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照著《武锅文革纪事》编辑手记

tuffy05

［ 作者：王光照回忆录编辑］


2010年春，年将七十的光照兄交给我们第一批手稿共8节，眼下书稿编好即将付印，整整三年过去了。


光照兄此书60万字，编辑过程删去约10万字，原稿70万字均为手写，全用自购的400字绿格稿纸，字迹一笔不苟，稿纸背面字迹凸出，真是所谓“力透纸背”。光照兄身体不好，经济上也不宽裕，为什么这样用功，看过他的自序就知道了。他是在遵从2002年妻子去世前的叮嘱：“一定要努力把共同经历的文革伤痛写出来”，他是在践行2001年夏邦银葬礼上的决心：“把历史留下来”。2004年光照兄的回忆录动笔。2007年武汉的一批造反派开始写武汉文革纪事，光照兄积极参与，认真地写成好几个专题，如“资反路线面面观”、“我参加的反复旧运动”、“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冤、假、错”。这些专题有自己的经历，有辛苦采访所得，还有相关官方文献、个人回忆录的引用，这在当时的参与者中不多见。


光照兄勤于思考，读书认真，对这本书中写到的事喜欢追根索源，上至中央，下至基层，旁及外省市。在有限的条件下广泛收集资料，为借一本书、问一件事，不顾年高体弱、舟车劳顿，四处奔波。这些很令我们感动。


光照兄是性情中人，至今很多武汉的老人记得他鼓动反复旧时神采飞扬、煽动性极强的演讲。他因参加文革蹲过4个月的正式监狱，住过几年的“准监狱”——学习班，被“流放”，被开除留用，家庭迭遭变故，四十多年后他说：“我不改初衷”，“我曾经叱咤风云地、恣意纵情地搏了一回。俯仰无愧天地，中间对得起人”。（本书第637、636页）他的这一性情就是这样至今不见收敛，所以我们读他的书稿，有时眼眶湿润，有时忍不住笑出声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性情，使得他放言无忌，信马由缰，想到哪写到哪，比如对他信仰的毛泽东，时不时冒出“不敬”的评说，有意无意地把毛泽东和毛泽东要摧毁的党、体制、制度、官僚阶级视为一体，总是说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病”，其实这正是毛决定发动文革的原因。关于这一点，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和光照兄有一共识：自圆其说。但这样的地方不在少数，圆不胜圆，有的地方表面上圆了，实际还是未圆。只好这样了，因为这就是王光照。他的一些思考，可能各类人都不喜欢，我们也不喜欢，但是我们抱定尊重的态度，不擅改，逢改必与光照兄商量，最后由光照兄定。何蜀先生在序中说：“到底那些认识是当时的还是现在的？”我们也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王光照，我们怎么就知道他当时没有那种认识？至于描述那时的认识用了时下的流行语，大概只能归咎于文化语境的强势，他可能不自觉地用上了现在的流行语，也可能他根本就无法用那时的语言来描述那时的所思所想。


光照兄的这本书主要回忆他所经历的武汉锅炉厂文革，一个在武汉地区有影响的工厂的文革运动，由这个工厂文革的头面人物来记述，自有它的史料价值。拿官方蓄意编造的、精英大言阐释的、社会上随声附和的造反派和文革的罪状，与王光照回忆录这一类书对照一下，做出自己的判断不需要理论只需要常识，比如工厂管理者把整群众当作日常工作对不对；工人造反是出于自身合法的政治、经济利益被损害，还是受毛泽东的愚弄；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主人翁地位起来造反是不是有理；工人代表进入革委会参与管理工厂是不是“篡党夺权”；文革十年里究竟是些什么人在“横行”。


光照兄对文革的评说，最没有矛盾而且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官僚资产阶级即走资派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光照兄拥护文革，拥护毛泽东。我们和光照兄讨论过主流舆论所言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走资派的问题，我们都认为，新中国的工业化，资本极度缺乏，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群众”，动员起人民忘我劳动建设国家的热情。在这种情势下，人民自然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各级官僚必须直接面对工人农民。正如老田所说，“只有保证共产党不去寻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才能保证这种经济积累方式正常运转”。中国的官僚阶层对物质生产资料名义上没有资本所有权，但作为经营者他们必然具有资产所有权，如果人民对他们不能实行有效的监管，如果他们把劳动者彻底排除在经营管理过程之外，那么这个阶层必然会在实际上获得资本所有权，从而劳动者被雇佣被剥削，就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什么？官僚阶层的最上层也希望把各类腐败控制在不足以颠覆自身的限度内，但是他们只相信用权力来控制，他们从骨子里不相信群众。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无法解决的：谁来制约这个制约权力的权力？当这个阶层腐败的趋势不可逆转，共产党一系列自我改善的举措（三反五反、贯彻《鞍钢宪法》、四清等）均告无效，人民除了造反，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除了诉诸人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用？所以毛泽东一声“造反有理”，应者云集；所以毛泽东一门心思要为没有天敌的官僚阶层制造出一个对立面——有监督权的人民。


书稿是分批整理出来的，每整理好一批，光照兄就立即发给朋友们征求意见。


有朋友提出参加文革是“响应号召”、“被发动”、“奉旨造反”，这就否定了造反派的自主性，这个结论明显不能够与王光照等亲历者的经历和感受相对照。他们造反是从基层的具体政治活动中间得出“必须造反”的理由，是逼上梁山，是出于反文革派的“反向动员”。对于邓小平这些“文革胜利者”来说，不承认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和二月逆流时期的大规模镇压，不承认自身在文革十年期间的累累法西斯暴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而掩盖自身的斑斑劣迹，也就是说，邓小平这样的文革胜利者有很合理的说谎理由。这些自由派朋友也这样说就令人不解，因为这是有意无意维护文革胜利者的武断结论。掩盖反文革派的劣迹和突出毛泽东的绝对主导作用，是一个逻辑上的“跷跷板”——拼命压低这一头就必然地要抬高另一头。否认反文革派的系列镇压才是文革群众造反运动的第一动力，这是胜利者“文革史”的内在逻辑，这个官方逻辑在亲历者那里是无法验证的。从王光照的个人经历看，他始终针对本地当权派的政治镇压行为造反，而不是受到什么人的蛊惑去无端造反的，这一点确凿无疑。


文革初期他对工作队整群众的方向和鸡鸣狗盗式的行径不满而贴出大字报，支持武锅第一个起来造反而受迫害的孟运通，1966年8月参与组织武锅第一支工人造反队伍“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1月随工总人马北上告省委的状，1969年3月17日贴出“引爆武汉地区‘反复旧’烽火狼烟”的大字报《我们决不半途而废》，1974年3月发起“攻三办、促省委”，这些在武锅乃至武汉文革中有影响的事件，没有任何人来发动他，相反还受到阻止，比如北上告状时当权派动员亲属来武昌火车站劝说，1974年“攻三办、促省委”事前事中都受到朱鸿霞的严厉斥责。他在文革中几乎所有造反行动，都是自主自为的，他不出头不会受到任何个人利益的损害，如同1966年11月工总成立时毛泽东和中央并不同意成立跨行业、跨系统的工人组织，1966年6月蒯大富反工作组没有接受到任何来自上面的“号召”。说王光照成为造反派是“被发动”，这就很好笑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你参加哪一派或哪一派都不参加当“逍遥派”，参加了一派觉得不爽而中途退出或改换门庭或自树一帜或再作冯妇，没有任何人管你，也管不了。我们不否认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但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斯考玻尔考察了法国、俄国、中国的革命后所指出的，革命是发生的，不是制造的，不是召唤出来的，而是客观形成的。徐正全在《雪地足迹》一书中说得更直白精准：他“发”还要我肯“动”啊。


比较多的朋友批评王光照未能与时俱进，思想停留在过去，所使用的理论武器已经过时，这使我们想起胡平先生与徐正全就徐著《雪地足迹》开展的一次交流，徐正全说：“诚如胡平先生所说，我（们）没有受到八十年代自由民主气息的熏陶，所以至今思想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言外之意是不是说一先进行时一落后过时？我认为两种‘气息’、两个主义在学理上、在实践意义上各有其价值，分别受两种不同气息熏染、怀抱两种不同信念的人都应该努力互相理解，都应该彼此尊重，这也是自由、平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吧？”将理论、学说作新旧之分，反映出握有话语权的精英们的霸道，在学理上是站不住的，王国维就说过“学无新旧”。而且，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下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不在少数的人信奉、学习、研究和实践，怎么就成了“过去”，怎么就“过时”了？黑格尔说：凡在欧洲之外都属于过去，都属于黑暗。冯友兰说：中西之分实际是古今之异。我们不认同，西方不是人类的唯一标杆，上帝也不是只有一个，各民族、各宗教各有各的上帝（或称天、佛祖、真主等）。


光照兄手上有几个经多次抄家而幸存的当年笔记本，非常有价值。其中与本书相关的内容我们都尽量原文录入。我们觉得对每一本笔记都可以进行研究，比如有一本记录了1968年10月至12月武汉空司驻厂宣传队主办的第十四期学习班里各类人的发言，仔细阅读，四十多年前的场景如在眼前。


编辑过程中我们和光照兄还有一个共识：亲身经历的事，把握住不隐不扬的态度写出来；不是亲身经历又不得不写的事，一定要交代听何人所言、出自何书。光照兄和我们努力这样做，做得好不好，请读者评判。


感谢何蜀先生为本书作序，他在序中指出的文革失败者书写历史而胜利者极少发声、武汉在全国文革中的特殊地位、工人造反派与学生造反派的不同等，极富创见，对于阅读这本书有帮助，对于研究武汉地区乃至全国的文革都有启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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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照著《武锅文革纪事》引子：武汉锅炉厂，四大金刚之一

武汉锅炉厂是建国初期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3年选址武昌洪山对面的钵盂山建厂，1956年初步建成投产，是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七局（电工局）、八局（动力局）所属的制造火力发电成套设备的四大企业之一，和哈尔滨锅炉厂、上海锅炉厂、北京锅炉厂一起被称为中国锅炉行业四大金刚。
文革开始时，有职工四千多人，加上合同制工人和家属工、职工总数超过五千人，是一家中型骨干企业，行政级别是地师级。
全厂机构分生产、后勤两大块。
后勤方面有：总务科、卫生科、教育科、子弟小学、技工学校、幼儿园。
生产方面又分科室、车间两块。
科室有：设计科、工艺科、生产计划科、供运科、检查科、基建科、机械动力科、工具科、财务科。
生产车间按专业分有：
汽包车间，序号一〇一，又称一车间。
金属结构车间，序号二〇一，又称二车间。
金加工车间，序号三〇一，又称三〇一车间。
军工车间，序号三〇二，又称三〇二车间。凭出入证进入，认证不认人，有部队武装守卫。
阀门车间，序号三〇三。
工具车间，序号三一四，又称三一四车间。
机修车间，序号三一五。
锻工车间，序号四〇一，又称四〇一车间。
化学电镀车间，序号四〇三，又称四〇三车间。
铸铁车间，序号五〇一，又称五〇一车间。
铸钢车间，序号五〇二，又称五〇二车间。
木模车间，序号五一三，又称五一三车间。
制氧车间，序号九二四。
煤气站，序号九二五。
锅炉房，序号九二六。
变电站，分为一、二变电站。
空压站，分为一、二空压站。
弱电组，管理全厂电话，分总机房和线路班。
中央试验室，简称中试室，进行各种材料的机械、化学及光学试验。其下属仪表组一度划归机械动力科管辖。
机械动力科管辖的范围很广，其中有机修车间、制氧车间、煤气站、锅炉房、变电站、空压站、弱电组，业务上曾经管理过各车间的维修站。笔者文革前在机械动力科工作，同机动科业务所涉及的各部门都有紧密的接触，广泛的人脉也是能够拉队伍造反的一个条件。
厂里上层机构有：党委办公室、政治部（辖组织部、宣传部、干部处）、档案室、监委、武装部、保卫部、劳资科、厂长办公室、打字室。
文革中，武锅造反派力量大、战斗力强，且只有钢工总这一个组织，文革多次反复，屡屡是武锅造反派率先在全市发难，博得工总四大金刚之一的名声。曾思玉、刘丰主政时，把武锅定为“老大难”单位，有针对性地将它作为湖北的“六厂一校”之一，总结出一套整治造反派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文革后武锅又被以陈丕显为首的省委定成“文革的重灾区”。所谓老大难，所谓重灾区，无非是武锅有一支能量颇大的造反派队伍，彻底整垮了这支队伍，“灾”后重建应该无往而不利吧？事实却不是这样。
几十年来，包括群众代表进入厂决策机构的不到两年时间，武锅曾经为国家的国防、电力事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1976年以后，工人逐渐沦为完全的雇佣劳动者，本来就不多的参与管理的权利被剥夺干净，以至于出现这样的怪事：年产值二十多亿，利润一千万。工厂自身能够800元一吨完成的加工活，发给干部家属开办的小厂去做，3000元一吨。在国企改制的狂潮中，2007年被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以人民币3.29亿元捡破烂般地控股。自被收购的第一年起，武锅连续三年亏损，自2010年4月9日起，武锅暂停上市。2011年更亏损2.6亿，2012年前三季再亏5600万。让人不解的是，武锅自1998年上市以来一直都盈利，但是在2007—2009年中国市场包括锅炉市场高速增长之际，武锅却意外陷入亏损泥潭。昔日还能艰难度日，现今负债累累。而阿尔斯通却通过收购武锅直接进入中国锅炉市场，逐步确定了由水电设备、蒸汽轮机和发电机、锅炉组成的稳定三角系统，赚得盆满钵满。还有一个赢家，就是武汉市政府，据说卖出武锅老厂区收入三十多亿。外国资本和本地政府都赢了，只有工人是输家。说是输家并不确切，因为武锅工人在这场博弈中从来不是一方，只是那两方手中的筹码。于是2009年7月爆发了自武锅建厂以来最剧烈的群体性抗议事件。
前几年武锅办公大楼在爆破掀起的漫天烟尘中夷为平地，老职工们默默落泪。一枝一叶总关情，往日焊花飞溅、机声隆隆的生产区被资本的巨手打造成“中央商住区”，人们当年用心血和汗水辛勤浇灌长成的参天大树成了资本的摇钱树。
武锅早就被甩出中国锅炉行业四大金刚之列，文革中武汉工总四大金刚也正在淡出武汉人的集体记忆。
寺庙里金刚多为怒目状，实则情深似海，护持国土，制服魔众，利乐有情，广施福、德、闻，心心愿愿，世界风调雨顺。我想告诉愿意读这本书的人，这里——中国锅炉行业四大金刚之一的武汉锅炉厂，那时——1966至1976年，武汉工总四大金刚之一的武锅造反派怎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潮起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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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照著《武锅文革纪事》自序

历时八年，数易其稿，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自己的文革回忆录终于付梓成书了。这是我对历史、对后人的一个交待，也是践行对亡妻的那份庄重承诺，可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做事要用心、做人要讲情。孩子妈为我奉献了青春、真情，以至最可宝贵的生命，没有她的强力支撑，我不可能在人生的苦旅中走到现在。弥留之际，她叮嘱一定要努力把共同经历的文革伤痛写出来，给子孙留下一些启示。抱着奄奄一息的妻子，贴着她的耳朵，我悲痛地应答：会的，一定会的！我既然应允了，就要尽我所能、倾我所有，践行承诺。她的临终叮嘱，是我撰写回忆录的原动力之一。
磨灭不了的那一幕又浮现眼前：1999年7月5日下午，长达八小时的乳腺癌切除手术结束，她被推出了手术室，一众亲人围在手推床旁迎接，我站得远远的，没有勇气接近她。伤口在她身上，疼痛在我心里，我无法忍受，早已热泪成行。恰在此际，她转着头在人群中搜寻，然后问女儿：你爸呢？刚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这是多大的依赖、倚重啊。   
2001年国庆节，我同武汉文革的老伙计在蔡甸独山殡仪馆为夏邦银同志送行。肃立在老夏遗体旁，望着他的遗容，暗自思忖：武汉工总三位重量级的领导人，曾经领着武汉工人上演了一幕幕文革大剧。胡厚民于1990年10月31日突发脑溢血在沙洋狱中去世，朱鸿霞第二次突发脑溢血于1997年元旦病逝于武汉五医院。老夏患双肾囊肿，无钱医治，拖成肾功能衰竭，引发心脏功能衰竭而亡。就在9月28日晚，我们还一起在汉口太子轩酒店参加刘汉武长子的婚宴，几十桌宾客举杯共贺。席间我同老夏老两口讲了不少趣事。次日下午传来噩耗，令人不可置信。老夏是中共九、十两届中央委员，遽然去世，该带走了多少重要而鲜活的文革旧事啊。想到这里，心中蹦出了六个字：把历史留下来。鉴于夏朱胡及其他文革亲历者相继去世，这种“把历史留下来”的想法尤为强烈和紧迫。于是乎我为老夏致悼词时，特地发出呼吁，请求老伙计们行动起来，共同做好这件事。
2009年深秋，在我的七十岁生日酒会上，我在题为“真情告白”的祝酒辞中，再次呼吁：“以审慎的视角，深邃的思辨，立于体制外，为子孙写下自己的文革故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也是我们对社会做出的一份功德。”
妻子病逝于2002年11月，6个月后母亲也病故了。半年中两位至亲至爱的人相继去世，给我造成极大的伤痛。“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阴影中。经周海涛等武锅老同事劝慰，我从阴影中挣扎出来，打起精神，查找资料拿起笔，开始艰辛地撰写个人文革回忆录，是时已是2004年春天。2005年初夏，参加过武汉文革的著名文革研究专家徐海亮先生的《东湖风云录》出版了。他在这本研究武汉文革的专著的自序中说：“把自己见闻的文革片段，认真记录下来，才对得起大家曾经付出了热情和热泪的历史，才有助于后来人了解这十分特殊的、改变了我们一生的真实的民族历史。”他断言：“我说了，我已拯救了自己。”他自信地宣称：“埋葬文化愚昧。历史属于人民，人民将超越历史。”
他的论说震撼着我，激励着我，每当我在苦闷、艰辛中动摇、退缩时，这些论说都给了我坚持前行的推动力。
这本书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是集体努力的成果。武汉当代公司老总在平先生多次鼓励我：“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把自己的文革经历照自己的思考真实地写出来，就足以对得起历史。”柳英发同志再三强调：“写历史就用历史的语言，写文革就要注意用当年文革的语言，这样做才体现出文革的厚重和真实，才有生命力。”谢保安同志多次强调：“细节决定作品生命，写作时千万注意细节的真实再现，它会增添作品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他督促和鼓励我：“你当年叱咤风云，敢言人不敢言、敢做人不敢做的个性特质应该保留在作品中。暮年不必优柔寡断，趁有口气，把自己的感悟都说出来，不必讳言什么，那种欲言又止的温吞水的东西本身就是不负责任，是亵渎历史。”特别要指出的是，武汉文革中著名的学生造反组织“新一中”的一些朋友无私地付出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细致地编辑书稿，耐心地整理文字，订正和补充史实，查找资料，走访当事人，不知多少次地与我讨论，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这些努力就不会有这本书。武锅的一些老同事知道我在写这本书，给我很多鼓励和鞭策，提供了很多资料，例如本书中有关武锅的照片，就是原厂工会阎健提供的。还有很多为这本书做出贡献的人，难以一一列举。
文革在当局的话语中是内乱，是浩劫。我们这些当年文革的弄潮人，在毛泽东去世后，被当政者精心地包装成“帮派体系”、“三种人”，决然地踹到五行山下，像孙猴子被佛爷的法帖压在石缝中动弹不得。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宣称：“这场古今中外的空前浩劫中，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引自安徽人民出版社《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1998年版）遵循这个口径，依附当局的主流宣传机器众口一词，时不时掀起诅咒文革和造反派的舆论浪潮，排山倒海，迎面扑来，几乎让人灭顶。
美籍华人、就职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机分校的宋永毅教授对这种喧嚣做了统计：“从七六年十月到八三年，《人民日报》有260篇批判文革和造反派的社论及理论文章。至于把文革和造反派作为罪恶的公共贬义文章共有1229篇之多。简言之，在中央级的大报上，每天至少有一篇丑化、妖魔化文革及造反派的文章，更遑论数以千计的地方性的官方报刊、电视、电影的伤痕垃圾。”
对叶剑英的言说，我斗胆追问：张耀祠说“五月间（1965年）叶剑英等的确向毛主席告过罗瑞卿的状。”（引自《毛泽东的文革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载田园书屋出版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第291页），这是不是参加倒罗？刘少奇、贺龙倒台，你在其中做了那么多事、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忘干净了？支持赵永夫屠杀手无寸铁的青海造反派又当如何定论呢？叶剑英与大唱浩劫论的那些人，你们在文革中镇压群众，不间断、不停顿地清查、清理，可谓冤案数不清，烂帐算不尽。文革之初的五十多天你们做了什么？五十多天前又做了什么？“左倾路线与阶级斗争扩大化”，你们又做了什么？屁股干净不干净？恰恰是这些“不干净”催生了文革，延续了文革。你们是内乱、浩劫的制造者、参与者。当权派、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专案组在你们的指使下做了那么多害人的事，饱受屈辱和奴役的人们反抗强权，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勇敢地起来声讨那些吸工人农民血的寄生虫，你们就惊呼浩劫，一鼻涕把帐甩到受你们伤害的人身上，把自己扮成道德标兵，心里愧不愧呀？既然要算帐，就该摊开帐来公开算清白，由全体国民算个够！
文革已渐行渐远，文革中的无数历史吊诡依然盘踞在历史中，值得关注民族振兴的人们探究。例如“党的领导”问题，谁或者哪些人是“党的领导”？什么是“党的领导”？党用什么来领导？怎么实现“党的领导”？毛泽东、刘少奇、谭震林、叶剑英宣称的“党的领导”的区别是什么？毛泽东讲：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邓小平说：什么是马列？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也不大清楚。既然不大清楚就只有叫大家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摸不着石头怎么办呢？
文革中那个权威的十六条中第九条明文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符合宪法载明的公民结社的条文。可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6日作出了铲平山头、解散一切群众组织的决定，随即钢工总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倒旗大会，回去洗了睡。中共中央1969年八二八命令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它又依据宪法的哪一条？据此可以追问：我们依法结社只活动了很短的时间，十年内乱、浩劫，我们是主角吗？
刘少奇的工作组、毛泽东的工宣队本质区别是什么？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外力强行介入，全面接管所在单位的一切权力，都不执行“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既定方针了。
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人类从类人猿到人到现代人的演变进程中，经历了无数富有革命意义的进步，也就是说经历了无数的文化革命，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人类继续发展必将有继续的文化革命，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经历的那次文革，最欠缺或最薄弱的是没有在产生问题的制度上找根源，有它的局限及弊病，担责的绝不应该是底层民众。
今天已是互联网时代，任何遮蔽、扭曲历史真相的说辞都是徒劳的。为了实现社会的公正，还原真相是必须的一步。判断事情的是非对错，要有各方意见的充分表达，绝对不是靠权力独断的。我是底层的小民，也可能是少数，不要忘了哥白尼挑战教廷的定论时也是少数哩，然而真理却在哥白尼手上。
我的这本文字上不了所谓档次，与所谓高端也不搭界，会淹没在汗牛充栋的文革专著中，但是我努力与那些满篇谎言的官修文革史、昧着良心胡说的权贵精英的文革回忆录划清界限。我的声音的确是微小、微弱，可是有浓厚的民生情结，它是草根的声音，我想自有它的意义。我手写我思，知我罪我，我都会倾听。
著名的文革研究专家何蜀先生十分关心本书的写作，提出了很中肯、深刻的意见，并在蛇年春节期间抽出时间为本书作序，给我和读者认识这本书以极大的帮助。
再次对所有帮助和关心我做这件事的人一并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2013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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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书写历史——王光照回忆录序

何　蜀

以往有一个说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事实在否定这个观点：“毛泽东时代”那些政治运动的失败者，从“反胡风”运动的受难者，到“反右派”运动的受难者，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失败者——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一些高级干部、军队将领，以及只活跃过一两年却遭到十多二十年的反复清查、打击、惩处的原造反派……无不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在撰写回忆，书写历史。公开出版的，民间自印的，网络传播的……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已经有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回忆录作者们纷纷在记叙自己的失败史、蒙冤史、苦难史、血泪史。而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胜利者们，“革命动力”们，却极少有人站出来书写他们的胜利史，写出他们当时如何以革命的名义、以党的名义、以“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整人，如何变着花样、挖空心思搞无中生有的“扩大化”，如何通过整人而获利、得势、升官……某些胜利者在写回忆时，也往往只强调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某一阶段的受苦受难，以受害者、失败者的身份出现。
胜利者不愿写出自己的胜利史，不敢坦言自己的胜利和如何胜利。胜利者的回忆大多充斥着官话、套话、假话，而失败者的回忆却常常能够披露一些真相，敢说一些真话。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不过，回顾历史，却又让人想到，我们中国是有失败者书写历史的传统的。古典史籍“二十四史”之首，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就是惨遭宫刑残害、“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的失败者司马迁发愤书写的吗？此外还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还有前仆后继以生命续写真相的“在齐太史简”……“失败者书写历史”的这一传统，可谓源远流长。
读王光照的回忆录时，我就不由得想到：这是又一个失败者在书写历史。
近年与武汉的一些热心于抢救文革回忆、推动文革研究的朋友建立了联系，并相继读到了在他们帮促下得以写成并出版的当年武汉工人造反派几位代表人物的回忆录，如吴焱金的《四十三年望中犹记》，曹承义的《悲欣交集话文革》，李承弘的《百年寻梦》，徐正全的《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现在又得到谢保安兄介绍来的王光照的回忆录书稿，并嘱为之作序。受此重托，自然义不容辞，因为我一向主张：文革亲历者不管对文革的认识、评价如何，一定要抓紧把自己亲历的那些史实写出来，不管是什么观点，把史实写出来，把记忆抢救下来再说。现在必须立足于抢救，否则就晚了——武汉当年造反派中著名的夏（夏邦银）、朱（朱鸿霞）、胡（胡厚民）均已故去，而且都没有留下个人的回忆文字！面对这样令人扼腕长叹的局面，王光照们的回忆录就显得更加可贵。
如果说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上海是毛泽东精心扶植的文化大革命样板，那么，武汉就是逼迫毛泽东改变其文化大革命思路与部署的重要城市。正是1967年发生在这里的“七二○”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发生全局性转折的一个重要分界点，踌躇满志的毛泽东意外受到这一事件的沉重打击（他执政之后遭受这样分量的打击可能只有七千人大会、“九一三”事件、“四五”天安门运动可相比拟），迫使他不得不对自己的所谓“战略部署”进行调整和改变，从而引起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走向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仅从史无前例的群众造反运动这一方面来说，一个明显的分界就是：在“七二○”事件之前，中央是一直采取鼓动（或曰挑动）、支持、放手的态度，而在“七二○”事件之后，则改成了规范、限制、打压和逐步取消的态度。王光照作为当时一个基层工厂的造反派负责人，虽然不能从全局上、从决策层面对“七二○”事件进行记叙，而且他直到“七二○”事件前夕都还被关在狱中，对这一事件爆发前的外界情况毫无了解（甚至把社会上出现的“康老三”的提法误会成是指康生），但是他从一个中型骨干企业（中国锅炉生产行业“四大金刚”之一）武汉锅炉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武汉工总下属组织中“四大金刚”之一）的角度，详细讲述了这场以“文化”为名的“大革命”在产业工人中是怎样开展起来的，群众中不同派别的纷争与分裂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武汉的市民社会怎样从造反、夺权、镇反、平反一步步走到了“七二○”事件的爆发……这对研究文化大革命是不可多得的亲历者回忆史料。
提到文化大革命，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红卫兵，甚至只知道红卫兵。特别是那些完全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后人和外国人，他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支比红卫兵更重要、时称“文化大革命主力军”的群众组织，即工矿企业的造反派组织。仅看文革高潮中的中共“九大”所产生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就可知，在由“无产阶级司令部”安排担任（名义上是选举产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人中，红卫兵代表只有两名中央候补委员——上海的陈敢峰和北京的聂元梓，而且聂元梓还只是因其“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领衔作者的身份才以正受批判审查的待罪之身被勉强指定安排参加“九大”的。但是这一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工人造反派代表却有二十多人，其中较有名者就有王秀珍（上海）、王洪文（上海）、金祖敏（上海）、刘锡昌（北京）、夏邦银（武汉）、董明会（武汉）、谢望春（武汉）、唐歧山（河南）、申茂功（河南）、梁锦棠（广州）、刘均益（广州）、唐忠富（长沙）、华林森（苏州）、姚连蔚（西安）、李定山（合肥）、江礼银（福建）、隆光前（青海）、岑国荣（广西）、胡良才（新疆）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工人造反派代表中，武汉与上海都有三人，而其他地区只有一至二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武汉工人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影响与特殊地位。
当红卫兵中的大学生和中专生已经分配工作离开原校、原地，中学生已经上山下乡当了知青之后，许多城市里的群众造反运动仍以工矿企业的造反派为主在进行“最后的斗争”甚至最后的武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实际上当时就只是毛及其身边的极少几个人）为解决这些工矿企业造反派，也不得不花了更多的心思和精力，办了更多的、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学习班”。然而长期以来，文革中的工矿企业造反派却很少得到关注和研究，以致出现提到文革就只知道红卫兵的现象。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证就是：近年在重庆市被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那一处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地，明明其中安葬的死者大多数是工矿企业的造反派，却被取了个名不副实的“红卫兵墓园”的名字。
王光照这部历时八年写成的六十万字回忆录，和武汉其他原工人造反派代表人物的回忆录一样，为研究工矿企业造反派提供了生动具体的“文史资料”，从亲历者回忆的角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读这部回忆录，让人感到像是在听作者当面向你作滔滔不绝的讲述，直率，坦诚，富有激情，其中引用的许多历史资料，更增添了研究价值。他的回忆录与武汉其他几位原工人造反派代表人物的回忆录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真实再现历史场景和自己的心路历程，不掩饰、不回避自己的思想矛盾。
这种思想矛盾，我曾在其他几本回忆录中看到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当年投身文革造反运动的我们那一代人，长期接受的是那种“党文化”的教育和宣传灌输，而这些作为“出头鸟”的风云人物，后来又身受各种清理、打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还长时间接受“两清”（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理“三种人”）的打击甚至被当作替罪羊惩处，普遍处于含冤负屈的心态中，晚年大多陷于生活的困境或生存的劳碌及老病伤残的折磨，思想资源有限，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都很难有所改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于当年的一些认识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尽管身已不在“此山中”了，但他们许多人的心（头脑）还在“此山中”。
杨继绳在为清华校友孙怒涛的文革回忆录所写的序中有一个说法：“造反派中相当多的是敢作敢为的人，他们反秩序、反权威的特点，是毛制造‘天下大乱’时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时，他们必然是恢复秩序的官僚们打击的对象。毛泽东设想的‘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这个过程，如果还是在极权的官僚体制下‘大治’，就包含着造反派成为牺牲品的残酷逻辑。”然而许多造反派人士直到现在都未能看清这一点。尽管从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开始，运动的矛头就已经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转变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方向，特别是到了清查“五一六”，更是明显地将矛头指向了造反派，但许多挨整者还是不相信这是毛泽东的意图。当“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主政湖北的两位军队大员曾思玉、刘丰，一个被定为林彪的“活党”，一位被定为林彪的“死党”，王光照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伟大导师娴熟地运用御臣之道，以一‘死’一‘活’来分而治之。”既然毛泽东对为他打江山而立有汗马功劳的军队将领都会运用“御臣之道”，对于造反派这样的草民就不会运用“御民之道”吗？不少造反派人士就是不愿正视这一点。
这种思想矛盾在王光照的书中有明显的反映。他在许多地方已经相当深刻地（特别是与同类人物相比较而言）反思到了导致当代中国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体制、制度性根源，甚至在个别时候还对毛泽东文革中的做法产生过常识性的怀疑，如在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时候，他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本来是可以不发生的……他老人家硬是要把这个最大的走资派扶出来，说是同叶剑英一起请来一个好参谋长，说什么邓小平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人才难得，是毛派的人。今天又讲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既然早知道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可以不扶出来害人嘛，那前两年为什么又说他人才难得呢？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完全是两回事。最起码的要承担用人不当的责任。早知道永不翻案靠不住，不用他就没事，为什么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候，又极力举荐，做别人的思想工作，扶他上台？”王光照在回忆录中还多次感叹“那个时代有病”，是个“有病的年代”，他甚至能感悟到：“实际上一种有病的制度，一个不公正的法律，之所以发生并运行于我们的社会，除了当局的责任，还因为一些民众人性深处有某种遥相呼应的基因，决定他们响应和接受这个有病的制度和法律，使其通行于这个时代。”他甚至提出这样的质疑：“怎么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人的问题上一再发生带有全局性的错误，这其中的症结是什么？”发出这样的斥责：“这种体制下斗争的特色是蛮横不讲理，翻脸不认人。”
对于王光照那样的文革风云人物来说，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而且据了解，他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及其创立和维护的体制，已经有了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只是为了使回忆录能如实反映当年思想状况和心路历程的“原生态”，才没有将现在已有的一些认识写进去。不过这里面有些地方的表述会让读者感到困惑：到底那些认识是当时的还是现在的？
有的读者在这里也许还会感到一个矛盾：既然王光照当时对文革就有那样一些“离经叛道”的想法甚至说法，为什么还要那样“一根筋”地跟着文革后期的那一波一波的折腾把自己引上为文革殉葬之路呢？
这也就是工人造反派与红卫兵造反派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红卫兵，都是大、中学生，从1968年底开始，他们有的（大学生和中专生）毕业分配走了，有的（普通中学学生）上山下乡当知青走了，大多离开了本单位（学校）和原居住地，脱离了文革前期造反运动的人事环境，因此大多可以在文革中、后期的各种矛盾冲突中置身事外，比较超脱。而工人造反派，特别是其中的头头、活跃分子则大不一样，他们在造反运动结束之后，仍然被牢牢束缚在原单位、原居住地上班、生活，仍然与原来的当权派和整过自己也被自己批判过的“保守派”打交道。“树欲静而风不止”，造反运动中产生的一些人事纠葛，一些被激化的矛盾，始终会缠绕着他们，他们大多会有一种身不由己、骑虎难下的处境，在造反运动结束后的一波一波新的整人运动中继续受到影响和冲击，挨整，翻案，再挨整，再翻案……直至最后遭到大清算。而这，自然又使他们的文革经历比红卫兵有了更多、更复杂的值得研究的内容。
在读王光照回忆录时，我深为其中写到的有关他妻子的那些片断所感动。在文革中我曾见识过一些这样的普通女性，正因为普通，她们在男性主政的社会里才没有陷入政治狂热而保持了清醒的常识判断能力，在人生与家庭面临政治风暴摧残的时候，本能地表现出传统中国妇女的纯朴、坚韧、善良、忠贞。该让这些堪称伟大的普通女性的名字载入史册——不言而喻，这些失败者所写的回忆录都是将来研究历史所需要的史料，也算一种“史册”。
　　　　　　　　　　　　                2013年3月12日修订于重庆风江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