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鲁边河：泛议文革---读《回首“文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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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议文革---读《回首“文革”》


提 要


概 述（2-7）


第一， 关于文革的起因（8-26）。


第二， 关于工作组的功过是非（27-32）


第三， 说一说红卫兵与造反派（33-49）。


第四， 文革为什么延续十年之久（50-57）


第五， 文革十年，也有成绩（58-）


第六， 几个问题：










这些日子在读《回首“文革”》。这是一部大部头的书，上下两卷，共1259页，94万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2004年2月第3次印刷。05年初买到的。以前也见过，翻过，有几篇在哪里看过，有一些篇是从已出版的某本书中摘录的一段一节。就有点不待见，没有下决心买。这些日子不是正在写几个关于文革的经历与见闻的帖子么，于是这方面的事就挥之不去了。再见到此书，再翻，以为有几篇正是可参考的，就买下了。是文章汇编，共收入 54位作者73 篇文章。作者名人多，亲历者多，也有大人物。大人物如李雪峰、吴德、汪东兴、胡绳、胡乔木、邓力群、吴冷西、刘志坚、林默涵、穆欣、龚育之等，他们也是文革某一过程某一事件的亲历者。还有《“文化大革命”简史》的作者席宣与金春明，二人的文章收入此书的有七篇之多。《大动乱的年代》的作者王年一也有三篇文章入选。文章问世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比文革延续时间还长，时间跨度够大。涉及文革全过程、各个阶段、所有重大事件，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粗粗一看，上卷偏重于理论分析与批判，下卷侧重于十年文革史实的回顾、分析与批判，有时间顺序。


总的宗旨：否定文革，反思文革。基本原则，遵循一九八一年关于文革的决议，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该书简短的后记里的话。也就是说，这些文章基调明确，观点大致相同。


既然是研究的性质，有所不同才是正常的。譬如对“文化大革命”的定义，《“文化大革命”简史》的作者之一金春明就认为党的决议中对文革的定义“‘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仍然“难以滿足文革史研究逐步深入的需要”，因为“内乱”仅是一个中性词；“依然难以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即：领导者为什么要错误地发动、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要干什么？”金春明提出的定义就长了：“文化大革命”是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革命对象的，采取“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与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摸的长时期的特殊政治运动。也没什么，就是够罗索的。所谓“革命对象”云云，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金春明又加上个“反动学术权威”；如果换个“革命对象”的说法，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漏掉的更多吗？这也是专家研究出的自以为较之中央决议更胜一筹的成果啦。


历史大事件，评价不一才正常。昨天的现实，今天就成了历史。文革远一点。近一点的一九八九年，一开始称学潮，后说是“动乱”，又改为“六.四”风波或含糊其辞的称“那场”风波（让人一听，似乎是别人家的事，离我们不知道多么远。其实就是自己家里不久才发生的事。这就叫淡化。如淡淡的薄薄的朦朦胧胧的晨雾，渐渐弥散淡远，蒙胧消失）。还有叫“民运”的，简直有了诗意。一听，美的了不得，让人陶醉、打渴睡。


文革的起因又有“党内高层权力斗争说”，“反修防修说”，必然说，偶然说，等等。


还如：文革的发动初期，毛主席有理论，党的队伍，干部队伍，特别是上层，认同接受毛主席的思想的，是多数还是少数？邓力群认为是绝大多数接受、紧跟。跟不上，挨了批，还是努力跟。胡乔木认为多数赞同是表面，实际上不赞同。胡还举了例。胡主要指中央高层几个人。各执一词，都有实例证实。


还有，从全书看，意见纷纭以至相左的是六六年六月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一段时间的史料及分析。尤其是对工作组（派与不派、作用）的评价。其后的文革，见解不同就少了，“九大”以后的分析大多能趋于一致。这也与文革本身的初起、高潮逐渐转向平缓，开初的不明朗不清晰混战一场及阵线渐次分明，从无序过渡到大致有序，从体制外的天下大乱到被限制约束在体制内的乱，这样的过程与变化，很吻合，很有关系。当然，这些文章大同小异之异，远不止这些就能概括的。


因此，评介这部书，一篇一篇议论也够繁琐，更有才力不逮，似乎不可能。从总体上推介与评说也很难。不是肯定与否的问题，也不是有得有失、有褒有贬的问题，而是大同之下各有角度、侧重，各有所本，名抒己见，你说哪一个？于是就挑几个平时看来都比较关心的话题，与此有关的林料、观点，以前有所不知，新鲜，有触动，有所得，写一写，介绍，以公同好。当然，也有不能苟同以至迷惑的，也写下来，公之于众，以期明教。那么厚一部书，读下来费力耗神，一有所得，再不记下来，岂不白白读了？


说到材料，这里要说几句与之有关的话。大家一定记得李捷（《毛泽东传》［1949-1976］的编者之一）演讲中的一段话：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单位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大量档案材料都有复印件在我们单位（原件都在中央档案馆），既然我们占据着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历史的责任，就要把历史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当然，坦率地讲，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材料都写进去，因为：第一受篇幅的限制，第二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将来过了几百年以后，那个时候恐怕档案能都开放了，人们拿着这本书对着档案看了，说这些人还可以，还能够把历史的档案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前面那个不利也只能说到此为止，我不能再说，再说就犯错误了。


当时看到这里，觉得很是得意、兴奋。因为此前某派人士常常振振有词地发问：为什么不把毛泽东的全部讲话或相关档案材料公之于众？人民有知情权么。似乎哪里还有毛主席的多少文章（有，一定要有吧），或其它材料，只要一公开，对毛主席本人及拥护毛主席的人就是沉重的或是毁灭的打击。这些右派从来是不认输的。有毛选五卷在，有他亲自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就足以证明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及毛主席领袖群伦的地位。不会再有什么足以歪曲、抹黑毛主席的“材料”啦。李志绥、高文谦之流写的所谓揭“内幕”的书哄动一时，右派欣喜若狂，以为“这一回得之矣”。但不久就归于沉寂，造谣者被世人唾骂。“毛泽东”热仍持续升温。有一个挺狂的右派居然诬蔑毛主席的诗词没有几首以抗日为题材的、从而否定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不抗日。我在批驳他时说：毛主席有诗更有文，毛泽东思想在诗词里体现出来，在雄文五卷里更能体现来。五卷书写于五个时期三十余年（社会主义时期的，没有出全），其中抗日八年写下的文章就占了两卷！当然，打着红旗反红旗也是他们的惯用伎俩。某些右派早已堕落到专亊抹黑别个、靠人身攻击过日子的地步。他们就是这样以阴暗的心理看待毛主席和革命的一切，常常凭只言片语来歪曲攻击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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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议文革（续一）：关于文革的起因。

   1， “夺权说”流传较广，上层就是争权夺利么，毛主席也说过“党内分一线二线、大权旁落”、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主席明明白白地讲“要搞刘少奇”。

这一“说”流传甚广，相信的人不会少。好人坏人都有。因为毕竟夺权了。文革的一部分目的就在此。林彪的讲话“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丢了政权就丢了一切”，流传很广。实际生活中也能证实这一点。所以接受了相信了。至于以此说事，以此评价文革的，甚至以此攻击毛主席，攻击共产党内的斗争，其立场就可疑了。

如果批驳这一“说”，加以辩白，还是比较容易：毛主席也说过“我只要动一个指头，就把彭真搞掉了”。（第263页）事实上，身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长、军委秘书长等不下十多个党政军重要职务、非常繁忙活跃的罗瑞卿突然从政治舞台、人们的视线中销声匿迹，也只开了一个会（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彭、陆、杨也是一个会（1966年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主持），就下台了。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党内降职也是一张大字报、中央一个全会（1966年8月中旬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并延续多年，也不是“夺权说”能解释通的。

2，当然，宗派山头之说，上层人物相互关系，也被看成一大因素。上层人物也有矛盾，党内斗争也不纯，宗派山头，个性色彩，平时也有冲突。如中宣部陆定一就对周恩来、陈毅关于知识分子的广州讲话不满，说“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赫鲁晓夫的观点”。又说，中宣部有三条线，一条是周总理、陈云抓文艺，一条是康生抓理论工作，一条是陆定一，没有什么可抓。周总理很生气，在书记处开会时发牢骚：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我首先讲的，列宁早就讲了，少奇同志也讲过，我讲了为什么就不对呢！（第257页）

陆定一与林彪有没有矛盾？大家都知道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证明叶群是处女有多么荒唐、可鄙、可笑，可此前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以写匿名信、明信片的方式攻击叶群、林彪，挑拨林、叶及其子女之间的关系，文革前公安部就破了案、并建捕了严慰冰。林与陆之间就没有过结？严对自己的行为就不负一点责任？要说有什么“左”，陆定一据说是党内高层之最。但在批评毛主席晚年错误、评价功过时，陆定一又走得太远太极端了。反彭德怀，批罗瑞卿，“一边倒，群情激奋”（李雪峰语，第593页），彭罗都很有个性，书中也说二人在上层人际关系中多有不和谐之处。一九六六年三月，在得知罗跳楼后，某帅高兴异常，还赋诗一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成了敌人，也该庆贺。批彭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还有人与彭真吵架……一些文章罗列不少。这至少可以解释开了：如果说毛泽东不是神不是一贯正确，神化其他人、暗示某某人一贯正确的说法就更站不住脚呢？。一个人一个性，看问题有不同，言差语错，牴牾冲突，感情纠葛，也会有，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也不例外，也会犯普通人犯的错误，所谓高级干部犯了个低级错误。不容置疑的是：我们党的上层绝大多数是忠心耿耿为革命为人民的，团结一致，大局为重。分歧是第二位的，也是正常的，通过各种渠道的交流、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推心置腹，坦诚相见。而描绘成勾心斗角的一伙，是诬蔑！是对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伟大的人民，对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史，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更是歪曲、攻击、抹黑！

3，有的是把文革的发动、恶果说成是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同志就批评过这种说法。攻击毛主席的做法是学习历代帝王“滥杀功臣”，什么“杯酒释兵权”、“功高盖主，兔死狗烹，卸磨杀驴”，都折腾出来了。本来就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事，“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倚老卖老，你居功傲物，你感情用事不识相，你头撞南墙不回头，你死了都不知怎么死的，看你糊涂到几时？功臣重要，其乐融融更难得；可江山难道不是更重要？信仰理想事业难道不是更神圣？一个政治家，让老同事老部下老战友亲朋故旧、亲情旧谊迷了眼、缠了身，把江山葬送了，不是更得不偿失？

至于提到林彪与江青，更是左一个“野心”，右一个“阴谋”、“簒权”，报私仇……口头议一议文革的，这种说法偶有所闻，研究文章持这般论点的不乏其人，而且右派们居多。有的文章一提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一帮如何别有用心，策划，煽动，诬陷，攻击，围攻……文革之初，红卫兵的行动，破“四旧”，斗牛鬼蛇神，抵制、反对工作组，揪斗干部，后来的武斗，统统都是中央文革煽动。说到毛主席还客气点，是指示、动员、号召，有时也就用鼓动。

感情色彩足够鲜明，但实际上未必是这么一回事。似乎这么一场运动就由这么几个人在上窜下跳、兴风作浪，也太不可思议。他们哪儿来的这么大能量？他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要反党反革命反人民？就抱定了搞垮这个党、搞垮这个国家？他们认可遵从按照经当时中央通过同意的理论、决议、方针行事，与另搞一套，加码升级，应该区别；遵循了一定的原则、程序办事，与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也有不同。他们现在定了性、判了刑，也是有当时的根据的。不能因此就在所有的问题、言与行的叙述与描写上不客观、不中性，乱下褒贬，一无是处。

王年一在《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给以了批驳，有一段很是精彩：（从所谓个人品质来分析判断，）“这些，不符合或基本上不符会事实，对严肃的问题作了不严肃的解说……从根本上来说，支持谁、打击谁是以是否拥护‘左’倾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司令部’来确定的……用个人的好恶和个人恩怨去解释问题一定要实实在在、恰如其分，是次要原因就不要说成主要原因或唯一的原因。王光美之所以遭到迫害，决不是因为她曾戴过项练。罗瑞卿遭受迫害，原因复杂，决不是他得罪了江青。赵燕侠之所以遭受迫害，决不是因为她没有接受江青的馈赠。”（第582页）“……说到康生的‘相面’定案。----‘相面’定案，其他文章也提到过。其实‘相面’定案是不存在的。打击谁，迫害谁，都是事先商量好了的，不是康生一人定的，更不是康生‘灵机一动’定的。”（第573页） “如果完全以个人之间的细小嫌隙解释历史事件，有可能堕入历史唯心主义……如果把一切错事坏事都说成野心家的阴谋，显然不妥。”（第583页）

这一批驳至少可以引导人们以严肃的态度看待政治问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想方设法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臭了、灭了，只抹黑几个人是无济于事的。品质不好的人古往今来多有，可以左也可以右也可以循中庸之道。在政治斗争中犯了错误、犯了罪，从根本上是阶级、政治立场、思想认识使然；违规违纪不循常规不走程序的问题，未必都是“阴谋”，未必都是品行不端的人。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来批驳“少数人主宰一场历经十年的运动”的说法。不是有一些极力否定文革的文人们主张参与文革的人特别是以不同方式加害了某个人的人，应该来一个全民忏悔运动吗？有一段时间，他们鹦鹉学舌般地说教：学学勃兰特，人人忏悔，大家思过，该下跪就下跪，该打自己耳光的就打自己耳光。检讨道歉，低头认罪。来一次灵魂深处的大揭露大亮相大博斗，深挖思想根子，把当年说坏话办坏事伤害人的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的丑恶动机都讲出来，就事论事不行，关键是挖根源。天天讲，日日批。把自己搞臭了，别人接受了你的检讨道歉悔过忏悔认罪，宽恕了你，也正是把自己的灵魂洗刷干净了。凤凰浴火新生。死而复生，重新做人了。这样也就把文革真正搞臭了。文革还能再来？避免文革再次发生，让某些人不再心有余悸，而是安枕高卧。你能忏悔，那就积了大德了！

文人心中其实只有文人。文革中的某一角落里的派性斗争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文人恩仇史。同样经历了文革，有的文人以受害者身份，标榜一贯正确，不跟风无媚骨没派性，理直气壮。如果蹲了十年大牢，当日庆幸进了避风港，躲了风头。而今怎生了得？我受迫害最早最深最长久，我是最圣洁的！批文革批造反，不，批谁骂谁我都该当该分，最有资格！最理直气壮！底气足么！我受迫害了么，我怕谁？有的与文革沾亲带故，如果现在没事人似的，或许更风光走红，那就非大受挞伐不可。浩然、余秋雨，一度都成了围剿的对象。浩然不为所动，干脆声明：我没错！我至今不悔！我还要沿着“金光大道”走下去！《艳阳天》再版，《金光大道》也出版，围攻的一伙反倒傻了眼了！狗咬刺猬没处下嘴！只有余秋雨，喋喋不休，自辩个没完，撇不清，择不清！实则越抹越黑。至止今日还兴“余波”。这里的争论，文革不过是张皮，是个因由罢了。是新仇旧恨，还是意气妒火？谁能分得清？假如余秋雨是个农民，武斗打伤过人，是个学生，斗过老师，无论如何不会遭此厄运的。

记得在一篇文章里，“我们的同龄人”徐友渔一连点了六个文人：梁晓声，张承志，戴厚英，张抗抗，礼平，安文江，都是出了书写了文章，表示不必不需不愿不该忏悔的！

算盘就是这么打的，咒语就是这么念的。文革十年浩劫呀，伤害了多少人？四人帮才四个人，四人帮一伙，再多算上几个十几个，也办不了这么多坏事呀。有许许多多坏事，他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或者不动口也不动手。下边的人办了，四人帮未必知道，知道了也未必认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么。

极力主张忏悔的人肯定不是为四人帮开脱。但他们的说词无意中道出了一个真相：把文革之错之罪归于少数几个人是不客观的。至于各有各的账。一人一本账，错误人人有份，全都该打板子，不过是他们的呓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有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历时十年之久的运动，它有广阔的国内外背景、深刻的社会根源。归罪于某个人某几个人，显然是不客观的。把几个人批倒骂够，也无益于吸收文革的教训，更不能杜绝文革以某种方式在某时某地发生。

4，“党内矛盾斗争激化说。”

有的说，党内上层一线二线有矛盾，党内两种倾向的斗争公开化、激化，最终走向文革。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毕竟文革着眼于解决党内的问题，尤其是上层，是中央领导。但是，具体到党内斗争的实际内容，不少文章也是大同小异，各抒己见。

有的文章说，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党内一直存在两种倾向的斗争，正确与错误、所谓“健康力量”同错误倾向的斗争。这可以说大体是对的，但这只讲了要搞社会主义、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一面，没有提党内也有不愿意搞社会主义、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一面。而毛主席恰恰最为关注的是，国际上已经有人搞修正主义，中国党内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到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更直接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就是说，党内中上层某些大权在握的领导人，有何能一步步脱离人民，远离社会主义，滑向资本主义。他们是当权派，但可能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而中国一旦搞资本主义，必然投降帝国主义，倒向霸权主义。中国的独立也不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然葬送革命成果，导致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死路一条！因此，党内的争论不仅仅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更重要的是要不要搞社会主义。

至于又说什么党内“健康力量”、正确倾向以刘周邓陈为代表；错误的左的倾向以毛为代表，而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则借毛的错误兴风作浪，还说什么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应归功于周、邓，等等，则是违背党内斗争的基本事实的。这样的分析绝对化，简单化。看似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实际情况应该还有更多的交叉，某一时期，其些事情，尤其是某一个人，两种倾向的表现各有侧重，应该加以分析。不能笼统言之，一概而论。以一九七五年重提“四个现代化”归功于周、邓为例，所谓重提，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是提出，此前毛主席也多次讲过，“论十大关系”讲过，“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讲过。

《毛泽东传》（1046）写道：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提出来  的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最早见之于周恩来一九五四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  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改变了这个表 述，提法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  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决议采用了毛泽东的提法。这个提法有一个优点，它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仅对发展生产力，而且对发  展文化都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但是没有提国防现代化。(交通  运输业可归人工业，因而可不单独列出。)这次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对“四个现代化”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直沿用了下来。

毛主席不先讲，其他人率先提出？不太客观么。一九七四年毛主席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三项指示，就是针对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提出的。周、邓是奉命行事，或者说他门的想法得到了毛主席的明确有力的支持。

有的说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全国上下，党内党外，响应号召，拥护革命，参加革命。许多文章一再提到，毛主席的理论深入人心、深入上层，拥护的多，反对的少。邓力群说：“可是那些论点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相信，一个人接受，这个‘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不起来。”（第20页）胡乔木说也有不同意的，抵制的，但是不敢。胡主要指中央常委一些人。也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调整不是没有来由。

毛主席的威望太高了，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从数百个、几十个、十几个领袖人物中脱颖而出，无与伦比。单纯搞个人崇拜是不可能把一个人推到如此尊崇的地位。毛主席的个人威望使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迅速发动，亿万群众拥护，很快形成轰轰烈烈的局面。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又无疑推动加强了毛主席的尊崇地位。

但是，一个历史大事件，个人的因素（威望、素养、个性等等）也并非完全不重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的印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社会原因很复杂，但没有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是我们经历的那个样子。同时，毛泽东的驾驭万物的能力也不是无往而不胜的，第一次文革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事出突然久拖不决，也证明了这一点。文革发动，非毛莫属，并世无第二人。有人深恐再来一次文革，把心放肚子里吧！许多条件，许多因素，必然的，偶然的，万事俱备，还须东风。毛主席才是一个时代呼风唤雨的人！有人闹事？天天有人闹，只是大闹小闹、闹一阵还是闹个没完没了。一场革命？也不是一点没有可能，革命总是不期而至。想不到的实在太多了！按常规思考就更不行。但66年那样的文革，是不会有了！历史不是照搬、模仿、循环、复制出来的。想也没用，怕也不必。怕乱，也看谁怕，乱谁。有些事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越怕越有鬼。

而当时的社会矛盾，城乡，工农，脑体，三大差别存在。生活比较优裕的一些人，同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如同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如干群矛盾一直有，特权，官僚，压制，不公正，也存在。更为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指导观念是工农当家做主、平等公平公正，人们认理不认命，主观上有强烈的建设平等社会的诉求。我们党与政府明确而坚定地站在工农及广大普通劳动者一边。

杨绛回忆说：“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与“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年轻人”，在收入住处待遇相差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但是，这些矛盾还没有尖锐到引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一发动起来，平时的社会问题带到运动中来，不同阶层人群的不同利益、诉求反映出来，无疑加剧了运动的激烈程度。

揪斗走资派，所谓“三反”罪行已是激起阶级义愤，而走资派的特权、官僚架子，尤其是奢侈排场（江苏省委书记的书记楼一度成了参观点，如同当今展示现今福建赖昌星的红楼，某省书记厕所里放苹果驱除异味，专程到某地吃狗肉，跳舞，打麻将……未必真实，即便真实，也未必就是腐败。但当时的群众很清苦，而“三高”人群的真实生活，许多人一无所知！一旦传开，很容易激火。），更让一般群众感觉不公平不应该不平衡而怒火中烧。斗权威、斗“三名三高”，斗得惨，下手狠，更是着眼于他们的物质享受、养尊处优。

毛主席一九六七年有一次谈话分析，很中肯。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了不得，弄得他们很狼狈。

“五十天的文革”，矛头指向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就加剧了社会矛盾（先是一批教职工被斗，后又抓青年学生中的右派）。此前的斗争背靠背、“空对空”，没有结下个人恩怨。五十多天里，大中学校的批判斗争就是面对面了。尽管仍停留在思想上政治上，但火力猛、手段辣，有发泄出格的行为，除了一般的阶级仇民族恨外，明显带有平时的矛盾冲突或是个人恩怨。应该说，这是文革中第一次群众斗争群众，群众之间因此冲突、积怨。导演就是工作组。

毛主席对刘、邓的认识，从五十多天里得出一个结论：党内还有一个司令部，和他对立，另搞一套，因此有“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其实是用铅笔写在多少日子以前的一张《北京日报》上的小字报。认识判断有个过程，有个触发点。“五十多天”触发了毛泽东对刘邓认识的“升华”。中央一二线的领导同志，在一九六六年六七两个月的文革指导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冲突，被认为发生了质的变化。毛主席有了更高的警觉。据《周恩来传》记载，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中央常委，也是当初议程上没有的。周看了毛写的大字报，毛主席给他谈了话，他产生了这种感觉，不久成为现实。

  5，文革的“反修防修”说是比较普遍的，得到多方面认同。应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在此。

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讲话中提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毛主席当然是这么个思路，而中央决议从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主席的动机上也没有去否定这一点。

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渊源就长久了。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毛主席与黄炎培谈到的历史上政权更迭周期论，追溯到苏共二十大。毛主席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他对这个事业的执着和急切，他力图保持这个发展方向不致逆转，确实是费尽心机的。国际风云变幻，国内运动一个接一个，无非是为了政权的巩固、队伍的纯洁、方向不致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他和他的一些同事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的危险主要来自党内，而党永不变色变修，关键在上层。《毛泽东传》（1271）记载：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如何反修防修，立于不败之地，毛主席与他的同事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三年困难时期，如何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上层提出并采取的某些政策上，后来在指导“四清”运动上，分歧就有了。而在搞不搞“四清”运动上，分歧很小。如何搞四清，又表现为对当时社会矛盾、主要危险的认识上。分歧在于解决人的问题：重点是搞党外还是党内，是下层还是上层；是仅仅打倒几个人一批人，还是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接受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与教育。毛不赞成只搞党外，尤其不赞成只搞下层，他后来批评党内上层坚持这么干的领导人是“当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而高高在上拥有特权、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大官们”确实存在。毛也不滿意于由一级级党组织领导下的政治运动这种所谓体制内的方式，他在探索新的方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体制内演变到体制外的一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运动。

有人因此说“文革”是“不要党的领导”，“天下大乱，乱了自己”。不知这些人是否认为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党中央的文件精神还算不算党的领导？作为一级党组织、作为一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运动初期违背“五.一六”通知精神，压制学生，批斗了一些学生及文教战线的群众，甚至把文教宣传部门的一些负责人抛出来，搞“丢车保帅”。在群众运动、群众冲击面前，不是大胆地站出来，走到群众中去，诚恳地检讨认错，而是怕，是躲，东躲西藏，不敢与群众见面。这还不算，还要暗中挑拨，挑动群众斗群众，让工人以“保卫共产党”的名义反击红卫兵，让农民进城围攻红卫兵。总之是借用工农力量继续镇压学生运动。后来又推行经济主义腐蚀革命群众。以停工停产示威，压制革命。凡是这样做的领导，不管后来是真正改正了的，还是口服心不服的，他们当时的错误做法，还能代表党、代表人民吗？

毛主席也并没有把他们全部打倒的意思，不过是经受群众运动冲一冲，烧一烧，别烧糊了。毛主席一再重申：各级干部要高抬贵手，要“正确对待”文革、群众与自己。这也说明：毛主席对干部队伍的分析判断及采取的运动方式并不是完全不可取的。问题确实是一个人大官当久了，保自己，保大官，保持权，与广大人民群众尖锐对立。有的人在五十多天里指导文革，不说是得心应手，也是轻车熟路。因为斗别人、革别人的命，一辈子都干这个。一到斗争运动的矛头指向自己，很快就发表了“你们问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知道。”还发出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感慨。这样意思的话，在五十多天里为什么一次也没有讲过？那些日子，指导运动的人一点也不犯糊涂。倒是学生们被弄糊涂了：中央下令停课闹革命了，连课都不上了，却关起门来斗老师，斗学生！其实，这是老斗别人、老革别人的命的“老革命”，遇到了革自己的命的“新问题”。不仅态度是不诚恳的，而且也迷惑人心。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由国际到国内，也是顺理成章的。党和人民都参与反修防修，大演习，毛泽东思想大普及，触及人们灵魂，队伍更纯一些，江山永固，为后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铺就轨道。是在寻找一种方式，不是解决个别人的问题。过去多次以解决个别人的问题为目标的运动，如同割韭菜，割一茬，又长一茬。按下葫芦起来瓢，不能除根。动员组织群众广泛参与，受教育，将来警惕、反对可能产生的修正主义。苏欧剧变、中国的“六.四”风波证明：在中国，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搞和平演变，是很难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也有一点成功与积极的影响呢。

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刘邓都曾是公开支持的。“五.一六”通知得以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主持的；此后五十多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邓在京主持中央工作具体指导的。一线二线的分歧如前所述。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毛主席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是按刘邓的方式，或搞“四清”，或搞“五十天文革”式文革，一场斗争也是势不可免。从社会矛盾到党内斗争，会不会更加剧烈呢？最终导致什么结局呢？从中央到地方打倒一批宣传文教方面的领导人，文化教育部门打一大批反动权威、反革命，比一九五七年的反右的斗争面更大……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可以接受的了？这也是可以研究的，应该研究的。

如果这些斗争都被否定，正如今天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则免提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党内斗争一样，局面会是怎样，现在可以说已是洞若观火了。至少犯罪分子从人数上是翻了几番了。这当然还不包括一直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早已超过了百分之五！

6，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理想的社会，还是空想、乌托邦？

这里不得不提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因为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建立更理想更纯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公正、民主、生活水平大致相同。对此，这本集子中既有专题论述，又有零星议论。这些议论虽然没有否定毛主席是在努力探索，而且探索也有合理、有益的东西，但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一言以蔽之：空想。

这些人集中分析批判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批判毛主席关于反对特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因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只是设想、建议，毛主席并没有强行推广。这些批判也只能是“空对空”。有人认为办人民公社就是毛主席的试验，人民公社是农村政社合一的组织，还没有涉及城市。何况人民公社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大有前途。强行取消了，并不等于失败了。毛主席理想的社会形态，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不能说不能实现。以色列及世界上许多组织多年来也在搞一种实验，人们大致过着平等生活的“公社”也存在着。

毛主席的设想是从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社会实际出发的，农民对未来社会的期盼，富裕并不是第一位的。公正平等平安才是第一位。有穷有富，穷的吃不上饭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了老，富的高墙大院，养狗养小老婆。他们没见识过吗？不是因他们的积极参与而被一场革命打倒推翻埋葬了吗？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种新的生活，与千百年来少数人占统治地位、掌握绝大部分劳动财富的社会所完全不同的生活。毛主席开创的探索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不是空想。如果五亿小农经济的农民大都这么想的话，那就不可能是空想。何况人类历史上多少被认为是空想的，后来也变形了现实。赫鲁晓夫还说中国人民“喝大锅清水汤三个人穿一条裤子”，离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搞出原子弹呢！美英苏三家条约就是搞核俱乐部、核垄断，要把中国看死。可中国的原子牌、氢弹爆炸成功，卫星也上了天！“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昔日的牛马，今天的主人”，就被认为是空想、做梦。“劳工神圣”的口号一喊出，地主资本家没有不说是“发昏！”“发疯！”“反了”“还想翻天？”一场革命，这些都变成了现实！

毛主席的设想、探索，受到人民的拥护与欢呼，却被养尊处优的文人所嘲弄所否定。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左派及进步人士们中间引起强烈而持久的共鸣（改革开放后，世界上的左翼人士对中国否定毛泽东的理想化社会的探索很不满---“表示了失望和愤懑”。第183页。），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水平够高、经济够发达，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多多，成为死症、绝症。资本主义没有前途，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也在探索。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就是搞他们的社会主义。无宁说，在工人运动冲击下，在殖民地人民的反对浪潮中，在绝望中，他们从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吸取对资主义的生存发展有益的东西。可悲的是，我们今天名为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则大量照搬西方的东西，社会主义的成份大幅度减少，社会问题比西方发达国家还多。而且至今仍一厢情愿的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存在是经济落后造成的，是什么转型期必不可避免的、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解决，云云。而今少数人暴富、生活奢华无度，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社会不公正日益严重（养宠物狗仅北京一市近50万只，每只花费上万元！全国有多少？那花费足够解决几千万人的温饱有余！），更不要说，公款吃喝娱乐、出国、公车几项耗费近万亿人民币，用于义务教育，医保，城市低保，绰绰有余。腐败难以控制，黄赌毒泛滥，是必然还是失误？如说必然，你的选择就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语）！就是走回头路、否定革命。如果说可以避免，那为什么没有避免或者限制在一个广大人民能容忍的程度、或者有足够大的决心、卓有成效的手段严加防范，让人民看到光明看到希望？那就是严重失误、一误再误！是无能，更是容忍姑息！是从思想观念上妥协退让！信仰、理想被物质特权取代。特权待遇成了“凝聚”干部队伍的诱饵。这个失误持续多少年了、还要再失误多少年？失误到底有多么严重？如何衡量、评价？二十多年了，应该给一个总结，还人民一个明白。

7，战争年代的经验过对了吗？这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有关系的问题。有的文章提到，毛主席一直十分重视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军事共产主义是行得通的，官兵关系、干群关系也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成功的，人们的精神风貌、社会风气是受到世界瞩目的，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几乎没有办不到的。这些经验从多年的革命战争或局部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实践中得来，当时行之有效，当然应该足够重视与珍惜。在建设时期，在今天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当然不能照搬，更不应该抛弃，借鉴还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上，我们也在建设中借鉴过，也富有成效。我们搞革命、搞建没不能照搬照抄自己的，也不能照抄照搬苏联，更不能在革命成功之后，照搬旧中国的、西方的方式搞建设。共产党没有新意，就是乏味，也庸俗化。什么都和别人一样，搞不出点新东西，你还叫什么共产党、革什么命？就为了把权夺到手？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是大手笔。毛主席的理想社会的探索不完全成功，也是一种积极的负责任的有益的探索，完全否定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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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议文革（续二）：关于工作组的功过是非

按毛主席的说法，按文革时期流行的说法，派工作组是错误路线，工作组镇压学生、阻碍运动，搞了白色恐怖，起了很坏的作用，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支持一部分学生压制打击了另一部学生、教师及权威，保护了当权派。）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这种说法因文革被否定也被否定了。

按否定文革决议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这种说法是很委婉（没有直接下“对或错”的结论），有弹性，进退自如。如果你说派工作组“对”，那些在“五十多天”里受打击的人不会接受。你如果说派工作组“错”，我说这是党的传统的一贯做法，要错都错，早就错了，不是文革才错。要算账就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们党的错，不能算到文革初期主持工作的领导人身上。

收入这个集子的议及工作组的文章，仍然是意见最不一致的。但调子又大致和决议一致：派工作组是传统做法，派工作组不是路线错误，工作组的错误是毛主席的错误理论指引下犯的。至于传统做法究竟对不对、中央有了专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为什么还要因循传统的做法、为什么传统的做法不灵光、就批不得，没有文章作进一步的说明。不同呢，有的说派工作组刘邓请示了毛、毛“回复同意”（严家其），穆欣也说毛泽东同意，王年一批驳严家其的文章却引了三个例证（刘、周、邓三人讲话、王光美的发言及刘平平的文章）证明毛并没有“回复同意”，只对刘邓说“相机处理”。

但是，有一个时期，也就是八一年中央决定公布前后，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毛主席不仅同意派工作组，而且第一个工作组就是毛主席派的。似乎毛主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不可捉摸，而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够专制霸道的。至于毛主席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陈伯达到人民日报社）是否执行了当时中央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精神、是否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与刘邓派出并指导下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同，就没有人提及。如果毛同意派工作组，毛主席有没有指示工作组去镇压学生？这当然也没有人讲一讲这个理了。因此，派工作组这个问题，仍然是最为模棱两可、不可不必不能深究的问题。明摆着的，不可回避的，又讳莫如深。

我们还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是那么不容易实事求是。有错就是毛泽东的，有罪就是“四人帮”的。派工作组、支持工作组的领导人是完全无辜的。干了许许多多的坏事的工作组也是无辜。这不公平。这无益于讲清真相。这不能使后来人吸取什么有益的教训。

以该不该派不派工作组，掩盖了工作组究竟做了什么，是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所以，有的文章干脆认为：问题不在于派不派工作组，而在于执行了什么路线。我赞成后一种说法。文革之中，周总理、中央文革都向各地派了一些联络员，只听不表态。派工作组现在也用。不在形式，而在立场，而在干了什么，而在实质。

有的认为工作组制止文革初期学校内的动乱，有功，有的认为有功有过。有的认为，如果工作组有过，也主要由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造成的。当然，有的也说了与刘邓当时的指导有关。

集子中印红标的《红卫兵运动述评》的文章是这样叙述的：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坚持通过工作组实行党对运动的领导，努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但对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下决心排除干扰。6月2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共中南局、西北局的“文革”报告时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批示要求，“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一些学校工作组贯彻这一批示，给一部分怀着不同动机起来造反或轰赶工作组、指责工作组的青年学生加上或准备加上“假左派，真右派”、“右派学生”、“反党分子”的政治罪名。信任工作组的学生更多的滥用政治帽子。这就重犯了类似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错误。被批斗的学生压而不服，矛盾激化。

这是我所见到的公开出版的研究“文革”的文章关于工作组的工作程序、方式、错误及其根源的最为直接的也是最客观的叙述，当然，主调还是维护刘邓，客气，轻描淡写。还远不是更客观更真实的。

而印红标这一段叙述，让我这个当时正是高三学生、而且确实被校方整理过材料上报到地委的过来人，读后仍然不寒而栗。“镇压学生、搞白色恐怖、冷冷清清”的说法，更接近实际。

刘少奇之女刘平平，邓小平之女邓蓉等人当年“反戈一击”揭露刘邓直接参与的一些过程、会议、人物、指示、恶果等，更能说明问题。上纲不对，批判也许更不对，叙述过程应该还是客观的。某某附中、女附中的文革主任，第一线上亲历亲闻么。

多少大中学校的学生被打成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并不是无据可查，当然更不是一个小数目。严家其等著的《文革十年史》就有一个数字：数以万计。王年一反驳说：远没这么多。到底多少，没定案，没有上报，更没有批准。王年一也没有说出具体数目。蒯大富说：清华打了八百多个反革命，我是头，第一号，叫“蒯派”。而两位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都通过自己的女儿（一个高二，一个初三）直接指导两所中学（北师大一附中、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在中学生中抓批右派，打了多少右派，多少班主任、普通任课教师挨斗，比例大的惊人！有人说是工作组制止了动乱，制止了吗？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表面上冷冷清清，平静了，事情真的能够到此为止吗？不是已经制造了并埋下了乱的祸根么？毛主席还没批评工作组的时候，工作组一进校门，不是就遭到反对而且反对愈来愈激烈吗？在这种进退两难情况下，在上层有人建议撤出工作组的时候，两位领导人仍然坚持支持工作组而不惜压制学生！他们谁也没表示过“不知道怎么办”，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工作组压制打击批斗老师与学生！

以派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压制学生为主要内容的五十多天的文革，导致了党内斗争的激化、公开化。有人明显抵触、违背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精神，中央下大决心，作出了停课半年的决定让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参加运动，工作组居然站到学校对立面，或者支持一部分学生，压制打击另一部分学生，学校运动冷冷清清。毛主席关于党内存在另一个司令部、改组中央常委班子的念头产生了。工作组在五十多天的斗老师斗学生也必然引起反弹，为更为激烈复杂以至更残酷的斗争埋下了祸根！全国大中专学校揪工作组，炮轰当权派，在十六条公布之后，很快出现高潮，一时呈现尖锐对立激烈复杂的局面。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失控”。毛主席也始料不及。工作组压制学生的恶果、恶劣影响，是不能忽略不计的，估计不足也是不客观的，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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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议文革（续三）：说一说红卫兵与造反派。

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不说到红卫兵与造反派。集子里有一篇专门论说红卫兵的，而其余各篇也有涉及的。正如某些文艺作品、某派人士的文中口中所咒骂的一样，凶神恶煞，十恶不赦，一概而论的，也有，只是比较少了。毕竟是研究文章，已经能够比较理智地面对了，给以一定的理性分析。能说出红卫兵与造反派不是一个概念，而红卫兵也不是一个统一体，就很不错了。

红卫兵最早成立于五月二十九日，是清华附中的，此后是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队。都在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下达、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问世以后。不是正在批“三家村”么，文艺界教育界首当其冲，大中学校最热闹。揪、批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有的也考虑更深层次的目标。这些学校的学生干部子弟多，得风气之先，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还有优越性，都强，动作快。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主席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受冲击的批判的是所谓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也涉及学校领导。因此，初起的红卫兵的成份比较单一，干部子弟，红五类。红卫兵人数少，标准高，比共青团高。多数学生望洋兴叹，尤其是出身不怎么好的，更是可望不可即。但广大学生参加运动的权力是一样的，积极性也很高涨。那时，红卫兵从人数或作用仍没成为主流。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公布，大中学校就热闹了一阵，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令大中学校停课半年（一九六六年十月又下令停课一年），以便让学生参加“文革”运动。这实际上鼓励了大、中学校学生的行动。“红卫兵”组织成员坚信自己会得到党中央的支持。学校党政领导既不敢引火烧身，又不支持学生的行动。大中学校的领导很快就被学生冲“哗啦”了。刘少奇、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让他们“相机处理”，他们就派了工作组，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取代单位的党支部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大中学校党政班子那么快就垮了，工作组来了，领导运动。工作组是上边派来的，对学校工作不了解。且不说如何领导（指导也行啊）运动，先替他们想一想：他们该如何避免原党政班子的命运？刘邓作为力主派工作组、在一线直接指导工作组工作的领导者，给工作组的要求、主意是什么呢？工作组为什么几乎无一例外地又站到了刚刚倒台的原党政领导班子一边、站到学生的对立面了呢？你要了解工作组为什么犯错误、做坏事，这是一把钥匙。陈伯达后来怎样，先撇开不提。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月率工作组奉党中央之命进驻《人民日报》，他们并没有犯其他工作组犯的错误。

此时，由于派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站在学校原党支部领导一边，仍然对学生的激进行动采取压制态度，所以“红卫兵”组织被工作组看成是“搞地下活动，非法煽动群众，是非法的革命活动”，“红卫兵”组织与工作组发生了摩擦。工作组接上级指示组织左派队伍，从校领导与教职工队伍里揪出右派，批斗右派。而反对学校党支部、工作组的学生（俗谓“老造反”，如清华蒯大富……）就被镇压了，成了右派学生。那时的红卫兵，保护校领导、支持工作组的也不多。同工作组不合作以至对着干的，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队在工作组中进校后就被当成非法组织取缔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解导同志的意图，是不同意学生在共青团的体制外成立另外的学生组织的。工作组按中央指示要“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劝红卫兵自动解散，回班级活动。

但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却支持了石大附中的红卫兵。这种例子极少。

在六七月间，红卫兵流传一副血统论的对联，充分体现了早期红卫兵天然接班人的优越感和特权意识，工作组也不赞成（江青知道后也不赞成，讲话，还帮助修改了对联。）。工作组对学生的行动基本态度是压制，定了条条框框，所谓内外有别、不准接触、不准串联之类。学校停课了，可运动冷冷清清。七月底，毛主席回到北京，了解到现状，开了会，生了气，发了火，说：让学生停了课放了假了，又把学生关起来，学校冷冷清清。甚至说了：谁压制镇压学生？蒋介石！北洋军阀！于声决定了撤出工作组。

工作组一撤，红卫兵，更有广大的学生，围绕工作组的错误，还有这个对联，展开辩论，很激烈。红卫兵因此得以发展、扩大。红卫兵活动已经迅速形成了运动，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在学校广为流布。他们又在7月28号写信给毛泽东，请江青转交，结果出人意料地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于8月1日写信给这些“红卫兵”，在信中用了4个“热烈的支持”这样难得的表态。此信还被作为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在当天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毛主席的这一政治姿态实质上是在向全党全国宣布，对“红卫兵”组织及其行动只能支持，不能打击。这封信也很快传到社会上，红卫兵就完全公开了，理直气壮了。

这时的红卫兵，矛头指向是北京市委、教育文化界及社会上的“黑帮”、牛鬼蛇神。与后起的革命造反派（也不一定叫红卫兵，但毛主席戴了“红卫兵”袖章，学生的革命造反组织叫红卫兵的多，但“红卫兵”三个字前边冠以单位或别的名称，同老红卫兵以示区别。如“反到底”“千钧棒”“造反有理”“毛泽东主义”“延安”“鲁迅”，等等）专门揪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相同。出身不好的，被校方、工作组整过的，是运动中的一种动力，因红卫兵的“清一色”的排斥异己的阶级路线，仍然没有资格入围。红卫兵的行动仍在校内，学校之间的串联交流也有，比较少。这时的红卫兵一般称之为红五类红卫兵，老红卫兵。

红卫兵开始走向社会破“四旧”，老红卫兵，红五类红卫兵自然是主力。

“老造反”在毛主席下令从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之后，被放了出来，革命造反派开始抬头。抓了许多学生，关了一些人。特别是后来的革命造反红卫兵领袖们，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也掌握了不少。领导人多次在万人大会上亲自点名支持，宣布“解放”！周总理等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到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可以说心连心，感情深。消息传到全国，学生一片欢腾！革命师生、红卫兵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天津等地的受压制的大中学校学生上访，要求平反，也来到北京。这还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后。大串联也开始了。后来北京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传授经验；各地学生赴京、走向全国。毛主席、党中央也是大力支持的。坐车免费，食宿也免费。全国上下设立许许多多红卫兵接待站，安排红卫兵吃住活动。

毛主席曾说过：一个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都是始料不及的，一下子走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起来了。这些事物，十一中全会前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是一概加以限制、排斥以至坚决予以取缔的。现在怎样贬斥批判都是现在的事情，都是根据了中央已作出的决议---完全否定文革这个大前提。但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如何对待青年学生，如何对待学生运动，毛主席的革命家的风范、眼力与魄力，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八月十八日，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红卫兵亮相，报纸报道了，说红卫兵是学生的革命组织，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尖兵，特别是毛主席穿一身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挥手的大幅照片上了报，红卫兵一下子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出现。红卫兵公开了合法了名正言顺了！

这时的老红卫兵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仍然集中精力破“四旧”。其他红卫兵（仍然以学校为单位。仍然没有派别色彩。）他们的行动也得到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支持，《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发表了社论，赞扬“好得很”。一些党委、政府积极支持红卫兵破“四旧”，“公安部门、街道办事处、一些单位的领导人向红卫兵提供牛鬼蛇神的名单。”据2005年最新一期《老照片》披露：1966年8月22日，重庆市党政领导部署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由公安机关配合首先将一批专政对象施行抄家、封门、体罚、殴打，辅以戴高帽、挂黑牌、游街。不到半年时间，红卫兵用同样的方式将重庆市党政领导批斗。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不仅有当时仍大权在握的党政领导的支持引导，也得到了社会上不少人的赞同。这时期的红卫兵中有一部分相当粗暴、残酷、无人道，破坏性极大。后来一些人提起红卫兵个个凶神恶煞的印象，大多由此时得来。但促成这一切的政治及社会的原因是深刻复杂的，仅仅咒骂红卫兵的所谓野蛮、不人道，是违背当时的事实的，是不公平的，太简单了。把这些行为加到后起的革命造反派头上，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老红卫兵在血统高贵观念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严格的等级划分被打破，垄断革命的局面被冲决开了！以老造反为骨干的红卫兵新的力量产生，并不断壮大。

一些文革前受压制、文革之初被校方或工作组镇压的学生，还有响应号召的学生，出身不好的学生，起来造反，矛头直指已撤走的工作组及当权派，要求平反，要揪工作组回校作检查，要揭批本单位、本系统以至更高一级的当权派。他们破“四旧”、斗权威、斗牛鬼蛇神的事也干，但已退居次要位置。他们的口号是：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而且运动开始一直处于受冲击的“牛鬼蛇神”，此时也没人过问了。当初只看着学生革命造反的教职工也起来造反了。这让一直沉醉于优越感之中的老红卫兵十分不快。老红卫兵是绝对不许黑六类的“狗崽子”造反的！他们的口号多了，无不打上血统论的烙印。文革之初，红卫兵走红，咸与红卫；造反时兴，咸与造反。看一看《阿Q正传》里“革命”一节，未庄得风气之先、最早起来造反的是赵秀才与假洋鬼子，盘上辮子，挂上“银挑子”，又去静修庵“破四旧”---砸了“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给了老尼姑一阵“栗凿”，抢走了“宣德炉”，扬长而去。

其次才是阿Q ，真吧假吧，胆大胆小，到底受过压、日子过得很不滋润，王胡、小D也是。不造反更待何时？可信息不灵，祖上遗训“造反是杀头的罪”，长毛、义和团被“嚓！嚓！嚓！”杀了多少？殷鉴未远，不可轻举妄动！可到底有一肚子委屈，想学学样。阿Q到静修庵后得知赵秀才、假洋鬼子已来过，心里该是多么失衡落寞啊！可阿Q还是不许小D们造反！阿Q做造反成真的梦里还要役使小D呢。真的穿白盔白甲的造反者来打砸抢未庄的首富---赵秀才家，阿Q只是远远地看，没得着实惠又添了一肚子的“妈妈的”，那些抢东西不喊一声自个儿、甚至连个招呼也不打的造反派真是太目中无人了，他们居然连秀才媳妇的宁式床也抬走了，咒他们犯了“杀头的罪”，甚至毒毒地发下狠：一下子“嚓”了他们的头去！

红卫兵、造反派后来打派仗也如此。结局呢，很清楚。末庄的“高干子弟”最早搞“打砸抢”，不仅没问罪，而且他们家中被一群坏的也是真的造反派抢了，一要惩凶，二要追賍。追赃不成，到底还是惩了凶、出了气---把阿Q杀了完事！他们依然是未庄的上层人物，优哉游哉！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红卫兵走向分化、老红卫兵中的一部分开始“清醒”，对中央上层人事变动，矛头指向更高级的当权派、革他们的老子的命想不开，不干了。老子受冲击，靠边站，子女脸上无光，昔日优越无比、风风光光的自来红，而今也成了黑帮子弟、狗崽子！保险箱也不保险了！这一个跟头栽得好疼！疼得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炮轰火烧何时了？”靠边站了！小革命也遭到了沉重的一击！北工大一位高干子弟、谭姓大学生（教师？）挺身而出，为血统论对联辩护，充当老红卫兵的代言人。他雄辩滔滔，演讲具有极大的煽动性。演讲稿风靡全国。更多的人被血统论所迷惑，只有少数人从中听出了反十一中全会的弦外之音、醉翁之意。

但中央文革不同意这个对联，更担心这一思潮把学生引向邪路，干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方向。中央文革也不愿得罪这么多很有能量很有影响的干部子弟。革老子的命，又不是革小子的命。于是打击、教育相结合了。老红卫兵不是对手。眼见老干部也受冲击，被抄家，他们成立了纠察队，对红卫兵破“四旧”的过火行为试图加以约束防范，也保护老干部。但他们有包打天下的雄心，却没有这个力量。“东纠”、“西纠”也威风了一阵，但他们的作为不是更野蛮？很快把自己搞臭了，小圈子主义也脱离红卫兵的大多数，自我孤立。后来，六六年底，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目标更单一，和中央文革较上了劲儿，也就是走向解体，归于沉寂---沉思了！

曾经风靡一时的老红卫兵是以信息最多最灵最快著称的，后来信息还多还灵，可惜没了有效载体，散兵游勇，布不成阵了。

不少研究者认为老红卫兵有功有过，过么，就是破“四旧”，功么，保护了老干部。破四旧，他们是主力，确实够凶的。但未必全是过。保护老干部，也就是保护老子保护特权保护世袭地位，说成功劳，太勉强了吧。一篇文章是这样评价老红卫兵的：老红卫兵思潮直接承袭文革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来自“地主、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小撮走资派。老红卫兵的斗争矛头偏重党外，偏重“阶级敌人”、“反动文人”。老红卫兵的阶级路线就是血统论。文革进入揪斗走资派，老红卫兵由“革命”转向“保守”。反特权的口号一提，原来追随老红卫兵的工农子弟就放弃了老红卫兵思潮。老红卫兵骨干是党政军中级以上干部子女，内部组织也等级森严。他们追求的目标就是红色江山永固，老子拥有的政治、社会特权，而且代代相传，打江山坐江山。他们搞阶级斗争，就是接老子的班，继续斗地主。对党内斗争，路线斗争，不感兴趣，甚至反感。

毛主席对学生寄予了很大希望，这是毛主席关爱青年一代的一贯思想。“毛主席是我们的最高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那一时的最强音，工农商学兵，哪一个不是他老人家的臣民？但谁又能与红卫兵争宠？红卫兵中有造有革也有保，造反派也不全叫红卫兵。红卫兵一开始仅限于初中，后扩大到大学，仅限于学生。学校的教工如同后起的工人、农民及文艺系统的职工中的群众组织，已是称为“战斗队”一类了。中央文革更看重的红卫兵是以反工作组、坚持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学生，应该称之为老造反红卫兵。红卫兵名称千千万万，这一部分称之为造反派红卫兵才名符其实。中央文革、毛主席是后台，红卫兵的力量所在。中央文革是红卫兵造反派的信息来源，做什么，不做什么，这一部分红卫兵大致是听命于中央文革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手眼通天----与中央文革、周总理保持比较密切也比较经常的联系。中央文革又通过他们影响全国的造反派。红卫兵造反派成了红卫兵的主流，与之抗衡的是保守派红卫兵，还有老红卫兵。

造反派红卫兵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主力军。从六六年八九月份起，他们逐渐得势，在中国大地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中，充分表演了两年时间。他们发挥了带头羊的作用。煽风点火、指点迷津。教工、工人、党政机关干部、文艺界职工、农民，也先后站出来，自成系统，自立门户，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下联合起来。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他们（岂止他们！全国人民都有！）拥有了结社（成立政治性团体）、游行、示威、出版小报等大民主的权利，是真正史无前例的。后来这种权利虽然写进了宪法，但基本上没有了行使这种权利的环境。全国大串联也见了世面。组织队伍，策划行动，分析掌握动态形势，制造舆论，学习与思考，联合外部力量。内部分化，势不两立，也开展了武斗，动了真刀真枪。曲曲折折，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了。

收场不在预期之中，也并不光采，说是被赶下去的也不为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被毛主席召见训话，同年九月十五日江青在北京的一次会上表扬红卫兵的历史功绩并要求给予保护，红卫兵此后风光不在。除省地县三级革委会结合了几个红卫兵头头（任副主任、常委、委员。未必都是造反起家的。）外，毕业生被分配，在校生分期分批上山下乡，县以下中学连续三届毕业生干脆就一纸文凭打发回了家。他们风流云散，学校一时空空荡荡。到一九六八年底，逐步走向沉寂，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舞台。

真正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的老三届造反红卫兵，从天上掉到地下，从理想来到现实。他们学会了思考。他们也不得不思考。他们的两年表演已经给他们安排了厄运。他们一生的命运，大都与这两年的经历相关。

有的文章对造反派红卫兵的评价是：他们的理念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派，阶级路线是反对“血统论”“自来红”。目标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追求平等的政治、社会地位，消除特权。造反派红卫兵或者说造反派的骨干、头头大都有文革前或文革初期受压制、打击的经历。

这个评价也符合事实，比较中肯。文革十年，造反二三年，幸运一二年，能幸运更长久的就少而又少了，幸运十年的只有上海等少数几个地方的……

林立果搞了个“五七一”工程纪要，里边说了“红卫兵是替罪的羔羊，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这样的话，乍一听很有道理，仔细分析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林立果的小舰队是指望成事之后公开这么纲领，借此进行挑拨笼络人心、搞臭毛主席。他们一伙也是动了脑子的，因为他们的说法也并非是空穴来风、没有一点社会基础。当时的老红卫兵中认同“替罪羔羊”的就不少。林立果一伙属于特权阶层，与老红卫兵呼吸相通。因为老子一时连累了他们，他们就把毛主席与中央文革怪罪上了。这宦海沉浮累及家人，何朝何代没有呢？就他们感受更深？而干部子女逃避上山下乡的更多。所谓“变相劳改”的体验从何而来？摆什么悲天闵人的臭脸孔呢？政策错了，你们的老子一个个都脱不了干系，为什么要诿过于毛主席？！

至于对待红卫兵态度、政策与做法，这属于研究分析的范围。不少研究文章持与此差不多的观点，有的说林立果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有的说“毛泽东成功地塑造、调用、随后放弃了红卫兵，而红卫兵对毛主席的部署所知甚少，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好像红卫兵成了一件工具，毛主席不过是玩弄红卫兵于股掌之中。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违背文革历史的。

首先，毛主席对学生运动，对青年，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作用、地位的整体评价是一贯的、尽人皆知的。利用以至玩弄的说法是诬蔑。

其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大都公开发布，意图明确，全国人民都知道，红卫兵能不明白？恰恰是红卫兵明白了、知道了，却因为各种因素制约而没有去原汁原味执行，以至干扰了毛主席的部署。六八年“七.二七”深夜毛主席紧急召见红卫兵领导人，正是因为他们囿于小局、不明大势、不听招呼所致。

再次，红卫兵的作用就是文革初期的冲杀、点火及开创局面。在大的环境气氛之下，红卫兵的行动是自觉自发的。在他们遭受打击一度受压最为困难的时候，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人们发现了他们、支持了他们，使他们得以生存发展。

请看五大领袖之一的蒯大富的有关回忆：

田炳信：工作组把你树起来了，当时念大几？

蒯大富：大三，当时我已经准备着要被送劳改了，可做梦也想不到在外地的毛泽东突然就回北京了，刘少奇还以为毛是来支持他的，可毛回京后却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风向变了，谁也想不到，刘少奇于是赶快把我给放了。

田炳信：当时把你关起来了？

蒯大富：隔离审查，关禁闭，像现在的“双规”。几天后的7月29日，毛泽东说：“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这事是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告诉我的，他跟刘少奇女儿刘涛两人都是清华“保皇派”红卫兵的头。当时我连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摘啊，兴奋得不行，后来就去了人民大会堂，见到毛主席就表示不是反革命了。

田炳信：会堂里有多少人？

蒯大富：三层楼，一万五千人哪。

田炳信：当时哭了没？

蒯大富：没有。七月三十日，贺鹏飞又通知说，今晚吃完饭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最高级的一个小院子，当时唯一有沙发的地方，专门接待外宾。我问干嘛？他没说。晚上七点我就去了，一直没动静，我坐着也困了，大约十点钟就倚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呼噜。大约是三十日的凌晨二点，贺鹏飞把我推醒了说：“找你说话的人来了。”我揉揉眼睛赶快坐起来，只听门口一辆小汽车经过，跟着轻轻的脚步声就到了门口。一推门，我给吓坏了。

田炳信：谁来了？

蒯大富：周恩来。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时候周总理来了，我还没平反呢，而且是凌晨2点。我说：“总理，您怎么来了？”周总理问你是蒯大富？我说是，他说你坐。可我哪敢坐嘛。

田炳信：你就站在那？哆嗦？

蒯大富：真哆嗦，草民啊，没见过大人物。

周总理说“请坐，请坐”，我还是不敢坐。他的秘书孙岳说“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我只好半个屁股欠在沙发上。

田炳信：哎呀，现在下级见上级都那样，原来都是跟你学的。

蒯大富：反正就是那个感觉。坐下后，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这是总理第一次向我保证啊。

田炳信：你很紧张吧？

蒯大富：简直不知所以。后来我镇静一下说：“总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然后就开始讲。孙岳会速记，一字不落地全部记下来，刚讲了两三分钟，周总理也拿起个本子来记，他有时会打断我一下，说“这个再重复一下”。从凌晨二点到五点，我汇报了三个小时，太阳都出来了。周总理就说：“我下面还有个会，今天咱们先说到这，我知道你还没说完，今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说，我派车来接你。”

田炳信：你当晚又去了？

蒯大富：晚上7点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坐下一刻钟不到，周总理领着两个五十多岁的人来了，说：“这位是山东省省委书记，这位是你们省的省委书记，我带他们听你说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敢反对吗？然后我就继续告工作组的状，从七点讲到十点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说：“总理，我讲完了，我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都是真实的想法。”

周总理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谢谢你了。我今晚还有个会，没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点夜宵，马上送来，再见。”然后和我握了下手就走了。你们注意啊，这天是一九六六年的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五日，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就出来了，给刘少奇以致命的打击。

红卫兵能解决学校内的一些问题，能到社会上冲杀一阵，扇风点火，但是工厂企业机关等部门、系统的问题，要靠那里的人起来才能解决。小鱼在浅水区，在水表面，也就闹腾个水花；大鱼在深水里，轻易不动，时机到了，一翻腾就是大浪。工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农民等起来了，红卫兵的作用降低，主力军地位自然让位于别的组织与力量。“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这一段话正是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底讲的。更早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更提出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知识青年发展前进的唯一正确的途径。而六八年八九月份，“全国山河一片红”，红卫兵的使命主要限制在学校搞斗批改。而且学校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停课不能无限期，老三届要离去，一届又一届，一茬又一茬，还不是也离去了。某些红卫兵的失落来自于“包打天下”的幻想及中央文革的溺爱不明、恩宠有加。一九六八年“七二七”，韩爱品还讲：我们担心中央文革不要我们了。江青的回答是：如果你们不听话，我们也爱莫能助。

第四，红卫兵有自己的不足。在文革中，毛主席对红卫兵的重视爱护一直含有批评以至不满在里边，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三分不足---“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即是对包括红卫兵在内的一些打派仗的人的批评。

红卫兵退出舞台，必然性与偶然性都有。顺了，留在革委会，当接班人，但毕竟是极少数头头。而红卫兵的学生身分也不可能长期保留。学校内的斗批改也需靠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完成。任务完成了，不需要了，自然而然归于消失：分配工作，上学，上山下乡。如果红卫兵领导人能够更成熟一点，更深一点了解毛主席和中央的部署，红卫兵不至于突然消失。后来的结局似乎是不欢而散，也是红卫兵头头的错，陷入狭隘，判断失误，迟迟不愿结束自己的造反使命，迟迟不肯实行历史大转变：坐下来搞斗批改。

毕竟是研究文章啦，像电影小说那样肆意丑化红卫兵的，不多。不过也是指斥红卫兵对毛泽东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对领袖、对中央政策的盲目愚昧的服从，非人道的野蛮行为等等。红卫兵产生的大致过程，成份，分类，动机与方略，已经有了概述。无须争辩。但有的人将这些又归咎于“‘文革’前十年思想教育的失误”，就让人不可理解了。据说文革前十年思想教育“压抑青年的个性发展，排斥人道、人性以及古代和外来人类进步文明”，这种教育魔力之大，“己经以压倒一切的势头掌握了青年一代。”既然如此，那么文中所说的“当时青年思想中积极的因素，如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政治热情，英雄主义气慨，助人为乐等等”诸多优秀品质又从何得来？深揭猛批“四人帮”时，有人一再论证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是一条红线，照此说法，又“红”在何处？至于所谓青年的狂热、盲从、愚昧，也许正是青年的高度单纯热情及不顾利害的一往直前的执着。倒是如今，在抛弃了我党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武器之后，追星族、金钱拜物教的信徒，不分老少的在发疯变狂、昏天暗地、纸醉金迷、愚昧透顶。个性大释放，私欲大发泄。从他们的行为上，你能看出哪怕一点点不狂热、不愚昧、不盲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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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议文革（续四）：文革为什么延续十年之久

十年文革，文革十年，十年内乱，十年浩劫，已是不少人、尤其是对文革深恶痛绝的人们提到文革时的常用语了。但也有不少人说文革只进行了三年，到“九大”一召开，文革也就结束了。人民网强国论坛上的网友数学一再发表此类看法。很有道理。毕竟“天下大乱”，从无序到有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到“九大”就基本结束了。毕业、分配、上山下乡之后，红卫兵已实质上不复存在，大串联早已停止，各行各业的各种“战斗队”已经解散归队，回原单位，参加原单位有领导有组织的斗批改活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是没宣布结束的“结束”。此后就是何时宣布结束的问题了。中央决议也将十年文革划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到“九大”为止。

自然如此，文革搞到召开“九大”是不是文革的预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主席没有这样说。但毛主席总是有个预期，有个目标。“拿时间来讲，原来他希望半年，以后说一年总可以结束。”（邓力群：《介绍与答问》）“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王年一：《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毛泽东多次计划结束文化大革命。1967年7月在武汉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与两位阿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就说过：“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 。此后他又多次作过类似表示。比如，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

［文革到“九大”就告结束啦。许多人持这一观点。现在又有了新证据：
江青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给毛泽东写信，发了点牢骚，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个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在信中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自“九大”以后赋闲，或者说是“研究国内动态”！研究而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能有什么戏？！
而况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的讲话中已向红卫兵的历史功绩致敬过了。
而况直接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在“九大”以后已不复存在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轰轰烈烈的有亿万群众参加的运动，到“九大”之前，已经基本结束了。-------2008年3月15日。］

后来文革为什么没有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后宣布结束，竟至迁延十年之久？集子中没有专门文章研究，但议论到的还是不少。不少文章，还有民间议论，以前以为主要是失控，毛主席亦有心无力。笔者本人也曾在一些议及文革的帖子里举什么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的寓言故事试图解说这一点。这显然太简单化肤浅化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1、文革初期的无序确实存在，大字报，红卫兵，大串联，步行串联，没有一个是预期的，是上边指示安排的。要说无序，这也是无序。但是，毛主席发现后，给以了很及时的很热情的支持、很高的评价，引导得法。无序并没有失控。坐车串联给交通的压力弄得国务院也没了办法。但徒步串联出来了，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些从群众中来、得到上级认可、又回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既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与智慧、无限的创造性，又显示了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既密切了上下关系，又推而广之，很好地解决了实际问题。有人说，运动，运动，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考察一下运动中的实际状况就可以弄明白：什么叫群众运动，而“运动群众”的说法是多么空调乏味。

如果发生的无序正是运动所需要的，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所期待所掌握之中的，无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毛主席说：“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林彪讲了句话很精彩：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乱就乱吧。乱几天就乱几天吧。想打就打一阵子吧。要动枪就放几枪吧。也很久没听到枪声了。能这么想，这么说，这么放手，就一定不是无奈，不是无限放纵。如果不是胸有成竹，也一定是有一定的把握，更作了利害得失的权衡。

也确有失控的时候。

毛主席也认为1967年7、8、9三个月“天下大乱”，一时失控。

他对外国友人讲，“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极左分子干的”。

“要文斗，不要武斗”，写进“十六条”，发表了社论，可以说家喻户晓，可还是动了手脚，武斗还是发生了，而且规模很大，“全面内战”。中央为此又专门发通告严禁。

红卫兵冲杀到社会，也不大听招呼，也是易放难收。从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份，中央下达了停止串联、军训、整风、以班级为主大联合、复课……还不是一道又一道金牌？基本上一样也没有真正落实。文革大搏斗的高潮在六七年中又出现了。中央到六七年底又下命令，才多少见了效。我们那里高三（也许有高二）的学生就是奉命于一九六七年底离校的。

北京市五大领袖也是一度各行其是。到一九六八年，“七.二七”紧急召见才算刹住了北京一些大学武斗的车。

这种现象有，毕竟是短暂的、少量的。最终还是毛主席、中央的指示发挥了作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一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最起决定性的因素。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容忽视的一个特征。文化大革命功过是非，都与这一特征有关。

另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无序也好，失控也罢，这不也正是它的一个特点？或者扩大一下看一看古往今来的农起义造反、工人罢工、中国的革命与抗日战争、二战、抗美援朝、越南人民的反美……又有多少是一切都计划好了、始终被人牢牢控制而又完全有序、径情直遂的呢？万里长征当初也是盲目的无奈之举。“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毛主席在文革中说过这样的话。传说毛主席还引用过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一幅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第63页。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也许以后再发生的文化革命或其它政治的社会的革命能从中吸取教益。

2，文革发展不平衡，中心地带的北京的文革运动与各省会城市就有先有后，北京运动发动早，成立革命委员会并不早（六七年四月）。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上海是六七年一月，最迟的新疆、西藏是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各大城市与地县的区别更大。仅以运动的激烈程度评判，各地差别就大了。如清理阶级队伍，当年革命老区似平就平缓简单些，而解放较晚的地区就复杂多变如四川、西南。而武斗，边远落后地区反而更原始更激烈。有人谓之“民主革命不彻底”、“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太多太集中”等等，也有道理。不平衡就不能步调一致，统一收束也就困难。

3、有一些因素也在变：文革的一个直接目标是清理上层，调整中央领导机构，让刘少奇的路线及影响在党内不能发挥作用。八届十一中全会部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以后就是大批判（六七年上半年进行，），让大家都知道。后来又审查出所谓“叛徒、内奸、工贼”问题，明显复杂化了。“九大”延期了。而林彪事件更突然，不在预期，对全党全国人民、文革本身、对毛主席本人打击很大。有人因之埋怨毛主席，是过火的斗争激化了矛盾，所以才出了刘少奇、林彪。这不客观。

毛要搞刘少奇，搞到什么程度？连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下决心进行常委调整、刘少奇在党内的位置往后置，据周总理讲，还不是大会的既定议程。刘在八月、十月两次检查，毛主席还为他说情么。邓小平的检查，毛主席改了又改，字斟句酌，好像不是邓小平作检讨而是毛主席自己在写检讨。《毛泽东传》（1449页）记载：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对刘少奇的发言稿，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对邓小平的发言稿．他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到一九六七年二月，毛刘最后一次见面，刘的表态（辞职，下乡当农民，赶快停止运动，挽救老干部云云）已从前两次检查大大后退，当然不会让毛放心滿意。

林是私欲膨胀，患得患失，沉不住气、闹意气的。拟“九大”报告，主旨成了发展生产力［林与陈伯达合作的政治报告至今仍见不到全文，有人以为“五七一”工程纪要都公布了，政治报告也应该而且可以公布。不公布就是对毛主席不利。我以为：正相反。毛认为不过又是如何发展生产生活，不提阶级斗争那一套，没什么新鲜东西。毛主席去世三十年了，至今还不公布，林的报告也许只有“一个中心”了吧。生产生活，谁在台上也要搞，十年八年不搞，也不等于永远不搞。问题在于目标与手段。］，与毛主席的意图明显背离。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与召开四届人大的“国计民生”无关，与他的名正言顺地接班有关。罔顾大局，突然袭击。挨批后一蹶不振，请不动，庆“五.一”晚会一言不发，提前离会。这里面包含的所谓“刺激”，太明显了。但是，你一定要分清究竟是“谁刺激了谁”。在党内斗争中，毛主席一贯是后发制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狂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

4、毛主席的年龄因素。毛主席作为开创、缔造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总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一点新社会的新景象；而且把党和革命队伍搞好，铺就一条轨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但江山在不在、稳固不稳固是前提。这种心态可以说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有。毛主席更甚。操之过急就可能犯错误。

（陈晋：《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253）

五八年大跃进之后，毛主席对李富春等人说，现在我们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定指标的时候千万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计算时间。这句话很了不起，他是痛定思痛。

《毛泽东传》（1362）写道：

一九六四年经济形势好转了，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问题。每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总容易想把建设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这好像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时毛泽东比较冷静，针对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提出一个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说：丕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

但是，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有个急于有个交待的心态。（林立果搞的“五七一纪要”就攻击毛主席“急于安排后事”）毛主席也是一阵清醒一阵糊涂。在文革中又有了表现。在我们常人看来本该结束文革的时候，如“九大”开后、林彪事件之后、“十大”召开后、“四届”人大后，却徘徊迟疑，去意不决，似乎又节外生枝，搞什么“评儒反法”、“批林批孔”、“评《水浒》”，玄而又玄，几乎把人民也弄腻歪了惹烦了。这也不能排除毛主席的晚年心态：尽可能排除不利因素，尽最大努力在理论问题上弄个明白。

5、毛主席并不是不想收束，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收束。在67年初最明显（第708页），68年7月也有。经毛主席批示同意的通知、通告很多。但一边收束，另一面就出现反弹，文革与反文革，两种倾向，党内党外，彼消此长。收束进行不下去，又放开。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二月逆流”的发生前后。六七年初，文革轰轰烈烈，也出现了“打倒一切”倾向，毛主席有收束的意思。毛主席及中央给学生下了一道又一道命令，并且在中央会议上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老帅们 “借我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毛泽东语。第808页），闹了怀仁堂。

当然，事情远不止在会议上发泄抗争这么简单。他们当时都还是大权在握的，有言亦有行。造反派在夺权中遇到了以支左为名介入运动的军队，遭到镇压，群众组织被取缔，头头被抓，对立面---当权派、保守组织反击。有一段时间，警笛乱鸣，腥风血雨呀，抓了多少人？还开枪了么！文革又一次偏离了毛主席的轨道。中央文革下令反击所谓“二月逆流”。“这一‘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很快蔓延到全国，刚刚开始收敛的红卫兵运动反弹惊人，再度膨胀起来，同年7、8、9月达到高潮。”（第709页。印红标：《红卫兵运动述评》）

如此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文革也就无了时。打倒罢官，手中无权，于是说文革几句好话，得到谅解，亮相结合，又大权在握。有了权力，一下子又变脸，不再高喊维护文革，还说过头话。于是，此后还出现了所谓“黑风”、“回潮”、“复旧”“右倾翻案风”，都是反文革的反弹，今天统统称之为抵制、反抗。大家都明白，毛主席是勇于迎接挑战的，遭遇抵制与反对，也决不会善罢甘休。毛主席在垂暮之年，来日无多之时，以抱病之躯，又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所在。当然，邓小平“绵里藏针”，这一次一点也没示弱，不检讨，不接受毛主席亲自提议让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评价文革的要求，敢于说“不！”，邓一反文革中的“韬晦”常态，敢于如此，不惜触犯“逆鳞”，不是更让人深思？他有他的“预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发生发展历经十年之久、在毛主席去世后终于不无遗憾地结束了。原因复杂，而且因果互变。仅以“无政府主义”“完全失控”是解释不了文革为什么迁延十年之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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