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三十八节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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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陆洲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三十八节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上）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群众批判江苏省委执行的错误路线　　　　
　 　　　
一九六六年五月，江苏省委准备写文章批判“三家村”和江苏省委出来的几个本省“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包括南大教授陈嘉、陈瘦竹，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叔平，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等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下午，正在进行劳动建校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革命师生，贴出大字报。他们一致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同时对匡亚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当天下午，分校学生周冠华、陈云绮、郑立业、王钟元、吴相乔等人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接着，二年级学生蔡琼、潘玉玲、李为华、施锐琴、王秀英、鲍玉花、周慧等人又联名贴出了〈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１０〕。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学生也纷纷贴出自己的大字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造成一股很大的声势。　　　　
大字报的大致内容：第一是对北大师生的“革命行动”表示声援；第二是集中火力批判匡亚明为一位工人来信所写的“按语”（南京的一位青年工人致信南大党委，批评该校中文系编著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书。匡亚明指示溧阳分校政治处印发这封来信的同时，亲自撰写了一个“编者按”，一方面指出在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中，“学生可以批评教员，青年人可以批评老年人，群众可以批评任何干部和领导”，另一方面又强调批评“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尽可能避免在小是小非问题上纠缠不清”）第三是指责匡亚明搞溧阳分校的目的是将南大师生下放到农村去，与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隔离开来，用建校劳动冲击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下午，匡亚明在分校召开了党总支扩大会和全体党员大会，把学生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成是“毒箭”，布置立即组织反击，并告诫大家“不能手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上午，匡亚明再次召集党总支扩大会议，要大家“跟踪追击”，召开“讨论会”批斗有关学生和教师。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下午，匡亚明回到南京，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通报了“六二事件”以及处理经过，他得意地宣称“粉碎了一次六小时的政变”。他还命令溧阳分校负责人对被斗的师生要“扭住不放”。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据统计，在６月２日至５日四天的时间里，在溧阳分校遭到批斗的多达七十人，包括学生六十四人、教师四人、工人二人。其中党员九人、团员二十二人。四个团总支书记除一人不在家外，三个全被斗了。　　　　
首先批判几个教师，包括政治系的林××、中文系的胡××、外语系的苏××等人。这些老师当时三十多岁，认为贴大字报是他们策动的。　　　　
老师批斗完了，就开始批斗学生干部。第一个被批判的是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中文系的胡才基，他的年龄比较大，是调干生，老共产党员。第二个受到批判的是中文系的孙家正，他是中文系的团支书。此外还有政治系的学生朱英才等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匡亚明到省里去汇报“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省里汇报到了中央，康生接到江苏省委的报告以后迅速做出批示：匡亚明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职反省，接受群众批判。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溧阳分校二把手徐福基突然找写大字报的人去开会。他传达了匡校长的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报初衷是好的，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把矛头搞错了。匡校长和南大党委，还有溧阳分校总支，都觉得你们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还是我们的同志。　　　　
听了这话，下面哭声一片，大家都很感动。当时就有人表态，说匡校长太宽厚了，我们对不起他。　　　　
　 　　　
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联络组。　　　　
６月８号晚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在溧阳分校会上向全体学生宣布：明天你们就看不到匡校长和分校的其他干部了，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被调走了。　　　　
他还说：同学们你们贴匡亚明的大字报是对的！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不是反党先锋，而是革命先锋！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声讨匡亚明的罪行。除了南大师生以外，参加大会的还有南京各大专院校推派的大批代表。　　　　
大会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宣布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宣布以后，全场热烈欢腾，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紧接着，分校师生代表胡才基等人在台上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揭发了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校本部学生代表陈季平在大会上发言，对遭到匡亚明打击的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　　　　
分校学生唐力行、王世泰、杨家玉、张秋良等纷纷表示：省委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是对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撑腰。　　　　
参加大会的各大专院校师生热烈拥护中共江苏省委的决定，坚决支持南京大学革命师生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新华日报》公开报导撤销匡亚明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还开始了对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钱静人，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等的点名批判。　　　　
当时，曾有二十万人涌到南京大学“声援”，校园里除大字报之外，还扯起了广播喇叭，操场上搭起了台子，一些人登台讲演，展开大辩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在南大大操场批斗了匡亚明，中文系的学生胡才基等人是批斗的主力，他们起来揭露匡亚明的“叛徒”问题。就这样开始了对匡亚明进行武斗，戴高帽子，游街，泼墨水，有的学生还让匡“坐飞机”。　　　　
６月１５日江苏省委向南大派出了由汪冰石任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林克任副队长的工作队。　　　　
７月４日，省委又改派彭冲为南京大学工作队队长兼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同日，省委工作队和南大党委发出《关于改组溧阳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通知》，赵复华、胡才基等人被任命为溧阳分校党总支负责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南京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文凤来等二十二人贴出揭露学校党委错误的大字报。　　　　
南大工作队组织了学生围攻，并上报省委对法四二十二人进行调查的报告草案，省委动用公安厅，去调查文凤来和法四二十二人的材料。　　　　
法四二十二人的问题。明明是组织了围攻，许家屯却说成是“同学间贴大字报，互相批评是正常的。”又假惺惺地说：“这样做，对法四二十二人起了围攻作用。”把责任完全推给学生，妄图说成是群众中自发的现象。明明搞了黑材料，照了相，竟抵赖为“队委会没有研究过，没有整理什么人的材料，未定什么性貭，未戴什么帽子。”还说什么：“中共江苏省委不知道有法四二十二人的调查报告草案。这只是南大工作队的问题。”实际上是江渭清、彭冲动用公安厅，去调查文凤来和法四二十二人的材料。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许家屯开始抓文化大革命。　　　　
他一插手就大肆进行蒙蔽黑字红卫兵的活动，千方百计组织他们起来保省委。　　　　
他通过做自己子女的工作，控制有关中学的红卫兵。他经常开家庭会议，要子女首先对他自己、对省委是不是黑帮的问题表态，然后对他们讲“江渭清跟毛主席一直跟得很紧”，要他们确立保父亲、保省委的信念。他经常对人说：“我家小孩子此较多，我差不多天天要同他们磨，一方面要他们讲讲学校的情况，一方面向他们作些宣传。我向他们宣传，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看我是什么人?他们说：你是个好人，但是有缺点错误。我是个好人，所以才谈得起来，先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子女在他的欺骗和蒙蔽之下，积极进行保省委的活动，经常找高干子弟到家里开会。他的好几个女儿成了学校红卫兵的头头，儿子是红卫兵的纠察队员。　　　　
他对抗大附中的红卫兵控制得最紧，经常找他们的负责人到自己的家里，到文革办公室去汇报情况，谈问题，施加影响。他还亲自到抗大附中去做报告，参加黑字红卫兵的小整风。其目的是利用他们保省委。　　　　
　 　　　
一九六六年九月初，许家屯为了要加强控制红卫兵中学总部，他亲自去作“指示”，对红卫兵总部负责人讲了话，表扬他们有“五敢”精神，表示省委坚决支持他们，要和他们合作。　　　　
　 　　　
一九六六年九月初，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为了配合省委的行动，一度搬到琅琊路小学。　　　　
许家屯连夜去看他们，并说：“省委在主观上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由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跟得不紧，工作中是有缺点错误的。希望同学们监督我们，和我们合作。我们和你们之间不是领导关系，有事要平等协商。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尽量帮助。”　　　　
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回答说：“我们保省委不是盲目的，是经过分析的。江苏省委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我们跟省委是跟定了，保省委是保定了。”　　　　
许家屯听了这番话高兴极了，竭力从经济上去引诱，当场答应给他们一批汽车、自行车、油印机和活动经费，并对承办人说：“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定要快，我们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才能取得发言权。”　　　　
许家屯还亲自布置和组织南京市郊区社教工作队、公安干校的学员冒充红卫兵来保省委。当时，江渭清和许家屯都接见了他们。　　　　
　 　　　
一九六六年九月初，无钖轻工业学院的革命师生，徒步来宁，要省委负责人接见，并要省委通知无钖市委副书记吴镇来宁听他们的揭发。　　　　
许家屯对革命同学讲：“你们要吴镇来宁可以，但是，要把不同意你们观点的师生(指保守派)找来一起开会。”　　　　
当吴镇和另一批师生来宁后，许家屯对姚远说：“还能把吴镇交出去斗争?”他立即接见吴镇和吴镇带来的一批师生，向他们交代对策，积极准备把“揭发”大会开成“辩论”大会。　　　　
当时，无锡轻工业学院的革命师生，识破了许家屯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阴谋，没有上他的当。　　　　
　 　　　
一九六六年九月初，华东水利学院等校的革命同学，为扬州地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到省委门口来提出抗议。　　　　
许家屯在幕后亲自指挥，组织了南师附中的红卫兵赶到现场，控制讲台，冲散了华水等校的革命同学。　　　　
许家屯为此十分高兴，专门到二十九号食堂接见了南师附中的红卫兵，招待他们吃了夜餐。　　　　
接着，又组织这部分红卫兵，到三十三号门口去围攻人民大学南下串连的革命同学。当时人民大学的革命同学为了顾全大局，主动撤走，才避免了一场群众斗群众事件的发生。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下午，许家屯怕革命师生冲击机关，亲自召开有关部委厅局负责人会议，布置转移材料，并要把省委大院子的大字报洗刷掉，还说：“学生冲进来要找你们，不暴露身分，拖你们找书记，不要找，不要讲书记的住地”。　　　　
他还经常批评省文革办公室的同志，不认真处理和转移材料，怕把柄落到革命师生的手里。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南大八．二七、红色造反队和无钖轻工业学院的革命师生，要省委负责人接见，澄清人民大会堂反动画像和雨花台陵园建设的问题。　　　　
许家屯亲临指挥。叫洪百川出来搪塞一番以外，还用高音喇叭捣乱革命师生的控诉，派出大量红卫兵去抢占讲台，企图找文凤来进行辩论，以搞臭文凤来。结果没有找到，许家屯还说“很可惜”。　　　　
革命师生被迫冲进了省委大院，进行静坐绝食斗争。许家屯一再指使组织更多的红卫兵来保省委，对静坐绝食的革命师生施加压力。　　　　
第二天，革命师生派代表和许家屯谈判。许家屯采取“磨菇”战术，大耍“平衡”伎俩，和黑字红卫兵一起，不肯承认革命师生冲进省委院子是革命行动。　　　　
谈判长达六个小时，已有十三个革命同学晕倒，他说：“无论如何不能承认爬墙头进来是革命行动。”结果谈判决裂。　　　　
九．九事件就被他镇压下去了。　　　　
事后，他还登上省委大门口被红卫兵占领的讲台，公开污蔑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是“无理取闹”，并当场指名文凤来、浦湘海是“无理取闹”的带头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许家屯在徐州地委招待所，公开对人说：“文凤来说过，他不把省委打倒，自己就要坐牢。看来，文凤来是个右派。”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许家屯在专员、县长会议上和南京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说：“过去我们这些人讲了话，人家总是鼓掌的。就是党内大民主，也没有这样程度!他(指革命造反派)要你答复，你感到没法答，不答了，他就问你这是什么感情!你扇扇子，他就提抗议，你笑一笑，他也向你提抗议。”　　　　
当各地专员、县长在会议上提出在生产建设工作中要钱要物时，许家屯就指桑骂槐地说：“去抢去偷，去爬墙头。”　　　　
　 　　　
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红卫兵官沪宁等人打死王金。　　　　
“王金事件”发生之后，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省、市委。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许家屯召集市级机关和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开会做报告，竭力为“王金事件”中的主要凶手官沪宁开脱罪责，还要南京市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做思想工作，把群众的怒火压下去。　　　　
他说什么“象宫沪宁他们打人这件事当然是错误的，不对的，但只是大运动中的暂时的问题，局部的问题，个别的问题。”“这些小鬼，从他们主观上来讲，并不是象有些人讲的那样要把好人打死，他把王金当成了坏人，结果犯了严重的错误。”“我看了官沪宁的检查，十六岁的小鬼检讨写得不错。你不要看他犯了错误，打死了人，用主席语录用得比较恰当，最后还引了主席的诗，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也写不出来。”　　　　
又说：“在这么大的运动里，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同平常时候打死人的事情是不同的。”“这不是敌我矛盾，是象打仗一样发生了误伤。我们打仗也是这样，挂花、牺牲的是不是都是敌人打的呢?不是的。也有自己人的枪走火，误伤的。”“你怎么能把走火误伤的人当敌我矛盾对待呢?你能都抵命吗?这是不可能的。”　　　　
他说“应该敢于严肃指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又要敢于指出这件事情同平常打死人不同。” “今天已经犯了错误，我们如果用错误的态度和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把他们抓起来抵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会怎么样?这就打击了青年一代。我们要从整个运动，从全局，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世界革命利益出发来处理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他在南京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说：“有的是先定黑帮，再找材料，你还能不让他闹吗?你让他闹嘛!是黑帮，应该打，不是黑帮，你让他闹好了，我们心中有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南大革命造反派把彭冲揪到了南大，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同志揭发了省委和彭冲的问题。许家屯匆匆忙忙签发了一个假的宣传口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公安厅副厅长顾亭到省文革办公室来找许家屯，说有一份南大法四二十二人的材料，保存在公安厅，南大革命师生要追问这份材料。他们怕暴露，就商量决定把这份材料通过高教组放到南大的材料箱里。　　　　
在一次省委书记处会议上，研究对一份法四二十二人的材料要拍照，以便伺机算账。因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提议不要拍照片，就决定“不拍”了。事后许家屯又同意公安厅拍了照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许家屯说：“我认为谭力夫这个讲话，是很正确的，阶级立场鲜明，充满着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很有水平，讲得很好。”　　　　
他要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好好看看这篇文章，他到了淮阴，向地委负责人推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南京革命造反派与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达成八项协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许家屯一面和革命造反派签订了八项协议，一面又恶意诬蔑革命造反派，积极支持红卫兵。　　　　
他被黑字红卫兵带到北京后，对他们讲：“你们过去善于革命是好的，就是敢于革命不够，今后要发扬好的一面，克服差的一面；他们(指造反派)敢于革命是好的，就是善于革命不够，现在他们乱抓人，乱抄家，如果不纠正，就要走向反面。”又说：“运动不断发展，今后还会有反复，原来激进的可能变为缓进的，原来保守的可能变成革命的，真正的左派，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形成。”　　　　
他在北京时，还和南航红卫兵达成一项协议，要戴为然去给红卫兵作检查。当时，南航红卫兵已被南航革命造反派宣布解散了。　　　　
他从北京回来之后，还要省文革打电话去安排戴为然向黑字红卫兵作检查，妄图再次挑起南航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同时，许家屯要省文革对红卫兵进行全面调查，想找出有些院校的红卫兵组织，也是处于少数和受压制的地位，用来说明某些红卫兵组织也是革命的，以进行诡辩，妄图挽回红卫兵的命运，继续保省委。　　　　
　 　　　
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陶铸谭震林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的座谈纪要　　　　
陶铸讲话：同学们提出五项要求，答复如下：　　　　
第一，强烈要求罢彭冲的官，撤彭冲的职，彻底改组省文革小组，省文革小组成员必须有革命造反派参加。　　　　
省委书记撤职要中央考虑，要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同意。省文革小组长可能是不能担任了。　　　　
第二条：江渭清、彭冲等人必须深刻检查交代对南大工作队中革命造反派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等同志以及省机关造反派的政治迫害。　　　　
有政治迫害为什么不交代，彻底检查，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第三条：省委责成公安厅立即解散一贯违法乱纪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南京直属纠察队，警备纠察队，红一团、红二团等黑组织，对其中的首恶者及其后台，必须逮捕法办。　　　　
造反派可以代省委去好好调查研究，如果同西纠一样，就同西城区纠察队一样处理。　　　　
第四条：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对于用罢工、破坏国家财产，挑动武斗等手段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省委必须立即出面制止，并且要严肃处理，对其中主谋者及后台要严加惩办。　　　　
这个还不好吗？这个是十六条，罢工、打人应该制止，不制止怎么行呢？　　　　
第五条：江苏省委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陶铸同志在场、江苏省革命造反派和省委书记达成的八项协议。　　　　
那个八条是我和汪东兴在场，省委书记当着我们的面，当着你们的面，同意的就要履行，否则怎么行呢？　　　　
　 　　　
一九六七年元月三日，南京发生惨案。　　　　
一月三日，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与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在江苏饭店发生武斗。　　　　
　 　　　
一九六七年元月六日，江渭清与造反派达成九项协议。　　　　
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和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关于九项问题的协议　　　　
为了接受在江苏饭店发生武斗的教训，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发生，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和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代表达成以下协议：　　　　
一、立即追查　一月三日　在江苏饭店挑起武斗事件的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幕前、幕后的策划者，挑动者依法予以严惩。　　　　
二、凡参加工矿企业赤卫队的基层干部（党的支部书记、副书记、车间主任和副主任）。要立即一律退出。如果今后他们中间一小撮人在幕前、幕后挑动策划武斗要追查出来，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是干部的一律撤职，情节严重的依法严惩。　　　　
三、以省、市委名义发出通告，立即要外地赤卫队员迅速离开南京，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其中的基层干部拖延不走者按旷工论处。　　　　
四、省、市委对在江苏饭店发生的武斗事件没有能够制止，是有严重责任的，必须向全省革命造反派和其它革命群众公开检讨、认罪。今后坚决依靠革命造反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作好工作，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五、要动员离开生产岗位的工人立即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凡是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以后，干部策划破坏生产的要追查责任，坚决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罢官，其中是党员的要给以党纪处分。　　　　
六、省委、市委组织慰问团对受伤者进行慰问。　　　　
七、省委、市委立即和革命造反派协商，固定办公地点。　　　　
八、认真解决外地来南京的革命造反派的吃、住生活问题。　　　　
九、在江苏饭店发生的武斗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应由省委、市委负全部责任。　　　　
以上协议自达成之时起立即生效。　　　　
　 　　　
一九六七年元月六日，周恩来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　　　　
周总理讲话：　　　　
江渭清讲已经达成了九条，我说九条比八条更加支持你们。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周恩来第二次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　　　　
周总理：　　　　
刚才得到消息，三元巷500名赤卫队和1000多造反派有点冲突，新街口也有事，在街上捉他们游街，遇到挂黑袖章的就捉，肯定要发生摩擦。　　　　
十一中全会前，江苏省会搞了一个报告，搞了个摆擂台辩论，还说南大最好的方式是辩论。第一次是上新华日报的一次，第二次是辩论省委的一次。第三次是关于给匡亚明戴高帽子的辩论。　　　　
实际上是一样执行了刘邓路线，辩论八次之多，继续支持保守派，压制左派，这样就把错误加深了。6、7两个月，8、10两个月，四个月了，工作队是错上加错，江苏省委对错误的认识不那么明朗。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第三次与南京大学代表座谈纪要　　　　
南京大学等革命造反派介绍了南京惨案后，最近南京情况……，现在他们工人赤卫队到处抓人。昨天南大“八·二七”二位同学被抓，现在下落不明，夫子庙用硝镪水洒在造反派身上。……造反派工人说，九项协议不符合十六条，本身是与当权派达成的，不是群众组织之间达成的。九条协议矛头指向群众，不是指向当权派。协议给省委定了调子……我们造反派很愿意撤，但怕我们撤后赤卫队不撤，反而集中起来进攻造反派，那怎么办？我们要求快派人去解决。　　　　
南大红旗战斗队，南京赤卫队等保字派在北京大肆攻击我们革命造反派，把我们“八·二七”等革命造反派与陶铸连在一起，称我们为“保陶派”。　　　　
总理说：省委要完全支持造反派，说服教育保守派，……省委要引咎自责，重点放在支持造反派，支持左派，教育保守派。使他们认识到受蒙蔽，这样使他们内部分化，不致顽固地对立，主要表现在对党和政府，国家利益负责的态度……。　　　　
　 　　　
二、造反派宣布夺江苏省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军队支一派压一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江苏造反派宣布夺权。排斥南京八·二七，排挤一派，夺权派应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等单位发表联合声明　　　　
承认这个夺权，但认为有严重错误，还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召开庆祝大会，三十万人参加。　　　　
南京八·二七去了五万人参加大会，照顾团结，把夺权斗争推向前进。　　　　
夺权派找了个反对南京八·二七的中学生上台发言，批评了南京八·二七，说他是站过来了。　　　　
大会提出“谁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　　　　
在《新华日报》上登了：“谁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一直登到二月十八号，还在登，还有文章，长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来谭震林与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座谈纪要　　　　
周总理：　　　　
学习最近的毛主席的关于夺权的指示才行。《红旗》三期社论是毛主席亲笔改的，是毛主席的最新思想，尤其是第三段，主席改得最多。学毛著必须和当前实际斗争相结合才能活学活用（翻开《红旗》三期社论第三段）　　　　
这一段（指第三段）对于你们今天接见很重要，各方面都说到了，你们夺权我们已看到，中央要经过与你们会谈才能表示支持或不支持。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没有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又怎么能够夺权呢？　　　　
建议不采用江苏人民公社的名称，用了发生政权问题。中央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国际上震动问题，首先造反派是政治上占优势，现在有些单位是人数上也占优势了。保守派在瓦解。造反派人数上占优势后，就会骄傲了，包办代替了，当然这只是苗头。希望你们警惕。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号到三月二号，省军区主持开了个农业生产会三天，，有省、地、县三级参加。　　　　
“抓革命、促生产”也委托军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江苏代表团时的谈话　　　　
一、关于如何对待人民解放军　　　　
当前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是一个标志。在当前情况下，冲击解放军就是反革命行为。要坚决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这是主席批准的，主席签字的。　　　　
二、关于“亮相”　　　　
态度要鲜明。提倡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必须鲜明，不能折衷。亮相不是为了保乌纱帽。　　　　
三、关于三结合　　　　
叫江渭清来北京，是要开导他，承认错误，是很好的检查。中央并未对他说三结合”。　　　　
四、关于江苏省委　　　　
王力：对于江渭清，单凭江苏饭店“一·三”事件，就应该打倒。江苏省委已经搞到顶点了，够严重的了，应该彻底揭露江苏省委。合二而一不能解决问题。　　　　
康生：我有两句话。一句是杜方平说：“至今还看不见省委有什么革命裂痕（裂痕是指路线上、原则上的分歧）”。另一句是张建山说的：“直到现在还看不到省委有什么革命行动”。（王力：直到现在，他们对中央文革还是敌对的！）建议你们省委听听他们的意见，拿这两句话，很好地检查自己的行动。　　　　
五、关于宣传工作　　　　
比如有个“百丑图”你们不要搞那个，那是自己给自己抹黑。还有”砸烂×××有狗头”，陈伯达同志说要把这个”砸”字砸碎。骂人不等于战斗。比如说：”×××混蛋”，这能增加他们攻击我们的资本。　　　　
六、关于几个口号　　　　
康生：昆明提出“左派内部必须大乱”，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你们那里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所有这些，都是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为中心提出来的。中央的精神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目前的大方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内部互相打，放松了敌人，这才是真的形“左”实右，要坚决反对！“革命的打、砸、抢万岁！”。那有革命的？是反革命的行动。（王力：是流氓、土匪的行为！）　　　　
关锋：“江苏的天下是《红总》的天下”的口号，是宗派主义的口号。江苏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天下，是江苏人民的天下。　　　　
七、关于“私心杂念”、“内部整风”　　　　
康生：你们到北京来，总理接见了几次，不要回去就写大字报说总理接见了我们几次，用来压对方。这样做是借人抬高自己，实际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八、关于反动、保守组织　　　　
康生：赤卫队要充分揭露，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坏人总是一小撮，多数人是可以争取的。　　　　
关锋：要把群众和核心领导人分开，多数人是可以争取、团结、教育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一·二六”之后打、砸、抢发生了，打、砸、抓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这不仅不是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　　　　
决定公安厅，公安局军事接管。外部造反派都退出，内部经过一段时间，培养出新生力量。　　　　
报纸是党报。造反派夺权之后，在一个长时间内，成了派系报纸。里面有些口号是错误的，是很错误的，不符合革命要求的。当然，最好是协商，改组，现在看来不行，还是军事接管。外部的都要退出。内部若有力量，能够很客观地报道，就出报。否则就停它一个时间。　　　　
工厂方面，特别是军事工厂，很长时间搞两派斗争，生产搞得不好。工厂怎样军管，正在考虑。用哪种形式还在考虑。有的派军代表，有的派军队保卫。不叫外面去串联，看情况。　　　　
杜方平表态：错了就改，没有跟得上就再跟上，我自己知道有错，不知道有这么大。　　　　
杜方平向八·二七同志表示，你们批评，要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我欠了八·二七的债，有多少，还多少，我支持了夺权的一派。　　　　
我的指导思想是支持一派，团结另一派。支持以后，实际上支持了一派，打击了一派。虽然对南京八·二七有团结的愿望，但过早表示了态度，事情发展就难以控制了，没有能力把他们拉在一起，没有完成任务，心里很着急。　　　　
文凤来发言。我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执行，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原则性，方向性错误，回去以后先要夺“私”字权。欢迎八·二七，东方红帮我们整风，和解放军搞好关系，支持解放军。回去一定好好干，一定做团结的种子，绝不做分裂的苗子。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共同敌人江渭清是一致的，过去由于受压制，对压制过自己的同志有意见。后来学“毛著”少。　　　　
张建山：中央首长对我帮助很大，我一定要夺“私”字的权。最近南京黑字兵很猖狂，更重要的江渭清这一派还在起作用。我们做了一些事，的确是违背了中央指示，反正群众要干就干了，有人说我们的后台是江渭清。我自己有决心，解放军接管，我们双手欢迎，否则收拾不了。　　　　
曾邦元发言：首先拥护中央的决定。不欺骗党中央，不阳奉阴违，这是革命者起码的品质。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斗争，彻底揭开江苏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我们来因为受压制，是带宗派情绪的，我们也要从掌权派所犯的错误中吸收教训，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保证按中央指示去做。刚才杜方平讲欠债，我们说，不是欠债还债的问题，我们都有错误，对革命是损失。　　　　
外地驻宁联络站代表：我们外地的也犯了很大错误，提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无政府主义，我们要作触及灵魂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炮轰省委联合会、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省委办公厅分部：《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家屯》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张春桥姚文元到达南京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杜平对江苏和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讲话　　　　
张春桥讲话：　　　　
我们到这儿刚刚是七天，今天是第七天了。在这个七天里面，我们和南京军区的同志、省军管会的同志见了面，谈了话，交换了意见。但这个时间花的不多，我们主要的时间是花在同南京的，也就是全省性的一些主要的革命造反组织的领导人谈话、开会。同时，看材料，看信，看你们的传单。我们的桌子上，从这里算起，大概这么一堆吧！我们看了，当然还没看完，因为天天往这儿送来，刚才一坐又是一堆，又送来了。我们也到街上去看了你们的大字报、标语，也参加了一点辩论会，不过他们不认得我们就是了。（掌声）我们没有参加，光听了。也看了你们打架，打的挺热闹。你们武斗这几天可是带劲哪！真是斗得上劲啊！　　　　
我们觉得总的看，江苏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吗！生产的形势也是好的。比如四月份的生产，三、四月份都好的，五月份有一点问题。革命的形势呢？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省军管会的领导之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很好的工作。人民解放军驻江苏的部队，在南京军区的领导之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有力的支援。应该说比起军管以前全省的工作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江苏地区，首先在南京，我们是不是紧紧地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　　　　
在南京、江苏，在我们面前有两个方针，两个前途：　　　　
一个方针就是中央所规定的方针，就是要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江苏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如果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那么我们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准备以后，我们就可以建立省一级、市一级和各个单位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那么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个方针，一个前途。　　　　
另外一种方针，一种前途，那就是违反中央的指示，不按中央的指示办，离开斗争的大方向，你打倒文凤来，我打倒曾邦元，就这样干，不批判刘少奇，不批判江苏省江渭清等等这些人，不去搞大联合，不去经过斗争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就使得我们一天天在这里两派之间斗来斗去，不把对方打垮，不把对方打倒，就誓不罢休，那么这样子很可能两败俱伤。　　　　
我再说一点，关于拥军爱民的问题。　　　　
南京部队从老早就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而且创造了比较好的典型。他们是从左边介入的，那就是最早梁、杜、吴在南大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而他们的这个行动得到许司令员、杜政委的支持，得到南京军区的支持。我们认为，这是南京部队的光荣，也是南京革命造反派的光荣。　　　　
对解放军有缺点有错误，你们尽可以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当面谈都可以，就是不要上街。　　　　
军管了的地方那就不能够那样随便地冲了。　　　　
姚文元讲话：　　　　
我这里再讲一个问题，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我们应该看到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本精神。他的矛头始终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始终是支持革命左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始终是要团结各方面的广大的革命力量，包括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的革命干部，始终是坚持革命的三结合。特别是在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左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始终是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有这样三个原因在妨碍着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妨碍着我们执行中央的指示，有外因也有内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别有用心的一些坏人，在利用局势挑动和扩大革命造反派的矛盾。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革命组织之间的分歧。　　　　
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队伍内部的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比如说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等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张春桥接见南京地区三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我离开南京两个月了，不知你们的进展怎样了！有的省比江苏还要紧张，不过无锡，徐州武斗已经相当严重了。　　　　
（葛忠龙汇报到无锡主力军打出来了，铁道兵把他们从无锡接到南京。）　　　　
张春桥：有多少人？（葛：有两个火车约四千多人。）　　　　
张春桥：没有上海多，上海有二万多人，革委会很头疼，对上海有些影响，他们背着大刀拿了铁棍，上海不信这一套，上海工人不信这一套，上海工人不欢迎。　　　　
（汪洵之接着汇报，当谈到五·一四指示以后，南京曾出现一段比较好的局面时）　　　　
张春桥：顶多半个月吧！我有个经验，我的讲话只管半个月。　　　　
（接着汪又汇报了五·一四指示以后，有人说张春桥讲话是大毒草，要和张春桥辩论，抵制，缩小张春桥同志讲话的影响。）　　　　
张春桥：我也知道这个情况，我在南京就收到不少反对的来信，回到上海又收到不少，有人反对我的讲话，这也难怪！我的讲话，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呀！　　　　
我看南京第一位工作是制止武斗。五月份武斗规模还小一点，当时我是希望你们联合起来，现在武斗规模慢慢大了，看来南京一搞起武斗，比一·三事件更大了，以前是两派一起对付赤卫队，现在是两方面自己打了，是否双方面努力把武斗制止下来？过去是中央下命令，执行六·六通令呀，六月二十四日通知呀！六·二四通知是各人通知各人一方，但这几句话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得有个协议书。一般是搞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书，双方协议，签字，传达，双方都要真正的组织执行机构，譬如说，武器，枪支集中封存，自己制造的武器，土枪、土炮、棍棒也要收起来，双方都不制造武斗舆论，高音喇叭，宣传车都撤掉，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第二个想谈谈大方向问题。三·五和五·一四讲话还适用不适用？我看除了个别词句外，现在情况还差不多，联合问题没有解决，夺权还没有解决，还是军管嘛！我看军管会现在有瘫痪的危险。要是那样子，江苏的形势是有利，还是不利？　　　　
　 　　　
三、江苏两派大规模武斗，中央解决江苏武斗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遣调查组赴江苏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出一个调查组前往调查了解和协助解决南京和江苏省无锡、苏州等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如劝阻武斗、冲击军区、部队、夺取部队枪支弹药、动员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等等，调查组由三军干部、红旗杂志、新华社记者，国务院联络员和北航红旗革命小将组成，共38人，由刘锦平同志任组长。请你们协助他们搞好这项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海军党委给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的电话指示　　　　
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军械学校红联总部和革联：　　　　
据我们所知，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他与武汉陈再道比较有根本区别。因此，对许世友同志不能采取打倒的方针。同时，南京八·二七组织是一个革命组织，对他们不能采取压倒，压垮的方针。建议你们冷静考虑我们的意见，并希望你们纠正不符合这个方针的一切做法。你们可能一时不理解，我们相信你们将来会逐渐理解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由镇江252部队李德康在252部队内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无锡的陆渭文，常州梁炳生，上海工总司身份的戚丞，镇江三代会的李玉宝等人，李德康主持了会议。　　　　
李德康说：“这次召集大家一起来的目的是商议如何帮助常州主力军杀回常州的问题，是否可以考虑清无锡主力军帮助常州主力军一起杀回去。”　　　　
梁炳生详细地介绍了杀回常州在常州外围的对立派的一些武斗据点的情况三代会李玉宝表态：“你们常州，无锡主力军杀回去的一切后勤供应由我们镇江三带会包下来。”参加会议的无锡陆渭文有自己的考虑，考虑的问题有二点，（1）首先是无锡主力军去参于常州武装攻打常州，是否妥当。（2）如果参于了攻打常州，“战争”难免会有流血与伤亡，如果在帮助外地武斗中，无锡主力军出现了伤亡，自己如何向无锡人民交代。由于陆的思想顾虑，所以在会议中迟迟不作表态。　　　　
接着，省军区赵司令第二次接见，被接见的有无锡陆渭文，常州梁炳生，陪同接见的有省军管会的XXX及“　252”　部队李德康。　　　　
赵司令员很关心常州主力军返回常州的问题，在听取了梁炳生的汇报之后，赵司令提出了一个送常州主力军回去的方案，他可以派出XX部队思想倾向主力军的一个解放军连队，在前面开道护送常州主力军回去。　　　　
整个接见都是谈的常州问题，陆渭文等于旁听，可能也是接受对无锡主力军的一种思想感染。在接见将近结束时，陆渭文开口询问：“我们无锡主力军怎么办？”赵司令没有回答，而在旁边的省军管会的XX首长接口：“你们也可以逐步向本地靠拢嘛。”陆渭文得到这句话，做到心中有数。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文革调查组接见首都红代会在宁战士时的讲话　　　　
八月廿一日下午，中央文革江苏调查组接见了首都红代会大专院校在宁战士。总理秘书宋皋同志讲话要点如下：　　　　
（一）南京文化大革命开展比较早，交大，南大都比较早，但形势较复杂；　　　　
（二）要研究解决五月十四日后南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要历史的唯物的研究；　　　　
（三）五月十四日张春桥同志讲话是中央肯定的；　　　　
（四）如果都是造反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没有前台？有没有后台？有没有后台的黑后台？　　　　
（五）你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建立革命新秩序。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红总、八·二七和促联三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南京达成《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江苏三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的复电　　　　
中央完全同意和支持你们三派代表于九月四日在南京达成的《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并且高兴地听到你们三方已在南京开始实施。　　　　
中央要求你们把这一协议书和中央这一复电印发全省，号召全省各市、县的革命群众组织都能按照这一协议书的各项规定，结合本地方的具体情况，逐项付之实施。同时，中央要求各地驻军和军管代表协助和保证各派群众组织对协议各项的贯彻执行。　　　　
愿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大批判中联合起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无锡两派代表在北京谈判　　　　
9月下旬，在中央的干预下，无锡“六派”，“九派”各派出九名代表前往北京，进行两大派的谈判，最后商量“大联合”。　　　　
“六派”方面，派出了浦湘海，陈象川，杨仁荣，匡建中，戴永刚，裘家栋，金坤泉，李文庆，徐志纯等人，　　　　
“九派”方面派出了周锡林，邹海根，陈卫等人，　　　　
部队的代表：27军方面有副军长王挺、宣传处处长王宴、侦察处处长王明清；此外，还无锡人武部部长吴体仁、炮九师高师长、硕放空十五师师长郑刚。　　　　
谈判在国务院办公厅派出的联络员和部队代表的参与下进行。　　　　
谈判开始后，首先谈交枪一事。当时中央已经有命令，在群众组织手中的枪支弹药，一律就地交给当地的驻军。无锡造反派当然听中央的话，二话没说，答应立即将手中的武器全部交给所在地驻军。当时无锡“六派”代表还提出，交出武器后，人身安全由谁负责给予保障？这时所有在场的部队代表都异口同声地说，解放军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并都在相关的协议上签了字。在后来的大联合谈判中，“六派”代表在大联合的协议中又要求写入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的条文。这些协议还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认可，并说“谁不遵守协议，谁就是蒋介石！”当时无锡“六派”的代表深信解放军代表的承诺，立即要求在镇江和上海的“六派”人员把所有的武器全部就地交给所在地驻军。无锡造反派从拿起武器的第一天起，心中就把武器仅作为自己生命安全的保障，没有想靠武器去取得压倒对方的胜利。交出了武器，也就交出了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手段。但是，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27军在无锡军管会中的代表，辜负了无锡造反派的信任，他们没有能够保护无锡“六派”人员的生命安全。在无锡“六派”交出了手中的武器以后的几个月中，又有许多主力军或支持主力军的群众被“九派”人员抓去殴打致死，被殴打致残的更是难以计算。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张春桥同志讲话：　　　　
五月份去了一次南京、镇江、常州、无锡没有去，离上海最近的苏州我也未去，南通，苏北更没有去。　　　　
七月初六月底主席曾说江苏形势很好，大有希望。为什么？江苏军管会，无锡，常州军管会也瘫痪了。大概可以解决了。但后来证明只是瘫痪了，武斗还没有斗够。　　　　
七月中旬，我在这里见过江苏三派代表，那时候就谈到能不能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他们说可以，以后又说第一把手在南京，要到南京去谈判。实际上一边谈判，一边武斗，你们以为武斗可以解决问题。　　　　
那时候有一种思潮：“武装解决问题”，“武装夺取政权”。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想的？最激烈时，“八·二七”退到下关，那时候我们想出来说话，主席说慢一点，他们还可能没有打够。　　　　
现在华东地区，山东、上海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安徽这几天发展很好，浙江基本解决了，江西也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福建，江苏的问题等待解决。一个是前线，面对金门、马祖；一个面临长江口，也是前线。如果江苏问题解决了，对保证上海地区的生产和江苏本省的生产都有很大好处。既然条件成熟，又有需要，我们觉得可以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请同志们考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解决问题，今天军队的同志来了，希望军队的同志把思想清理一下。因为江苏是在军管会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如果军管会本身有缺点错误，不马上改过来，或自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有偏差，就很难把江苏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而且在这一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南京军区，省军区，二十七军这是主要的，当然六十军也有一部分，我希望这几个单位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很好讨论一下，江苏形势，究竟有哪些缺点错误，有多少，下决心改正，不要掩盖，虚心听取革命群众的意见。如这个问题解决得好，那就能够保证江苏文化大革命顺利发展，这是决定性的关键。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大家都要互相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很重要的。这是军队问题。　　　　
这三个原因，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再一个是造反派存在私心杂念，特别是领导人的私心杂念比较多，这是造成分裂的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有时在一个单位同时存在。　　　　
被打到上海的主要是工人，少数是学生，这样搞谁高兴？还不是走资派高兴！到上海去的有的把老婆孩子都带去了，现在天冷了，没有衣服，因为人太多，没有办法解决。被打到上海去的有五、六万人，最高潮达到十万人。安徽走的早些。这一方面，希望南京军区，省军管会，各地的军管会，还有二十七军要主动帮助解决，劝说他们回来。无论如何不能采取武装打回去的办法。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说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因为南京贴了大标语，准备开大会，提出 “打倒许世友”的口号。我们说这不符合实际，如指责许世友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个问题我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不符合事实，许世友同志没有反对过我嘛！至于四方面军的问题，那是张国焘的问题。是过去的事，张国焘负责。我看了你们的传单，完全是胡说八道。在延安罗瑞卿把许世友同志押起来，是主席下命令放的。我看了传单，说许世友同志反对毛主席，被关起来，是彭德怀放的，这是胡说。这完全是颠倒事实，颠倒了是非。是罗瑞卿关了许世友同志，主席放出来的。 （康老插话：许世友同志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解放战争和我在一起嘛，我是他的政治委员嘛。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兖州也好，打淮海战役也好，都是很坚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党的一个好同志。同志们要我介绍的话，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在抗日战争，在山东，以至于反对彭德怀、罗瑞卿，他一直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当然许世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有些可以说是严重的。但许世友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有正确的认识，他向中央表示，南京军区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负主要责任，愿意作检查。最近他身体不好，中央要他休息。（康老插话：文凤来同志、曾邦元同志要分析一下，你们是知道的许世友同志是一贯的反对江渭清的。）梁吴杜起来造反是他支持的嘛！那时候，他能站出来反对江渭清，支持梁吴杜是不容易的。在浙江问题上他提出的三点是完全正确的。（康老插话：在安徽问题上，许世友同志对严光同志保李葆华压八·二七，许世友同志提出的批评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看全部的传单，有些传单是很坏的，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攻击田普同志是 “南京的王光美”，说他到北京搞夫人外交。这样把叶群同志骂进去了，把江青同志骂进去了，而且把我也骂进去了。我不知道是谁搞的，这样的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给主席、林副主席送材料嘛！那么我们向中央送材料就是搞夫人外交，这不是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也骂啦！这些，南京的造反派没有人出来抵制，被派性压倒了。这样把我们党说成什么呢？我看了很生气，那里象个造反派讲的话。我希望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要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能敌我不分。那时有一股风嘛，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而且不去调查，道听途说，又没有历史知识，根据自己的想象就一定要打倒。最后，我给文凤来同志打了电话，北京给军事院校也是打了电话的。我当时讲一是会不要开，二是口号撤销。我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当时文凤来表示坚决照办。中央调查组做了工作。这证明造反派是听话的。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是算这个帐，只是说一说，当作一个教训就是了，利用这个机会说一说，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当然，这不排斥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批评，善意的批评，同志式的批评，我们是欢迎的。这对我们也是一样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铁路局系统代表的讲话　　　　
张春桥讲南京的大联合：　　　　
姚文元谈斗私、批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张春桥在江苏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三·五”指示就是标准，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具体落实到江苏的几条。按“三·五”指示，都应做自我批评。　　　　
（南京）军区有（南京）军区的账，省军区有省军区的账，廿七军有廿七军的账。我觉得还是应该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标准，搞自我批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张春桥接见第二十七军首长谈无锡文化大革命　　　　
（一）对部队加强毛主席革命路线教育，张春桥说：“你们二月份取缔革命组织时，对部队进行了教育，犯了错误，部队转过来不容易，现在“626”、“主力军”来了，对部队要多进行教育。　　　　
（二）作好工人队伍的工作，先使工人队伍联合起来，张政委说：上海工人联合了，没有谁能影响他的。你们无论如何先把工人队伍联合起来，可先把工代会搞起来。　　　　
（三）（提到革与保的问题）张政委说：革与保的关系是有这个问题的，但需要做历史分析。1.3事件以前，两大派是在革或是保，在非常鲜明。1.3事件基本上把保守派打垮了，后来造反派胜利了。原来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有些到造反派去了。情况就复杂了。每个大的组织，都有左中右，就是有坏人钻进了造反派，也要保护群众，把坏人揪出来，我们要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　　　　
（四）（当研究如何加强领导时）张政委说：你们可以多想一些办法，也可以学习山西省的办法，搞个政治协商会议。你们27军、空军炮九师、人武部和“九·二”、“主力军”、“626”等大小组织的负责人，在一起定期开会，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说：先联合，不一定马上把所有旗帜倒下来，那是最后的理想，名字不一定马上取消，可以待下一步。如果大家都觉悟到了，取消更好。现在有许多地方，先基层联合，自下而上，一个车间，一个工厂，一个系统联合起来，成立工代会。以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为方向，斗私批修为纲，实现革命大联合。现在先达成几条协议，作为联合的基础，纲领。　　　　
互相打起来都有死伤，打起来没有好拳，骂起来没有好言。是走资派挑动的，恨要恨走资派，要恨阶级敌人。有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看清，主观上还以为是革命的，群众有些误伤，这样被打死了当然是可惜的。这场大革命，一点代价不付不可能。这次代价最小。江苏武斗是比较多的地方，上海就没有那么多。大家想一想，三年解放战争付出了多大代价！抗美援朝战争将近三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也要三个年头，我们能一点流血都没有？阶级斗争嘛！有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嘛，我们内部也有阶级斗争反映嘛，免不了失手错打了人，有误伤。这种事要分成两类：一是打群架，打起来总会互有死伤。两派都打了，都不要怪对方。另一类是专门打人，用武器杀人，凶手，当然要抓起来交专政机关处理。暗杀更是那个了，当然不行。活埋，一定有坏人在背后出坏主意，安徽就有，是阶级敌人插手。象你、我，会去活埋人吗？把仇恨集中在阶级敌人身上。内部团结了，就找到出路了。现在，常州还在打，很紧张，铁路又不通了，沪宁铁路经常停车，上海、金华那边都通了就是常州这个关口过不去。我要向你们呼吁！今天请煤炭工业部，铁道部的同志也来了。现在淮南煤矿的煤运不去，你们那个关口过不去，影响上海冬季生产，影响整个五年计划。毛主席号召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你们要认真执行嘛！　　　　
康生讲话：　　　　
最近。我们接到云南的一个电报，报告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经验。他们在自我批评中斗私批修，打掉派性，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以便促进大联合。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检讨了有八条。这八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很好。我在这里向同志们介绍一下。第一，以势压人。就是以自己的力量压制别人。特别是在一个城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人多的那一派要注意。我在青岛听到机车制造厂有人自我批评说“我们有大国沙文主义”，就是说的以势压人。第二，唯我独左。就是我们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其他都是老保，以我为核心。这不是主席批评了吗，是最愚蠢的！第三，对干部你打我保，你保我打。反正从派性出发，（总理插话：这恐怕对你们有点写照吧！）第四，自己不作自我批评。讲是讲了，是叫人家作自我批评。第五，从派性出发，对干部也好，对群众也好，谁支持我，我就结合谁。是派性，不是毛主席路线。同我的意见一致的结合，不大一致的不想结合。第六，报复主义。你搞我一下，我搞你一下。第七，学习毛主席著作只针对别人，不针对自己。第八，对人家光看缺点，对自己只讲长处。这是比较普遍的。他们检讨这八条以后，原是按派系组织学习班，以后联合起来组织学习。这是云南一个地方（下关）的经验。主席看了很好，比较简明扼要地把派性，阻力检讨出来了，希望同志们作自我批评时参考。　　　　
总理：刚才军区来的二十一位同志在门口要求接见，我们准你们进来了，但要告诉你们一条，你们有意见可以到军队会议上提，但不能到地方去串联，不能把它带到地方上去扩散。军事院校的同志应该回去搞斗批改，你们到处扩散就不好。军区，军事院校不干涉地方，地方也不介入军队，这是军队的事情。中央早有指示了。（军区同志：我们要求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议。）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参加军区的会议，有意见在那个会议上提，你们要守纪律。你们遵守不遵守呀？（答：遵守，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希望你们不要到西苑旅社去扩散。（曾邦元插话：也不能参加地方武斗。）对罗，更不要参加地方武斗。（军区同志有人讲：我们司，政，后的代表也都到了。）你们都参加军队会议，不能挑动武斗，你们要守纪律。联络组同志要注意监督。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中央首长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　　　　
总理：　　　　
你们明知许世友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一月以来多次……许世友同志讲话。同志们知道，主席、林付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缺点！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有缺点嘛！但他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是大节嘛！当然，你们21个人年青，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有些老同志嘛！　　　　
康老：不要听信谣言。　　　　
杨代总长：主席讲：许世友在延安没有反对过我嘛！　　　　
总理：四方面军的事情，那是张国焘指挥他们东杀西打，下面不负责任嘛！罗瑞卿为了制造分裂，把张国焘问题扩大化，利用这个制造派性，把许世友同志关起来了，是毛主席放出来的。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好训人，但是他不是江苏刘邓的代理人，江苏的走资派是江渭清、彭冲、陈光嘛，还有其他的，不是他嘛。　　　　
康老：许世友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这是一个大节嘛！你们的“决定”，实际上是针对他的嘛！他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从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看，对干部要全面看，从历史看，看大节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总理：大节好嘛！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说：　　　　
从这三个地方汇报看出来，也听出来了，协议定了，本来应该很好执行，但总是受到干扰。一个就是没有按系统联合，一个就是学生去干扰。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首先按系统联合起来，协议执行就有问题，只要一个学校干扰，就会影响工厂。如工厂联合起来，就不会受干扰了。各省都是这样，江苏也是这个问题。我记得十一月十八日的号召，南大很快达成协议，提出退出工厂，但实际上这个协议没有实行。南大八·二七还到各县去串连嘛！上次说了，不要到工厂串连，也不要到各县串连，现在要停下来。一个学校不能包办。文化大革命开始串连是对的，那是起了带头作用，破旧立新嘛！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我们是忘不了的，在文化革命历史上要大书特书一笔。但是到了今年，情况不同了，夺走资派的权，应该以工人为首了，上海就带了头嘛！如果运动的领导者是学生，就不稳定，就会摇摆，最容易受社会思潮影响，出现无政府主义思潮，派性发作，忽而极左，忽而极右，就不能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江苏之所以拖到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现在看的很清楚。南大协议，首先达成，希望南京大学做个表率，协议要执行嘛！你们是受过压制的，你们回去，你们的贡献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和你们都个别的谈过嘛，如果把手伸得很长，又要管工厂，又要管各县，就象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北师大等五大院校要管全国，手伸得很长，结果自己管不了自己，还得收回来。　　　　
常州应该把协议修改好，戚墅堰铁路机车车辆厂与地方分开，单独搞个协议，树立个样板。扬州工人虽少，但总比学生多，不要被学生支配。师范学院你们叫鲁迅大学也好，都要复课闹革命，建立红代会，职工搞工代会，农村搞农代会，按照中央十月十七日通知，按系统大联合，不要去干涉地方上的事情，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以斗私批修为纲，特别是要斗私批修。　　　　
我希望今年年内解决，南京也好，常州、无锡、苏州、扬州、南通也好，都要做出榜样来，那能拖这么长的时间！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嘛！军队一定要把军管搞好，铁路，交通都要实行军管。港务局无论如何要军管。如果你们认为军管有的人员不行，我们可以换人嘛！但你们一定要服从军管。军管会的威信一定要树立起来。毛主席，林副主席派的人，权威一定要树立起来。一定要把军管会的权威树立起来。明天我再找部队少数人谈谈，军管会没有权威怎么能行？！搞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没有军管会这个桥梁怎么行？！　　　　
铁路交通系统要脱钩。但你们笼统的提脱钩也不行，还是要工人阶级一个地方，一个单位觉悟起来，组织起来。铁路系统，交通系统要脱，各地工人要联合起来，多数的要欢迎少数的，象解放军欢迎新战士一样欢迎他们回去。因为都是阶级兄弟嘛！有缺点各自作自我批评嘛！简单的说脱钩，不那么容易，要达成几条协议。订协议要双方都能做到，不是用对自己有利的去压另一派。铁路系统的人到铁道部，交通系统的到交通部去谈，我同意，可暂时住西苑。脱钩要积极脱，要有几条协议保证，谈好再离开代表团。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铁路运输系统造反派和军管会代表以及南京大学两派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南京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关于南京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希望南京大学各派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　　　　
目前，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应该立即回到本校去，根据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所阐明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复课闹革命。要认真学习和确实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校的斗、批、改。　　　　
要以执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实际行动，来推动南京市和江苏省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驻江苏部队和镇江市代表的讲话　　　　
康老说：关于镇江问题，由李作鹏等同志同南京军区的同志共同来帮助解决。镇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很坦率地讲，你们那个地方两大派由于派性发展，社会上的派性影响到部队。部队意见不一致，军队的派性也影响到地方。因此，中央很关心江苏省的问题，镇江是江苏省的一个重要城市罗。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中央希望，南京军区能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希望你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首先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大力促进、巩固和发展南京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荣任务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国务院，中央文革给南京市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的贺电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许世友在南京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许世友：　　　　
今天大家谈的气氛非常好，大家都在用脑考虑问题。不像过去没有敢把大家放在一起，大家都虚心了。自从上次和大家见面后，我就没有管过事。杜方平、高小平是坏蛋，是黑手就应该斗，一切责任要向黑手，是他们在搞鬼的。同志们对以后想了很多，怎么办？ 这些意见都很好，成立革委会要很好学习上海，特别是报纸，《文汇报》跟中央跟得很紧，我只看《文汇报》，《解放日报》只发了30万份，《文汇报》发了60万份还不够。江苏南京的问题要搞好，关键在头头，你们说要搞好就搞好了，你们说要搞坏就搞坏了。抓黑手、抓坏人一定要自己搞自己的，自己清理自己的组织，否则就要乱。上海的经验你们要很好的学习，我们虽然比上海推迟了一年，但也有好处，经验教训要多一些。红总方面受了杜方平的骗，八·二七就没有受高啸平的骗吗？现在要向前看，要顾全大局。军管会要硬一些，对一些坏人、杀人的、破坏的、强奸妇女的，该抓则抓，该捉则捉，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反复，因为你们的联合就是敌人的完蛋，敌人是不甘心的，干部问题应该联系调查，这样好，干部解放要联合解放，坏人也要联合审查，现在干部要照顾到整体，要有全局观念，这是你的，那是我的，应该是国家的，我们都是国家的人，山头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否则你们的山头一下子也搞不好，红军也有山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起来，一定要照顾到大局。　　　　
对南京的问题我一直不管，生病去了，今天我是来了解一些情况的，今天的气氛很好，你们派性少了就好了，群众是要跟毛主席的，你们的思想落后于群众，群众就会把你们抛掉，你们不能掉在群众后面，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曾邦元同志反映现在有骄傲自满情绪，有什么骄傲，现在才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要提高警惕，要注意小资产阶级派性一定要抛掉，有派性，组织上联合起来实际上并没有联合。现在还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一定要打倒，它是破坏大联合三结合的，有无政府主义的人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一切他自己说了算。　　　　
上海把坏人拉出来，挂牌子，戴高帽子进行斗。这些人你不打击他，他就打击你。你们这些头头也要特别注意，弄不好有人暗杀你们的。军管会要大抓毛泽东思想学习，在组织上要抓好干部，对杜方平、高啸平的斗争，还是联合起来斗，这样比单独起来搞好，斗坏人不能联合还能联合起来组织政府吗？杜方平是前线指挥官，他与林杰有关系，杜方平后面还有杜方平。你们八·二七没有上高啸平的当吗？我看是上过当的。你们在北京四个月，我去过一个月，是住在主席那里，你们见不着。你们关心我的身体，老是自然发展规律。我今天讲的可能是主观主义，过去打，现在不打就算了吗？你们犯了一点错误，接受经验教训就行了吗？我们犯的错误比你们多。　　　　
　 　　　
四、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江苏是我国东南的重镇。江苏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艰巨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把江苏省会南京作为他们进行血腥的反革命统治的巢穴，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被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所摧毁。这就是象我们的统帅毛主席当时所说的那样：“百万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江苏省人民群众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江苏省的面貌为之一新。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利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省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互相配合，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江苏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关于“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教导，对这些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英勇的斗争。经过了反复的较量，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特别应当指出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苏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了卓越的新功。人民解放军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江苏的胜利，起了很巨大的作用。　　　　
中央批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许世友同志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报告中所提的副主任及常委名单。　　　　
中央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继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江苏省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暨江苏在京学习班的讲话　　　　
许世友：　　　　
刚才姚文元同志读了主席，中央的批示，中央一系列指示，我们只有坚决照办，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胜利进行到底！我们活着做毛主席的人，死了做毛主席的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有人想搞什么鬼名堂，陷害毛主席，陷害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我们就对他不客气，叫他人头落地，就和他干到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江青：　　　　
我想讲一讲国际国内形势。目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一片财政混乱状态。这就从上两个月英镑，美元贬值开始，黄金出现了两种价格。美元一贬值，就要囤积居奇，抢购物资，物价上涨，工厂倒闭，人民生活就要发生困难，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国内究竟是什么样的形势呢？我们国内货币稳定，人民的基本生活是稳定的，这在全世界还找不出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众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讲这么两句一对比，就看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一贯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不同。帝国主义出现了二、三十年来没有的混乱。敌人混乱，对我们来说就是胜利！就是大好！　　　　
那么国际形势如此，国内形势也大好。江，浙是祖国富饶的省份，目前形势也大好。这在同志们今天的热烈情绪上就可以看出来。从不打不相识，到现在在一起成立革委会，不是形势大好吗？但是在大好形势下，敌人是不是就睡大觉呢？就不活动呢？不能这么说。也还是有曲折的，有某些反复的，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是正常现象。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贯串着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那就是“左”倾，或叫极左，形左实右和右倾分裂主义，我们就是和他们不断进行斗争，不断前进的。在大好形势下，我提醒同志们，在目前来自敌人的干扰，右倾保守，分裂主义是主导，而不是形左实右，这不是说他们没有表现。去年下半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击退了形左实右以后，也可以说击溃了钻进我们心脏的刘、邓、陶、彭、罗、陆、杨的爪牙以后，右倾分裂主义苗头就开始了，到今年右倾分裂主义便大肆活动，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相当可观，表现在为“二月逆流”翻案。同志们知道什么“二月逆流”吗？从前年冬到去年二月，蹦出来个谭震林，他是“二月逆流”的干将。他跳出来把锋芒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企图搞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搞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他和形左实右是一脉相承的。目前他们跳出来想翻案，我们藐视他们，要他们跳出来，不跳出来不好，你们说要不要让他们翻案？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叛徒。特别要点他的名，是因为我过去保过他，他在江、浙有一定市场的，我提醒同志们要警惕！去年春天他就在这里干不正当的勾当，利用他在新四军的关系活动，今天有重新告诉同志们的必要。另外，过去中央文革这个班子，就是刘，邓留下来的班子，个别坏人隐藏下来，干了些坏事，现在把他们揪出来了，不能再干扰了，他们利用这个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企图否定革命小将的功勋，否定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军队要不要把他们打倒！同志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他们要动摇新生革命委员会。你们现在正在成立革委会，一个新生事物，缺点错误总是难免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不要上坏人的当去动摇她。这个新生事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现在我们提出，在革命的过程中，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动摇瓦解我们，要向他们进行斗争。同时，也要防止“左”倾冒险主义。这两“极”是一脉相承的。我只讲这么一点，供同志们参考。　　　　
总理：　　　　
同志们，今天姚文元同志宣读的中央批示，很快得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我们向大家庆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鼓掌，口号）今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整装待发，急着回去开成立大会，这是一件大喜事。　　　　
刚才江青同志说的很对，我们首先应该从形势看问题。形势大好，世界一片大好，尤其是中国形势大好。敌人一片混乱，帝国主义金融，财政危机，赤字上升，通货膨胀，四十年来未闹过这样大的金融风潮。现代修正主义者开了一个二月黑会，报上也评论了，也是支离破碎，矛盾重重。帝、修、反在一起，美帝，苏修的指挥棒不灵了，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革命人民的日子越来越好。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我们要夺取全面胜利！（口号）兄弟的越南人民在中国人民支持下，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前后方配合得很好，仗打得很好，美帝、苏修日子更难过。现在中央批准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是第十八个，在中央等着批的还有四、五个省，照这样，三、四月份二十九个省市基本上可以全部成立。南京是蒋介石的首都，十九年前解放了，现在文化大革命又取得了辉煌胜利。从上海一月夺权，到现在江、浙两省成立革委会，全国人民是很高兴的，敌人是恐慌的。我们就是要敌人恐慌，美帝、苏修要捣乱，他们也要考虑考虑，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如果他们冒险，就会彻底灭亡！（江青同志领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台湾！）谁要挑衅，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我们在这样大好形势下成立革委会，江苏四千七百万人民，要在江苏省革委会的领导下，首先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大叛徒刘、邓、陶、彭、贺、彭、陆、罗、杨、谭震林以及他们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大批特批，批倒！批臭！（口号）把两条路线斗争进行起来，就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进行大批判，对广大的群众教育就更深刻了，就更好地推动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从这个关键问题着手，不要忘记当前形势。　　　　
第二，从去年冬天到今春斗争有反复。去年的“二月逆流”，他们想恢复旧秩序，经过半年斗争，批臭了，后来极左思潮，“五·一六”形左实右闹了几个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声号召，就击退了，钻进几个坏人，中央文革自己挂起来的，感谢中央文革劳苦功高的同志。极左批了，右的又来了，老保翻天，反攻倒算，总有一小撮兴风作浪。可以肯定，只要中央文革一声号召，马上他们就垮台。目前在北京街上可以看出这一小撮人在活动，搞右倾分裂主义，不会不影响到江、浙、上海。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是，反动的就要打倒。只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就能推进江苏各地、市、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对敌斗争。江，浙，安徽处东南前线，曾是蒋贼财阀统治地区，南京曾是国民党的巢穴。要有敌情观点，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间谍，都要提高警惕，他们要干扰，他们闹不起大事，但可以干扰我们。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我们对敌斗争眼睛就亮了，对敌斗争就会节节胜利。南京大军区，不仅管江苏，而且要管上海，浙江，安徽。江苏是东南重镇，很重要。所以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好好地进行斗争。　　　　
第三，批准的常委名单，没有批满，三十九位名额，只有二十八位，还空十一位。主任就是大家热烈欢迎的许世友同志，副主任七名，有可能多一些，有的省九名，十几名。副主任，还有十一位常委没补，军队、地方名额都未选齐，尤其是群众组织的代表，还没有选为副主任的。提议副主任改为若干名，另几名待补，究竟选几名由常委讨论，逐步充实，不要仓促定下来。浙江采取这个办法，江苏也可采取这个办法。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懂得大联合的重要性。人民解放军支左不支派，所谓支左不支派，是不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而要支无产阶级革命派。　　　　
第四，拥军爱民问题。这是毛主席所号召的，刚才江青同志说了，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去年“九·五”江青同志对安徽讲话，以后又接见红卫兵讲了。根据毛主席三相信，三依靠的指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事物，要巩固加强以毛主席为主，林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红卫兵要在拥军爱民中表现出成绩。过去这方面有反复，不仅有正面的，还有反面的，这种反复不仅过去有，今后还会有，这有好处，反复，取得经验教训。靠什么解决？林副主席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思想作为标准。拥军爱民要双方作，人民解放军最听话，犯了错误，一声令下，马上就改，改了就好。世界上那有这样好的军队！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才有这样举世无双的军队。这一点，江苏驻军，六十军，二十七军，一个去江南，一个去江北，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还有其他军种，兵种。犯了一点错误，改了，为人民群众所欢迎。　　　　
最后，江苏已成立了革委会，上海要与浙江，江苏配合起来。生产要有煤，运输要畅通。农业生产去年增产，今年江苏麦情好，在座的几位女同志，都从公社来的，她们清楚。农业好，工业只要革委会抓，一抓就灵，江，浙工人阶级抓革命促生产一定能上去，把安徽带上去，在全国起作用。　　　　
康生：　　　　
江青同志讲，当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分裂主义，极左思潮也要防止。实际上，形左实右，北京有，南京也有。现在有一小撮替“二月逆流”翻案，替“二月逆流”的头子谭震林翻案。要坚决打击他们，不让他们有任何活动。江青同志再三讲了，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毛主席最近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搞山头，搞宗派，要搞全中国的大山头，要做革命派。革委会成立了，委员们千万不要带山头主义思想参加革委会，要当四千七百万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委员会是红色政权，不是各派联合会。不管哪一派，哪一种山头，只要真正实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样的人就要相信，依靠。要消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加强无产阶级党性。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机构，有缺点要帮助改正，新生事物难免有缺点，不要认为这个人犯错误，动不动就打倒。这是无产阶级权力机构，不是各派联合会，要好好地爱护，帮助。　　　　
周总理讲要拥军爱民，中央批示中也讲了，我几次对江苏讲话中讲过，我是共产党员，有义务为一些老同志讲好话，不管一小撮反许世友同志，我和许世友同志一起工作过，许世友同志是热爱毛主席的，热爱林副主席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今天证明我这个话没有错！同志们，错了没有？（众：没有。向许世友同志学习！向许世友同志致敬！）我不是说许世友同志没有缺点错误，他是共产党员，有很好的品质，他有缺点错误就敢公开承认，就改，这点要向他学习。中央批示中说，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觉得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革委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有保证的，他不会搞阴谋，不搞两面手法。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拥军爱民。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天翻地覆慨而慷──热烈欢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五、江苏省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１９７０年４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一九七0年八月，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５·１　６”　分子１０８人，点名“５·１　６”　２４８人，挂上“大名单”的“５·１　６”　嫌疑分子１１５４人，共有１５６０人卷入了“５·１　６”　漩涡。其中有２１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１９７１年1 月，省五七干校的人数占省级机关干部的６０％以上，因此干校承担了省级机关清查“５·１６”的重任。　　　　
１９７１年省五七干校有３０００多人，除原在干校搞“斗批改”未分配的１０００多人外，其余是在清查“５·１６”开始后陆续进来的。　　　　
１９７１年２月，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５·１６”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５·１６”。靠边审查，　　　　
这一突破为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５·１６”开了先例。省“二办”奉命抓紧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５·１６”问题的对象。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７２％，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３８％，十五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４１％，地市一把手中占６９％。以此为依据加紧了对各级地方领导干部的迫害。　　　　
１９７１年４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１００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５·１６”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　　　　
首批进干校的省革委会常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１０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其他涉嫌“５·１６”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已经下放在南京钢铁厂的６０多名干部也被装上卡车押进干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干校。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迟明堂隔离审查，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　　　　
１９７１年底，干校３０００多人中，点名为“５·１６”审查的有１６００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４００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８０％以上。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５·１６”的营地。　　　　
　 　　　
１９７１年６月，省级机关在职干部被打成“５·１６”的占３３。４％。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５５．５％，处级干部占４２％，一般干部占３０％。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省级机关在职干部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多达２４００余人，连同已经打成“５·１６”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７０％以上。　　　　
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４５人中有２５人打成“５·１６”，其中有８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５·１６”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５·１　６”　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４３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外面来人联系工作，除派人监视一楼值班室，还在三楼放了望哨监视传达室。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５·１　６”　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５·１　６”　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消息传开后，好几个月谁也不敢来省农业局。　　　　
省农业局６４名“留守人员”，有３９人打成“５·１６”。打成“５·１６”的局领导占６０％，处室负责人占６２％，党支部委员占８０％，党员占６４％，党支部几乎成了“５·１６”支部。
　　省科技局被视为“５·１６”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５·１６”的重点。１０００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５·１６”关押１００多人，逼死５人，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４００多人。有的科研单位１００％的科以上干部和８０％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５·１６”。
　　省科技局在清查“５·１６”最紧张时，直属科研单位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１９７２年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大面积集成电路新工艺，组织了科研所、高校和工厂的科技人员三结合试制队伍，经过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关键时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参加科研的师生，奉命回校参加深挖“５·１６”，科研课题中途而废，使２００多人辛勤劳动，投资５００多万元试制出来的设备束之高阁。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被南大一位被打成“５·１６”骨干的人泄愤检举。江苏省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怀疑，一位被审查。　　　　
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２９８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８４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１１名。　　　　
　 　　　
１９７１年６月至１０月，南京市被认定为“５·１６”大本营，将清查“５·１６”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　　　　
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２万多人的清查“５·１６”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３９００多个、２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２０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１２００多场，收到举报材料２万多件。　　　　
４个多月内就有５０００多人打成“５·１６”，其中骨干６００多人。　　　　
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５·１６”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　　　　
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５·１６”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　　　　
原副市长房震戴上“５·１６”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　　　　
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５·１６”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３００多名“５·１６”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５·１６”。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６００多干警，１５９人打成“５·１６”，逼死４人，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４００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
　　市革委会机关４５０余人，至１９７１年底已有１０７人打成“５·１６”，加上挂上“大名单”的２００余人，也占７０％左右。
　　华东电子管厂在一个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５·１６”问题，并检举揭发别人，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５·１６”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５·１６”。　　　　
１９７２年底，南京市２万多人打成“５·１６”，逼死３００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３３人自杀身亡。　　　　
　 　　　
１９７２年底，盐城地区原地委常委１３人，打成“５·１６”的６人，挂上“大名单”的４人；　　　　
中层干部８４人，打成“５·１６”的４３人，占５１％。　　　　
地区公检法机关５００余干警，打成“５·１６”的３２７人，占６５％。　　　　
　 　　　
六、无锡市文革进程　　　　
　 　　　
（一）革命群众批判无锡市委路线错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由轻院631班的学生首先站出来，在校园内贴在了第一张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　　　　
贴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了“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无锡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学校控制学生运动，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由市委副书记吴镇来到轻院，发表了他对大字报“不反对”，“不支持”的观点，在轻院内宽大的讲台上，全校师生经过了一整夜的大辩论。在辩论结束后，代表院党委的领导发出通知，把一切支持党委的师生全部集中。与此同时，凡坚持造党委反的师生员工也同样发出通知全部集中，二派不同观点的师生阵线分明。坚持造反的师生以大辩论的日期为标志，建立了轻院“　6.26”　造反兵团，　　　　
　 　　　
一九六六年七月，无锡市第一中学的学院内，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真在熊熊燃烧，前一阶级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领导指引下进行的。工作组根据档案中的记载材料点XX老师，XX职工是“叛徒”（汪澄曾参加过抗日军政大学）“坏分子”孙希民（原是清华大学优等生，据说有生活问题）“右派”张其栋等由革命师生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声讨批判。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无锡市第一中学由学校的学生会主席，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等一大批在校学生中的优秀生，上百名学生，联名贴出了《张其栋是位好老师》的大字报，这张与工作组唱反调的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轰动全校，由此引起了校党支部和工作组成员的震怒。、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无锡市第一中学工作组组长立即找了一位姓王的在这张大字报中起重要作用的学生去谈话，工作组组长先是铁青着脸，对王同学一顿训斥。最后开导地说：“今天我看你年纪轻，好多事情还不懂，这次文化大革命按刘少奇同志的要求，就是‘反右’斗争的继续，先让‘右派’分子跳出来，暴露、暴露，然后一网打尽，你知道高二班有多少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大字报上签名，你和他们同流合污，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党报称你为革命小将，你对得起党吗？我今天就是代表党找你谈的，希望你悬崖勒马……。”王同学受到了工作组的训斥，退出工作组办公室门后，便将工作组的训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同学们。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无锡市第一中学由该校学生陈友根（以后是该校红卫兵头头之一）贴出《告全校革命师生书》呼吁革命师生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工作组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问，还责令学校党支部立即向全校师生传达毛主席的春节指示（即64年春节，毛主席就教育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无锡市第一中学校园内出现了万炮齐轰校领导和工作组，第一次出现了三百名学生的联名大字报，这使学校党支部，工作组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无锡市第一中学，当这位姓王的学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提笔构思新大字报的内容，刚提笔写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这十一个字，工作组组长带了5.6名工作组成员闯进了教室，一把抢去了王同学手中笔，桌上纸，凶狠狠地把他带进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工作组长十分严肃地宣布：“你向党进攻，反党支部，成了大胆妄为的反革命。现在我宣布，撤消你团支部书记职务，隔离审查，从现在起，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　　　　
接着被几名工作组成员押进学校的宿舍大楼，看押在其中一间作为临时隔离室，责令王同学交代反党材料，从这天起校园内有的大字报被全部撕毁，换上了全新的大幅标语。“坚决粉碎陈、王向党的猖狂进攻。”，“揪出陈、王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陈、王必须向全校师生低头认罪”等等。　　　　
　 　　　
一九六六年七月，革命的师生为了他们取得合法地位，被迫步行北上告状，直至南京后返回。　　　　
以后将“轻院”改名为“长征大学”。在大辩论中击败了工作组所推行的“资反路线”及保皇势力的围攻，全市各学校的造反红卫兵揭竿而起，成立自己的造反集体；　　　　
    无锡市轻工业学院为“长大6.26造反兵团”　　　　
    无锡市一中成立“红革会”　　　　
    无锡市二中为“七.五造反兵团”　　　　
    无锡市三中为“红旗造反兵团”　　　　
    无锡市二女中“红革会”　　　　
    抗大财会战校“毛泽东思想”一反到底战斗兵团　　　　
    锡师：“　8.18”　　　　　
    机床“　4.15”　　　　　
    印染厂“锡印九、一九”　　　　
……　　　　
这些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无锡市成立了他们的总部-无锡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　　　　
轻院“6.26”兵团是他们的老大哥；在文革的历次斗争中，轻院“6.26”兵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就自然地使轻院“6.26”兵团成为无锡文革的“龙头”。故而“六派”，就成了无锡造反派的代名词。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无锡市第一中学高二丙班《红卫兵》战斗小组的“宣言书”　　　　
“战鼓咚咚，红旗飘飘。”　　　　
在这振奋人心的日子里，喜讯频频传来，所有这一切是那样激励我们去战斗，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如雨露，滋润着我们干裂的心田；像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坚决打到哪里，我们最爱毛主席，永远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强烈的革命愿望，使我们积极投身到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大风大浪不可怕，我们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经受考验，增长才干，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经风雨见世面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游泳难免要吃水，前些日子里，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往我们头上乱套，他们说我们要“暴动”，骂我们“狂妄”，还污蔑我们有“反党野心”，他们趁机会进行阶级报复，揪住我们工农子弟不放，肆无忌惮地整工农子弟的“风”，把我们的行动污蔑成“妖风四起，乌云翻滚”，他们转移斗争目标，在学生中进行大混战，他们实实在在地对贴党支部大字报的革命师生进行反革命的大围攻，大镇压。　　　　
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阶级仇，血泪恨，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比忠诚，我们是天生的“大头”，“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显得实在太小，是戴不上我们的头颅的，我们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能做到甘洒热血，甘捐身躯。　　　　
有人认为，给我们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加了那么多的压力，造了那么多的谣言，进行了那么多的批斗，我们就会安分守己了，缄口沉默了。告诉这些人，你们完完全全地想错了，我们要继续战斗，要坚强地战斗，更聪明地战斗，战斗就是我们的生活，压是压不服的，吓是吓不倒的，我们要继续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敢想，敢说，敢闯，敢造反，敢革命，坚决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到低，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阳光照耀下，忠实地贯彻《十六》条，为三大任务而战斗。　　　　
为把我们的学校办成抗大式的共产主义学校而战斗，这是我们的行动和准则，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造自观世界，跟全校师生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共同战斗！　　　　
我们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红卫兵！　　　　
我们誓做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无锡市第一中学高二丙班《红卫兵》战斗小组，　1966年8月15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由无锡“抗大一机校”的红卫兵小将揪斗他们的当权派而去市委施加压力逼市委表态，要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　　　　
在市委的指挥下，最后在“老红卫兵”等保守势力的围攻下，以失败而告终。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在无锡市委的指示下，发动了全市工矿企业中的工人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向市委“慰问”，参加慰问的队伍红旗飘飘，呼喊着“誓死保卫市委”的口号，声势浩大的游行。　　　　
在短暂的几天里“坚决支持无锡市委的正确领导”，“誓死捍卫无锡市委”，“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等大幅标语，大字报贴满了锡城市中心的“三阳”街头。造反的红卫兵一下字跌进了深谷。　　　　
　 　　　
一九六六年九月某日，无锡市“拱北楼”面店的工人曹桂宝以“卜岩”的笔名，写成了“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贴上了“三阳”街头。这张在全市工人中第一张支持学生的大字报似一枚炸弹爆炸，震动了全市。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在无锡市“三阳”街头的人行道上搭起了临时的木台，作为“大辩论”的讲台，晚上灯火通明，那些市民，下班后的工人，人山人海地围挤在台下，都想去听听双方辩论的观点。　　　　
在这个“论台”的附近，有人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混蛋”的对联，这种鲜明的“血统论”者代表了文革中的一股势力。在辩论的现场，谁想上台发表观点，台下先有人发声质问：“你什么出身？”如果上台人回答：“工人”，或“贫下中农”，这还可以让你说话，如果说：“出身小业主”台下立即吼叫：“滚下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卜岩等人压力重重，于是在辩论中结识的志同道合者联合起来，总共集结了81人，有工人，学生组成一个小的战斗集体，取名为“星火战斗队”，队长是江汛，指导员是卜岩，韦晓鸣是卜岩的所谓”秘书”。　　　　
步行上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无锡文革的情况，“星火战斗队”到达北京后，受到了国务院接待站的接待安排，并且还赶了毛主席在天安门第四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盛况，这一下他们受到了鼓舞，造反的劲就更高涨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卜岩等人返回无锡，仍在“拱北楼”门口的台上向全市人民“汇报”，“我们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红光满面，身体健康，毛主席支持我们红卫兵，造反派一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台下的听众不断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由“星火战斗队”的秘书韦晓鸣，根据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发来的函件精神与无锡市人委（市政府）副市长XXX谈判，经市人委批准，成立“无锡市红色造反军总司令部”（后改成”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在三皇街“工人俱乐部”树起了“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的造反大旗。　　　　
第一届“红总”中心组人员由卜岩，江汛，李希生（钢铁厂），何达明（国棉一厂），袁向东（建筑公司）周炳荣，等人组成。　　　　
红总第二届中心组成员，由：江汛，殷松勤，李希生，袁菊余（袁向东）。　　　　
第三届中心组成员，由：政治部金坤泉（党员），钱祖根（党员），殷松勤(党员)，陈胜度，陈志文。宣传部陆渭文，后勤部周炳荣等人。　　　　
“红总”下面的造反队员，根据何达明的建议，因为这次运动，工人阶级是这次运动的“主力军”这一层意思，所以称为“主力军”。“红总”的成立，下面各基层同观点的造反组织纷纷前来“挂钩”，“红总”的造反势力不断壮大，没有多长的时间，“主力军”队伍竟发展到十万之众。　　　　
其他还有与“红总”同观点，但又各自为政的造反组织，如：　　　　
占市内第二位的“野战军”，由名叫周雷的工人当“司令”；　　　　
“挺进军”“司令”果品公司的蒋俊；　　　　
代表失业工人的组织“10.18”。　　　　
“亦工亦农；　　　　
“造反兵团；　　　　
“红色公安战士”；　　　　
“无锡市机关革命造反团”；　　　　
“红艺兵”等等。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无锡市陆渭文在自己的工厂里，第一个贴出了“控诉党委对我的迫害”的大字报，将文革初期在党委发动下把自己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的怒气一瓜脑儿的吐了出来，并把“四清”时揭露某些厂领导的阴暗面全数地向全厂职工作了披露，并在厂内组织了第一个造反队，取名为“保卫毛主席敢死队”。　　　　
造反队与“红总”挂上了勾，随后，陆渭文被推上了“四兵团”（重工系统）头头的位置，直至67年1月进入了“红总”的中心组，成为“红总”宣传部负责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红总司令卜岩在与五军司令郑挺谈判时，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当面对郑挺说：　　　　
你们[工联]是保守组织，我们已经在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你们保市委和各级党委实实在在的是帮了倒忙，请你们理解市委的立场，市委是不能支持你们的。　　　　
还有”五军”，你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是立了大功的，党和人民是感谢你们的，但你们同样不要帮倒忙，希望你们尽快解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疗养好自己的身体，要不断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无锡市工联"在看不惯"红总"到处楸斗老干部，并任意挂牌，戴高帽子等革命造反行为的指导思想下宣布成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下午，无锡市工联集中了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市委大院，强烈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呼喊着“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强烈抗议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等刺激性口号，和大幅标语，激起了主力军的极度反感。　　　　
当”工联”的游行队伍进入市委后，一队”国棉二厂”的”红总”造反队员，举着<欢迎国棉二厂的”工联”队员回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幅标语，亦进入市委，当即被”工联”的队员围困了起来，有人报到已搬至原”总工会”的”红总总部”，并同时找来了市委书记韦永义和市长江坚，”6.26”的浦湘海也已赶到”红总”，几位头头在市委头头们在场的情况下，当即开了紧急会议，　　　　
因为”国棉二厂”的部分主力军被包围在最中间，无法脱身.为及时解救他们，先是由“卜司令”带了二名造反队员，从市七中挤进市委大厅，轻院的”　6.26”　浦湘海因为是学生，从大门进入市委，江汛从市委后门进入，这些学生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头头们，希望找到“工联”的头头们，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次冲突，结果遭到了围攻，愤怒的拳头，落在“卜司令”的身上，副市长顾玮璜为解救卜岩，以自己的身体拼命护着，戴在手上的上海牌手表也在混乱中被打落。　　　　
与“卜司令”一起进入市委的两名造反派队员，许建平，王国忠翻墙逃出包围，向“红总”讨救兵，“红总”派出了主力军的筑建兵团，和港务队等，同时许多单位的主力军亦问讯而赶到现场，救出了被围困在市委小礼堂的”卜司令”，同时，外三层，里三层地将市委围个水泄不通，围困整一夜。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无锡“工联”与上海“赤卫队”互相呼应准备数万人赴京告状，无锡“红总”接到上海工总司的电话，请求无锡“红总”配合上海工总司拦阻这批庞大的“告状”队伍，无锡“红总”派出了交通系统的主力--“海燕兵团“等队伍，从锡沪路开始，一直到无锡市区“五爱广场”拦阻了上海“赤卫队”六卡车的“上京告状”队伍，由铁路走的上海“赤卫队”经过南京时，在南京饭店被南京的群众组织阻击。　　　　
　 　　　
（二）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市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野战军”的周雷、“海燕兵团”的姜文泉，轻院“　6.26”　兵团浦湘海，会议是在航运公司的一艘编号为“　741”　的轮船上进行，故而历史上称为“　741”　轮船会议。会议一致同意：　　
一，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红总”，“　6.26”　“野战军”，“机关兵团”，市一中“红革会”，市二中“七、二，五”兵团，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抗大临革会”，等十七个群众组织组成。　　　　
二，由 机关兵团支持起草“监管会”文告，根据韦永义提议起草文告可与市委副秘书长邓平一起商量（后由邓平起草了三个文告）　　　　
三，立即召开一个有十七个群众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共同参加并承担监督管理的重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十七个群众组织联席会议如期进行，会议地点设在轻院“　6.26”　总部，由浦湘海支持会议，徐志纯讲了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及如何开展工作等要求。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在无锡市实行对市委，市人委进行监督管理，以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第二次十七个群众组织的联席会议在机关兵团会议室进行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督管理委员会”组成的勤务组，组长由“红总”的江汛担任，副组长，有浦湘海周雷，徐志纯，在监管委员会下设办事组，分市委监管组和市人委监管组，分别负责对市委，市人委各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与会人还一致通过了“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1、2、3号公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在无锡市市机关小礼堂召开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当天上午会议一结束，全体机关工作人员欢欣鼓舞，立即进入各自的办公室，开始准备工作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无锡市市委全体工作人员秩序井然地到机关上班。　　　　
　 　　　
(三)无锡驻军支左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早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解放军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社论，人们奔走相告，中央要派解放军到地方参加“三支二军”的喜讯，无锡市人民欢欣鼓舞。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无锡市联合监管会成员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等人满怀希望携带着“联合监管委员会的1、2、3、号通告，前往27军军部请示汇报，尤太忠军长亲自接见，在场的还有军部保卫处长王明清，和参谋林镇廉等4、5人。　　　　
尤军长听完徐志纯的汇报之后，当即表态”你们这种联合监督管理，是不撤底的革命，是改良主义的，我们不能支持，你们如象上海造反派向走资派那样夺权，我们坚决支持。　　　　
“　741”　轮船会议被定为“和平让权，联合办公”，在清查”　5.16”　的过程中，又定为了无锡造反派的”　5.16”　一大罪状。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支左”部队首先以武力取缔了无线电厂“　1022”　主力军基层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并逮捕该组织头头周XX。　　　　
　 　　　
一九六七年二月某日， “支左”部队宣布湖光仪器厂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以予取缔。逮捕“坏头头”。　　　　
　 　　　
一九六七年二月某日，“支左”部队宣布建材仪器厂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以予取缔。逮捕“坏头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全市红卫兵上街游行，抗议支左”部队宣布主力军一些基层组织为“反动组织”。　　　　
　1967年2月16日　，以“　6.26”　为首的数万无锡红卫兵在无锡大街小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在游行中高呼：“坚决支持工人造反派！”“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　　　　
“抗大一机校”的红卫兵事先得到了“支左”部队中的宣传处长王晏的警告，王晏说如果你们也参加这次行动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他们的头头在王晏的警告下屈服了。于是非但决定不参加游行，而且在行动上向支左部队倾斜，在以“　6.26”　为首的学生游行时，在大街上刷出了“6.26的大方向错了”的大幅标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红总”方面集中了三、四千的主力军队伍，前面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紧跟着由“红总”宣传部负责人陆渭文扛着“红总”大旗在前领头开道，从学前街“红总”总部门口出发走中山路，崇宁路，经市公安局门口，绕道返回，游行队伍一路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驻军部队出动了数十辆全付武装的军用卡车游行，并配有数十辆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高昂激烈的词语要坚决镇压“反革命”。镇压，镇压，再镇压!打击，打击，再打击!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午，支左部队一个武装连包围了“红总”，由无锡市公安局配合宣布“红总”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当场逮捕了“红总”主要负责人金坤泉，江汛，周炳荣三人，把“红总”工作人员的自行车堆集在一起拍成照片，把“红总”向市委领用的经费摊在桌上拍照，这些照片就是“红总”“抢劫”财物的“罪证”。“　　　　
　 　　　
一九六七年三月，尤太忠（27军军长）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　　　　
会议安排他第二个在会上介绍27军“三支二军”中的经验。　　　　
这一军队内部的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对无锡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四月，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周国彦、傅耀良等返回无锡，组织了“又来了”战斗队，无锡造反派又开始活动。一批以陆渭文为首的在公安局接受审查的“红总”工作人员也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7.5造反团” 贴出了要求“红无锡报”在三天内向全市人民公开承认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声明；贴出3天后，“红无锡报”仍无承认错误的动静。“7.5造反团”又派人去交涉，“红无锡报”仍不予理睬。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无锡市二中“7.5造反团”的第一批数百名红卫兵去“红无锡报”门中静坐的队伍，在匡建中的带领下，抬着写有宪法条文的标语牌出发了。　　　　
当天下午，　　　　
二女中红革会的红卫兵在沈红军带领下参加到了静坐示威的行列；　　　　
市一中“红革会”的红卫兵在马金山的带领下来支援了；　　　　
锡师“8.18”、八中“　8.18”　、二女中“红革会”、机床技校“　4.15”　、七中“　4.23”　、“抗大红旗”、抗大财会战校由李福阳带队下进入静坐现场，　　　　
“农机红旗”等全市各中学的红卫兵纷纷起来声援，并自觉地加入了他们的静坐的行列。　　　　
一批“6.26兵团”的大学生，也到现场，　　　　
“九.一三”火箭造反司法部为中学红卫兵们的静坐示威维持秩序，防止外人破坏。　　　　
红卫兵们的战旗一面面地增添，他们的队伍逐渐增加到几千人。　　　　
当天晚上，经过参加静坐的全体红卫兵的代表讨论，决定除了继续静坐以外，自愿以绝食抗议的形式强烈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红卫兵们不顾白天的烈日和晚上的寒风，静坐绝食；　　　　
从第二天开始，队伍中已经不断地出现有人昏迷倒地，但清醒着的人仍旧坚持斗争。　　　　
4月底，静坐绝食仍在进行着。这时候，随着北京反“二月逆流”斗争的形势的明暸，在27军干部内部对红卫兵静坐绝食的看法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表面上是以军政治部主任吴戈华为一方、以宣传处长王晏为代表的另一方）。　　　　
由于受到北京政治形势的转折和地方上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27军委派了作战处的解经伦处长出面与学生代表匡建中进行了谈判。由于绝食，谈判前匡建中已经接近昏迷。在接受注射了一支葡萄糖盐水后，匡建中向解处长阐明了学生尊重部队，同时又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的意见。经过两次谈判，解处长代表军管会承认了“红无锡报”在前阶段批判“　6.26”　是错误的，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谈判结束后，由各参加静坐绝食的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组成的临时指挥部宣布静坐绝食取得胜利。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下午，几千带着疲惫的身体和喜悦的心情红卫兵，返回了各自的学校和家庭。这次静坐绝食胜利结束后，静坐绝食临时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加上“6.26兵团”，开始组建无锡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红代会（筹），以此代替因被“二月逆流”的打击而自行解散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　　　　
　 　　　
一九六七年五月，驻军支左人员王晏找到了无锡机床厂主力军人员周锡林，在学生中找到了“无锡抗大一机校”的邹海根，树起“十三系统”（按行业划分）的造反组织。　　　　
一九六七年五月底，支左部队决定为“红总”平反，在狱中放出了金坤泉，周炳荣二人。江汛于67年8月出狱，金坤泉等人的出狱后，当即表态，“我不敢了，里面（监狱）日子不好过的。　　　　
在红总平反前，第四届红总中心组调整由金坤泉（挂名），陆渭文，殷松勤（党员），陈书刚（轻院老工人党员），章传贤（党员市劳模）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发生“火烧”小延事件，“六派”学生向“九派”学生发起进攻。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在无锡市体育场上召开了十万人的“主力军重震军威大会”。　　　　
上午九点，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这次平反大会的主力军群众们喜气洋洋，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唱毛主席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跟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红旗飘扬，几个月来放在口袋里的主力军的红袖套，从新套上自己的左臂。　　　　
陆渭文主持了这次会议，　　　　
会上由“　6.26”　兵团负责人浦湘海发言，由清华大学“又来了”战斗队代表众多的外地学生代表上台作祝贺词，在十多位代表发言之后，会议宣布结束。　　　　
经过了这段曲折，无锡地区所有的群众组织全部自动倒旗，全部同意称主力军，在这时“红总”的内部组织作了明确的调整，“红总”下属十二个兵团。　　　　
一兵团，（建筑兵团）下面还有辖管的小兵团。　　　　
二兵团，（财贸兵团）　　　　
三兵团，（纺织兵团）　　　　
四兵团，（重工兵团）　　　　
五兵团，（轻化玻陶兵团）　　　　
六兵团，（交通运输）　　　　
七兵团，（轻工兵团）　　　　
八兵团，（塑料系统）　　　　
铁道兵团，（无锡火车站）　　　　
电讯兵团，（电讯系统）　　　　
邮电兵团，（邮电系统）　　　　
市机关兵团，（市级机关工作人员）　　　　
主力军队伍号称三十万之众，实际估计在20万左右。　　　　
此时，支左部队支持的“十三系统”改名为“九、二革命串联会”（简称“九、二”）。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派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革派联总”），陆渭文任“总指挥”，徐志纯，浦湘海为“付指挥”。　　　　
在轻院内让十二位旧市委常委们同“革派联总”的代表坐在一起，进行互相揭发当时旧市委所执行“资反路线”，会议进行了三天。　　　　
第四天晚上在三阳街头，公开斗批十二位常委，向全市人民公开汇报斗批当权派的实况，同时还表示了“革派联总”方面企求让这些常委在全市人民面前公开亮亮相，取得全市人民对他们的了解和谅解，时局一步步地在向有利于“六派”方面发展。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九派”学生向“六派”学生进攻，在中途六派学生得到了主力军一兵团的拔刀相助使“九派”学生在砖头瓦片下头破血流的败走。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九、二’总部见‘红总’对他们的抗议不予理睬，反而把九个市常委藏起来，觉得‘红总’太有点猖狂了，立即决定进入战备状态。　　　　
(1)，成立武斗指挥部，聘请五位高级参谋，一位是军队转业的英雄团团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团参谋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坦克团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侦察处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师政治部主任。　　　　
(2)，挑选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组建四个基干团，担任应急任务。　　　　
(3)，选准‘红总’主力队伍，给予狠狠打击，以示警告。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晚，西门桥附近又发生了自发性的武斗，现场人头挤挤，这天正好“红总”有陆渭文，陈书刚等人值班，得悉在西门桥地区发生武斗，情况不明，这时由主力军群众来“红总”报告情况，并请求总部派队伍前去增援。当时值班的陆、陈等人因对情况不明，为避免事态的扩大，没有派队伍去增援，作出决定，明天（　6月20日　）组织主力军游行示威，目标是去军管会请求军方制止武斗的发展。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中午，主力军数千队伍按计划集结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军管会办公所在地--无锡饭店时，竟发现军管会人去楼空。　　　　
主力军建筑兵团受“九、二”攻击，同时“九、二”武斗队伍已包围轻院“　6.26”　，陆在人民路段得到二个消息，一方面派一部分人赶奔建筑兵团所在地救援，自己亲自率领500名左右的队伍赶奔轻院前去“解围”，以声势逼退了“九、二”队伍。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体育场桥发生二派冲突，“六派”派出队伍增援，“九派”已使用土制的燃烧瓶攻击，在这次武斗中有一名主力军群众躲在树上，可能是暴露了身份，结果被“九、二”一武斗人员将长矛从下向上对准这名“六派”群众，从肛门口内刺入，死于非命（这名“九、二”人员在文革后期被判刑）。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由无锡市印染厂技校学生（锡印九、一九）去无锡红星刀尖厂抢出一批向古巴出口斩甘榨用的古巴刀，领头去抢刀的学生陈X（文革后期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这批抢来的古巴刀当夜就武装了“六派”的武斗队伍。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晚上，在西门桥至“五爱广场”路段人头挤挤，大部分人是在马路二旁看热闹，一边是主力军占领的“绿阳点心店”，一边是“九、二”的重要据点“二、八”公社，这时有七、八个十多岁小孩子，他们自称为“红小鬼”，人们说他们懂事吧？不见得。说他们什么都不懂吧也并不一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可能认为“主力军”好“九、二”不好的“六派”观点，同时也受到了革命战争的思想感染，所以才会称自己是“红小鬼”，这批“红小鬼”究然大胆妄为，在“二、八”公社门口放火，他们与“二、八”公社的敌对行动立即受到“二、八”公社内“九、二”的驱赶。　　　　
“九、二”百名左右的武斗队伍处在被人群的包围之中。“九、二”战士倒在血泊之中，这次事件的结果“九、二”留下了9条死尸。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多钟，由无锡化工学校的几个学生，在荣院边上捡起地上的砖头往里面投掷，引起双方互为砖头石块的掷投战，以后化工学校的学生被砸开了头，血流满面。　　　　
下午4.5点钟，由“小猛虎”队出动对付荣院的“九、二”，接着又从轻院内开出一辆红色的消防车向荣院方向开去，在这辆消防车内除驾驶员之外，车内还坐着一位年仅14岁的少年名叫杨树华，当这辆红色消防车经过荣院时，被“九、二”拦截，“小猛虎”队的王明华见到车子被截，急忙上前一手手执单刀，一手抱着驾驶员逃离现场，小杨与车子便成了“九、二”方的俘虏。这个14岁的小杨在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敲掉了牙齿，抛尸在荒野。　　　　
下午5点多钟，在荣院内开出二辆“铁甲车”，前面一辆铁甲车在撞到了路旁二、三棵手臂粗小树之后，轮胎被卡住动弹不得，并且车身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第二辆铁甲车已逃之夭夭，周围围满了主力军的群众，陆见状就呼叫众人，赶快抢救，围观的人告诉陆“来不及了”，据说，车子被卡停后，立即起火，外面的人高喊：“缴抢不杀”。在车厢开处，先由一名“九、二”握着长矛冲杀出来，这第一个冲杀出来的“九、二”被人一刀砍伤，掷进车内，以后车里的人就抱成一团，死命不肯出来。待到第二天早上，火熄车冷以后，才从车内钩出了九具被烧枯的尸体。全车除驾驶员一人被主力军所救外，无一生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晚，“九、二”武装冲进轻院校内，对留守学校的少量学生发起攻击，烧去了校内的大字报棚，无伤亡。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在国棉二厂内二、三千之众的主力军男男女女，秩序井然的列队出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到达南京.　　　　
　 　　　
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南京军区一位主持工作的领导，指示尤太忠（军长）马杰（政委）吴戈华（政治部主任）三人到南京A、B大楼，解决27军‘支左’的问题。　　　　
尤太忠，马杰决定带王晏参加……”时间不到十一点钟，一位秘书带他们四个人进了B楼，上了二楼会议室，还有十几个人都已经等在那里。　　　　
那位领导说：今天请你们27军的人来，不是开什么会，是由我代表军区领导和江苏省军管会给你们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你们写的镇压造反派那个错误检讨问题。那个检讨我们都看了，觉得根本不像个检讨，不痛不痒，不象个样子。你们一点也没有放下架子，你们把人家一个几万人的一个组织给镇压了，把头头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几个月。你们还说这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理解怎么知道他们是反革命？这个检讨是谁写的？　　　　
吴主任指着王晏说：这是王处长写的。　　　　
领导瞪了王晏一眼说：你这个处长有点乱弹琴，把你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里，我说这是不理解，你愿意吗？还有什么不理解呢。你们本来就是出来镇压的嘛。不是你们招待所有人布置的吗。你们要好好地写，写不好就要被动，现在你们27军够被动的啦，把这么多人赶到外面来，听说你们还使用坦克打他们。同志哥，这太不像话啦！你们看现在全军，全国都说话啦。同志哥，你们争取主动吧！等着中央说话就晚啦。　　　　
尤太忠有点忍不住了，插话问：你听哪个说的我们开坦克车打造反派的？　　　　
领导说：还用听说吗？火车上，汽车上，大街上，大字报，小字报到处都写着，还问个啥卵球！　　　　
领导不太高兴地说：不管用没用坦克打，反正坦克是有的，反正他们是被你们打出来的，反正你们的检查要重新好好写。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加强，充实无锡军管会组织的问题。我们考虑，无锡驻军单位很多，他们应该参加军管会。空十五师，炮九师，无锡人武部，工程兵，还有海军航空兵，他们都应当参加，这样有了事大家商量着办就好了。只有你们27军一个单位包办，这样不好，你们回去做个准备，过几天他们的人就到了。　　　　
尤太忠说：你不要学着文绉绉的说，你不就是要给我们掺沙子吗。　　　　
第三个问题，是民主作风的问题，听说在取缔“红总”的时候，吴主任就不赞成，你们硬是不接受他的意见，结果搞到这个样子。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听说吴主任坚决主张“转屁股”全部支持“红总”，解散“老保”，你们还是不听，反而把“红总”打跑出来，同志哥，不行啦！军管会里搞那些没有路线觉悟的人，不是坏了事吗？应该把他们请出去，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把手一挥说完了，老尤，你看还有啥格说话。　　　　
尤太忠说：“马政委，你先说吧。”　　　　
马杰说：（1）关于检讨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写，（2）关于“红总”是打跑出来的，还是有人指使他们撤出来的，是会搞清楚的，（3）关于坦克的事，请领导上打个电话问一问装甲兵部，不就清楚了吗？（4）关于吴主任提出“转屁股”的问题，我们军党委讨论过多次，觉得屁股绝对不能转，若是军区党委认为一定要“转屁股“，就请下个文件，我们照着执行；如果哪个领导个人意见，我们是不会执行的。（5）关于驻锡单位都参加军管会的问题，请军区与他们联系好，他们提出名单，什么时候到，我们都欢迎。　　　　
尤太忠说：“我完全同意马政委的意见。”然后转身问王晏：“今天谈的都记下了吗”？　　　　
王晏答：“记好了。”　　　　
尤太忠又问那位领导，你还有什么指示？若是没有了，我们马上就走。说完站起身来，走出会议室，下楼走了。　　　　
军党委常委会是在军机关会议室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马杰，尤太忠，王铤，徐学忠，吴主任，秘书蔡惠然，因为工作需要吸收王晏，王明清二人参加会议，会议马杰主持，他宣布会议议程：　　　　
1 讨论军党委的检查。　　　　
2 讨论要不要“转屁股”。　　　　
3 讨论要不要撤换军管会的人员。　　　　
他接着说：“前几天，军区主持工作的领导，受军区党委和江苏省军管会的委托，召见我和尤太忠，吴主任同到南京，向我们传达了以上三个问题的意见，他指示（1）我们党委取缔“红总”的检讨写得不象话，要重新写。（2）他说我们党委应该接受吴主任的意见，彻底“转屁股”支持“红总”，解散“九、二”。（3）他要把我们军管会里没有路线觉悟的人请出去，（4）他决定驻锡的各个部队和南京步校，都要派干部参加军管会。这几个问题，我和军长在南京都表了态，我们俩的态度是不同意他的意见，若是一定要我们执行，就请军区党委正式下个文件，今天，我们军党委的常委都在，大家讨论我们在南京的表态，常委若是认为我们表的态不对，可以否定，按常委多数人的意见办，下面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检讨要不要重新写，怎么写？　　　　
王铤说：“你们在南京的情况，王晏昨晚已对我说了，我同意你们俩的全部意见，也没有补充。　　　　
徐学忠说：“那么我看问题很明白了，屁股是不可以随便转的，好转老早就转了，要派人到军管会来的问题，那么要是军区相信27军，我们就自己干，不相信，我们就不干，叫别人来干，军管会是个军事机关，不是个大杂烩！”　　　　
雪国衡说：“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　　　　
尤太忠说：“马政委咱们把意见再明白地说一下，检讨不再写，屁股不能转，军管会的人不需要清理，不要外单位来掺沙子。　　　　
马杰说：“为了郑重起见，常委对上面的意见进行表决，赞成尤太忠意见的人请举手。尤太忠，徐学忠，马杰，王铤，雪国衡都举起手来。　　　　
马杰又说：“反对的请举手。”吴主任举起了手。　　　　
马杰说：“常委五个人，四个赞成，一个反对，多数通过。　　　　
马杰对蔡秘书说：“按照今天会议讨论的结果，正式给南京军区党委写报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上午，南京军事校院内的“屁派”军人，到指挥部。陆渭文，浦湘海俩人，并将他们带到他们“外人不准进入”的办公室内，介绍了有镇江252部队李德康等俩人认识，同时在场的有常州主力军头头梁炳生。　　　　
李德康询问了无锡常州主力军情况后说：你们无锡，常州主力军总不能老是蹲在南京，总要想办法逐步向本地靠拢才是，我们镇江“三代会”（镇江群众组织）欢迎你们到镇江去，并愿意帮助你们杀回本地，　　　　
陆、浦、梁三人对李德康的承意表示了感谢。　　　　
李德康又说：我们同这里的负责人，已商量好了，你们可以在今天下午把这里军院的枪抢了，带走。　　　　
陆渭文，浦湘海问：“枪支的仓库在什么地方？”　　　　
李回答：今天下午你们行动时可以由“屁派”军人派人给你们带路。　　　　
军院的人详细地介绍了仓库位置的大概方向。抢枪主要是仓库里的枪，仓库保管员，也是他们的人。　　　　
这次商议结束，李德康从他们的小挎包内拿出了二支“五四”式手枪送给了陆渭文，浦湘海俩人。　　　　
陆、浦俩人回到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各兵团头头，指挥部警卫班（游击兵团）“　6.20”　部队（原小猛虎队改名）等人。陆渭文把任务布置完毕。　　　　
中午饭后，12点半开始，先由“游击兵团”的人走到由哨兵站岗的大院门口，先向哨兵敬了个礼，然后将哨兵抱住，夺下了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哨兵解决后，才由千人左右的队伍，冲进了存放武器的大院，由内线带路，直进武器仓库，七手八脚地将仓库里的武器（没有弹药）尽数地搬了出来，由于这里的武器主要是军事教育所用。所以品种上从18世纪的木柄手枪开始，一直到现代的“火焰喷射器”，日本的水桶机关枪，苏联的各式轻重机枪，应有尽有。这次“抢枪”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结束。　　　　
这时252部队的李德康提出了改变在南京本地整顿队伍的方案，立即通知镇江252部队派出数十辆军用卡车，将在宁的主力军全数当夜运回镇江，住进了镇江金山寺。　　　　
陆渭文带二、三十人留守南京三天，亦去镇江。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周锡林和邹海根从无锡市人武部一位外号叫‘豆腐部长’的副部长那里得知，无锡市的民兵武器和弹药，都放在27军二号坑道里。这条坑道有二个出入口，一个通向武器库，一个通向弹药库。坑道离市区有二十公里，坑道口在一个大山的岙里，大小汽车都可以通行。看守坑道的是陆军八0师的一个步兵排。”　　　　
这天上午7点钟，邹海根带领一女中“红革风雷”造反兵团和二女中“云水怒”兵团，共三百多人分乘十辆卡车向坑道进发。周锡林带无锡柴油机校造反派‘1018’兵团和动力技校造反派“小延”兵团共五百人，分乘十五辆汽车，随后跟进。半小时后邹海根的车队到达坑道口，哨兵放下栏杆，表示不准进入。　　　　
邹海根跳下车，走到哨兵面前说：我是“九、二”中心组的邹海根，是到这里来搬运民兵武器的，哨兵拿起电话向值班室报告，不一会仓库主任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走到哨位口，问邹海根：你们是哪个单位的？邹海根笑嘻嘻的样子向主任招手，请他到跟前来，库主任走过来了，邹海根递给仓库主任一支香烟，主任挥手说“这里不可以吸烟。”邹海根收回香烟，又把嘴巴贴在主任耳边，低声地说：我是“九、二”总部的邹海根，现在“红总”要来进攻无锡，他们在南京抢了军事学院的枪，装备了自己。现在他们各种武器都有，还有飞机配合。我们“九、二”什么都没有，我们向人武部说好了，他们同意把民兵武器借给我们用，现在我就是带着人来搬的。　　　　
主任问：“有批示吗？”　　　　
邹海根说：“没有。”　　　　
主任说：“没有批文不能搬。”　　　　
邹海根说：“情况太紧张了，你先让他们搬，我陪着你一块到人武部去办批文。”　　　　
主任说：“不行，那不行！武器不好开玩笑，我担待不起这个责任，要不我请示一下我们团长，你看好不好。”　　　　
邹海根说：“来不及了，让我们先搬吧。”　　　　
主任一再说不行，不行。我担不起。　　　　
二人在说着，争着，三四个身材高大的女学生来到主任面前，行了个军礼，说：“解放军叔叔，实在对不起，再晚了，‘红总’就要来啦！我们无锡人民就没命啦！”说着，几个人前后包围，把主任抱住了。主任一动也不敢动，只是嘴里喊“太不礼貌了！太不礼貌了！”一个女学生把主任手中的钥匙夺到手里，朝汽车上的人一挥手，几百个人蜂拥而上，哨兵见势不好，拉响了警报。接着一个排三十多人荷枪而出。　　　　
三百个女学生毫不犹豫把战士们团团围住，战士手里虽然有枪，但一点都没有用处，因为一来早就有命令不准开枪，二来他们枪里根本没有子弹。开始只是后退，后来退到坑道口，再也没有地方退了，嘴里叫着我们开枪啦！实际上毫无办法，七、八个学生包围一个战士，使他们不能反抗，也跑不掉。不多一会，连他们手里的枪也被夺走了，这时周锡林带领“　1018”　兵团也到了，这些小伙子冲上去拿钥匙就去开库门。门开不开，就用斧头砸，主任急着喊：“不要砸锁，我给你们开。”坑道门开了。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武器弹药全被搬走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苏州踢派与支派的武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苏州由27军79师支左）踢派又面临被打出苏州的危局，踢派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向上海无锡主力军求救，上海主力军分指挥部负责人王国栋即派人前往镇江，说明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出武装力量，支援苏州踢派，总指挥部接受了这一要求，由陆渭文派出一支以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为主体的武装连，一百人左右取名为“　7.22”　部队随上海分指挥部来人奔赴姑苏城，从此随这支“　7.22”　部队之后，大批在上海的无锡主力军涌进苏州，经过多次激烈的巷战，帮苏州踢派守住了苏州城。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镇江指挥部的副指挥徐志纯等人，找到了陆渭文，并当面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已派出以刘锦平为首的中央文革“无锡问题调查组”来到江苏，并通知“六派”“九派”双方在军事上不得擅自行动，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责任。　　　　
陆渭文接到通知之后，留守在洛社待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深夜，由“九派”的武装人员从河对岸泅渡到皋桥，将“飞虎警卫团”放哨的芦洪生活捉过去，以后将芦洪生装进麻袋后活活打死。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深夜，一支“九、二”武装小分队从皋桥上偷摸过来，与五兵团发生“遭遇战”，冲在前面的“九、二”人员被主力军方面击毙，主力军方面，五兵团头头蒋群，身中对方一梭子子弹而死亡。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深夜，在东北塘有“九、二”一个东片武装连私自行动，偷袭东北塘主力军，“九、二”前哨一个班由连长徐耀富带领，在刚进入东北塘地区，恰好由七兵团头头华仁良，李伏阳，许万祥等四人出门巡哨，在黑暗中相距不过10公尺左右，当华仁良发向口令时，对方回答了一个主力军七兵团内的名字，华仁良误为自己人，准备上前握手之际，对方发出“叭叭”二声枪声，击中华仁良胸部，随接一枚手榴弹在华仁良腿部爆炸，当时华仁良与陆志良两人应声倒地，华仁良身边的其他人迅速伏地，身边的警卫员对准从黑暗中发出火光的方向“嗒嗒嗒……”回射一梭冲锋枪子弹，将“九、二”连长徐耀富当场击毙在草堆旁，同时冲锋枪子弹亦击中徐耀富身后的二名机枪手，二名机枪手受伤到地，主力军方面听到枪响，纷纷出动，由于“九、二”方面既对地形不熟，又缺乏群众基础，故在主力军的包围中俘虏“九、二”武装13人，“九、二“出动的一个班一死两伤俘13人全军覆没。　　　　
一夜激战之后，由驻守张村的主力军七兵团人员立刻赶到东北塘，主力军的增兵，吓住了潜伏在模具厂的其他“九、二”武装，东北塘发生夜战和七兵团头头胡仁良，陆志良牺牲的消息，于9月14日早晨，通过电话传到了设在洛社师范的前指挥部。　　　　
由于洛社”9.6”事件，”　9.9”　事件的发生，陆渭文与副总指挥徐志纯商议，准备将驻守在张村，东北塘的七兵团队伍调回洛社，当时徐志纯的意见，因陆渭文要照顾全局，还是由他去张村传达指挥部决定，于是，徐志纯带领一个警卫班和七兵团头头金浩良从　9月13日　出发前往张村，巧遇”9.13事件发生。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清晨，由徐志纯，，金浩良，蔡艺群，杨锡昌等人带领队伍接应东北塘队伍，并执行指挥部决定，将该地区队伍全数撤往洛社地区.在9.13事件中主力军撤离东北塘，这时由主力军内部有二名队员，一叫李介明，一叫王耀坤，处于气偾，偷偷地返回当地医院对二名受伤的“九、二”“叭叭”二枪，结果了他们的生命，这二人在运动后期被判处“无期徒刑”。（王耀坤现已减刑出狱，李介明死于狱中）。　　　　
撤离队伍受到了当地“支左”部队的阻挡，立即端起手中枪，在半自动步枪上推上刺刀，子弹呼拉一声上膛，逼退包围过来的解放军，带领所有队伍包括东北塘地区的“六派”群众3百多人迅速撤离。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清晨6点左右，忽然，听到洛社镇上传来了“叭、叭”二声清脆的枪声，陆抓起电话与造纸厂内通话，电话里不断传出“嘟嘟……”连续的“忙音”，陆再与洛社或车站值班人员通话，值班员电话中回答，造纸厂已被“九、二”占领。这支迅速占领洛社造纸厂的“九、二”队伍，从何而来的呢？原来这支“九、二”约二百人左右的精锐队伍是从钱桥方面走小路直插洛社镇的，中途遇上埋伏的“小老虎队”一个班，这一个班由于不是正规的军人出身，遇上这支“九、二”队伍之后，心急碰上机枪卡壳，打不响，立即撤离阵地，结果另外二个班的主力军被“九、二”活捉，所以“九、二”武装能顺利进入洛社直扑“指挥部”，“九、二”武装开枪击中宣传组负责人XXX，XXX中弹倒地，无人救治，后因流血过多死亡，一名宣传组成员跳窗逃跑，一名冒充外地业务员混出造纸厂，其余数人被抓。　　　　
陆渭文得到造纸厂失守的消息，立即带领指挥部所有的四、五十人冲出洛社师范，将队伍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洛社小石桥并进，企图抢占洛社桥，陆渭文自己带着中路10多人进入离洛社桥约50米处的一片桑树地里，伏地观望，眼看洛社镇上制高点已被“九、二”抢占，只得下令队伍向后撤，数十人的队伍伏在与洛社镇相对的洛社医院等高地与“九、二”隔河枪战，机枪、冲锋“嗒嗒嗒……”的对射子弹呼呼地在头顶，身边飞过，主力军的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抬下来。　　　　
大约到9点钟左右，离洛社东面三公里处的石塘湾亦是枪声大作，“九、二” 的水陆二路武装正面向石塘湾主力军“　6.20”　部队进攻。　　　　
陆渭文在洛社接到石塘湾的战况报告，在陆身边的二名参谋，周梅泉，邱旭东（原无锡红卫玻璃厂厂长，解放前是镇江茅山游击队短枪队队长，文革后期被“九、二”打瞎一只眼睛，而精神失常）向陆渭文提出建议，“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九、二’有十倍以上的兵力包围我们，我们不能硬拚，要想法脱离战场”。陆渭文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立即派出通讯员，通知石塘湾“　6.20”　立即撤出战斗，向后方玉祁镇集中，这时东北塘主力军亦已赶到，陆命令队伍亦向玉祁集中。　　　　
这时东北塘主力军已经到达石塘湾，七兵团的头头立即组织了一支60多人的队伍准备进入阵地参加战斗，徐传达了陆的命令后才阻止，徐接到五兵团彭永锡的电话，彭说，我这里形势大好，要全歼”九.二”，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徐告诉彭和五兵团，”对方人多势众，后方比我们近，供给，救治伤员，增援都比我们有利，要听从指挥，赶紧乘隙撤下来，向玉祈方向靠拢。　　　　
在洛社方面，激烈的枪战，无法停歇，到上午10点多钟这时正好有洛社驻军出面，找到了陆渭文建议双方停战，陆渭文接受解放军的建议，抓起车站上的电话与“九、二”方不知名的代表“谈判”，“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陆渭文乘这2.3分钟的枪战停息，立即通知自己的队伍撤过铁路线，伏守在铁路的路基上，“谈判”失败，主力军守住铁路线，这时才使主力军在铁路边的农民村巷上喝上一碗稀粥。到11点钟将队伍徐徐向玉祁镇方向退去。　　　　
“　9.15”　事件使沪宁线上交通停了半天。傍晚时分三路队伍全部在玉祁镇结集，　　　　
从　9月1日　起到　9月15日　半个月的时间内武斗这个恶魔夺去了20多位主力军中年轻的生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无锡两派代表在北京谈判　　　　
9月下旬，在中央的干预下，无锡“六派”，“九派”各派出九名代表前往北京，进行两大派的谈判，最后商量“大联合”。　　　　
“六派”方面，派出了浦湘海，陈象川，杨仁荣，匡建中，戴永刚，裘家栋，金坤泉，李文庆，徐志纯等人。　　　　
“九派”方面派出了周锡林，邹海根，陈卫等人；　　　　
部队的代表：27军方面有副军长王挺、宣传处处长王宴、侦察处处长王明清；此外，还无锡人武部部长吴体仁、炮九师高师长、硕放空十五师师长郑刚。　　　　
谈判在国务院办公厅派出的联络员和部队代表的参与下进行。谈判开始后，首先谈交枪一事。当时中央已经有命令，在群众组织手中的枪支弹药，一律就地交给当地的驻军。无锡造反派当然听中央的话，二话没说，答应立即将手中的武器全部交给所在地驻军。当时无锡“六派”代表还提出，交出武器后，人身安全由谁负责给予保障？这时所有在场的部队代表都异口同声地说，解放军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并都在相关的协议上签了字。在后来的大联合谈判中，“六派”代表在大联合的协议中又要求写入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的条文。这些协议还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认可，并说“谁不遵守协议，谁就是蒋介石！”当时无锡“六派”的代表深信解放军代表的承诺，立即要求在镇江和上海的“六派”人员把所有的武器全部就地交给所在地驻军。无锡造反派从拿起武器的第一天起，心中就把武器仅作为自己生命安全的保障，没有想靠武器去取得压倒对方的胜利。交出了武器，也就交出了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手段。但是，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27军在无锡军管会中的代表，辜负了无锡造反派的信任，他们没有能够保护无锡“六派”人员的生命安全。在无锡“六派”交出了手中的武器以后的几个月中，又有许多主力军或支持主力军的群众被“九派”人员抓去殴打致死，被殴打致残的更是难以计算。两派代表从　9月26日　离开江苏去北京“谈判”达三个月之久，于　68年1月28日　返回无锡。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苏州的无锡主力军于被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全部人员数千人暂时全部集中居住在无锡市第一中学校院内。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五日，在镇江的主力军由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全部集中居住在老轻院内，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下午，陆渭文离开无锡，“九、二”包围老轻院， “九、二”武装发起冲击将老轻院后面围墙打破，企图冲进轻院，“九、二”邮电局职工，万常培头戴钢盔，手执长矛，试图在围墙的缺口处冲进轻院，正好被主力军中的王建昌，手中私藏的卡壳枪横向放出一枪，“碰”的一声，正好击中万常培的钢盔，脑袋开花，倒地毙命。（王建昌到文革后期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次老轻院被围36小时之久。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陆渭文在轻院内组织了近三百名群众，列队护送国棉三厂的主力军回厂。当陆渭文亲自带队走出老轻院大门口，巧遇了弹丝一厂主力军头头王炳贤，王对陆说：“老陆，你是总头头，家里事多，国棉三厂还是我替你去吧。”陆一想也有道理，于是这支队伍就由王炳贤带头前往，队伍刚进国棉三厂厂门，外面“九、二”武斗据点里响起了自动步枪的枪声，进国棉三厂的主力军全部被包围活捉。代替陆渭文进厂的王炳贤被抓去后，被“九、二”人员用外表包着橡胶的铁棍猛击头部，无外伤而使头颅出血，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四）无锡市革委会开展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无锡市革命委员会在无锡市体育场宣告成立。　　　　
　 　　　
一九六八年五月，在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很快就在全市城乡刮起了一场“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其正式名称为“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　　　　
建立各级“群众专政”机构。市里有“群专办”，区局或党委级大单位也有“群专办”以领导“红色台风”。而中小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则建立“群专队”、“群专组”。另外“旧公检法”尚未完成“斗、批、改”没有“彻底砸烂”，所以只能“配合运动”，而另外成立一个“文攻武卫总指挥部” （后改名为无锡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下面有十个建制连队的“工人纠察队”，下属各连分别以数字序列授番号，如“工纠一连”“工纠二连”……）分驻全市各处要津。总指挥部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内。另外在“工宣队”里也抽调一批“政治上可靠”的队员“结合斗、批、改，投入清队运动”。　　　　
由于在建立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原两大派群众组织中，和无锡驻军中主要的“支左部队”关系密切的“九二革命串联会”一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及各级“工人宣传队”和各级“工纠队”，特别是各级“群众专政”和“清理阶级队伍”机构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清队”运动一开始就明显地成了是以“清派”为主体的运动。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无锡报》评论员文章《掀起一场横扫一切阶级敌人的十二级红色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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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四名原市委常委，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无锡的代理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挂着牌子，涂黑了双手，由用长矛等冷兵器全副武装的“工纠队”押上卡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游示众。　　　　
然后各级各单位一齐动手，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各式各样暗藏的阶级敌人”也被“群众专政”揪出来斗批游街和关押刑讯。　　　　
一时间市中心的人民路和中山路，天天都被挂着大牌子的“老牛队”（即所谓“牛鬼蛇神”），和手持棍棒或细竹鞭押解他们的“群专队”充斥街衢。斥骂声和呻吟声不绝于耳。　　　　
原蓬帆厂厂长丁国荣，是小皮匠出身，在五十年代被提拔为干部。“文革”前夕调任蓬帆厂厂长。因其为人宽厚清正，勤於职守。且经审查政治经济生活均无任何问题。两派群众一致同意其参加筹建中的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并经上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正待厂革会成立即上任时。突然被原单位揪了回去。原来几年前，丁国荣在家中杀了一只鸡招待老同事。此事被打成了“杀鸡滴血为盟成立小集团案”。丁国荣被揪回去第二天就在众目暌暌之下“畏罪自杀”。死人无法斗批，就做个稻草人穿上死者的衣裳匆匆开了个斗批大会了事。事后证明这个“杀鸡滴血为盟成立小集团案”纯系子虚乌有。　　　　
年及七旬的原市委委员，在抗战初期毁家抒难率众投奔陈毅元帅的季恺老人。他被挂着“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三反分子”的大牌子，站在市中心手工业大楼（现商业大厦）前广场上示众。　　　　
工商业者沈渊如先生，是我国著名兰花专家，号称“兰王”。酷爱兰花的朱德元帅每次来无锡视察，百忙中往往抽空和沈渊如切磋兰花，互赠兰花和兰艺书籍。六八年刮起一阵“揪朱德”风潮时，沈渊如被从省里来的专案人员和无锡地方当局抓起来，要这个七旬老者交代朱德元帅来无锡时和他一起搞了什么“阴谋活动”。沈渊如被“群众专政组”吊起来一顿死打。当即老人就完全瘫痪，不能说话了。　　　　
接着，运动就把矛头对准了“革派联总”（即原“主力军”一派）方面的成员。以“坏分子”、“假造反真保皇”、“打着红旗反红旗”、“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潜伏特务”“阴谋复辟”等等莫须有罪名揪斗关押。　　　　
　 　　　
（五）陆渭文等成立“反复辟指挥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台风”越刮越盛，部分市革会委员和一些群众提出质疑，反被斥为“阶级立场有问题”、“资产阶级派性掩护敌人”、“干扰破坏运动”。有部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原“革派联总”人员，只能采用“非组织手段”在郊区一条小河的船上秘密商谈坻制“红色台风”措施。商量了一夜还是一筹莫展，只得草草散去。可是这个幼稚的举动竟被当局打成了“企图颠覆市革会红色政权，全面为死不悔改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复辟的反革命暴动阴谋”。并由市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参谋强迫“红无锡报”美术编辑陆廷栋等人绘制所谓《暴动方案示意地图》。陆廷栋等人明知是捏造，在淫威之下不得不画，因此他们不肯认真绘制，只是含糊应付草草画就。那位参谋大为不满，就自行按军事地图规格炮制了一张《暴动方案地图》，作为“罪证”刊登在《无锡九二报》上。与此同时，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夜，由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杨锡昌，金浩良，李伏阳，丁可南等10多人进行了秘密会议，会议由陆渭文主持，会上讨论了目前的形势和相应的对策。　　　　
陆的看法，“目前是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必须组织力量，进行反抗。会议认为“目前又是在进行‘复辟’”。　　　　
根据大家的建议，建立“反复辟指挥部”，推选陆渭文为“军长”，杨锡昌，丁可南俩为“副军长”，由陆渭文等人着手组建武装队伍，有计划地攻打几个“工纠连”，抢出主力军中的老造反，抗诉市革会对主力军的又一次镇压。会议直至凌晨六点钟左右结束，大家登岸各自散去。　　　　
　 　　　
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晚，在中山路“牙科门诊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5.9会议的人除“　5.8”　会议的一部分人员外，还增加了“红总”中心组成员章传贤（市劳模），后勤人员陆鸿，原“　6.20”　部队王明华，苏金坤，原警卫班负责人，吴阿二等人。　　　　
晚九点多钟，会议刚开始，还未正式安排个人的任务，被“九、二”学生发现，并有“九、二”武装冲进会址，会议被冲散，参加会议人员翻窗跳屋突围而去。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下午，在硕放机场附近的荒野地里，陆渭文再次召集会议。　　　　
市革会内的浦湘海派人来向陆渭文传达了市革会主任，27军军长尤太忠带来的口头通知，叫陆渭文等10人进大箕山开办的二派头头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陆渭文断然拒绝。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公告开除金坤泉.。　　　　
同日，陆渭文返回上海去周志鹏亲戚家中。　　　　
陆渭文从常州赶回上海，在周志鹏家中碰见匡建中，时任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浦湘海派陶念龙（陶在揪“　5.16”　时自杀身亡）也到上海，在周家碰见陆、匡俩人，小陶说：“他受浦湘海委托从无锡特地赶来。最近几天，无锡主力军中在无锡不见你们几人，情绪比较低落，所以定于今日下午二点，在市体育场室内球场召开全市主力军基层头头会议，叫你们俩人（陆、匡）回锡与大家见见面，鼓鼓气。”　　　　
陆、匡、陶三人抵达无锡车站的时间是下午3点多，三人赶乘公交五路车到市体育场，下车，会议刚刚结束，会议主持者都已离开会场，散会出来的群众还在先后慢慢离去，陆渭文走到市体场桥上，见到原纺织兵团的顾×，顾×见到陆渭文神情十分惊讶，开口：“你怎么还来到这里？”“怎么啦？”“今天会上尤太忠已宣布陆渭文，殷松勤，金浩良，陆福根四人为反革命”。陆渭文到这时方知今天的会议原来是个圈套。　　　　
匡建中用借来的自行车，将陆渭文送到硕放火车站，从此陆渭文开始了他为时一年的流浪生涯。　　　　
　 　　　
一九六八年五月，在无锡大街小巷到处刷上斗大一个字的大幅标语：“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枪毙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油炸反革命分子陆渭文”。　　　　
由军方的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陆、匡组织武装进攻“市革会”的路线图。登在“红卫兵报”上，陆渭文“颠覆红色新政权”的罪名成立了。　　　　
无锡刮起了“十二级红色台风”。口号第一句“打倒刘、邓、陶！”第二句“打江（渭清）陈（光）包（厚昌）”第三句“打倒韦（永义）江（坚）吴（镇）扬（增），”，后面再拖上一句“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　　　　
捉拿反革命分子陆渭文的“通缉令”似雪片飞扬，无锡街头巷尾，常熟市的每个角落，苏南地区……　　　　
南京刷出了“陆渭文倒台了，你文风来怎么办？”的大标语。（文风来是南京”好派”的一把手，在”深挖　5.16”　运动中被逼疯去世。）　　　　
被当局打成了“企图颠覆市革会红色政权，全面为死不悔改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复辟的反革命暴动阴谋”。　　　　
全市召开万人大会，掀起一场“彻底粉碎反革命暴动阴谋的人民战争！”。　　　　
全市数以千计的干部群众被关押拷打，被迫逃亡他乡。　　　　
未及逃脱者，被揪斗后打入“老牛队”长达数月。　　　　
这个所谓的“五月暴动”案，在两年后又被当局捡起来作为“无锡五一六十大阴谋罪案”之一。　　　　
　 　　　
一九六八年十月，丁可南等人去武汉等地试探的人员返回济南集中后，无锡主力军在济南的头头，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朱砚龙，殷松勤，丁可南等在济南郊区，“千佛山”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听取了丁可南等赴武汉的情况汇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会议认为：“我们逼走济南，离开无锡越来越远，但仍要加强与本地群众的联系，要派出小队人员进入靠近江苏，无锡地区开辟新的联络点，到无锡发传单等。　　　　
会议之后，即派出戴国荣，张永康等人进入连云港等地区开辟新点，这时的无锡外流人员心中唯一的希望是祈求着争取中央对苏南地区的“表态”。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由于常州主力军内部发生争吵，山东负责管理这帮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派人出面驱赶常州主力军数十人离开济南，双方发生冲突。陆渭文为维护常州主力军人员的利益卷进了这场小小的冲突，结果常州主力军在第二天被迫离开济南，陆渭文被山东“文攻武卫”抓进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关押了起来，关押十多天后，陆渭文亦被“驱逐出境”。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陆渭文召开韩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由陆渭文，匡建中，朱砚龙，殷松勤等十多人，在韩庄养路工区召开，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无锡文革初期，卜岩写的“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大字报作了历史的评价。朱砚龙提出了“如何建立我们的思想体系”，匡建中提出了“怎样提出我们今后的口号”，“口号”好比是一面高举的旗子，可以起到号召群众如何去奋斗的作用，会上听取了戴国荣等人在连云港地区的工作汇报。，会议进行了一天时间。会议结束，匡建中等人仍然返回济南。　　　　
　 　　　
一九六九年四月，江苏省革会与山东省革会取得联系之后，由无锡市革委会派员要将济南的无锡主力军人员接回无锡，　　　　
　 　　　
一九六九年七月七日晚上，陆渭文和匡建中被驻浙江的解放军送到江苏和浙江的交界处（靠近宜兴），交给了驻无锡市的解放军。　　　　
陆渭文回到无锡后，以“颠覆革命委员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被“群众专政”关押在“工人纠察队”一年多。　　　　
　 　　　
（六）无锡市革委会开展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　　　　
　 　　　
一九七0年春天，无锡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一九七0年九月，把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关到正规的监狱中去，名义是“拘留审查”。　　　　
东门看守所座落在“亭子桥”边羊腰弯的路口，里面有18只大监房，16只小监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共产党的监狱里多了一个任何法律中找不到的名称--“文革犯”，现今已有不少“文革犯”与一般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主力军方面的要员，陆渭文、匡建中、卜岩、何泄等人都关押在小监房内单身囚禁，其他的殷送勤、戴国荣、王明华、苏金坤等数十人关在和刑事犯一起的大监房内，“九、二”方面也有不少占有血案的犯人。　　　　
陆渭文年轻的妻子张毓珍，也已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而受迫害致死，留下两个孤儿在人间受苦。　　　　
　 　　　
一九七0年初冬的一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到无锡，在大箕山召开了“市革会”由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传达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70年20号文件--揪“　5.16”　反革命集团，会议紧张而严肃，坐在前一、二排的是进入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每一位“代表”的两旁隔坐着腰别短枪的警卫战士。　　　　
许世友说，“深挖‘　5.16’　反革命，要挖地三尺，一个不留，你们（指无锡六派）当初（指67年夏天）去抄我的家。（南京‘好派’和无锡‘六派’中的部分学生的擅自行动，‘六派’头头根本不知此事）现在我欢迎你们再去……”　　　　
　 　　　
一九七0年初冬的一天，上午九点过后，看守俞天杰喊：“‘013’出来。”陆渭文走进审讯室，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陆、匡级革命集团”专案组负责人徐世忠说：“陆渭文，前几天向你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70年20号文件，你怎样来交代自己的问题？这个‘5.16’反革命，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真是罪大恶极，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难道你还不交代吗？”　　　　
陆：“揪‘　5.16’　反革命是应该的，可是我不是‘　5.16’　，有什么好交代呢？”　　　　
徐：“你不要抱任何幻想，难道说你们‘红总’的其他人都是‘　5.16’　就你一个人不是吗？”　　　　
我从未发现有什么‘　5.16’　在我身边。”　　　　
你这个人不要抱任何幻想，可以老实告诉你，你不是吃不吃官司的问题，而是杀不杀头的问题”　　　　
“你挑动武斗，你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你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你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指骂过张春桥），你最后是要被处决的。”　　　　
陆渭回答：“我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参加了‘文革’，别人打过来，我抵挡一下就是挑动‘武斗’，我为了避免流血事件扩大，逃了出去，我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反正都是错的。”　　　　
审讯陷入僵局，磨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结果。上午结束，下午两点再来，不过提审还是没有结果，晚上再来，一日三次“穷追猛打”。　　　　
徐世忠说：“好，如果今后查出你是‘5。　16’　时，新帐旧账一起算。”　　　　
陆渭文否定了自己不是“5。　16”　，但全市列出的“5。　16”　十大罪状还得交待，在这“十大罪状”中陆渭文是直接参与者，甚至是组织者的，占了“八大罪状”。　　　　
所谓《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大概如下，　　　　
（1）二一六、二一七反革命大游行　　　　
一九六七年春，在无锡主要驻军单位开始介入地方时，以“反动组织”的罪名连续取缔了“毛泽东思想红艺兵”、“无线电厂1022兵团”等等工人和文艺界群众组织。还有更多的基层组织被勒令停止活动听候处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轻工业学院“六二六兵团”、二中“七五兵团”等等学生组织举行了一场请愿大游行。　　　　
次日，有十万人之众的工人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及一些其他的工人组织，举行了一场更大规模但又更温和的请愿大游行，参加人数约五万余人。其中最“剌激”的口号，无非是 “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左派”等等。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这两次和平请愿游行被定性为“反革命大游行”。“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红总”）也作为反动组织被取缔。主要负人金坤泉（共产党员）、殷松勤（共产党员）、周炳荣等以“反革命份子”罪被逮捕。　　　　
一九六七年五月“红总”平反，三人被释放。　　　　
一九七0年下半年又把这事定为“二一六、二一七反革命大游行”，并把这件事的参与者、组织者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清查对象。　　　　
（2）《红无锡报》社绝食静坐事件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二六兵团”、“七五兵团”等学生组织，为抗议《红无锡报》的诋毁之词，举行静坐绝食抗议。也有工人和干部参加。约有三千人。（一说五千余人，又一说最多时达七千人）。　　　　
当时，军管会已经承认错误，这时又把这件事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清查对象。　　　　
（3）冲击十三个系统，矛头对准军管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以“二月革命总部”（由原四清工作队成员和文革工作队成员组成）和部份单位中层干部为主体的一部份人，在“红总”被取缔后，在军管会的支持下，匆匆组建了“十三个系统归口大联合”，把以原“红总”为代表的广大群众排斥在外。有些单位还迫不急待地打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企图造成夺权的事实。　　　　
一九六七年五月底，“红总”平反后，就和“六二六”、“七五”、“八一八”等学生组织，还有“机关兵团”、“红艺兵”等其他群众组织，对此提出抗议，并喊出了口号“冲垮十三个系统大杂烩！”。　　　　
在这件事上，最多是是两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军管会至少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这时，却把它定为《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之一。　　　　
（4）“假批判真保皇”制造事端挑起全市大武斗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二”派在无锡军管会当局的支持下，单方面垄断了对以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十二位常委的批斗审查权。“革派联总”向军管会”当局多次交涉，当局才同意，将十二名常委从“九二”手中“借来”交“革派联总”方面斗批审查一星期。可是不到两天，“九二串联会”的“红联会”（学生组织）即扬言革派联总是“假批判真保皇”，并冲击批判会场，企图夺回十二名常委，在全市引发了一系列摩擦殴斗。于是爆发了全市大规模武斗。　　　　
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也这些武斗被说成了是在“五一六”策划下的、由“革派联总”挑起的以保“旧市委走资派”、反解放军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5）火烧装甲汽车案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下旬，两派武斗更激烈。“九二”方面派出用钢板焊接外壳的土制“装甲汽车”，向“革派联总”人员集中的市一中至轻工业学院地区冲击，一路上向人群作S形挤压冲撞，并用弹皮弓、砖块石子向人群射击，击伤多人。土装甲车横冲直闯至轻工业学院门前弯曲路段，驾驶失控后撞上一棵树，倒翻在地，土装甲车起火，司机逃出，车内三人烧死。　　　　
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这个事件也被说成了是在“五一六”策划下的、由“革派联总”进行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6）七月三日大撤退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革派联总”主动撤出无锡，分两路向南京、上海退去。同时派人向江苏省军管会和中央告急，请中央和省里来和平解决无锡问题。　　　　
这个行动却被定性为“在五一六阴谋操纵下，故意撤出以嫁祸解放军，趁机反军乱军陷害解放军。”　　　　
（7）洛社武斗　　　　
一九六七年七月，“革派联总”方面有三百余名武装人员进驻当时属无锡县境内的洛社镇。“九二”方面集中几个武器精良的“基干团”，以十多倍的优势兵力，按正规的作战方案，分几路急行军二十多公里对洛社发动突然袭击。这次大武斗死伤多人，沪宁铁路曾被迫中断。最后，“革派联总”退出洛社。　　　　
有关当局把这次事件定性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为了乱军纂权的全国阴谋部署中的重点，血洗无锡进而夺取全苏南，以洛社为攻击出发点。九二被迫还击自卫。”。　　　　
（8）夏季阴谋　　　　
一九六七年夏某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和军长左平忽然秘密召见“革派联总”当时正在上海的一位分部负责人，并出示林彪亲笔手令，命其组织可靠人员，在毛泽东主席专用列车途经硕放车站附近时，用爆炸射击等手段谋害毛泽东主席。空四军以无后座力炮，飞机等支援行动……。　　　　
此“大案”追查了上千人，有人被迫“畏罪自杀”。　　　　
王晏等人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案卷上报邀功请赏。　　　　
由于这个神话是“发生”在一九六七年，是时林彪集团“大、小联合舰队”远没有形成。实在太荒唐，被当时的上级专案组退了回来。　　　　
（9）五月暴动　　　　
一九六八年五月，为抵制无锡当局搞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原“革派联总”方面部份成员在郊区小船上商议对策。　　　　
此事被定为“企图暴动颠覆革命委员会”，是“五一六企图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和对敌斗争的全国性反革命阴谋的重要步骤。”　　　　
（10）流亡政府　　　　
一九六八年五月，刮“十二级红色台风”时，无锡有上千名干部群众出逃躲避。其中有一部份人集聚在徐州和鲁南等地，一面避难，一面搜集整理无锡当局在“十二级台风”中的劣迹，上报中央。　　　　
此事被定为“五一六集团组织流亡政府，破坏革命新秩序，企图让旧市委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重新上台复辟资本主义。”　　　　
此外，还有其他“要案”，如：“破坏革命的三结合，企图把走资派塞进革命委员会”。　　　　
该“要案”即指一九六七年底至一九六八年初，“革派联总”方面曾经提出，按中央指示“大胆解放一把手”精神，让原市委书记韦永义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　　　　
这也成了“企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新扶上马以复辟资本主义”的“五一六罪恶阴谋”。　　　　
在围绕上述事件追查过程中，发生许多严刑逼供的事，如：　　　　
工人孙金生被公开毒打致死；　　　　
中学音乐女教师张xx，和丈夫沈静园都被各自单位抓到“学习班”里。家中只撇下年幼无人照料的五个儿女，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父母回来，却得到慈母惨死的恶耗；　　　　
工人高兴大被用铁管猛击后吐血身亡，撇下了七旬老母和结婚不久的妻子；　　　　
已毕业分配的女学生xxx被“深挖”回来，由几名彪形大汉轮翻“踩杠子”，实在不堪忍受，自杀身亡；　　　　
工人沈xx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半夜里撬窗出逃，力竭倒在农民的菜园地吐血不止身亡；　　　　
工人孙汝济，自七一年一月被关进“学习班”，经常被小分队“加温”刑讯。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高温闷热难忍，却被故意关在一个密不通风的地下室内“清醒头脑”。他被折磨得口吐白沫语言困难，几次要求出来透透气都遭恶声叱骂，终於喷血身亡；　　　　
陆渭文的妻子张xx因实在不堪毒刑，撇下孤苦零仃的一双小儿女，投身古运何；　　　　
无锡钢铁厂厂长张养生，他的妻子张荣沁已在“红色台风”中被活活打死。他本人又惨死在这次“深挖”中；　　　　
工人高xx（复员军人）从“学习班”放回家中一月有余即伤势恶化不治而亡；　　　　
老工人、共产党员刘金根夫妇二人都惨死在“学习班”；　　　　
会计陈xx什么组织也没参加，是个标准的“消遥派”。硬被抓进“学习班”当作“五一六”毒打，最后饮恨身亡；　　　　
农民蒋xx被小分队长时间吊打，大小便失禁，放下来不多时气绝身亡。　　　　
原市委常委田洪，多年倍受折磨。七四年底仍可见老人双臂疤痕遍布，那是被施刑者用办公用的钉书玑钉的；　　　　
原市委常委吴镇，他的妻子常钤医生惨死在“红色台风”中，本人多年被关押折磨。在刑讯中，他说了句“我所说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为自己辩护，就遭小分队痛斥：“你有什么资格实事求是？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实事求是！”。为此，吴镇先生遭到了这伙连“实事求是”都要垄断的好汉们更残酷的“加温帮助”；　　　　
原市悉委常委张再生被残酷“加温帮助”实在不堪忍受跳窗逃跑，腿骨折断终生残疾。　　　　
还一些尤其令人发指的禽兽恶行，那就是利用“深挖”之便强奸女的被审查对象。据查；　　　　
一位女工在被“加温”两天两夜精疲力竭之后，被看守她的小分队员趁她昏沉之际强奸。　　　　
一个女护士也是在类似情况下，被工宣队小队长和两名队员轮奸。　　　　
一个工宣队长，是驻在某单位领导“深挖”的“专案办公室主任”。他邻居一对夫妻都被“深挖”进了学习班，家中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那个禽兽不如的队长竞在半夜里翻过房顶穿窗而入强奸了可怜的女孩。兽行过程中惊动四邻，被邻居发现扭送居委和派出所，一直被有关当局包庇。直到一九七四年，由于民愤太大，市委给这家伙判了六年徒刑。（按：当时强奸幼女是要判死刑或死缓，起码也是个无期徒刑。）　　　　
　 　　　
一九七0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提审结束后，提审员拎着黑色的提包，扬长而去，叫匡建中独自一人回进监房。夕阳西下，四面由电网包围的看守所大院内正好空寂无人。匡建中一看机会来了，于是机灵地爬上矮屋，登上高墙，翻过带电的铁丝网……；在岗楼上的哨兵还没有来得及扣动自动步枪的扳机，这个瘦削的身材，已经跳出了十几米高的狱墙。这是从看守所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越狱事件。监内警铃大作。荷枪实弹的部队紧急集合，立即出动，追捕这个年轻的“逃犯”。匡建中跳出狱墙后，因逃跑路线选择不当，很快被抓了回来，被钉上了一付脚镣。狱内的难友戏称匡建中“挑了一个月的铜匠担”。　　　　
当时驻防看守所的武警的领导审问了匡建中，问他为什么越狱。匡建中说：“我是无锡市革委会委员、共青团员，我不是“　5.16”　分子，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现在既没有撤消我市革会委员的职务，又没有开除我共青团团藉，怎么可以用对待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把我关进看守所呢？”　　　　
一席话，说得那个武警的领导哑口无言，只能说：“我们不管你们的案情，我们只管看住你们。如果你造谣的话，一定加重惩罚。”　　　　
从此以后，站岗的武警就对匡建中另眼相看，匡建中在狱中的处境反而比以前好了。　　　　
　 　　　
（七）无锡市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一年十月，无锡当局把一切作为“五一六”的所谓“案情”都从“刘、邓、陶”改挂到林彪名下。而后再按这个新的方向“深挖”。　　　　
专案组和小分队内部的思想混乱。有关当局说：　　　　
“同志们不要感到奇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手法既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也有故意假装反林彪来迷惑人心的。我们不要受表面现象干扰。前阶段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应该结合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来进一步推动深挖五一六运动……”。“这正是运动的策略之处，先把下面的大大小小爬虫爪牙和社会基础挖干净，再动到林彪，所以先要迷惑林彪一下。”　　　　
硬是把深挖五一六运动结合揭发林彪集团这个调子给定下来。　　　　
　 　　　
一九七二年初，王晏等又放出风来，说什么“五一六不仅是在一派里，另一派里也有的”，“红色政权（市革会）领导班子里还有埋得更深的定时炸弹！”。　　　　
首先是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马健（是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革会成立时第一个被“解放结合”的原市委领导干部）奉命带领一个工作队到远离市区的川埠煤矿去“抓革命促生产”。白天是马副书记领导工作队从事各项工作，天一黑工作队员一个个都成了小分队员，而马副书记就成了被“加温帮助”的审查对像；次日天一亮，马副书记又要一本正经地领导那些从小分队员变回来的工作队员，从事各项日常工作。　　　　
继续“深挖”的需要，又开始对九二派下了。首先是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密捕了一个原在“九二”总部的女工作人员。紧接着又以各种借口抓捕了原“九二”方面的几名成员，并开始在暗中搜集整理一些“九二”主要成员及其“高参”们的材料。如市革会副主任周锡林（机床厂工人“九二”总部负责人）。邹海根（市革会副主任，无线电技校教师）等等。甚至于，王晏在部队里的老战友、转业干部、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将近两年以来参与全市“挖地三尺”领导工作的董万华，也因是“九二高参团”成员被列入了待查的黑名单。　　　　
一九七三年底到一九七四年初，专政机关把先前关押多时的一批审查对像以各种名目放出了“学习班”，改为“边劳动边审查”；把那些从苏北等地揪回来的下放干部，插队知青，已毕业分配的大中专学生放回原地。　　　　
这些措施名曰“降级审查”。虽然“降级”了，仍派专人严密监视，并会同其家庭所在地区监督，随时互通“阶级斗争新动向”。　　　　
残废军人、前志愿军某部参谋、某中学英语教师周海泉化了装，在细雨霏霏的日子里，靠着友人的帮助，从乡间小道潜出，甩脱重重追捕。　　　　
王晏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拍案狂吼道：五一六翻案风嚣张到极点了！一个老跷脚居然大白天就在眼皮子底下楞是给溜出去了。这还了得……”。　　　　
　 　　　
一九七四年初，钢球厂工人们首先发难。他门贴出大标语质问当局，“深挖五一六究竟镇压了谁？”。　　　　
王晏等人召开各级会议统一口径，他说：“深挖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文件有批示，深挖的大方向不容怀疑。谁要是抓住一点点细枝末节不放，就是为阶级敌人翻案”。 “认真观察阶级敌人新动向，五一六翻案风在哪里一露头，就在哪里狠狠地把它打下去”。　　　　
　 　　　
一九七四年三、四月，市革会报导组和《无锡日报》编辑部一批年青人冲出来了，而且还带动了一部份机关人员和共青团组织，矛头直指王晏等权要人物。　　　　
主要内容是揭发王晏等人与林彪的关系，并且把“挖地三尺”着重提出来列为王晏等人一大恶行。他们指出王晏等人搞的“深挖”那一套根本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并指出这是蓄意残害人民。　　　　
接着又有许多政宣理论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揭露这些权要的言行。　　　　
　 　　　
一九七四年四月，王晏、张文治等人偷偷涂改市委常委会议记录。　　　　
这事很快被市委档案保管人员揭发。王晏、张文治被停职审查。　　　　
　 　　　
一九七四年四月，在城中公园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后群众涌入市委并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市委必须明确态度，彻底查清“深挖五一六”的问题并向全市人民作出交代。　　　　
（二）市委必须给所有被屈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平反，及时落实政策、赔偿损失、医疗伤病。　　　　
（三）对那些在“深挖”中行凶打人、致死致残、民愤极大者交付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四）现尚因被“五一六”罪名尚被关押的人应予立即释放。对前此在“红色台风”“一打三反”中被拘压的市革会委员匡建中，原“红总”中心组成员陆渭文二人应按“有罪定罪，无罪释放，错了平反”的原则立即解决。　　　　
当时市委常委们的答复大体如下：　　　　
王晏、张文治破坏清查，搞了扩大化，打击了很多干部群众。市委支持同志们结合“批林批孔”狠批“克己复礼”，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的问题。　　　　
关于平反的问题要慎重，不能搞一风吹，要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　　　　
关于在清查中违反政策打人的事，同志们应从大局观念出发，按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原则出发，不要纠缠在这些事情上，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关于陆渭文、匡建中等尚在押人员的事，常委和请愿群众间是以一种“个别人对个别人”的非正式交谈方式许诺释放，并约定次日下午释放陆、匡二人。　　　　
　 　　　
一九七四年四月某日，市委匆忙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 “讨论”了半个小时就“决定”了陆、匡二人问题的性质为“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四年四月某日，市委某领导干部与群众代表关于陆渭文、匡建中问题的对话　　　　
群众：“为什么王晏花了几年的功夫都定不了他们的案，而你们上午只用了一支烟的功夫就定了案？”　　　　
某常委：“同志们应该相信市委，现在不是王晏那个时候了，我们定案是很慎重的。这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嘛。”　　　　
群众：“既然是慎重，你们又怎么能一下子就忽然定下案了？”　　　　
某常委：“这个问题正说明王晏的问题，他是有意拖延混淆敌我界线。”　　　　
群众：“你们定性定案是依据什么材料？是王晏、张文治搞的《无锡五一六十大事件》里的那个《夏季阴谋》的旧案卷吧？”　　　　
某常委：“怎么，你们莫非是怀疑市委吗？怀疑一切是不对的，那可是极左思潮，是刘邓，陶铸和林彪的那一套啊！小心上当犯错误啊……”　　　　
群众要求他公布材料，　　　　
他却含糊其词说：“以后会公布的，大家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让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乘机兴风作浪！”　　　　
借口有事扬长而去。　　　　
　 　　　
一九七四年五月，市委领导人召开各种会议，说：“当前的重点是狠批克己复礼，联系本市阶级斗争的实际，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警惕有人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冲击干扰当前的大方向……”。“清查（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发了文件，二十号文件是有批示的，由于王晏、张文治推行林彪极左路线，搞了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我们市委常委抵制不力也该深刻认识引以为诫。不过落实政策不能搞一风吹，那样是会漏掉一小撮阶级敌人……”　　　　
还社会上放出一股风，说：“……为什么陆、匡二人不放？说明被搞到的人还是有反革命，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别看有的人现在闹平反起劲得很，哭的日子在后面呢！现在是为了运动需要，让他们再跳跳，再暴露暴露……”　　　　
　 　　　
一九七四年五月，沈静园教授和某人为要求惩办凶手的事去找一位市委副书记：　　　　
问：“x书记，那些在运动中行凶致人死亡的凶手，难道不应该依法惩办吗？　　　　
答：“这个问题嘛……要从路线的高度来看，要知道那些打你打得最凶的同志，其实心里最热爱毛主席……这个你们这个这个要有认识。”　　　　
问：“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有林彪才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x书记，现在批林批孔，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啊？”　　　　
答：“同志们，你们怎么还不能站在路线高度看问题啊？这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上当受骗，到时候犯了大错误后悔可就晚了！像王晏就是个活教材嘛。”　　　　
问：“x书记，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路线问题吗？”　　　　
答：“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二十号文件可是中央文件啊，上面还有批示。所以我们市前几年搞的这个清查，大方向是不错的，出了一些偏差嘛。总不能搞翻烧饼。”　　　　
问：“x书记，你说的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完整文号是什么？是中发（中共中央颁发）还是什么中央部门发的？”　　　　
答：“这个……这个好像不是中发。文件是发到省军级，我也是听传达……”　　　　
问：“谁批示的，是毛主席批示的吗？批示内容是什么？ ”　　　　
答：“不是主席批示的……反正中央领导好像有一个批示……我现在记不清，不能随口乱说……”　　　　
问：x书记，那二十号文件上有没有说可以打人，可以把人打死打伤了不负责任？”　　　　
答：你们还是要死死揪住这个什么打人啊，什么凶手啊的问题不放！照这样搞下去，今后再有运动，谁还肯出来当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　　　　
　 　　　
一九七四年五月，在基层搞了一些“试点落实政策”。找人个别谈话，将以前几年搞的几尺高的案卷一张张“核对事实”。然后给一张盖了大印的纸头，上面写着：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经人揭发对xxx同志进行审查，现己核查清楚xxx同志没有参加五一六兵团，现根据政策予以排除。　　　　
有的还加上：该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希该同志认真汲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组织的审查。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各级单位都搞起什么“座谈会”“茶话会”甚至摆起酒宴，把昔日的阶下囚奉为上宾以示“诚意”。并且说：“千仇万恨都集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审查人的和被审查的都是阶级兄弟，不能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紧紧抓住当前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有的地方还正式规定：“在平反过程中只能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不能提到参加清查工作的同志”。　　　　
然后一阵风发下来数以万计的《平反决定》。其基本文字内容如下：　　　　
xxx同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由於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错误审查。今查明该同志没有参与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和任何活动。党委依照有关政策决定为该同志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死难者则含乎其词加上一句：　　　　
审查期间，该同志於x年x月x日在错误路线下非正常死亡。　　　　
有人对这种“一风吹大平反”提出质疑，要求进一步查清死因依法惩办凶手，就被冠以“干扰大方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帽子。　　　　
作为“五一六”特大要犯，又被“王晏后”市委再次宣布为“反革命”的陆、匡二人，在“一风吹大平反”后继续被关押。　　　　
　 　　　
一九七五年，匡建中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在当时江苏省级领导的干预下才被平反，恢复其共青团组织生活和无锡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　　　　
　 　　　
一九七五年冬天，由看守所干部出面找陆渭文进行了一次试探性地谈话。　　　　
看守所的干部问：“陆渭文你承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陆回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既然中央定性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何来方向路线错误？”　　　　
　 　　　
一九七六年四月，陆渭文被送到四面是水的北堵农场去“恢复一下身体”。　　　　
　 　　　
（八）十月政变后对革命群众的镇压　　　　
　 　　　
一九七九年三月，陆渭文“无罪释放”。（与苏金坤两人同时释放）。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陆渭文，袁达洪自一九八另年以来，经常纠集在一起。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胡说"共产党腐败了";污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是一次和平演变"，我国是"封建专制主义";恶毒诽谤党的中央领导。"寄希望X的死"，妄想变天，鼓吹用"三民主义"取代党的领导等。　　　　
陆渭文，袁达洪还曾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一九八二年六月初，被告人陆渭文伙同丁XX以帮助社队办厂为名，窜到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金门岛等沿海情况。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　　　　
判处被告人陆渭文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被告人袁达洪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无 锡 市 中 院 驳 回 通 知 书》　　　　
陆渭文：　　　　
你不服本院[84]锡中法刑字第26号判决的申诉悉。　　　　
现经复查认为：原判决认定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和量刑并无不当，原判决应予维持。你提出“原判决定性不当”的申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为此，对你的申诉予以驳回。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江 苏 省 高 院 驳回 通 知 书》　　　　
陆渭文：　　　　
你为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84]锡中法刑字第26号刑事判决不服，以事实有出入等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本院对该案进行了复查，证实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正确的。原判决认定你与袁达洪自1980年以来，经常纠集在一起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密谋潜逃苏联、台湾后窜至福建晉江县安海公社探听沿海情况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以上犯罪事实有你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你申诉中否认犯罪事实的理由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应予维持。特此通知。　　　　
　 　　　
二00四年十月二十八日，陆渭文的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陆渭文，男，67岁，汉族，江苏常熟市人，高中文化，原无锡市铸造厂工人，现无正常职业，现在住址是，无锡市江海新村15号202室，邮编是214026，电话号码是8292153　　　　
申诉事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院][84]锡中刑事第26号刑事判决书[附件]认定本人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本人表示不服。于1992年曾向无锡市中院提出申诉，92年8月由无锡市中院“予以驳回”[附件]　　　　
于1997年曾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直至98年12月“予以驳回”经办人于法官[女][附件]　　　　
本人对以上两次驳回仍表示不服，　　　　
一，原判决事实不清，定性错误，以权代法，野蛮硬判。原判决，罪名内容，五句言论，“一个企图”。　　　　
所谓“胡说共产党腐败了”，“我国是封建主义专政”，“鼓吹用三民主义取代党的领导”，是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与当时原话有原则的不符；“一次政变”，“寄希望x的死”这两句与本人无关。　　　　
所谓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还曾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是故意捏造，陷害。在庭审时，公诉人拒绝当庭出示证据，证词[以上庭审记录在案]　　　　
所谓窜到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金门岛等沿海情况，并无此事[由同行人丁可南作证]　　　　
无锡市中院根据《刑法》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错误的。　　　　
根据当时的《刑法》规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指以反革命为目的，煽动群众抗拒，破坏国家法律，法令实施的，以反革命标语传单或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　　　　
本人在82年左右，与袁达洪，李伏阳，二，三人，闲谈的地点在袁达洪家中，方式是茶余饭后，观看电视节目时，言论内容中，从未谈到不要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不好。这样归纳：A，主观上从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目的。B，并无故意宣传煽动。C，即使是有错误观点，并无向社会扩散，不存在客观上的反革命行为。按《刑法》规定就不构成犯罪。　　　　
历朝历代，衙门审案，只有屈打成招，而从来没有不要当事人承认，不听当事人申辩，不要证据或与证人对质，而判处刑罚的。　　　　
二，1992年，本人接无锡中院“驳回通知书“时，[经办人一男一女]说，你的事表面上是我们处理的，实际上我们管不了你的事，现在还是党的一元化理领导。。。，本人当时完全谅解中院及经办人的为难之处。但足见是，“以权代法”的司法不公。　　　　
三，1998年11月，由江苏省高院经办人于法官[女]俩人在无锡三凤楼饭店房间内找本人谈话，内容，A，从现在看你的言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看来是不得了的。B，判你的刑是根据他人的揭发材料。C，你的案子是省，市委共同定的案。　　　　
本人当时就表示不服，理由：　　　　
1，本人并不要求用现在的法律来处理我过去的问题。　　　　
2， 在省高院的复查中仍然是偏听偏信，当时的所谓揭发材料，三人各自阐述自己的记忆，有人因诱供交代问题，有人为立功交代问题，对待言论的回忆，以谁为准？　　　　
四，如此简单的案情，当事人申诉20年，而不给平反纠错，问题的结症所在，恐怕省高院还是不敢推翻省，市委作过的决定。经办人不敢违背领导的意图，如果这样，要法律何用？依法治国不过是一句空话。　　　　
要求，请求省高院依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对本案再次复查，纠正这一冤案。　　　　
希望，不要让国际社会笑话，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居然一个普通老百姓，因为在家中私下里议论了有关政治的话和到福建厦门在鼓浪屿上出于好奇想看看金门岛而就成了反革命，吃了五年官司。至今当事人仍在贫困线上挣扎，中国人权何在？　　　　
今年年初本人继续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几日后答复曰，该案已多次书面答复作出处理，今后不再受理，来信也不再回复。即将此申诉打入死牢。当事人实难瞑目，充分相信法院乃人民法院之心不死，苦心等待。　　　　
近日，又闻肖扬院长之声，”司法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有错难纠，甚至有错不纠，则不仅使公民权利一旦受损再无从恢复，而且严重者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再审作为给公民权利提供救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是一扇门，而不是一堵难以撞开的墙。司法的权威正来自于尽一切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　　　　
尽一切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此语当能为我的申诉起死回生。一言九鼎，掷地有声。　　　　
谢谢，谢谢!　　　　
呈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　　　　
申诉人陆渭文上　　　　
2004．10．28．　　　　
　 　　　
七、苏州陆兰秀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陆兰秀，最初，只是不满文革中的某些现象，比如批斗她所信任的领导干部，继而不赞成打倒刘少奇。她多次向毛泽东、林彪上书，表达自己的意见。但马上招来地方当局的打击。　　
　 　　　
一九六九年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陆兰秀写了《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信来看，她只是反对把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还没有走到公开地反对毛泽东、直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地步。　　
　 　　　
一九六九年十月以后，陆兰秀写了二十来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她说：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苦难深重之中，证明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匈牙利事件，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毛泽东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全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起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世代代牢记这一切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　　
“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责任推给下级，但文化大革命是你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你把坚持共产主义立场的人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凌辱，你又扮演另外什么角色？你曾否想过，等你演毕反面角色，卸装归来，你到何处去找你原来的马列主义真身呢？”　　
“对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的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　　
“思想的禁锢，现代迷信的盛行，可能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我相信，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历史的审判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度会有所扩大，人民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会得到尊重。”　　
“我死于狱中之日，也就是历史为文化大革命定案之时”，“我为全人类的解放献出生命在所不惜”。　　
“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从国庆二十周年以来，我所写二十来篇文章，自信都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为真理受尽苦难，或将死于狱中。故要求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　　
“能够为人民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条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些老大难矛盾的最后解决，这应该是我们一家的光荣。所以你不要难过。”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立刻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按照毛主席一贯政策，无条件解放还没有解放的干部。不要他们再多作检查，不要他们认罪服罪。已经没收的文件、书籍、用品，凡未上交可以整理出来的，请一律发还；冻结的存款和扣发的工资，避影响本人和实用性家属生活，使低于一般工人生活的，请酌情补发。如因生活残疾病等问题有债务的，也请发还部份，使够偿还。”　　　　
“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不是共产主义方向，无论锣鼓多么热闹，大红花多么热闹，多么鲜艳，欢送多么热烈，本质是不会变的。”　　　　
　 　　　
一九七0年七月四日，陆兰秀被处以极刑。　　　　
　 　　　
一九七八年，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苏州市委为陆兰秀平反。　　　　
　 　　　
一九八二年，中共江苏省委又作出决定追认陆兰秀为革命烈士：在烈士陵园建立陆兰秀烈士墓碑，汇集陆兰秀的遗稿作为革命斗争的史料。并将陆兰秀的事迹印发全省，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向陆兰秀烈士学习。　　　　
　 　　　
一九九三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陆兰秀的传记《殷殷关心血》。　　　　
　 　　　
二00一年，《陆兰秀狱中遗文》，由丁群编著，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包括了陆兰秀在狱中的全部日记、文章和审讯记录。　　　　
　 　　　
编者按：江苏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资料，收集不多，而且一九六八年后就没有了，难窥全貌。好在它的一个地区——无锡市提供了较多的资料，使人们对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能有更多的了解。　　　　
一、文革初期，江苏省委执行错误路线，主要责任人是许家屯。十月政变后，他得到重用，被派往香港担任新华分社的负责人。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后，叛逃美国。　　　　
二、江苏省的一月夺权，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一派夺权，排斥异己。三月军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局面，仍然是支一派，压一派。两派武斗越来越升级。　　　　
三、一九六八年三月中央批准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情况说明，省革命委员会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又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四、无锡市提供的资料说明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的若干情况　　　　
1，一九六八年无锡市成立革委会后，就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这是按照中央统一布置进行的。但执行中有扩大化倾向。加之，当权人物中原本就有压一派的问题，而“老造反”中社会成分比较复杂，违规违纪的现象较多，很容易形成把矛头对准造反派的局面。　　　　
2，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些造反派的带头人不能正确地分析形势，仍然采取对待“旧机构”的态度来对待“新机构”，组织所谓“反复辟指挥部”，企图以武力进行对抗。这样的作法，是与中央的战略部署相违背的，不可能得到中央的支持。但是，地方的当权派利用一打三反把这些人打成反革命集团，则是完全错误的。　　　　
3，一九七0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二年上半年，无锡地方党委按照中央一九七0年中发第二十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一九七一年二月中发第十三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进行了清查“五·一六”的工作。　　　　
在此期间，许世友在无锡讲话传达了林彪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516，一个也不能漏掉。”　　　　
这一段时间，全国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应该如何评价，尚待进一步研究。　　　　
就无锡地区来看，肯定是搞扩大化了。　　　　
有人说：这是“浩劫中的浩劫”。这就站到反动立场上去了。　　　　
4，十月政变后，当局对陆渭文这样被错关在监狱中的革命造反派，即使在平反翻案的大潮中，也并不急于平反，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无罪释放”。陆渭文出狱后，当局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一九八四年以他说过的几句话和企图叛逃台湾、苏联的莫须有罪名，判刑五年重新投入监狱。虽经陆渭文多次申诉，法院至今仍不平反。这就说明了问题的本质。　　　　
五、苏州陆兰秀一案，收集到的资料不多，吸取到的教训不少。　　　　
文化大革命初期，面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干部，在思想上产生了许多困惑。这并不是只有陆兰秀一个人。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这部分党员干部的大多数人逐步认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学会了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自觉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支持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始终坚持反对文化大革命立场的人，只是极少数。像陆兰秀这样发展到公开反对毛泽东、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确实是极个别的。她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这里面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如果仅仅是因为陆兰秀的这些思想，就把她逮捕法办、就判处她的死刑，这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陆兰秀能够活到今天，她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人们有理由相信，她一定会认识自己的错误，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导下，坚决地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