家，她大女儿和我同年，同上一个年级。上学时同上同下，到66年就分开了。吕书记还有个儿子，叫吕唯一，和我家老三一样大，小时很调皮。李老师一家，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钟校长家的女儿钟慧珠，也和我同年，现在还在黄师工作吧。王老师的儿子比我大一岁，叫王宪生，在附小，他也是宣传队的主力，65年在大礼堂他演的快板书还得了一个奖项。还有黄孟黎、隋圻、李杰、李刚等。有可能的话，什么时候再来个聚会，我看也很有趣的。
黄师潘会计的儿子和平，和我一样大，小时候得了脑膜炎，脑子坏了，成了傻子。好可怜啊。我们上学读书，他整天围个围脖，在街上到处乱走，一句话也说不清，嘴边常年口水不干，他父母亲为他伤心透了，但是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心疼，我们这些黄师的孩子也护着他，有时，六甲街那边的小朋友欺负他，就把他护送回学校。后来我们大了，离开黄州下放，听说他是八十年代去世了，54年生的。
68年初，我在黄师的小孩子中组织了一个战斗队，美其名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有六七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参加。成立的那天，发现我们没有毛主席著作发给大家，我这个当头的很是为难。想了半天，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到胜利街上的新华书店去偷，新华书店把毛主席著作的一些单行本放在店里大堂内的木架上，任人翻看。我们到店里，几个人互相掩护，偷了七本《为人民服务》的小本子，跑了回来，还装模做样的开了个成立大会，发给每个人一本《为人民服务》，要求大家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人民做好事。过了没几天，总觉得这件事做的有违毛主席的教导，呵呵，那时这叫做斗私批修。想来想去，我还是把这几本书还到了新华书店，偷的时候是悄悄的，还的时候是公开的，书店的叔叔还表扬我，说做的对，有错误改了就好。
我们的战斗队当时在学校的宿舍里经常贴些大字报，有一天，我们贴的大字报引起郝红的爸爸不高兴，他是学校的老师，具体原因我忘了，可能是写了他女儿的坏话吧。我就找到郝老师，问他有什么意见，我说，要是有意见，我们可以来一场辩论。我还贴出请郝老师参加辩论的约战书，呵呵，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真不知天高地厚。后来，父亲和其他的老师说我们小孩子不懂事，一个堂堂的师范老师和你十几岁的娃娃辩论，岂不是笑掉大牙，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我父亲在黄冈的教育界工作四十多年，其中在黄师工作时间最长。63年就是学校的教务处副处长，分管学校的教学。文革中受到冲击，长期在学校农场、校办工厂工作，当过农场场长，校办工厂厂长。黄师的校办农场在新河的鸡窝湖，从学校过去要从赤壁山上穿过去走望月堤，有十几里路远，那年头，他经常从学校挑粪走到农场，想必也吃了不少苦头。直到76年，才重返教学岗位。后来任学校副校长。黄冈师专的几个校区的建设，如老校区的改造，舟桥部队那片校区，南湖校区，开发区校区也就是今天的黄冈师院主校区，都有他的一片苦心。他一生耿直，工作中得罪不少人，因此也一生不得志，最后在黄冈师专副校长的位置上结束了一生的工作。不过，他引以自豪的是，为师专盖了那么多的房子，没有从中得过一分钱的好处，自认为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八十年代曾经有一个承包商跟他说，你只要把工程给我做，你们家几个孩子结婚的家具我全包了，我父亲不为所动，一切还是按程序来进行。退休时，连从广济带来跟他一生的办公桌都折价交钱给学校。在黄师工作几十年，连套房子都没有钱买，学校新校区的房子还是我二弟出钱买的。呵呵，做儿子的也理解不了，到如今，只要家里谁提共产党的意见，他马上就要发火了，仿佛这个党是他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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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往事（四十八）

我母亲65年夏天调到黄州，先在地区第二招待所工作，66年上半年调到地区医院工作，一直到退休。所以，医院也是我很熟悉的一个单位。我第一次到医院，记得是66年放暑假中的一天，父亲学校已经开始文化大革命，满墙都是贴的批斗我父亲的大字报。母亲便让我们几弟兄到医院里来玩。医院的操场上，组织了暑假的少年营，放着几个克朗棋盘，这个玩具现在没有了。就是用活动桌子架起，盘内靠边放着几个棋子，玩的人用一根木杆打击一个棋子，让它去撞击其他的棋子，打进洞里就胜利，接着再打，没进洞，就让别人打，直到打完为止。我想着是现在的台球的中国变种吧。那年头很时兴的。我们兄弟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很上瘾，医院的孩子们也很友好，我们第一次见面就玩的很高兴。66年的下半年，我母亲在医院申请到一间住房，在考棚街上的一个临街的老院子里，这里是医院的家属院，院子一进两重，住了八家人家。我们家是靠大门右侧的一个单间，过去可能是大户人家的门厅杂物间，仅放一张床，一张吃饭的桌子。母亲中午在这里吃饭，晚上还得回黄师住，我们几兄弟挤在这张床上睡。文革那时，晚上都很热闹，我们没有大人管，也玩的痛快。

以前的地区医院在考棚街边，背靠城墙。最南边是65年新落成的外科病房，两层楼，就在城墙边上。外科、五官科的病房在一楼，二楼是妇产科和手术室。以前分科没现在这么细，外科包括骨科在内。医院最东边也是城墙，还比较高，城墙上种了很多树，象个小小的森林，山脊上是一条小路，可以从东门桥边走到一字门桥，也就是今天的十字街前。城墙外都是农田，靠近城墙有几户人家居住。医院和城墙之间没有修院墙，都是可以自由通行的。和外科大楼相邻的是三排传染病房，平房结构，这里做过传染病房，中间一排称为六病房，也做过我们家的住处，68年到71年，我们几户人家，在这里住过几年，留下深刻印象。医院中间也有一条主干道，传染病房的后面就是内科病房，两层楼，儿科、中医科和内科都在里面。内科病房往后，是一个王字形的房屋，就叫王字屋，是国民党时期的鄂东医院旧址。这里又住人，又做为辅助科室的办公用，如西药库，中药库，理疗室等。内科病房和外科病房相对的地方，是一个花园，种有很多花草。到花园要下个坡，地势不一样高。花园旁边有一口水井，年代久远，有一个很大的井台，医院里的人都在这里打水洗衣服，井旁边就是病人食堂，也称小食堂，职工食堂称为大食堂。病人食堂的周围有几栋平房，都是职工居住的，里面又破旧又黑暗。有一栋房子一半住人，一半用来烧锅炉，以前的条件差，不讲卫生，讲安全。病房也住职工，锅炉房也住职工，天保佑我们那年头没出什么事。

王字屋是医院门诊与住院的分界线。王字屋最北边有一个两间房的门房，作为住院部的收费室和医院的传达室。在这两间房的背后，是一栋平房，称为22栋，按医院的房子统一编号来的。在这里，我们从71年住到79年。医院的门诊部是一栋平房，样子象个T字。门诊部出后门，是一条长廊，用葡萄树装点，两边有石凳，病人可以在此歇息，这里种的葡萄品种不好，吃起来酸酸的，但是到了夏天，我们还是会来攀爬摘果的。葡萄树旁也是医院的花园，那时，医院专门有个花匠，是个黄陂人，在医院里种了一生的花，人们从来都是呼其为花匠，没有喊其大名的，包括我们小孩，最多加一个花匠伯伯而已，而他总是笑着答应，是位辛勤劳累了一生的老实人。

在长廊的北边，是医院的办公室，也是平房，最古老的那种，屋里的地板全是架空的，下面有几十公分高，用木板做成的地板。王字屋也是这种结构，可能都是国民党留下的房子。这种房子的好处是防潮。没有湿气。不过，年数久了，容易长白蚁，也容易腐烂。到了七十年代，进行了翻修，把木板拆掉，填上土，铺上水泥，成了水泥地面。办公室长长的一排，书记院长，财务等都在此办公，还有一个图书室，也存放病人的档案。在办公室的后面，是篮球场，旁边是大食堂，即职工食堂。球场的北边是两排平房宿舍，靠里面一排是医院的幼儿园。我家四弟就在这里上过幼儿园。我们79年后还搬到这里篮球架下平房内住过几年。篮球场的西边是山坡，靠近城墙。坡上也有职工宿舍，很小，一排住两家人家。半山腰有一个厕所。厕所旁边住着花匠和张会计两家。

在门诊部后面的长廊尽头，当年修了一座毛主席的像，装了灯。凡是医院要开会，或出去游行都在此集合，夜晚灯开了，小孩子都到这里来玩，是个人群积聚的地方。毛主席像背后是一个小山坡，坡上有一个玻璃温室，用来培育花木。71年把这个玻璃房拆掉建了一栋楼房，一楼用作药品库，二楼用作办公室，三楼以上住单身职工。

医院在考棚街上没有全部占有街面。赤卫小学这一段与医院以前是犬牙交错，赤卫小学只有大门是临街，旁边有区社和医院的两个院子，这两个院子都是以前大户人家的私宅，被国家没收后给单位上用。区社后面，也就是在小学的操场边上还有几户居民的房子，有一口水井。这里在70年后，把区社和医院的房子都划给了小学，赤卫小学才有今天这个校区，那年，小学把区社和医院的老院子拆掉，临街修了栋楼房，用作教室。改革开放后，临街的房屋可以出租，于是赤卫小学把一楼全租出去，成了学校的第三产业，医院也就失去了一个临街的铺面。医院老门诊部是临街的，现在改成了护校，临街修了个楼房，一楼也出租给银行和商家。沿着考棚街再过来，是县财政局的位置。在医院现在的门诊部处，以前是病人食堂和木匠房。后来把院墙打开，建了门诊。在外科病房与街面之间是卫生局，现在虽然搬走了，但还是卫生局的地盘。当年医院没有在街上多占街面，现在想要买人家的地方，人家也不卖，所以在几个方向都没有临街的地面。

地区医院那年头职工不多，我记得69年把整个医院编成一个连，分成四个排。一排是门诊部，二排是外科加妇科等，三排是内科加儿科等，四排是行政如财务食堂等。总共一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