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假故事背后的真相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3-6-18 19:11:19

自从两年前笔者对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兴趣，并愿意在这方面搞点研究以来，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某些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和所谓纪实文学作家打着讲述领袖故事的幌子，编造了太多的“神话”，使得走下政治“神坛”的老人家重新又走上生活“神坛”。他们凭空杜撰故事的胆子和编造出来的漏洞百出的情节，跌破了人世间求“诚”务“实”的道德底线。下面列举的仅是其中少数例子，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这种“打假”工作还要继续，并撰写《假故事背后的真相》之续一、续二、续三……。

　　故事一：毛泽东的亲属买不到火车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韶山的乡亲获知毛泽东就是一国之主，奔走相告，高兴地说：‘今后天下姓毛了！’一些亲戚和乡亲一拨拨坐火车去北京城，有的要求当干部，有的要求安排工作，有的要求介绍求学读书，都被毛泽东劝了回去。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也赶来了中南海探亲，毛泽东很高兴。破例放下了手上的工作，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谈话，真是其乐融融，亲密无间。但说到要求安排工作的事时，毛泽东说：‘我当主席，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过去的皇帝一上台，亲戚朋友跟着沾光，鸡犬升天，亲戚当皇亲，喊国舅皇姑，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工农劳苦大众，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说服了两人，毛泽东用稿费给他们买了衣服、礼品，让他们在北京玩了几天，就要送他们回去。没想到，遇到难题了，当时快过年了，买票人很多，连续三天买不到火车票，警卫人员不得不到车站‘安营扎寨’，加入长队行列。最后，千辛万苦、费尽周折才买到车票，送两人回乡”（陈鲁民《从毛泽东买票难说起》，《解放日报》2012年1月30日）。

　　毛泽连、李云凤这两位“皇亲国戚”为什么会遇上买票难，上文的解释是“快过年了”，就像我们现在遇上“春运”一样。但马上有网友指出，这不对。1950年的农历新年为2月17日。而毛泽东本人早在1949年12月6日就乘坐专列离开北京访问苏联，1950年3月4日才回到北京。如果毛泽东一走，两人就走，并真的遇上“春运票荒”，时距春节两个月另11天就买不上票，情节不免荒唐。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离开北京后，两人又在北京玩了一段时间才返回老家的。可是主人走了，客人还在府上不走，并且一“赖”就是一个多月（这才进入“春运票荒”时期），同样不合情理。

　　所以在另一篇叙述同一故事的《毛主席也曾三天买不到火车票！》文章，干脆不提为什么排长队也几天几夜买不上票的原因，似乎1949年底北京的火车售票形势就是如此，也不知道北京人都争着抢着坐火车外出是为什么？

　　故事二：毛泽东提倡节俭，因为反对装修房子，搬离刘庄和菊香书屋

　　这是两个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

　　一、《叶子龙回忆录》说：“解放后毛泽东经常到杭州，开始时住在刘庄招待所。后来，为改善毛泽东的居住条件，地方政府对招待所进行了装修。毛泽东再到杭州时，发现了这一变化，很不满意，坚持搬到别处去住，从此再也没有住过刘庄。”相关文字于2007年9月16日在中国文革研究网上发表，帖子题目是《叶子龙：杭州刘庄招待所是毛泽东的“别墅”吗？》

　　二、毛泽东入住中南海菊香书屋后，坚持勤俭节约。1966年，他于7月18日一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征得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

　　两个故事的情节都明显不靠谱。

　　杭州刘庄位于杭州西湖畔的丁家山景区，依《红楼梦》大观园设计建造。它面对苏堤”六桥烟柳“（即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桥），背仰双峰，一览湖山胜景，是近距离观赏苏堤全景的最佳去处。建国后，经著名园林建筑家戴念慈重新设计，更呈现了楼台隐现、回廊曲折、临湖依山、清新优雅的景观，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丁家山半山腰处，有一绿色琉璃瓦面、上饰金黄色瓦翅角的楼房，以围廊亭阁相护卫，这就是当年毛泽东住的一号楼。毛泽东喜欢杭州，除北京外，杭州和武汉是他1949年以后呆的时间最长的两个地方。但”据当时刘庄警卫汪龙和告诉中新网记者，1953年毛泽东解放后第一次来杭州时就住在刘庄，在汪龙和的记忆里，当时的刘庄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是破烂不堪的。‘那时候的刘庄只有一层楼，刮风的时候楼板都在响’。“（《81岁少庄主重返杭州刘庄西湖第一名园成国宾馆》）所以，浙江省委于次年决定把刘庄建为国宾馆时，对其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将昔日的韩庄、杨庄、康庄、范庄揽于其内，面积达36万平方米“（《百度百科o刘庄》）。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７５年，毛泽东去杭州４０余次，多住刘庄。如1957年毛泽东到杭州，即与江青住在刘庄宾馆，并未有听说他对1954年这场大规模改建有任何意见。为什么到了1959年，仅仅因为对刘庄进行了装修，远比1954年的动静小的多，费用也无法与那次改建相比，毛泽东会”很不满意“，坚持搬走？再来看看汪庄，它原是安徽茶商汪自新1927年所建别业，1950年代经过修建，新建主楼、配楼、连廊以及宽广草坪、雪松树丛。这里所说的1950年代具体说来是1957、1958年。汪庄宾馆（今西子饭店）的网页自我介绍1958年1月开业，曾专门调查过毛泽东故居的杨庆旺说汪庄于1958年修建，1959年投入使用（杨庆旺《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第593页）。无论哪种说法，都意味着刚刚改建完一两年。毛泽东搬进汪庄后，很高兴，常对工作人员说：“湖南、北京是我的第一、第二故乡，浙江杭州是我的第三个家。”（西子宾馆主页）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是清代建筑。据参加丰泽园修缮工程的田恒贵工程师介绍，毛泽东入住后，对其进行过大大小小的局部或全部修缮。1951年，田恒贵进入中南海工作后主持的第一个工程，是给毛泽东和江青建卫生间。一年以后他们把院内走廊加高了，并做成了用玻璃和木石材料封闭式的。1956年，又拆了东边的西六所建筑，院子不断扩大，增建了毛泽东及身边工作人员活动用的乒乓球室。还重修了卫生间，为毛泽东换了个大浴缸。1958年对菊香书屋进行改造（称“06工程”），是当年中南海最大的工程，院内所有建筑的房顶全扒掉了，将墙增加了高度，做了通风道，然后重新做了房顶。房屋外的走廊也全部拓宽了。房间内的地也都改成了硬木地板，还将毛泽东居住的房屋的窗户都扩大了，做了双层的钢窗（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

　　田恒贵还说：“在改造之前，菊香书屋院子里的走廊是明廊，北房和南房之间有东西两个配廊连接，其中转角的部分走廊比较低矮，也没有封闭。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与毛泽东高大身材相比，走廊就更显得低矮，虽然实际上碰不到毛泽东的头，但看着老让人生出要碰到毛泽东头的担心，让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另外，毛泽东的卧室和工作的房间里面是不通的，要从外面的走廊走。然而毛泽东常常顾不上穿外衣，就从这边的房间去那边的房间。在春暖之前、秋凉以后，只穿睡衣经过没有封闭的走廊，就容易被风吹到受凉感冒。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早就提议把院子里的走廊重新拆修加高，并封闭起来。开始毛泽东不同意，但在他因此受凉感冒后，又经过反复解释劝说，他才不反对了。”“从1954年到1958年，围绕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的改造问题，曾多次做过计划和设计，画好了改造的图纸。但毛泽东一直都不让修，说国家困难，能节省就节省。在毛泽东的一再反对下，菊香书屋始终没有大动土木，只是做了几次小的修葺改动。”“到了1958年，菊香书屋的改造工程再次提上了日程，领导分别让田恒贵和另一名工程师梁炳亮各搞一个工程设计方案。他们两人的设计图画出来后，毛泽东的”大管家“叶子龙和罗道让又在此基础上，各自做了修改，画出草图。两份草图被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最后选定了叶子龙的那一份。本来毛泽东是不同意对自己住的房子进行修葺的，身边的人员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解释说房子实在是太旧了，长时间没做过整体修理，房顶渗漏，柱子的漆都脱落了，这样将加快古建筑的损毁，必须进行适当的修理，才有利于古建筑的保护。毛泽东这才被说服了。”（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

　　关于游泳池的修建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来自在中南海负责修缮工作的工程师田恒贵。他说该处原系为方便毛游泳，1955年由中央建筑设计院设计，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负责施工的室内游泳池（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另一个说法来自专门负责修建中南海游泳池等建筑的工程师王爱深。他说：“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是一九五四年开始修建，一九五五年秋天大约九月或十月完工的。游泳池南端的太阳光室是一九五九年扩建，一九六○年春天才完工。”(《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o第三章》)。建筑内除游泳池外，还有门厅、更衣室、淋浴室，东南角有供其休息的一间住房，南面有供其会客的大厅。因为喜欢，毛泽东经常在此住宿，1966年以后长住，所有物品仍放在丰泽园，并从那里的厨房把饭做好送过来吃。

　　毛泽东为什么要移居游泳池？张玉凤说是因为未经毛泽东同意而修缮菊香书屋的缘故。但专门负责修缮中南海房屋的田恒贵工程师则另有看法。他说自游泳池修好后，毛泽东时常来住。至于1966年正式搬到游泳池的原因，则是“是因那里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比菊香书屋更敞亮”。1957年11月2日跟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发现，毛泽东住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他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心情好像特别好，对这样敞亮的房间很喜欢。从苏联回国后，王敬先将他的观察告诉了周围的人，于是人们有了毛主席喜欢大玻璃窗的印象。菊香书屋经过这样的改造后，毛泽东确实比较满意。

　　田恒贵还纠正了张玉凤的另一个错误说法，即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修建了中南海室内游泳池（事实上还包括旁边的室外游泳池），说毛泽东从稿费中拿出5亿元（旧币，相当于新币5万元）支付的是玉泉山小游泳池的费用。而中南海游泳池项目是由当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管理局局长邓典桃批准，中央建筑设计院设计，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负责施工的，田本人参加了游泳池外墙的粉刷、装修，游泳池内部的部分配套项目施工及后来的维修工作（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

　　对比两次迁居前后毛泽东对修缮或新建自己房子的态度，蛮有意思。

　　从1954年到1958年，毛泽东说国家有困难，能节省就节省，一直不让对菊香书屋进行大修，有关部门只好乘毛泽东不在北京时进行几次小修。1958年菊香书屋的改造问题再次提上日程。这次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同意了，并在几个方案中亲自选定了一个改造计划的图纸。1959年6月，毛泽东在滴水洞口的韶山水库游泳，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住好吗？”1960年5月，毛泽东回长沙，与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再次谈起韶山有个滴水洞，这个地方很好（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817页），要让张平化把滴水洞修起来。

同时他却对杭州刘庄宾馆的装修“很不满意，坚持搬到别处去住，从此再也没有住过刘庄”。

　　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第二次回到故乡，首次住进张平化为他盖的滴水洞别墅。滴水洞一、二、三号主体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还仅仅是一期工程，二期、三期工程因为经济困难没有上马。毛泽东很满意，“抬眼望着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张耀祠《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86页）

　　同时他却在7月18日返京后，对菊香书屋“安上双层玻璃”这样规模不大的修缮“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征得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

　　修缮菊香书屋让毛泽东不高兴，因此迁居，这在中南海内可是捅破天的大事。主其事者肯定犯了大错误。1953年因为江青自作主张修了玉泉山一号楼小游泳池，毛泽东非要让她写检讨，并且拿出自己5亿元（旧币）稿费替她付账。奇怪的是，这次却没有听说有哪个人受到批评，甚至写检讨。

　　只要不是智力太差，谁都惦量得出来修缮一下旧宅和建造一座新宅哪个花费更大？谁都清楚哪个是勤俭节约，哪个是铺张浪费？更为诡吊的是，两个故事的结局才令人大跌眼镜：每当“故事”中的毛泽东表示要坚持勤俭节约，对原住房装修（或修缮）表示不满而搬走时，却总是搬入另一座更新的房子！

　　故事三：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1960年因营养不足，得了浮肿病

　　卫士封耀松说，1960年毛泽东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来，封耀松帮他按摩时，他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老人家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工作一天。周总理一次次来劝：‘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主席揺揺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带给毛泽东一网兜螃蟹。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庆龄一走，毛泽东便将螃蟹转送了警卫战士。”（《领袖为他找对象--毛泽东与封耀松》，载李家骥、杨庆旺编著《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册，第707页）。这段故事随后在媒体上越传越离奇。曾经担任过毛泽东警卫员的易以禄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态：“那时传闻毛主席三年不吃肉是事实。当时，给主席做饭的有两名厨师，姓韩的负责做菜，姓李的负责做饭，每餐就着两盘素菜和一碟小辣椒用餐。”《文史月刊》2010年第1期，刊载蒋益文的《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不吃一口肉》一文，称从“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2012年5月4日，人民网刊登的张子剑的文章，题目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7日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

　　综核以上文字，其观点是：1960年毛泽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靠野菜马齿苋和炒菠菜充饥，7日不吃米饭，7个月（甚至3年）不吃一口肉，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

　　这些说法都不对。

　　封耀松说到毛泽东生日那天，他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了。毛泽东的生日是12月26日，前推7个月，就是1960年6月。这期间毛泽东没吃过一口肉吗？看看1960年春节后从上海锦江饭店调到中南海服务科工作的厨师苏林发怎么说的：当年7月，毛泽东家里请客，“主席说：‘吃来吃去就这几个菜，是不是今天弄几个新花样出来？’当时毛主席并不知道大厨房来了个上海厨师。于是从上海锦江饭店新调来的厨师苏林发被派去掌勺。苏林发回忆说：“那天我做了两只特色菜，一个是冰糖肘子，一个是烙草(青)鱼。毛主席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问侍卫：‘今天的菜是谁做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鱼也很有特色。’侍卫说：‘是服务科调来的上海锦江饭店小厨师做的。’毛主席笑了。我从丰泽园出来时，毛主席把我叫住，与我照了张合影照”（《厨师忆1960年毛泽东赞扬其厨艺：肘子很好吃嘛》）。

　　封耀松又说，毛泽东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工作一天。同样是杜撰。青黄不接是什么时候？从春节后到7月份割麦子期间。关于1960年毛泽东的行止，我们知道他于1959年12月10日起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组织读书班，阅读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次年2月5日至9日，在广州读完（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52页注①）。1960年3月，他在上海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叫上柯庆施、杨尚昆及工作人员，一起为卫士沈同办了婚礼，还请了几桌婚酒（《在毛泽东身边》，第142-144页）；7月份又在北京吃了苏林发师傅做的肘子和鱼。这期间有什么必要20多天不吃一粒米，只吃马齿苋和菠菜？顺便说一句，马齿苋是一种野菜，春天长出来一个多月就老了。因为毛泽东喜欢吃，北京玉泉山特供基地进行人工种植，确保每天产一斤鲜嫩马齿苋。菠菜因北方已有暖棚种植的传统，常年供应并不难。但当时南方各地都吃时令菜。毛泽东对马齿苋和菠菜这两样情有独钟，去南方巡视时，想这口就很难。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孟进鸿将军说：“主席每到一地，要请人谈话，来了，走了，不兴师动众。但他想要吃的菜不是宴席上那种，有时真不好找，一旦没有，他也会显得不高兴。有时甚至用送文件的飞机带一小筐菜。武昌鱼也只好专程由湖北运来，不像现在，哪个地方都有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些事情（纪实回忆）》）。可见吃马齿苋和菠菜并不便宜，成本费用十分可观。

　　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究竟有多长时间不吃肉？拙文《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真相》曾做过分析，认为是在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之间。同时指出：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并非饮食习惯发生了变化，而是为了表示与民众同甘共苦。他宣布“不吃肉”，可能仅仅是指猪肉，而非牛羊肉。作为这段经历意想不到的副产品，一向不喜爱牛羊肉的毛泽东，从此喜欢上了用西餐和中餐方法烹制的牛羊肉菜品。他在“不吃肉”期间，并未出现营养不足的现象，仍可以吃到花样繁多、用猪油烹制的各种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虾、野味等其本人并不反对的肉食品，偶尔还吃了红烧肉和肉包子。

　　至于说毛泽东在1960年因营养不足，得了浮肿病，恐怕是整个故事中最难以置信的情节了。奇怪的是，执这一说法的不仅有卫士封耀松，一个名叫秋石客的网友还把文革期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夫人王纯也拉来助阵。秋石客说王纯告诉他：“我们几个女同志听说主席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关心，结伴去看主席，发现是真的，我还亲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确患营养不良浮肿病。当时我们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供主席一天吃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主席语重心长地回答说，吃肉我还吃得起，我的工资足够买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我们听后哭的更厉害了”（《秋石客：纪登奎夫人王纯纵谈红都国事》）。王纯已经去世，她究竟对这位秋石客说过这番话没有，无法对证。笔者的疑问是：1950年代，纪登奎还只是个地委级干部。毛泽东的专列路过许昌时，他因为上车汇报时效果不错，给毛留下深刻印象，“文革”时称其为老朋友，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典型提拔到中央工作。但纪登奎到毛泽东专列上汇报工作时，按照纪律，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身为普通干部且无汇报之责的老婆一起带上车，毛泽东当然也不会见过王纯其人。那么到了1960年，恐怕连菊香书屋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的王纯，有什么资格带着几位女同志进入中南海，进入丰泽园？1963年，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搬出中南海，随后即被没收了通行证，其后想与自己亲生父亲见一面都难，在大门口就被挡了“驾”。几位来自河南的女干部是通过什么办法“混进”这座由8341部队战士、外卫卫士和内卫卫士们里三层外三层守卫的房子？即使真的进去了，毛泽东本人会同意让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同志随随便便地“摁”自己的腿吗？

　　事实上，说毛泽东得了浮肿病，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从1954年秋天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经常陪他吃饭，并为1960年毛生日餐当事人之一的秘书林克为此专门打电话询问了当时的保健医生、护士长。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使毛泽东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是严重的失职，中央也不会允许”（《说不尽的毛泽东·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毛泽东当时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护士长吴旭君每日负责为毛泽东保健，其工作就包括检查身体，为什么没有发现浮肿？退一万步说，如果卫士封耀松真的是在按摩时发现有浮肿迹象，胆敢不向上级报告，不向保健医生和护士长报告，无疑犯了天字第一号错误。他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真是个奇迹！

　　故事四：毛泽东上午8时设家宴，以几碟湘味小菜招待末代皇帝

　　先来看一篇网文：

　　1962年新春佳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4位名流乡友作陪。家宴设在颐年堂。

　　上午8时许，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一本正经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主席，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正在大家猜想之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面带微笑步入客厅。毛泽东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几位老者向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看不出半点皇帝的“架子”。毛泽东对他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从简。虽说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

　　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说着，他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毛泽东的九次春节中南海宴请溥仪》）。

　　以上关于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的故事细节纯属臆想。

　　一是春节期间，早上八点钟设家宴请客人来吃饭喝酒，既不符合国人风俗，也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作息习惯。

　　中国人设宴请客，大都在中午或者晚上，为的是掌厨者有充分的准备和烹饪时间，就餐者也经过一上午或一下午的肠胃消化，有较强烈的食欲，愿意享受主人的美味佳肴。早餐则不同。它只是为了满足人一上午工作的需要，对身体进行一定营养成分的补充，所以大多以“吃好”为原则，讲究营养丰富，不讲究菜品花样繁多。尤其是在春节期间，即使主人不在乎，也要考虑到客人头天晚上是否为庆祝节日熬了夜，能不能那么早起床，一大早起来是否还有胃口？而早上八点钟请客时上葡萄酒，更令人匪夷所思。毛泽东家乡湖南以及他当时所在的北京有喝早酒的习惯吗？

　　说毛泽东早上八点设家宴请客，也不符合他晚上工作，白天（主要是上午）休息的习惯。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在人们通常抖擞精神开始一天工作的清晨，却进入了梦乡。为此，中南海警卫人员要对菊香书屋周边道路进行管制，不许汽车行驶；还要把他住宅周围树上的鸟儿打跑，不让它们在枝头啼叫；周恩来等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也要服从毛泽东的作息习惯，随时准备半夜三更被叫去问事。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本人也很在意上午这场觉，有一次甚至为此对维修房子的工人发了脾气。那么，需要故事作者解释的是，他为什么单单在1962年的春节，一大早就起床并请人吃饭呢？

二是宴请末代皇帝的故事中说，“虽说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也不符合毛的待客惯例和中国人情常理。

　　中国人平时自己吃饭时，可能比较俭省。待客时总要些面子，那怕只加一、两道菜，也表示出盛情款待之意。目前未有任何资料证明，毛泽东本人在待客规矩上“反潮流”。1952年春天，他请自己战争年代的卫士翟作军吃饭，“共有五个菜，一火锅大白菜粉丝汤”（《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上册，第279页）。1959年6月24 日，他听取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汇报时适逢开饭，留其同餐，席间上了“炒鳝片、烧萝卜、炒马齿苋、炒鸡蛋、肉片汤、铁板里几、炒海带”（《毛泽东遗物事典o别具一格的马齿苋菜谱》）。请一位客人尚且有“五菜一汤”或“六菜一汤”，请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以及末代皇帝溥仪5位客人却只上几碟湘味小菜而不上主菜，说得过去吗？

　　如果故事作者所说是真的，将毛泽东招待5位客人的菜品与一个多月前他的生日餐相比较，更令人无法理解：据《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1页记载，1961年12月26日，请客共4席，小吃有腊肉、苦瓜、咸蛋松花、蒜黄肉丝；冷盘有桂花鸭子、洋火腿、黄瓜、烤夫、糖醋白菜、陈皮牛肉、蚧肉；热菜有烧扁鱼、面条鸡、粉蒸肉、烧芥菜、鸡油豆角；主食有煎年糕、寿糕、面条。

　　如果故事作者所说是真的，将其后6月10日和7 月7 日两天毛泽东早餐菜谱与之比较，同样令人无法理解：6月10日早餐有番茄、雪菜、炒苋菜、烩芦瓜；7 月7 日早餐有雪菜笋丝、炒海带、炒苋菜、生边豆芽（《毛泽东遗物事典o别具一格的马齿苋菜谱》）。对照毛泽东请4位乡贤名人和一位被特赦的皇帝的家宴，菜品是不是太寒酸了点，还不如他自己常吃的早餐呢！

　　三是在毛泽东请客的餐桌上，真的有“青辣椒炒苦瓜”这道菜吗？

　　中国食材搭配，千变万化，层出不穷。但针对某一个特定就餐对象，食材搭配就不能乱来，要符合其一贯口味和喜好倾向。毛泽东从小家乡菜吃惯了，而湘菜在食材搭配上有自己规矩。比如，1959年毛泽东上庐山之前到长沙，湖南省委在湘江船上招待吃晚餐，其中就有炒苦瓜这道菜，但没有说用青辣椒炒（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9页）。后来回韶山故里，在专门为毛泽东盖的房子松山一号就餐时，也吃过小菜煎苦瓜，与炒辣椒不是一道菜（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20页）。他离开韶山的最后一餐，也有小菜炒苦瓜，同样没说与青辣椒同炒（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6页）。

　　为毛泽东炒苦瓜究竟要配什么菜？为他做饭的厨师和陪他吃饭的工作人员有自己的说法。曾多年为毛泽东和江青做饭的程汝明厨师说“苦瓜炒鸭子、炒肉都可以”（《毛泽东除了红烧肉和辣椒外还爱吃什么？》）。厨师韩阿福回忆，他给毛做的菜有苦瓜炒肉（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26页）。1961年毛的生日菜谱上，有小吃苦瓜这道菜（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1页）。1966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回韶山时，湖南省委从长沙派来特级厨师石荫祥给他做饭，当时留下的一餐菜单即有苦瓜烧肉（《毛泽东与韶山》，第159页）；在毛泽东晚年陪他在卧室吃饭的两名工作人员之一的孟锦云也提到“主席常吃的菜”有苦瓜炒鸭子（参见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59页）。程汝明师傅还回忆，他给毛做的年夜饭有豆豉苦瓜（参见《毛泽东的掌勺厨师回忆：菜单用完就销毁》）。于存师傅则因为有一次早上5点多钟，卫士通知毛泽东要吃饭。他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还是迷迷糊糊的，错把苦瓜倒进炒辣子鸡丁的锅里，端出了一盘“苦瓜炒鸡丁”，为这事还挨了批评（参见《毛主席身边炊事员的回忆--看看伟人的简朴生活》）。可见炒苦瓜配错料还算是事故。目前可见到的相关资料中，为毛泽东做苦瓜有炒鸭子、炒肉、炒豆豉等做法，唯独没有见到过用青辣椒炒苦瓜的做法。

　　笔者猜想，故事作者对这次宴请究竟上了什么菜语焉不详，却专门提到毛泽东“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很可能是为了呼应流传甚广的他“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传说，因为这次宴请毕竟是在刚刚摆脱“三年困难”的1962年春节。作者自己也明确说“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从简”。其实这是过虑。事实真相是，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只是在1960年9、10月间到1961年4月，是他为表示与民众同甘共苦的政治决定。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宴请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使用了鱼籽、鸽子、大虾、猪肉、牛肉、鸭子、桂鱼等肉类食材（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页）；1961年生日餐使用了猪肉、鸡蛋、鸭子、牛肉、蚧肉、鱼、鸡等肉类食材（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1页），可见早已开戒，没有任何必要只在宴请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及末代皇帝溥仪时改为吃素。

　　中国餐饮讲究色、香、味、形、意俱全，“青辣椒炒苦瓜”这道菜在第一条上就犯了大忌。如果非要让我炒这道菜，我定会选择红辣椒而非与苦瓜颜色几无差别的青辣椒。

　　只是为了好看。

　　因篇幅原因，暂且打住。行笔至此，颇有感慨：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不能靠谎言来编织。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维护领袖生活“简朴”的形象而进行文学“再创作”。

　　又及：我在《毛泽东过生日：编故事还是说真相？》、《关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及其解读》等文章中也揭露了一些有关领袖“简朴”生活的假故事，有兴趣者可以参看。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051383281_3.html

tuffy05 · 发表于 2015-1-31 04:22:15

卸甲一书生：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假故事背后的真相（续一）

笔者曾撰写《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假故事背后的真相》一文，揭露一些好事者编造所谓毛泽东“简朴”生活故事的不光彩行径。其实，近些年来流行的所谓毛泽东日常生活的错误说法还有很多，或者是把有的事儿说成没有，或者是把一段时间内的事情说成是经常如此，或者是对某些生活细节做过度解读。再举几例，权供读者一晒。

　　故事一：毛泽东衣着朴素，仓库里没有一套豪华服装，本人没有一套高档服装。

　　这个说法出自1968年到1976年担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之口。“事隔多年，吴连登回忆刚到毛家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仓库里一没有豪华服装，二没有金银首饰，三没有一件礼品。‘好多东西都是从延安带过来的，像主席穿的大棉袄啊、一些旧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什么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就是毛泽东50年代初出访苏联做的大衣、深色中山服、礼帽、皮鞋。主席回国后就再也没穿过，成为仓库里最珍贵的摆设。’”（欧阳海燕、陈焱《吴连登：给主席管家》）另一篇也是由吴管理员提供资料的文章说，毛泽东本人“没有一套高档服装”（《现代夸父·毛泽东最后的管家》）。

　　什么叫高档（或豪华）服装？吴连登没有说。笔者只能按普通人的理解来分析。在普通老百姓看来，它就是使用高级面料，由高手裁缝精工制作的服装。其中面料质量高、裁缝技术好、制作工艺精是三大关键要素。

　　先说面料。

　　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缝制衣服的面料主要有黄呢、平纹布、黄色将校呢、黄哔叽呢、派力司、真丝绸、的确良、马裤呢、啥味呢、苜薯棉、仿绸、东方呢等。除平纹布外，其他都属于高级面料。平纹布只是在1949年春夏之际缝制过一套外衣。其他如黄色将校呢从美国进口，啥味呢从英国进口。黄呢、黄哔叽呢、派力司、真丝绸、的确良、马裤呢、苜薯棉、仿绸、东方呢等经有关部门从国内各地市场采购。当时中国大陆普通老百姓穿衣服用的是什么面料？有记载说，1950年代，普通老百姓身上普遍穿着粗棉布衣服，“有身份的人才穿得起面料考究一些的‘洋布’或呢料西装和中山装”。1960年7月，中国首个大型粘胶纤维厂──保定化学纤维联合厂建成，年产5000吨粘胶长丝，从此的确良衣料走入百姓家庭。大人们无不以身上价值不菲的的确良衬衫、“三合一”裤子为炫耀。由“涤纶纤维”织成的化纤布虽然有挺括不皱，质薄，结实耐穿等优点，也有不透气、不吸水、容易起静电等缺点（《中国人60年衣着：从棉布到“的确良”到人造丝》），所以并没有很快进入毛泽东服装用料的视野。直到文革初期，为毛泽东做军装时才用上的确良面料。为毛泽东缝制睡衣的苜薯棉、仿绸等面料在普通百姓家里很难见到。从1950-1970年代，大多数老百姓甚至根本就不敢去想穿睡衣这玩意儿。文革时，出身达官显宦或资产阶级家庭的太太小姐们家中藏着的解放前留下来的睡衣被抄家抄出来，还被当成阶级敌人糜烂生活的“铁证”。

　　再说裁缝技艺。

　　为毛泽东制装的王子清、丁奎英、田阿桐、王庭森、周庆祥、吴兴扬、刘奎元都是中国服装界的大师级人物。王子清曾在外国喝过洋墨水，早年名噪京华，客户多为达官显贵，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叶剑英在北平进行国共和谈时，认识了这位京城著名裁缝。叶剑英出任新政权首任北京市长后，即派人进城找他来给中央首长做衣服，毛泽东的开国大典礼服就是他的得意之作。丁奎英是王子清的徒弟，多年随师傅为中央领导人做衣服，曾担任1990年第11北京届亚运会为37个国家官员、工作人员制装团队的负责人之一，获北京市政府授予的“科技一等奖”，退休前为红都时装公司高级技师。田阿桐13岁时到上海学裁缝，1949年以前便在上海南京路上拥有了自己的“田阿桐服装店”。1956年进京后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制装，创制了著名的“毛式中山装”。王庭森也是旅沪的“红帮裁缝”名师，曾任红都雷蒙服装店的经理，先后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等出访和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出席世界有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制作了一套套精美绝伦的西装和中山装。周庆祥在1957年任上海服装六厂车间主任，为毛泽东制装时间长达6年。吴兴扬当年号称“织补大王”，用与破损衣物相同的丝线，按照衣物原本的花纹来回编织，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总后服装厂的刘奎元师傅，除了文革初曾一次为毛泽东缝制8套不同质料的军衣外，在缝补衣服方面也颇有造诣，能补得让人一眼看不出补丁来。这些为毛泽东制作衣服的大师都有一手绝活，如田阿桐的“目测”，丁奎英的“神剪”，吴兴扬的“织补”，刘奎元的“缝补”，在当时的中国服装界鲜见出其右者。

　　最后说说做工。

　　专门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制作服装的“第6车间”，所有的机器全部从国外进口，以方便处理进口面料。在为领导人缝制服装时，各位师傅格外费心。比如王庭森曾为中央领导人裁剪衣服做了大量笔记，并保留有详细档案。1990年代他去世后，“其子女在其遗物中还发现了王为毛泽东做最后一套中山装时用剩的面料和里衬，以及一本小小的练习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了他自1980年代到去世前为国家领导人制装的所有笔记，包括20多位领导人的身体尺寸及制衣用料、交货时间”等（《神秘“第6车间”：中共领导人制装特供解密》）。在缝制工艺上，为领导人缝衣除了直向缝合用缝纫机外，其余都得用手工缝制，靠手工采取各种缝纫方法，达到掩盖缺陷的效果（参见高黎明口述，谭璐采访：《不知佳衣谁裁出》，载《北京青年报》2010年4月2日C2版）。熨烫衣服时，则按照毛泽东形体要求，把胖的部位用熨烫胖，小的部位用熨烫小，衣服大小合体，既显得身材魁梧，又显得潇洒，同时将衣服领子放低，不碰到头部，穿着觉得舒服，领尖前面加挺，这样就不会翻过来。

　　“毛式中山装”的创制是证明毛泽东确有豪华（或高档）服装的极具说服力的例子。中山装是以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服装，其款式为立翻领，对襟，前襟5粒扣，4个贴袋，袖口3粒扣，后片不破缝。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毛泽东喜欢中山装，且与裁缝师傅一起，根据自己额头宽、脸庞大、身材魁梧等特点，对传统中山装款式进行了适度改造，另成“毛式中山装”一式。其创制者田阿桐说：“普通中山服的衣领较高，领舌小，为了使毛泽东穿起来感到舒服且不失伟人风范，田阿桐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即将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并根据毛泽东脖子特点将领口增开到46厘米。为使毛泽东原本魁梧的身材更显挺拔，他还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一些，后片比前片也略长一点，而肩膀部分则较常规做得稍窄一些，中腰稍凹陷一点，袖笼也比常规提高了一点”（袁成亮《上世纪中央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田阿桐》，《人民政协报》2009年05月15日）。前些年有消息称，“毛式中山装”已入选世界经典服装十强（《毛主席穿中山装入选世界十强》）。

　　衡量服装价值最重要的综合性指标是价格。在计划经济时代，毛泽东缝制一件衣服的真实价格无从体现。今天，仍然在为国家领导人服装的红都公司“凡有领导人的制装任务，一般都交给红都首席设计师，首席设计师随公司领导进中南海给领袖量裁完毕后，交由下面的徒弟们做，质量由首席设计师把关负责”。在流程上，设计师们已不再亲手缝制，而是交给徒弟们去做，价格不菲。“红都公司对外业务包工包料的价格总计为：一套西服在3100～23000元之间，中山装则在3500～23500元左右，特殊体型另外加20%费用。在红都公司大堂内，放置与胡锦涛阅兵时穿的用料、做工一模一样的中山装，标价为7800元一套。从价格和布料上看，这并不算红都的顶级制装”（《神秘“第6车间”：中共领导人制装特供解密》）。毛泽东衣服的档次当然不会比这件低，又是服装大师亲手缝制的，价格只能更高。

　　如果当年为毛泽东精心缝制的那些服装在吴管理员眼里都不属于豪华（或高档）服装，那么“元芳，你怎么看”？

　　故事二：毛主席的餐桌上经常是四菜一汤，山珍海味根本见不到，有时候要宴请外国人和民主人士的时候才做点海参、鱼翅。

　　谈起毛泽东的日常餐饮（即除了国宴等大型公务宴会之外的餐饮），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四菜一汤”。最典型的表述来自毛家生活管理员吴连登。他说：“毛主席餐桌上，我们经常见到是四菜一汤，我跟你讲，并没有山珍海味，海参鱼翅都没有，这四菜一汤就是百姓常吃的家常饭，鸡、鱼、肉、蛋为主，肉，或者是红烧肉，牛肉、或者羊肉，第二个菜，就是鱼，因为毛主席特别喜欢吃鱼。第三个菜就是荤素搭配，第四个是素菜，比如说空心菜、木耳菜什么的。汤有时就是简单的西红柿鸡蛋汤，有时也吃一些西餐汤”。“在毛主席的餐桌上是四菜一汤，山珍海味根本见不到，有时候要宴请外国人和民主人士的时候才做点海参、鱼翅”（《吴连登谈“我给毛主席当管家”》）。

　　吴连登并没有说明“四菜一汤”是毛泽东个人就餐（顶多有一两位工作人员陪同）时的标准，还是招待客人的标准。但在其他人的笔下，它俨然成了毛泽东请客的惯例。随手举几个例子：

　　据时任中办工作人员的申虎成回忆，1953年12月26日，他与卫士们按几天前商量好的为毛祝寿。毛吩咐让廖师傅做“四菜一汤”，请大家吃饭，还让请烧锅炉的老关和秘书一起参加（《在毛泽东身边》，第31-32页）。

　　195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罗瑞卿、汪东兴、周小舟、谭余保、程潜、周世钊、秦雨屏陪同下重游岳麓山。登上高峰云麓宫后已近下午2时，毛泽东请大家在望湘亭吃午饭，亲自点了红烧肉、炒猪肝、蔬菜、辣椒、鸡蛋汤，另加一份他在学生时代露宿风餐的野果(《毛泽东五十次回湖南》，第21页)。

　　1957年9月 7日，毛泽东从武汉来到长沙。下午4点半，他提议：“去湘江拱一拱。”同去的有罗瑞卿、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等人。游到橘子洲后，有人说了声：“晚饭做好了，请主席吃饭。”大家走到船舱餐厅，见桌上摆着腊肉、炒鸡蛋等四菜一汤，还摆月饼和梨子各两盘。原来，那天正逢中秋佳节。饭后，孙云英悄悄地溜到厨房里，问大师傅：“今天是中秋节，为会么不多搞几个菜？”大师傅委曲地说：“四菜一汤是主席规定的，他到了里都这样，我们不敢违反。”另一个服务员补充说：“今天正桌子上摆的月饼和梨子，还是经过主席同意的。” (《毛泽东五十次回湖南》，第 52页)。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回故乡，在韶山宴请乡亲旧友，据蒋国平《毛泽东与韶山》一书说，宴席很简单，四菜一汤，外加一瓶白酒（149页）。

　　1967年12月26日，毛临时通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几个“文革新贵”一道吃生日餐。据说饭菜平常，为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61-1462页）

　　这些记载中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四菜一汤”？原因是毛泽东曾经批评接待外宾的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宴会规格太高，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不吃这些东西。“我们请外国人，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另外，宴会时间长了我也陪不起……”。“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这一指示落实了没有？看来没有。据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累积时间约20年的吴广德参赞说，1960年代，中国欢迎来访国宾的宴会通常设宴席50多桌，除邀请来访国宾一行出席外，还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夫妇，外交团就有20多桌，加上中方陪客，济济一堂。当时宴席上，通常为冷菜6种，热菜4道，每位客人面前，各摆大中小杯3个，烈性酒茅台以及其他名牌葡萄酒等，杯子斟得满满的。另加上橘子水、矿泉水等（参见寅斋《毛泽东给国宴瘦身：四菜一汤》）。

　　那么，毛泽东日常餐饮中是否真的执行了“四菜一汤”标准？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考察：

一是毛泽东招待客人或被别人请吃的时候，餐桌上是不是只有“四菜一汤”？

　　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自古有好客的传统。家中来了客人，加几个菜，请客人吃饭，乃人之常情，毛泽东也不例外。

　　1950年代毛泽东招待小时候的老师李漱清，席上有红烧肉、家乡腊肉、火焙鱼、豆豉炒辣椒、两碗汤菜以及两道北方菜（《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203页），8道菜。

　　1952年春天，毛泽东战争年代的卫士翟作军受邀到中南海做客，毛特意加了菜，“共有五个菜，一火锅大白菜粉丝汤”（《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上册，第279页），5菜一汤。

　　1957年，毛泽东视察上海“港申”轮，在船上吃的饭，菜品有四季豆炒肉片、油面筋炒辣椒、红烧黄鱼、古老肉、西红柿、榨菜肉丝汤等（王彬南《回忆毛主席视察黄浦江》，《毛泽东在上海》第202页），5菜一汤。

　　1958年10月26日，毛泽东请吴冷西、田家英到住处谈话，中午请他们吃饭。菜品有小砂锅炖狗肉、红烧狮子头、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莼菜汤，主食是拷得半焦的玉米，喝了茅台酒（吴冷西：《忆毛主席》之第七章《冷静的促进派》），6菜一汤。

　　1959年6月23日，毛在武汉与省委书记王任重及其他7人在船上就餐，主菜有烧边鱼、炒苋菜、辣子鸡、炒肚腰、炒茄片、焖牛肉、红白汤；小菜有烤辣子、炒苦瓜、酱口条（《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21页），9菜一汤。

　　同年6 月24 日，毛泽东听取王任重工作汇报时适逢开饭，便留下王同餐。当日菜谱上记载了7道菜：“炒鳝片、烧萝卜、炒马齿苋、炒鸡蛋、肉片汤、铁板里几、炒海带”（《毛泽东遗物事典o别具一格的马齿苋菜谱》），6菜一汤。

　　同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家乡韶山招待乡亲旧友，菜单记载：凉菜有香肠、咸蛋、卤味，热菜有杂烩、木耳炒鸡、回锅肉、炒鸡杂、烧鲜鱼、烧丝瓜、炒豆角、排骨等（《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6页），不计凉菜，仅热菜已达8个。从《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一书所附模糊不清的菜单影印件来看，主副食及饮料当不下50项。蒋国平《毛泽东与韶山》一书的说法被菜谱证明是错误的。

　　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餐的主菜有奶油鱼头、扒羊肉、干边豆角、炒瓢儿菜、小干鱼、炒腌芥菜（《毛泽东遗物事典·平常无奇的生日菜谱》），6个菜。没有提到汤。

　　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并共进晚餐。据厨师程汝明说，此餐凉菜有花篮红鱼籽、酿鸽子、法式凉虾、烤猪排、麻豆牛肉、什锦色拉，热菜有烫片鸭子、铁板扒桂鱼、牛肉扒、炒豆苗（《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页），10个菜。

　　1965年毛泽东生日餐的主菜有红寽烧冬笋、卤猪肝、油焖鸡、百荷、炒盖兰菜、燕菜汤、小青椒、腊八豆、腊肉、王瓜、叫化鱼、米粉肉、茄子、娃娃菜、素菜汤、炒菊红，糖醋菜、肚尖、王瓜炒小虾、澲菜等20道菜（参见《毛泽东遗物事典o平常无奇的生日菜谱》）。

　　毛泽东菜谱披露出来的很少，但即使是这几张菜谱上，也从来没有一次他招待客人或被人招待时吃“四菜一汤”的例子。上述各餐菜品较多的有1965年毛泽东生日餐，近20道菜；1959年回故乡招待亲友的宴请，不低于11道菜。菜品较少的也是五菜一汤。毛泽东视察上海“港申”轮船，因为在船上就餐而略显简陋；毛泽东请翟作军吃饭，因为只请一个人，增加的菜品不多，皆情有可原。以上情形多数有菜谱为证，另外也有为其做饭的厨师或参加吃饭者的回忆。而说毛泽东吃“四菜一汤”的，仅为个人回忆，却往往对究竟是哪 4个菜、哪1个汤语焉不详。可见所谓毛泽东招待客人吃“四菜一汤”只是某些人臆想的产物，与档案资料一对照，就现了原形。

　　接下来的问题是，毛泽东个人餐饮时是不是“四菜一汤”？

　　《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9页公布了一张菜谱，计5月29日早到31日早共5顿饭的，惟没标明是哪一年的。从手写菜谱上使用简化字、文字横排这两个特征看，时间当在1955年国家公布并推广简化字、文字横排之后。1950年代末，毛泽东很喜欢吃猪肚，当时保健医生也同意他吃，所以菜谱上每天都有这个菜。从这点来看，说它是50年代末的菜谱也许更合适。下面是这张菜谱：

　　5月29日早

　　炸小鱼、炒白菜、烧西葫芦、炒木耳菜、爆牛肉、爆肚花、烩西饼

　　5月29日晚

　　腌鸡丝、蒜泥白肉、烧白菜、炒苋菜、蒸烧鲫鱼、油焗大虾、白菜清汤

　　5月30日中

　　五香牛肉、炝黄瓜、荷包蛋、煎猪扒、烧茄子、鸡丝生菜、发糕

　　5月30日晚

　　什锦拼盘、白菜煎翅、香酥鸭子、鸡油菜心、干烧扁鱼、口蘑烧猪肚、煎牛扒、冬瓜清汤、二丁包子、鸡汤面条、烩水果

　　5月31日早

　　花生米、香干肉丝、炒木耳菜、酱爆肉、炒双脆、烧瓠子、炒面

　　在这份菜谱中，即使早餐也有6个菜，中餐和晚餐则为6个菜到8个菜一个汤。

　　时间记载较明确的则有毛泽东1959年回家乡时的菜谱。

　　6月25日午后毛泽东抵故乡韶山，晚餐主菜有辣子鸡、炒腊肉、炖羊肉、烧水鱼、蒸青鱼、烧空心菜、烧豆腐；小菜有煎苦瓜、炒辣椒（《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20页）。

　　6月27日毛泽东离开韶山前最后一餐，主菜有红烧鸡块、辣油鸡、粉条肉丝、炒苋菜、烧茄子、鳅鱼汤；小菜有松花火腿、小鱼、炒苦瓜（《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6页）。

　　可见毛泽东在1950年代个人吃饭时并未执行“四菜一汤”标准。

　　1960年代以后，毛泽东个人就餐时是不是执行了这一标准？

　　目前披露出来的有1962年的两张早餐菜谱：

　　1962年6 月10 日早

　　番茄、雪菜、炒苋菜、烩芦瓜。

　　1962年7 月7 日早

　　雪菜笋丝、炒海带、炒苋菜、生边豆芽（《毛泽东遗物事典·别具一格的马齿苋菜谱》）。

　　两个菜谱皆为早餐，这一餐通常来说相对简单，并不能说明其日常餐饮的普遍情况，却仍有4个炒菜。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毛泽东的饮食情况如何？从1968年起任毛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力主“四菜一汤”说。可他自己却说漏了嘴，原来在他当毛泽东生活管理员期间，除了四菜一汤，他每顿还要准备四个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还有两碟是两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给主席吃”（刘畅《平板三轮带我入中南海》）。如果蒜泥、辣椒不算正式菜品的话，也应当是“六菜一汤”吧，其中两道为“试吃菜”。

　　对一个人在饮食上是否简朴，纠缠于几个菜、几个汤是否有意义？笔者认为这本身就是十分搞笑的事情。

　　一般来说，餐饮成本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决定，即厨师身价、食材贵贱和餐饮规模。中南海的厨师都是大师级的，自不必说。其中擅长做红烧肉的梁树增，擅长做鱼的韩阿福，在毛家做饭时间颇长的程汝明以及自上海锦江饭店的苏林发，还有毛泽东到湖北期间的专任厨师杨纯清今天说起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的工资由公家发放，所以在毛泽东家里其个人的劳务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放到现在，想吃他们做的菜，价格不知要比普通饭店贵多少倍，原因只有一个--不同级别的厨师出场身价。食材的稀有程度和加工难度在餐饮成本中也占了很大比重。毛泽东喜欢吃家乡菜，食材价格并不昂贵，但独具特色的中南海特供制度却使这些并不稀见的食材成本大幅度攀升。比如从1950年代初开始，有关部门建起了香山农场、玉泉山农场和巨山农场等特供基地，并建立了与之配套的食品特供制度，对中南海副食蔬果供应与北京普通市场完全隔离，每样蔬果来历清晰，使食品从生产到分配全程跟踪，全程监控，以保证领导人的饮食安全；专门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种植反季节蔬果，就连他喜欢吃的野菜马齿苋也改为人工种植。毛泽东吃的菜品从食材上看也许并不昂贵，但它在端上餐桌之前那份折腾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参见卸甲一书生《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与特别保障体制》）。影响餐饮成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餐饮规模。谁都知道，在10（或8）个人的餐桌上仍执行“四菜一汤”标准，每人一筷子就夹光了，剩下的时间大家只能空口吃白饭，让主人难堪。解决办法有两个，一是增加菜量，二是增加菜品。后者必然突破“四菜一汤”标准，前者到是没有违规，只是忽略了一点--在食材价格大体相近的情况下，增加菜量与增加菜品在费用上没有多大差别。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回忆，1951年5月他到毛泽东家里谈话，吃晚饭时，毛吩咐加3个人的客饭，其中就包括“两盘红烧肉”（《别让我学蒋介石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忆3见毛主席》）。红烧肉有一盘就够了，把另一盘红烧肉改成毛泽东平时喜欢吃的烧猪肚也未尝不可，只是因为上了烧猪肚就算两个菜，虽然在支出上没有多大差别，数量上却突破了所谓“三菜一汤”、“四菜一汤”的格局。其实，这种重名不重实的廉政标准从公布那天起就一直面临着难以操作的尶魀境地。最近媒体曝光，有的地方为了执行“四菜一汤”的公务餐标准，上菜用套盘，在一个硕大的盘子里装多盘菜，算是一盘。其实遏制餐饮腐败，外国早有现成办法，无非是限定招待费金额，限制就餐人数，对宴请费用严格审计，等等。这些做法有很强的操作性，远比不仅不能降低餐饮成本，反而为弄虚作假提供广阔空间的所谓“四菜一汤”标准靠谱得多。

　　行文至此，顺便回应一下毛家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关于毛泽东的餐桌上，“没有山珍海味，海参鱼翅都没有”的说法。这话也不对。

　　毛泽东的饮食习惯主要受两个历史因素影响，一是湖南山区较为贫寒的农家青少年生活，二是战争年代长期在西北地区的生活。毛泽东出生于韶山冲的农民家庭，家中虽非饥寒，却也富裕不到哪里去。据毛本人记忆，他小时候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肉，每到端午、中秋和春节这些旧历节日，家中买肉，但上桌子的只有父亲及家中的佣工，母亲和孩子们是吃不到肉的。湖南菜嗜辣，菜品中多有猪的肚、肝等下水之类，有火焙鱼等小鱼小虾，有霉豆腐等下饭小菜，这些菜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饭桌上经常可以见到。湖南又是不靠海的内陆省份，虽然官府菜中不乏燕窝、鱼翅等海味，普通农家还吃不上这一口。战争年代他长期生活在西北地区，当地大多数人难得见到、也并不喜欢山珍海味之类，就连水塘、小河中的鱼也很少捉来吃，所以中央机关驻地附近河里、池塘里的鱼虾往往被警卫战士手到擒来，成为酷爱鱼虾的毛泽东餐桌上的美味。所以毛泽东的日常饮食喜好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达官贵人大相径庭：“山珍海味不追求”（张国兴《我给毛主席当生活管理员》，载《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第241页），他喜好的是从小吃惯的湖南菜，并酷嗜其中一些特色菜品。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来不吃山珍海味。吴连登是1964年10月以后才进毛家的，之前的情况恐怕并不清楚。那么笔者就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据“三年困难时期”陪毛泽东吃饭的贴身卫士张景芳回忆，他有一次陪毛泽东吃红烧海参，“主席看我不吃，就说‘吃呀，好吃。’并往我碗里夹。由于海参太滑没夹好掉在桌子上，主席又把它夹起来吃了。”（《在毛泽东身边》，第80页）。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武汉共进晚餐。据厨师程汝明说，那天厨房里预备的西餐材料很少，他想来想去，觉得渤海湾的特供大虾不错，西方人又喜欢吃奶酪，于是灵机一动，发明了 “元帅虾卷”这道新菜（《“御厨”忆往事：红烧肉就是毛主席的补品》）。1961 年4 月26 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其中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都属于海味（参见《毛泽东遗物事典o六十年代初的西餐餐菜谱》）。吴连登在1968年当了毛家管理员以后，也不能说毛泽东的餐桌上就没有出现过山珍海味、海参鱼翅。据1975年夏天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并且是两名被允许进入毛泽东卧室（毛泽东在卧室吃饭）的工作人员之一的孟锦云说：“主席常吃的菜有红烧甲鱼、胖头鱼、蒜泥白肉、麻酱茄子、苦瓜炒鸭子、鱼翅、燕窝汤、沙拉、豆腐乳。”（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59页）孟是每天陪毛泽东吃饭的人，她的话来自亲见亲闻。毛泽东每次要吃饭，是孟锦云用电话通知下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再通知厨房，饭菜做好后由卫士周福明用小竹篮送到毛卧室外的大厅里，再用电话通知孟锦云来取，她的话应当是可信的。其实吴管理员自己也提到，在毛泽东晚年时，为了增加营养，他从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要来印尼华侨赠送的几两燕窝，掺在汤里给毛泽东喝，可见他自己说的话都与这句“山珍海味根本见不到”相矛盾。

需要吴管理员回答的问题是，从1975年夏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期间他宴请过哪一位外国人或民主人士，才让只是在卧室里陪毛泽东吃饭的孟锦云看到了平时绝对见不到的鱼翅和燕窝汤，并且把它们列为“主席常吃的菜”？

　　故事三：亿万穷人的领袖毛泽东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他不好山珍海味，依然钟情于吃野菜马齿苋。

　　马齿苋是在中国原野上分布十分广泛的一种野菜。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农民们多在马齿苋肥嫩时把它采摘下来，撒盐腌渍，以补平日饮食中蔬菜不足。毛本人从小就喜欢吃马齿苋，1949年以后的食谱里也经常有这个菜。1959年6月24日，他在武汉期间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吃饭，席间特意为他挟了一大筷子马齿苋，并且说：“不要小看这道菜，它还是一味很好的中药，可以清热除湿呢。”据说，毛泽东“不仅自己吃，还劝江青也吃，说：‘马屎苋既可做菜，又可入药，对身体大有好处呢’”（《毛泽东遗物事典o别具一格的马齿苋菜谱》）。

　　毛泽东爱吃马齿苋是不是艰苦朴素的表现？《毛泽东遗物事典》显然是持这种看法的。该书说：“解放后，毛泽东进住北京，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这位亿万穷人的领袖却不好山珍海味，依然钟情干霉豆腐、马齿苋等‘土产’。”

　　笔者的看法与《毛泽东遗物事典》截然相反。理由如下：

　　一个人喜欢吃什么食物，只与他多年形成的饮食偏好有关。毛泽东对马齿苋、苦瓜、娃娃菜（用萝卜苗、萝卜叶柄做成）等菜肴情有独钟，喜欢它们的清苦味，就如同西南地区的人爱吃“则耳根”（新鲜的鱼腥草叶子）一样，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据曾经担任过外交部礼宾司参赞的吴广德回忆：“1976年9月萨摩亚国家元首访华，在钓鱼台设宴欢迎贵宾。当晚宴席的菜肴，以‘汤’多些，吃的是‘味’。但对于萨摩亚人来讲，就不太习惯了，因为他们平时的食品多以面包果、芋头等薯类为主，淀粉含量大，几小碗汤汤水水吃下去，过不了个把小时便饥肠辘辘了。晚上10点，元首副官来到接待室，说他们晚饭没吃饱，可否给他们弄点芋头、啤酒。宾馆服务人员搬来了一箱啤酒，但临时找不到芋头，外宾只好拿些面包、香肠充饥。等到元首一行去南方访问时，安排每顿饭都加了煮芋头、烤芋头等点心，贵宾们非常满意”（《国宴廋身记》）。所以，吃什么，不吃什么都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事儿。你不能强迫别人吃你喜爱的东西，比如强迫萨摩亚人吃马齿苋、则耳根。你也不能对“好那一口”的饮食习惯肆意拔高或采用双重评价标准，比如说毛泽东喜欢吃马齿苋就是艰苦朴素，云、贵、川人喜欢吃则耳根就不是。

　　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吃马齿苋的方式也失去了吃野菜的本来意义。野菜是民众用来替代粮食充饥的。因为它不用专门种植，除了采摘和烹饪之外再无其他成本。毛泽东小时，母亲文七妹每年都要把菜地田旁的各种野菜（包括马齿苋）采撷起来。但野生马齿苋生长一个月以后就老了，结了籽，叶茎纤维粗硬，难以下咽，所以文七妹通常趁它鲜嫩时或晾干制作成酸菜，或用来饲喂猪狗鸡鸭，毛家故居至今保存着当年装酸泡菜、马齿苋的坛坛罐罐。毛泽东却只喜欢吃鲜嫩的马齿苋。《毛泽东遗物事典》中说“韶山人很少有用马齿苋鲜炒来吃的，一般是晾干切碎制作成酸菜。韶山的老人们说，只有旧社会那些没田没土没菜地的人才用马齿苋当鲜蔬菜”。这个说法很奇怪！在韶山，毛家属于家道宽裕之列，毛泽东为什么养成了穷人吃野菜的习惯？“那些没田没土没菜地的人”不肯趁鲜嫩时把马齿苋做成酸菜常年食用，只当成鲜蔬菜，那么一年到头都能采摘到鲜嫩的马齿苋吗，马齿苋老时他们吃什么呢？反到是“那些有田有土有菜地的人”勤快些，把鲜嫩的马齿苋做成酸菜，可以一年到头吃。

　　不管怎样，1949年以后，喜欢吃新鲜马齿苋的毛泽东给有关部门出了道难题：常年供应鲜嫩的马齿苋。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人工种植。于是京郊的特供农场接到了种植这种野生植物的任务。在1967 年5 月13 日中南海《对农场种植计划的要求》中，“马齿苋”列于“重点保证供应的蔬菜”一栏的首位，要求平均日产1 斤，“常年供应，肥嫩，没有籽。”这样，毛泽东便能天天吃上肥嫩的马齿苋了。

　　毛泽东既不是用野菜来充饥，也不是什么野菜都吃，只好马齿苋“这一口”，又只吃鲜嫩的，还要一年到头都吃，这种野菜只好从“灰姑娘”升格为“白雪公主”，变成人工种植的“家菜”。马齿苋的特供方式必然大幅度增加其成本。用一句四川老话说，豆腐“盘‘成了肉价钱。如此复杂的生产过程和昂贵成本，与艰苦朴素能扯上一点关系吗？

　　故事四：毛泽东66岁寿宴的菜谱--多了一碗面条，几盘小菜里多放了一点油和一些盐，一盘干炒辣椒、一盘豆丝、一盘盐水萝卜皮和一盘干竹笋片。

　　一位网友说，1959年12月26日，毛泽东与几个秀才在杭州读书，”因为这些日子读书有得，或偶尔爬山赏景，心情非常好，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生日。下午读书结束后，他从椅子上缓缓站起来，高兴地说：’大家留下来，在这里吃饭吧，今天是我的生日。‘另外，他还邀请了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作陪。江华井冈山时期就和毛泽东在一起，是老朋友。人在生日这一天，很容易想到过去，想到朋友。饭菜并不复杂，只是多了一碗面条，几盘小菜里多放了一点油和一些盐，一盘干炒辣椒、一盘豆丝、一盘盐水萝卜皮和一盘干竹笋片。毛泽东打趣说：’各位都是大才，今日这顿饭菜实在是不成敬意，还望各位海涵！‘“（孙国林《毛泽东的最后一个生日：面条全碎在锅里》）

　　笔者在《毛泽东过生日：编故事还是谈真相》一文中曾对这次生日餐的情形做过考证，归纳为4说，现在自己做一次文抄公，录之于下：

　　一是说毛泽东在专列上用餐，一起用餐的还有专列服务员、卫士等人，席上有面制寿桃，上了红酒、白酒，卫士长李银桥还喝醉了（《红墙内外》第五章《专列进行曲》）。按：此说有误。毛泽东于1959年12月10日起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组织读书班，阅读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次年2月5日至9日，在广州读完（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52页注①）。据《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820页记载，1959年11月1日至1960年1月4日，毛泽东住在杭州招待所。按照规定，除非受到特别邀请，专列服务员无缘参加毛泽东的生日餐。

　　二是说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一起用餐。此说出自《毛泽东遗物事典·平常无奇的生日菜谱》。”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6岁生日。这一年，国内经济形势十分紧张，各地传来粮荒死人的消息。毛泽东从大清早起便愁眉不展，心事重重。这天是卫士封耀松值正班，他照顾毛泽东穿衣起床后小心翼翼地问：’主席，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毛泽东摇摇头，然后坐到沙发上不断地吸烟。小封想：’今天是主席生日呀，主席这么不开心，今年可又砸了。‘突然，毛泽东对小封说：’你去把银桥、高智、敬光、林克和东兴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小封一听，顿时高兴起来。他想：’主席今年可又要请生日饭了‘。然后，他跑去叫人，并告诉厨房，准备做饭。客人到齐了，厨房也送来了饭菜。这天的主食是红豆米饭，一共有六道菜，即：奶油鱼头、拔羊肉、干边豆角、炒瓢儿菜、小干鱼、炒野芥菜。菜不是很丰盛，但在当时看来已很不错了。因为此前毛泽东己立下了规矩，要求从今年起要同全国人民一起定量吃饭，并宣称实行’三不主义‘：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因此，今天的生日饭菜，厨师们也不敢违反规定，只是做菜时特意多放了一些油“。按：此说是对封耀松回忆的误植。封耀松回忆的是1960年的生日餐（见《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册，第707页）。顺便说一句，《毛泽东遗物事典》除了误植以外，在叙述逻辑上也十分搞笑。既然毛泽东已经宣布了”三不主义“，为什么竟公然违反规定，生日餐上了鱼头、小鱼、羊肉这些荤菜？这是不吃肉，”只是做菜时特意多放了一些油“吗？

　　三是说在北京与工作人员及子女欢聚一堂，举杯祝寿。此说出自毛泽东女儿李敏。她在《爸爸的生日》一文中回忆说：“1959年12月26日，是爸爸66岁生日。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66岁应该做大寿，这是个吉利的寿日，也是一生中的大寿。为了吸取以往的教训，这次大家觉得要办得稳妥些，就事先请叶子龙、李银桥两人去做爸爸的工作，要想方设法征得他同意举办66岁生日活动。爸爸这次还真同意了。工作人员就里里外外地忙活起来。时间虽是冬季，可我们心里却是喜气洋洋的。大家在欢笑声中忙碌着，真有一番过节的热闹气氛。因那天，除了我们家里人之外，工作人员都在。而且还带来了他们的子女。因此，厨房的师傅就准备了两桌比平时要稍丰富些的菜肴。准备了白酒、红葡萄酒，还特意做好了长寿面，就在中南海为爸爸举办了66岁的生日宴席。按照爸爸的事先指示，我们没有去麻烦，也没有去请中央任何一位领导同志来参加祝寿宴席，只有我们和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子女欢聚一堂，举杯为爸爸祝寿。饭后，爸爸要同我们和所有工作人员及其子女一起合影留念。大家一听说要照相，都非常高兴地聚拢来，欢欢喜喜地与爸爸照了相。这天，爸爸特别高兴，尤其是喜欢和孩子们说笑、逗乐。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为我爸爸毛泽东办的一次最’豪华‘、最’高档‘的生日宴会了。”按：李敏的回忆在时间和地点上全是错的。根据毛泽东1959年10月24日至1960年3月25日的出巡时间表（《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册，第819-821页），这期间他一直在外地活动，从未回过北京，所以不可能在北京中南海举办66岁的生日宴。李敏当时尚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12月26日还没有放寒假，她也不可能去外地参加生日宴。她说“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为我爸爸毛泽东办的一次最’豪华‘、最’高档‘的生日宴会了”，也不对。最“豪华”、最“高档”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从来宾的地位看，1964年的生日餐请了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从上菜的数量看，1965年的生日餐仅主菜就上了红寽烧冬笋等20道，都比她所说的这次生日餐更“豪华”、更“高档”。

　　四是说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请客。此说出自正在杭州参加读书的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女曾自。她在刊登于《老照片》的《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一文中说，“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读书会没有停止，下午照旧读书。这天晚饭不是平日简单的饭了，浙江省委江华书记特意为主席准备了两桌菜。那天吃饭的除四个秀才外，还有主席的秘书林克、江华和夫人吴仲廉。”“生日晚宴的饭肴不很丰盛，但味道精美。席间，主席不时地站起来请大家吃东西，喝酒，讲笑话，说天南海北的故事。当大家给主席敬酒时，他总是举着酒杯亲切地说：’谢谢，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1949年以后，田家英参加毛泽东生日餐的机会极少，此次参加生日餐，必定印象深刻。他把生日餐的详细情况告诉妻子董边及女儿们，是很自然的事儿。

　　如今又出来个第5说。讲故事者为了让人信以为真，还煞有介事地搞出个菜谱来--一盘干炒辣椒、一盘豆丝、一盘盐水萝卜皮和一盘干竹笋片。可惜，编造菜谱的人对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并不了解，他虽然喜欢吃辣椒，对辣椒的做法却有讲究。据为他做饭的厨师们说，他喜欢吃的一是烤辣椒，是厨师程汝明发明的，将洗净的辣椒整根放到火上烧烤，待表皮烤焦后入盘，加糖、盐、豆豉，最后点鸡汤收汁。据说烤辣椒“主席基本上一口一根”（《中南海里机密太多：毛泽东的菜单都要随时销毁》）。二是油泡辣椒，是毛泽东在湖北时专任厨师杨纯清做的，即把朝天椒切成条状，放入开水烫一分钟后，捞起用麻油凉拌（杨纯清《辣椒、娃娃菜和武昌鱼》，载《毛泽东在湖北》，第315页）。辣酱也喜欢吃。却从来不好“干炒辣椒”这一口。故事中关于“几盘小菜里多放了一点油和一些盐”的叙述也很可笑。多放一些油可以理解，多放一些盐就成了问题，是想让吃饭的人齁着吗？韩阿福曾讲过一次他做菜放盐多了，被毛泽东称为“咸师傅”的故事（《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22页），可见毛泽东并不喜欢吃的太咸。更为关键的是，由韶山纪念馆工作人员参与编写的《毛泽东遗物事典》第710页早已披露了这次生日餐的菜谱：奶油鱼头、拔羊肉、干边豆角、炒瓢儿菜、小干鱼、炒野芥菜。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参与编写的《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一书也肯定了这个菜谱（第106页）。韶山纪念馆保存有毛泽东的每日菜谱，说话大概是有根据的。假如手中没有掌握足以否认此生日菜谱的确凿证据，拜托就不必再费神编瞎话了！

故事五：毛泽东说象牙筷子是有钱人用的，我毛泽东拿不起，只能用老百姓用的毛竹筷子。

　　张承永编的《乾坤段子：九十九个毛主席的故事》，其中第34个故事《毛泽东与象牙筷子》是这样讲的：

　　国人就食，传统用筷。然于其使用，却有天壤之别。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王公贵族多用精美绝伦的金银筷、象牙筷，平民百姓只能使用普通材质的竹、木筷。金筷、银筷，象牙筷，囿于传统，在新中国仍未消失。以毛泽东的身份地位，完全有条件使用。然其一生，反对任何生活上的特殊化，拒绝任何形式的感官享受。所谓“甘心做平民，不愿当天子。”

　　1949年9月，毛泽东入住北平不久，饮食依如战争年代，然因应酬增多，时常要陪客吃饭。一天，他突然吩咐卫士：“今天我要在家招待客人，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中午就在这里吃饭，你们准备一下。”毛泽东留客吃饭极少，更少亲嘱工作人员。随后，中办主任杨尚昆来给卫士布置任务，让李家骥通知厨房多加几个莱，招待科帮助搞好一点，并说：“你到招待科弄些好点的餐具来。”李家骥摇头摆手：“主任，主席反对摆阔呢！”杨尚昆知道毛家餐具难登大雅之堂，现有竹筷霉变发黑，洗之不净，便解释说：“这次例外么，不然人家会笑话我们的。”李家骥深知主席习惯，自感为难，便跑到卫士长李银桥处汇报。李沉思片刻，说：“既然杨主任这么安排，我们还是服从吧！”便与李到招待科借来一套新碗和象牙筷。

　　饭前，毛泽东突然光临东房餐厅，似特意来检查。见餐厅布置得井然有序，微微点头。但桌上的象牙筷，飞扑入眼，便立时脸色一沉，大声道：“谁让你们摆象牙筷？赶快给我拿下去！”毛泽东进房时，李家骥心理便七上八下，见其果然生气，只得硬着头皮解释，说是从招待科借来的……毛泽东不等说完，大声断言：“我叫你撤你就撤！”说罢，拂袖而去。

　　事后，毛泽东重申：“今后不管来客是谁，都要讲节约，不能摆阔气，不能大吃大喝。而且，今后无论是待客还是自家吃饭，都一律用竹筷！”

　　毛泽东喜用竹筷，厌恶象牙筷，且旗帜鲜明表示过立场。然其中原因大家不甚了解。一次，李银桥与毛泽东闲聊，又扯起用筷的事，说：“毛竹筷容易长霉，主席平时使用的竹筷就长霉，黑兮兮的，很难看。若用象牙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毛泽东听罢，似是唤起无限心事，缓缓说道：“我从小到大都是用毛竹筷子，已经习惯了。”并说起过筷子的好处：“第一，筷子经济。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不愿意买么还可以用一根树枝或竹子修一下就是一双筷子。筷子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精神。第二，筷子大众化。中国老百姓吃饭都用筷子，而且连日本人也用筷子。第三，轻便好带，不怕丢失，不怕被盗。有这么多的益处，你们说是不是筷子好？” 又一语双关补道：“象牙筷么，那是有钱人用的，太贵重了，我毛泽东拿不起！”

　　笔者对上述故事的内容无可置评，只是想指出一点，讲故事的人有意把结尾砍掉了。为什么？听完故事，自然明白：

　　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派专人专车去湘西寻找一种黄羊木。因为用它做出来的筷子不仅美观，还不容易发霉变色。经过苦苦觅寻，终于在一位老乡家的门口找到这种木材。他们花了几百元买下木材，运到长沙，由木工赶制了一批木筷，派人专程送往北京。

　　贵重的象牙筷子是收缴地主、资本家的浮财，系旧物利用，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专人专车远赴湘西深山里寻找黄羊木，制成筷子，专程送到北京，其中劳务费、汽油费、汽车折旧费、货物运输费都是一大笔可观的支出，成本不能忽略不计。孰奢孰俭，智力正常的人不难判断。只是读者心中却如同打翻了五味瓶，想不到如此感人的俭朴故事背后，竟藏着这么条“豪奢”的尾巴！

　　故事六：毛泽东平时生活节俭，不用打火机而一直使用火柴，连用过的空盒也要去火柴厂买来新火柴头装上，继续使用。

　　关于这个故事，曾任毛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在2008年做客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时曾有过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毛泽东)平时节约到什么程度呢？当年的火柴是2分钱一盒，有一天，打扫卫生的时候，把火柴盒扔掉了。扔掉以后，主席发现了，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想点办法，把这个用起来。后来我们马上想到，从北京火柴厂买火柴头再装进去。老人家说了，不要小看这个，我们大家要提倡这种精神，这种美德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美德。即使生活好了，也不能忘，在任何时候不能忘记艰苦奋斗、勤俭简朴的基本方针（《吴连登谈“我给毛主席当管家”》）。

　　扔掉空火柴盒的人是谁？吴连登没有说，但他说“我们马上想到，从北京火柴厂买火柴头再装进去”，显然自认为就是想到买火柴头的“我们”之一。一位名叫张承永的人，编了个《乾坤段子：九十九个毛主席的故事》，在第71个故事中也谈及此事，且毫不犹豫地把扔掉空火柴盒的人定为吴连登。他说“有一天，吴连登打扫卫生的时候，把火柴盒扔掉了”。这样一来，老人家后面那番关于“艰苦朴素”的话似乎就是当面对吴讲的。不过，对张承永这番改编，吴连登可能并不领情。为什么？《毛泽东生活档案》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有一次，一位新到的工作人员在收拾毛泽东的物什时，不知毛泽东有保留火柴盒的习惯，便随手将一个空火柴盒扔进了垃圾桶。毛泽东发现后叫他将火柴盒捡回来。那位工作人员不解地问：“主席，空盒子还要哇？”毛泽东说：“凡是可以用的，都不能丢掉！”事后，这位工作人员闲聊时说起丢火柴盒的事儿：“一盒火柴一分钱，空盒子留下来干什么？扔了就扔了呗。”刚好这话让毛泽东听到了，他很生气。叫来这位工作人员谈话，说：“你这么说是错误的，我们国家还很穷，凡事都要讲节约，浪费不起哟。火柴盒确实不值钱，但它是用木材做的，丢掉它不就是丢掉木材吗？”（下卷，第762-763页）

　　毛泽东很生气，吴连登自然不愿意充当这个被批评的冤大头。但从这条材料可以分析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喜欢留空火柴盒的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如果按吴连登的说法是在1964年以后。因为吴本人1961年才被有关部门选调进入中南海当服务员，一开始在颐年堂等会议室端茶倒水，1964年国庆节后才进了毛家。在此之前，他连替毛泽东丢空火柴盒的资格都没有，自然也就不会去想什么到火柴厂买火柴头的事情。按照《毛泽东生活档案》的说法，买火柴头装盒继续使用是沿用多年的老习惯。笔者倾向于后一说。理由是抽了一辈子烟的毛泽东要想节约火柴，绝不会到1960年代中期才想起留空火柴盒，并且有了到火柴厂去买火柴头的主意。如果说只有吴管理员到毛家后才想出来这个办法，其他人都计不及此，对以往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智商实在是个侮辱。二是毛泽东关于“任何时候不能忘记艰苦奋斗、勤俭简朴”那番话，是毛泽东在什么场合说的，在场的都有哪些人，吴连登一直没有说清楚。令人生疑的是整段讲话竟没有一个字涉及到火柴盒，不像《毛泽东生活档案》所转述的那句话：“火柴盒确实不值钱，但它是用木材做的，丢掉它不就是丢掉木材吗？”反倒可信些。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不用打火机而愿意用火柴，《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推测可能有两个原因，“也许，毛泽东是为了节俭，因为打火机价高；也许是毛泽东闻惯了火柴燃烧时那股独特的松香味”（下卷，第763页）。没有一定从某种思想的高度去定位。关于买火柴头装入空盒继续使用，吴连登、张承永则更愿意从“艰苦奋斗、勤俭简朴”的高度去解读它，张承永甚至赋诗一首：玉阙琼楼夜景华，姑苏台内馆娇娃。古今多少兴亡事，成由勤俭败由奢。

　　笔者想告诉大家的是，此事有节俭之名，无节俭之实：在那个年代，中国大陆还没有广泛使用塑料袋，从火柴厂买回火柴头以后，防潮是个大问题，所以通常不会一次买太多。姑且按每次买10盒火柴头计算，火柴2分钱一盒，10盒计2角钱，买火柴头要花多少钱？就算1.5角吧（笔者小时候的邻居为火柴厂糊火柴盒，糊1个1厘钱，加上材料费和火柴厂加价，估计1个火柴盒价格为5厘，当然没有这么分开卖的），这样就节省了5分钱。工作人员怎样去火柴厂？当时唯一的一家北京火柴厂位于永定门外安乐林南里11号（现沙子口路76号）（祖国各地《中国地区风貌介绍·北京火柴厂》），从中南海去永定门外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或坐公共汽车，或乘坐生活采购专用汽车。步行或骑自行车来回都需要大约半天时间；坐公共汽车则需购买来回车票，比节省下来的钱还多；如果坐生活采购专用汽车去，时间是省了，汽油费、汽车折旧费比省下来的钱不知高多少倍。还有一个往往被人们忽略的重要因素--这趟采购的劳务费用是多少？以吴管理员为例，他的工资是每月33块钱（《吴连登谈“我给毛主席当管家”》），平均每天为1.1元。就算他用了半天时间（工资5.5角），并且以最省钱的步行或骑自行车的方式出行，这趟采购的最终经济效益是：每购买10盒火柴头需要额外补贴5角钱。

　　毛泽东不愿意用打火机而用火柴，喜欢留着空火柴盒装上火柴头继续使用，都是老年人恋旧的正常表现，也是多年来养成的固执习惯，既无可厚非，也不必从“艰苦奋斗”、“勤俭简朴”的高度做过度解读。假如好事者非要与“俭奢”问题联系起来，笔者不禁要问，这么一件生活琐事，竟然需要花3倍以上的费用，天下有如此“节俭”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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