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四清”运动中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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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四清”运动中，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越来越严重，除了“反修”斗争的推动外，也与各地的夸大汇报以及典型夺权经验的推广是分不开的。因此，当时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是上下互相推动的结果。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外，那些汇报虚假材料、制造所谓“典型经验”的各级领导人，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状况之所以会出现，与我国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和干部任命制度是分不开的。要从根本上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和干部任命制度的改革。

　　关键词：“四清”运动；阶级斗争；估计；原因

　　在“四清”运动中，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越来越严重，除了“反修”斗争的推动以外，也与各地的汇报及夺权典型经验的推广是分不开的。

一、“四清”运动中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

　　一般认为，毛泽东是在１９６２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阶级斗争的。事实上，他和中共中央在此之前从没有忽视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一直估计得很严重。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对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五人小组《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把农村问题归结为“坏人当权”，说“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1]。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８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甚至说“各地大约百分之二十左右烂掉了”。并说据林彪报告，军队烂掉“百分之四”，“领导权落到敌人手中了”，“这种情况在城市、工厂、学校也一定有”，“凡是三类县、社、队，大体上都与反革命有关”。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９日，毛泽东在南京同江渭清等人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一部分县也“烂掉了，被敌人拿去了”。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阶级斗争，特别是１９６４年５至６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就越来越严重了。１９６４年６月８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2]的惊人论断。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很多同志接受不了，表示怀疑。刘少奇在到各地视察时，批评了这种怀疑，并对毛泽东的结论做了进一步发挥，说三分之一在很多地方还打不住，甚至百分之四十或更多。

　　１９６４年７月２日，刘少奇在河北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有些基层干部问题严重，政权不是在共产党手里，你们讲有百分之三十，恐怕大体合乎实际”。

　　７月１５日，刘少奇在南京批评了南通专区关于三分之一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种估计不适合南通的情况，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有矛盾的看法，说“也许南通地区没有三分之一，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你们同志特别好，警惕性特别高。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嘛。南通同志，你们去过没有，去检查过没有，根本没有去查，就说没有那么多。我看，也许不止三分之一。地县委这样估计，也许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也许更多，也许是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在你们这种估计下，总不会是少的，一定会是多的”。关于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是不是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有矛盾的问题，他说并“不矛盾”。“总而言之，实事求是，不要有什么框框，不要套。你那里没有百分之三十，经过检查，有根据可以相信，要查清楚，实事求是。你没有查，怎么晓得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也不要紧，搞出那么大，是大成绩嘛！不是百分之三十，是百分之四十，成绩最大。”

　　７月１７日，刘少奇在南京再次批评说：“有人怀疑三分之一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种估计。你们怀疑可以，有意见坦白提出来、大胆提出来，不要心里有，不好讲，因为毛主席是这样估计的。毛主席是这样估计的，要留心，要经过实践证实，实事求是，有这么多，就这么多，没有这么多，就没有这么多。毛主席是从全国范围、各行各业来估计的，可能有些行业不止三分之一，如文化教育这方面，可能更多一些。”

　　７月２１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说：“毛主席说，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个话有人怀疑，完全可以，但你们也没有去查。实事求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也希望没有三分之一，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有多少搞多少。有这么多基层组织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他有他的一套，他有理论、有文艺向我们进攻，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有些不是复辟问题，原来是地主、资本家没有打倒，坏人在那里统治。有的土地改革不彻底，华东地区比其他地区更不彻底。过去是饶漱石搞的，退押就没有退，怕影响上海资产阶级，影响统一战线，……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学的系、班，老教授在统治，在领导。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艺刊物大多数，十几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

　　７月２４日，刘少奇在河南省委和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批评说：“主席说，现在有三分之一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是有根据的。你们自己没有调查，怎么知道没有三分之一？什么模范大队，一查是坏分子领导的。”

　　８月１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向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干部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时，再次强调了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他说，我们的有些基层单位原来就是阶级敌人把持的，在那里，阶级敌人并没有被打倒，被推翻。有不少的地区土地改革不彻底，或者基本上没有土地改革。有些单位是敌人打进来把持了领导。有些单位领导人原来是我们的，但是被敌人拉下水了，当了阶级敌人的代理人，这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就不少。还有一些单位的领导人，贪污盗窃很严重，已经蜕化变质了，实际上在那里反共反人民。从有些材料来看，我们有些干部很容易被地富反坏、资本家收买，听说有的只有几包香烟，请他吃了几回酒，几顿饭，就基本上过去了。有些人讲，这个和平演变过去，是舒舒服服就过去了，有吃又有穿，也得到其他的东西。“毛主席讲，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看来有些地方少一些，有些地方还可能多一些。最后实事求是去查清楚，看到底有多少？有多少算多少。据我看，包括蜕化变质的，也不会少于三分之一”。

　　８月１０日，刘少奇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讲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问题时说：“主席之所以说这个话，他是有根据的。要查清楚，实事求是，……少于三分之一我也不反对。我看，恐怕有些地方三分之一还打不住，还不止三分之一，可能超过。当然，有些地方多些，有些地方少些，不管多少，必须实事求是，农村中犯有一般性的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各省都说是多数，有百分之六七十。严重四不清，贪污盗窃、多吃多占，几百几千的也不少，我看也不少于三分之一。有些单位的领导人贪污盗窃严重，已经蜕化变质了，跟敌人搞在一起，反共反人民”。

　　８月２１日，刘少奇在广西自治区直属机关和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讲话”时又批评说，毛主席讲，现在还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和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恐怕怀疑的人不少，讲没有那么多，是夸大了。你也没有去查过，只坐在办公室里面，你有什么资格去怀疑呢？你去查一查看嘛，有三分之一。你只要查三个，看有一个没有嘛。“我看有些地方不到三分之一，有些地方三分之一打不住，还超过三分之一。特别是有些行业，比如文化教育，中小学校，文化机关，我看就不只三分之一。在农村里面，干部犯一般的四不清错误的是多数，不是少数人。严重的四不清，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很严重的，我看也不少于三分之一”。

　　不仅刘少奇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严重了。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５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3]。１２月２０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更加骇人听闻地提出：“有许多烂掉的县，还有烂掉的省。比如安徽不是烂掉了吗？青海不是烂掉了吗？贵州不是烂掉了吗？甘肃不是烂掉了吗？河南‘左’的要死，作假。”

　　经过毛泽东、刘少奇的一再强调，“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甚至更多的估计，成为当时全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权威认识。

二、各地的夸大汇报是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中央为什么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呢？我认为，除了“反修”斗争的推动等原因外，从“四清”运动本身来看，与各地的夸大汇报及给中共中央提供的大量材料是分不开的。

　　１９６３年２月８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便强调：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敌人的阴谋活动，最突出的是发展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宣传，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生产队，领导权已经落在地主、反革命手里”。２月１５日，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个报告，说这个“报告很好”[4]。正是根据这个报告以及《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等材料，毛泽东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不久，湖北就汇报了基层政权被篡夺了三分之一的情况。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毛泽东在同河北林铁等谈话时说：你们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那里被篡夺的基层）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后来变了，有的是富裕中农当权，这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牌子，实行他们的一套[5]。

　　在１９６４年５至６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各地的领导一方面积极拥护毛泽东关于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论断，一方面又提供了很多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例如５月２７日，刘子厚在华北组的发言中说，这一段“四清”证明，农村的阶级斗争是激烈的、复杂的，社队“四不清”问题很普遍很严重。根据部分生产大队的排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占百分之二十，阶级界限不明、方向不清随大流的占百分之五十，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问题比较严重的占百分之三十，有的已经演变为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第三类单位中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蜕化变质、称王称霸，对群众实行暴力统治的占百分之十左右，地富反坏钻入党内直接或间接掌权占百分之十左右，政治上软弱无力或严重不团结的占百分之五十。６月１０日，东北组的同志在发言时也说，主席指出的“现在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这个问题很值得严重注意。各地都有类似白银厂、天津小站的单位，这个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势必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并将贻害子孙后代。

　　随着“四清”运动的大规模展开，各地向中央汇报的阶级斗争情况就更加严重了。例如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４日由中共山东省委报送中央的《曲阜工作团的报告》，说从这一段运动初步摸到的情况看，基层组织不纯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比原来估计的要严重得多。据１０处公社３１５个大队的初步排队，领导权掌握在地富反坏分子和严重蜕化变质分子手里的２０９个大队，占６６％。据１０处公社１６２８个生产队的排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５１０个队，占３１．３％，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据９处公社２５８个大队的初步摸底，在８８２名大队干部（支书、大队长、会计）中，原来就是坏人的１５０名，占１７％；被敌人拉出去，已蜕化变质的２１９名，占２５％；严重“四不清”的２７７名，占３１．４％；有一般“四不清”问题的２１５名，占２４．３％；初步查对没有问题的只有２１名，占２．３％。据上述公社１４２４个生产队的３４５７名干部（队长、会计）排队，原来是坏人的３５２名，占１０％；蜕化变质的４４５名，占１２．８％；有严重“四不清”的８９５名，占２６％；有一般“四不清”的１６９２名，占４９％；无问题的７３名，占２．２％。这个排队，也只是初步的，问题究竟如何，要通过今后的运动，才能完全搞清楚。但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大势，就是基层组织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是够不够三分之一的问题，而是比三分之一多多少的问题。曲阜全县４万多个大队，还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不严重的，包括那些原来的红旗单位在内。农村已开始出现了一种特殊阶层。这种特殊阶层中的人物，是一些新资产阶级分子，新恶霸，新反革命，他们一方面上面有根子支持，一方面与老的地富反坏相勾结。在政治上欺压打击社员，特别是贫下中农社员，保护四类分子的利益，成为四类分子的政治代理人。在经济上实行各种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剥削，破坏集体，个人发财致富，成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革掉这个特殊阶层的命，挖掉三个根子，是一场极尖锐的斗争。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８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南组的同志也说，从广东的情况看，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止三分之一，中山县的２２个大队中，已经烂了和基本烂了的有１１个，占５０％；全省３７个蹲点大队中，属于派进来的占２０％，烂掉和基本上烂掉的占５０％。公社一级已经烂掉的也不少于三分之一。广东的几个红旗单位，问题都很大。有的是反革命两面政权，有的也已经烂掉或者基本上烂掉了。这些红旗单位的特点是善于迎合我们，面对群众则实行法西斯式的统治。赵辛初同志蹲点的湖北省麻城县福田河区张店公社，原是全区的“红旗”，但是，８个公社干部已烂掉６个。公社下面有４个大队，３个已经烂掉或者基本上烂掉了。

　　各地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这种严重估计，不能不影响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认识。毛泽东关于三分之一的单位烂掉了的结论，就是根据各地的汇报和材料得出来的。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０日，毛泽东在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方法革命时，说他“最近出去到处走了一下，看了一下，正如主席估计的，有三分之一的单位烂掉了”的时候，毛泽东就说：“什么是我发明的？都是大家告我的，是群众发明的。”

三、典型夺权经验的推广是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在“四清”运动中，不仅各地都推广了一批典型的夺权经验，中共中央也推广了一批典型的夺权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

　　（一）甘肃省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夺权经验———“白银经验”。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位于甘肃省白银市，是我国“一五”计划期间１５６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一个有１１０００多人的大型铜、硫生产联合基地。自１９５４年开始兴建，１９６２年部分建成投入生产。在“四清”运动开始以前，即１９６３年２月７日，中共甘肃省委工作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问题的调查报告》，把这里的问题描述得非常严重。２月２５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了《关于研究和处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问题的请示》，说根据现有材料看，甘肃省白银公司“实质上已为资产阶级所篡夺”，“其错误性质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必须采取革命手段，改组领导班子，才能保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３月，冶金工业部和中共甘肃省委派去了一个５０多人的工作组，到白银公司夺权。１９６４年５月３０日，中共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给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说：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这个大型企业的领导核心烂掉了，这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领导权被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这个公司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的世界，即挂着共产党的招牌的国民党统治的世界。６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的报告，明确指出：像这样一个刚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没有多久，很快就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很值得大家深思”[6]。这年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又批转了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在白银公司蹲点的报告，再次肯定了白银公司夺权的经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白银经验”作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第一个夺权样板，“对全国运动急速向‘左’的方向发展，影响很大”[7]。

　　（二）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的夺权经验———“桃园经验”。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她认为那里的阶级斗争形势很严重，虽然名义上是工作组副组长，但实际上领导了那里的夺权斗争。１９６４年７月５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说党支部书记吴臣把持的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党支部，“过去基本上不是共产党。他把持的这个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8]。随后，她在随同刘少奇到各地视察时，先后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市区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同样的报告。９月１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一报告。在批语中，中共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9]。９月５日，中共中央又转发《河北省委批转抚宁工作队关于卢王庄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说要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工作队员阅读，认为“抚宁工作队在卢王庄公社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基本上是成功的，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好的，值得各地同志参考和学习”。从此，“桃园经验”传遍全国，成了对全国“四清”运动影响最大的一个“经验”。

　　（三）天津市小站公社的夺权经验———“小站经验”。

　　小站公社位于天津市南郊，以袁世凯小站练兵和盛产驰名中外的小站稻闻名，１９６４年１月开始开展“四清”运动。３月５日，陈伯达来到小站蹲点。他认为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凤琴、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张玉仑、坨子地水稻专家姜德玉都存在严重问题，都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入我们内部，长期窃取党政大权，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于是领导开展了对这３个“反革命集团”的夺权斗争，并追他们上面的根子，将中共南郊区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喜荣，区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原中共天津县三区区委组织委员吴海亮，区财贸办公室主任边华英等区、社两级领导干部１１人，定为３个“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中共南郊区区委书记刘晋峰被定为“总根子”。８月４日，陈伯达致信中共中央，送上他炮制的３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及其“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８月１２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陈伯达的信及所附材料。９月２５日，中共天津市委按陈伯达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央上报了《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这份《报告》对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即有名的“小站经验”。１０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并要求转发此报告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认为“这个报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好的”[10]。

　　除这３个典型经验外，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４年还批转了很多领导干部的蹲点报告和讲话，例如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以及高扬文在白银公司的蹲点报告，王任重在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等。这些报告和讲话，都把阶级斗争的形势说得很严重。例如王任重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５日在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基层，而且在于我们领导机关。社、区、县、地、省的各级领导机关，都有一批人烂掉了；还有些单位整个组织都烂掉了。……从孝感县的情况来看，这个县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或者已经烂了，或者接近烂了，不是烂了一个指头，而是烂了几个指头，多数指头，或者从头烂到了尾。”[11]

　　以上的典型经验和蹲点报告、讲话，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认识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刘少奇关于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还“打不住”的结论，就受到“桃园经验”、“小站经验”的深刻影响。他在到各地视察时，曾一再称赞“桃园经验”。１９６４年８月１日下午，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向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干部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时，还以“小站经验”为例，说：“最近陈伯达同志跟周扬同志到天津南面去蹲点，那个地方就是十几年来一直被三个反革命集团统治着，都是劳动模范。所以，那里地主富农的统治并没有被推翻。”由此可见这两个“经验”对他的影响。

四、结论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当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这种严重估计，有力地引导了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而很多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的材料和典型经验，反过来又促进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使他们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因此，当时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是上下互相推动的结果。那些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虚假材料、制造所谓“典型经验”的各级领导人，也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和干部任命制度是分不开的。在这种体制中，各级领导干部并不是通过广大党员和选民选举出来的，而是由上级任命的，而且权力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高度集中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主要领导人身上。这样，就造成了各级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无需对下级和群众负责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共中央特别是主要领导人提出某种看法以后，不管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都会紧跟，有的甚至主动投其所好，争相报送更加夸大的材料，制造有关的“典型经验”，以图获得中共中央和主要领导人的好感。于是，中共中央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一些错误认识不但得不到及时纠正，反而会在上下两方面的互相推动下，越来越严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犯了长达２０年的“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左”倾错误后来虽然得到了纠正，但造成这种错误的政治体制和干部任命体制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要从根本上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和干部任命制度的改革。不进行改革，这种上下互相推动而导致错误的状况就很难避免。

　　本文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９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４９页。

　　[2][5]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３３、５３３页。有的记录为：修正主义“已经搞了，像白银厂、小站，不是吗？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１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５６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０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５５页。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７８４～７８５页。

　　[7]刘彦文：《“白银经验”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8][9][1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五八———一九八一）》（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７６９、７５３、７７８、７８５页。


( 出处:党史研究与教学 出版日期: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