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博览》五月运动：法国版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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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 第8期《世界博览》

五月运动首先是一场彻底否定发达国家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体制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模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法]让－皮埃尔·勒·戈夫著，胡尧步韦东 高璐译，中国青年出版社，422页，定价：42.00元）深入分析了五月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影响，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派别在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并指出“五月运动”对法国的社会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其中对毛泽东主义者的行动描述，让中国人读来，似曾相识……

大学出了问题

出生于1944年到1950年间的一代人未曾经历饥饿、贫困和战争，1958年大学生有20万，到1969年增加到50万。当时的大学固守第三共和国时代确立的模式，以培养民族精英为己任，在科研和教学方面，要传授人文主义文化和科学知识，模式僵化，教师在威严的课堂上唱独角戏仍然是教学的主流方式。农泰尔大学再好不过地反映了大学的混乱、骚动和不安定。1967年三月，一群大学生占领宿舍区里的女生楼，以抗议禁止男生进入女生楼的内部规定，他们在校园里要求政治自由，在大学城里要求性自由。反叛的学生们把大学称为“毕业文凭制造厂”，此外寻衅闹事，辱骂杰出教授，甚至向他们扔西红柿和其他投掷物。1968年3月22日，因为参加针对在巴黎的《美国快报》办事处的反帝运动，一些活动分子被拘留，而后百余名学生强占农泰尔行政大楼。复课后，事态愈演愈烈，社会学系的学生决定抵制考试，左派活动分子和右派分子发生殴斗，学校大集会、演讲会、讨论会越来越多，教室里、草坪上都在展开讨论。5月3日，几百名学生在索邦大学集会，因为有传言说右派组织即将发动攻击，但他们等来了穿黑色制服的警察，警察的干涉激起了拉丁区所有大学生的愤怒对抗。5月10日出现了第一批街垒。示威者和警察对立者，街垒越来越多，夜里2点，共和保安队发出例行的警告，发射红色信号弹，开始攻向街垒。冲突极其残酷，受伤人数数以百计，医院很快爆满。5月10－11日这一夜的形势转变成了全国性的危机，运动后来的发展已经与它的初衷不相干，而且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局面了。占领地盘和言论解放的阶段开始了，12日纳税中心被占领，13日轮到索邦大学，14日美术学院……类似的占领学院和中学运动也在外省展开，同时，14日开始工人罢工和占领企业的浪潮开始席卷外省，到5月24日，全国都陷入瘫痪状态。

象牙塔里的革命

从1969年到1973年这些年里，各左派组织的力量不断上升，它们成了五月运动的代表。

五月运动过后的极左派围绕着三大极组合：绝对自由文化极，新列宁主义和工人自治极。绝对自由文化极认为五月运动首先是一场彻底否定发达社会生产方式、价值观和体制的“文化革命”他们偏爱：性解放、否定传统教育方式，肯定在各个领域特立独行和叛逆行为。工人自治极主要代表是统一社会党，试图将改革和革命一起进行。新列宁主义极包括托洛茨基派和毛泽东派。毛主义者有一个优势，他们打出的招牌是对众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持不同政见的大学生觉得自己和中国的红卫兵很相似，他们一样要攻击大学和官老爷政权，要进行一场创造新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在许多大学和中学里，5月运动过后仍经常发生骚乱，毛主义者攻击一切权威的东西“学术权威就是阶级敌人，如果某些教授成为这种学术权威的化身，就活该他们倒霉，1793年的断头台已经见过其他权威了”。在农泰尔学院等地，教师会议室随时都会有人闯入“突然人们听到爬楼梯的声音和一二百名闯入者的叫喊声，门突然被打开，一帮人分头围住理事会成员围坐的椭圆形桌子，每个人都紧挨着委员们”。那个时候教书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特别是在文学和人文科学系里，课程随时都有可能被打断：宣读宣言或宣布开会，通过反镇压或反资产阶级知识的动议。农泰尔学院的院长有过胆战心惊的经历“突然一只60人的队伍闯了进来，转眼间站满了教师，把我挤的背顶窗户……整整一小时，我被一群人威胁、挖苦、羞辱，我清楚记得一个女孩子咬牙切齿，不断嚷嚷‘我嘛，我要割下他的舌头’，如果这时有人突发奇想提出把我扔出窗外去，我相信不会有一个人反对，大家都会为这个好玩的主义鼓掌”。这事总算没发生。

农村包围城市

没有服过兵役的毛派大学生开始认真阅读毛主席的著作，企图把中国30年代抗日的英勇战斗搬到60年代的法国来。在法国要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创建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看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那不等于要回到旺图山区创建游击基地吗？至于学院和大学的校园，怎么也不能完全代替解放区吧，同时也看不出将来的红军怎么能在法国农村操练部队。事实上毛派用他们丰富的知识设计出虚拟的军事蓝图。在他们笔下，工厂变成根据地，是游击战的后方，但不能与游击区混为一谈，游击区应该是城市工厂，他们在比杨古雷诺厂周围展开了地铁战。毛派的作战计划是“包围雷诺，特别是塞甘岛”，为此必须绕过一些咖啡馆和布雷诺地区的移民家园，但“前沿阵地还不明确”，无论如何要“进行大规模的部队移动，建设牢固的工人和人民大后方，彻底粉碎敌人的包围”。梦想着英勇战斗的毛派青年是一群一本正经而又古怪的战略家。

1972年2月，毛派在比杨古雷诺厂散发传单，号召举行反种族主义示威，他们推开看守，冲击企业，打碎值班岗亭的玻璃，一名工厂保安拔出手枪指着手拿镐把的皮埃尔，并威胁他，皮埃尔仍然无动于衷，嚷道“来吧，开枪吧”保安真的开了枪，皮埃尔额头中弹，倒在地上再也没醒来。他的死亡引来莫大震动，当晚，毛派号召举行游行，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但总算没有进一步升级。皮埃尔的悲剧性死亡为毛主义者卷入的暴力打上了急停的休止符，也标志着极左光芒四射时代的结束。

扎根工厂

众多年青的毛主义者离开家庭和学业，抛弃他们也许光明的前途到工厂里扎根。但是运气不佳，他们所在的地区没有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在他们等待戴鸭舌帽、骑自行车的无产者的时候，遇到的是对最资产阶级化、最腐朽音乐乐此不疲的青年，一个在蓝色海岸一家工厂扎根的大学生惊奇地发现青年工人穿着入时，到嘎那去跳舞，到博彩场去赌博。这些扎根工厂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文化碰撞是客观存在的，难以克服的，他们虽然穿着像工人但让人还是感觉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在饭桌上吃饭时，工人有无产者的切面包的姿势，知识分子则小心翼翼，彬彬有礼的动作令人吃惊。

萨特称毛派为新型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超越了他自己先前的困境，他曾于1965年强调知识分子处处不被接受，有无法解决的内心痛苦，知识分子自己的阶级不要他，他也不要自己的阶级。他说知识分子必须否定自己的这种心态，放弃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通过与群众结合找到自己新的社会地位，知识分子应该与工人同劳动，共思考，一起写作和行动。1970年，萨特同意出任毛派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的挂名社长，10月他站在比杨古雷诺厂门前的汽油桶上，对着记者的麦克风号召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但是有多少工人停下来听他讲话呢？

1973年毛派的斗争开始出现危机，在工人阶级中的扎根运动停滞不前……在第一线的毛主义者通常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工资少的可怜，住宿条件差，私生活被压缩到最低的限度，几乎没有娱乐，夫妻生活变得很困难，经常以分手和破裂结束。对于那些在很远地方扎根又没有搞出什么明堂的学生来说，这无异于流放与服刑。还有那些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没完没了的会议，会上不但要改造世界，还要清除自己和他人脑海中的错误思想。种种危机暴露出他们事业的基础更多是浪漫性质的，而不是政治性的。

走入绝境的革命导师

60年代末，乌尔姆大街上的高等师范学院成为培养众多年轻毛主义学生的第一个摇篮。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的要受教于哲学家路易·阿尔图赛，它是法国共产党员，他的作品在五月运动前后广泛传播，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这种声誉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团体，也超出了法国国界。他被很多人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能够在共产主义团体内部出现混乱时进行理论革新。他接受毛主义但不脱离共产党。他号召大家重新阅读马克思的作品，他的作品因强调严谨，概念清晰，敢讲真话而受到学生的欢迎。他的作品《保卫马克思》振聋发聩，被革命的那代人奉为经典，5月运动后发行量一路看涨，从1965到1980年发行了5万册。他的重新解读就像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寻找一颗永恒的纯洁内核，而他，一直都像充当这颗内核的守护者和阐释者。但是在他系统地推翻自己过去创建的理论之后，还一如既往徒劳的号召马克思主义的重建，他自己也最终走入绝境，突然陷入神经错乱，1981年，他掐死了自己的妻子，而他试图打上科学烙印的马克思主义也以拼凑的形象告终。

永别了，中国

1974年《古格拉群岛》法文版面世，此书描写斯大林的统治，震惊了舆论界。有关毛式中国的神话也即将破灭。曾经的信徒转向对它的批评。克洛迪、雅克和埃弗利娜这三个毛派激进分子，曾于1972和1973年两次前往中国，1975年回到法国，写下了《重返中国》一书，描述他们第二次在中国的经历。这本书受到媒体的欢迎，认为它信息翔实，批评中肯，在1978年的第二本书《石头的幸福》里他们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他们反思自己投身毛主义的根源，质疑共产主义信条，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投身其中，他们对中国对毛主义的失望程度与先前信仰时代的狂热程度成正比。“我们开玩笑说，红宝书是一剂神药，可以让失明的人重见光明，可以让耳聋的人恢复听觉”。对很多毛派来说，目前的失望和先前的激情一样强烈，很多人痛苦的经历了这一危机。“我以为已经走到绝望的尽头，怀着自杀的念头却又不敢实施，真要放弃年轻时的疯狂岁月，转而把它当作沉重的负担吗”？有疑问但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