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洲《文革简论》十二节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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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陆洲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文革简论》十二节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群众批判陕西省委执行错误路线　　
　 　
一九六六年四月初，西安石油学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学大庆的革命热潮，强烈要求改造学校领导，“决心当大庆式的学生”，同学们自动起来办展览，搞忆苦思甜，参观“领导院”，给学院领导提了六千多条意见，形势很好。　　
西北局书记处不是以积极、欢迎的态度去支持和领导这场群众运动，而是表现了惊惶失措，把革命群众运动看做是“闹事”，唯恐“事态扩大”，多方限制、压制，甚至把一些革命干部和同学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王林参加了胡锡奎（他主管文教工作）主持的会议,要派工作组，派公安部门去调查坏人。结果搞得当时石油学院人人自危，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经过西北局书记处会议讨论，又批转了陕西省委的报告，推荐了错误经验，使上述错误的影响继续扩展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响应毛主席的战斗号召，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本单位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掀起了革命高潮。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省委强调要补上声讨“三家村”这一课，要已经和本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斗争的革命群众回头来声讨“三家村”。　　
陕西省委急急忙忙地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去领导运动。，仅西安交大一处前后即派去了二百多人，如临大敌。由控制，到限制，到镇压，实行白色恐怖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西安交通大学一些学生反对工作组，提出工作组有黑线、省委有黑线。　　
当晚，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了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　　
省委听了错误的情况报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一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康策划的反革命事件。　　
把交大同学反对工作组不革命、抗议陕西省委、西北局不支持同学的革命行动，把同学的革命行动看做是“闹事”，看做是彭康这个坏蛋组织的反扑，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因而把所有对付敌人的办法和手段（所谓防范措施等）都用上去了，登记姓名，照象，电话录音等；组织围攻；印发传单，进行反击；后来又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把不少革命同学打成“反革命”，有的被逼自杀。　　
以后又在革命师生中进行“查上当，放包袱”，错整错斗了一批革命同学。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至九日,全校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领袖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抢救过来了）。他给党的遗书，给他的父亲母亲的确遗书。说明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革命的青年，只有二十一岁。虽然他受了打击，他不埋怨党，而且告诉他的家庭也不要埋怨党。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王林在西北体育场上的讲话，提出赵守一是陕西省的“总黑根”，学生提出批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王林在交大讲话，没有承当责任，过多的批评了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在陕西省委门前发生了严重围斗、殴打学生的事件。提出”誓死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以坚信西北局、陕西省委正确领导”等错误口号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下午两点左右，西安大学革命师生和其他兄弟学校的革命师生，一起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　　
　 　
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西安地区以及汉中、宝鸡、礼泉等地连续发生了反学生的严重问题，在铜川还发生了公安人员对空鸣枪威胁学生的严重事件。　　
省物资局殴打学生的干部，已由司法部门拘留审讯。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刘澜涛对西安市大学中学生的讲话　　
有极少数人，说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完全烂掉了”，是“黑帮”等等，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是不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提出了“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口号是不对的。还有的人提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的口号，必须指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是绝对正确的。（热烈鼓掌）每个革命者，对那些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将他们统统打倒，彻底粉碎。但是，把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平列起来的提法，则是错误的。（鼓掌）任何一个地方党组织，包括中央代表机关，如中央局，都不能同党中央相提并论。（鼓掌）最近由于“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引起了许多争论，必须加以澄清。　　
最近发生了不少打人、抓人的现象。不但打人，而且把人都抓走了，这是很不好的事。受了伤需要住院的，立刻搬进医院，很好治疗。据说有的人衣服被撕破了，鞋子掉了。凡是没有衣服没有鞋子的，各个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可以作个统计。因为现在布票有限，衣服没有了怎么办？可以开出一个单子来，将来负责解决这些问题。据说现在有的学校，有的机关里面，有一些人下落下明，希望这些有下落不明的人的单位，开出名单。一定要查清楚，究竟这些人到那儿去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的西安交大等院校同学的讲话　　
西安交大：不太清楚，听说打伤了三百多。　　
（插话：恐怕还不止这些）　　
陶铸同志：今天西北局来电话，承认打伤了人，我们正在调查。　　
西安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通过，要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的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就是反革命的标志。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严重的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迫害。　　
西北大学：杨植霖（西北局文革小组长）在西北大学诬蔑我们静坐是和日本人民对付佐藤政府一样。　　
……
陶铸同志：李世英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写不出那样的信件来，他的信我看过了。　　
西安交大：我们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应该改组。　　
陶铸同志：这由你们自己决定。（长时间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同学们对打人造成重伤流血十分愤怒！到省委门口静坐表示抗议。有五十多个单位，五、六万人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静坐。　　
陶铸同志：省委楼那么大，坐坐怕什么！（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有些人贴大字报，并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　　
陶铸：我们现在只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的检讨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省委内部挖出了一批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除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外，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民，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省委常委刘子义，省委副秘书长林牧，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宣传部副部长吴钢、陈吾愚等。在文化教育界还揪出了罗明、黄俊耀、彭康、郭琦、王云、康迪、李一青、宋醒民、王维祺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给西安工业学院二十四位同学的电话　　
我一直在等待你们，我一再等待你们，你们要吃饭，你们不吃饭，我怎能睡觉呢？党中央怎么能看着你们不吃饭，有些问题要研究。　　
你们这个组织是合理的，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保护你们安全和自由，大楼可以分一部分给你们办公，交通车受阻拦应给西安市讲，你们不要阻拦。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　　
一、绝食斗争问题。　　
二、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是不是就是黑帮，就是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王林就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革运动以来所犯错误作的检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陈毅接见西安地区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　　
你们汇报了五个问题，一个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二是工矿企业情况问题，三是左派队伍内部的分歧，四是省委、西北局的问题，五是下厂下乡问题。总的来说我同意你们的汇报，今天会见你们的西北地区的革命左派，我支持你们，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你们今天讲的大部分是正确的，我少说为妙。相信你们自己会考虑，会解决，让你们开动脑筋，这说的多了不好，让你们自己解决，我这个人爱说，但言多必失。例如在军事院校的讲话，本来是支持左派，但因冲中南海，我说：“这样，我就不交班了……。”结果，保字号便跳起秧歌来了，真气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陈毅与西安大专院校代表的谈话　　
　 　
二、解放军支左，造反派内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西北光学仪器厂发生二·一○事件。两派武斗，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　　
省军区把这一事件定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　　
造反派认为，这是省军区和驻军负责人搞的一次“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赴京代表的讲话摘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周恩来对西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西安交大同学的讲话　　
一、关于造反派内部分歧问题。要抓整风、整组织来解决。夺权问题未解决要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整风要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学校以军训为主，工厂也可以由民兵军训。　　
二、打、砸、抢的问题。西安提出“打、砸、抢”是反动的。各校又提出“抓、揪、抄”，你们眼里没有党中央、毛主席。（总理谈到此时很气愤，并一个个提名指出，问“怎么办？”大家回答：“应受法律制裁”。）　　
三、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总理传达了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同意。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联合夺权”。今后斗争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如×××司令员既是军区的政委，又是一省的常委）他当然要保省委了，这就不能说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四、有关“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今后不要再上街游行也不要搞宣传车上街。有人说：“我们厂休日游行，不影响生产”。我就不相信不影响生产。对待是否“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和爱护国家财产这是真革命、假革命的标志。　　
五、对待解放军问题。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只要大方向正确解放军坚决支持，如果只剩下一个人，也坚决支持，如果大方不正确那怕有十万、八万人，也是不支持的，要反对他们的。是否尊重解放军这也是真假革命的标志。　　
六、对待领导干部问题。对待领导干部不要揪来揪去，要给他们检查、赎罪的机会，要充分创造条件，给他们检查、揭发，让群众鉴定，是亮相的还是罢官的。斗争的矛头绝不能针对犯了错误的造反派。　　
七、其它：　　
1、今后不提地区性口号，总的大方向口号只有中央提出，要强调地区性口号是错误的。　　
2、毛主席在一九二零年“湘江评论”上提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这句话是对当时形势提的。今后我们不要再提了。　　
3、“捍卫军”、“红卫军”（指复退、残废军人组织）都要取消。　　
4、大联合要一个系统联合，先是一个系统联合，然后再工、农、兵联合，因此在联合中不要跨行、跨业，已经跨了要纠正。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陕西安康地委文革办公室致中央央办公室电　　
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　　
这里不是回族多的地区，却自上而下的成立了回族革命造反司令部。地委统战部最近还向各县统战部发出通知，要各地党组织研究与拟定支持本县革命回民造反的有效措施，并通知各回民聚居区的党委，坚决贯彻执行。我们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不利于按系统、按部门大联合。应怎样对待这样的组织，请速批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安康地委文革办公室来电的批示　　
毛主席教导我们：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为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防止坏人利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纠纷，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区都不宜按民族划分单独成立群众组织，也不要以民族名称命名群众组织。已经成立的这种组织，应劝说他们自动解散。可以自愿参加本单位、本系统的其它革命群众组织。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报道：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材料的几段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　　
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周恩来对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的指示　　
（一）你给总理的来信已收到，关于毕业生的问题，如照来信所提的办法，时间会拖得很长，中央正在研究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　　
（二）据悉：西安最近打砸抢又在抬头，而且两方面都有，希望双方能通过协商予以制止，如果不行，将来可来北京解决，但现在不要来。　　
（三）听说交大对黄经耀、胡×有意见，黄、胡二人是中央派去的，而且从一开始也是支持交大造反派的，希望能注意同他们的关系。　　
（四）霍士廉身体很不好，要批判他可以，但一定要注意他的健康，中央已委托省军区和驻军加以掌握，关于霍士廉是叛徒的问题，根据中央所知，情况并非如此。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西安问题的指示　　
对西北光学仪器厂二·一○事件，根据国务院调查和陕西省军区反复调查的材料，中央认为是一个破坏事件。定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应该予以平反，对逮捕的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应该予以教育释放。二·一○事件严重地破坏了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两个群众组织都应从中吸取教训，在二·一○事件中犯了破坏国家财产错误的，应该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陕西省军区在处理二·一○事件中是有错误的，但不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现在平反是对的，不是为“打、砸、抢翻案”，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径跃同志，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相信他们，如对他们有意见，应实事求是地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米脂县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的经验》　　
陕西米脂县武装部在支左工作中，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公开表态支持“一○一”左派群众组织，但是遭到了“上压，下轰，四面围攻”。在关键时刻，他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看主流，看本质，看斗争的大方向，坚定不移地支持“一○一”革命小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这是很值得参加支左的军队同志，特别是参加支左的人民武装部的同志好好学习的。米脂县武装部帮助“一○一”进行开门整风，帮助革命小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的做法，也是值得学习的。　　
陕西省军区认为米脂武装部是支左最好的一个武装部。榆林军分区，有的领导同志也改变了过去的错误看法。这是正确的态度。还没有改变看法的。希望迅速改变过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铜川地区革命造反者大联合总会、铜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解决铜川问题的指示　　
为了解决铜川的问题，兹决定：　　
一、由兰空工程部队抽调一个团（二千人）加强铜川支左力量，协同原驻铜川的部队，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重要指示，坚决贯彻九·五命令，制止武斗，封存收交武器。在执行上述指示时，部队一律徒手，坚持五不（吵不动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出入不带枪），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宣传九·五命令收缴武器，实行革命大联合等。如有人向部队开枪，打死打伤部队的人时，报中央请示处理。　　
二、由二十一军派得力干部（师以上干部）吸收兰空，铜川市武装部干部参加组成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对市、矿统一实行军管。　　
三、铜川两派九月二十五日已达成贯彻九·五命令的十项协议，中央已另电加以批转（略有文字修改），希望两派重新签字，坚决贯彻执行，并由军管会监督执行。　　
四、在两个协议签字前，陕西省军区和二十一军对八.一九公告作公开检讨，宣布撤销该公告。　　
五、指名抽调原当权派及两派组织的部分负责人到北京学习（编入陕西省军区学习班内）。　　
六、由军管会召集两派进一步协商，贯彻毛主席最新重要指示，搞革命的联合，抓革命，促生产，尽快把煤炭生产抓上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铜川两派“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中央认为，铜川地区“铜总会”和“铜总司”在九月二十六日，渭煤系统“红造总”和“联委”在九月二十五日分别签订的两个“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是很好的，是符合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的重要指示的精神的。希望铜川市和渭煤系统的两大职工群众组织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重新在这两个协议上签字，坚决贯彻执行，并从此开始，以“斗私，批修”为纲，各自实行整风，促进两派的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陕西军区首长接见西安交大革委会代表的讲话　　
黄传龙说：　　
我学得很不好，在8134部队中时也有很多缺点，有的地方解散了群众组织。在耀县我们把耀县统指解散了，首先是交大同学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因此，三月二十号解散了统指，四月四日，在十条没下来前彻底平反了。　　
黄经耀说：　　
介入以后对西安形势发展的分析是有错误的。尤其是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的看法，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不正确，如对当时西安出现的打砸抢和“反右倾”的认识是看得过重的。在处理上就有错误，如对2.10事件，1.28事件，军区的5.1剧团，新华书店，抓了些人，对错误的定性都过高了，把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定为反革命事件就错了。　　
庆华事件，开始把一方打成反革命，支持一方去抓人、游街。以后反过来，说错了，又把另一派抓了一帮子。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郑州铁路局系统七个单位和西安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批语　　
中央认为，郑州铁路局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七个协议和西安铁路局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都很好。这是郑州和西安两个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活学活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行“斗私，批修”的成果。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铁路运输对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和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关系极大。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在河南，陕西境内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各级铁路军管会（军管小组）和当地驻军的协助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夺取革命、生产的双丰收。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无论是已经联合的（如广州铁路局、柳州铁路系统），或者还没有联合的，中央也号召他们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通过协商，达成类似协议，迅速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就向全国转发郑州铁路局及西安铁路局大联合协议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鉴于铁路和煤炭工业两个系统在目前至关重要，铁道部已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期，其成员多为各铁路局、分局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管会负责干部和业务干部。煤炭工业部则派人到各主要煤区协助各矿军管人员举行分批分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目的均为推动各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利抓革命、促生产。在铁路方面，广州、柳州两局已实现初步大联合，郑州局这次来京开会，刘建勋、王新同志也赶来，经过工作，已达成7个协议，西安局受郑州局影响也主动达成大联合协议。为了号召以推动其他14个局（全国共18个局）的大联合，拟了批语，已经文革小碰头会通过。现送上，请主席批示鼓励。　　
　 　
三、中央批准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四月二十九日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同意所提三十五名常委；同意由李瑞山同志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肖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十一名同志任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一年多来，陕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揪出了西北和陕西地区以刘澜涛、赵守一、李启明为首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摧毁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西北的反革命老巢，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陕部队和陕西军区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指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起了促进的作用。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陕西地区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必须继续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习仲勋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地区的代理人大叛徒刘澜涛等批倒批臭。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警惕，把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揭露并粉碎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　　
省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推广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良好经验。　　
中央希望，陕西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响应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的运动，不断增强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和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陕西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省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节约闹革命，反对经济主义，防止无产阶级敌人的破坏，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省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陕西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省革命委员会要有更大的责任感，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的光荣革命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全省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陕西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陕西省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一，在谈到省革委会成立以后，狠抓阶级斗争的情况时，　　
中央首长指出：陕西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全国镇反最少的地区是陕西，西安是胡宗南的根据地，坏人多，你们要继续狠抓下去。　　
当谈到从清理阶级队伍看，大学教工队伍、机关、文艺单位，工厂中都隐藏着一些坏人时，　　
中央首长指出：你们一个个把它解决好。大学教授很复杂，交大过去是南洋大学，有的教授就拿定息，你们是否可以要大学教授写写自传？　　
当谈到采取了一些措施西安社会秩序有进步时，　　
中央首长指出：现行反革命活动，刑事犯罪活动要按正常的情况处理。你们要把这些点出来，发动群众讨论，造成声势把坏人孤立起来。　　
当谈到群众组织中有部分人员受右的或极“左”思潮的影响，干扰对敌斗争大方向时，　　
中央首长指出：这是帮敌人的忙，要很好地批判这方面的错误思想和行动。　　
当谈到西安国防工厂、铁路系统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进展缓慢时，　　
中央首长指示：西安的问题主要是要作好工人工作。二十一军在支左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没有把工厂这个重点抓好。你们回去研究一下，军队几家要把工人工作集中力量狠抓一下。你们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重申学生不准插手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左右工人，其它组织不准介入铁路和国防工厂。要交枪，要点幕后操纵的走资派和坏头头，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上海、北京、兰州所以稳定，就是做好了工人工作。　　
二、当谈到省、西安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原来的西安两大派都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立情绪有所缓和，在革委会讨论问题时一般都能够站在党性立场时。　　
中央首长说：这很好。　　
当谈到两派部分人员中还有在未成立革委会的地区和单位争核心、争优势时，　　
中央首长指出：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毛主席教导说：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　　
当谈到有些人想一派掌权、把另一派群众赶出来，或采取高压手段、抓人、打人、“四大”不能正常开展时，　　
中央首长指出：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行的，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是一派人数很少，也必须联合，绝不能压，压是压不垮的。至于名额多少，可以从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协商解决，采取高压手段更是不能允许的，“七·一”社论讲了，不能对群众专政，要教育大家正确对待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跑出去的要请回来，特别是多数派要正确对待少数，要采取主动，要高姿态。　　
当谈到有些单位、有些地区、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做了一些坏事，在本单位呆不住，带领少数人长期跑在外面，有的甚至到外面参加武斗时，　　
中央首长指出：不少地方有这个问题，要指出长期脱离本单位、本地区是错误的，要搞清楚把坏人点出来，把群众动员回去。　　
三、谈到在阶级敌人挑动下，从四月初以来，安康、汉中、渭南、延安专区以及成阳、商雒专区的部分地区，连续发生武斗，双方都组成了专搞武斗的队伍，武斗的方式是专区甚至到邻专区去机动作战，武斗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时，　　
中央首长指出：这还是搞文化大革命？这完全是阶级敌人挑动的，这种武斗组织必须解散，武器必须收缴，被挑动进城武斗的农民要立即回社、队，离开本地区、本单位的要立即回本地区、本单位，　　
中央首长还进一步指出：有的武斗组织被坏人操纵，已不是一般群众组织了，他们利用这些来反对我们。要把坏头头点出来，把他们做的坏事揭出来。　　
当谈到有些群众组织混进不少坏人，在坏人挑动下，做了不少坏事，如抢银行、仓库粮仓物资；拦截汽车、火车、抢劫物资、任意打死、枪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武斗中炸毁大量民房，烧毁仓库，造成大量损失；中断邮电交通，几个专区、几十个县长期看不到报纸、文件，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公开抵制和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规定；围攻、谩骂、殴打解放军宣传人员。　　
中央首长指示：你们要公开宣布这些都是反革命行动，要发动群众搞臭这些东西。各个群众组织都要开会发表声明，对这些问题表示态度，要在陕西日报上公布。“七·三”布告适用于全国，在布告发出以后还发生这些问题，就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谈到不少的群众组织把自己说成是共产党把对方说成是国民党时，　　
中央首长指出：这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极大歪曲，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各个群众组织里面都有国民党，要抓混进自己组织内的国民党。　　
当谈到有些专区的群众组织提出“武装夺取政权”，搞大规模武斗，想用武力打垮，消灭另一派时，　　
中央首长指示：在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反动的，完全迎合了阶级敌人的需要。武装夺权，绝对不能承认。一定要停止武斗，群众组织手中的武器都应该按照“九·五”命令上交。要按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用武力打垮另一派，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当谈到有原当权派插手专、县武斗，群众组织里有坏人，　　
中央首长指出：你们搞清楚把这些人点出来。　　
中央首长问西安两大派是否插手专、县武斗？我们说发现有人打着两派的旗号在下面活动，但问两派负责人时，他们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组织派的。　　
中央首长指示：要他们公开发表声明，表明态度。　　
当我们谈到最近一个时期专、县问题比较突出，我们感到支左力量薄弱，好几个专区没有支左部队，请求中央能否增派一些支左部队时，　　
中央首长说，你们的意见可以提出来研究。　　
四、在听取汇报中，　　
中央首长指示：要狠抓阶级斗争，当前专县和西安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正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你们要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集中进行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为主要内容，针对陕西和西安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重新宣传中央、中央文革有关的指示和规定。省革委会要开会讨论，根据“七·三”布告精神，列举出陕西省和西安地区的反革命行为事项，做出决议，要在西安和各地召开群众大会，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向群众作报告，各级革委会、军队、各革命群众组织对“七·三”布告和省革委会的决议都要表态。你是拥护不拥护中央的东西，拥护就要表态，就要坚决支持，贯彻执行。要点出一些坏人坏事，这样群众就不再受蒙蔽了。如兴平的孟照亮是罗瑞卿、王昭的忠实干将，有的人还说他是“革命领导干部”，要公开点出来。针对存在的问题，大量印发中央、中央文革有关指示、规定，如“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七·一三”通知，“九·一三”通知，以及中央关于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等等。交通不通的派飞机散发，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就怕向群众宣传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他们就是要控制和蒙蔽群众，有些人打着贫下中农招牌，威胁利诱农民搞武斗，其实他们是反对贫下中农的。总之要展开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动群众把坏人坏事搞臭，把武斗搞臭，批判错误的论点、这样处理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了，否则，你处理这些问题，他就和你唱反调。　　
五、中央首长问到北京办学习班情况时，我们说，只是省军区部队干部在北京学了一期。　　
中央首长指出：你们没有在北京学习班吃了亏。中央批准你们在北京办。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解决各地存在的问题。你们下决心在北京办。办它六七千人。地方干部，分区，武装部干部，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西安两大派的大头头都来。有些人不愿意来，你们省革委会点名要他来，不来就是对抗中央，要在群众中公开宣布他。你们一方面展开宣传工作，一方面筹备学习班。宣传工作搞一段落，即可到北京举办学习班。在分区，人武装部干部大量抽出来学习后，你们考虑是否从二十一军、兰空、西办临时插调一批干部加强各分区工作。　　
　 　
四、十月政变后的翻案活动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是极其荒谬的，纯系诬蔑不实之词，由此而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打击和株连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对陕西工作的损害和影响是很严重的，教训是很沉痛的。鉴于中央已经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同时我们前一个时期在平反“三案”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对有关这方面的大部分问题都分别作了纠正，错补划的地主、富农也已改正；但考虑到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过去在陕西株连甚广，影响较大，各方面反映强烈，有必要郑重宣布予以平反昭雪。　　
　 　
一九八○年一月五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一九八0年一月十日，中央组织部转发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中央组织部转发陕西省委《关于为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　　
据初步调查，在陕西工作的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员(包括去世的)有六十三人被整。其中有的被打致残，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死后还被声讨、批判。　　
一、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工委建立以来，一直是受党中央和陕西省委领导的。据汪锋、周仲英等同志证明，在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中，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一直有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为了加强我党对三十八军的工作，党中央和陕西省委先后又增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该部。一九三九年三月，陕西省委决定在三十八军成立党的地下工作委员会。党中央对工委工作十分关怀，毛主席和叶剑英同志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曾在延安多次听取工委的汇报，对工委工作的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工作方法，都作过明确指示。　　
二、工委在原三十八军是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工作的。工委根据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着重抓了对旧部队思想作风的政治改造。在连队建立了学习小组，开展了新作风活动，开办训练班、教导队，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从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积蓄了革命力量；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国民党军校，毕业后回部队担任排、连、营职务，逐步掌握部队。同时，在中上层军官中，进行了交朋友的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三、工委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成效的斗争，及时组织部队起义。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极为仇视，千方百计企图消灭这支部队。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大造三十八军“赤化”、赵寿山包庇“异党”的舆论，并指调三十八军中几十名所谓“异党嫌疑”分子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洛阳干训团和西安劳动营受训。工委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正确对策，通过做上层工作和必要的斗争，保护了革命力量。一九四四年三月，蒋介石使用阴谋手段，调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改派蒋的亲信张耀明任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到职后，即着手以其嫡系替换了该军所属十七师连以上军官，凡被他们怀疑为共产党员的营、团干部陆续撤职、关押。在这种形势下，工委及时将暴露了身份的我党地下党员转移出该部队，并报告党中央，请求批准组织三十八军所属部队起义。经中央同意，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十七师在河南洛宁起义；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五十五师在河南巩县起义；同年六月，一七七师一部在河南辉县起义。三十八军的起义，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壮大了革命力量，毛主席、朱总司令曾先后给予嘉勉。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党中央命令三十八军起义部队组成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对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给予肯定。一九四五年一月，毛主席在延安接见我党派往三十八军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周仲英、张西鼎同志时指出：这个部队在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地下工委始终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蒋、日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正确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有成绩的。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同孔从周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　　
　 　
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　　
　 　
编者按：　　
一、文化节大革命中，陕西省群众革命活动的材料，收集很少。　　
二、一九六八年以后的材料，也没有。　　
三、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西省委，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前也执行过错误路线。以后，迅速检讨了错误。　　
四、陕西省军区及驻陕部队，在支左工作中，虽然也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是比较好的。　　
　 　
贰、本节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刘澜涛对西安市大学中学生的讲话　　
西安市大学中学诸位亲爱的同学们：（鼓掌）　　
我首先问所有参加这次伟大文化大革命的师生同志们好。（热烈鼓掌）让我们共同热烈地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鼓掌）　　
我刚从北京参加了我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我们的党中央，我们最敬爱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很关心西北、陕西和西安市的文化革命运动。（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我们到北京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告了我们西北地区文化革命的情况。（鼓掌）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指示。（鼓掌）我们也向党的中央全会，向毛主席检讨了我们在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所犯的严重错误。（鼓掌）比方说，我们对大专院校以及中专学校派遣了大批工作组。而工作组工作的结果，证明它们妨碍、障碍了广大革命师生自己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因此，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西安交通大学发生了所谓“六·六”事件。现在看来，“六·六”事件本来是西安交通大学广大的革命师生对当时工作组的领导的错误不满的一种抗议的行为，是一种革命行动，而我们当时听了错误的情况报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一种反革命事件。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们自己打击了自己的同志，世界上再没有这样痛心的事了。当时我们不清楚。当我将要上北京的时候，我看了李世英同志的遗书。他是自杀了，以后抢救得很快，把他抢救过来了。他给党有遗书，他给他的父亲母亲有遗书。我看了那些东西，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了。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革命的青年，只有二十一岁。虽然他受了打击，他不埋怨党，而且告诉他的家庭也不要埋怨党。我看了那个东西以后，就知道这里边有严重的错误，就逐渐纠正这，还有其他的错误。我们都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报告。进行检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坚决改正错误。当然，我们西北地区的一些好的经验，也向北京介绍了。同时我们到北京去，除向毛主席、党中央请教，给我们指示以外，我们也向北京的革命师生，学习了不少好的东西。我们参加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建筑学院以及其他学校的师生的讨论会、辩论会，也听了中央负责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负责同志的指示和报告。这些对我们教育很大。　　
今天，我趁这个机会，想跟同学们商量几个问题。看我的意见是不是对。凡是认为不对的，我们可以认错，同志们可以提出批评意见。　　
首先我认为，我们西安市广大的革命师生，最近几个月以来，特别是六月以来，是坚决地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把文化革命搞到底的决心是很大的。这是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共同的一致的要求，一致的行动。这是我们文化革命的主流。我们和同志们是一条心。（热烈鼓掌），我们看到，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哺育出来的这一代青年的高昂革命情绪，坚定的革命立场和磅礴的革命气概，我们是非常高兴的。这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我们党的希望。未来的中国就是要依靠这新的一代，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来领导。（热烈鼓掌）毛泽东时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时代，是革命文化光辉灿烂发展的时代。（鼓掌）在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里边，我们西安一些高等院校的文化革命，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遇到了破坏，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这些困难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我们领导上的错误造成的，也有的是坏人在这里边进行破坏造成的，比方打人抓人。我回来后听说，好几个学校里的同学挨了打，也有其他方面的人挨了打。这是不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广大的革命青年，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跟修正主义作斗争，那个地方有修正主义，那个地方有坏人坏事，他们就站在那个地方来进行斗争。这是很宝贵的。（鼓掌）这种精神不仅现在需要，只要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那么就要在党的领导下，自己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什么地方有坏人坏事，就打到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有修正主义，就挖什么地方的修正主义。这个革命传统，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对保证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保证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光荣的传统。（鼓掌）这个光荣的传统，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直接教育和领导下培养出来的。（热烈鼓掌）任何一个人，不管你的官多大，资格多老，只要你是反对毛主席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共产党的，统统都要打倒，统统要消灭掉。（热烈鼓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话是完全正确的。（热烈鼓掌，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要造帝国主义的反，要消灭帝国主义，要造修正主义的反，要打倒修正主义，要造各国反动派的反，要把全世界一切反动派消灭掉。（鼓掌）我们要坚决打倒党内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鼓掌）要造他们的反。（鼓掌）我们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要造他们的反。（鼓掌）我们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要造他们的反。（鼓掌）我们要坚决地打击一切地、富、反、坏、右。我们要造他们的反，打倒他们，消灭他们。（鼓掌，呼毛主席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回到西安后，看了一些材料，也听了一些同志的汇报。今天下午我接见了北京来的支援我们西安文化革命的一些同学。他们反映了一些意见，说在西安最近有这样的大字报或者标语，叫做坚决保卫党中央，坚决保卫毛主席，坚决保卫西北局，坚决保卫陕西省委。据说还有“誓死”两个字。对这个问题，我要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西北局文化革命小组，准备向西安市发一个公开信，对这个问题进行正确的说明和解释。（鼓掌）我们西北局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刚才自己介绍了，就是杨植霖同志。（鼓掌）他是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是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鼓掌）我把将要发表的这封公开信中有关所谓这四个保卫的问题的部分念一下，作为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现在，有些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揭发批评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鼓掌）确实，不论中央西北局，不论陕西省委，在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如派工作组来领导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障碍了广大的革命师生的革命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使运动受到了压制和挫折；特别是对西安交通大学所谓“六·六”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判断，把西安交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误认为是反革命事件，使西安交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教训是极为沉痛的。我们热诚地希望所有革命的师生员工，一切革命的同志，对我们提出严格的批评；这对于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各项工作，都是极为有益的。至于有极少数人，说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完全烂掉了”，是“黑帮”等等，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是不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提出了“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口号是不对的。它不利于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揭发和批评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说法同我们的要求和愿望是不一致的。还有的人提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的口号，必须指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是绝对正确的。（热烈鼓掌）每个革命者，对那些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将他们统统打倒，彻底粉碎。但是，把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平列起来的提法，则是错误的。（鼓掌）任何一个地方党组织，包括中央代表机关，如中央局，都不能同党中央相提并论。（鼓掌）最近由于“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引起了许多争论，必须加以澄清。　　
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回西安以前，陕西省委、西北局已经作过一些解释。现在我们将要发表一个书面的东西，你们大概很快都会看到。如果你们认为需要广播，也可以进行广播。这是指内部的广播，不是指在陕西省、西安市的电台广播。这些口号，很明显是错误的，不适当的，但是没有及时地加以澄清，以致发生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这个，领导上是有责任的。当然，提这种口号的人，有的是善心好意的，当着把情况一给他们解释清楚，他们就会感到这个口号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这样讲，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这个口号是不对的，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平列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热烈地欢迎一切革命的同志向西北局提出批评建议。我们欢迎各个方面的同志对于西北局、对于省委提意见，可以写信，可以打电报，可以贴大字报。（鼓掌）对于我自己，我希望同志们也按这个精神办。凡是有意见的，应该提出批评，我们欢迎大家批评。愿意贴大字报的，欢迎送大字报。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上边已经讲过了。这件事，过去是登了报纸的，不仅在陕西的报上登过，西北五个省的报都登过。现在，仍然要登在报纸上，按原来的范围进行平反。过去印过小册子，除把小册子收回来以外，应该把平反以后的这些东西再编成小册子，照样发行。（鼓掌）我们共产党人犯了错误，这是对人民不利的，对人民有害的。象交大这样的事，我们损害了那么多青年，都是二十多岁，其中有些是很好的，他们是坚决革命的。那时候他反对工作组越坚决，挨的整越厉害。想到这些问题，我们心里是很沉痛的。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犯的错误，变成很好的教训，不仅在这样的会上讲，也要到交大去讲，在许多地方讲，不仅今年讲，而且要讲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把这样的错误，变成为我们的财富，变坏事为好事，变消极为积极。（鼓掌）只要损害了我们党中央的威信，损害了毛主席的威信，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任何人犯了错误，都必须采取这个态度。不采取这个态度，就叫没有党性，就叫对人民不负责任。（鼓掌）还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规定了一些办法，据说有的叫四条，有的叫六条，有的叫八条，据说还有从外边抄来的十几条等等。对这些条条，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我看，总的方面，这些条条在当时都起了障碍和限制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所以，凡是不适合的，一律废除，无效。当然，我们也要分析一下，比方八条也好，十条也好，它那里边是不是有一些条条还有用？有用，就是说对革命有利的，对文化革命的进行是需要的，那就不要废除。我说的，一个是总的估计，一个是要把那些条条检查一下。当时为什么搞了那么多条条？就是一个“怕”字，“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乱。这就不是一个彻底革命者的态度。广大的革命师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要革命的，最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怕什么？你也革命，大家也革命，大家一起革命嘛，为什么革命者怕革命呢！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吗？但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犯了这个错误。所以就要总结这个经验教训，检查过去搞过的东西，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让所有的革命者自己起来革命。我们相信广大革命群众是可以把事情搞好的，因为只有他们最了解本学校本单位的情况。比方交通大学，只有交通大学的同学最清楚他们学校的情况。你说彭康这个黑帮头子究竟有多少条罪状？他怎么样进行了罪恶的统治？交通大学的革命师生不仅比我们清楚，比外校的人也清楚，他们最清楚了。究竟在这个学校将来怎么个斗法，怎么批判法，怎么改革法，交通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最有办法。我们要虚心向革命师生员工学习。不当小学生，不可　能当　先生。不学习，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就不能领导。这是毛主席多年指示我们的，我们必须照着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领导者没有到最前线去，没有到广大的群众里边去，靠层层听报告，搞官僚主义，吃了大亏，不能反映广大革命师生最迫切的内心里的要求。如同在农村里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不接受贫下中农，你那里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这也应该说是很重要的教训。　　
第四个问题，最近发生了不少打人、抓人的现象。不但打人，而且把人都抓走了，这是很不好的事。我们党是不主张打人的，而且挨打的是什么人呢？绝大多数都是革命的师生。打在这些革命的师生身上，痛在我们的心上，痛在党的心上。（热烈鼓掌）因为他们不是敌人嘛！是什么人希望这样干呢？同学们仔细想一想。什么人希望这样乱打乱抓？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最好制造一个流血惨案，这是他们的目的。（鼓掌）有人正在这样地搞。（鼓掌）我们要追查，一定要追到底。（热烈鼓掌，呼毛主席万岁），不管是什么人组织的，不管是什么人下的手，最后都会查清楚的，谁也跑不了。（热烈鼓掌。呼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我们要用无产阶级特有的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要用共产主义者特有的锐利的眼光看清楚这个问题的本质。要追查。打了革命的师生、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这是打了我们自己的兄弟姊妹，为什么这样搞？要查个水落石出。组织者、打手，都要查，特别要把幕后人追查出来。（鼓掌）这决不是什么广大的革命师生和工人、农民的冲突，决不是这样的。（鼓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对所有挨打的同学、革命师生、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表示热情慰问。受了伤需要住院的，立刻搬进医院，很好治疗。据说有的人衣服被撕破了，鞋子掉了。凡是没有衣服没有鞋子的，各个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可以作个统计。因为现在布票有限，衣服没有了怎么办？可以开出一个单子来，将来负责解决这些问题。据说现在有的学校，有的机关里面，有一些人下落下明，希望这些有下落不明的人的单位，开出名单。一定要查清楚，究竟这些人到那儿去了？（鼓掌）我们有千百万的革命群众，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师生革命的团结，这些是完全可以弄清楚的。（鼓掌）开出名单来，政府协助解决，寻找到这些人。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最近发布的文化革命十六条里边，特别讲到，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是不要打人嘛，你一乱打人以后，人的火一来，他就不摆事实，不讲道理了，就容易出事，一乱抓人，社会秩序就乱了。总之，搞文斗不搞武斗，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是十六条的规定。十六条是我们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就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热烈鼓掌，呼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大家都听毛主席的话。（鼓掌）这几天同学在陕西省办公楼前呆得很久，我今天听到有的同学反映，有些身体不好的，晕倒了。我们注意一下，年岁小的，身体不好的，可以回去，早些回去嘛！　　
第五个问题，关于革命串连，互相支持的问题。班与班，系与系，一个学校里边，应该也很需要互相进行革命串连，革命的互相支持。（鼓掌）校与校也需要革命串连，（鼓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被压迫者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我们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口号，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那么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适用呢？完全适用。（鼓掌。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要互相支援，胜利了的国家特别要支援那些没有取得胜利的国家，譬如中国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就是互相支援嘛！越南前线打得那么好，不是也支援了中国吗？那么这个原则为什么不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学校中适用呢？我想应该完全适用的。（鼓掌）因此，同学们可以考虑门禁开放。大专学校门禁可以开放，可以互相送大字报，这个学校给那个学校送，学校给机关送，这样才使我们眼界更开阔。当然，送大字报，允许你送大字报到我们这个学校，也允许我们这个学校的同学有意见，向你还送大字报、礼尚往来嘛！（笑声、鼓掌）平等待遇嘛！（鼓掌）为了革命的真理嘛！为了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嘛！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是正常的，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没有争论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意见那么一致，那有这样的事？我不相信千万人在一起，只有一个意见，我怀疑，我不相信，没有这样的事。很多的人在一起生活，讨论问题，总会有不同意见的，要看是什么性质的不同意见。一种是敌我矛盾性质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我们自己一个人，也有矛盾，昨天想是这样办，经过一天的实践，那样办不对，赶快就改嘛！共产党人不能说不犯错误，犯了错误要认真地改。互相送大字报，最好都自愿，强制就不好，商量着办嘛。各个学校和机关的革命，主要是靠内在的因素，应该主要依靠这个学校这个单位的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他们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外边的帮助，只是一个条件。当然，也有那么一些时候，有那么一些单位，就是非常沉闷，盖子盖得那么严，这时从外面促进一下，把盖子揭开，然后他自己起来，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我们应该按照人民日报　八月十三日　的社论办事。　　
第六个问题，就是“通天”问题。所有的学校，所有的机关，所有的工农兵，所有的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愿意给毛主席打电报，写信，捎大字报，都有完全的自由。（鼓掌）任何组织、任何人不得拦阻。（鼓掌）而且应该说，文化大革命这样重要，应该在这一方面给以优先的便利的条件。（鼓掌）今后再要发现阻止发电报，或者拖延时间，或者要审查，不审查就不能发的现象，要严加处分。（鼓掌）不管信件、电报的内容是什么，一律照发。因为你发给中央嘛，发给毛主席嘛，这个电报，这个信件，它是好是坏，我们的党中央，我们的毛主席还没有鉴别力吗？他一看就清楚嘛！（鼓掌）你要发什么电报，就发什么电报，要写什么信，就发什么信，要打电话，你就随时打电话。（鼓掌）在这个问题上，前一阶段发生过错误，出过毛病，后来采取了一些措施，陕西省委专门发过指示，西北局发过通知，大家还要注意检查。如果再发现有问题，要及时反映。　　
第七个问题，工作组联络员。上边讲过，派工作组我们犯了错误，起了障碍、妨害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现在这些工作组都在原来的院校，就地整训，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进行检查。你们什么时候认为那个工作组可以走了，那你们就通知省委或者市委让他们走。如果还认为有必要留着，那就留下去。工作组要停止一切活动。关于派联络员，这件事也是没有经验。你们没有经验，我们也没有经验。这个文化大革命，你们在学，我们也在学，我们是小学生，你们比我们高明。我们首先要向你们学习。这是真心话。（鼓掌）不向你们学习，不进行调查研究，我们就不能领导。（鼓掌）联络员不宜太多，要有一定的水平，进去不是钦差大臣，他叫联络员嘛，是为你们服务的嘛。　　
第八个问题，最近从北京，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来了几批支援我们革命的同学。这些同学，有的在北京见过，有的在这里见过。我们应该热烈地欢迎他们。（鼓掌）现在还来得太少，希望来得越多越好。（鼓掌）我们需要北京的以及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对我们的文化革命给以支持，我们需要听取北京以及其他先进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我们需要北京以及其他地方来的革命师生对我们的工作，对中央西北局、省委、市委提出批评建议。我们热烈欢迎他们。（鼓掌）这里，我应该指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使得从北京来支援我们文化革命的革命师生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个别的同学还挨了打。对此，我衷心地向他们表示歉意，我非常痛心。我们一定要查这些打手，究竟是什么人打的？什么人组织的？这太不好了嘛！这点我们心里难过。北京来的革命同学，他们热情非常高，他们也有很多的经验。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外地来的，他们比我们本地的同学困难多。我们要注意帮助他们解决。西安的革命同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向我反映，你们是积极支援他们的，饭首先让他们吃，被子尽他们盖，有困难就帮助，这个精神非常好。（鼓掌）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老红军、解放军的优良作风。（鼓掌）我们革命同学应该很好地学习战无不胜的举世无敌的人民解放军的好作风。（鼓掌）我们希望北京来的革命师生不客气地随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　　
第九个问题，现在在我们不少学校里，都有几方面的意见，统一不起来。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来工作组的工作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应该在大的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以全局为重，好好地团结起来，集中火力；打击我们主要的敌人，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的革命任务。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样不好。有不同的意见，应该讨论，应该展开辩论，通过讨论、辩论来解决。我们要经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中央的指示，总结这几个月的实践和经验，使得不同的意见，经过讨论和辩论，得到解决，统一思想、团结对敌。　　
第十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从学校来说，主要是靠本校的革命师生员工来解决本校的问题。但是，在一定时期，把好多大专学校联合在一起，进行讨论和辩论，这也是交流经验，提高思想，促进文化革命的一个方法。大学和中学可以分开讨论，有时候也可以一起讨论。所有争论的问题，谁去作结论呢？主要依靠革命的师生员工大家。（鼓掌）大家经过集体讨论，集体作出结论，这种结论就比较正确，比较靠得住。对一切问题都应该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现在，各个大专院校以及高中的一些机关里，有不少有争论的问题，都应该经过民主讨论，最后作出结论。我们最近考虑，同学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和同志们商议，除各个院校自己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组织讨论、辩论以外，到适当的时候，是不是要开一个西安市的各个高等院校联合的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考虑搞两样事情，一个是十六条发表之后，学习的情况，讨论的情况，运用的情况，有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新的经验，新的创造，交流经验；一个就是我们愿意直接听取对于我们领导上，特别是对于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意见。因为现在单位多，找我们的人也很多，都要见到，很困难，采取这种方法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同志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办法是否适当？如果可以的话，什么时候比较适宜，大家可以商量一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搞到底，搞好，把我们的各项工作推向前进。要彻底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根本的关键，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掌）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胜利前进。（鼓掌）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统帅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统帅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统帅我们的一切工作。（鼓掌）没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的一切，（鼓掌）就没有胜利。（热烈鼓掌）我们和你们诸位一样，都要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象林彪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特别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鼓掌）最近，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为十六条，十六条是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我们强大的革命武器。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坚决地贯彻执行十六条，一切按照十六条办事，用十六条来检查我们过去的工作。凡是符合十六条的，就坚持；凡是不符合十六条的，就坚决改正；凡是反对十六条的，就坚决批判；凡是十六条指出的，过去我们没有作的，就要很好地赶上去。总之，应该很好地、认真地以十六条为纲，为武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指引下，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是我们共同的革命任务。（鼓掌）同志们在这个地方据说已经有两天时间，你们比我们辛苦得多。现在是夜间四点多，没有太阳，比较凉快。我上面谈的这些意见，是对还是不对，或者那些对那些不对，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和批评。凡是不对的，我们就改。（鼓掌）耽误了你们的休息和睡觉。完了。（长时间热烈鼓掌声，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　　
问：他们说我们到北京来是反革命。　　
答：说你们是反革命的本身就是反革命的口号。　　
问：“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对不对？　　
答：是错误的，只能提“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问：关于省委改组问题？　　
答：陕西省委改组要报告党中央，由中央决定，这要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由毛主席决定，你们完全有权利提这个意见。　　
问：大字报贴到街上就算反革命吗？　　
答：不算，大字报可以贴在街上，也可以在街上辩论。你们可以上街游行、宣传、辩论，把大字报贴在街上是革命的，学生在街上游行示威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可以的，也可以贴标语在街上。十六条已经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工人、农民打学生不对，工人农民可以支援，不要打人。　　
问：我们回西安下火车要挨打的，怎么办？　　
答：你们越挨打就越是革命，我们过去搞革命是要杀头的。现在你们挨打算得了什么，现在挨打是为了革命的。他们打不要紧，他们是反革命的，他们一定会被你们打倒的。过去革命还是有生命危险，还要抛头颅洒鲜血，你们现在挨一下打没什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的西安交大等院校同学的讲话　　
　八月廿一日凌晨　一点四十分到三点十分，在人民大学一个大教室，陶铸同志接见了来京的西安交大、西安冶院、西北大学、兰州铁道学院、兰州铁一中、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东北工学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二百余同学。　　
陶铸：同志们来得远，天津问题复杂，看来问题大的，还是西安、兰州和四川等地。今天我先听一个西北的，一个西南的，怎么样？　　
同学们：好！　　
西安交大：你知道西安的情况吗？　　
陶铸同志：知道一些。　　
西安交大：十六日下午两点左右，我校革命师生和其他兄弟学校的革命师生，一起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这是他们逼出来。我认为这是革命行动，不知道中央首长怎样看？　　
陶铸同志：这当然不能说是反革命行动！（鼓掌）省委问题没有检查好，你们去省委是对的。他们打伤了多少同学？　　
西安交大：不太清楚，听说打伤了三百多。　　
（插话：恐怕还不止这些）　　
陶铸同志：今天西北局来电话，承认打伤了人，我们正在调查。　　
西安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通过，要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的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就是反革命的标志。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严重的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迫害。　　
西北大学：杨植霖（西北局文革小组长）在西北大学诬蔑我们静坐是和日本人民对付佐藤政府一样。　　
陶铸同志：你们来时还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西安交大：他们在西安车站楼上按了两个喇叭，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狗崽子。还有盯梢、跟踪。　　
陶铸同志：过了潼关就听不到了吧！（大家都笑了）你们都有住的地方吗？　　
西安交大：还没有，我们刚来，还没有落脚呢！　　
陶铸同志：请人大同学安排一下好吗？　　
人大同学：完全可以。　　
陶铸同志：地方不欢迎你们，中央欢迎你们。（鼓掌）李世英同志来了没有？　　
西安交大：没有。　　
陶铸同志：李世英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写不出那样的信件来，他的信我看过了。　　
西安交大：我们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应该改组。　　
陶铸同志：这由你们自己决定。（长时间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同学们对打人造成重伤流血十分愤怒！到省委门口静坐表示抗议。有五十多个单位，五、六万人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静坐。　　
陶铸同志：省委楼那么大，坐坐怕什么！（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有些人贴大字报，并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　　
陶铸：我们现在只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长时间热烈鼓掌）谁如果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当然应该打倒。打人就不对了，真是反革命还有法制嘛！自己不革命还不要别人革命，这不是如赫鲁晓夫一样了吗？怕革命的就是自己心中有鬼。（鼓掌）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正在想办法解决。同志们，相信你们是革命的，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来，毛主席知道你们的情况。西北局打来电话，西安现在不准在街上搞辩论、贴标语、贴大字报，（大家问：这样可以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算你们的创举嘛！这样可以向工农兵宣传毛泽东思想嘛！闹革命怎么能在屋子里闹呢？革命不能只限制在屋子里，辩论可以上街，大字报可以上街。外国人究竟是少数，北京不是照样也有外国人，大字报不是也照样贴在街上了吗？　　
西安交大：十五日我们接到伪造的党中央电报，说这两句口号：“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是错误的。大家听到后十分兴奋。我们刚要游行宣传，就觉察到是假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阴谋。他们组织人来打我们，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绝不是一般性问题。　　
陶铸同志：中央没有打过此类电报。以后你们写一个报告，详细一些，送到中南海秘书局转我收。你们不用着急回去，在这里看一看。你们不要怕，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你们闹革命，碰钉子不要紧。林彪同志那天不是讲了吗？要反对压制革命的形形色色的行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竟然有工人镇压学生，奇怪吗？斗争不要灰心，要坚持下去，有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还有十六条，你们什么都不要怕，党的领导就是十六条。省委虽然是一个很高的领导机关，但是违背十六条，我们就不听。谁贯彻毛泽东思想好。贯彻十六条好，谁就可以当我们的领导。党的领导，不光是组织领导，更重要的是政策领导。　　
西安交大：主要搞本单位问题，怎样理解？　　
陶铸同志：到外面去是为了学习，最后还是回来搞本单位。当然，也要清除阻力。省委不支持你们革命，你们就搞他。当然你们应该以学校为主，到外面去交流经验，正是为了把本单位的革命搞好。　　
（四川同学要求讲话）好！请四川的同学，你们讲一讲好不好？　　
四川同学：我们希望能见到中央首长，汇报一些情况。　　
陶铸同志：你们是重庆和成都的吗？　　
重庆大学：是的，我们那里直到现在还在喊“誓死保卫校党委”。　　
陶铸同志：你们这就是说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搞不起来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四川大学：四川抓右派最厉害，还有群众斗群众的现象。　　
陶铸同志：（指着大家一个个笑着说）你是反革命？你是右派？（革命同学都笑了）你们上报点名了吗？没有公开宣布你们是右派吧？我看就算了吧！一股风吹掉。看来你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想搞政治迫害，你们学校搞起来了吗？　　
重庆大学：十六条下来后，大家起来了，但是压力还没有消除，据说中央有个什么规定，什么“五不贴”？　　
山东大学：我们那里有个“三不贴”。　　
陶铸同志：中央没有这个规定，要不怎么又是“三不贴”、又是“五不贴”？你们都没有参加天安门的大会吧？为什么不早来几天呢？你们可以在这里过十月节吗？　　
革命同学：我们还要去干革命呢！　　
陶铸同志：我是来参加辩论会的，现在快三点了。（下面陶铸同志还要给人大辩论会作总结报告，这时外面又来了许多同学）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欢迎你们。（热烈鼓掌）你们来迟了，要不然就见到毛主席了，听到林彪同志和总理的讲话了。不过这也不要紧，好在有照片，天安门不是还在那儿吗！你们多住几天，原计划一周的改为两周，在北京看一看。北京也是走了弯路的，毛主席回来后，才扭转过来的，特别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运动搞得好不好，就靠十六条，就靠你们。十六条发布后，你们有什么变化吗？　　
西安冶院：变得更坏了，这就是铁证。（拿出撕得粉碎的衣服）　　
兰州铁院：我们那边也没有变好，十六条发布以后，还发生流血事件。　八月十六日　还围攻我们，打伤了六十多人。现在学校还被围，学生一出来就挨打。　　
陶铸同志：听说你们找省委书记处书记辩论，他们躲起来了，我看省委非垮不可，这个情况是严重的，我们已经打电话了，让他们立即停止打人，要不然发生什么问题，省委负完全责任。　　
兰州同学：光让他们停止打人还不行！　　
陶铸同志：是的。第一步首先让他们停止打人，别的问题以后再与省委算账。大字报可以贴在大街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嘛！如果美国人要看，还可以贴到美国去嘛！（鼓掌）还可以贴到华盛顿去嘛！（鼓掌）　　
天津同学：我们贴到省委，他们说不卫生。　　
陶铸同志：不卫生？那要看什么卫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四旧，立四新。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好象很干净，实际上最不干净。（鼓掌）毛主席讲，全国各地都可以来北京看看，学习学习；北京的也可以去全国。五八年吃饭不要钱，现在坐火车不要钱。（鼓掌）　　
吉林大学：现在长春有一股风说，以吴德为首的吉林省委是正确的，企图转移视线。　　
陶铸同志：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去问吴德同志，好不好？（答：好！）现在正确的只有毛主席和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各级党组织有正确的，有错误的，为什么要用“正确”去压人家？你正确的，人家也搞不掉，你错误的，搞掉了不是更正确了？用“正确”作挡箭牌，实际上就不正确。只谈正确的，我看实际上就不正确，真正正确的就不怕揭嘛！　　
这时北京的红卫兵带着兰州一中的五名同学进入会场，陶铸同志和他们一一握手，他们哭着控诉了甘肃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　　
兰州铁一中：省委马继孔指使兰大同学围攻我们，我们从下午三、四点钟一直跪到晚上十二点多，还让我们朝西跪着。他们打了我们六百多人，下跪的就有二百多人，当时就有三十多人住了院，我们跪在那里心里难过，我们要见毛主席呀！（许多同学哭了，陶铸同志也掉了泪。）我们本来想让省委检查，但是省委书记马继孔说什么兰大同学打我们是革命行动，打得好，打得对，打得准，今后还要打。他们把毛主席象撕破，硬逼着我们拿着手榴弹和刀子对着毛主席象，让他们拍照。他们还喊“李贵子万岁！”（李贵子是兰大筹委会主任）李贵子是一个混蛋！他是什么狗东西！我们要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时会场连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口号）　　
陶铸同志：你们是人民的好儿子，党的好儿女，不是反革命。（长时间热烈鼓掌）你们不要难过，来到北京首先要把身体搞好，将来彻底斗倒黑帮。甘肃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中央一定要严肃处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看今天就是生动的一课。我们一定要按十六条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不把黑帮揪出来。中国革命胜利了也会失败的，全国还要变颜色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我们国家就不会改变颜色！　　
西北同学：西北局有黑根，我们要求改组西北局！　　
陶铸同志：这由你们自己决定。（鼓掌）　　
兰铁一中：我们斗争最需要主席思想，但是甘肃省委现在没有给我们发《毛主席语录》和毛选。　　
陶铸同志：我负责发给你们，一定发给你们！（热烈鼓掌）　　
西安冶院：有人说，我们到北京来的都是反革命！　　
陶铸同志：毛主席住在北京，难道北京成了反革命的窝子了？这是反革命的语言，要坚决和他们作斗争。　　
西安同学：希望中央首长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我们西安去看一看吧！　　
兰州同学：到我们兰州去吧！　　
天津同学：到我们天津去吧！　　
陶铸同志：我们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一定派人去各地看一看！（热烈鼓掌）　　
（北京十一中两个红卫兵送给陶铸同志一条上面别有团徽和毛主席像章的红领巾。并托陶铸同志将另一条带给毛主席。）　　
兰铁一中：我们想见毛主席，这次大概见不到了，请你给毛主席带个好！　　
陶铸同志：好！我一定都带到！（鼓掌）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的检讨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今天的会议是中共陕西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召开的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陕西省委在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在今天的大会上，我代表陕西省委向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作检讨，向大家请罪。　　
现在西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广大的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武器，坚决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势如疾风骤雨，把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在革命暴风雨中诞生的红卫兵，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聪明勇敢，不愧为革命的闯将。他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旧世界遗留下来的垃圾，做了大量的好事。我们为这样的大好革命形势欢呼！　　
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以及上海、天津、成都、南京、哈尔滨、呼和浩特、兰州、乌鲁木齐等地来西安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他们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对西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感谢！　　
西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现在，我就省委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主要错误，作初步的检查。　　
在六月以前，由于我们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使得陕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在了先进地区的后边。六月初，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响应毛主席的战斗号召，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本单位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掀起了革命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推动运动前进，而我们却没有认真学习和理解毛主席的指示，不了解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革命要求，想使运动仍然按部就班地循序前进，强调要补上声讨“三家村”这一课，要已经和本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斗争的革命群众回头来声讨“三家村”，使自己落在了群众运动的后边，严重地障碍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尤其是我们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怕打破旧秩序，怕出“乱子”，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总想把群众运动控制在自己的老框框里边，因而提出了一些清规戒律，如规定了所谓“八条”。这些规定有些虽然是应该提的，现在也是适用的，但是规定这些条条的总精神是错误的，从放手考虑的少，从限制考虑的多，束缚了革命群众的手脚。　　
在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抱着老框框、老办法，搬用领导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四清运动的经验，急急忙忙地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去领导运动。实践证明，派出工作组，这是不相信群众自己能教育自己，自己能解放自己的表现，严重地违反了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的群众路线的革命原则。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省委所犯的错误中，最严重的是把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师生　六月六日　的革命行动，错误地判断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康策划的“反革命事件”，以后又在革命师生中进行“查上当，放包袱”，错整错斗了一批革命同学。这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受打击、受迫害的是革命同学，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姐妹。我们想到这个错误，就感到十分痛心！我们一定永远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在这里，我代表陕西省委再一次向在所谓“六·六事件”中受到打击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向大家请罪。　　
八月初，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运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潮。但由于我们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和十六条贯彻的很不得力，革命旗帜很不鲜明，举得很不高，尤其严重的是，我们没有及时地发动群众“炮打司令部”，即炮打混入省委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坚决地引火烧身，号召大家揭露省委领导工作上的错误，又出现了一些问题，使运动又受到阻碍。八月以来，西安地区以及汉中、宝鸡、礼泉等地连续发生了反学生的严重问题，在铜川还发生了公安人员对空鸣枪威胁学生的严重事件。发生这些问题时，我们虽然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做了不少说服工作，但是，由于我们对一些单位组织群众反学生，转移斗争目标的极端严重的错误认识不够，因而措施不力，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陕西地区一再发生这样的问题，主要由省委负责。这些问题发生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是十分严重的。这个痛苦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这里，我代表陕西省委再次向被打的、遭受迫害的同学、革命同志请罪，向你们道歉，承认错误。对指使和策动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的人，我们正在追查，省物资局殴打学生的干部，已由司法部门拘留审讯。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从中煽风点火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对这些人，我们一定严肃处理。我们相信任何指使和策动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的人，都逃不出群众雪亮的眼睛。工农兵群众从来就是革命的主力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学生，目标是共同的，方向是一致的，大家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携手前进！我们一定要按照十六条决定办事，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学生，学生斗争学生，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求我们领导机关高度革命化，而我们省委领导仍然被老思想，老作风，老方法统治着，很少深入群众，很少深入第一线，官僚主义极为严重，对广大革命群众想什么，做什么，要求什么很不了解。许多问题常常是群众逼上门来，才被迫解决。有些十分重大的问题，处理得很不及时，特别是静坐绝食事件发生后，我们积极主动地和革命同学共同商量处理的不够，拖延了时间，直到周总理直接出面才得到解决，使许多革命同学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折磨和摧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陕西省委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这些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我们为什么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有些错误又是改正得那样迟缓？最根本的原因是，违反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的领导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一定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我们省委领导，特别是我自己，对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估计不足，“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出乱子。怕学生，怕群众，实际上就是怕革命。由于我们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就有时分辨不清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支流，不能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这样，怎么能够在关键的时刻不犯严重错误呢？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陕西省过去在高岗等反党集团的长期把持下，实行了一整套保护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包庇反革命，打击革命的反革命路线，使得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极不彻底。由于民主革命极不彻底，使得不少地富反坏分子混入了党政领导机关，妄图资本主义复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陕西省委的领导权，实际上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守一等所把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斗争，特别是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省委内部挖出了一批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除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外，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民，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省委常委刘子义，省委副秘书长林牧，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宣传部副部长吴钢、陈吾愚等。在文化教育界还揪出了罗明、黄俊耀、彭康、郭琦、王云、康迪、李一青、宋醒民、王维祺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少是赵守一的党羽。但是，要彻底解决省委的问题，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还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我们决心同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炮打司令部”，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混入省委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一个不剩，斗臭、斗倒、斗垮，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影响，把我们的省级机关特别是省委内部打扫得干干净净。　　
陕西省委犯了严重错误，我们一定坚决引火烧身，诚恳地希望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用毛泽东思想衡量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充分揭发我们的问题，向我们的错误开火！我们将通过各地委、县委广泛发动工农群众揭发我们的问题。广大革命干部，特别是省级机关的干部，对省委内部的情况了解得更多，更应当积极地揭发批判我们的错误。凡是我们做错了的事，我们一定坚决改，彻底改，迅速改，请大家继续监督我们，帮助我们。党的利益、陕西省两千万人民的利益，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决心放下架子，钻到学生中去，到群众中去，到第一线去，老老实实地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在这次大会以后，省委的负责干部，将迅速到学校去征求意见，听取大家的批评。我们决心同革命群众滚在一起闹革命，以实际行动来改正我们的错误。　　
最后，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毛泽东思想统帅整个运动，一切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一切按照十六条办事。我们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改造自己。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今后我们一定认真地学习十六条，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坚决向一切歪曲、反对十六条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　　
同志们！我的检讨还是初步的，还很不深刻，请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给西安工业学院二十四位同学的电话　　
我一直在等待你们，我一再等待你们，你们要吃饭，你们不吃饭，我怎能睡觉呢？党中央怎么能看着你们不吃饭，有些问题要研究。　　
你们这个组织是合理的，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保护你们安全和自由，大楼可以分一部分给你们办公，交通车受阻拦应给西安市讲，你们不要阻拦。　　
我整整一夜等待着你们，我一直坐在办公桌前，你们可以问刘澜涛同志，你们有什么要求，打电话，我可以命令，让所有军事电话停止。　　
这些问题要让他们辩论解决。不，不！有些问题要根据材料才能解决，有些……要停止辩论，你们这是革命的行动，你们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要吃饭，在毛泽东主义的新中国，怎么能够绝食呢？结果是怎么样？它的后果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后果。我不是责怪你们，我是劝导你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如果倒下一个同学，影响多么不好。我给刘澜涛同志打电话，让工农群众不要××你们，要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做大量的解说工作，你们有权提出罢郭××的官，但现在我情况不了解，我一个人不能回答。我要打电话给刘澜涛同志，要和党中央商量，你们要给我时间。没有吃饭，不吃饭不是等于向毛主席示威吗？毛主席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解决全国问题有先有后。有毛主席，毛主席看问题是从全局来看的。看一个人不但要看现在，而且从整个历史来看的。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干革命遇到困难就不能前进了吗？要磨炼，要锻炼，受到一些挫折阻力算得了什么？遇到困难不吃饭，热情好，现在怎么能用这种方法呢？我们是毛主席领导下的国家，反动政府也不应该如此。我们干革命要把自己的命保住，除非是刀架在脖子上，象刘胡兰那样。在新中国怎么能不吃饭？毛主席才刚刚睡下，我不能再惊动他了。你们可以派少数代表来北京，我将……一天24小时都不够，现在全国每天都发生许多事要解决，全国还有生产、外交问题……很多，我们那些人怎么能支得开呢？赶快治病。你们不吃饭，我怎么能安心啊！我怎么能把电话挂断。你们少数人要到北京来，可派飞机把你们送来。立即停止辩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　　
一、绝食斗争问题。　　
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十六条出来，放手发动群众，运动的发展是一浪高一浪，在这样的国家，这样大好形势下，要不要采取绝食手段，采取在旧社会对敌斗争的手段（这不是目的），要不要，可以不可以提倡，是否可以用别的方式，也同样达到目的？那天打电话，我说不能去，伯达同志有病，江青同志身体很弱，因此，派飞机接你们来商讨这个问题。同学们，当时出于革命热情或一时感情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宣布绝食胜利，后来还召开了群众大会，这不责备你们，经过很大努力，劝你们吃东西、治病，听说支持绝食的同学对此还不满意。　　
你们要求报纸发表消息，国家内部的事情不登报，我们这样做正好为帝、修、反开了方便之门，敌人到处在收集我们的情报。北京大字报在街上贴了很多，有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例如《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斗争》的大字报，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这是民族习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是信伊斯兰教的，在我国的西南边，巴基斯坦，阿富汗是信伊斯兰教的，东非、西非都有，全世界信伊斯兰教的有四亿多。伊斯兰教是意识形态问题，是民族习惯问题。今天他们还受帝国主义控制、压迫和收买，他们在亚非地区占相当的力量。这样提是不合适的。所以同学们的行动，不论是一个地区或全国的，都不能登报。　　
我们研究是否一定要用这个办法，才能达到目的。在承认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社会主义和十六条的前提下，宪法也讲在承认党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嘛！目前的自由是最广泛的，从来也没有过的。刚才讲的这张大字报，前天才发现，就找有关的同学谈，这张大字报散发很广，他们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政策不是这样，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样言论都要和他们商量，都要登在报上，都承认是合法的？彭真反党但没有做最后结论，所以没有见报，采取改组北京市委的办法。何况刘澜涛的问题，现在还不清楚，还不能这样做，不论同意不同意你们，党报要对人民负责，对世界人民负责，这需要和同学们谈清楚的。　　
在我们国家，有最大的自由，可以贴大字报，出版，组织红卫兵，赤卫队也好，你们也可以示威、游行，也可以罢课。现在不等你们罢课，我们就放假，让你们闹革命。但是不提倡罢工，这样会影响生产，不提倡罢税，农业税也很低，不需要罢税。这样大的自由，只要承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只要要求合理，符合实际，总会得到实现的。但要求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修改余地，没有商量地方。如果这样，我们就只有接受你们的命令了，你们下命令？绝食是在旧社会对待敌人的做法，你们绝食，人家又不理，你们不是就饿死嘛！因此，没有必要。你们要吃饱饭，继续斗争，进行持久战。我们支持你们，飞机接你们来北京给饭吃，放假给你们闹革命，为此向你们二十四个同学提出这个问题，不一定现在回答，回去可以冷静考虑。这个问题当然不是讲你们过去错了，也不要回答过去的问题。如果绝食，全国都发生，你们二十几位同学可以分头去说服他们。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有那一个国家敢这样放手发动群众，闹这样的革命。列宁死得早，不可能碰到和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世时，控制很严，后期犯了错误，马列主义没有发展，反而停滞了，他死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只有毛主席才能这样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有这样大的民主和自由。为什么要采取这样行动，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方不了解你们，不解决同学提出的问题。（按：漏记）我赞成你们讨论这个问题，冷静考虑一下，我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不要责备谁，一争论又火了。　　
二、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是不是就是黑帮，就是反革命？　　
路线错误是党内长期问题，主观是革命的，党内出现过第一、二、三、四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四次路线错误，都是站在中央领导地位犯了路线错误的，包括陈独秀犯的错误，当时都在和敌人作斗争。主席分析国共合作时期容易犯右的错误，分裂时期容易犯“左”的错误。陈独秀领导大革命，他是总书记。二四至二七年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陈独秀是资产阶级右派。到了二七年，应该土地革命深入，武装斗争发展，争夺领导权的紧要关头，可是他退即，犯了右的错误，这是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说。立三路线是盲动主义，王明路线的领导达四年之久。也犯错误。他们都在和敌人斗争，许多同志流血牺牲，不能说是反革命。　　
路线错误，立场是革命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三五年之后，主席领导下，部分地区也犯有路线错误，纠正了。因此不能把路线错误都看成是反革命，它是人民内部矛盾。北京地区和别的地方不同，彭真是两面派，反党反毛主席的。中央发现了，彭在毛主席身旁，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揭发不昭然，主席发现揭发出来了。阴谋已久，这是反党。报上评“三家村”起，用黑帮黑线名词过多，现在不同了。党的正式文件十六条，公报不用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的定义解释又不清楚，请同学们解释也讲不清。路线错误不能都是反党。彭真工作职务很多，和他发生工作关系的人也很多，因此不能认为和他发生工作关系都是黑帮，但没有否认过去用得不对的意思。搞不好，成烦琐哲学。打击面大，不符合主席思想。　　
“炮打司令部”这是形象化用词，形象化的话，用不准，容易产生误会。司令部有大有小，红卫兵也有司令部。当然你们不是当权派。十六条讲，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和党政机关是运动重点，但小城镇农村也搞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所有司令部都要炮打。怎么打，有缺点可以批评，有的可以放迫击炮，有的可以放空炮，试探着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调查研究。主席闹革命就是从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开始。年长的同学要注意这个问题。年青同学有朝气，敢闯，打不中，撤回来。如果说你们年长保守，问题也不大。运动初期猛一点，问题不大，但运动深入总要向健康道路发展，搞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北京同学到了上海，把上海市委打为黑帮，他们有点胆怯，问我怎么办？我说：“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但有错误可以检查。上海市委把我讲的话说成是革命的、正确的，第二句话我没讲，让同学抓住了，现在我说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但有可能有错误。不能认为所有各级领导都是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是这样，毛主席领导的国家都是空的，现在又怎样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你们领导，你们还不行，还没有培养成熟。但我们同意打他几炮。真正的群众运动，是在撤销工作组之后，才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　八月十八日　红卫兵出现，在十六条只承认文革委员会、小组、代表会等组织，当时估计群众还会有新的组织形式，所以组织二字前就有个“等”字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就合法化。同学们也给我一张大字报，说我讲话没有提到红卫兵，你们创造出来，我们才能承认。　　
　八月十八日　以后涌现出来很多红卫兵，这是好的，革命总是从少到多，真理也是这样。　八月十八日　以后斗、批、改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从本市串联发展到全国大串联，运动必然有这样发展。可是把北京东西都带到各地，各地都跟不上，这也是必然的，各地同志在北京开会，有的十五、十六日才回去，主席在　八月十八日　就在天安门出现，地方被动也有道理，不是替他们解释。现在又提倡红卫兵串联，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工厂文化革命由他们自己搞，学生不要干涉，反过来工农也不要干涉学生革命运动。工农要搞生产。不是不承认是革命主力军，军队要保卫祖国，既然是领导，就不怕空炮嘛！，你们搞来许多材料，我们看一看，但不能一下了答应你们提出的三点要求，你们可以贴大字报、出版，但不能占用国家宣传工具，广播电台，报纸不能用。铁路局是国家交通要害部门，听说有的同学发现该局挂主席象歪了，贴大字报就行，不能冲进去。　　
北京同学检查外地来京同学有没有黑五类，见火车来了，就卧轨不起，火车只好停车，让同学上车检查，问谁是黑五类，这能检查出问题来吗？不允许卧轨，不允许这样检查，不欢迎外地同学，这是不行的。现在来北京的外地同学有七、八万，来了要欢迎，还准备接见他们，接见之后，可能走一批。西北局是否犯路线错误，我不能回答，但你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王林就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革运动以来所犯错误作的检讨　　
上个月，我在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织临时指挥部主持召开的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检查。以后，又参加了机关全体革命同志的批判大会。这几次会，揭发批判了西北局书记处和我的错误，对我教育很大，我衷心地表示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热诚地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督促和帮助我彻底改正错误。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它为反修、防修开创了一条可靠的、科学的革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对我国和全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极其深远的意义。但是，中央西北局书处和我对待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很差，很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没有真正把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仓卒上阵，没有深挖错误路线的根子，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彻底地清算和批判。因此，错误一直延续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教训是极其沉痛的。我是西北局书记处的成员，主管经济工作，有时主持机关的日常工作，因此，错误更有我重要的一份。现在我就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着重检讨以下几点：　　
今年四月初，西安石油学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学大庆的革命热潮，强烈要求改造学校领导，“决心当大庆式的学生”，同学们自动起来办展览，搞忆苦思甜，参观“领导院”，给学院领导提了六千多条意见，形势很好。但是，当时西北局书记处不是以积极、欢迎的态度去支持和领导这场群众运动，而是表现了惊惶失措，把革命群众运动看做是“闹事”，唯恐“事态扩大”，多方限制、压制，甚至把一些革命干部和同学打成“反革命”。把西安石油学院刚刚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压下去了。我在参加处理这个事件中是有罪过的，是有严重错误的。我参加了四月二十八日胡锡奎（他主管文教工作）主持的会议。在这个会前听过一些片断汇报，我没有到过现场，没有接近过群众，没有感性知识。只看到马文亲信王恕仁（伪国大代表的儿子），想钻空子，有一小撮坏人想乘机进行阴谋破坏的一面，而对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和革命首创精神，有的听而不闻，有的轻信了一些不够真实的或者是片面的情况反映，就错误地肯定为闹事风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闹事事件。现在看，群众当时斗争矛头指向院党委，大方向是正确的，提了很多很好的改革意见，运动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我不懂得群众起来之后，他们不仅能够改造这个学校，也一定能够识破敌人的阴谋。由于看做是闹事，因而就要查闹事原因，就要派工作组，派公安部门去调查坏人。结果搞得当时石油学院人人自危，空气紧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更严重的是经过西北局书记处会议讨论，　六月五日　又批转了陕西省委的报告，推荐了错误经验，使上述错误的影响继续扩展，在指导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限制、压制群众很坏的作用。在处理西安石油学院这一事件中所犯的错误，陕西省委是有责任的，但西北局书记处要承担主要责任。参加调查组、工作组的同志所犯的一些错误，是受了我们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不能过多地责怪他们。　　
今年六月初，在北京传播的若干条，如不上街、不打人、内外有别、在校内贴大字报等。这是束缚群众手脚，和毛主席充分发扬造反精神、大点革命之火是正相违背的。但当时我当做好经验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做过介绍。争取早日成立学校文革组织，我也传播过这个所谓好经验。当时我记得还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二是要革命的左派；三是要经过选举。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的。同学不到工矿企业串连，我当时没有认识我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当时北京也流传着一种“经验”，即所谓对来者要表示“热烈欢迎”，但另一方面由老工人、文革组织出面去劝阻，这显然是错误的。　　
《青海日报》“六·三”社论是一篇充满革命精神的社论，是一篇鼓舞广大群众革命热情的社论。当时，西北局书记处同意撤销了这个社论。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极力主张这样办的。机关布置保护措施，保护档案等，这是我主持的。虽然我一再说明是做“万一准备”，但从这件事情上，反映出我当时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的精神状态。　　
六月初，匆匆忙地派大批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去，仅西安交大一处前后即派去了二百多人，如临大敌。由控制，到限制，到镇压，实行白色恐怖，围剿革命派，把自己完全置于和群众敌对的地位。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想起来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说我们犯下了滔天罪行，是并不过分的。　　
首先，把交大同学反对工作组不革命、抗议陕西省委、西北局不支持同学的革命行动，把同学的革命行动看做是“闹事”，看做是彭康这个坏蛋组织的反扑，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因而把所有对付敌人的办法和手段（所谓防范措施等）都用上去了，登记姓名，照象，电话录音等；组织围攻；印发传单，进行反击；后来又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把不少革命同学打成“反革命”，有的被逼自杀。一时乌云遮天，大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志气，把西安交大轰轰烈烈的一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了。　　
当时西北局书记处同志对交大问题性质看法是一致的。我曾比做匈牙利事件在西安的再现。我也主张工作组不能撤退，要顶住。我同意了查上当、放包袱的作法，虽然强调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对敌，要严格控制打击面，但实与愿违，使不少同学被打击、受压制，很多同学打成了“反革命”。交大“六·六事件”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最突出的典型，可是我当时把同学们如何“闹事”，如何辩论，如何镇压，工人打同学等，把这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当做正确的东西宣传，在机关干部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不少干部受欺骗受蒙蔽。　　
交大“六·六”事件，错误责任主要应当由西北局、陕西省委承担，不应当推给工作组，我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交大的讲话，没有承当责任，过多的批评了工作组，是很错误的。“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在陕西省委门前发生了严重围斗、殴打同学的事件。虽然也曾经动员省、市同志上街作劝阻工作，但由于措施不力，连续几天，制止不下。对于誓死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以坚信西北局、陕西省委正确领导等错误口号，没有及时澄清纠正。　　
李广仁同志因为误会被交大同学带走（共住六、七天），西北局提抗议、转医院，是让我和去人谈话布置的。我也同意写大字报。这些都是造成和革命同学尖锐对立的重要原因。在街上发生严重围斗的一天，我指使西安市委同志，派出宣传车宣讲十六条，大讲文斗不武斗，做维持秩序的工作。他们说这是交通警同志的工作，我出了让他们穿交通警制服的主意，市委同志听了我的话，但车子开到西北局后，又感到这样做不妥当，制止了。但这件事在部分干部中，已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我在一次机关讲话中，谈到我对绝食的看法，我说我不同意绝食，也不同意“饿死活该”这种刺激人的极端错误的说法。但根本没有说明问题的实质，同学们为什么绝食？这到底是谁的过错？根本没有自我检讨。没有说明同学们采取绝食这样一个斗争手段，是由于我们的过错，是由于我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是逼出来的。　　
打人问题，到底怎样调查处理，我束手无策。我很同意把参加打人的地富反坏分子抓起来，理由是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经验证明，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就可以真相大白，就可以揪出打人的真正指使者。六月下旬一次西北局书记处会议前，汪锋谈到一个学校打人事件，一位同学毒打两个人，其中一个是病号，打的很厉害，大家听了很气愤，我当时也表示过逮捕的意见，以后甘肃省委果然逮捕了这个同学（后释放），这是不应该的，我是有责任的。　　
对于“黑帮、黑线”，“炮轰、火烧”等口号，开始不能接受，很有反感。我曾不择场合地多次讲过：“西北局是革命的，陕西省委是革命的。”另外，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　我在西北体育场上的讲话，还曾经错误地提出赵守一是陕西省的“总黑根”，同学们当时就有批评，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所有这些提法，实际上给当时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定了调子，起了限制群众对领导上批评提意见的作用，而且有的还引起很大的争论，挑起群众斗群众。　　
在对待各革命组织的态度上，缺乏阶级分析，也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造成两派的对立，有多种原因，但主要的是由于领导上的错误，由于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这一点自己长期没有认识。对于革命派的突击先锋作用认识不足，支持不够。以宗派主义情绪代替了正确的阶级分析，这是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容易看到革命造反派有时不大讲究政策、方法的缺点，但毕竟我们选择的标准，主要还是应当具备强烈的革命精神，要革命的“炮轰派”，而不是其他。是否真心诚意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依靠和支持造反派，这是考验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试金石。敢于革命，善于革命，首要的还是敢于革命。检查起来，我们没有站到他们中间去，同呼吸，共命运，对他们支持不够，帮助就更谈不上了。只有积极站到他们中间去，支持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和正确的行动，才有资格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　　
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之后，我们还在开会（西北局扩大全体委员会），关着门捉“黑帮”。没有亲临前线，脱离当时群众的革命实践，脱离当时革命高潮的大好形势，这样做法是没有不犯错误。只靠听信一些间接汇报，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因而常是错误地分析形势，错误地判断问题。当时确有一些人“谎报军情”，制造紧张局势。由于我们严重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恶果，也影响到各个方面，这是一个大教训。　　
西北局机关前期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自上而下，少数人包办，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批斗白治民、常黎夫等，限于机关部分干部，大字报限制阅读范围，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暂停机关文化大革命是我提的意见，直接原因是接待任务繁重，但主要还是自己思想不解放，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　　
下面着重谈与经、计、建委有关的几个问题。　　
常胜同志敢于对“在齐太史简”这篇文章提出批评，敢于向领导上提出批评，是革命行动。而我们则不问黑白，因为他批评了刘澜涛，就认为是不对的、不应该的。现在看，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提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在批评的方法上，完全合乎正常组织手续，是无可责怪的。我们把常胜同志列为本单位批判重点，转移了斗争目标。送他去政治学习班也是不应该的。经计建委党委讨论决定予以平反，我代表党委承认错误，向常胜同志道歉，恢复名誉。材料的处理，应完全按中央批转军委指示办理，即个人检讨及所写材料退还本人，其他整理的材料，一律开具目录，封存、销毁。　　
我对西北电管局问题的处理上，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平定同志对我提出过批评。开始还不大通，通过实践和同志们的批评，才逐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可能还会长期执迷不悟的。经计建委党委最近专门做了检查，我们的错误主要是：马平定同志坚决和西北电管局长邹林光的错误做斗争，我们支持不够；他在电管局大会上的讲话，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革命要求，是正确的。但我们总是怕过分、怕过火，限制、压制了马平定同志和电管局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根据群众所揭发的大量事实，邹林光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但我们长期对此估计不足，因而总是强调“与人为善”，“一看二帮”，保护他过关。这些错误我要承担主要责任，因而很多主意是我出的。党委其他同志，包括张铁民同志在内，有的当时不在家，有的不大了解情况。特别是在党委会上，马平定同志提出对我的批评，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我很不虚心，一些正确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压制民主，是我的老毛病，一犯再犯，过去总是以各种理由原谅自己，这是不能容许的，今后决心深切警惕，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总之，经计建委党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压制和打击了马平定同志，我代表党委向马平定同志赔礼道歉。材料的处理，也要完全按中央批转军委指示精神办理。　　
方东平同志，根据已有材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党委有的同志在大字报上提出类似的批评，是不对的。送政治学习班也是不应该的。我代表党委向她做检讨。　　
我在处理户县电厂一一·二八罢工事件的问题上，也犯了很严重错误。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户县电厂文革会（保守派）的二百五十多人到了西北局，要求罢李培棠同志的官，我们不同意。这些同志脱离生产，一直在西北局机关住了十天之久。安志文同志……大批判运动，很不理解。　　
我所以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认识问题，但主要是立场问题。自己是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受旧教育毒害很深的人，是一个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人，资产阶级思想，“我”字、“私”字还经常在自己身上作怪。入党以来，虽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但多是革别人的命，一直没有彻底清算过自己的思想，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特别是解放来，坐官当老爷，生活特殊化，养尊处优，所有这些靠老框框吃饭、怕打乱旧秩序、维持现状的资产阶级思想，将成为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觉悟，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不破不立。通过这次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教训，我有信心有决心革自己“四旧”的命，大破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大破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坚决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在革命斗争中，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到群众大革命的实践中去，接受群众的考验，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切实改正自己的错误，坚定地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学习毛主席著作到老，改造自己到老，向群众学习到老，作小学生到老。　　
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但改正自己错误的信心是有的，我决心置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放下臭架子，接受考验，接受同志们的监督。同志们对我提出不少的很好的批评，这是对我的莫大帮助，我衷心的表示感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陈毅接见西安地区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两次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五点三十分至七点三十分，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上午十点零五分至十二点四十五分。〗　　
我来讲一讲，我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同意你们提出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分析，提出问题很多，基本上同意，没有什么根本错误，你们是正确的，你们要彻头彻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向是正确的。彻底挖掉高岗、习仲勋、彭德怀和西北地区这一些领导人的反党影响，彻底肃清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工农、学生、党政、军队中的影响。彻底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你们西安地区运动发展的早，希望你们保护这种精神，不间断，继续干，干到底。革命要干到底，已经七个月了（从去年六月到现在），从去年六月毛主席批准北大聂元梓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十六条》公布这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后又是一个阶段，现在又是一个阶段；全国是这样，你们西北地区怎样划分，你们考虑。八届十一中全会《十六条》公布后，出现了新形式，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改换了接班人，摧毁了刘邓的领导地位，八月份红卫兵跳出了历史舞台，破四旧、立四新，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掀起了新的高潮。　　
十月底，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主席思想举得更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深入，从学校到社会，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造成了新形势。　　
《红旗》三篇社论的发表，特别是十三、十五期，还有元旦社论、红卫兵运动、大串联、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下厂下乡、工农与革命师生相结合，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全国各方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崩溃，走向彻底破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了出来，在全世界有深远影响，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且有伟大的国际意义。　　
现在新阶段的标志，是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他们用经济主义来腐蚀干部、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主要以经济主义转移斗争目标，想不让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不要搞经济主义，要批判经济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大批发钱，煽动大批工人群众上北京告状，把矛盾上交，转移斗争目标，分散力量，人走完了，他们自己就没事干了。　　
上北京、大长征、大串联是好事，到井冈山、韶山－毛主席的故乡，革命根据地去参观，但发了钱，游山玩水，根本不串联，下厂下乡有的不搞生产，要一分为二，要提高警惕，长征是好的，但看以什么态度对待。接待不好，反而招麻烦，我外交部接待了十几万人，有的还骂，不吃窝窝头，馒头扔掉不吃，可以做大米饭，为什么要扔？我们作了斗争，这是极少数人，不是主流的本质的东西。但是要提出，你们要正确理解，不然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宣传者了。　　
你们十几位同志来北京是完全应该的，正确的，保守派把刘澜涛拉到北京来是不对的，把矛盾上交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在本地解决问题呢？　　
今天最主要的是学习上海经验，学习三十二个组织《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实质上是告全国人民书，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贺电，人民日报社论，还有红旗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归根结底，是个夺权问题，这作为你们来北京的最大收获，你们应该赶快回去，坐在火车上就研究，一下车就和造反派联合，可能西安的造反派已经动起来了，你们回去插手就干。　　
我不代表党中央，不代表毛主席，我想你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我的话不收回，中央也会支持你们，要按主席思想办事，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夺权，自己当权，我不把自己当诸葛亮，不当保姆，不把你们当成阿斗。　　
你们给我汇报了四个小时，给我上了课，我学了很多东西，收获很大，严格说来，我是向你们学习，我应该鼓励你们，只能当你们的参谋，顾问，我的建议你们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今天上海所创造的例子，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大区、各省市都是一样，对上海的经验不能生吞活剥的搬用，但基本上就是这样做，回去好好干，主要解决夺权问题，抓革命，促生产，大权在手，就好办事了，不然他们掌大权，就要搞反扑的。　　
你们汇报了五个问题，一个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二是工矿企业情况问题，三是左派队伍内部的分歧，四是省委、西北局的问题，五是下厂下乡问题。总的来说我同意你们的汇报，今天会见你们的西北地区的革命左派，我支持你们，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你们今天讲的大部分是正确的，我少说为妙。相信你们自己会考虑，会解决，让你们开动脑筋，这说的多了不好，让你们自己解决，我这个人爱说，但言多必失。例如在军事院校的讲话，本来是支持左派，但因冲中南海，我说：“这样，我就不交班了……。”结果，保字号便跳起秧歌来了，真气人……。　　
在新阶段，利用上海的经验，回到西安，结合具体情况，具体怎样做，你们会开动脑筋。下边谈几点意见，是个人看法。　　
你们有人提出西北局、省委的问题，很正确，刘澜涛这个人就是要在运动中来最后核实，最后鉴定，我同意他和你们一起回去，我们不撤他的中央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交给你们革命左派监督工作，给他以戴罪立功的机会，他有罪，镇压学生运动，组织了很大的保守派，过去在西北地区与高岗、习仲勋、彭德怀等关系要查清，与薄一波的关系要查，不要担心，我们不庇护他，他跑不了，不忙于作结论，再搞几个月，比较稳妥，现在作决定也可以，问题很多，迟几个月使人更信服，我们冒险，彭真还没处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还没撤职，党籍还没开除，还有揭露批判，当然不是翻案，要处理，很简单，一颗子弹就行了，或者把他拉到群众里，让群众打死。　　
中央有电报给你们，七十七个人问题按中央指示办事，不要拿到几十万人群众的大会上去搞，中央要审查，这笔账放在那儿，现在我们的主要精力是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大量搞历史问题，我们利用他们，让他们交代，检讨，给他们机会。……　　
我看到很大希望，西北局、陕西省委、市委内有了造反派，刘澜涛是不能依靠的，霍士廉可依靠一点点，主要是依靠造反派，权力应该掌在造反派手里！要区别对待，不要划等号，那些可以利用，那些可留下工作，那些靠边站，那些监督工作，区别对待，死不改变的要处理。但最根本问题是依靠你们造反派新生力量，你们勇敢地在运动中锻炼，我讲的很多了，但本质的，区别对待，靠新生力量，突破老框框，有的老干部都要重新审查，下一批，去掉一批，改造一批，新生力量要上去一批，工矿企业让你们一下子接管过来还不行，搞粮食、财贸，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和他们在一起，他们讲的对，你们就采取，要提高警惕，防止耍阴谋。　　
造反派内部的分歧不同于刘、霍的问题，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思想、方法上的分歧，李世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新起的人物，贡献很大，吃过不少苦头，在运动中表现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不能样样都好，不能要求一点缺点都没有，你们在座的也难免，当成同志处理，战友处理，广播车到街上宣传，这样的作法不好，但不是包庇他，坚决批判的方式很好，我支持，但要注意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来解决。应该把造反派内部的分歧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　　
保守派的工农总部，主要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我们应该说服教育他们，把他们吸收到左派队伍中来，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提法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对民主党派提的，我们都是同志，阶级兄弟，要耐心的帮助他们，要有正确的政策，不能放弃原则，不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骂、对吵，去压服他们，我们也很幼稚，不是百分之百的毛泽东思想，要欢迎他们和我们在一起，压是压不过的，都是阶级兄弟，不做原则上妥协。上海的问题中央同志很欣赏，大联合是政策问题，人家要看你们对待刘、霍、王林、肖纯等的态度，政治上很敏感，要准许人家革命，准许犯错误，准许改正错误。上海开始一千人，现在发展到一百万人，不这样革命左派就不能发展壮大，我们不满足于七亿人口，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争取全世界三十亿人口和我们在一起。脑袋里不能有你怎么能革命，你是保守派，你是修正主义苗子、是温床，这不好，阶级斗争要彻底性、尖锐性、敏感性，要区别对待，要象毛主席论的原则性、灵活性，灵活性服务于原则性。　　
　　
（西安地区大中学校文革联合指挥部、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印）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旗兵战斗队翻印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反击，大进攻的大好形势下，革命造反派纷纷起来夺权了！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一场夺权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沿着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到底，关键的关键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依仗他们窃取的部分党权、政权、财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疯狂的围剿。他们利用毛主席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党权，把自己说成是党的化身，操纵一部分受他们蒙蔽的群众，组织什么“捍卫团”、“红色恐怖队”来保他们自己，荒谬地提出“保卫省委”、“保卫院党委”的反动口号，围剿革命派，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政权，控制了广播器材、通讯设备、交通工具、印刷工具，大肆攻击革命造反派，企图压垮革命派。他们步步设防，节节顽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最近他们拾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烂，采用镇压和收买的反革命两手，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财权，祭起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法宝，直接和毛主席对抗，和党中央对抗，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的新反扑。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牢牢地掌握斗争大方向，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反扑。斗争考验了革命造反派，斗争提高了革命造反派。斗争使革命造反派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所以能欺骗蒙蔽一部分群众，操纵利用一些保守组织一次又一次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小撮人手中掌握了一部分党权、政权、财权。　　
革命造反派懂得了这个道理，就把造反的旗帜越举越高！就把夺权的旗帜越举越高！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革命造反派喊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口号：“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造反有理！夺权有理！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它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丧魂失魄！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它使保守派和无所适从的彷徨者猛醒！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它使革命造反派无限欢欣鼓舞！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一派大好形势。全国的革命造反派以上海地区的革命造反派为榜样，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联合起来，并肩战斗，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掀起夺权斗争的高潮。这是伟大的创举！这是好得很的革命行动！这是值得在文化大革命史上大书特书的光辉事件！　　
一切革命造反派都要更加坚定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伟大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建立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团结一切革命群众，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一场总攻击，大造其反！大夺其权！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掌权，谁掌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数事实充分证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革命造反派夺权之后，完全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我们根本不相信没有他们就不行。一切低估夺权重要性的错误论调，必须立即收起！一切犹豫观望，害怕夺权斗争烈火烧伤自己手指的懦夫观点，必须彻底清除！一切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广大革命群众有能力有智慧战胜一切困难，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想法，必须通通扫除干净！　　
我们热诚地希望受蒙蔽的同志起来造反！你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吗？那就赶快破私立公，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杀回马枪！　　
我们还要向那些絮絮叨叨地埋怨革命造反派“粗暴”、“过火”的糊涂人大喝一声：你们错了！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夺权，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不得半点温良恭俭让。你们如果真想革命，那就请你们赶快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集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猛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目前，还有一些地区，一些单位，领导权仍然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他们这些家伙，采用改头换面的阴险的手段，继续死守阵地，负隅顽抗。我们严重警告这一小撮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造反派，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任凭你有十八般武艺，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也难逃革命的法网。你们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如果你们胆敢趁革命造反派夺权之机撂挑子，撒手不管，以新的形式负隅顽抗，那就叫你们彻底完蛋！　　
在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盘踞的堡垒，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把一切权力统统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里！　　
　　
（原载于　1967年1月22日　《人民日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陈毅接见西安交大及西安医学院部分师生时的谈话　　
〖被接见人员：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代表九人、西医“八·三一”代表两人。陈毅副总理与代表们一一亲切握手，问了每个人的姓名。〗　　
陈副总理：你们久等了，我们向你们道歉。今晚江青、康生同志可能接见你们。我先同你们谈一谈，下午再找指挥部的同志谈一谈。我们把李世英同志请来，明天我们见一见，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这次我们搞苏联斗争，很忙，对不起你们。与苏联、法国他们进行外交斗争。与苏联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是否要打仗？打仗不会，是否要断国交？看来断国交还不会。他们打了我们的人，我们也去打他们的人，这是报复。我们的目的是世界革命，不在于报复，三百人可以打死他好几十个，但理由不充分。苏联是个民族，刺激他们的民族感情没有什么好处。他打了我们的人，我们不报复，报告全世界。我们做得越有理，就越能使他们（的人民）觉醒，他们就是要挑起来使外交关系断绝。他已与美国勾结起来了，两面夹攻，南面来，北面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怕，我们作好准备的。但是敌人越少越好，不要打倒一切。万里长征本身是光荣的，但是万里长征是垮台的结果，毛主席上了台，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本来没有必要万里长征。马上可以从江西北上，解放上海，中国解放就可以提前十年，就是因为打倒一切，党内打倒一切，包括把毛主席也打倒，党外打倒一切，党内所有犯了错误的都要打倒，党外打倒一切，所有资本家、手工业者、地主、富农都要打倒，那时象你们三个戴眼镜的人，都是知识分子，穿长袍的人，都不行，都要打倒。现在中国又有了这个情况，国内打倒一切，国际打倒一切，这是个很危险的办法，这样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错误的，不要一打倒就打倒一切，我们是没有这个本领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打击面不能过大，要象毛主席那样分化一切，瓦解一切。不论他几十年老革命，犯了几个月的错误，都要打倒。有打倒一切之风。我们要争取一切，分化、瓦解一切，孤立一小提。毛主席的伟大就在这里，毛主席说：中央里面还要有几个右派，中间派，左派的中央是不行的。这个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否则就不得了（陈总和同学们都笑了）。　　
交大：我们同意陈总的话。　　
陈副总理： 我们这里也有左中右（指参加座谈会的人），在某个问题上你是左派，我是右的，在另个问题上你是右的，我是左的。这是必然的，符合自然规律。　　
好，言归正传，我希望活泼一些！交谈交谈活思想。　　
郑叔良同志交来的材料我们看过了，你们还有什么要谈的，或者重复谈一谈，到12：00结束，下午接见指挥部的同志（薛焰同志入）。　　
交大：首先请陈总代向毛主席问好，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陈副总理：我代你们转达你们的祝愿，这几天见到主席了，一定转达。毛主席对你们交大是熟悉的。　　
交大：扼要地向陈总汇报两派分歧的情况，最近出现的严重情况，1 · 28大会的真相等。　　
陈副总理：你们昨晚有电话吗？好一点吗？　　
交大：越来越厉害了。　　
陈副总理：就是矛盾还没有解决罗！　　
（交大继续汇报情况，讲话讲到依中央指示，提出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他们的报纸都登了批判文章时，把红卫兵报拿给陈副总理看，交大暂停汇报。）　　
陈副总理：你讲你讲。　　
（陈总看红卫兵报，看到第15期上的文章“只有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大联合，大夺权”中的口号时，念了出来：“打倒折衷，打倒调和，打倒投降，消灭叭儿狗”。陈总笑了。“打倒右倾机会主义”，“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呵！）　　
交大：现在有些人把同意交大观点的叫保守派。有些同意我们观点的组织连生活都成困难，象西医八三一。　　
西医同学汇报情况，讲到西医临委会。　　
陈副总理：有多少人？　　
西医：800多人。　　
陈副总理：你们多少人？　　
西医：400多人。　　
陈副总理：就是在对交大问题上你们分成两派了。　　
［西医同学继续汇报情况］　　
陈副总理：（你们）是西北医大？　　
交大：他们是西安医学院。　　
［西医同学继续谈到被砸的情况］　　
陈副总理：打？砸？抢？　　
交大、西医：他们有人喊打砸抢万岁！　　
交大：不仅是西医八三一，还有很多革命的组织被砸，象101东方红兵团，他们支持保守派来夺我们的权，像公安局，陕西日报，西北局，车站都是这样。　　
［下面又简要谈到分歧的由来，当讲到联络站时］　　
陈副总理：造反派联络站是什么派？　　
交大：叫文革联络站，是保皇的。　　
陈副总理：现在怎么样？有多少人？　　
交大、西医：开始人较多，现在垮台了。　　
陈副总理：人都到那儿去了？　　
交大，西医：有的加入造反派组织了，有的退出后什么也不加入，有些群众入了另册。　　
陈副总理：什么另册？啊，另册？你们毛选学得比我们熟。这个不应该，不应入另册，应该入正册。　　
我对西安的情况不了解，他们（指联络站）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同学：去年九月份。　　
（交大同学继续解释三句半话，分歧的由来与实质，讲了交大革命师生的切身体会，受工作团反动路线的迫害50余天，“一千多人查上当，放包袱，几千人做检查，但工作团撤走后，我们没有把矛头对准过去整过我们的同学，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相信他们会自己解放自己，而是矛头一致向上，我们深深感到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所以交大里面两派对立不象某些学校那样凶。”讲了李世英讲话时的条件与西安的情况，谈了关于造联络站大会的反的问题）　　
陈副总理：就是冲他们的会场，你们冲了几次以后觉得不好，不主张冲了。完全可以讨论嘛，有什么罪过？为什么要公开出来？　　
交大：当时我们完全是为了提高斗争艺术才提出这个问题。　　
（讲到分歧的公开时，提到“遍身赤”战斗队）　　
陈副总理：什么？呵，遍──身──赤。　　
（交大继续汇报开始组织辩论的情况，以后发生了马兴事件，罢工，组织同学下厂，可是他们　一月十四日　突然决定，要全市性公开批判，只有交大反对，全市性公开辩论是他们挑起的。）　　
陈副总理：指挥部有几个学校？　　
交大：十一个常委。　　
陈副总理：十一个常委，十票赞成，一个交大反对。　　
（交大同学继续汇报，讲到交大下厂较早，而他们下去后专门收集交大同学的“右倾”材料。）　　
陈副总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交大：他们说反帝必反修。他们还说李世英是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新阻力。　1月21日　，他们一下子出动11辆宣传车在宣传反李世英，结果有的工人根本不知道李世英的讲话，连李世英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　　
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怀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形式，象西工大文革付主任×××是大扒手。　　
（把大扒手的传单给陈总看）经济主义在他们内部也有反映，如四个人坐飞机赴京。　　
陈副总理：是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叫他们坐飞机来的，我们没有叫他们坐飞机。　　
吴彬（陈副总理的秘书）：坐飞机来我们不清楚。　　
陈副总理：你们坐火车要多少时候？　　
交大：24小时。　　
还有阶级敌人在这次大辩论中挑拨离间（下面讲了一些可疑现象）。象工农总部，红恐队趁机活动。　　
陈副总理：你们有没有把这些话同指挥部的同志讲过？　　
交大：讲过，我们在指挥部内没有什么发言权，他们叫嚷要开除交大。　　
陈副总理：开除了怎么可以，开除了不对！　　
交大：工农总部的头头雷力到我们学校来挑拨离间，被我们抓起来游街了。（陈总笑了）　　
陈副总理：现在工农总部还有什么活动吗？不是不合法了吗？　　
交大：我们怀疑背后有人在挑拨离间，使这次夺权发生了很大困难。　　
陈副总理：不是都夺权了吗？　　
交大：（把指挥部开会分配夺权任务的经过讲了一下）当时交大提出不同意见：（1）没有工农代表参加，（2）没有被夺权单位造反派参加。同时我们认为西北局，公安局我们做了一段时间工作，应该参与夺权。（接着讲了指挥部去西北局夺权经过，讲了指挥部提出：“炮打临指，火烧总部”的口号。）　　
陈副总理：就是把两派都踢开。　　
交大：公安局也是这样。保守派东方红利用我们之间的矛盾提出打倒李世英的右倾投降主义，结果他们支持东方红了。　　
陈副总理：那省、市委怎么样？　　
交大：（简单汇报了省，市委夺权情况）。现在我们学校提出一个口号：争取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人、农民、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大联合，大夺权。　　
陈副总理：还有一个革命干部！　　
交大：对，我们提高革命干部。　　
陈副总理：我提个问题，你们准备怎么解决问题？下午我们也要同他们谈（接着一个个念了他们的名字）。　　
交大：我们的态度：（1）有右倾坚决反右，我们多次炮轰总会，火烧李世英。　　
陈副总理：就是你们不包庇任何人，能不能说服他们实现大联合？　　
交大：我们的愿望是这样，但他们提出要打倒李世英，交大是朝鲜。　　
陈副总理：他们是否能代表交大，西医八三一以外的所有同学？　　
交大：不能，他们中有的人有不同意见，但不容易发表。（交大同学讲了事实，提到×××）。　　
（继续讲交大的态度）（2）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联合，反对分裂，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在枝节问题上决不纠缠。　　
陈副总理：有否具体建议？　　
交大：我校文革号召大家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及老三篇和接班人五项标准，首先破私立公，克服已经露头的宗派主义情绪。　　
陈副总理：你们对西北地区、陕西地区接管和抓革命，促生产有什么意见？　　
交大：我们提出口号：工人阶级领导，以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大联合，大夺权。　　
陈副总理：马上就要搞春耕，抓生产，没有饭吃怎么办？起码西北局、省、市委活动起来，你们内部问题并不重要。他（指薛焰）一个人也没有办法。　　
你们有什么表示，可以使指挥部一方满意？截止目前为止，他们对你们是不满意的。　　
今天下午我同他们见个面，晚上两家见了面，不要吵起来，吵起来，我们就不好办罗！　　
交大：他们有些人批评你上次接见时的谈话是右倾的。　　
陈副总理：那没关系，他们怎么批评都可以，我有记录。（陈副总理边讲边看记录稿）上次汇报时蒋文清的调子很高，说是敌我矛盾，沈荣水说时人民内部矛盾，我说不仅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要做亲密战友处理。我说李世英这个人我不认识，但他是运动中起来的，有过贡献，吃过苦，不应把广播车开到街上，这时蒋文清马上说：是他们交大公开的！我说：哪一个公开的不要紧，你们自己回去解决，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样，毛主席几百年才出了一个，林副主席一百多年才出了一个。李世英同志若真有错误，因为当时我对他的讲话还不太了解，所以说如果真有错误是可以批评的，当然不是家丑不可外扬，刚树一面旗，就打倒，那不好。当然，若是一个月，两个月不改，那可以通过群众来解决，结果后来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我讲的李世英可以拿出来斗，另一个电话来，说我讲的李世英是关键时候提升到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我还没有这样的权力这样说，我还没有做过这样冒昧的事情。（陈副总理念16条中的第五条：“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顶多李世英说过一些错话，但还没有什么错事。你们看可不可以说服他们？我这样说他们又要把矛头对准我了。　　
交大：我们完全同意陈副总理的意见。　　
陈副总理：你们在北京与他们见过面吗？　　
交大：见过面，在一次国务院接待室召开的了解情况会议上，我们只谈了二分钟，他们就不让我们谈了。　　
吴彬：他们（指交大）说两分钟的话都不允许。　　
交大：象陈副总理这样讲，我们完全可以接受。　　
陈副总理：是否现在我先去同他们谈谈，不然晚上江青同志、康生同志见面都成问题，两派争起来怎么办？军区的态度怎么样？　　
交大：有的支持他们，有的支持我们。我们担心左派内部的分裂引到军队中去。军区胡炳云是否是反动路线的执行者？　　
陈副总理：如果他们（指军区领导）承认了错误，支持左派，但不介入你们内部分歧，你们团结起来，他们支持，你们看怎么样？　　
交大：我们完全同意。　　
陈副总理：你们要把军区与西北局分开，区别开。胡炳云是我的老部下，是可靠的，作战很勇敢，作战还得靠他们。他还是跟毛主席走的，我希望你们区别对待，他们是机械化，受了蒙蔽，是会觉醒，站到毛主席一边的。从他们出发要保西北局，省委、省委书记是军区第一政委嘛！广大人民解放军战士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要照顾解放军的威信。　　
西医：他们想到用军队来压交大，利用军区，宣布八三一是保皇组织。　　
陈副总理：现在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军委要军区站到左派方面。如果他们过去犯了错误，可以检讨，现在要站到你们一边，他们不好表态。你们分成两派，有两个左派，他们怎么办？　　
交大：解放军同志最好不要介入两派分歧。　　
陈副总理：这个一定不能介入。　　
交大：还希望新华社也注意，有些报导只是加深分歧。　　
陈副总理：新华社里也很乱。　　
交大：不能单报导一方面，希望两方面都报导，否则对另一方面的压力很大。　　
（西医八三一李同学，谈关于大会主席团他们打成“保皇派”问题，指出西工大，西电利用解放军来压另一方。）　　
陈副总理：解放军怎么表示？　　
交大：8134部队表示支持西工大。　　
陈副总理：那他们不了解情况。　　
薛焰：公安局也是这个问题，解放军开进去了，后来又撤出来了。　　
交大：我们有个小要求，他们指挥部应该承认错误。　　
陈副总理：把李世英的问题摆得比夺权还高，摆得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高，这个不对，说我是和稀泥，我还是坚持这个看法，我把这个要求带给江青同志，康老、总理，他们接见你们。我的意见，大方向是一致的，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观点不一致，互相讨论，作些自我批评，不要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三期社论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很能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三期社论中很多章节是毛主席的手笔，是毛主席加的，很多中央文件都是毛主席的手笔，一看就看得出来。对敌人不能做原则的让步，否则是机会主义；但也有退守，迂回。万里长征，江西失败了，只好走，走到西北，走到你们的地方。对敌人也不能一味硬冲，也有退却，迂回，暂时承认敌人的强大，革新整顿。列宁在“左派的幼稚病”中说有两种妥协，革命的妥协与改良主义的妥协，前者是正确的，同志之间解决不了，只好暂时妥协，把问题挂起来。毛主席最会斗争，也最会妥协，否则怎么能领导这么个大国？一定坚持的非坚持不可，不必要的就让。对敌人斗争，夺权要坚持，对造反派内部要顾大局。有所让，有所不让。为了团结，顾全大局。这不是和稀泥。还要说，有些稀泥还得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机械地去理解。西安的解放军要支持左派，但有两个左派，不能站到你们这方压对方，也不能帮助他们压你们。以前他们有错误，压制过你们，你们这方面就要妥协，只要他们承认错误，你们就不要去算老帐。六、七月份，你们要反省委，他们（指解放军）当然不答应，这与刘、邓不一样，你们要谅解。要是司令的话，也可能犯错误，因为省委书记是第一政委嘛！把黑材料送入军队，准许他们犯错误。要失去了解放军的支持那怎么行？中央报导了上海、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的接管，都是这样。军区代表，省革命干部参加的，这样才能接管下来。革命干部最好能争取一、二个，例如山西的袁振，再加上学生、革命群众这样才能接管下来。光学生是接管不下来的。你们可以搞文化、科学，但工、农业搞不来。接下来，马上生产变物质，这里面哪些人犯了错误，给他改错的机会，哪些人犯了罪，叫他立功赎罪，哪些人该调工作的，哪些人该逮捕的，那些人以观后留用的，不能在左派内部纠缠，那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你打，我打是没有结果的。自己伤了自己。就是刘澜涛、舒同、王林、霍士廉、肖纯也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根绳子穿起来，不能简单地一律不要。有留用的，调工作的，甚至该捕的。但大部份要留用。西北局掌握西北五省，省委要对几千万人负责，掌握市委要对全市负责，油、盐、柴、米、酱、醋、茶。最好是监督，让他们干，我们慢慢学会了，我们来干，有工人、学生，青少年是骨干，逐步转到工人阶级来领导。一定要有一批老的骨干，如刘澜涛，他对西北地区熟悉，那怕是个废物也要利用，他是西北局书记，中央委员，还没有开除党籍，他要带罪立功。交给大家斗，完全有权，前几天我们看到一张照片，一排人跪在一起这很不好，共产主义者最文明，抓到国民党的军、师长我们也是文明对待的。把革命学生也拉出来游街了，这个不知能不能克服？真理在我们手里，搞这个办法对自己不相信，图痛快，是感情，是报复，这对你们是容易理解的，他们（指指挥部）那边不太行，你们可以同他们谈谈，不要坐在一起就吵架。他们到北京来，三期社论发表后思想上有什么活动？　　
交大：我们顾全大局，中央有什么指示要我们让步，我们坚决执行。　　
陈副总理：今天下午同他们见见面，然后同他们协商，看看晚上能不能？　　
交大：根据您讲的精神，交大同学可以停止辩论，今天晚上打电话回去。　　
薛焰：只要有一个停止，就会慢慢冷下去。　　
交大：只要他们不进攻，我们可以停止。这里面有宗派主义。许多工农群众是坚决反对这场"辩论"的。　　
陈副总理：你们反对打砸抢，群众是支持你们的。　　
交大：我们不是笼统的反对打、砸、抢的。国棉七厂的保字号组织垮台后，不加入造反派组织中去。　　
陈副总理：就是造反派的一些作法他们不同意。　　
交大：造反派不要他们。庆安公司也有这个情况，有一个人为了加入造反派，自己带了块牌子游街。　　
陈副总理：这样做不好。　　
交大：矿院保字号的临委会的人要加入造反派，筹委会就非要他们反右倾不可。　　
陈副总理：毛主席在　1月22日　讲过，戴高帽子，下跪是对土豪劣绅的办法，不能用来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用来对人民内部，战犯犯了罪，不杀他，对我们还有些好处，也许我观点右了，讲了这番话。文化大革命左了不行，右了也不行。中央还没有提出，我提得是否太早，就是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右，要反左，李世英讲的不要冲三干部会场我很欣赏，蒋文清不同意，这是中央的决定，中央还叫他们搞个秘密地方，不让学生知道，好好开会。冲就不对，李世英讲的对！我不认识他，不必为他辩护。刘澜涛有罪，王林有罪，霍士廉犯了错误。但不能说西北的干部都有罪，开个三干会，说是大阴谋，去冲掉。要说服指挥部的人，说服他们，你们掌了权就会知道，你们将来要当权的，犯了错误怎么办？戴高帽子？游街？毛主席说：准许犯错误，准许改正错误，准许革命，准许在革命中改正错误。这是最伟大的思想。刘澜涛愿意改正错误的话你们不能拒绝他，他不愿意改正你们就砸烂他的狗头。今天晚上接见时你们不要闹对立，今天跟你们谈了，对西安的情况更清楚些，李世英可能讲了错话，可以在内部自我批评，指挥部作法不好，他们作自我批评，你们不要去指责他们，不要互相攻击，文化革命中革命左派有分歧就非要对方投降，一讲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根本不是这回事，自己做自我批评就行了。掌了权，天天都会犯错误。　　
西医八三一：我们在家的同学连文化革命都搞不成，什么都没有了。　　
陈副总理：我向指挥部的同志们做做工作，主要是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来做工作。我想他们是会听中央的话的。　　
交大：西安地区的形“左”实右是否可以提一提，如高喊：“打砸抢万岁！”　　
陈副总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别有用心的人要利用这一点。　　
交大：西安的谣言很多，有人说，李世英的后台是陶铸。　　
陈副总理：肯定是不对的，没有的事。　　
交大：西安市工农群众来京的很多，是否首长可以同他们谈谈，作些指示。　　
陈副总理：要把生产搞好，革命是精神，动力，引起生产上的变化。精神变物质，这也是一个考验，搞革命把生产搞坏，他们就揪后算帐，刘，邓的反动路线就是这样，你搞革命，结果火车不通了，米没有了，布没有了……（他们就会说）那你们不是和我一样。目前斗争的焦点不是造反派内部问题，有些问题一是解决不了，把它挂起来，明年再讲。你们年青人还可活几十年，我们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活不了几年。刘少奇，邓小平看了他几十年。不要马上下结论。我这个话是“黑话”，（众笑）水平高的一看就理解，水平低的就认为是黑话，不要说陈老总又在和稀泥了。大革命是无穷的，你们在坐的我现在承认你们是左派，但以后十年怎么样，还永远是左派吗？还要看！毛主席那时就是这样，35年以前就是挨打受气，那时你也夺权，我也夺权，但都不行，我也反对过毛主席，只有毛主席行，1935年上了台，1944年在七大成为全党领袖，1949年解放成为全国各民族领袖，现在开始全世界承认是世界领袖了，但还有些人不承认，文化革命搞好了，越南把美国打败了，苏联人民起来造反了，将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开个会，承认毛主席是领袖。“是非不可不清，是非不可太清。”（根据陈副总理当时讲话来理解是肯定这两句话的）这是典型的和稀泥，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一上台就不主张争论，先把军队救出来，十年之后，安静了，在延安全党整风，今天我可以劝他们，你们可以听得进我的话，他们如果不行，听不进，那叫更高级领导同志们他们谈。夺权了，只搞接待接待，别的不干，那不行。现在最重要的是打破新反扑，搞生产，麦子，工业。西安是个大工业城市，你们看这些话他们听得进听不进？我说错的话比李世英还要多，但毛主席，周总理还要我（众：大笑），要我接待外宾，还有内部接待。　　
交大：李世英在我校已作过几次检查，炮轰过几次。　　
陈副总理：也用不着炮轰，要帮助，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左派之间的民主问题，如果不民主，一定分裂，现在你们夺权，等于没有夺，瘫痪在那儿，一开始工作，争执很大，怎么办？一言堂？那可又要犯刘澜涛的错误，以后一大堆问题你不民主地处理，那过了几年又是一个刘澜涛的命运。搞文化革命不能专断，谁专断，砸烂谁的狗头。根据错误的性质分析，李世英讲错了一些话，但性质不那么严重，又不是反党集团。就是为了团结他们（指联络站）一部份的人，讲了那些话，用谈判有什么错？今天下午同他们打通思想，外边的谣言不要轻信，没有中央文件不能信，北京大街上的大字报，不能轻信，以中央文件为准。有些人看热闹，通风报信，有些人别有用心，搞乱你的阵营，欺骗那些没有判断能力的人。一部分人的确别有用心。省委不能让他瘫痪，我们要抓头头。现在你们两派不一样，我们抓那一派？有些话一讲就改头换面地送到街上，我根本没有讲，李世英是关键人物，也没有讲过可以公开批判，我只是说是内部矛盾。运动中一大批新人应该培养，有很多新人物，也有很多意见，中央做工作，允许改正错误，准许革命，准许再革命。你们回去，下午我们打电话告诉你们。　　
交大：我们的电话坏了，我们打电话来。　　
吴彬：那半小时打一次。　　
陈副总理：我们可以把同他们谈的情况预先告诉你们，大约下午五点可以结束。好吧，就谈这些。　　
交大×××：我代表交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把红袖章赠给陈副总理。　　
陈副总理：呵，我可是老犯错误的。　　
（交大同学把红袖章给陈副总理戴上）　　
陈副总理：革命的交大，好，谢谢你们，再见。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陈毅与西安大专院校代表的谈话　　
〖西安大专院校联合指挥部、西安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十个代表参加接见〗　　
陕西军区几个负责人作“三结合”的负责人都不够格了。军委决定派一个人去作军区司令或政委，你们要信任他，这是军委派去的。让解放军保卫国防工厂，保护劳动人民的生命安全，支持你们。把军区胡炳云等几个人调到北京，接受批判受教育。你们造反派要把胡炳云个人犯错误和伟大的解放军分开。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一手缔造的。他们拥护党、拥护毛主席、拥护人民。　　
军事院校和连队的解放军要分开，因为在学校里也有造反派和保守派。　　
要加强部队，要加强他们，要把方向搞对，支持左派，否则就麻烦。新的军区负责人派到西安要正式通知你们，与你们合作。　　
造反派成立统一组织，辨别谁是造反派，防止你也去夺权，他也去夺权，防止“保”字派打起“造反”旗号，扰乱你们的阵营。　　
关于你们西安提出的三条要求，你们考虑交大同学能否接受，我看不大可能。你们若不善于大联合，将来掌权后会给自己造成混乱，你们得考虑后果。　　
中央要我解决西安问题，我总不能恭恭正正，不偏不倚。总之是为了大联合、大夺权。不要掌握权之后，为自己造成麻烦。没掌权你们可以写大字报，传单，标语。一掌权就没这种自由了，就和以前不同了。我们掌了几十年权，有经验。我们就不能随便到中南海外面去贴大字报。在和交大的关系上你们的态度是对的。你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对的。但有的也并不完全对。应该既不抹杀分歧，也不断关系，但这并不是折衷。你们负责人应该有这个态度。和交大的问题解决了，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统一委员会，不是联合行动，而是要统一行动，搞个宣言，搞个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搞得水平高一点，不要抄人家的话。你们造反派有两派，斗争这么长的时间，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如果你们的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这标志着你们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非常关心的。在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上，你们给全国树立个典型（范），但这不是和稀泥。你们要考虑一下。不过不要用公社这个名字。上海公社《人民日报》就没转载。因为这个如果转载了，可想全国很快就会搞起来。现在革命委员会或临时委员会最好。革命浪潮越来越高。你们创造新形势，改变和防止你去接管，他也去接管的混乱局面。几个主要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交大内部的事由他们去处理。革命群众自己会解决。我讲的话仅供参考。　　
一九四九年建国时，我们请客，搞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民主党派有什么势力？他们没有工人、农民、学生群众，他们也没有枪了。但是毛主席还是团结他们。这是伟大的战略思想。交大还有一万人嘛，要再作努力。你们这一方面已经作了一定努力，但还不够，还有一段距离。在革命没有展开以前，要看谁先打开局面，一把火，烧红半边天。在夺权以后，就看谁善于团结人，团结中间派，只要不是顽固坚持的人就争取。领导核心必须是坚强的，这很重要。但领导机构可以搞政治协商，搞人民大会，人民大会代表三千多人，现在真正没问题的你们审查一下看还有几个？不多了，但不能说人民代表大会不好。因为他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办法，承认他们是左派，有什么决议，精神告诉他们。（同学：是不是承认它是左派组织，有一个组织人多，方向对，就让小的与他们联合。钢院组织多，他们说，联合起来以后再加进来。）三司过去在外面起了好作用，但也有一些起了不好的作用。你们是否把他们弄回来，整整风？（二司同学：杂牌军。三司同学：不同意是杂牌军。）今天不讨论三个司令部的问题。你们回去自己讨论。你们要照顾多数人的问题，也要照顾少数人的问题。不要随便扣帽子，不要吵架。真正是左派就不要吵架；真正的左派要站得高，看得远。内部问题，内部辩论，不要上报，出宣传车，刷大标语，当成敌人来对待。要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内部问题，出宣传车，上报，刷大标语。都不利大联合，妨碍团结。今天就讨论产生代表，筹备小组在二、三天内产生出来，再从中产生四、五个筹备小组成员来。　　
还有几项具体事情希望帮助解决。北京市的联络站有几个、上万个，特别是全国性的，中央一个也没有承认。你们都联合不起来，成立了全国性的能不能有代表性？几千上万个联络站怎么处理？（同学：赶回去！已向中央请示，要求中央发通知，都撤回去，中央也没答复。）你发通知软绵绵的，不起作用，也没有力量，人家不听你的。开始时，串联还起好作用的。现在都革命了，甚至都夺了权，你在那里，是好作用多，还是坏作用多？　　
还有个事情，春季来了，如果抓革命，不促生产，是不利的。资产阶级破坏生产，你们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特别是农业，蔬菜，没有菜吃，人家不给你造谣？还有工业生产，你们要做些宣传。再者治安，治安北京是比较好的。北京的秩序要由造反派来维持。过去赶出去十几万五类分子，多数是对的，少数是错的。现在错了的回来。赶对了的回来还成立了造反团，我们不允许他们造反。他们造谁的反？我们还要对他们专政。　　
（钢院东方红问，钢院组织六七十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批透，遗毒未除，联合不起来，从内部求联合不行，采用整风的办法也见效不大，应该怎么办？）这个情况你们自己解决，我解决不了，你们讨论，我向你们学习。（钢院东方红：我院及其他院里，有许多自由战士，下厂后，有的是边搞运动边劳动，有的是光劳动，调也调不动。调不回来怎么办？）中央最近要制定关于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这是一个政策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赴京代表的讲话摘　　
周总理接见时说，王任重的病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我才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来了。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无政府主义。主席命令我亲自打电话，要找王任重，有一些人还不相信，这样自由主义就泛滥到边缘了。王任重要是死了，主席找我，我怎么回答？为什么现在要发表古田会议决议呢？主席在四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今天一样还很亲切，四十年前是我们那一代，四十年后是你们这一代。现在看你们重复四十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做得差一点。这就是我们犯罪。我这样说，并不是保王任重。如果传出去，有人又给我贴大字报，说我保王任重，那我也不怕。我这里说的是心里话，这样下去怎么行！　　
在谈到西安的革命造反组织时，总理说，力量很强大。内部问题多，西安的群众基础好，内部斗争很激烈，你们政治上不仅占优势，人数上也占优势，组织上也占优势。现在夺权斗争落后了。有共性，也有个性，各有各的特点，不过后来居上嘛！你们不要泄气。　　
当谈到驻京办事处同志与交大同志争执时，总理说：看你们争来争去，在这些小事上争，争鸡毛蒜皮的事情，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总理接着说：巴黎公社的原则要正确运用，滥用就成了自由化了，选出干部要稳定一个时期，对干部要给一个锻炼的机会。领导干部要稳定一些，不要不称心就换。你们这样气鼓鼓能夺权吗？我们对西安寄于很大希望。如果你们这样，必然推迟联合，推迟夺权。　　
看来你们目前力量很强大，人数占绝对优势。存在决定意识嘛，必然出现分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人多必然有不同意见，问题也多，现在要开门整风，准备夺权，你们已达90%以上了，那就叫努力整风，准备夺权。你们的问题靠自己解决，革命靠自己，教育靠自己，解放靠自己。夺权也要靠自己。你们现在街上互相斗，我是不同意的。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队伍真正的而不是假的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才有力量，才能推动省、市委领导同志出来亮相，推动军区左派出来支持你们，不然你们你争我抢，他们不好表态。不管怎么样，三结合总能实现，问题全在于你们自己，军队是有纪律性的。军区的问题我知道，干部中总有好的，在于你们发现。军区问题好改变，好办，哈尔滨说解放军支持保皇派，后来他们作了努力，一下子就转过来了。解放军是可以信赖的，毛主席是军委主席嘛，不管怎么样，三结合必须实现。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周恩来对西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西安交大同学的讲话　　
一、关于造反派内部分歧问题。要抓整风、整组织来解决。夺权问题未解决要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整风要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学校以军训为主，工厂也可以由民兵军训。　　
二、打、砸、抢的问题。西安提出“打、砸、抢”是反动的。各校又提出“抓、揪、抄”，你们眼里没有党中央、毛主席。（总理谈到此时很气愤，并一个个提名指出，问“怎么办？”大家回答：“应受法律制裁”。）　　
三、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总理传达了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同意。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联合夺权”。今后斗争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如×××司令员既是军区的政委，又是一省的常委）他当然要保省委了，这就不能说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四、有关“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今后不要再上街游行也不要搞宣传车上街。有人说：“我们厂休日游行，不影响生产”。我就不相信不影响生产。对待是否“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和爱护国家财产这是真革命、假革命的标志。　　
五、对待解放军问题。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只要大方向正确解放军坚决支持，如果只剩下一个人，也坚决支持，如果大方不正确那怕有十万、八万人，也是不支持的，要反对他们的。是否尊重解放军这也是真假革命的标志。　　
六、对待领导干部问题。对待领导干部不要揪来揪去，要给他们检查、赎罪的机会，要充分创造条件，给他们检查、揭发，让群众鉴定，是亮相的还是罢官的。斗争的矛头绝不能针对犯了错误的造反派。　　
七、其它：　　
1、今后不提地区性口号，总的大方向口号只有中央提出，要强调地区性口号是错误的。　　
2、毛主席在一九二零年“湘江评论”上提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这句话是对当时形势提的。今后我们不要再提了。　　
3、“捍卫军”、“红卫军”（指复退、残废军人组织）都要取消。　　
4、大联合要一个系统联合，先是一个系统联合，然后再工、农、兵联合，因此在联合中不要跨行、跨业，已经跨了要纠正。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陕西安康地委文革办公室致中央央办公室电　　
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　　
这里不是回族多的地区，却自上而下的成立了回族革命造反司令部。地委统战部最近还向各县统战部发出通知，要各地党组织研究与拟定支持本县革命回民造反的有效措施，并通知各回民聚居区的党委，坚决贯彻执行。我们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不利于按系统、按部门大联合。应怎样对待这样的组织，请速批示。　　
　　
陕西安康地委文革办公室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安康地委文革办公室来电的批示　　
各级党委，各军区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　　
现将陕西安康地委文革办公室来电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注意这个问题。加强民族政策的教育。　　
毛主席教导我们：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为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防止坏人利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纠纷，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区都不宜按民族划分单独成立群众组织，也不要以民族名称命名群众组织。已经成立的这种组织，应劝说他们自动解散。可以自愿参加本单位、本系统的其它革命群众组织。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报道：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陕西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政委袁克服、驻陕部队首长胡炜等负责同志，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工大和西大革命派，交大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意见和批评。　　
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有的还支持保守派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方法”，搞“关门军训”，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等同志欢迎和感谢同学们对部队的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随后黄经耀和胡炜等同志，因势利导转入讨论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李世英同学（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毛主席注）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即：　　
军区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朗；　　
对新成立的群众组织，要进行调查研究，区别对待；　　
对保守派组织要在承认错误和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主动争取团结；　　
部队要帮助工总司整顿，进行调查清理，为大联合扫清障碍；　　
切实做好各大组织头头的工作；　　
抓好活思想；　　
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主席注）　　
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同志认为，李世英同学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四月二十一日召集西工大、西电、冶院和交大四大院校的负责人，就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　　
(来源：原载扬州《东方红战报》　1967年6月11日　，第48号第一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材料的几段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　　
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周恩来对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的指示　　
〖七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十一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吴斌，打电话给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传达了总理的指示。〗　　
（一）你给总理的来信已收到，关于毕业生的问题，如照来信所提的办法，时间会拖得很长，中央正在研究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　　
（二）据悉：西安最近打砸抢又在抬头，而且两方面都有，希望双方能通过协商予以制止，如果不行，将来可来北京解决，但现在不要来。　　
（三）听说交大对黄经耀、胡×有意见，黄、胡二人是中央派去的，而且从一开始也是支持交大造反派的，希望能注意同他们的关系。　　
（四）霍士廉身体很不好，要批判他可以，但一定要注意他的健康，中央已委托省军区和驻军加以掌握，关于霍士廉是叛徒的问题，根据中央所知，情况并非如此。　　
(来源：　1967年7月26日　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06期；　1967年7月29日　北航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航红旗主办《红旗》。)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西安问题的指示　　
陕西省军区：　　
对西北光学仪器厂二·一○事件，根据国务院调查和陕西省军区反复调查的材料，中央认为是一个破坏事件。定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应该予以平反，对逮捕的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应该予以教育释放。二·一○事件严重地破坏了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两个群众组织都应从中吸取教训，在二·一○事件中犯了破坏国家财产错误的，应该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陕西省军区在处理二·一○事件中是有错误的，但不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现在平反是对的，不是为“打、砸、抢翻案”，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径跃同志，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相信他们，如对他们有意见，应实事求是地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　　
此件可向群众组织宣读。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米脂县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的经验》　　
1967.08.14； 中发 ［67］ 245号　　
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各县武装部：　　
陕西米脂县武装部在支左工作中，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公开表态支持“一○一”左派群众组织，但是遭到了“上压，下轰，四面围攻”。在关键时刻，他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看主流，看本质，看斗争的大方向，坚定不移地支持“一○一”革命小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这是很值得参加支左的军队同志，特别是参加支左的人民武装部的同志好好学习的。米脂县武装部帮助“一○一”进行开门整风，帮助革命小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的做法，也是值得学习的。　　
陕西省军区认为米脂武装部是支左最好的一个武装部。榆林军分区，有的领导同志也改变了过去的错误看法。这是正确的态度。还没有改变看法的。希望迅速改变过来。　　
（原件附后）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米脂县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的红旗　　
陕西军区下属一百零四个武装部当中，米脂县武装部支左工作做得最好，被西安革命派学生称为“高高飘扬在陕北高原上的一面支左红旗”。在三次关键的时刻，县武装部坚定地支持了米脂革命派。　　
这个县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以米脂中学为中心的相对立的两大派，一派以米中筹委会为代表，一派以“一○一”为代表。一月二十五日，榆林地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专区一些地方搞了假夺权。在米脂就操纵保守组织把矛头对准“一○一”等革命小将，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时，武装部的同志们响应毛主席向解放军发出支持左派的伟大号召，面对米脂两派斗争，从一月二十四日至一月三十日，有时通夜不眠，调查和讨论应当支持哪一派。他们紧紧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看主流，看斗争的大方向，越感到“一○一”好。有的一口气给“一○一”摆了二十条优点，感到“一○一”一直是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一月三十日，他们就挺身而出，公开表态支持正在到处受围攻的“一○一”，一下子轰动了整个榆林专区，大长革命派的志气。但是，米脂武装部公开表态支左，遭到了上压，下轰、四面围攻。榆林军分区领导人指责他们“支持错了”，要“赶快纠正”，并电话通告其他武装部“要吸取米脂武装部的教训”。　　
县委书记，正副县长张恒德，贺成功，何天齐等人，多次要他们“改变态度”。公、检、法一伙人说他们支持了“反动组织”，“很危险”。保守组织也围住武装部闹个不休。街上出现了“拥军不拥崔孝堂（武装部政委）”，“打倒赵永夫式的人物崔孝堂”等大标语，公开谩骂武装部的同志是跟牛鬼蛇神坐在一条板凳上，武装部部长、政委和干事四次到榆林汇报当时的处境，要求给予支持，每次都是碰钉子。军分区司令员指着崔孝堂同志说：“党培养你几十年，你白穿人民的衣服，白吃人民的饭！”并在数次会议上公开批评米脂武装部。这使武装部的同志们一时失去依靠。一次，武装部连炊事员一起全体十二个人，坐在会议室毛主席象前，部长对着毛主席象流泪，政委崔孝堂对大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离我们远，毛主席的宝书可在我们身边啊！”他们一起学习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出了说“一○一”“糟得很”，是“反动组织”的人，已经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他们又和“一○一”革命小将一起忆苦思甜。他们听革命小将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一次，崔孝堂同志说：“我六岁跟父亲从榆林逃到延安，全家贫困交加，八口人死了六口，剩下母亲和我，受尽折磨，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救了。支持不支持“一○一”，是关系到米脂十四万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我是支持定了。要是我支持错了，说明我没有学好毛主席的书，没有改造好思想，忘了本，那我就带着全家去杨桥畔（劳改场）也没有怨言。要是我支持对了，是我应该做的。”　　
干部们说：“我们都跟毛主席走。”三月二日，当米脂还处在二月逆流的白色恐怖下，米脂武装部又在群众大会上再次公开表态：坚决支持“一○一”，坚决和“一○一”站在一起。大大地鼓舞了革命派的斗志。但是，阶级敌人却对武装部恨之入骨，抓住小将一些缺点错误硬往“一○一”脸上抹黑，说“一○一”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是“右派翻天”。公、检、法大整“一○一”的黑材料，说“一○一”是“反动组织”又一次想把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以压垮武装部。在这种情况下，武装部协助“一○一”进行开门整风，帮助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他们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一”革命小将到街头、到农村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他们先后四次写大字报向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得到群众好评。他们还热情地、耐心地对受蒙蔽的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自己在政治上在组织上，都占优势。　　
现在，陕西省军区认为米脂武装部是支左最好的一个武装部。榆林军分区有的领导同志，也转变了过去的看法。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 （第三集）》， 北京：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铜川地区革命造反者大联合总会、铜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大联合和拥军爱民的新高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了坚持文斗，制止武斗，铜总会和铜总司代表，根据“九·五”命令精种，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六日在铜川市人民武装部领导下，铜川驻军参加，邀请煤炭工业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等问题，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双方保证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地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保证不再抢夺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双方拥有的一切武器、弹药（包括国防工厂、外地流入和自制的一切武器、弹药），自达成协议之时起，立即停止使用，井在重签本协议后五天内一律收回、清点、造册、集中、封存，由新派去的军管会和驻军验收处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启封和动用，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和手段隐藏、私存和转移。如过时再有发现，武装部和驻军有权一律收缴，任何人不得抗拒。如有抗拒者，应按“九·五”命令处理。　　
二、为了坚决贯彻“九·一三”通知，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占用国家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交通运输工具、机械设备、劳保用品、五金电料、广播器材、医药用品等一切公用物资，必须集中清点、列出清单、就地存放，听候处理。　　
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是冲击国家仓库，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和各种商品物资的，要坚决按“九·一三”通知办事。巳抢夺的国家财产物资，要由组织者和策划者负责，一律追回，原物在的，要退回原物；损坏了的要酌情赔偿；吃掉、用掉的，除按价退还现金外，还要按数退还粮票和布票；抢夺的现金，要如数退回。个人用掉的，要如数还清。抢夺的人的财物，应迅速归还原主或按级上交。　　
对过去发生的重大问题，双方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经查证落实后，立即按“九·一三”通知进行处理。　　
三、坚决按“六六”通令办事。双方所扣留的人员，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四十八小时内，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释放。对伤病员移交时要附病历，以便继续治疗；巳死者要交还尸首；并对残杀和毒害被扣留人员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双方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根据核实的材料，建议有关机关予以严惩。　　
双方保证今后不再搞打、砸、抢、抓、抄。　　
四、双方必须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拆除一切工事、路障和关卡，清除现场，保证交通无阻。　　
五、本协议重签生效后五天内，双方所有人员，撤离据点，一律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返乡或从原地出走人员，双方应负责尽快地动员他们迅速返回原单位。要保证双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政治权利。　　
六、双方保证不调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七、双方要更大规模地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八、双方所属的组织和所有人员，要自觉地遵守革命的新秩序，坚守工作岗位，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工作，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九、双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宣传，使本协议家喻户晓，以保证本协议的切实贯彻执行。　　
十、双方建议由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和驻铜部队，煤炭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谈判双方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本协议的贯彻执行。双方对监督小组成员开展工作要给予方便和支持。　　
本协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日十时重签后生效。　　
　　
谈判双方：
铜川地区革命造反者大联合总会
李振兴 秦广智 刘玉瑞
铜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司令部
崔汉超 梁国政 张静轩
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
主任
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大联合和拥军爱民的新高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了坚持文斗，制止武斗，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的代表，根据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渭北煤炭公司军管会特急电的指示精种，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在渭北煤炭公司军管会的领导下，就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的问题，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双方保证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地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保证不再抢夺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双方拥有的一切枪支、弹药（包括土枪、土炮等），自协议生效时起，立即停止使用；并在重签本协议后五天内，一律收回、清点、造册、集中、封存，听候处理；由新派去的军管会和驻军验收处理。一切自制的刀、矛、棍棒，应集中封存，听候处理；任何组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启封和动用。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或手段隐藏、私存，转移枪支弹药和自制的刀、矛、棍棒。如过时再有发现，部队有权一律收缴，任何人不得抗拒。　　
二、为了坚决贯彻“九·一三”通知，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占用国家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交通运输工具、机械设备、劳保用品、五金电料、广播器材、医药用品等一切公用物资，必须如数退回，集中清点，列出清单，就地存放，听候处理。　　
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是冲击国家仓库，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和各种商品物资的，要坚决按“九·一三”通知办事。巳抢夺的国家财物要由组织者和策划者负责一律追回。原物在的要退还原物；损坏了的要酌情赔偿；吃掉用掉了的，除按价退还现金外，还要按数退还粮票和布票。抢夺的现金，要如数退回；个人用掉了的，要如数还清。抢夺的个人财物，应迅速还原主。　　
对过去发生的重大问题，双方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根据检举揭发的材料，进行落实后，按“九·一三”通知进行处理。　　
三、坚决按“六六”通令办事。双方所扣留的人员，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四十八小时内，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释放；伤病员要移交病历，以便继续治疗。对残杀和毒害被扣留人员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双方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并根据核实的材料建议有关机关予以惩处。　　
双方保证今后不再搞打、砸、抢、抓、抄。　　
四、双方必须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拆除一切工事、路障和关卡，清除现场。　　
五、本协议重签生效后五天内，双方所有人员，撤离据点，一律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返乡或从原地出走人员，双方应负责尽快地动员他们迅速返回原单位。要保证双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政治权利。　　
六、双方保证今后不参加外单位武斗，也不调动外单位人员或农民来本单位武斗。　　
七、双方要更大规模地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不准殴打和绑架解放军。已经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其首恶者应建议有关部门予以严惩。　　
八、双方所属的组织和所有人员要坚持“上井搞好革命，下井搞好生产”。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生产时间不离开生产岗位，不在生产岗位上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要自觉遵守革命新秩序，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九、双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以保证本协议的切实贯彻执行。　　
十、双方建议由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和驻铜部队，煤炭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签字双方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本协议的贯彻。双方对监督小组成员开展工作要给以方便和支持。　　
本协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日十时重签后生效。　　
　　
渭煤系统
红造总谈判代表（签字）
刘育忠 云鸿儒 刘庆治 戴锦生 崔晓春
联委谈判代表（签字）
吴清海 成洪昌 王成新 温天兴 许智敏
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
主 任
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解决铜川问题的指示　　
1967.11.09；中发［67］337 号　　
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支左委员会：　　
为了解决铜川的问题，兹决定：　　
一、由兰空工程部队抽调一个团（二千人）加强铜川支左力量，协同原驻铜川的部队，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重要指示，坚决贯彻九·五命令，制止武斗，封存收交武器。在执行上述指示时，部队一律徒手，坚持五不（吵不动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出入不带枪），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宣传九·五命令收缴武器，实行革命大联合等。如有人向部队开枪，打死打伤部队的人时，报中央请示处理。　　
二、由二十一军派得力干部（师以上干部）吸收兰空，铜川市武装部干部参加组成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对市、矿统一实行军管。　　
三、铜川两派九月二十五日已达成贯彻九·五命令的十项协议，中央已另电加以批转（略有文字修改），希望两派重新签字，坚决贯彻执行，并由军管会监督执行。　　
四、在两个协议签字前，陕西省军区和二十一军对八.一九公告作公开检讨，宣布撤销该公告。　　
五、指名抽调原当权派及两派组织的部分负责人到北京学习（编入陕西省军区学习班内）。　　
六、由军管会召集两派进一步协商，贯彻毛主席最新重要指示，搞革命的联合，抓革命，促生产，尽快把煤炭生产抓上去。　　
以上各项，请立即会同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铜川两派“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1967.11.09；中发［67］338号　　
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支左委员会，并转铜川地区“铜总会”、“铜总司”，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　　
中央认为，铜川地区“铜总会”和“铜总司”在九月二十六日，渭煤系统“红造总”和“联委”在九月二十五日分别签订的两个“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是很好的，是符合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的重要指示的精神的。希望铜川市和渭煤系统的两大职工群众组织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重新在这两个协议上签字，坚决贯彻执行，并从此开始，以“斗私，批修”为纲，各自实行整风，促进两派的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陕西军区首长接见西安交大革委会代表的讲话　　
〖时间：上午。军区首长：司令员黄经耀、付司令号黄传龙、胡德立、付政委吕明浩，交大革委会代表：李世英、戴慕蓉。〗　　
黄传龙付司令员：　　
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斗私批修”，这次交大跑到前面去了，又占了上风。李世英同志亲自来谈心。本来应该是我们去交大的。（交大：首长忙）我们要紧跟主席思想，紧跟形势，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交大革命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革命造反精神不仅在西安、陕西有很大威望，而且在全国有很大声望，起重要作用。上次我们在北京学习了几天，11月2日总理、康老接见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回来以后的第二天，李世英就向全市革命群众传达了。这个我很受教育，经过学习最新最高指示，学习总理、康老接见时的指示，交大的同志、李世英同志紧跟主席思想，把中央指示的精神迅速在人民中传达，这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很大的深远影响的。我个人的落后就在这里，落后于革命小将。这样传达以后对西安、陕西文化大革命，对紧跟当前新形势，对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是更有利的，是更有利于这个大好形势的，这说明了毛主席的指示的巨大威力。　　
形势什么时候都是好的，陕西、全国、全世界形势都是好的，现在更好。另一方面，李世英刚才讲了，敌情观念，要抓紧。出现一些问题是支流，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少数坏人在捣鬼，他们是一定要捣蛋的，就我个人来说坚定不移地站在主席路线方面还差得很远。毛主席他老人家水平最高最高，预见力最大最大，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照办，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因为我们水平最低，不可能主席指示一下来都马上理解，例如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打了大胜仗。主席指示要把缴获来的飞机、大炮等原封不动地，完整无损地还给印度政府。当时，我想不通，化了那么大的代价，在那样的气候条件下缴来的，还要完整无损地，坏了要修好还回去。当时我在54军，有两个师参加作战，我就是不理解，后来想，把坏了的送回去，把好的汽车留下来，就是讨价还价，中央一再指示要交回去，我们还是不肯，说是否少留几辆汽车，作为科研用。你看，就是对主席指示讨价还价，看不到这样做对印度军队内部的影响，对印度人民的影响。现在印度左派共产党起来在农村搞武装斗争了，从国际意义上来理解就是深远了，但当时不理解。再举个例子，1936年我们捉住了蒋介石，全体指战员一定要把蒋介石杀掉，当时我在三原，你（向黄司令员）在云阳。但主席指示不能杀。当时何应钦，日本帝国主义想要把蒋介石杀掉，制造混乱。如果把蒋介石杀了，今天胜利的时间可能不见得这么快。当然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所以对主席指示理解不理解一定要执行。根本问题是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根本路线、方针，政策都在毛著中。我学得很不好，在8134部队中时也有很多缺点，有的地方解散了群众组织。在耀县我们把耀县统指解散了，首先是交大同学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因此，三月二十号解散了统指，四月四日，在十条没下来前彻底平反了。要相信群众么！　　
黄经耀司令员：　　
一月份以后，主席赋予我们三支二军的任务，但由于军区对主席革命路线远远没有跟上，学习不够，理解不深，在贯彻中央方针时必然出偏差。因此介入以后对西安形势发展的分析是有错误的。尤其是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的看法，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不正确，如对当时西安出现的打砸抢和“反右倾”的认识是看得过重的。按照主席思想群众通过运动自己教育自己，这本身包含着允许群众在运动中犯错误，不然他怎么提高？怎么自己教育自己？由于看得过重，在处理上就有错误，如对2.10事件，1.28事件，军区的5.1剧团，新华书店，抓了些人，对错误的定性都过高了，把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定为反革命事件就错了。不能用旧制度的旧办法来处理新事物。十条下来后，贯彻行动不快，没有迅速处理，总是象主席说的那样扭扭捏捏，遮遮掩掩，不敢把错误公布群众。　　
庆华事件，开始把一方打成反革命，支持一方去抓人、游街。以后反过来，说错了，又把另一派抓了一帮子。把两派都得罪了。这不是得罪不得罪的问题，是贯彻主席路线过程中犯了错误。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允许群众犯错误，由于对主席路线理解不深，把问题看得过重，上纲过分，工联这方面对事件的处理到军区来搞了好几个月，这都是支左中错误。　　
在支左中应紧紧掌握阶级。阶级斗争，敌我矛盾。正如同志们讲的敌情，总理、康老一再批评我们敌情不强。回来检查确是如此，不仅批评你们，而更是批评我们，因为我们向你们讲得不够，支持不够，军队是搞专政的，不讲群众就概念淡薄。主要责任在我们，西安地方确实是敌人隐藏特务的据点之一，因为原来西安是旧西北军杨虎城、赵寿山、高贵之的基地，此后是胡宗南进攻陕甘宁基地大本营，解放后在西安、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镇反也不彻底。比如别的地区镇压了三个的话，陕西、西安只镇压一个，相对少了三分之二。西安地区敌人旧势力没有彻底摧垮，解放后加上党内阶级异己分子，如赵伯平、赵守一，李启明都是敌人，都与香港、台湾挂了钩的。陕西各级公安部门都混入少部分敌人，很复杂，老的敌人基础没摧毁，新敌人又发展，加上西安是建设基地之一，敌人当然是活动中心。拿这些敌人去教育、告诉群众，做得很差。作为支左委员会和军区更应负责任，这次批评我们，我们更应接受教训，提高警惕。　　
总的来说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个初步检查，军区这次去集训也是通过学习主席著作很好检查这些问题，你们这次来谈心，对我们批评不够，希你们今后不断派人来提批评，有意见就应该提，不提军队也不知道。拥军，从什么地方拥？军队有缺点帮助指出，是最大的拥军。爱民也是这样，群众中有些缺点我们也要提，有问题尖锐提出批评，现在对你们提两点希望。　　
（1） 希望交大同学继续学习主席最新指示，继续学习主席著作。　　
（2） ……　　
主席的思想是最高最高的，我们的思想是最低最低的。只有通过学习，不断地学习，才能跟上主席思想，时时跟上主席思想，跟上中央。主席看得远，站得高，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到，我们坚信拥护毛主席，过去有一条只要毛主席说了我们就照办，杨代总长这次讲，一定告诉部队，主席指示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照主席说的不会错，否则要犯错误。（黄付司令：林付主席说，这是最聪明的办法。）这次搞联合，许多老造反派想不通，搞了一年，两条路线到那儿去了，不讲保守、造反了？主席讲了，保守是认识问题，即使立场问题也可变么，不是保一次就是保了，革一次就永远革了。文化革命一年多现在他们的方向对了，就行了么！有些群众跟不上，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跟不上，但有一点，中央一转我们就转，转的快慢问题。我们要学习，不学习就要落后，落后就挨打。老造反派象交大这样，应主席思想更多一些，把主席思想红旗举得更高。有了主席思想，派性就少，私字就少，党性就多，要克服派性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主席思想。　　
交大是全国起来最早的学校之一，全国有名的几个学校之一，我们要保持这个荣誉，发扬这个荣誉，保持一年多的传统继续前进。在这里同志们不要背包袱，过去交大的同学是不是背了小包袱，我是最早最老的造反派，在运动中没犯错误，在全国有名，在运动中成绩很大，各种问题处理不错，是否有些包袱？没有更好，有应该去掉，象你们这样的学校，应把主席思想红旗举得更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郑州铁路局系统七个单位和西安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批语　　
中央认为，郑州铁路局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七个协议和西安铁路局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都很好。这是郑州和西安两个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活学活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行“斗私，批修”的成果。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铁路运输对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和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关系极大。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在河南，陕西境内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各级铁路军管会（军管小组）和当地驻军的协助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夺取革命、生产的双丰收。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无论是已经联合的（如广州铁路局、柳州铁路系统），或者还没有联合的，中央也号召他们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通过协商，达成类似协议，迅速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　　

(来源：原载包头市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包头：1968年1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就向全国转发郑州铁路局及西安铁路局大联合协议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鉴于铁路和煤炭工业两个系统在目前至关重要，铁道部已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期，其成员多为各铁路局、分局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管会负责干部和业务干部。煤炭工业部则派人到各主要煤区协助各矿军管人员举行分批分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目的均为推动各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利抓革命、促生产。在铁路方面，广州、柳州两局已实现初步大联合，郑州局这次来京开会，刘建勋、王新同志也赶来，经过工作，已达成7个协议，西安局受郑州局影响也主动达成大联合协议。为了号召以推动其他14个局（全国共18个局）的大联合，拟了批语，已经文革小碰头会通过。现送上，请主席批示鼓励。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4.30；中发［68］67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四月二十九日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同意所提三十五名常委；同意由李瑞山同志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肖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十一名同志任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一年多来，陕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揪出了西北和陕西地区以刘澜涛、赵守一、李启明为首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摧毁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西北的反革命老巢，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陕部队和陕西军区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指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起了促进的作用。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陕西地区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必须继续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习仲勋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地区的代理人大叛徒刘澜涛等批倒批臭。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警惕，把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揭露并粉碎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　　
省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推广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良好经验。　　
中央希望，陕西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响应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的运动，不断增强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和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陕西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省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节约闹革命，反对经济主义，防止无产阶级敌人的破坏，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省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陕西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省革命委员会要有更大的责任感，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的光荣革命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全省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陕西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陕西省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七月十一日二十二时至十二日二时，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春桥、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接见了李瑞山、黄经耀，胡炜三同志，在听取汇报中作了极重要的指示。现将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指示精神，综合如下：　　
一，在谈到省革委会成立以后，狠抓阶级斗争的情况时，中央首长指出：陕西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全国镇反最少的地区是陕西，西安是胡宗南的根据地，坏人多，你们要继续狠抓下去。当谈到从清理阶级队伍看，大学教工队伍、机关、文艺单位，工厂中都隐藏着一些坏人时，中央首长指出：你们一个个把它解决好。大学教授很复杂，交大过去是南洋大学，有的教授就拿定息，你们是否可以要大学教授写写自传？当谈到采取了一些措施西安社会秩序有进步时，中央首长指出：现行反革命活动，刑事犯罪活动要按正常的情况处理。你们要把这些点出来，发动群众讨论，造成声势把坏人孤立起来。当谈到群众组织中有部分人员受右的或极“左”思潮的影响，干扰对敌斗争大方向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帮敌人的忙，要很好地批判这方面的错误思想和行动。当谈到西安国防工厂、铁路系统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进展缓慢时，中央首长指示：西安的问题主要是要作好工人工作。二十一军在支左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没有把工厂这个重点抓好。你们回去研究一下，军队几家要把工人工作集中力量狠抓一下。你们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重申学生不准插手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左右工人，其它组织不准介入铁路和国防工厂。要交枪，要点幕后操纵的走资派和坏头头，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上海、北京、兰州所以稳定，就是做好了工人工作。　　
二、当谈到省、西安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原来的西安两大派都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立情绪有所缓和，在革委会讨论问题时一般都能够站在党性立场时。中央首长说：这很好。当谈到两派部分人员中还有在未成立革委会的地区和单位争核心、争优势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毛主席教导说：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当谈到有些人想一派掌权、把另一派群众赶出来，或采取高压手段、抓人、打人、“四大”不能正常开展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行的，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是一派人数很少，也必须联合，绝不能压，压是压不垮的。至于名额多少，可以从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协商解决，采取高压手段更是不能允许的，“七·一”社论讲了，不能对群众专政，要教育大家正确对待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跑出去的要请回来，特别是多数派要正确对待少数，要采取主动，要高姿态。当谈到有些单位、有些地区、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做了一些坏事，在本单位呆不住，带领少数人长期跑在外面，有的甚至到外面参加武斗时，中央首长指出：不少地方有这个问题，要指出长期脱离本单位、本地区是错误的，要搞清楚把坏人点出来，把群众动员回去。　　
三、谈到在阶级敌人挑动下，从四月初以来，安康、汉中、渭南、延安专区以及成阳、商雒专区的部分地区，连续发生武斗，双方都组成了专搞武斗的队伍，武斗的方式是专区甚至到邻专区去机动作战，武斗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时，中央首长指出：这还是搞文化大革命？这完全是阶级敌人挑动的，这种武斗组织必须解散，武器必须收缴，被挑动进城武斗的农民要立即回社、队，离开本地区、本单位的要立即回本地区、本单位，中央首长还进一步指出：有的武斗组织被坏人操纵，已不是一般群众组织了，他们利用这些来反对我们。要把坏头头点出来，把他们做的坏事揭出来。当谈到有些群众组织混进不少坏人，在坏人挑动下，做了不少坏事，如抢银行、仓库粮仓物资；拦截汽车、火车、抢劫物资、任意打死、枪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武斗中炸毁大量民房，烧毁仓库，造成大量损失；中断邮电交通，几个专区、几十个县长期看不到报纸、文件，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公开抵制和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规定；围攻、谩骂、殴打解放军宣传人员。中央首长指示：你们要公开宣布这些都是反革命行动，要发动群众搞臭这些东西。各个群众组织都要开会发表声明，对这些问题表示态度，要在陕西日报上公布。“七·三”布告适用于全国，在布告发出以后还发生这些问题，就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谈到不少的群众组织把自己说成是共产党把对方说成是国民党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极大歪曲，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各个群众组织里面都有国民党，要抓混进自己组织内的国民党。当谈到有些专区的群众组织提出“武装夺取政权”，搞大规模武斗，想用武力打垮，消灭另一派时，中央首长指示：在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反动的，完全迎合了阶级敌人的需要。武装夺权，绝对不能承认。一定要停止武斗，群众组织手中的武器都应该按照“九·五”命令上交。要按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用武力打垮另一派，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当谈到有原当权派插手专、县武斗，群众组织里有坏人，中央首长指出：你们搞清楚把这些人点出来。中央首长问西安两大派是否插手专、县武斗？我们说发现有人打着两派的旗号在下面活动，但问两派负责人时，他们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组织派的。中央首长指示：要他们公开发表声明，表明态度。当我们谈到最近一个时期专、县问题比较突出，我们感到支左力量薄弱，好几个专区没有支左部队，请求中央能否增派一些支左部队时，中央首长说，你们的意见可以提出来研究。　　
四、在听取汇报中，中央首长指示：要狠抓阶级斗争，当前专县和西安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正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你们要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集中进行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为主要内容，针对陕西和西安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重新宣传中央、中央文革有关的指示和规定。省革委会要开会讨论，根据“七·三”布告精神，列举出陕西省和西安地区的反革命行为事项，做出决议，要在西安和各地召开群众大会，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向群众作报告，各级革委会、军队、各革命群众组织对“七·三”布告和省革委会的决议都要表态。你是拥护不拥护中央的东西，拥护就要表态，就要坚决支持，贯彻执行。要点出一些坏人坏事，这样群众就不再受蒙蔽了。如兴平的孟照亮是罗瑞卿、王昭的忠实干将，有的人还说他是“革命领导干部”，要公开点出来。针对存在的问题，大量印发中央、中央文革有关指示、规定，如“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七·一三”通知，“九·一三”通知，以及中央关于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等等。交通不通的派飞机散发，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就怕向群众宣传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他们就是要控制和蒙蔽群众，有些人打着贫下中农招牌，威胁利诱农民搞武斗，其实他们是反对贫下中农的。总之要展开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动群众把坏人坏事搞臭，把武斗搞臭，批判错误的论点、这样处理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了，否则，你处理这些问题，他就和你唱反调。　　
五、中央首长问到北京办学习班情况时，我们说，只是省军区部队干部在北京学了一期。中央首长指出：你们没有在北京学习班吃了亏。中央批准你们在北京办。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解决各地存在的问题。你们下决心在北京办。办它六七千人。地方干部，分区，武装部干部，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西安两大派的大头头都来。有些人不愿意来，你们省革委会点名要他来，不来就是对抗中央，要在群众中公开宣布他。你们一方面展开宣传工作，一方面筹备学习班。宣传工作搞一段落，即可到北京举办学习班。在分区，人武装部干部大量抽出来学习后，你们考虑是否从二十一军、兰空、西办临时插调一批干部加强各分区工作。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党中央：　　
关于“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根据有关同志的来信要求和我们前一个时期在平反“三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接触到的材料，最近作了专门清理。现将查证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这一提法，在西北地区最早出现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西北局转发的一期传达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简报中。原西北局的主要负责同志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在北京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是西北局提出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日，陕西省委三届五次会议上，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关于反党集团问题的传达报告》中，按照西北局的提法，同样说过“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这个话。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康生主持所谓审查习仲勋同志问题的专案，他利用职权，下“批示”，乱点名，搞了一系列所谓揭批“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活动。一九六五年原西北局把经过康生审定的陕西省委《关于习仲勋反党问题的传达提纲》批发下去，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传达，搞所谓“彻底肃清彭、高、习的罪恶影响”。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受到诬陷和迫害，而且株连了一批曾经同他们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一九六六年六、七月，在原西北局召开的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上，和在这一会议精神指导下召开的陕西省委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上，又搞所谓挖“彭、高、习反党集团”在西北和陕西的黑线人物，打击迫害了一批同志，影响很恶劣。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进一步在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上大作文章。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康生先后多次接见××等人，说什么“陕西敌情严重”、“西安是国民党的特务基地”、“西安机关比任何地方都复杂”、“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把陕西西安作为他们的后方基地”。并且指名道姓，点这个，指那个，要求一个一个揪出来，“扫除祸患”。这就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定了基调。 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残酷迫害老干部，编造出陕西有胡宗南、彭高习、地下党三条所谓黑线。他们借“清队”为名搞什么“查黑线”、“挖黑根”，把原西北局、陕西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打成“五个黑窝子”，视为彭、高、习的“旧势力”，统统予以“彻底砸烂”。解放以来，省委历任四届常委成员，大多数被他们打成“叛徒、特务、彭高习死党”。他们把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五十多名领导干部关进监狱，罗织罪名，进行法西斯迫害。他们不断地反“右倾”、反“复辟”，大整所谓“彭、高、习的右倾复辟势力”。本来陕西的土改、镇反是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的，镇反的控制比例数字也是中央批准的，民主革命基本上是彻底的；但是他们却不顾事实地胡说什么“由于彭、高、习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造成“陕西土改、镇反极不彻底”，在“清队”中补划地、富成份，包括“四清”时补划的在内，把×万多户劳动人民错定为地主、富农，被他们乱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人为数也很多，严重地搞乱了阶级阵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给一大批小说、诗歌、戏剧、革命历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加上“为彭、高、习歌功颂德”的罪名，打成“反党文艺”、“反党党史”，许多参与编写和提供材料的同志横遭迫害。　　
以上情况说明，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是极其荒谬的，纯系诬蔑不实之词，由此而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打击和株连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对陕西工作的损害和影响是很严重的，教训是很沉痛的。鉴于中央已经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同时我们前一个时期在平反“三案”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对有关这方面的大部分问题都分别作了纠正，错补划的地主、富农也已改正；但考虑到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过去在陕西株连甚广，影响较大，各方面反映强烈，有必要郑重宣布予以平反昭雪。为此，我们建议：　　
(一)对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一概推倒。　　
(二)“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陕西省委上报下发的报告、讲话、决定、通知、传达提纲等材料，涉及所谓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反党的内容，按照中央《关于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涉及到有关中央文件的处理办法的通知》所确定的原则，“自然失效”，“不必再一一宣布撤销”。　　
(三)因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被打成“反党文艺”尚未处理的，由宣传部门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平反。　　
(四)因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尚未平反的要很快平反。错误的结论和处分应予撤销。有关检查和揭发材料，按照中央组织部有关规定清查处理。　　
以上妥否，请批示。　　
　　
中共陕西省委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一九八○年一月五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一九八0年一月十日，中央组织部转发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1980.01.11；中组发[1980]2号　　
中央于一九八○年一月五日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现将这一报告转发给你们，请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中央组织部转发陕西省委《关于为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　　
1981.02.13；中组发[　198l　]4号　　
中央组织部批语：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对蒙定军等同志来信的批示，我们对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前身为十七路军)我党地下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康生在接见陕西军区、驻军和西安地区群众组织代表时说：西安地方是特务躲藏的窝子，还有杨虎城和赵寿山等等这批人也安插很多，应该把这些研究一下。以后在“清队”阶段，有些单位就大搞深挖所谓“杨虎城、赵寿山这些留下的基础”，把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诬陷为“黑党”、“假党”，把地下党组织中许多为党工作的革命老同志诬陷为“真国民党，假共产党”，是“叛徒”、“特务”，进行残酷迫害。据初步调查，在陕西工作的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员(包括去世的)有六十三人被整。其中有的被打致残，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死后还被声讨、批判。许多长期与我党合作的进步人士，也被诬蔑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遭到迫害，家属受到株连。　　
(二)　　
调查的事实证明，把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诬为“黑党”、“假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一、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工委建立以来，一直是受党中央和陕西省委领导的。据汪锋、周仲英等同志证明，在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中，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一直有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为了加强我党对三十八军的工作，党中央和陕西省委先后又增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该部。一九三九年三月，陕西省委决定在三十八军成立党的地下工作委员会。党中央对工委工作十分关怀，毛主席和叶剑英同志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曾在延安多次听取工委的汇报，对工委工作的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工作方法，都作过明确指示。　　
二、工委在原三十八军是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工作的。工委根据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着重抓了对旧部队思想作风的政治改造。在连队建立了学习小组，开展了新作风活动，开办训练班、教导队，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从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积蓄了革命力量；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国民党军校，毕业后回部队担任排、连、营职务，逐步掌握部队。同时，在中上层军官中，进行了交朋友的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三、工委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成效的斗争，及时组织部队起义。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极为仇视，千方百计企图消灭这支部队。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大造三十八军“赤化”、赵寿山包庇“异党”的舆论，并指调三十八军中几十名所谓“异党嫌疑”分子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洛阳干训团和西安劳动营受训。工委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正确对策，通过做上层工作和必要的斗争，保护了革命力量。一九四四年三月，蒋介石使用阴谋手段，调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改派蒋的亲信张耀明任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到职后，即着手以其嫡系替换了该军所属十七师连以上军官，凡被他们怀疑为共产党员的营、团干部陆续撤职、关押。在这种形势下，工委及时将暴露了身份的我党地下党员转移出该部队，并报告党中央，请求批准组织三十八军所属部队起义。经中央同意，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十七师在河南洛宁起义；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五十五师在河南巩县起义；同年六月，一七七师一部在河南辉县起义。三十八军的起义，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壮大了革命力量，毛主席、朱总司令曾先后给予嘉勉。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党中央命令三十八军起义部队组成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对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给予肯定。一九四五年一月，毛主席在延安接见我党派往三十八军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周仲英、张西鼎同志时指出：这个部队在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地下工委始终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蒋、日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正确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有成绩的。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同孔从周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康生、“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给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强加的“黑党”、“假党”的罪名，纯属诬陷，应予彻底平反。　　
(三)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在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中，对因这起冤案而受迫害的党员，进行了平反、昭雪工作，绝大部分人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对所谓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是“黑党”、“假党”这起冤案尚未平反，恢复名誉。为实事求是地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们意见：　　
一、为“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的“黑党”、“假党’等莫须有罪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二、对因这起冤案而受迫害的地下党员彻底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对受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做好善后工作。对致伤、致残的，要妥善安置。对形成的一切诬蔑不实的材料，要按有关规定进行清理。为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和亲友，消除影响。对参加原三十八军起义的党外进步人士，因这起冤案受株连的，应按中发[1979]6号文件，即中央批转《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妥善予以解决。　　
三、共产党员在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工作期间的党龄、军龄、工龄问题，应按中央的有关规定予以解决。　　
四、鉴于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员，现在有不少人分布于全国各地，为解决他们因这起冤案受株连的问题，请考虑将此报告批发有关省、市、自治区。　　
妥否，请批示。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　　
1981.09.09；中办发[1981] 34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决定：为所谓“红旗党”一案正式平反。现通知如下：　　
在一九四三年的延安审干运动中，康生曾把原甘肃地下党的一个同志打成所谓“红旗党”，诬陷这个同志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并据此推断“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还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所谓“红旗党”一案。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区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　　
延安审干后期，中央发现康生制造的所谓“红旗党”一案纯属假案，及时进行了纠正，给受到冤屈的同志平了反。但对整个所谓“红旗党”的问题，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作出全面的结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以及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多次审干的审查，证明上述各地的地下党组织都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都曾英勇地领导了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和从事各种对敌斗争的活动，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在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很多同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同志壮烈牺牲。把这一部分同志诬陷为“红旗党”是根本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历史问题又被翻腾出来，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　　
为了彻底解决所谓“红旗党”的历史遗留问题，消除康生制造这一假案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中央决定给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以及其它地区被诬陷为“红旗党”的地下党组织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这些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因此案受到迫害的同志要彻底平反，致死的同志予以昭雪（不开追悼会）；有的同志因此失掉了党籍，要根据具体情况，妥善解决；人事、干部档案中如有这类不实之词的材料，要取出销毁。希望曾在这些地下党组织中工作过的同志坚持为党为人民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观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可登党刊）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2008年7月29日　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