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元《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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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补述

杨世元

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就是草扎的祭品，史无前例的文革一来，知识分子也就身不由己地要刍狗化，还是第一批被推上祭坛的牺牲品。我在重庆掀起揪“三家村”的第一潮恶浪中，在报上被半点名，那就不仅是刍狗，还是供大批判的草垛了。箭镞集身，积毁销骨，我被告知的唯一出路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深挖潜意识，狠斗一闪念，力争在文革大火之中，能烧出一个新我来。于是检讨复检讨，甚至把当年投身反蒋学运中所培育起来的自由民主观念，也视为一种原罪。怀着负罪感去参加朝敬仪式，也就如旧时代的腐儒，“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衷心祝祷我心目中的先知万寿无疆，他所指定的接班人永远健康。
谁知这位接班人竟驾空遁而逃。本来是“你尊我尊神，我顶你顶峰”的二人台，忽地坍了一角，毛主席索性高抬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批林批孔批周公。几年来我跌跌撞撞地跟复跟，这一下孔丘成了丧家犬，独撑危局的周总理其势危殆，战无不胜的救世主又大退神光，会出现长夜吗？所幸我按毛主席的批评指向读了《十批判书》，于文革顿挫间得顿悟。虽非茅塞顿开，也有如刍狗开眼。
郭沫若五四时期有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的历劫体会：刍狗只是开了眼，若没有进一步植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升华不了天狗，我也就不能“便是我了”。
文革后我转入史学岗位，按“我”说，就该求实存真，写出以人为本的信史。但《道德经》又说了：“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橐龠就是风箱，“以阶级斗争为纲”已成破皮囊，再有人拉也不会怎么来气；然而中国之大，形色之特，必会有别种样的橐龠在。你要秉笔直书，就可能触犯着什么而被扯进某种暗箱里去。如此，那就遵老子所教“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好了。谁知积习难改，遇着文革研究者来谈浩劫，忍不住絮絮叨叨，竟被整理出一大叠口述资料。既没守住，那就不管数之穷与不穷，就按“我便是我”，再在口述资料上作些补述。
文革是亿万人受难的历史浩劫，实在不该在时下的尘嚣中作尘封，必须多人多侧面地来谈，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见其本然。也只有历史地具体地识得本然，才能近于事实准确、评价公允地知人论世，进而识得所以然，以免历史的错误重犯。如果心态仍如刍狗，高蹈一些是“一看二慢三通过”，低俗一些是“国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将”，一旦在一定条件下文革又再来一次，恐怕就有更多的牺牲要供上祭坛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恶因与趋势，那就谢天谢地，只当一个过气文人在江渚之上摆谈老龙门阵罢了。
有，还是“莫须有”？——“约稿信”是重庆文革的一个悬案

要研究重庆文革，1962年春节《重庆日报》的那封副刊约稿信，是一个重要文本。但是真要探究这封信，就会遭遇黑洞，会产生“有，或是莫须有？”那样的困惑。
有，当然有。重庆文革是从揭发“重庆三家村”开起端的，《重庆日报》连续发专版，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猛烈开火”的大标题下，揭批张黎群、雷勃和王古泽的反党言行。声讨文章前有“编者按”，其中这么按着：“由王古泽授意，杨××执笔的1962年春节副刊约稿信，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办报纲领。”
文革的宗旨是反修，方法是抓纲。既然抓住了“修纲”，就该悬出示众，共讨共诛，而实际情况却只是在按语中点到而己。无论在报社或文联，都只是虚轰。工作组严辞要我这个被半点名的××作交代的，也只是追王古泽在副刊中的作为，不许另有攀扯；也就是《重庆日报》虽为“市委机关报”，副刊的事却与市委方面没有关系。可王古泽在副刊恢复时正在住院，也无关系，这条“修纲”套不到他脖子上去。情况是上上下下都明白的，却仍然这样按着批，当然“小旦长胡子——乱栽”，也就是莫须有。
“炮打司令部”，天意难测。在川主政的李井泉心有忐忑，四川因政策过左死人太多，他又是在死亡高峰期晋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怀疑有四川的地下党干部向上告状，遂于在重庆已打出了“萧李廖集团”之后，趁文革之机，再作追杀。原是地下党员的张黎群、王古泽就因副刊上的专栏文章《巴山漫话》，被说成黑帮黑线，进而就因给副刊作者的一封拜年约稿信，把我给栓连上了。
点名或半点名的玄机，我无从窥测，但这封约稿信所反映的是大跃进到大饥荒时的政策转折。我正是这个时段在副刊岗位上，倒是可结合我的经历，说一说重庆文革首案的原委。
1958年春我从文联调入报社当“新闻战士”，首先受的“入伍教育”是：《重庆日报》是市委机关报，各专业组的编辑记者都是党的耳目喉舌，编副刊的人尤要牢记：副刊是党报的有机统一部分，三版是一版二版的重要配合和必要补充，必须亦步亦趋地宣传党的政策和实践。我就是本着这样的操典去走正步的。
从我上岗开始，副刊就是一个劲地宣传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共产风、浮夸风煽情升温。热昏中，真是觉得共产主义社会指日可达，到时我们可要谦虚一些，要等苏联老大哥第一天宣布进入了共产主义，我们第二天才宣布。不料老大哥泼冷水，写了封信来，说苏联二十年代曾建公社，失败了，不仅破坏生产，还因饥荒死了人。毛主席为此愠怒，要作反击，方法是各地选一些特别办得好的公社作调查，写出材料来，“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向一切人作战。”在副刊组，我被调出参加人民公社调查，组长石大周却在反右倾中被掳下去了。王古泽在副刊组中主持“党的生活”和“理论学习”等专版，他是去过延安的老同志，当该他全面负责，但在物质供应困难的境况下，他经常有疗养住院等耽搁，实际担子就落在了我这个兵的肩上。
当时我是二十许人，接受再艰苦的采访任务都不怕，苦的是要编好副刊，却又摸不住魂头。如果上级党委的决定和人民利益有一致性，那还好办；如果不一致，耳目所见和喉舌所言存在矛盾呢？我所参加调查的沙坪坝区红旗公社和江北区中苏友好公社，就是重庆选出来的“特别好的公社”，要是写出来，达到毛主席所期求的“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就很有点底虚。“向一切人作战”是政治任务，为此宣传上越是大哄大嗡，就越产生新闻报道的信誉差距，导致党报的人民性日渐丧失，也使新闻单位的肌体，在宣传畸化中产生敏感性病灶：对三面红旗只能唱颂歌，谁也不敢说有所失。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路线斗争，毛主席就是反倾向斗争中战无不胜的领袖，庐山会议一夜变症，就是眼前之例，彭德怀上书讲有失有得就被打成错误路线头子。大跃进和公社由总路线所派生，如果报道跃进中的得失，岂不意味着伟大领袖也可能出决策错误甚至是路线性错误吗？大跃进越跃越违情悖理，如果有人不敢公言而“鼓咙胡”，副刊就是最容易泄出怨气的地方，所以副刊就由总编辑袁明阮主管，并多设了几道审读层次，如提前一周交计划，提前三天送小样等等。可是袁总太忙，常常临编前会时还没有来得及看样稿，每每要向夜班编辑室主任发问：“有什么问题没有？”夜班主任为免不虞之灾，总要找点瑕疵来说，使我经常挨克抓瞎。然而防不胜防，还是出了《“奋”与“愤”》的事故。
我们宣传中有发奋图强的口号，也有写成发愤图强的。西南政法学院院刊上有文，说“奋”、“愤”可通，“现代修正主义者不让我们后来居上，因此愤怒，所以奋发。”我们转发了，没想到宣传部来电话说有错误。袁总将这天报停发重印之后，找我谈话，才知中央有通知，说与现代修正主义论战，地方报纸不参加。袁老总批评说，这篇文章并没有政治错误，但刊发在《重庆日报》上，就是组织错误了。由于我没有听过传达，这次不需要检讨，但以后在中心学习组一定要坐得住，认真领会文件精神。
至于夜班主任听过这个文件没有，我就不知道了，但觉他以后对待副刊稿件挑剔越苛，上纲越酷，举两条经他选入了《问题稿件汇编》的短文为例吧——
一、副刊发了篇知识小品《巧裁缝》，讲如何节约布料。他举发为：“泄漏了我市居民每人每年一尺八寸布的定量，为赫鲁晓夫攻击我们五个人合穿一条裤子提供证据。”
二、我为一篇短文加了《帝国主义，贼性难移》的标题，他举发为：“难移不是不移，而是可移；只不过难点罢了。帝国主义本性可移，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命题。”
副刊组和夜班编辑室是上下联手的关系，他们举发的两篇文章，不经过他的眼睛也发不出去，即使来了什么运动，真正挨板子的也是副刊编辑，他最多是把关不严而己。但当年的斗争氛围就有这么紧张，豆萁必须把豆子早早装进锅里，自己则钻进灶孔里去，以后真要问责，它就可以在釡下唱燃烧之歌了。
真正对我严格的是袁老总，他总揽全局，忙得来不能具体管副刊，因此焦心就重。那时我就听说袁老总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但在延安学习时，曾因家庭出身问题受过审查，所以我对袁总是敬胜于畏，力避因副刊问题为他添累。那时办《重庆日报》有如风雨行舟，而且行经着峡江险段，驾长对水手桡夫大声吆喝，是船行险滩时的指挥方式，过滩驶入平水江面，老艄翁会带头唱号子的。有次我又挨了袁总批评，说我“书生办报”，我一时领会不到，心情颇灰。回家发现有一碗红旺闪亮的猪油放在桌上，母亲说，是一宿舍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同志端来的。那年为应付大饥荒（当时宣传的是“苏修逼债”），我们伙食团上交了几头自养的肥猪，余下的宰杀后，后勤部门分了些下水之物给袁总，被他退回去了，后又分了片生猪油，不想袁总竟嘱他的夫人刘玉晋给我家端来了……我默默地接受了长者之赐，在日记上写下了两句话：我一定要以石磨般的肠胃，钢缆样的神经，坚守岗位，办好副刊。
然而粮食的供应日紧，报社不仅把园圃中的花木拔了，连篮球场也铺上了泥土种蔬菜。这是一个象征：副刊势难维持。很快我就奉召到农业组报到，被分配跑灾区了。
1961年年末，我在接龙山区接到总编室的电话，要我赶快回报社。回来袁总就找我谈话，严峻的形势就写在他的脸上，他紧蹙着双眉给我说：现在形势全面紧张，不止是物质紧张，更主要的是比例失调，引起国民经济各方面关系紧张。市委的口号仍是“继续大跃进，更上一层楼”，但有些话在一版二版上不好讲了，那就让副刊上来讲。还讲到，现在市民基本上没有文化生活，更没有体育活动。副刊也要将“劳逸结合”的“逸”作为政策精神来体现，起某种晚报作用。等等。
袁总说的全面紧张，就是总路线这盘发条已紧得不能再紧，跃进螺丝钉再拧，受体就会破裂了。这时候党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实为救亡大会，在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刻意维护三面红旗，绝不能让毛主席威望受损的宣传中，尽力从违背客观规律的领袖意志下脱围出来，以务实的调整，挽救国民经济于临崩之际，拯救民命于垂死之危。当时我虽然对大形势领会不深，但刚从灾区回来，也就有临危受命的感觉。回去和留在组上的同事陈国庆商量了一下版面设置，就根据袁总的谈话起草了一封约稿信，袁总阅了没有怎么改，就嘱总编室铅印，赶在春节前给副刊作者和通讯员发出去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回春之势，副刊工作也因此受到好评，袁总勉励我安心工作，说要提我当副刊组长，还评了我为年度先进工作者。但我却给报社领导写信“辞先进”，要求回文学岗位。我回文联后，王古泽才全面接了副刊工作，继后才有张黎群写《巴山漫话》的事。
文革是什么？就是党的领袖毛泽东要再折腾。经过1962年的调整，国民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农村在解散食堂，重划自留地后，农民也走出饥馑，又能够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了。这样的艰难恢复中，更能板荡见忠臣，家贫识孝子。但毛主席对忠有自己的划线，在这形势复苏缓过气来之际，就表现了对极左政策的纠正不能容忍，认为是在刮“倒退风”，“黑暗风”，“翻案风”，在他身边暗藏着修正主义分子。于是就本着他大乱之后求大治的理念，步步设局，到文革发动炮打司令部，放出红卫兵造反，于自我失之后再求自我得之。置于这样的背景下作判识，1962年春《重庆日报》副刊的恢复和那封力求“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约稿信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挨整，也就是在劫难逃的事了。
现在我就把这封信披露出来（见附录），为重庆文革史补缺，关心这段公案的人，也就可以疑义相与析，从莫须有中析出荒谬之有了。

惊弦响处落哀禽
——文革初期的文联大批判

不仅盲目，还迹近于疯。这就是文革初期文联中人在工作组主持下关起门来搞批判大混战时的情景。按江青所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文联中几乎无草不毒，无人不黑，纵不写文章，从所受过的文艺教育来说，也是吃封资修的黑奶而长大的。发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是为了重组阶级队伍，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全面专政，被圈起来奉命挞伐的文联中人，也就一个个成了乌眼鸡，互抓互啄满嘴毛了。
群众的盲目和领导人的专断，是一言堂体制的构成所需，舍此就不能运转。大跃进发动之后，柯庆施说：“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李井泉在四川提出：“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就是深谙乾纲独断的精髓并强行贯彻时的要言妙道。总路线颁行后，毛主席经常为共产主义蓝图浮想联翩，原因在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各取所需”。几千年来中国百姓对“需”的要求卑微得很，就是养家活口。毛主席根据他掌握的信息，1958年就发出旷古之问：“粮食多了怎么办？”多年在小农经济环境中冲杀，其实他是认为只要人吃饱之后，天公抖擞、百姓万马奔腾，什么奇迹创造不出来？无奈经济规律并不那么遵循领袖意志，苦战复苦战，“粮帅”并未升帐，反闹到了连续几年大饥荒的“人相食”。于是毛主席只好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个漫天撒网般的检讨，说“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分。”然后就退到了循名责实的地位，让一线的干部直接去为灾难负责。什么是毛主席匠心独运中想正之名，说出后又是全国全党必循之名呢？在1962年春夏，莫说刍狗般的百姓，就是在一线上苦干的中央领导人也不知道。1962年秋收后，又有得饭吃了，毛主席这才抛出了两个名：一为修正主义分子，一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循名责实进而揪人了。反修反走资派先从意识形态找突破口，毛主席1963年有条批示，就是直接针对文联和各协会来的。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有身就要吃饭，因而奉命批判是否违心，也就顾不得了。
文革初起时的批判混战，混中也有重点，主要指向就是1962年的调整。文联中先批我那封约稿信，继而批邓老均吾的《观人画柳》诗，就因为二者都表露了对政策调整的欢欣情绪，希望能促进形势的进一步好转。谁知经过大批判，竟发现那是对三面红旗的动摇，产生了有悖于毛泽东路线的二心。论起罪来，我被打到“修”的层次，已够惨了；邓老因遭隔离，人不在批判现场，批判者颠倒敌我，故入人罪，更无忌惮。结果老共产党员邓均吾竟被推论到了蒋介石一方，说他1962年的回春之诗，是为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
诗人李伏伽（在批“三家村”时即挨整的）后来有文革词：“一夕风雷起上京，忽看碧海漫红尘，茫茫天意渺难明。周穆沙虫频历劫，祖龙兵火肆焚坑，惊弦响处落哀禽。”这也就是当时重庆文艺界的写照。
化龙桥华村的美协四川分会，这嘉陵江畔的画家之村，因美协干部多调出参加工作组，一时竟有台风眼下般的安静，他们能逃得出“祖龙兵火”吗？在文联发生《红岩》作者造反夺权后，我们几个中层干部按新生革命政权之命搞“红海洋”，成天爬在脚手架上涂“四个伟大”，就看到了前来串联的红卫兵好不斗志昂扬，成天大唱“拿起笔做刀枪”，“混蛋王八蛋，叫你见阎王”，然后跺脚齐喊“杀杀杀”！在这样的杀声中，我们听到了冲砸美协的战斗动员，说那儿是“三名三高”的窝子，而且是执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文革资反路线两罪并发，藏得有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于是我们就见到了闯将们挥动着铜头皮带呼啸而去；得胜后，又为了他们大砸黑窝子谈得眉飞色舞。美协原是文联中的一个协会，因为50年代前期的西南大区撤销才划归省美协，但与重庆文联同一党组。两边业务干部都是相熟的文友。这番冲砸，好像比文联的“惊弦响处落哀禽”还要惨烈，各种美术作品被格撕勿论，格烧勿论，有的画家还被揪了剃阴阳头，坐“喷气式”，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牛文个子大，因当过工作组长，竟被踏上两只脚，也就是一个小将蹦到他的背上，踩得这个延安来的木刻家嗷嗷直叫……
我们成天为“四个伟大”刷红，却又实在不明天意。那时的两报一刊对红卫兵可是充满了蛊惑之词，说他们的造反每天都是“革命节日”！这样的节日，不就是《法国大革命史》中的那幅木刻插图：《断头机下的舞蹈》吗？“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公安六条”以及最新最高指示，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各种讲话，就是这样的“机器”和“绞索”。在“机”与“索”下，红卫兵在跳，各色造反头头在跳，文化刍狗们也跟着在跳——只不过他们常常会被推上台去，在绞索已套上了脖子的时候还要挣扎着喊万岁。可这样痉挛的疯狂的使人头足倒立之舞，我们竟然是一气跳了十年啊！
1976年，在“四人帮”仍在领舞，而文革妖风却日趋式微的情况下，美协的画家吴凡悄悄地创作了木刻《羽》：一个小女孩，赤足走进风暴肆虐后的花园，从泥地上小心拾取零落的但仍然好看的羽毛。这小女孩是谁呢？不就是木刻《蒲公英》中那个满溢着童心爱意的小姑娘吗！在文革大批判中，小姑娘所吹上天的蒲公英种子竟被批判为和平主义的种子、修正主义的种子，画家也被斗得来险以身殒啊！别来无恙，文革十年之后，小姑娘仍然天性淳良，仍然爱美，仍然关心着那些被狂风吓跑的会唱歌的鸟儿……虽然还没有中国版的《断头机下的舞蹈》被刻绘出来，但在四凶就擒之前，重庆画家就以木刻刀进行文革反思，已经是很难能的了。
由此观照文联，显然作家和编辑们所受到精神的戕伤与人格曲扭要更重一些。巴金在他《随感录》中所浩叹的“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已成积重阴霾，是文联上空迟迟不能消退的小气候。典型的表现就是邓均吾诗案。劫后私下交谈，谁都承认邓老人格高尚，诗品清醇，竟因一首颂春之诗打成“反革命”，真是诬之极矣。大批判时是“惊弦响处落哀禽”，谁也顾不得谁，到了雨霁云开之时，我们这些属下竟连拾取羽毛之类的事都不去做，不按照文联职分郑重提出为邓老诗案作昭雪，这是一种什么后遗症呢？在“祖龙兵火”横行之时，文人们必须穿上甲胄，殊不足怪，但从邓老诗案的平反难来看，是不是精神上的盔甲未卸，在不期然中被“厚皮化”了呢？
呜呼哀哉，作为文联这个团体，尤堪哀者，是哀禽尚未尚飨。

不该回避的“病理切片”
——再谈《红岩》成书与罗广斌之死

《红岩》小说出版后，林默涵界定说：“这是党史小说。”罗、刘、杨总结创作经验时也说：《红岩》是地下党人前仆后继的斗争和烈士的鲜血所写成的。
这就清楚表明，《红岩》所反映的是一段历史，这部小说从成书说，更多的是政治的产物，集体的产物，是社会成果，而不完全是现在一般人所理解的属于作家的自由创作。文革前，重的是组织观念。若不能历史地认识文联作家中的各别情况，那就很容易认为，《红岩》有杨益言署名，他就是写手，刘德彬没有署名，那就不是。哪里知道，参加了创作劳动——甚至是主要劳动——而未予署名的事，文革前可是所在多有。
在组织支持下搞集体创作，越是强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这种方式也就用得越频繁。《红岩》这个创作集体，是重庆一解放就萌生着的，迄未中辍。因题材重大而给予鼎力支持的，先后有市委组织部和团市委。后来有了《禁锢的世界》这样的初稿，这才从纪实之作转为文学创作，从而列上了重庆市文联和作协四川分会的繁荣创作计划中。
按照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无论是作协四川分会和重庆文联都非常重视他们的这一写作。一列入了创作计划，无异将一锭钢胚送入了加工成材的传送带上。而且在每一加工段中，都享受着“伯乐级”的待遇。在四川，是由沙汀、马识途这样的大师们给予帮助。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则有张羽、萧也牧这样的资深编辑，为他们精心打磨，甘作人梯。
小说于1962年出版，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段，物质匮乏时越要靠精神力量支撑。现在有了江姐、许云峰、成岗等英雄形象出来 ，全国景崇，进而就有了用各种文艺形式作改编的《红岩》热。
然而福兮祸所伏。毛主席多次讲过，为了夺取政权，必先制造舆论。即使在党内夺回他认为不该旁落的权，也是如此。江青就是为此放出的哨兵。《红岩》影响大，就被她盯上了。因此召见作者，不仅派他们到文艺界反修整风中掺砂子。还传达毛主席的意旨：《红岩》要改，江姐不要死。
这样的宠幸有几个人能顶得住？何况罗、杨本就是在政工战线摸爬滚打的干部。当他们从北京回来向市委领导传达了“江青同志”指示之后，文联中的风闻者就颇困惑，窃窃私议。从作品传世要求来说，为了提高它的美学含蕴，社会价值，及至更加讲求作家的个性风格，文字特色，《红岩》当然可以改。但江青的指示却另有玄机，只为来头太大，也就只能在执行中去加深理解了。至于奉命者的罗广斌，杨益言是怎么理解的呢？当时所见，他们是已因这样的宠召显得身价不凡了；但也似有隐忧，因为说到底，他们写的是党的南方局到川东地下党的那段历史。从江青批电影《烈火中永生》中即已看出，她是从路线斗争角度对这段党史持批判态度的，因而他们心不自安。更何况文革一起，既是文化革命，又是政治革命，过去支持他们从事创作的“组织”正被炮轰，他们该如何应变呢？于是出了声明，说他们写的地下党领导人和已经受到批判的“黑帮”萧泽宽无关，他们是根据刘少奇及其白区工作路线而进行创作的，殊不知这一说就把自己说来笼起了——谁会想得到刘少奇会成为这次运动的头号打击目标呢？
文革要求每个人进什么门，举什么旗，鲜明表态。跟人跟对了，那就任你怎么干，大方向都是正确的，站错了队，那就休咎立现。于是就有《红岩》作者高举江青之旗，开始了他们狂飙般的造反之旅。
造反就有造反的逻辑。对于应召跳出造反的人来说，忽然之间，我们国家的党政财文大权，竟成了无主之鹿，谁逐到谁得，那还不是迷幻药、摇头丸吗？罗广斌在重庆带头造反之时，无论后来的这一派或那一派的头头，都是对他尊之为“老前辈”的，但真一到了夺权阶段，那可就“亲不亲，权上分”。助我夺权者是哥们，妨我夺权者是寇雠。重庆一月夺权所建立的“革联会”，被称为“新生红色政权”，但照各路造反英雄看来，则是忠义堂前排座次，排对了就大秤分金，大碗吃肉，排得不好，那就投入“地煞”之列去啃骨头了。于是就有了聚义厅前大不义。罗广斌在此期间被揪和死于非命，也就成了“火并王伦”的现代版了。
作为一个案子，对罗广斌之死，在重庆已先后查过至少三回了。结论都一样，不存在他杀。但每次的调查结论都回避着或冲淡着一个问题：罗在文革中的造反与夺权。
毛主席批评过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可他老人家为实现其揪出暗藏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之愿，所作的指示却不惜绝对化，极端化，既唯心主义又形而上学。只要跟着他造反，“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就是一剂纯度极高的精神海洛因。罗广斌最后的绝笔是“给江青同志的汇报信”，题目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如果放在这个背景上来看他的死，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他杀”。
“党史作家”在文革中死于非命，是一个典型事例。在研究重庆文革史中，悲剧的肇因实在不该回避，至少也该作为珍贵的文革“病理切片”，长期而妥善地保存下来。
《红岩》作者去渣滓洞造反
1966年11月27日，重庆大田湾广场的群众集会，罗广斌、杨益言绕场接受万众欢呼，在会上作主旨报告，以大会名义通过改重庆市为红岩市、改《重庆日报》为《红岩日报》、改“11•27烈士”为“红岩烈士”等决议，是他们两人造反生涯的辉煌顶峰。在此之前，还有一次与万人大会互为表里的事，知道的人却不多，也值得一说，那就是《红岩》作者杨益言去渣滓洞造反。
白公馆与渣滓洞，是军统集中营的两大监狱。11•27大屠杀，也就是蒋介石政权在重庆溃逃前的血染白公馆，火烧渣滓洞。将屠杀现场办陈列馆，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等出狱人，一开始就参与其事，定什么馆名，突出什么思想，直至解说词的审定，馆方对他们的意见从来都很重视，甚至是言听计从——本来老照片上渣滓洞的围墙没有铁丝网，访问在劳改中的原渣滓洞看守，也说没有，但是杨益言一口咬定说有，也就按他说的做上了。那么，他们为何还要去造反呢？说来只为文革发生后形势变了，正如写作要为政治服务一样，展览陈列也必须为造反后的政治服务。
于是，就在重庆文联文革小组成立后的11月上旬，杨益言坐了部宣传车，带了哈军工“鬼见愁”等红卫兵小将，响着大喇叭，杀气腾腾地开到渣滓洞去了。被召来听取“勒令”的，有文化局副局长、老红军朱鼎固、社会文化科长郭修真等干部。杨益言首先点着老红军说：“老朱呀，你是有罪的，你根本不配当文化局副局长，你忘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他的具体意见，就是这个“美蒋特务罪行展览馆”根本无须搞什么总馆，搞了也要拆掉；只需要突出白公馆、渣滓洞这两处牢房就行了。怎么突出？他可是有革命性的改造方案的：那就是仿照着大邑县地主庄园的大型泥塑《收租院》，也要在渣滓洞监狱搞反映革命志士狱中斗争的大型泥塑。每个牢房都要选取革命烈士或脱险志士，在众多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和主要英雄人物，连起来就是一个长廊。每牢房的泥塑都要有情节性主题，如狱中志士学毛主席著作，要有画外音，反映难友们想念毛主席时，狱内幕墙上就要出现金光闪闪的伟大领袖形象。
事后曾听朱局长说，尽管杨益言这么申饬他，造反派脾气嘛，听着就是，对他提的改造意见——在牢房中搞泥塑，倒是认为富有创意，应该接受。但一具体到这组大型泥塑该塑什么人？取什么情节？为了增强展出效应，对牢房又必须作怎样的改造？他们就疑虑重重，叫苦不迭。比如杨益言讲叶挺将军就在渣滓洞男牢房二室关过，这儿也就是他写《囚歌》时的“六面碰壁”之居，怎么办呢？因为渣滓洞关的囚犯属士兵待遇，吃糙米：白公馆因囚禁人士社会地位高一些，吃甑子饭，属尉官待遇。而叶挺是新四军军长，他关在这个军统特区中的一处独院——红炉厂五福临门院子，他可以养兔，会见家人，还可于邮检后发信，《囚歌》就是他寄与郭沫若才流传于世的。照杨益言的说法，叶挺竟然在渣滓洞和他先后“同牢”，那怎么向观众解说呢？再如为增强泥塑效果而进行的牢房改造，也使他们暗搔头皮。比如，杨益言坚持要把现有的渣滓洞男牢房拆了，改矮一些，采光的天窗也要改方向，不是原有的在后面，而是更便于参观展览的在前面。朱局长说，特务火烧渣滓洞并未烧完，又有当时的照片，他们是根据原有的断墙残垣整旧如旧的。从营建房子说，天窗也应当在后面。杨益言的回答是：“按道理说这房子天窗应在后面，但是美蒋反动派都是反起行事的，（天窗）一定要搞到前头。”
至于渣滓洞牢狱的外环境，如哪儿有特务哨楼，哪儿有铁丝网，杨益言虽只在这儿关过半年，他说如此，照办就是了。然而围墙出现的一处缺口，就很考人。这个缺口是在大屠杀发生前就被雨淋垮的，特务并没有把它补起来。11•27大屠杀之夜，未死的志士就是从死人堆中冲出来，从这个缺口处往外逃跑的，其中就有刘德彬、萧钟鼎等人。可杨益言坚持要把坍缺处恢复，说是越狱志士是推倒了这面墙，英勇地在机枪扫射中胜利越狱的。可刘德彬等脱险志士有回忆录，解放初期还拍过新闻记录片，还有突围者牺牲在墙缺处的照片。狱墙为越狱志士推倒之说，雄则雄矣，但怎么讲得圆呢？杨益言的回答更是斩钉截铁：“只要越狱同志冲出去时脚上沾了些灰，就可以说成是推倒的！”当时的陈列现场是，狱墙已经恢复，坍缺处用虚线标出，说明词完全按照《美蒋特务罪行实录》所说：“缺口是11•27前两天被雨冲塌，11•27志士们由此冲出。”杨益言就前往煽动说：“这是完全歪曲烈士斗争事迹。过去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的烈士用高墙囚禁在里面，1949年解放前夕，革命先烈冲出牢房，推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囚禁革命先烈的高墙。而现在黑市委又修起了高墙，这些混蛋还企图把我们囚禁在这里头，这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造这些混蛋的反！我们要把这高墙推倒！”
于是轰然一声，灰雾腾起，这处狱墙就在杨益言的指挥下，被应召前来的造反者推倒了。
这是杨益言的一次造反脾气大喷发，再何况几天后有大田湾集会的召开，通过了将重庆市改红岩市、将“11•27烈士”改称“红岩烈士”（此议近年已经得到兑现）的倡议。杨益言要将“一点灰”说成是“一堵墙”那也只能照办。市政府就由秘书长林蒙出面，请杨益言参加，看对他们的改造要求如何落实。杨挟造反声威而来，他的改造方案成了严令：黑市委和政府必须在11月30日前就开始动工，除泥塑需要请雕塑家设计和由他们参予审定外，其余对两处监狱的内环境和外环境改建，都必须限期于1967年4月30日以前完成。否则，就要“采取革命行动”。
杨益言这些很让“黑市委”及有关部门头疼的要求，被瞬息万变的文革形势打断了。“一二•四”事件发生了，一月大夺权发生了。罗广斌自杀后杨益言逃往北京找中央文革告状、找路子求见江青去了。白公馆、渣滓洞的改造方案也就搁置起来，也就使得林蒙秘书长和老红军朱鼎固们，从“限期完工”的苦恼中解脱出来。
文革是结束了，然而陈列必须为什么什么服务却并未结束。只不过过去主要听命于上，文革中一度听命于造反派，现在则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暗中指挥。磁器口古镇为开发旅游资源，就在不知哪些高参的策划下出现了这样几处“红色景点”：先是有了由杨益言题匾的“韩子栋（华子良原型）陈列室”；再是临街办了个杂货店，门前钉有“地下党联络处”的铭牌，还塑了个前来接头的华子良的铜像；再是临江石壁上凿有大字：“华子良脱险处”——把小说《红岩》中虚构的内容形象化、“遗址化”了，构成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系列“红色景点”。这就明显带得有杨益言的鲜明印记以及今天的市场印记了。
从武化到兽化
——文革中的夺权与夺夺权
造反是狂，造反夺权是疯狂。重庆和全国一样，因为夺权过程中的权重权轻，利大利小，很快就入主出奴，有我无你，分成了好派与屁派，支派与砸派，打起来了。权权权，命相联，夺权与再夺权，再再夺权，很快就全面内战，势如丛林野火，短时间中就由弹弓石头阶段上升到钢钎大刀、白刃相交，再就是真枪实弹。重庆是常规武器生产基地，也就有了冲锋枪、四联高射机枪、三七高射炮……乃至军舰、坦克也出现在为权而战的相互屠戮中了。
重庆市文联所在的两路口，是入城的咽喉，也就是为夺权而战的两派必争之地。经过几番搏杀，终于沦为一派控制的所谓“解放区”，文联恰在这个区的中心地，于是就有了造反军总部的进驻，有“雄狮”“猛虎”等武斗队的扎营，文联因此成了武联。文化人也就只能将妇携雏、五流四散，成了文革中的难民。
我爱人在重庆卫校教书，卫校所在的袁家岗地区，两派冲突甚烈，于是就有了火烧弯弯大楼，沿途的水泥电杆被炮弹轰来横起。所幸卫校有个分部在城内仁爱堂，地处南纪门的高岩之上。卫校职工才有了逃难地。文联的一些干部也就托庇入住，苟全一时。仁爱堂地势较高，我们也就看到了“造反舰队”溯江而上，走一路扫射一路。入夜，解放碑附近的高楼上有探照灯扫射，然后喇叭响起：“×派崽儿，硬是不听招呼嗦？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话音一落，就是激烈的枪声响起。喇叭又吼：“林副主席教导我们，活着干，死了算：完蛋就完蛋，枪声一响，老子就死在战场上了！”话音一落，必有“冲呀杀呀”的呐喊声响起。若战区的老百姓被打死了也就打死了，人命如蚁，人命如草；造反武装连解放军运粮运煤的军车都敢打，何在乎几条民命。汇报上去，江青听了无非说“小青年爱玩枪”。林彪则说“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文革仍因“全国一片红”的伟绩而颂歌入云。
重庆武斗中，若是捉住对方俘虏，甚至只是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凌辱方法甚多，最显兽性的就是“放气放血下零件”。“下零件”者，割耳朵也，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献馘吧。若是武斗中自己一方死了人呢？只要掌着权，可是不吝为死者修墓，封为“烈士”，以激励更多的人为我派政权而战。宜宾就有这样的“烈士墓”，在翠屏山上——也就是赵一曼纪念馆后面的一座山头。泸县也有这样的墓群，因系专区派斗中弱势一方，死人更多，丛葬墓茔一排排圈山而上，直至山顶。无论是重庆、宜宾或泸县的所谓“烈士墓”，都有着共同的标帜，那就是语录碑和诗词碑，凡有武斗死者的地方都可以看到那镌刻于石的金光闪闪的毛语录毛诗词。
历史毕竟是人民写的。这妖魅昼行，屠戮百姓的文革，终于在爆发了天怒人忿的1976年被结束。当年乱川的祸首们，或则坐牢，或则自绝，受到了人民的正义惩处。然而人们在救治疮痍中，并没有注意留下社会的“病理标本”，比如四川各地的“烈士墓”，大多被毁，仅存的也就在任其自灭中沦为荒烟野蔓、走磷飞萤之地。墓前的语录碑诗词碑也被时光汰洗了。如此，重庆沙坪坝区能将一处武斗死者的丛葬残留地作为“地方文物”保存下来，从为浩劫留物证说，各方都赞成。我尤其希望能成为巴金生前所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一种起步。
巴金提出“文革博物馆”设想时，讲到了两种“不要忘记”：一是受尽了血与火磨炼的人们不要沉默，不要忘记文革中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防止“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再有一种“不能忘记”，就是仍然有人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大革命”。
两种“不要忘记”，就反映着“劫”和“节”的两种历史观。对千千万万的受难者来说，文革是非人之劫。但对于曾经炫赫过一时的某些人来说，文革则是昙花一现的狂欢之节。
且让我抄两段作家王蒙讲过的话吧。一是关于“忘却”——
“忘却就是把回忆权记录权诠释权概括权总结权评价权学步权直到感叹权叙述权及传递权话语权……拱手让给他人，不那么对咱们感冒的人。”
如果忘记的是历史呢？王蒙又讲了——
“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不要历史，那么历史就会成为他者异者对立者的政治与精神资源，政治与精神武器，就会成为我们自身的一个病灶，一个定时炸弹，一个颠覆的因子，一个震源了。”

“群众整党”中的日记案

“群众整党”是文革中、后期的一种造反性吐纳，为把文革成果落实于组织上，“造反不当官，等于白毬干；当官不入党，有权也难掌。”另方面呢？根据“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之说，很多人过不了关。我在文革中既有“约稿信”的前科，又因日记被抄，从中梳出了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当然更在关口处卡着。
焦点在1962年的一篇日记上。把关者要我交代的，不在纲而在目。说上纲检讨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文联的人都会这样干；重点是要我把日记上所发的感慨，必须竹筒倒豆子般的一一说出。我明白，这样的吐实，也就是罪行坐实，很可能就此被当成“故”来“吐”了，于是只好想办法绕，检讨了一个月“群众”都不满意，被认为不适合在经过文革洗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登记，就这么挂起来了。
现在自然是可以吐实了。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我作为党报中的记者，可以说目击了总路线在重庆地区实施的全过程，看到许多“动人场景”。谈开了会收不住口，那还是以日记为限，谈几件当年把关者叮住不放的事吧。
“把十几年积累下来的国富、包括民财，都给吃光、烧光、种光了。”这是我日记中被认为最为反动的话：公然攻击党的大跃进是实行“三光政策”，这还了得！一定要我说清何为吃光？又何为烧光与种光？逼我作具体交代，无非是要把我往彭德怀那边送就是了。现在挂一漏万地作回顾：
所谓烧光，至少包括为办公共食堂缺乏硬头柴而拆房子，为夜战而将豆棚瓜架的竹笘木桩给点了大火。最主要的燎源之炬是大炼钢铁。炼钢的流程和生产目的，本是矿化成铁，铁炼成钢，钢浇成锭，锭轧成材，材做成器，然后运到它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去。可是1958年的大炼钢铁则是倒过来，将各种已经制成的铁器——农户的锅收了，庙上的钟砸了，建筑物上的金属部件撬了，然后砸碎放入坩锅，去溶，去吹。炼的方式则有煨钢、焖钢、炒钢、燉钢等等。报社各专业组都作过这样的报道。今天想起来，这样的煨炒焖燉放“卫星”，真是全民动员在办儿戏的姑姑筵、锅锅肴、家家酒啊！
坩锅炼钢很快上升为小高炉炼钢。我们见到的小高炉群在巴县文石槽，因为槽狭而长，砌了高炉，正好便利于将两边的树料和“恍子石”（我去那儿采访，农民对我说的就是‘恍子石’而非矿石）往下倒，白日烟雾缭绕，夜来火烧连营，甚是壮观。因此产生了一组民歌联唱，定场诗四句：“说起你不信，干劲大得很，喊声山让路，只见石头滚。”——坦白交代，这所谓“民歌”其实是我在现场编的。有一天，有人兴奋地通知我：“记者快去看，炼出了一块大钢！”我赶到了指挥部，确实见到了一大块焦锅巴似的大钢，中间用铁丝穿了，由两个大汉用长杠子抬着，向指挥部报喜。在读喜报过程中，就见渣块不断下掉，读完把“大钢”一放，就砸地碎成几块，但这丝毫不影响当天出红榜。
文石槽还在折腾中，新花样又出来了，叫“炮楼炼钢”。原来巴县山区的地主院落旁，常修得有炮楼，样子和小高炉差不多，但容量更大。于是就把楼板锯了，倒些树料、焦炭和矿石进去，估计应该放出大一些的“卫星”，可我还没有去观胜就听说炮楼烧爆了，钢没有刨得出来。不过不用丧气，还有更上游的敢想敢干出来了，那就是“埝塘炼钢”，也就是利用山垭处的干埝塘，把塘底略作淘整，就倒入树棒和恍子石，然后覆而烧之。这样炼得出钢吗？反正《重庆日报》的记者思想解放不够，我只知道有“炮楼炼钢”与“埝塘炼钢”，没有见到出钢的报道。但广西省就上游得厉害了，他们创造出了“山谷炼钢”，因而大放“卫星”。消息可是在堂堂《人民日报》上发出来的。
再说点吃光吧。1958年，南岸涂山公社和市粮食局合办公共食堂现场会，目的在宣传社员不仅能敞开肚子吃饭，还吃得好。到会者吃了两个多小时，主办方宣布：不忙下席，还有几道主副食品没有上啊！有的人就跑到猪圈屋去，用鸡毛扫喉的方式催吐，然后回到席上再吃。记者生涯有个说法，叫“要玩许多格，也要遭很多孽”。两年后我到巴县栋青公社采访，公社书记对我说，已安排我午间去小学搭伙，这样吃得饱些。我去了，就和校长教师一道围着一堆渣渣草草作清理，原来学校开展了“一人一把草运动”，小学职工则把这些青草搜理一遍，洗净切碎，等米粉开锅之后就倾倒下去。那天我就吃了一大瓢，说不上遭孽，真正遭孽是我在日记中把这事提到了，因此对我批之又批。
还有一句“‘三六九’一味药，医不好胡涂症”。也是我日记中被认为是最具反动性的话。一定要我说什么叫“三六九”？什么人害了“胡涂症”？对于这样的追逼，我倒是作了如实交代的，但时间已是“四人帮”就擒，重庆文联又办了《红岩》文学双月刊的时候。我写了篇杂文，叫《向空绣套掷一投枪——重提“三六九”》。我在文章里写道：

一九六二年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下达后，一时被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搞得思想十分混乱，又被一连串的反“右倾”斗争和强迫命令风弄得相当僵化的政治局面，根据毛主席“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指示，本着新颁布的“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戴帽子”的原则，逐步地在趋于活跃。
正是在总结“五风”教训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八股”调——
“虽有三年灾荒，但有六亿人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只要高举三面红旗，坚持六条标准，即有缺点也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云云，云云。
时人讥诮，称之为“三六九”。
……
然而，将一床绣了“三六九”图案的锦被一祭，一切就都包容起来，党的“八大”决议被公然违反，无从提起了；“一平二调”的为害及其症结，找不到了；几亿人的痛苦和呻吟听不见了；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正确和错误分不出了。剩下的就是混乱的政治术语，蒙人的混元口袋，揉包包散只图娃娃不哭的婆婆经。正是在这种烟幕中，陈伯达、张春桥一类骗子及其煽起的极左狂风，得以从容遁去。
从实质上看，“三六九”和横恣一时的“五风”是一路货，是“浮夸风”在其退却时的一个变种。
说轻微一些，它也是“五风”的掩体，是东郭先生让狼躲藏起来的斯文口袋。
何况，就是在号召发扬民主，让群众讲话的一九六二年中，“五风”也并没有真正收敛。这一年还没有过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尚未普遍与干群见面，残破不堪的国民经济才在开始复苏，它就从“三六九”号防空洞中钻了出来，披上一件“大抓阶级斗争”的新法衣，又来大乱中华了！

这样的交代可就有点下棋时“将军”的性质了。《红岩》编辑部中谁看过？什么态度？我一概不问，估计是一粒石子丢入沼泽，泡都不会冒一个的。当时我也是编辑，若让我今天在这篇杂文的审稿签上签意见，撇开意气成分，我要如实说：“有所破题，但把这味‘药’只说到陈伯达与张春桥，就杂文的骨骾性来说，还是缺钙，可不用。”

附录
1962年春节《重庆日报》副刊约稿信

▁▁同志：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不久，农历壬寅年的春节又将到来。我们在此恭贺你新年快乐，春节快乐，并预祝你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成绩。
1962年是调整国民经济关键的一年。在这万象更新，冬去春来的时候，正是人们想想过去，看看未来，高瞻远瞩，把握全局，提出新的进军目标的时候；正是人们总结经验，鼓足更大干劲，开始新的行程的时候；也正是我们作者同志拿起笔杆，大写特写的好时候；我们应该写一写人们为当前生产紧张的劳动，应该写一写人们为明春做好的充分准备，写一写开年战斗中到处开门见喜，朝气蓬勃的兴旺气象；写一写我们生活中新人新事新风格，写一写人们在过去的一年和大跃进以来，怎样鲜明地举起三面红旗，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副刊对稿件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但在一段时期的宣传中，仍要求来稿大体上围绕着一定的中心，体现一定的思想。在当前我们认为可以围绕以下几点做文章。
1、宣传人们永远鼓足干劲，永远力争上游，永远做促进派，永远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2、宣传全局观点，整体观念，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3、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工农联盟、城乡互助的思想；
4、宣传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方法；
5、宣传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中，山城文化艺术方面的新成就、新气象和提出的新问题。等等。
为了把今年的副刊办得更活跃、更新颖、更有战斗性，在编辑工作上，我们有这样一些不尽成熟的想法，提出来和作者同志们商量商量，希望能听取你们的意见和得到你们的热忱支持。
1、新的一年要求全党全民树雄心、立大志，在党中央和国家统一领导下扎扎实实地工作，鼓足干劲，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新的胜利而斗争。为了百倍地加强党和人民的战斗力量，今年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十分重大的。因此，我们把对短文的组织，当成今春副刊工作的首务。我们希望作者同志们精心研读人民日报社论《新年献词》，《红旗》社论《鼓足干劲，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本报元旦社论，围绕我们所提的几点中心，结合你生产、工作、生活、学习所接触到的群众思想动态，积极撰写社会思想评论一类的“小块文章”，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取材上是海阔天空，一花一叶均可入文，体裁上更是大可以随便的。可以是带理论色彩的短论短评（如谈：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剖析“实用主义”，“协作如何作”“精雕细刻的作群众工作”，等等），更可以是文学色彩浓郁的小品杂文（如提倡干“粗活”、当“傻子”；担重担，爬高山；颂扬烈火真金，疾风劲草；赞颂云水襟怀，松柏气节；表彰愚公精神，延安作风；说“出淤泥而不染”的莲，岁寒见精神的松、竹、梅，乃至帮助读者划清思想界限的“释笨”、“什么是聪明”、什么算“吃亏”等等）。欢迎就自己生活实感或对报上发表的好风格好思想，作进一步联想阐发的随感杂录；也欢迎读书话旧，借古喻今，举一反三的偶记漫抄。欢迎正面歌颂的抒情性短文或就某一点具体感受发议论的“星火集”“鼓点篇”，也欢迎就某些时弊作批评建议的“大家谈”，乃至寓言漫画、格言谚语、语丝话片，两语三言。总之，只要确实有动於衷，言之有物，深入浅出，短小精悍，不论长枪匕首，我们都无不欢迎的。
2、用各种文艺形式（小说、诗歌、特写、唱词）宣传生活中的新人新事，好思想好风格，让“人”——社会主义新人——在我们报纸上活跃起来。继全市的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后，全省也将在今春召开工农业方面的劳模会。各地的评选代表、插红旗、立标兵等活动，是值得我们作者同志热情关怀，积极采写的。若是写典型人物的报告文学，可以不必求全，只要能真正的见人见心，展出他的精神面貌，思想风格，抓住写出一二感人至深的事迹就好了。
3、今年的2月4日（星期日）是农历辛丑除夕，又逢立春。立春的第二日，就是壬寅年春节了。佳节难逢，从立春日起，我们打算在副刊上辟一个“春”的专栏，以后逐期发一至二篇。在千方百计争取农业丰产，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国民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的关键的新的一年中，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是既有雄心壮志，又是脚踏实地的在把各方面工作作得更好。到处热气腾腾，生意葱笼，春的脚步无处不在。为此，我们希望作者同志们热情吹响春的号角，大唱“迎春曲”，把春天吵醒，让万物“惊蛰”。春在人心中，春在各个战线上行进，因此，不但是在农村工作或劳动的同志可以大做文章，工矿、学校、商店、部队、机关的同志都可以就这题目放笔泼墨。用散文、用诗歌、用画图和摄影艺术作品，来写你生活中的大好春光、歌颂实现开门红的“春燕”和“催春鼓手”，抒发群众人勤春早的生产干劲和决心让春光永驻的胜利信心。这个栏目究竟叫“春的脚步”“春的号角”或者是“迎春之歌”“催春战鼓”，我们还没有最后定案，希望你在写稿同时，也给我们出个主意吧！
4、去年，副刊结合各个节日和时机，组织刊发了一些革命回忆录等文章，对读者进行传统教育，收到了一些好的反映。党的许多优良传统和我们先人的艰苦作风。革命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应该永远提到它，让它一代又一代地在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和生活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此，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就是我们副刊编辑工作中的一个经常性任务。这方面的题材也非常广泛，体裁也可以多种多样的，革命故事，文物介绍，遗篇重温，地方革命史料和对先烈生辰忌时的悼念回忆，都可以像春播秋种那样，结合相宜时机细水长流的作下去。试以这两月为例：1月21日是列宁逝世纪念日，1月28日是“一•二八”上海抗日的三十周年，2月7日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纪念日，2月10日的较场口事件和继后的沧白堂事件，2月21日，反殖民主义制度斗争日；2月22日，国民党特务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的十六年；2月17日，巴甫洛夫的忌辰；2月28日，台湾人民反蒋示威的“二二八”事件十五周年，等等。结合这些日子，给我们青年同志讲故事，话当年，谈学习，说修养，写出打动人心的好文章，既是我们副刊，也是整个革命事业所需要的。
5、关于文化艺术方面，我们希望今春更加东风浩荡，日照煦和，百花盛开，春光如锦。为此，在文化艺术活动方面的评述和报道上，我们希望更进一步的打破框框条条。市文化俱乐部的开办，得到文化界的广泛欢迎，我们也就想在副刊上，增辟一个“文化茶座”（暂名），——举凡影评剧谈、品诗赏画、写作通讯、艺术探讨、提倡表扬、批评建议，都可以不拘一格，乘兴写来。“文化走廊”也将把报道面进一步拓宽，力求把山城文化艺术界活动的生动活泼，广泛多面，有图有文的报道出来。这里，特别希望大家积极参加“茶座”，议论风生，都来当“催花使者”。
一年伊始，瞻望前景，无限光明，深感要作的事很多。春光可贵，就此打住。总之，希望你举笔添干劲，奋发迎新春，在新的一年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殷切的盼望着你的新作。


《记忆》2012年11月30日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