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文革初期的中小学教师集训—以陕西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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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的中小学教师集训——以陕西省为例

杜钧福

文革初期，对各大、中学和文教单位均进驻了工作组。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几天后，他指责这些工作组镇压学生，阻碍运动，令全部撤回。后来按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提法，称这段时间的运动为“五十天”的“白色恐怖”。
以往文革历史研究的弱点是着重上层斗争而忽视群众动态，着重大城市、重点单位而忽视全国基层的普遍情况。对于中学文革的叙述，往往以北京市那些著名学校为例证。那些著名学校确实起了带头羊的作用，但是即使在北京，多数一般学校的文革进程也显著不同于清华附中、北师大女附中等名校。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文革初期（以及后来）受苦受难的全国几百万中小学教师仍处于弱势地位，而主导文革研究的主流意识仍对从事这一最值得尊敬事业的群体所遭受的苦难缺乏足够重视，致使现有文革史中留下若干盲点，文革初期的中小学校教师集训就是其一。
1966年7月14日，根据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送审稿）》，其中有组织中学教师集训一项。集训的目的和要求是：
“采取集训办法的好处：领导力量集中，工作对象集中，便于更好地交代政策和掌握政策，便于教师洗手洗澡，坦白交代，有利于工作组做到胸中有数，有利于左派学生的教育提高，而且校与校之间可以互相带动，互相促进。”
“集训的要求：一是着重解决各校领导核心的问题，重点批判党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二是促进大多数干部、教师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三是提高左派师生的思想觉悟，锻炼他们的作战能力。”
北京市的一些中学也根据这一文件在暑期进行了集训。可能与此有关，国内许多地方也在7月份后组织了中小学教师集训。
关于北京市的教师集训情况的材料所见很少，也许它们在北京市的文革史中所占地位不很重要。关于外地教师集训的材料也不多，往往只是在谈论别的问题时顺便提起。例如重庆1966年轰动一时的“八二八”江北事件就与参加集训的教师有关。但是近年来各地均编撰了地方志，有些学校编写了校史或大事记。在这些志书里，均把教师集训当作文革重要事件予以记述，其中有些还比较详细，而且描述比较客观可信，使我们得以较多地了解到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后果。
虽然毛泽东回京并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后，北京等大城市的运动发生了转折，以后又有红卫兵运动等事件发生。但全国基层的运动节奏与此有所不同，其进程不完全符合上述“五十天”模式。实际上，在教师集训结束前，对于全国广大中小学教师来说，都处于文革的第一阶段。它又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工作组期，后段为集训期。在这两期里，有四股力量在互动。他们是工作组、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在这四者中，工作组占据绝对的强势地位，而教师处于绝对的弱势。在工作组进驻期间，概括地说，就是工作组支持学生整领导和教师，和北京的著名中学一样。但在北京著名中学里，工作组只处于相对强势地位。
一般来说，学校领导并无很大主动权，只有少数情况例外，如文革开始那几天，有的学校领导，主要是党支部，抛出教师档案，企图按照以往运动的经验整老师。还有的领导配合工作组一起整老师，如在北京回民中学就是这样（刘东声《北京回民教育史略》，北京市回民学校，1999）。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是学校领导和老师们一起受难。
少数学校在工作组进驻以前就有学生造反，攻击学校领导和教师。工作组进驻以后，多半是支持这些学生的造反行动，两者并无矛盾。在工作组后期，由于内部或外部原因，有学生和老师反抗工作组，但那属于个别行为，和北京著名学校的情况有所区别。
教师集训开始于“五十天”后期，或者说，“五十天”的退却时期。此时，北京的运动重点已经有所转移，工作组已遭遇种种困难。后来，毛泽东批判了工作组，工作组随即撤销。这股风传到各地，各地进驻学校的工作组也很快撤销。但是毛泽东没有批判教师集训会。这是因为，集训会整的是教师，是“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革命学生”。于是，集训会继续照样办下去，有的甚至一直办了几个月，学校领导和老师遭受了长期的更厉害的折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参加博弈的四种力量在集训会里只剩两种。学校领导已无任何权威，和普通教师处于同样挨整的地位。只有少数学生，一般是被挑选出来作为革命力量参加老师集训，只能助桀为虐，不可能成为制衡力量。而且，在很多集训会里，除去学生作为“革命动力”，还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使集训会里“火药味更浓”。这些“贫下中农”代表可能有些文化，在集训会里被逮捕、清除的教师的位置就由他们中的人顶替。他们又怎能不积极“干革命”呢？
本文以陕西的地方志、校志、校史大事记等为材料，对该省文革初期的教师集训会情况作一梳理和研究。共查阅该省市、地区和县的相关志书近百种，除很少数县外，都有教师集训的活动记述。引文出处不再具体给出。

1，教师集训会的举办
一般来说，教师集训会的举办是按照上级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进行的。例如略阳县委于1966年7月下旬发出《贯彻省地委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的意见》。其中指出：“县文教体单位是我县这次运动的重点，略阳中学教师和高中生今年不放假，由县委派去的工作组领导搞文化大革命，小学教师利用暑假集训”，县委在《小学教师暑假集训会的安排意见》中说：“学校中绝大多数单位领导权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人物篡夺，是这条黑线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所以这一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乃是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论断。
在陕西省，多数地区对于全部中小学教师都举办了集训活动，其中少数地区的教师集训会成立于1966年6月或7月上中旬，大多数成立于7月下旬，少数成立于8月，极少数成立于9月。所以，多数地区的集训会的成立可能受了北京市举办教师集训的影响。
这样的集训会一般以县为单位。处于偏远地区的县，由于人口稀少、文化不发达、教师人数少（几百人到千余人），一般集中在一个地方举办。而大城市如西安、咸阳附近，由于教师人数众多，一般分几个地方，以区为单位举办，或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分别举办。

2，组成
几乎都是全体中小学教师和领导人员参加，有领导机关（市县委）派工作组组织领导。此外，还广泛派工人、贫下中农、学生代表参加作为“革命”动力。
例如渭南地区：“7月21-23日地委决定，对初中和初中以下学校2万多教师集中集训，同时派5千多工人、贫下中农、初中学生代表‘协助’。对高中则派工作组。”
大荔县将全县2461名中、小学教师集中起来进行集训，并选派工人33人，贫下中农325人，学生代表467人参加。
府谷县的“小教会”，参加集训的公办教师有236人，民办教师356人。另有工人代表7人，农民代表26人，学生代表20人，共645人，划为18个小组。县委派出35人的工作组全权领导。工作组内又组建了“审干委员会”，以随时审查参加“集训会”的任何人。
神木县的中小学公、民办教师集训会，县委派工作组领导。参加集训会的有公办、民办教师1022人，干部60人，贫下中农代表45人，学生代表53人，共1180人，分30个小组进行。
这批“积极分子”参加进去干什么？非常明确：太白县委“相继选派20名贫下中农积极分子、66名学生代表进驻‘集训会’参与批斗教师活动。”
他们为什么能这么积极呢？首先，“一大批左派却因此被提拔或吸收入党。”（府谷县）其次，在乾县，集训会期间有120多人被开除公职，占受批判教师数的30%。“同时，从参加集训会的农村积极分子中吸收公办教师100多名。”

3，过程
以礼泉县为例：“教师集训会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放手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办法揭露问题；第二阶段，组织左派队伍，开展思想批判，解放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第三阶段，集中开展对敌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狠、斗准、击中要害；第四阶段，整顿组织，建立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处理一大批’，‘选拔一大批’。”
一开始是揭发阶段，普遍开花，大部分教师受到攻击。例如在子洲县有1032名教师参加集训，在集训会上张贴大字报10440张，涉及558人。在长安县“全县10所初中450名教职员参加的集训会，长达57天，并有学生代表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火药味甚浓。会上共贴出大字报45600多张，揭出23500余件所谓问题，揪出所谓反革命和有‘反动言行’的238人。”
在第二阶段，即对参加人员进行分类排队。所根据的，主要是人事档案和揭发出来的“问题”。按照政治运动的一般规则，一般分为四类。一类是好的，二类是比较好的，三类是有问题的，四类是问题严重的，三四类属于批斗对象。四类一般保持在10%以下，而三类为百分之十几，二类合计20%左右。但是各地区掌握有所不同，如以下三个县的数据。
县 名称 日期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府谷 小教会8，3-11，3 27.4%43.9% 21% 7.6%
三原 集训会7，28-9月中 13.4%7.5%
神木 集训会7月-38.16% 49.1% 8.61% 4.1%
进入第三阶段，就该批斗三四类人物了。第四阶段主要是组织处理。

4，受难者
在教师集训会上，什么人的什么问题被揭发批判呢？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揭发的问题分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一般先历史后现行。历史问题可以从查档案入手。
所谓历史问题包含极广。“凡出身为地主、富农、中农、小土地出租、市民或旧社会当过职员、店员的教师，人人过关。”（白河县）“解放前上过中小学的教师被强令交待什么‘历史问题’，出身为剥削阶级家庭的教师，被当作什么‘孝子贤孙’批判，一些历史问题本来查清并作过结论的教师，被作为‘反革命’斗争。”（千阳县）
其次追“现行”问题：“在教师，学生中摸底排队，号召‘要筛子筛，箩子箩’，从对学生作业批改、笔记记录中查找教师的‘问题’线索”。（白水县）“一些中、小学校长被指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黑帮分子；一些学有专长、教学有方的教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些有历史问题、错误言行或出身地、富家庭的教师，被视为牛鬼蛇神，进行大、小会批斗。”（高陵县）
“把一些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而学有专长的业务骨干和威望较高的干部和教师，一律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牛鬼蛇神’，进行残酷批斗。大造‘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有名气越修正’的谬论。”甚而至于“爱好花木虫鸟、生活方式比较讲究的人，都统统定为‘牛鬼蛇神’”。（兰田县）
这样一来，大多数教师陷入罗网之中。

5，迫害方式
在这些集训会里，不但继承传统政治运动的“对敌斗争”手段，而且在后期受红卫兵运动的影响，对被批斗者采取极为残忍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将人性恶的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白河县：“先是大字报围攻，再小会、大会轮番批斗，由口诛笔伐‘触及灵魂’到触及皮肉、站板凳、戴高帽、挂黑牌、抹黑手、涂黑脸、揪头发、戳脸、打耳光、卡脖子、揪耳朵、陪斗碰头、罚跪晒太阳、淋雨、皮鞋踢等等。有的人受辱、被打，忍受不了投河自尽。”
在长安县：“集训中揪斗52人，被揪教师白天轮番挨斗，晚上还被拉到宿舍外边游斗，还要发出‘牛鬼蛇神’的怪叫声，叫得不像还得挨打。一次批斗，台上放着桌子，桌子上放着凳子，被批斗的某校长被推到凳子上，头顶用若干个废纸篓糊的帽子，帽底放三块砖，帽尖顶房顶，一动不许动。”
在靖边县：“更有甚者，在一次‘黑帮’游街中，给一些‘黑帮’分子戴上驴头、狗头面具，强令其学驴叫、犬吠，人身污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兴平县文教局长高忠仕（兴平地下党支部书记，建国后任县委宣传部长等），因遭受诬陷，不堪忍受摧残于8月24日服毒自杀，事后还召开声讨会，给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开除出党”。
6月18日，宝鸡市斗鸡中学青年教师张升华触电自杀。张死后，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开除其公职及工会会籍，并声讨其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罪行”，还举办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升华畏罪自杀罪证展览”。
绝大部分县志记载了集训期间教师的自杀事件，咸阳地区自杀18人。宝鸡地区自杀7人。全省在此期间自杀身亡的教师数目肯定在百人以上，如果连同工作组期间，可能达数百人。

6，处理
在集训会的第四阶段，“一大批”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
在彬县，参加集训的全县中小学教师945人中，有200余名教师被围攻、批斗，119名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坏分子，其中2名被逼自杀，1名失踪，62名被开除公职，13名受到开除留用处分，10名临时工被处理回家。
在高陵县，全县中小学教职工1089人，其中550人遭到批斗，325人长期被审查，121人被清出教师队伍。
在旬邑县，全县举办810人参加的70多天教师集训会，有111名教师受到批判斗争，41人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而开除公职，2人被迫自杀，1人跳崖致残。
在眉县，县委举办913名中小学教师参加的集训会，100余名教师受到批判，其中16名被开除公职，16名被逮捕，8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在陇县，县委举办945人参加的全县中、小学教师暑期学习会，被揪出进行批斗的所谓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150多人。受到党纪、政纪和法律处理的156人，其中开除公职、开除留用的93人。
在蓝田县，全县中小学教师2024人，被整1621人，受处分或长期审查的427人。其中被开除公职267人，法办21人，受迫害自杀6人。孟村中学有教师42人，被打成“牛鬼蛇神”25人，占教师总数的59.5%(其中逮捕3名，开除11名，准备逮捕7名)。
综上所述，在很多县里，被开除、劝退而清除出教师队伍的达百分之十左右，还有相当数量的教师受到逮捕等“法律处理”。

7，从集训会到集训队
教师集训会一般结束于红卫兵运动阶段，少数结束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历时一个半月到三个月，很少数达半年。有的是按照计划自行结束的，有的是在外界冲击下被迫结束的。多数教师暂时脱离了苦海，但是仍有少数教师陷入更悲惨的境地。他们是三四类教师或有问题未查清者，多为骨干教师，被留下继续“整训”或“集训”，均被视为“黑帮”或“牛鬼蛇神”而从事艰苦劳动或被批斗。其组织形式有不同名称，现统称为集训队。
例如在白河县，“留县整训的几十名‘黑帮分子’，集中在县文化馆一边交待‘问题’，一边劳动改造，挖土抬石，修建体育场司令台。10月10日，县委通知把留训的‘黑帮’教师分散到大双公社花湾大队、仓上公社红花大队、卡子公社红旗大队‘劳动改造’。凌晨，自背行李徒步出发。‘黑帮’教师走到哪里，批斗到哪里，到卡子的20人还没有顾上吃饭，就接受当地的‘下马威批斗会’。各人自报姓名，双手高举，头要低下，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竹棍、木棒、柳条来回抽打，边打边骂，有人别出心裁，拉出几个‘黑帮’教师跪在马路中间，令举起手低着头，面前点盏煤油灯接受烟熏。有的女教师连不满周岁的孩子也不让抱，放在地上也得高举双手。”
白水县教师集训队设立于中小学教师学习会9月2日结束之时，解散于1967年元月2日，历时4个月。地址先设在新兴路县剧院窑内，秋收后搬至白水中学西侧盲流人口收容站，县委派工作组负责管理，被“集训”教师干部共109人（其中行政干部4人）。“集训”期间，无人身自由，家属探望送物要检查，上厕所要报告，白天劳动，晚上写检查交代材料。“集训”中罚以重体力劳动，当时6个人拉1辆架子车，装800多斤石头，从县西河沟底拉上坡，到县城南门外卸于粉碎场，全长约4华里；1辆车有1名“红卫兵”跟押，上坡时还要勒令赶超畜力马车，个个疲累不堪。这样笨重的劳动，持续约两三个月。教师赵金仓（家庭地主成份），因“历史问题”，加之身体瘦弱，不堪其辱，一日夜晚服毒自杀。

8，对社会各界的影响
在许多地方，文革初期的教师集训会作为搞运动的样板，领导部门试图将这样的组织形式和做法推广到其它各界。例如在延安县：“9月初，集训教师全处于揪斗高潮时，延安县委、县人委决定召开县、社两级干部会。会址选在马家湾的第四中学，并学习集训教师的做法，党政干部人心惶惶。后因‘红卫兵’大串联的冲击而结束。”
在宜川县：“并将‘教师会’的做法推广全县。揭发批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使用挂牌子、戴纸帽子、跪凳子、游街、游村、强行体力劳动、刑讯逼供等形式进行人身侮辱和摧残。”
在白河县：“8、9两月，整训会上的公、民办教师已不能随便走出中学大门，更不准请假回家。‘教师里出了大批黑帮分子’的传闻和详细批斗情况早已传遍全县城乡。当时，县上各单位和农村生产队也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斗会遍及全县。”

9，和红卫兵运动的互动
1966年8月份，红卫兵运动在北京兴起并达到高潮，迅速发展到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内涵比较复杂，从初期的“破四旧”、整五类分子和知识阶层发展到冲击各级领导机关，所以对教师集训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红卫兵在校园里殴打教师的暴行被教师集训会学了去，例如在府谷县：“8月下旬，会上的‘左’派，从府中‘红卫兵’那里学来推花头、站板凳、抹黑脸、挂纸牌、戴纸帽、罚跪、‘坐喷气式飞机’、敲锣串院、上街游斗等多种侮辱人身的做法批斗‘三、四类’人。”在武功县，一些中学生于9月5日赴教师集训会揪斗被点名的教师，与教师发生冲突，未遂而撤回。
但是，当北京和当地的红卫兵宣传“造反有理”，炮轰领导机关时，教师集训会的领导就组织教师围攻这些红卫兵了。例如“8月中旬，首都‘红卫兵’和西安交大学生来乾县‘煽风点火’，教师集训会立即组织教师围攻学生。8月25日，乾县师范、乾县一中学生走上街头，传抄中央领导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张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炮轰乾县县委’等大字报。中共乾县县委对迅猛发展的形势束手无策。8月28日晚，县城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和群众冲突的事件，上街宣传‘造反’的学生遭到群众和正在搞集训教师的围斗。”8月14-15日在户县也发生类似事件。这些事件类似于8月28日在重庆江北发生的“八二八”事件。对于在“八二八”事件中参与围攻造反学生的集训教师的境遇和心态，何蜀先生在《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一书中作了这样的分析：“教师们普遍处于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以为又一场‘反右派’运动来了，为免除被打成‘右派’的厄运，他们不得不拼命表现自己‘保卫党组织’的决心。”（见该书第25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8月）
当然，另一方面，红卫兵运动也冲击了教师集训会。不是所有参加集训的教师都甘于被驱使与学生作对，而且学生的造反行动可能启发了他们的反抗意识。于是，“学生的造反运动，冲击了教师集训会，为稳定集训会秩序，进一步加强了对揭批对象的管理和批判，围斗、轰打手段更加残酷。”（乾县）
当时不少地区的领导为保自身，动员组织工人农民围攻造反学生。陕西省在这方面很突出。但是我们注意到还存在另一种工人对学生“造反”的干涉，如在长安县：“韦曲一中从校长到教职工22人被打成‘黑帮’和‘反革命’，被驱赶在38℃的高温下跪在露天讲台边晒太阳。有的学生还给他们头上浇墨水，给身上贴大字报。‘造反’学生押着脖子上挂着用细铁丝拴着一摞砖的校长和被驾成‘喷气式’的‘黑帮’教师在校园内游斗。县财贸、工交系统干部和工人300余人看不惯这种做法，拿着榔头、钳子到韦曲一中、长安师范表示反对，工交局副局长因此被打成‘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

10，集训的最终结束
1966年10月以后，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一些尚在进行的集训会被迫解散。但是地方上的运动开展滞后，一些集训会特别是集训队，直到1966年底至1967年初才解散。
在澄城县，“集训会结束后，又留下一批‘问题严重’者组成集训队继续集训。被集训教师无人身自由，家属探望送物要检查，上厕所要‘报告’，白天劳动改造，晚上加班写检查交代材料。为了安全防范，集训队还日夜组织站岗放哨。10月，从北京传来反工作组的消息，说派工作组和办教师集训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底集训队被迫解散。1967年2月12日，中共澄城县委成立教师集训会平反小组，开始为部分受批斗的教师平反，并销毁了集训期间所整理的材料。”
在定边县，“集训会于11月中旬草草收场，36名教师被关进‘牛棚’（集中住宿集体劳动，限制自由），强制劳动改造。不久，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谓‘牛鬼蛇神’们自行解散。次年初，县委在北大操场当众烧毁了整教师的‘黑材料’，县委在人民剧院召开平反大会，冯怀亮代表县委做了检讨，宣布对批斗和处理的教师、学生全部‘平反’”。
在府谷县，“本来10月上旬，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即平反文件)已下达县一级党委。当时县委不仅没有按这一文件精神立即给受害者平反，反而变本加厉地整所谓‘三、四类’人。‘小教会’后又采取了观望、拖延态度，直到此项工作全国各地基本结束，才于1967年2月底召开了小学教师平反会。3月7日，由县委书记和原‘小教会’的工作组长，在县城体育场当众宣布：原定‘三、四类’教师一律无效；所形成材料当即焚毁；在‘小教会’上提拔、调动的教师各自恢复原职回原单位。但对小学教导主任以上的领导被认为是‘当权派’，只取消定性，将大字报底稿、‘揭发检举’材料，‘外调证明’等交单位‘革命造反派’，个人检查交本人。因未给予彻底的平反，结果回校后，再次受到揪斗，致1人死亡，多人受害。”
在一些县里，直到被迫害的教师起来造反，集训队才宣告结束或为被迫害教师平反。例如在宁强县，“12月7日，受外地来宁串联的红卫兵冲击，被集训的58名教师起来造反，成立‘12•7’战斗队，集训会方告结束。”在岚皋县，“直到1967年3月，受害教师周泉成等3人赴京告状后，才为暑期教师集训会挨整教师平反。”许多在教师集训会中受到迫害的教师在平反后参加了造反派。

文革初期的“五十天白色恐怖”，笔者是亲历者。所说的政治迫害，也不过十几天的工夫。真正受到严重摧残的，是那些经历了教师集训会或集训队的，本应受到社会最大尊敬的城乡广大普通中小学教师。可以将文革开始的1966年6月初到1967年初的阶段分为工作组、红卫兵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四个时期，那么遍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师集训活动在时间上的跨度如上图所示。也就是说，尽管在主要城市，运动的方向发生了反复，但是在这很长的时期里，全国百万以上的教师处在轮回之外，遭受的苦难依旧，且较工作组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大约占总数10-20%的部分骨干教师，遭受长达半年的更残酷的迫害。而且在这之后，广大中小学教师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陷入了更大的劫难。尽管他们可能仍不属于林达所说的“犹太人群体”，但庶几近之。即使今日，他们所受苦难被漠视的程度，也庶几近之。

虽说一般都同意文革确实是一场浩劫，但是目前对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评价却有很大分歧甚至对立。即使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这样的运动，也有人认为有积极的方面。对于运动初期向文教单位派遣工作组一事，更是众说纷纭，不少研究者强调应“全面”予以评价。在许多近年来各地编辑的地方志和校史中，绝大多数对其是否定的，也有少数材料认为工作组起稳定局面作用。但是唯独文革初期的教师集训活动，我所见材料均一致予以强烈谴责，无人为其辩护，可以说达到社会共识。本文所引主要资料来自官方编纂的陕西地方志，反映了当前基层执政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立场与其它材料并无二致。


《记忆》2012年11月30日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