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步兵学校史话——张明河结束“三查三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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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下来之前担任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主任的曹奇辰，在华北步兵学校时期任宣传干事，夫人是北平纠察总队时期的宣传队员。他们谈起往事时说：“在当时，没有个张明河，还真不行。没人能撑起那块大局。”

张明河属“强势型领导”，赵再生属“弱势型领导”，张明河到来之后，华北步兵学校的每项工作无不带有“张明河痕迹”。中国有句古语：“一山难容二虎”，讲的是某个部门的一二把手如果都属于强势型领导干部的时候，这个部门的领导决策中必起矛盾。幸好在华北步兵学校，赵再生因为来自晋冀鲁豫，决策时往往主动退避三舍，让张明河拍板。

斗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猜想后来张明河凡事非要自己说了算的霸王脾气，就是在华北步兵学校和北平纠察总队时期所养成的。长时间的身边无对手，习惯了。当然，这与某党半个世纪不允许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反对意见的出现是不一样的。张明河允许你提出不同意见，与你的意见不同时，他也会与你脸红脖子粗的争辩，而且从不记仇。他是河南西部人，脾气怪，也倔强，但绝对是个心胸开阔的汉子，能容得人。但他只看得起上过战场，能打仗的，绝对看不起搞地工的文职干部。那认为那是一帮耍心眼的，人品不高。他后来就败在了这帮“耍心眼”的干部手里。

张明河刚上任时，华北步兵学校还有点“三查三整”运动的脏屁股没擦干净。或者说，是有点难于收尾的架势。这其中的原因很多，赵再生权威不够，李青川绝不是个掌大局的人，翟家骏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对华北步兵学校各有看法。这就是1948年4月，张明河到来之前的实际情况。张明河到来之后，与赵再生时期完全不同的一个做法，用后来的政治时髦话说，就是“拨乱反正”。因为张明河就是在晋察冀工作多年的领导干部，带了自己的一帮手下人过来的，刚一到来的气势就不同，与赵再生“晋冀鲁豫的领导干部指挥不动晋察冀的干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还因为张明河当时在前一段晋察冀土改运动和“三查三整”运动中有自己的看法，本能是反“左”的。而当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也都是靠本能，而不是靠政治水准和理论水准来反“左”的。他的这个鲜明的政治态度明显影响到他的老下级——当时担任华北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张迺更。

希望有一天，那些积存的历史档案中的会议记录可以作证，当年在华北步兵学校领导会议上最积极支持张明河的，并不是说话前先要三思作稳重态的张迺更，而是当时大事小事都敢于率先表态的郑旭煜。当年，1948年5月，张明河在一次所有干部大会上的那次讲话：“运动早已经结束了，今后，再不许搞什么揭发批判、自己人整自己人。如果有谁还在背后打小报告、犯自由主义、说别人的坏话，让我发现，有他的好看……”张明河讲话之后，第一个站出来明确表态支持的就是郑旭煜。

凡这种大会的场合，李青川、张迺更都是抗战干部身份，举止说话都比较谨慎，从不抢在前面发言。翟家骏也是这样。翟家骏解放后一直在北京空军，62年转业（与李洪涛同一年），到南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据他的孩子说，翟家骏55年授衔是空军大校。但我在大校名单中未能查到。根据他当时的职务，在空军六航校任政治部主任，55年授衔时，六航校的校长、政委都是大校，当时的六航校参谋长红军干部赵群是上校，1950年9月任第六航校军务科长兼办公室主任、保密室主任的刘尚文，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所以看来，翟家骏是空军上校军衔较为可靠。我猜想，按照翟家骏与张明河不相上下的党内资历，但授衔很低，除了空军部队中的政工干部从严、授衔较低之外，47年冀中土改时的“立场不稳”，给了某种不利的结论，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客观评价，“三查三整”运动有功有过。功在于：提高了晋察冀部队的战斗力，纠正了各种当时存在的不正之风；过在于：因为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政策水平低劣，一些专门整人害人的坏人很容易得手，所以“极左”、生硬、粗暴的运动方式伤害了自己的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干部。

“三查三整”运动中，自觉抵制极左的路线，不止二纵政委李志民，还有担任过四纵、三纵政委的胡耀邦。看史料记载中，曾担任过张明河的老上司、第二批延安“东干团”团长的胡耀邦，正确执行了“三查三整”整军路线的。抗战期间，胡耀邦在延安参加过当时过“左”的整风审干抢救运动，那一次的延安揪特务运动把中央军委机要部门的大部分同志都打成了“特务”，胡耀邦深受触及。所以在这次晋察冀“三查三整”的整军运动中，他的反“左”态度、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在三纵的三个月战场整军中胡耀邦严格执行了正确路线，严防过“左”的错误路线再次伤害自己的同志。

1948年5月初，二纵、三纵、四纵随营学校几乎同时来到晋县，与步兵学校合为一体。周自为到华北步兵学校之后，谈到三纵随营学校的“三查三整”，笑着说：“我们那里，至多下了场毛毛雨，你们这里下的可是疾风暴雨。”

三纵随营学校，“三查三整”运动主要由随营学校政委陈继德领导。陈继德是河北安新县人，学生出身，当然家里有几个闲钱才能供他读书。安新县在保定东北，高阳正北，雄县以南，白洋淀以西，抗战期间隶属冀中军区九分区。1937年抗战爆发，陈继德在保定念书时参加了河北抗日民军，以后一直在冀中的十分区，从宣传员、连指导员、政治处特派干事、特派员（一听到“特派”就要联想到保卫部门、抗战期间的锄奸部门）、锄奸科副科长、组织科长，还当过冀中军区整训团团政委、七十七团团政委，解放战争开始，在怀来组建三纵七旅，他担任七旅十九团团政委。以后成立三纵随营学校，他担任副政委（在1948年6月华北步兵学校的干部履历表上，他自己填写是“三纵随营学校副政委”）。

到华北步兵学校以后，三纵随营学校改编为华北步兵学校二大队，张行忠大队长，陈继德大队政委。1949年10月，原北平纠察总队（当时的完整全称从原来的“平津前线指挥部北平纠察总队”改变为“北平市军管会直属纠察总队”，最后改变为“华北军区直属北平纠察总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让位给“北京纠察总队”。当时向华北军区干部部申报的干部名单报表中，陈继德是“师级干部”。

据说，48年1月，“三查三整”开始，曾有人想翻扯他的地主出身的问题。当时陈继德不急不缓的说：“不劳你们动手，日本鬼子已经替你们干了。”原来因为他参加抗日军队的问题，鬼子伪军拿他家出气，要杀一儆百，他家里躲来躲去，早败落了。陈继德严令不得在三纵随营学校内成立“贫农团”，陈继德说：“你们是当兵的，不是农民了。成立个什么‘贫农团’？你们谁愿意成立，将来回家再去成立，现在不行。”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当过副总长，从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位置上退下来的陈继德，感到自己来时无长，特地回到河北家乡，在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走了一趟。当时曾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河北省军区政治部常任副部长的吴炳洲，一参加八路军就在陈继德的手下。作为当年三纵随营学校的学员、陈继德手下的青年干事，帮助已经行动不便的老首长陈继德住进在石家庄的河北省军区招待所，并全程陪伴陈继德在河北的保定、安新、白洋淀、晋州等地一一驻足浏览。最难得的，是几乎每个晚上陪他聊天，回忆往事。

二纵随营学校是先成立了“贫农团”，经郑旭煜请示了二纵政委李志民后，给解散了。

实际上，比晋察冀要“左”的晋冀鲁豫，已经察觉到了“左倾”的危害，开始纠正了。邓小平当年，1948年2月9日致电毛泽东，谈到：“部队几年来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知识分子），他们又大多是地富家庭出身，其中不少担任主要的和机要工作的责任。这些同志大部是尽责的，有成绩、有能力的”，“党内过去在审干时，伤害知识分子党员，已经不轻。此次整党，确应慎重。”毛泽东对此电报很重视，亲自修改批转各地，纠正偏差。

还有周恩来。当时在周恩来身边担任作战参谋的张清化回忆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后，周副主席放我的假，让我回黄河以东后方一趟。我回到了临县三交镇。那时那里正在搞划阶级、定成分、斗地主、挖地财、挖元宝。最初我还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后来看到定成分要查三代。如果你是贫农，查到你三代中有是地主或富农的，就定你是地主或富农。我对此产生了疑问，心想他现在是贫农，什么都没有，给他定成地主或富农合适吗？后来又定工商业者的成分，大一点的铺子的店主，就定地主、富农，把铺子给分了，我觉得不对头，毛主席不是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保护工商业嘛，这样搞不是把工商业给搞垮了吗？但又不敢多讲，怕讲多了，人家给我扣上右倾帽子。回去后，周副主席问我在那里看到什么情况，于是我就讲了我对几件事的看法。对于定成分和三查三整，我说地方搞，部队也搞。听说当时有的地方吃饭搞两桌席：地主、富农出身的坐王八蛋席，贫雇农出身的坐贫雇农席。把机关、部队的同志这样一分，那怎么行呢？我们的领袖不少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那怎么讲，又坐什么席呢？周副主席听了以后，讲了一句：‘胡闹台！’就是胡闹的意思。我又说在农民中查阶级时要查三代，他现在是贫农，你查他三代划成了地主或富农，但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分他的财产？又有什么意义呢？”

张明河也有过类似的讲话。他当过几年旅政委，又当过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讲起来有一套。他说：红军时期，工农出身的政治工作人员，在抗战中大都已转为军事干部，指挥打仗去了。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出身的人。他们没有政治工作经验，但有文化、有热情。这批人加入政治工作的好处，使政治工作活泼生动些，晚会上的花样多了，报告也满流利，文化程度提高了，内容丰富了，但作为阶级的党的政治工作的特质是削弱了。但其实政治工作并不好做。战争年代，军事指挥员很容易形成单纯的军事观点，他们不但不帮助政治工作，反而天天骂政治部：不好好地组织救护伤员呀！教育俘虏呀。政治工作人员因他们是老干部，资格老，有实际战争经验，往往向他们让步。

土改以来，整党、整军、整干部，“三查三整”运动的主要对象大部分是这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这些干部因成分复杂，被敲打得很厉害，机关中搞得更厉害，所以三查之后，许多干部的个人情绪与政治机关的威信都不高，受到影响。出身不好要不要这个搞法？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九是地主、富农出身的，都要搞吗？其中有一部分干部很好，思想不错，生活朴素，工作积极，比有些老干部有发展前途；但也有一部分出身不好的干部特别坏，吹牛拍马、贪污腐化等。整干部，要把这部分不好的干部给整掉才行。

后来发现，张明河讲话的精神不是他自己的，来自于朱老总。朱老总对高级干部的讲话。张明河不过用自己的语言，将朱老总的讲话精神如实地转达于华北步兵学校诸干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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