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关怀”》与《蒋公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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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杨奎松新著的时候，恰赶上《蒋公的面子》在北京上演。一部书，一部戏剧，讨论的都是知识分子面对权力的姿态。颇有意思的照应。
　　杨奎松在《忍不住的“关怀”》前言中写道：“今天谈及这个问题（知识分子）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 ”
　　与此相映的是《蒋公的面子》里的文革场景：三位教授被关在红卫兵大楼里交代问题，一面穷尽所能为自己辩解，一面努力交代过去的“罪行”或者表达忠诚，红卫兵“好派”、“屁派”武斗，大楼无人看守，三位教授亦不敢越雷池一步。
　　顺便提一句，好派和屁派是南京及周边造反组织的派系，矛盾焦点在1967年的夺权行动，“红色造反总队”在1月26日夺了省委的权，宣布“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但是另有一批人认为自己受到排挤忽略，便说“好个屁”，于是分成好派、屁派，后者因嫌不合革命之雅观，不久改为“P派”。此种划分甚至波及到安徽安庆、江西九江一带。
　　软弱、怯懦甚至见风使舵，似乎是合于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一般印象的。
　　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性格？或者这仅仅是一种对于群体形象的想象，就像“残酷的地主阶级”、“革命的工人阶级”那样？而杨奎松的问题更加直接：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
　　
　　
　　在《忍不住的“关怀”》中，杨奎松并不总结或者阐释某种必然规律，他只尽可能详尽地用史料说明三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如何各自发生——大量性格和偶然因素，在时代背景之下，如何一步步将他们推向最后的结局。
　　张东荪认为倒向苏联于中国不利，想要挽救新政权与美国的关系，结果他的努力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曝光，被视为叛国；王芸生希望在新政权中为《大公报》（其实也是为民国报人）寻找位置，却发现新政权需要的是宣传工具，新闻业对他们毫无必要，王曾经认为正直的报人传统也在新时代毫无用处；潘光旦努力适应新政权的思想和规则，真诚反思自己知识落伍无用，最终因为他研究土家族的民族识别，被认定“破坏民族关系”，划为右派，之后被批斗抄家。潘光旦临死，向费孝通索止痛药与安眠药皆不可得，遂惨然离世。
　　潘光旦死后，费孝通曾谓：“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他没有怪毛泽东。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是这个做法。因此不应该怪他。 ”
　　
　　
　　那么，“历史的必然”又是什么？
　　对《蒋公的面子》的观众来说，难免将两个时空的场景比较。之前，三位教授毕竟可以拒绝蒋介石的宴请，并以为风骨，之后，则必须向“人民”坦白、忏悔。近年民国热，也往往以民国知识分子之自由、独立为标榜。
　　以王芸生为例，王有名言：“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然而此一番话，只能在国民党时代说出。
　　1943年2月初,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先发通讯《豫灾实录》，又发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直斥蒋政府于战时灾时仍花天酒地，蒋介石大怒，但处理也不过“勒令停刊3日”而已。
　　毛泽东《沁园春·雪》发表之后，他抄写寄给傅斯年，并评论道：“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而等到上海解放之后，王芸生便要积极悔过之前的“资产阶级思想”，与新政权合作。不合作，便意味着他传承维持的《大公报》要被消灭。
　　如杨奎松所言，“如果我们把这个群体仅仅局限在民国年间极少数活跃在公共空间的教授、学者、报人的范围，那么，他们中相当多数已经离开了大陆，并未失语。”即如传统上比中国知识分子更具有批判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保持批判性的也只是流亡者。金雁阐述俄国知识分子在新政权建立之后的命运时说：“沙皇的专治和斯大林的专治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不过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那句话：“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杨奎松怀着同情之心，感叹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士大夫入世精神驱使，要从政干禄，要以天下为己任。因为这种忍不住的“关怀”，要奋不顾身投于政治斗争之中，不免动辄得咎，欲辩不能。
　　然而这种知识分子犯下的糊涂病，非止中国独有。
　　朱利安·班达在1927年写作《知识分子的背叛》，认为知识分子的格言是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只在艺术、科学和思辨中获得满足。而到19世纪，知识分子开始热衷于政治活动，甚至成为“打手”。
　　但是他们在艺术、科学和思辨中的敏锐，并不能让他们在政治倾向中明察秋毫。
　　德国诗人贝恩在1933年在《答流亡作家》的信里写道：“我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支持新的国家，因为为她开辟道路的是我的人民……我的肉体和精神的存在，我的语言，我的生命，我的人际关系，我脑中的全部东西，这一切都是人民给予我的……只有广阔天地、四季、土地，它们都化成一个简单的词：人民。”
　　他又说：“一种崇高的感情使他做好牺牲那个被遗弃的我的思想准备，随时为全体、为国家、为种族，为内在性献身。”
　　贝恩成为为法西斯政权大唱赞歌的知识分子之一，被认为是受到德国政治权力诱惑的大部分德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起因则是他对德国衰弱不振的现状不满，急迫期待一次真正的革新，振奋“落后于时代的日耳曼民族”的命运。这种期望甚至在百年前的海涅身上就体现了，他早就幻想“各民族人民重新聚集在德国周围”。
　　比照之下，俄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轨迹大体相类——希求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鼓吹革命，然而革命非杀伐果决者不能行动，然而知识分子既不能认同杀伐果决，又不能为杀伐果决所容，于是要么与之化焉，要么被革命红轮所压倒。即如戏剧而呈现，时任道所赞赏的延安，倒是被看似猥琐反动的卞从周一语道破：只有民主集中，并无民主自由。最终，无论对权力是批判、迎合还是隐逸的姿态，都逃不过红卫兵的镣铐。
　　
　　
　　杨奎松是忠厚长者，认为不应以今人的见识眼光，去苛求当时人，更不应该忘记所谓知识分子，也是普通人，也有软弱、恐惧和短视，而这些也非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毛病，“如果陷入同样的政治环境之中，西方知识分子又会如何呢？“
　　所以，在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遭遇抱同情之理解之余，应更多自省。
　　回到《蒋公的面子》，说一个观剧时候的细节。
　　《蒋公的面子》之中，台词多涉当下现实。这是必然的，未必是编剧有意含沙射影，而是时代之近、社会情态之雷同，非如此不可。而民国至今，都可视为尚未建立相对完善的现代化国家与社会的时代，所以弊病相类也不足为奇。有意思的是观众对这种影射的不同反应。
　　“似乎只要骂两声腐败，便是个进步人士了”，观众大笑， “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成了国际笑话”，全场哄堂大笑、叫好。然后，时任道怒斥“对学生开枪算什么国民政府”（大意如此），气氛顿时陷入诡异，全场屏息，鸦雀无声，似乎等待某个人鼓掌喝彩，然而并没有。于是在下一句台词到来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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