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新中国成立初期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经过

tuffy05 · 发表于 2013-8-15 11:42:19

摘　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大任务，就是巩固新生政权。当时对新政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实力强大并继续与中共为敌的美国政府。新中国在外交上，实行了与苏联结盟的战略；在政治上，用强力征服和镇压了一切可能的反对者。但是，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不同，它主要不是靠武装侵略或割地赔款来取得其在华利益，而是通过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渠道，施加对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基本价值观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这是新政权最担心的。而民众中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则严重地妨碍着新政权各项政治措施的有效实施。1950年秋冬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封锁，给新政权提供了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有利时机。

　　关键词：新中国；美国教会；美国津贴；“美国之音”；美国电影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确定了三条对外方针。用毛泽东比较形象的语言来表述，这就是:“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由此可见，新中国政权能否稳固是问题的关键。当时新政权还只能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允许相当部分“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进入政府。而这些人对美国有着相当好感，力主新中国应当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中间派”们，在中国的城市居民当中还有着很大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担心他们中的某些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帝国主义“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那种“反对派”。这也正是为什么，当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刚一公布《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毛泽东马上作出激烈反应的主要原因。他反复告诫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万万不可继续执迷不悟，坚持“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糊涂思想”和“反人民的思想”[1]。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尤其是艾奇逊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势力的观点，让新政权感到极大的威胁。因此，建国伊始，新中国政府就不能不把切断美国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联系，肃清美国在中国的社会影响，设定为一个极为重大的政治斗争目标。而由于中共全面执掌政权，美国在政治、外交乃至于经济上，均因与新中国绝交而对中国大陆失去了影响力；因此，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切断大陆民众与美国的联系，消除城市居民中“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彻底摧毁“民主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显得特别突出。

　　美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学校、广播、电影等四个方面。本文分别就新政权对上述影响所采取的清除措施及实施的经过，作一概略的考察。

一、阻断美国的宗教影响

　　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共对西方宗教始终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这除了抗战期间出于统战的需要外，还基于对信仰自由及苏联经验的理解，相信这种宗教问题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不能靠强力来取消。因此，即使在战后土改运动期间，地方上接连出现粗暴对待基督教和天主教神职人士与教徒的情况，一旦发现，中共中央通常及时去电批评和制止。在1948年，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过《关于宗教信仰政策及处理教会问题的指示》，再度告诫各地:“我党对中外教会采取信教、传教自由政策(只要遵守法令，不加干涉)，系根据现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而来，即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宗教信仰仍然存在。须知天主教、基督教之存在是有其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纵然封建落后，甚至反动，但并非一下能消灭的。如果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借土改或间谍案的机会，将教堂没收消灭，必犯冒险主义的错误。”[2]

　　新中国成立之际，在大陆范围内天主教和基督教徒已有将近400万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的基本方针[3]，吸收两教重要人士进入政治协商机构，以便对其施以监督和影响。但由于天主教组织严密，且直接受命于梵蒂冈，神职人员多为外国传教士，故与中共始终疏远隔膜；而基督教因为教派林立，神职人员中中国人相对较多，有些还颇为进步，与中共人员又久有来往。因此，在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之际，中共中央统战部就特别吸收了吴耀宗等5名基督教人士来做宗教界代表。

　　然而，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基督教的相对开放，特别是中国相当一部分基督教团体一直依赖于美国教会的资助和指导，从而在实际上受到美国教会的控制；苏联方面又对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高度关注，因此一些地区的基督教活动很快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1949年11月17日，李克农曾告诉苏联大使罗申说，华北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和宗教人士的活动很令人怀疑。中国的基督教过去主要活动在城市中，而今却经常有很多农村里的中国人来到城里参加基督教会所组织的礼拜和祈祷。[4]一些省市领导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担心，他们提出:“某些宗教活动的范围，已经超过了宣传宗教的限度，对我们的工作发生了相当的影响。”[5]

　　随着类似的情况日渐增多，中共中央对两教的担心明显地变得越来越严重。195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必须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实行“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6]。至于原因，周恩来随后表示:“各地基督教天主教中有混进帝国主义的间谍，加上帝国主义国际背景”。要避免让人怀疑，就不能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办教。“中国教应由中国人办。”[7]

　　在中共的推动下，7月28日，吴耀宗等人联名发出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一致切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以爱国主义精神，实行自治、自养、自传。[8]中共中央随即发出《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第一次把天主教和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以至帝国主义间谍活动直接挂起钩来，提出:“我国的天主教、基督教，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另一方面在长时期中又被帝国主义用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其一部分组织又被帝国主义用为进行间谍活动的机关。”鉴于两教具有相当的群众性，我们不能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简单取缔，而应以爱国主义的宣传，通过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领导和支持其中的爱国分子，推动两教自身的革新运动，把两教变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宗教事业。[9]同年11月，四川广元天主教发表《自立革新宣言》，在此前后，上海天主教人士也提出中国天主教应由中国教徒自办。

　　由于顾虑到数百万教徒的态度，中共中央这时对于实现两教彻底切断与美国等国联系的时间表，尚无严格的限定。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明确主张:“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以免“造成对立”。“要把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从中国完全肃清，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10]但是，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载了吴耀宗等人的《三自宣言》后不久，中国就被迫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这一情况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中共此前的斗争策略。

　　1950年12月，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国内的财产，并宣布将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28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公开作出回应，宣布管制美国在华一切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公私存款，并通过了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所作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报告》。该报告要求一切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乃至宗教机关和团体，均须立即切断与美国等国的联系，改由政府接办或由中国人自办[11]。上海市政府以减免房地产税等经济措施，支持和帮助上海教会人士开展“三自”革新。

　　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支持了中共所进行的爱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因而也使得发动针对外国传教士的血泪控诉活动和驱逐以宗教为掩护从事反华活动的外国神职人员的行动，迅速成为一种潮流。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53年12月，全国先后有134个城市召开了针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败类”的大规模的控诉会169次，至于各地小规模的控诉会则不计其数[12]。

　　在这场清除帝国主义文化干涉与影响的运动当中，有着严密教规约束，直接受命于梵蒂冈的天主教团体，明显地要较各自为政的基督教团体顽固得多。然而，由于战争的关系，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反革命威胁更为突出。因此，这场斗争的重心明显地更侧重于清除美国在华残存势力和影响，许多美国传教士被控从事间谍活动，或从事反革命煽动活动，受到拘捕或驱逐。如1951年1月以后各报陆续披露的各种外国传教士、神甫及主教的反革命案件，几乎全部都是美籍神职人员。像平原省的米甘，湖南省的高尔飞、翁明德，广东省的福尔德，湖北的牧育才、郭时济、徐贲德、苏良，广西的其履根，江西的费济时等，都是美籍。只有天津的文贵宾和满世济是法籍和荷籍。[13]

　　因为这种情况，也因为基督教团体在中国各种派别甚多，和国外教会联系的情况差别甚大，因此，基督教徒响应吴耀宗等人的《三自宣言》，也就明显地容易得多。到1953年底，参加签名的基督教徒，已达到了40万人之多，大约占到了全国基督教徒总数的2/3。[14]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与美国全面对抗，再加上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动员的社会压力，和从事反华活动的外国传教士的相继被驱逐，新政权一举达成了阻断美国通过宗教组织渠道继续在中国发挥影响力的既定目标。

二、接办美国津贴的学校

　　与针对美国宗教渗透的斗争相比，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与美国争夺对大中学生的思想影响问题，则多少遭遇了一些麻烦。

　　根据刘少奇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校就有卅一所，神学院卅二所，图书馆廿九所，文化团体廿六个，中学校三百廿四所，小学校二千三百六十四所。”[15]因直接由美国方面的资金支持和赞助的学校数量众多，在中国各类学校总数中所占比例较大[16]，因此，学生乃至教授职员中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抱以好感者自然人数众多。由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每年大量地进入到社会当中去，包括就职于政府机关和各类学校，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把“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情绪散布到四面八方。和较多地在宗教信仰的范围传播思想和进行活动的基督教、天主教教徒比较起来，这些学生和教职员在社会中的影响范围显得更要广泛得多。新政府必须尽可能快地缩小美国在这方面的影响。

　　但是，和解决西方宗教影响问题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初，因所面对的问题异常繁杂，一时也只能牵就，根据轻重缓急，对学校工作则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新政权在各类有着外国背景的学校当中所采取的初始做法:一是发展进步势力；一是强化政治思想教育。但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受到了相当大的挑战。

　　在发展进步势力的问题上，新政权依据以往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展学生工作的经验，借助于政权和舆论宣传的力量，对所有教会学校和直接受到教会资助的大中专学校，都大力进行了党团组织的建设，并以党团组织，特别是以青年团组织为中心，通过各种方式联络靠近政府的同学，在学生中发展进步势力。这一工作一度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果。以上海沪江大学为例，到1950年初，全校学生958人中，就已发展党员27人，团员178人，进步学生占到全校学生的1/3，信教学生仅为273人，占全校学生的24.7%，即还不到1/3。

　　但是，由于中间派学生亦长期受到社会中“亲美”和“崇美”的文化心态的熏陶与影响，反感新政权强化学生的政治教育。尤其是在有教会或美国津贴背景的学校学生当中，对美国抱以好感的人数众多，以至于当时中共的政治宣传往往会受到学生们的公开抵制。比如，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在圣约翰大学作《国际形势与美国政策》时事政治报告中批评美国时，却被学生当场鼓倒掌，弄得几乎下不来台[17]。上级领导人来作政治报告都如此，这时在教会学校里开设政治课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因为新中国刚成立时，各大城市中进步学生的政治热情十分高涨，因此最初政府明令在高校开设政治课时，一般反映尚好。多数学生因为新鲜，也不大反感。但是，时间一长，情况就大不同了。一方面，当时没有统一的政治课教材，多数学校政治课教师本身就是勉强为之，对中共的知识及其理论了解很少，只能以读报和教条式的口号解读作为教授的内容，这种教学方式很快就开始让学生感到厌烦了。另一方面，在一些教会学校，政府明令不许以宗教课程作为必修的内容，却硬性规定要开设政治课，结果是这边神职人员不能向所有学生宣讲上帝造人的学说，那边信教学生却必须接受政治课教师教授由猿变人的进化论观点，这不可避免地造成学校内部教徒和反宗教师生之间的尖锐对立。

　　为了巩固教会学校中教徒对上帝的信仰，许多学校的牧师采取了对抗政治课教育的做法。不允许上课讲圣经，他们就利用课余时间组织青年讲座、圣经小组，开办圣经班、慕道班、唱诗班等，加强对学生宗教信仰的引导和影响[18]。而一些极端顽固的神职人员，更是积极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反宣传，声称:“共产党是魔鬼，不要和他们接近，会被他们引诱去的。”宣传“苏联穷得很，它还要请美国帮助，怎样能帮助中国呢?”煽动学生说:“美国人就要回来了，你们不要进步。”劝告教师说:“天主教的人不能讲政治课。”他们还经常组织学生观看美国电影，影响到在一些教会学校里，学生们“一见到美国旗就鼓掌，并高呼说‘美国太棒了!’”[19]因此，一些学校里学生反苏亲美态度明显，传播“亲苏亲美不亲民”、“蒋匪毛匪都是匪”之类的顺口溜[20]，则成了一种时髦。毫无疑问，中共中央对教会学校以及受美国津贴资助的相关学校团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但此时还没有做好接收这些学校的足够准备，因此，更为注意的焦点则是那些可能威胁到政权稳固的上层宗教教育界人士。担心他们中的某些人士有朝一日会被美国人招募成用来实施“内部破坏”的间谍[21]。而对于一般的教会学校，即使存在着诸多问题，新政权当时通常无意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问题。像对天主教创办的辅仁大学，教育部虽全力赞助进步校长陈垣在学校中贯彻政府意图，但当天主教会以停拨经费要挟陈垣解聘积极宣传反宗教观点的几位政治课教师时，教育部对此也只是根据学校的请求，不声不响地支付了该校当月所需的经费而已，并未乘机将学校收归国有。不仅如此，教育部部长马叙伦随后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天主教会代表进行了具体的商谈，希望教会在遵守政府基本政策和相关法令的条件下，恢复与辅仁大学之间的关系。只是因为天主教会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政府方面提出的条件，教育部才不得不宣布由政府接办该所大学。[22]

　　基于此种情况，新政权对教会学校以及有美国背景的其他学校中发生的情况，一度也坚持采取不扩大矛盾的做法。比如，1950年10月初，教育部就政治课教育所发布的指示，虽然明确提出要把进行反美教育列为政治课教育的中心任务，强调要“首先进行反对美帝侵略及批判对美帝存在幻想的教育”，但是，针对发生在教会学校中的种种问题，却仍旧特别说明:“在教会学校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注意不要刺激宗教感情，着重团结全体师生，从政治上争取和团结教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可根据理论说明宗教的本质，不得发动群众性的反宗教的运动，或组织反宗教的展览会和群众集会等。”[23]只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特别是美国宣布对华经济封锁之后，新政权的这一做法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1950年12月，由于美国方面率先采取了对华经济封锁的政策，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要部分接收受到这一冲击影响的那些过去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的现实。29日下发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中，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对美国津贴的中国学校的情况，进行了如下说明:即“在中国20所教会高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即占17所之多；300余所教会中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约近200所，几占2/3；小学方面受美国津贴的约1500所左右，约占全部教会小学的1/4”。显然，报告并不主张将这些学校全部收归公办，它力主在实行完全自办的原则下，最好仍由私人出资，不得已时再交由政府接办。[24]

　　根据政务院的这一决定，教育部于1951年1月11日下发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要求将凡过去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应根据情况改由中国人私人出资办理，或接收为公立学校，而美籍董事一律解职，美籍人员一律不得担任学校行政职务，美籍教师可酌情处理。而考虑到现实的条件和斗争的策略，指示明确要求各地务必要“将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与接受其他外国津贴的学校区分开来”。[25]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到这一年的12月26日，教育部正式报告政务院称，整个处理工作已告完成。由政府接收改为公立的高等学校计11所，改由私人出资维持而政府补助的计9所；改为公立的中等学校计51所，改由私人出资维持而政府酌予补助的计217所。另外还处理了465所初等学校。总共有753所大、中、小学，“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的工具变成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教育事业，使18万余青少年儿童从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魔爪下解放了出来”。[26]

　　由于政府接办了众多过去由教会或外国人主办的学校，对于其他一些有外国资助背景的学校政府也开始直接介入其中，参与学校人事、教育等的权力和机会自然会越来越大。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以及1952年5月中共中央在高等学校推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做法，[27]都显示了新政府对学校教育干预力度的进一步加强。这种情况纵使不能很快扭转所有学生的思想倾向，但至少在教会学校中像此前那样失控的局面，是很少可能再现了。

三、取缔收听“美国之音”

　　针对教会和学校所采取的上述处理办法，并不能完全切断美国向中国大陆民众施加思想舆论影响的渠道。而这种影响最广、也最为直接的渠道，还是由美国政府出资创办并主要针对中国大陆的“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对于“美国之音”的这种影响力，美国政府显然极其重视。其国务卿有时甚至都会直接指示相关人员编造新闻，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以达到在中国大陆民众中混淆视听的效果。比如，1950年1月，得知中苏两国即将签订重要条约，艾奇逊即曾以绝密电报指示美国驻法国大使布鲁斯，要他散布流言，宣称即使发表的公报表面上是平等的，但根据苏联所提出的诸多要求，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得不以秘密条款的形式，答应苏联的不平等要求。此消息经《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传出见报，即可通过“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散布到中国民众中间去。[28]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并无条件对“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进行有效干扰，因此凡有短波收音机者，在中国大中城市收听该广播并不困难。尽管当时拥有短波收音机者在普通民众中的比率不会很高，问题是收听者往往热衷于散布和议论，故“美国之音”的消息传播相当迅速和广泛。上述消息广播后不久，从天津到上海再到广东，到处都开始有了相应的传播和议论。有的说:“以往国民党出卖祖国给美国，现在共产党又出卖祖国给苏联，做苏联的附庸国。”“说什么平等条约，还有秘密协定没有登载出来。”苏联借给中国“三亿美元算得了什么?过去美国借给国民党的就有六十亿”。[29]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紧接着美国出兵干预并派出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更是极大地吸引了大陆众多听众。据新华社各地通讯员报告称:天津、上海、武汉、无锡、杭州、西安、长沙、太原等地到处都有很多人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重视“美国之音的”消息。包括一些大学的教授，几乎每天均细听“美国之音”。[30]大陆民众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的紧张，与众多敌视新政权者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结合着“美国之音”真真假假的报道，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造成了某种恐慌的情绪。

　　到1950年10月，中国开始出兵朝鲜之后，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引起了民众对国内报纸消息真实性，乃至于对政府诚实度的某种猜疑。比如，新华社记者就报道称:“一般商人都认为‘美国之音’消息灵通可靠，如汉城、平壤失守消息，‘美国之音’早已发表，而我报迟迟未登出。”为此，一些人公开批评中国的报纸报喜不报忧。远至内陆成都的一些中学生，竟也不信报上的说法，在学校里广为散布来自“美国之音”的消息。[31]影响所及，中共领导人的权威性也开始受到挑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南京金陵大学作报告，批评“美国没有文化”，骂“美帝是个王八蛋”时，一些教授当场退席，以示不满[32]。可以想见，由此而带来的威胁，毫无疑问是新政权所难以承受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还在中国出兵作战后不久，就公开建议中共中央应“设法禁止收听”“美国之音”。[33]

　　为了阻击“美国之音”的干扰与影响，从11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宣传部就下决心要与“美国之音”进行一番较量。11月20日，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首，各地主要大报都大张旗鼓地刊登了有关“各界人民纷纷主张取缔收听‘美国之音’”，以“杜绝匪特谣言”的消息，强调“这显然是我国人民仇视美帝，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具体表现”[34]。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盛澄华撰文批评“美国之音”是“比原子弹更恶毒的武器”[35]。与此同时，由北京市各中高等学校的学生带头，各地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抗美援朝的必要和意义，宣讲收听“美国之音”的坏处。随着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力度的加强，特别是志愿军在朝鲜初期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民众中间因新中国建立曾经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热情再度高涨，从而使社会上“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受到遏制，收听“美国之音”的人迅速减少了。逐渐地，收不收听“美国之音”成了一个爱不爱国的重大政治态度问题，甚至成了革命和反革命的一道分水岭了。

　　在这样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宣传作用自然迅速被阻断，其影响力日渐消失无痕了。

四、阻禁美国电影的文化影响

　　相对于美国在教会、学校和广播方面的影响来说，美国的电影对于向中国城市居民传播其生活方式，从而造成民众中普遍的“崇美”心态，其作用更为直接和深入。这也就使得新政权在应对美国电影对民众的影响方面，行动较早，措施也较为具体。

　　美国电影的影响，在上海等大城市非常普遍。这是因为，好莱坞的电影经常炫耀美国的科学发达和自由民主，又每每爱表现美国的摩天大厦和繁华富足，以至于“人们普遍崇拜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认为美国什么都比中国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进城后宣传爱国主义，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那些从小就接触美国电影的上海市民来说，在他们心目中，“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园”，美国民族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些人甚至会为自己鼻子不高、眼睛不蓝、头发不卷，又不能生在美国而自惭形秽。因此，相当多数的青少年以有钱能看美国电影为荣，一般人则以家里有人在美国或能够在美国人办的机构中工作为自得。官方报纸上宣传的那些美帝侵略史，多数市民显然置若罔闻。对上海驻过美国兵，充斥过美国商品的事实，他们不仅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反而还认为印证了他们从美国电影中所得到的种种美好印象。就连家庭妇女的心态也多是如此。上海市妇联就承认:一般上海的家庭妇女，通常都“不关心时事，怕战争，对美国仇恨不起来，甚至某些群众亲美、崇美、恐美等思想很严重。”而里弄居民“听美国之音是很普遍的，所以在(国民党空军1950年)二(月)六(日)轰炸及封锁时遇到困难，许多里弄妇女认为这是解放军共产党带来的。这是因为上海是一个在帝国主义长期统治下的产物，而市民受美帝影响更深”。[36]

　　其实，这种情况即使在其他中小城市，也颇为普遍。如中共广东省委所属教委的一份报告就罗列了县区一级中小学校教师大量“亲美”、“崇美”的言论。报告称:“最普遍的是崇拜美国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认为美国什么都比中国好，宁愿去美国打工，不愿在中国做教师。他们认为美国科学发达，教育文明，物质丰裕，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有些教师“竟一贯不看中国电影和不买中国货”，只看美国电影且只用美国货。自己老婆去看了场国产电影都要被骂，说:“那有什么好看?没有一点艺术，看了还会中毒。”[37]

　　美国电影的影响力，与战后美国电影大量充斥中国电影市场的情况有一定关系。因为，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时期仅上海一地即输入了1896部美国的故事片[38]。而同一时期整个中国自身生产放映出的故事片数量，却只有119部。[39]由此不难看出，战后中国的整个电影市场可以说几乎都是被美国电影所占据着的。

　　但是，美国电影之所以能大量进入中国的电影市场，并引起中国观众的热烈追捧，也与其特有的、适合于中国众多观众口味的艺术创作形式有关。有关这一点，人们很容易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电影的中国观众消长情况中，得出清晰的印象。

　　1949年5月28日中共解放上海，开始尽力扶持国产影片，到1950年12月止，上海地区总共上映国产影片将近280部，放映场数43424场，观众1859.7670万人次。而几乎同一时期，尽管1950年以后上海市政府对进口美片明确地采取了限制的措施，但这段时间上映的美国故事片仍有646部，放映场数33681场，观众1450.5773万人次。其中接连上映百场以上者有近90余部之多，连映200场以上者有14部，平均每部观众近12万人次；一部美片《出水芙蓉》，在受到政府排片限制的情况下，仍旧连映了373场，观众达21万人次之多，可见美国片还有相当市场。

　　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固然不禁止进口和上映美国片，但是其利用掌握影片发行权，和接管了一些城市重要影院的优势地位，对美片的上映作了种种限制，而对国产片和苏联片，则给予了全力的扶持。以上海为例:措施之一，“通过颁发上映执照，规定票价和从税收政策为(国产及苏联的)进步片减税、免税，美国反动片和国产的消极影片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从而对美帝影片加以限制”。措施之二，从1950年5月开始，“具体规定是每四周上映国营片、苏联片各百分之廿五，大部分影院上映的英美片每四周不能超过百分之廿五，其余时间则上映私营国产片”。措施之三，“从广告篇幅上限制。国产片和苏联片的广告刊例一律照旧，英美片则照原刊例提高15%。同时，对于广告所占篇幅也予限制，凡是当天开映的英美片广告，大公报不超过八行，其他各报不超过四行。预告一律不超过十六行。”而且，对美片广告词还必须加以审查，禁止使用各种渲染性的带有淫猥色情或迷信、恐怖倾向的用语。措施之四，集中力量宣传介绍国产和苏产进步影片，不仅透过报纸、路牌、海报、橱窗以及广播等方式进行宣传预告，而且还“大搞群众运动”，比如“加强和工会、农会、学联、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联系，组织了宣传委员会，请负责文艺的首长担任主任委员，深入宣传，确定措施，使各团体重视了电影教育”，等等。措施之五，通过降低票价和使用优待券等方法，来吸引观众观看国产片和苏联片。[40]

　　由此不难了解，上述1949年5月至1950年12月间国产片放映场数和观众人次所以会在总数上超过了美片，包括国产片单部放映场数和观众人次也有不少超过了美片，[41]其间很大程度上是有行政干预在起作用，并不表明观众逐渐相信美片“反动”而唾弃不看。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外国片，美片一再受到限制，苏片则得到了大力引进和扶植。结果是，美片观众固然大量减少，苏片的观众却并未因此而大量增多，反而是国产片得到了较大的实惠。

　　有关这一阶段美片、苏片和国产片观众人次逐月升降变化的情况，可见下表。

　　1949年11月至1950年10月美片、国产片、苏片每月观众人次所占月观众总人次比例表:[42]

　　由上表可知，上海市美片上映数和观众数大幅下滑，均自1950年5月始。此前，美片虽然受到相当的限制，但因私人影院较多，观众喜爱，影院老板出于利润的考虑，仍旧会千方百计地多映美片。但5月以后，由于明文规定美片每四周上映数不能超过总上映数的25%，从而根本上限制了美片的放映，促成了观众人次从4月份的47.5%，一下子滑到了28%。以后政府又在输入上进一步设限，新片数量锐减，美片自然一蹶不振。但奇怪的是，苏片却并没有因为美片观众人数的大幅下降，而从中获益，其观众增涨的幅度一直很小。

　　苏片观众数量上不来，内中原因颇为复杂。这时就有文章指出:“今天苏联片还不为从旧社会里新解放了的各阶层人民所熟悉，所喜爱，这是事实。”这一方面是由于苏片的华语对白翻译得太过生硬，介绍说明亦不够，许多人看不懂。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今天看电影的80%的观众，是那种“有闲可消、有钱可化(花)”的人，他们“受了二十年帝国主义影片的‘教育’”，“他们需要娱乐，不合口味的，他们宁可不看”[43]。

　　电影观众的这种心态，也可以从上海学生的调查中了解到。青年团上海市工委宣传部对一些学校学生的调查材料中就注意到:学生们对苏联电影之所以不感兴趣，一是认为“苏联电影政治性太强，不如美国电影轻松”；二是认为其“演员不漂亮”，“粗里粗气”，到底不如美国电影。如果说某部苏联影片看上去还可以，那也是因为学生们认为“这片子大有好莱坞作风”。[44]

　　由于相信电影的功能就是宣传、教育，不满观众的“低级趣味”，许多政府官员这时都一再主张禁掉美片了事。这时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的夏衍就曾回忆过这方面的情况，他特别提到党内当时有人质问说:京剧界都已经不演“粉戏”了，为什么还让《出水芙蓉》这种露胳膊露腿的美国影片照常上映?夏就此问题请示了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潘表示:《出水芙蓉》他看过，不能算是“黄色电影”。陈毅更痛快，说不要禁，让那些道学家去吼一阵吧。不过，严格地说，陈毅、潘汉年等人在放映美片问题上的这种开明，说到底也还是因为有个“吃饭问题”摆在那里。陈毅明确讲:“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乐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看，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45]

　　新中国成立后的既定方针，是要根本改造整个中国电影制造业，以便将以后的电影改造成宣传教育人民的文化工具。之所以开始时还只能“逐步逐步地”来，不能一禁了事，纯粹是因为条件不成熟，即没有足够的影片来满足市场的需要，进而保证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等行业的员工有饭吃。

　　为了达到挤掉美片，并使整个电影业以及其他相关行业走到所设想的方向去，陈毅曾经估计至少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46]。但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继续输入和上映美国电影，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失去可能性了。因此，宣告彻底禁映美片，也就成了新政权唯一的一种选择了。[47]

　　因为战争的关系，突然禁映美片，显然使新政权颇为被动。一方面，禁映美片的消息刚一传出，像上海这种地方，顿时就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涌到电影院去抢购最后放映的几部美国旧片的电影票，造成当天美片的票价狂涨，说明许多观众对美片依旧十分留恋。[48]另一方面，美片被禁，苏片引不起观众兴趣，国产片数量和质量都还不足以吸引足够多的观众去影院观看，结果陈毅所担心的问题自然就发生了。

　　在上海，为了避免发生“吃饭问题”，政府一度想尽办法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加观众的人数，结果可想而知。1951年初，全上海39家影院中已有6家被迫改成剧场。一年多以后，国产片仍然跟不上，当年又有20家影院改业为剧场。[49]

　　随着不久之后新政府进一步将各种电影制片厂一律国有化，并建立了更为严格的审查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开始具有文化产业性质的中国电影业，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但在政治上阻禁美国电影文化影响的目的，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五、结语

　　综观新中国在上述四个方面与美国文化影响相较量的经过不难发现，建政之初并没有急于将美国在文化上的势力和影响一举从中国清除干净的设想。首要任务还是如何能够从农村走进城市，熟悉城市，并在城市中站稳脚跟。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此有过很明确的说法，即:我们今后必须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中去，问题是，我们对如何管理城市，如何组织工业，如何养活城市，以及如何在城市中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还一无所知。而不会，不懂，管不了，就会亡国。[50]因此，一贯注意策略的毛泽东，从进城之日始，就再三强调要分清轻重缓急，不搞四面出击。即使是对那些有美国等国背景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他也力主“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51]。因为他很清楚，简单地采取没收或清除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经济上容易造成被动，而且会砸掉很多人的饭碗，这是中共新政权暂时还无法承受的一种社会压力。中共最初之所以在这方面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也是基于对这个时期革命的阶段性和政权特性的基本认识。由于相信这时尚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政权具有一种联合政府的性质，因此，中共自然相信在社会文化政策方面，也应保持适当的宽容度和灵活性，即给予自己的联合对象及其社会基础以一定的社会政治空间。毛泽东对此讲得很清楚:第一，“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对他们只能说服和争取；第二，革命政权要巩固，必须“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而只要“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52]。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某种过渡的包括间接地容许美国文化影响存在的政策和策略，对中共而言，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所有这一切按部就班的策略考虑和措施，都由于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特别是中国被迫出兵朝鲜，被完全打乱了。原来准备经过三四年，甚至十年左右完成的社会改造和文化统合的进程，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迫摊了牌。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特别是苏联对抗美国的种种经验，都促使中共必须在战争爆发的同时，要消除美国的文化影响。驱逐从事反华活动的美籍宗教人士，以及取缔收听“美国之音”，即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当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一切财产，并对中国大陆实行经济封锁之后，接收已无法继续获得美国津贴的各种学校和禁映已无从继续输入的美国电影，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政治举措。与其说这些行动是新政权肃清美国文化影响的主动行为，不如说它们是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局面的被迫出招。当然，当新中国的列车被迫从一段相对平缓的轨道突然转向了急速的下坡之后，列车就再难回到原来的速度上来了。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　200241

　　参考资料：

　　*本文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基金项目(B405)支持。

　　[1]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3-1516页。

　　[2]《中央关于宗教信仰政策及处理教会问题的指示》(1948年11月)。

　　[3]《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4]参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关于李克农谈话的备忘录》(1949年11月17日)。

　　[5]参见《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搜集有关宗教活动的材料的通知》(1950年5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4-11。

　　[6]《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

　　[7]《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第二次报告》(1950年4月1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3—8—1。

　　[8]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3年，第16-17页。

　　[9]《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1950年8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2-2-1-1-3，并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10]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97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9-110页。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10-515页。

　　[12]《三年来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年12月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305。

　　[13]参见《新湖南报》1951年1月24日、4月3日；《平原日报》1951年2月23日；《新华日报》1951年5月29日，7月12日；《长江日报》1951年6月13，22日；《天津日报》1951年6月24日；《湖北日报》1951年7月19日；《苏北日报》1951年8月12日；《东北日报》1951年8月15—16，21日；《光明日报》1951年8月18日，等等。

　　[14]《三年来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年12月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305。

　　[15]《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2页。

　　[16]据1950年6月1日《马叙伦部长在第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当时全国共有高等学校我227所，其中教会设立的学校24所，约占总数的1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17]《徐汇区委宣传部宣教工作报告》(1950年6月14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5—88。

　　[18]《教会学校工作简报(二)》(1950年5月27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B105-5-1345-1-2。

　　[19]天津市委宣传部:《关于满济世和圣母御侍团有关情况报告》，1951年5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15-4-56-1-9。

　　[20]《教会学校工作简报(二)》(1950年5月27日)。

　　[21]《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关于李克农谈话的备忘录》(1949年11月17日)。

　　[22]《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62-63页。

　　[23]《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60页。

　　[24]《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71~72页。

　　[25]《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75~76页。

　　[26]《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133~134页。

　　[27]《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132~133、148~149页。

　　[2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6，pp. 294~296、308~309。

　　[29]参见《静安区委宣传部一二月份工作报告》(1950年3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5—12~14；《沪南区宣传部二月综合报告》(1950年3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5—218-221。

　　[30]《内部参考》第271期，1950年7月4日；第263期，1950年11月3日。

　　[31]《内部参考》第270期，1950年11月14日；第271期，1950年11月16日；第284期，1950年12月4日；第288期，1950年12月8日。

　　[32]《内部参考》第275期，1950年11月22日。

　　[33]《内部参考》第270期，1950年11月14日。

　　[34]《上海杭州等地各界人民主张取缔收听“美国之音”》，《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0日。

　　[35]盛澄华:《粉碎“美国之音”》，《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0日。

　　[36]《李仲培同志准备出席全国妇联宣教会议报告提纲》(1950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31—2—58—2。

　　[37]《广东省教委关于县区中小学教师对美态度的调查》(1950年12月)，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B314—1—97—1~4。

　　[38]上海市文化局领导人在电影业从业人员会议上的发言:《美国电影对中国的侵略》(1950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33、7-11。

　　[39]参见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5~128页。

　　[40]《关于上海放映战线和美帝斗争的情况》(195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7-1-324-36-41、50-51、35；《限制英美消极影片广告篇幅协议书》(1950年8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G20-1-23-1-4。

　　[41]受到政府支持的结果，此一时期部分国产片的上映场次和观众人次均已超过美片《出水芙蓉》。如《女贼》上映已达554场，观众达21.6万；《山河泪》上映446场，观众19.8万；《饿人行》上映494场，观众22万；《复活》上映595场，观众33.6万；《太太问题》上映476场，观众20万；《思想问题》上映446场，观众22万；《我这一辈子》上映575场，观众31.4万；《乌鸦与麻雀》上映577场，观众28.7万；《影迷传》上映651场，观众35.3万。《1949-1951年上海放映影片情况统计》(1951年)，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35-9-16。

　　[42]《关于上海电影业接管工作的报告》(1950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11-21-22。

　　[43]凤子:《漫谈苏联电影及其他》，《文艺报》第2卷第5期，1949年11月25日。

　　[44]青年团上海市工委宣传部:《目前上海学生群众思想调查》(1951年10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29-8-9。

　　[45]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第422页。

　　[46]夏衍:《懒寻旧梦录》，第421页。

　　[47]《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代拟新闻稿》(1950年11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33-1-3。

　　[48]《李仲培同志准备出席全国妇联宣教会议报告提纲》(1950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31-2-58-2。

　　[49]吕型伟:《加快对剧场、书场、游乐场的接管和改造》，《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50]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7页。

　　[5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4~1435页。

　　[5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5、1488页。

( 出处:中共党史研究出版日期: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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